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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其五
魏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译文
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
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志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
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
注释
结庐：构筑房屋。结，建造、构筑。庐，简陋的房屋。人境：人聚居的地方。
结庐：建造住宅，这里指居住的意思。
车马喧：指世俗交往的喧扰。
君：指作者自己。
何能尔：为什么能这样。尔：如此、这样。
悠然：自得的样子。
见：看见（读jiàn），动词。
南山：泛指山峰，一说指庐山。
日夕：傍晚。相与：相交，结伴。
真意：从大自然里领会到的人生真谛。
相与还：结伴而归。
赏析
这首诗的意境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后的感受。后六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为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蚀，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彩精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中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4]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询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四句叙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赏析二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前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所以“不可及”，原因固然众多。我们撇开文学修养、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随俗浮沉，不肯汩泥扬波的诗人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
《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生活哲理，即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情、景、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几句，“清悠淡永，有自然之味”，更具艺术魅力。
陶渊明《饮酒》其五赏析 《饮酒》诗一组二十首，是归隐之初写的，大抵表述醉中的乐趣和对人生的感想。这首诗写心远世俗、欣赏自然的兴致和领悟。 艺术特色： 平淡而醇厚。 情景理的融合。 译文： 生活在人间，却没有车马的嚣喧。你问我何能如此，心灵清远，地自静偏。采摘菊花在东篱之下，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人眼帘。山气氤氲，夕阳西落，傍晚的景色真好，更兼有飞鸟，结着伴儿归还。这其中有多少滋味要表达，欲要说明，却又忘记了语言。 赏析： 陶渊明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只是到了他这一代，这个家族已经衰落了。他也断断续续做了一阵官，无奈靠山不硬，脾气却分外高傲，玩不来官场中钻营取巧的一套，终于回家乡当隐士去了。《饮酒》诗一组二十首，就是归隐之初写的，大抵表述醉中的乐趣和对人生的感想。本篇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 人活在世上，总要找到生命的价值，否则人就会处在焦虑和不安之中。而社会总是有一套公认的价值标准，多数人便以此为安身立命的依据。拿陶渊明的时代来说，权力、地位、名誉，就是主要的价值尺度。但陶渊明通过自己的经历，已经深深地懂得：要得到这一切，必须费尽心机去钻营、去争夺，装腔作势，吹牛拍马，察言观色，翻云覆雨，都是少不了的。在这里没有什么尊严可说。他既然心甘情愿从官场中退出来，就必须对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加以否定，并给自己的生命存在找到新的解释。 这诗前四句就是表现一种避世的态度，也就是对权位、名利的否定。开头说，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所谓“车马喧”是指有地位的人家门庭若市的情景。陶渊明说来也是贵族后代，但他跟那些沉浮于俗世中的人们却没有什么来往，门前冷寂得很。这便有些奇怪，所以下句自问：你怎么能做到这样？而后就归结到这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精神上已经对这争名夺利的世界采取疏远、超脱、漠然的态度，所住的地方自然会变得僻静。“心远”是对社会生活轨道的脱离，必然导致与奔逐于这一轨道上的人群的脱离。 那么，排斥了社会的价值尺度，人从什么地方建立生存的基点呢？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叫作“自然哲学”，它一方面强调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是面对着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的。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人们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在虚幻的、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名利中竞争、追逐不已，生命才充满了一得一失喜忧无常的焦虑与矛盾。因而，完美的生命，只能在归复自然中求得。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在诗里，就变成论文了；真正的诗，是要通过形象来表现的。所以接着四句，作者还是写人物活动和自然景观，而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中写到，自己在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无意中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庐山）相会。“悠然见南山”，这“悠然”既是人的清淡而闲适的状态，也是山的静穆而自在的情味，似乎在那一瞬间，有一种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同时发出，融合成一支轻盈的乐曲。所见的南山，飘绕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岚气，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出不可名状的美，而成群的鸟儿，正结伴向山中飞回。这就是自然的平静与完美，它不会像世俗中的人那样焦虑不安，那样拼命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诗人好象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了，生命在那一刻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最后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想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实际的意思，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本上是生命的感受，逻辑的语言不足以表现它的微妙与整体性。 陶渊明的诗，大多在字面上写得很浅，好象很容易懂；内蕴却很深，需要反复体会。对于少年人来说，有许多东西恐怕要等生活经历丰富了以后才能真正懂得。 开头四句，以具体的生活体验，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揭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很有理趣的生活现象——“心远地自偏”。“采菊”四句，即由“心远地自偏”生出，言东篱采菊，在无意中偶然得见南山，于是目注心摇，又为南山傍晚时出现的绚丽景色所吸引。结庐人境，而采菊东篱；身在东篱，而又神驰南山，全篇主旨总在显示“心远”二字。最后两句所说的“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所谓“真意”，其实就是这种“心运”所带来的任真自得的生活意趣；所谓“忘言”，就是在陶渊明看来，世间总有那么一些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的人是无法体验到这种生活理趣的！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与文学研究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关于文士与唐前文士的生活方式一、基本概念的内涵 1“文士”的内涵 2“生活方式”的内涵 二、中国古代文士生活方式及成因初探（政治、文化氛围、文化思维、个人经历） 1正统“文士”的生活方式及成因 2非正统“文士”的生活方式及成因第二节 东晋文士生活方式的研究概况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一、 研究意义 二、 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总括形成原因【1政治原因 2、社会风气 3、文化影响 4、个人喜好 5、团体活动】 第一节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一、东晋文士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整体概况 二、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特点1、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动机目的淡泊明志，寄情自然2、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形式方式 3、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归宿 辞官归隐，另辟世外桃源 第二节 寄情自然的山水游处一、东晋文士山水游处的整体概况二、山水游处的特点1、 山水游处的动机目的独特的服饰与形象（游山玩水时，服饰及其形象已成为一种文化）2、 山水游处形式方式山水成为文士情感寄托之所3、 山水游处的归宿情寄自然而超脱物外的精神气韵 第三节 超脱现实的谈玄论佛一、东晋文士谈玄论佛的整体情况二、谈玄论佛的特点1、谈玄论佛的动机目的 2、谈玄论佛的形式方式 3、谈玄论佛的归宿 清谈阔论对名教和自然富有创见．2 东晋文士论佛的特点儒释道的融合 深化、细化佛教之意蕴 第四节 现实生活中食药饮酒的寄托一、东晋文士食药饮酒的整体概况 二、食药饮酒的特点1、谈玄论佛的动机目的东晋之前，不能说没有文士辞官归隐、淡泊明志，但很少有像东晋文士这般形成潮流。夏、商、周时代，在史册明文记载中，对名誉对官位脱门而逃，能够称得上“文士”的，商末的伯夷和叔齐兄弟是代表之一：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史记·伯夷列传》后人对伯夷和叔齐的看法几乎都持肯定的姿态，但不乏持相异看法的。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于1902年曾写过《杂感》组诗，其中有诗句言：“夷齐两饿鬼，明理认不真。只愿干戈起，不思涂炭臻。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对伯夷和叔齐阻止周武王伐商纣，只知坚守无谓的道义，置处于水火之中的百姓于不顾的行径进行了批判。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伯夷、叔齐的做法确实与历史前进方向是相背的，做法并不可取。这与东晋文士淡泊名利、追逐自由的初衷是不同的。况且，当初归隐并不为人们所重视，难以形成规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士争相奔走于各诸侯国，宣传政治思想，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几乎不存在归隐潮流的可能。秦王朝统一全国，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的高雅文化政策，文士避祸而归隐者有之，但与东晋文士追求自由而归隐仍然有别。西汉盛世， 2、 谈玄论佛的形式方式 3、 谈玄论佛的归宿 饮酒的诗化气息（“酒”成为文士的忠实伴侣，成为一种文化）食药的养生功能与“道士”气韵（食药包涵的道家思想） 第五节 闲适生活中的艺文往返一、东晋文士艺文往返的整体概况 二、艺文往返的特点1、艺文往返的动机目的 2、艺文往返的形式方式 3、艺文往返的归宿 别具一格的审美方式独特的集会与游戏形式艺术大融合的舞台第三章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之影响第一节 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生活方式影响文学的面貌1、生活方式作用于文学表现的客体文学表现的客体是人类社会活动，具体而言，是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各种关系与各类活动的总和。作为文学表现客体的人类社会活动，必然包含大自然、社会与人类本身，内涵相当广泛，诸如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战争乃至大自然的安静美好，人类喜怒哀乐的情绪等，几乎都可以纳入文学表现的客体范畴之中。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会对自然、社会和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曾于中秋夜对月饮酒，寄托怀人之情，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是因为诗人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将观月、饮酒与念人之情、人生哲理巧妙的勾连在一起，改变了原来各自独立的明月、情感与饮酒，使得这些文学客体仿佛都随着诗人的心流走，具有了与诗人一般的情感。苏东坡满含诗意的生活方式，客观上并没有改变文学表现的客体的外貌形态，但诗人在不自觉中赋予了这些客体以情感。当诗人以不同的生活方式，把自身的所思所想寄托在文学表现客体之上，那此时的客体就不只是客观世界中的一员，而是带上了诗人感情色彩的文学客体了。这就是作者的生活方式会作用于文学表现客体的表现，它突出了作者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创造作用。2、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的主体生活方式除了会作用于文学创造的客体，对文学创造的主体亦有影响。文学创造的主体即作者本身，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两者不能割裂理解。相对于文学创造的客体，主体更具有主观性与能动性，他们是处于艺术生产过程之中特殊的艺术创造者。谈文学如果不谈文学创造的主体，就不能“知人论世”，容易陷入形而上的不着重点的局面。（1）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主体情感的表现 有人说，文学是一门人学，是一门只属于创作者自己的人学。不同的行为方式，会导致不同情感的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对文学创造主体的情感产生不同的影响。文学创造的主体不是简单的生活着的每一个人，他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既能较好的感受审美，品味审美，还能对审美做出一番独到的评价。归根结底，文学活动是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活动，相比普通大众，文学创造的主体对于情感的感受力度和把握力度相对较强，至少在某一领域须更强。比如，唐代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之一——高适——是唐代仅有的几个做了高官的文人代表，常年艰苦的边塞征战生活磨砺了诗人的气质，时不时透出不畏艰难、满腔豪情的情感，表现在诗中就是一股迎面而来的豪迈气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之一——孟浩然——则非如此。孟浩然几乎不曾于官场中叱咤风云过，平平淡淡地在山水田园中度过了一生。孟浩然的山水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与高适出任朝廷高官、驰骋沙场的生活方式不同，导致两人情感不同，不同情感指导下的文学创造也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很难将高适的诗歌与孟浩然的诗歌相提并论。文学主体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收获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情感，体现在文学中，其差异也就显而易见了。（2）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主体表达的方式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会导致不同情感的形成与表现，情感不同，表现形式不一而足。陆机《文赋》曰：“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指的就是文章的样式多种多样（往大了说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往小了说，每一种体裁还可以细分），文学创作主体要根据实际情感表达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正如前文所说高适与孟浩然，一个是征战边塞的将军，一个是山水田园的“垂钓人”，经历与心境几乎没有重合之处，他们采取的表达方式（一个边塞诗、一个山水田园诗）差异颇大。这是因为作为文学创造主体的高适也好，孟浩然也罢，他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两种人生阅历，倘若采用同样的文学表达方式，或许就难以达到“诗言志”的目的了。这是为什么历代文学史上，人们很喜欢将有相同经历的艺术家的创作归纳为一种经典的表达范式，比如，当代文学中“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即是如此。当然，我们说生活方式会影响文学创造主体的表达方式，并不意味着生活方式决定表达方式，因表达方式的采用也是因时因人制宜的。3、生活方式促成文学艺术的大融合文学创作主体的不同生活方式，还能促成文学艺术的大融合：将各种文学艺术、文学思想聚集一起，交相辉映，碰撞出新的火花。比如，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学派思想纷呈。思想家、文学家们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游走各个诸侯国，游说的生活方式扩大了本派文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了其他学派思想的主要观点，从而反思、完善并提升本派思想。又如，我国古代文人十分热衷的交游、集会生活方式，琴棋书画各类艺术家、艺术形式汇聚一堂，很能促进文学的发展。三国之际的“西园之会”是有史料记载的我国最早的文人集会，就很好地促成了建安文学的发展。第二节 东晋文士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影响一、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东晋主要代表文士有孙绰和许询、陶渊明、王羲之、王献之、谢安、顾恺之、袁弘、卢谌、温峤、庾阐、曹毗、袁弘、孙盛、习凿齿、苏蕙和王珣等。其中，文学以陶渊明为杰出代表，书法、绘画分别以王羲之父子、顾恺之为典范。自古以来，文学和书法、绘画难以分割，擅长书法、绘画的文士经常也会进行文学创作。要想准确了解东晋文士生活方式对文学产生的具体影响，既要紧紧依靠擅长文学的文士及其创作，也无法脱离书法和绘画领域的文士。这样，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公允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选取各类生活方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士及其创作，以阐释东晋文士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1、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谈起辞官归隐，必然绕不过东晋最为杰出的文学家、田园诗歌的代表——陶渊明，正如前文所说，辞官归隐作为当时一种常见的文士生活方式，并非陶渊明所独有，很多有名的人物，比如王羲之、孙绰、许询等都曾有过归隐的生活。这里不妨以陶渊明为例谈一谈。（1）陶渊明其人陶渊明，亦称陶潜（晚年更名为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省九江（东晋时称浔阳柴桑）人。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有异议。有学者根据《宋书·隐逸传》（南朝·沈约著作），认为陶渊明生于公元三百六十五年；也有学者从陶渊明诗歌中寻求论据，得出陶翁生于公元三百五十二年。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有名的战将陶侃，文武双全而人格高尚；陶渊明小时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当时的名仕，尤爱喝酒，藏书颇丰，对陶渊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陶渊明作为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隐士，也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典范。陶渊明一生的大致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生涯；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入世为官生涯；四十一岁之后，躬耕田园生涯。《五柳先生传》较好地概括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境况与人生追求，成为诗人自己的人生写照之一。在国人眼中，提起陶渊明，总绕不过“菊花”、“酒”、“孤云”一类词，这些词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吟成了自身的写照，谱写出一曲隐士永恒的诗；“性嗜酒”、“少饮辄醉”、“曾不恋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永恒的朋友，也是陶渊明鲜明性格的描绘；“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独身一人、遨游高空的孤云，既是诗人一生孤独无助、无人解怀的悲歌吟唱，也是陶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精神的高贵书写。我们基本很难从陶渊明的一生找出辉煌腾达的时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促使诗人几度辞官，终归田园。陶渊明去世之后，曾数次拜访过他的颜延之为他做了《陶征士诔》，其中，“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当为陶翁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2）陶渊明归隐之作有宋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盛赞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虽说李白、杜甫比不上陶渊明这一论点有待商榷，但总体上较为公允地评价了陶诗的大致风貌。前代不乏有人喜爱陶翁、倡导陶诗，但影响皆不及苏东坡。自苏轼公开倡导陶诗，使陶诗渐渐进入世人的眼球，经历时间的洗练之后，终于获得应有的文史地位。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隐士与中国首位成就很大的田园诗人，他的文士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对他田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须探讨的一大命题。纵观陶渊明一生所作，既有四言、五言诗，也有辞赋、记传赞述和祭文，其中四言诗和五言诗篇目较多，辞赋和记传赞述类的文章也不乏名篇。较为有名的诗歌有《归园田居》（5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饮酒二十首》，《责子》，《拟古九首》和《杂诗十二首》等；辞赋有《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并序》和《归去来兮辞并序》；记传赞述类文章有《桃花源记并诗》和《五柳先生传》等。陶渊明的这些作品，与陶渊明一生的写照紧密相连，比如《五柳先生传》就很好的将自身“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性嗜酒”，“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宁静致远的品格很好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通过读这一篇辞赋，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个贫困但风骨依然的东晋文士之精、气、神在闪闪发光。我们既能感受到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折腰”的铮铮傲骨，与享受归隐生活的恬淡自然，同时也无法避免地认识到归隐生活的艰辛。正是因为归隐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惬意，少不了为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奔波，因此，诗人热衷于归隐的淡泊名利的心境才越发令人敬仰。 2、淡泊明志、辞官归隐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东晋文士所采取的的这种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对当时乃至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是长久存在的，后代文人每每在困境之中，就会不自觉地想起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辞官之隐士，效仿之，并以此标榜自我。东晋文士的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文士独到的精、气、神影响着文学的风骨东晋文士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世无争，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人”本身，而非外在名与誉的追求，其深层次展现出来的是文士独到的精神、气质与神韵，这必然会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就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血气，精神血气的阳刚或是柔弱都会在文章之中表现出来，并且这种精神血气并不会由于后天的改变而改变（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就是说，东晋文士采取辞官归隐的做法，很多不是一时之冲动做出来的秀，而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心想静心远世的追求；这种淡泊明志本身的真实性，导致他们在文中的情感也是几乎真实的（不乏少数文学作品虚构的可能）。因此，东晋文士辞官归隐对文学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文士本身的精神血气给文学创作的风骨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淡薄无争的气质与神韵。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节选）：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垣。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诗人将回归田园、远离官场的喜悦，用朗朗上口的诗文表现出来，堪称是我国文学史上表达辞官归隐思想的典范之作。诗人在第一段表明辞官归隐，回到阔别已久的田园才是心的向往，旅途似乎因此显得格外的顺人心意，小船顺流而下，诗人衣袂飘扬。在晨光到来的那一刻，诗人满怀愉悦地向路人询问前路为何方，恨不能眨眼间就回到家中。第二、三段写归家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人生感悟。整篇辞赋以和谐的韵律谱写了一篇一气呵成的归隐之歌，不难品味出陶渊明藏在这些唯美的语句之下的独特的精、气、神：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的抉择，一种中华文化孕育下的文人风骨的生动体现。这样的精神血气并非仅此一篇而已，在很多著作中都或隐或现的存在着，陶渊明的《饮酒》组诗二十首便是明证之一。（2）为文学创作添加了一种冲淡自然的文风文风即文学的风格，是指从诸多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学风貌。东晋文士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还对文学风格产生影响。这一点与文士归隐所体现之精、气、神影响文学风骨，是一脉相承的。东晋时期，归隐不是二三人特立独行的行为，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表现在文学内部，即影响其风骨；表现在文学外部，即形成一种恬淡的文风。刘师培《中国中国文学史讲义》提到： 晋人文学，其特长处，非为析理已也。大抵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隐秀，然开其端者，实为晋文。又出语必隽，恒在自然，此晋文所特擅。东晋之诗，其清俊之篇……自陶渊明起，乃合嵇、阮之长。 明确指出了东晋文风中存在的自然清俊的特点。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为例：归园田居（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歌以亲近自然的姿态，将诗人劳作的画面与途中所见所感展现出来，使人读之仿佛亲临南山之下，与诗人一起劳作，一起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耕种生活。整首诗歌自然平淡，看似无奇，读来却令人于平淡之中见真理。二、山水游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山水游处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东晋时期，山水游处是文士热衷活动之一，放纵于山水从山水中获得心灵的洗涤，是文士游山玩水的主要目的。谈到山水游处，必然绕不过历史上有名的兰亭集会的主要人物——王羲之。（1） 王羲之其人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出生在东晋时期赫赫有名的琅琊王氏这江左第一大族的家庭里。年幼时沉默木讷，未引起大人的注意，到了青少年时期，才开始展露锋芒，成为王氏家族的佼佼者。王羲之在年仅十三岁时就得到周顗的慧眼赏识，使王羲之受人关注。后王羲之深受其两位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年轻时，担任王敦主薄的阮裕深负盛名，而王敦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王导几次三番要授予王羲之官职，为他的仕途热心安排。《世说新语》中赏誉七十二、八十、一百，品藻三十、四十七、八十五，容止三十等篇都是时人对其赞誉的记载，他的书法在其年轻时已备受赞誉。王羲之出众的才华及其备受当时名士赏识器重，已为他的仕途的辉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羲之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郎。这只是一个六品的闲官，是晋宋时期门阀士族青年初选之职，也可以选著作郎一职。一般只须任职十来天便可升迁到其他岗位。秘书郎主要任务是负责整理、校对宫中的图书，兼管宫中禁书，工作十分轻松简单。王羲之当完十多天的秘书郎后，便升迁为会稽王友。而这也是个六品的清闲官职，主要是与年幼的会稽王作伴为友并陪同学习，并在王府里接待宾客，安排游宴等事宜。之后王羲之转任临川太守（位于今江西省临川县西），因此被称为“王临川”。这可谓是王羲之一生官场上担任的第一个较为正式的职位。临川在当时属于偏远之地，远离北方战乱，可谓是一处世外桃源之地。王羲之担任的便是这样的一地方小官。不久，王羲之又由临川太守改任吴兴太守（位于今浙江湖州市），亦是地方小官，可谓同级调动罢了。到了而立之年时，王羲之应征西将军庾亮的邀请，任征西参军，累迁长史，在武昌。当时同在征西幕下的还有王羲之的从弟王胡之、王兴之，好友范汪、孙盛、孙绰、庾翼、孟嘉、殷浩等人。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羲之在这段日子里曾与殷浩、王胡之以及庾亮等人登上南楼理咏，众人相聚在一起工作、生活，日子可谓过得其乐融融，相处愉快。此时，王导升任丞相，有意安排王羲之进京为官，然而王羲之拒绝。《晋书·王羲之传》亦有记载，王羲之在回复殷浩的书信中说道:“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后王羲之辞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他与东土士人一道游山玩水，服食采药，“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四处游历，欣然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游玩归来，还可以修植桑果，游观品尝。教育子孙，尽享天伦之乐。时而还与好友亲朋共欢宴畅饮。在写给谢万的书信中，向好友谢万叙说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形，字里行间充满着无限的轻松、惬意之情。还在书信中感叹道:“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3]王羲之虔诚信奉五斗米道，所以更增强了辞世遁隐的急切之心。（2）王羲之山水游处之作。 2、山水游处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1）促成山水审美意识的崛兴 （2）为我国文学添加了山水题材 三、谈玄论佛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谈玄论佛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郭璞、孙绰、许询、卢谌、庾亮、孙盛2、谈玄论佛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 四、饮酒食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饮酒食药寄托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何晏、陶渊明《饮酒》组诗、王羲之、2、饮酒食药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 五、艺文往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艺文往返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王羲之《兰亭集序》、2艺文往返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有宋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盛赞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虽说李白、杜甫比不上陶渊明这一论点有待商榷，但总体上较为公允地评价了陶诗的大致风貌。前代不乏有人喜爱陶翁、倡导陶诗，但影响皆不及苏东坡。自苏轼公开倡导陶诗，使陶诗渐渐进入世人的眼球，经历时间的洗练之后，终于获得应有的文史地位。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隐士与中国首位成就很大的田园诗人，他的文士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对他田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须探讨的一大命题。陶渊明其人陶渊明，亦称陶潜（晚年更名为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省九江（东晋时称浔阳柴桑）人。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有异议。有学者根据《宋书·隐逸传》（南朝·沈约著作），认为陶渊明生于公元三百六十五年；也有学者从陶渊明诗歌中寻求论据，得出陶翁生于公元三百五十二年。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有名的战将陶侃，文武双全而人格高尚；陶渊明小时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当时的名仕，尤爱喝酒，藏书颇丰，对陶渊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陶渊明作为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隐士，也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典范。陶渊明一生的大致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生涯；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入世为官生涯；四十一岁之后，躬耕田园生涯。《五柳先生传》较好地概括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境况与人生追求，成为诗人自己的人生写照之一。在国人眼中，提起陶渊明，总绕不过“菊花”、“酒”、“孤云”一类词，这些词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吟成了自身的写照，谱写出一曲隐士永恒的诗；“性嗜酒”、“少饮辄醉”、“曾不恋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永恒的朋友，也是陶渊明鲜明性格的描绘；“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独身一人、遨游高空的孤云，既是诗人一生孤独无助、无人解怀的悲歌吟唱，也是陶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精神的高贵书写。我们基本很难从陶渊明的一生找出辉煌腾达的时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促使诗人几度辞官，终归田园。陶渊明去世之后，曾数次拜访过他的颜延之为他做了《陶征士诔》，其中，“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当为陶翁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文士，他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饮酒寄托；其二，辞官归隐，淡泊明志；其三，田园生活中的艺文往返。结语（约500字）致谢
论陶渊明思想实质颜延之《陶徵士诔序》曰：“夫璿玉致美，不为池隍之宝；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岂其深而好远哉？盖云殊性而已。故无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随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緜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涂殊轨者多矣。岂所以昭末景，泛余波！”以隐者目陶，故但称其高，曰：“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徵士。”并将之与黔娄、展禽并论。“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旌此靖节，加彼康惠。”按《宋书·颜延之传》：“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徵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涂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时延之已拜，欲黜为远郡，太祖与义康诏曰：‘降延之为小邦不政，有谓其在都邑，岂动物情，罪过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选代，令思愆里闾。犹复不悛，当驱往东土。乃志难恕，自可随事录治。殷、刘意咸无异也。’乃以光禄勋车仲远代之。延之与仲远世素不协，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疑此《诔》即作於“屏居里巷，不豫人间”之时，故言辞之间，感喟殊深。又按《宋书·隐逸·王弘传》：屡徵不就，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牋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闻，虚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颜延之欲为作诔，书与弘之子昙生曰：‘君家高世之节，有识归重，豫染豪翰，所应载述。况仆托慕末风，窃以敍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诔竟不就。”其诔陶亦以敍德为事，於其文，但称“学非称师，文取指达”而已。然此对昭明当有启发。故萧统已论及其人品与诗品之内在联系，《陶渊明集序》曰：“其文章不羣，词采精拨，跌荡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淤隆，孰能如此乎？”又曰：“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弛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旁逰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风教也。”（《梁昭明太子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孙绰《聘士徐君墓颂》曰：“惟君风轨英邃，德音徽远，播餐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岂无青云之怀哉？”（《艺文类聚》卷第三十六《隐逸上》引）《后汉书·王畅传》：“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同郡刘表时年十七，从畅受学。进谏曰：‘夫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闲。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贵於世乎？’畅曰：‘昔公仪休在鲁，拔园葵，去织妇；孙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约失之鲜矣。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虽以不德，敢慕遗烈。’”渊明尝言“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此“先师”，当专指孔子；“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此“遗烈”则谓“伯夷”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昔武王伐纣，迁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死於首阳，不食其禄，周犹称盛德焉。然孔子贤此二人，以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咏贫士》二：“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见有愠言。何以慰此怀，赖古多此贤。”渊明思想，前人多谓内儒而外道，实则不然，盖其外在之表现，亦与当时之崇尚老、庄者不同，其所实践者，实为周、孔之道，而非老、庄之道也。《饮酒》第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秘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待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复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后四句乃《饮酒》诗之总结，全诗主旨在“汲汲鲁中叟，秘缝使其淳”，对孔子可谓赞美有加矣。都穆《南濠诗话》：“东坡尝拈出渊明谈理之诗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予谓渊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语亦不止是。如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如云：‘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如云：‘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如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如云：‘及时当勉厉，岁月不待人。’如云：‘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分阴，念此使人惧。’观是数诗，则渊明盖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钱钟书《谈艺录》：“按陶公诗又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又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又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盖矫然自异於当时风会。《世说·政事》注引《晋阳秋》记陶侃斥老庄浮华，渊明殆承其家教耶。”按《晋书·陶侃传》：“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於斋外，暮运於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侃性聪敏，勤於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於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於时，死无闻於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颜氏家训·杂艺》：“《家语》曰：‘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故也。’《论语》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然则圣人不用博弈为教；但以学者不可常精，有时疲倦，则傥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吴太子以为无益，命韦昭论之；王肃、葛洪、陶侃之徒，不许目观手执，此并勤笃之志也。能尔为佳。”）又上逊位表曰：“常欲除诸浮长之事，遣诸虚假之用。”《晋书》史臣曰：“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按陶侃出自江左溪族，故《世说新语·容止》温峤对庾亮有“溪狗”之称，据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其种姓出於世奉天师道之溪族”，《太平御览》卷二四五引《陶氏家传》曰：“侃迁太子中庶子，君少而好学，善谈玄理，尤明《诗》《易》，以孝行闻于时，储选殊难其人，特召君焉。”“善谈玄理”者，乃其少年所为，欲以此干进耳。士之生於末世，欲求功名以显於时，不得不委屈以周旋，可胜言哉！观其晚节，已翻然改图，本传虽未言其崇尚儒学，然其於老庄释氏均疾之矣。渊明承陶侃遗风，故不入莲社，安能乐老庄之浮华哉！又《晋书·隐逸传》：“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读易，善卜筮。於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苏轼《书陶淡传》：“陶士行诸子皆凶暴，不独夏也，而诸孙中乃有淡，曾孙中乃有潜。潜集中乃有仲德、敬通之流，皆隐约有行义，又皆贫困，何也？淡高逸如此，近类得道，与潜近亲，而潜无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苏轼文集》卷六十六）按《晋书》渊明与陶淡并传，其无一言及之者，盖其所守之道不同耳。朱熹曰：“渊明所说者老庄，然辞却简古。”（《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谓渊明虽言老庄而实不倾向於老庄也。今人谓渊明受庄子思想影响者，其主要依据在陶集中用《庄子》较《论语》为多，然《庄子》文本十几倍於《论语》，若照此说，用《庄子》应十几倍於《论语》才是，然据笔者粗略统计，仅多数处。且渊明所引，益其辞气而已。渊明好酒，於竹林七贤竟无一言，观其集，《孟府君传》外，不谈两汉以下人物，视越名教而任自然者，盖蔑如也，其高风甯阮籍、刘伶辈所能及哉！谓其受玄风所扇，未能砥立於中流，可乎！其直接言及庄子仅一处。《拟古》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四：“首阳、易水亦寓愤世之意，《说苑》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知世莫可为鼓也。惠子卒，而庄子深暝不言，见世莫可语也。伯牙之琴，庄子之言，惟钟、惠能听，今有能听之人而无可听之言，此渊明所以跋远游也。”吴瞻泰《陶诗汇注》卷四：“此篇无伦无次，章法奇奥。始而张掖、幽州，悲壮游也；忽而首阳、易水，伤志士之无人。忽而伯牙、庄周，叹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难得也。公平生志节，亦尽流露矣。”钱钟书《谈艺录》：“以山水通於理道，自亦孔门心法，……陶公不入此社，固也，与嵇、阮亦非同流。陶尊孔子，而《拟古》肯称庄周为‘此士难再得’；阮学老庄，而《达庄论》乃大言庄周不足道。……余复拈出其儒学如左，以见观人非一端云。”按此诗乃慨叹知音不遇，盖伯牙逢子期以赏其琴，庄周得惠施以作其质，今渊明饥食首阳之薇，渴饮易水之流，却不见伯夷、荆轲，其有慕於伯夷之遗烈、荆轲之慷慨，固不待言矣。钱氏言虽杂乱，然其“陶尊孔子”一语，亦非无见也。陆九渊《语录》：“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於吾道。”（《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魏鹤山《费元甫陶靖节诗序》曰：“称美陶公者曰：荣利不足以易其守也，声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词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则未之深识也。风雅以降，诗人之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物观物，而不牵於物，吟咏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谢康乐之忠，而勇退过之；有阮嗣宗之逹，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岂小小进退所能闚其际邪？先儒所谓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者，陶公有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二，四部丛刊本）谓其有合於先儒，亦陆象山“有志於吾道”之意。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於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源於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从经术中来，故形之於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秘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翫其词，时亦悲凉慷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遯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真文忠文集》卷三十六）罗愿《陶令祠堂记》：“自东汉之末，矫枉既过，正始以来，始尚通旷，本欲稍反情实，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胜其伪，叫号裎袒，便足欺世，倾身障簏，犹为名士。若渊明生百代之后，独颓然任实。虽清风高节，邈然难嗣；篇什所寄，率书生之素业，或老农之常务。仕不曰行志，聊资三径而已；去不曰为高，情在骏奔而已。饥则乞食，醉便遣客。不籍琴以为雅，故无弦亦可；不因酒以为达，故把菊自足。真风所播，直扫魏晋浇习。尝有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秘缝使其淳。’呜乎，自顷诸人祖庄生余论，皆言淳离朴散，翳周、孔礼训使然，孰知鲁叟将以淳之也。盖渊明之志及此，则其处亦审矣。”（《罗鄂州小集》卷三）章祖程《白石樵唱序》：“诗自《三百篇》、《楚辞》以降，作者不知几人，求其关国家之盛衰，系风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义之旨者，殆寥乎其鲜闻也。惟陶渊明以义熙为心，杜子美以天宝为感，为得诗人忠爱遗意。”（《霁山文集》原序，四部丛刊本）郭祥正《读陶渊明传》之二：“陶潜真达道，何以避俗翁。萧然守环堵，褐穿瓢屡空。梁肉不妄受，菊花欣所从。一琴既无弦，妙音默相通。造饮醉则返，赋诗乐何穷。密网悬众鸟，孤云送冥鸿。寂寥千载事，抚卷思冲融。使遇宣尼圣，故应颜子同。”（《青山续集》卷二）刘克庄《戊子答真侍御论选诗》：“陶公是天地冲和之气所钟，非学力可摹拟，四言最难，韦孟诸人，皆勉强拘急，独《停云》《荣木》诸作，优游自有风雅之趣。在五言尤髙妙。其读书考古，皆与圣矣不相誖，而安贫乐道，遁世无闷，使在圣门，岂不与曽点同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二十八）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若夫理学标宗，圣贤自任，重华、孔子，耿耿不忘，六籍无亲，悠悠生叹，汉魏诸诗，谁及此解？斯则靖节之品位，竟当俎豆孔庑之间，弥朽而弥高者也。”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任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有物我同得语。倘幸列孔门，何必不在季次、原宪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十：“愚尝谓陶公之诗，三达德具备：冲澹虚明，智也；温良和厚，仁也；坚贞刚介，勇也。盖夷、惠之间，曾皙、原宪之流。”沈德潜《古诗源》卷八：“晋人旷达者徵引老、庄，繁缛者徵引班、杨，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康乐亦善用经语，而逊其无痕。”刘熙载《诗概》：“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於《骚》，阮步兵出於《庄》，陶渊明则大要出於《论语》。”又曰：“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陈延杰《诗品注》：“按钟嵘谓陶诗出於应璩，沈、刘二氏谓陶诗源於《论语》，其实一也。盖应璩亦学《论语》者，如《百一诗》：‘下流不可处’，‘是谓仁者居’二句，可证也。”按渊明诗用《论语》者所在多有，兹引几例如下：《时运序》：“春服既成。”见《先进》：“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荣木》：“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用《子罕》：“四十、五十无闻，斯亦不足畏矣。”《赠长沙公》：“进篑虽微，终焉为山。”《悲从弟仲德》：“为山不及成。”用《子罕》：“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土，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劝农》：“孔耽道德，樊须是鄙。”用《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圃。”《命子》：“寄迹风云，冥兹愠喜。”用《孔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形答影》：“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用《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在己何怨天。”用《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用《述而》：“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屡空常晏如。”《饮酒》十一：“屡空不获年。”用《先进》：“回也岂庶乎？屡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丙辰岁八月中於下潠田舍获》：“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扇上画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用《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又“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用《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劝农》：“沮、溺藕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扇上画赞》：“辽辽沮、溺，藕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羣。”用《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羣，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责子》：“阿宣行志学。”用《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箪瓢谢屡设。”用《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又“谬得固穷节。”《饮酒》二：“不赖固穷节。”《饮酒》十六：“竟抱固穷节。”《有会而作》：“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咏贫士》二：“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用《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用《季氏》：“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又“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用《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饮酒》十一：“颜生称为仁。”用《雍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饮酒》二十：“凤鸟虽不至。”用《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感士不遇赋》：“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用《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为椁。”用《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用《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与子俨等疏》：“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用《颜渊》：“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祭文》：“宠非己荣，涅而不缁。”用《阳货》：“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此外，用经传诸子中之孔子事语者，亦多，如：《形答影》：“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居常待其尽。”用《说苑·杂言》：“孔子见荣启期，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夫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乎？”《咏贫士》三：“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利口巧刺，孔子常黜其辨。”《挽歌诗》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用《家语》：“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必有终矣。”（《文选》李善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用《易·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归去来兮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用《庄子·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是之，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是非五十九非也。”《桃花源记》诗：“借问逰方士。”用《庄子·大宗师》：“孔子曰：彼，逰方之外者；而丘，逰方之内者也。”……用孔门弟子事语及《孟子》者，亦多，如《咏贫士》五：“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用《韩非子·喻老》：“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於胸中，未知胜负，故臞。今先王之义胜，故肥。”《杂诗》八：“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用《孟子·万章下》：“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读史述九章》（箕子）：“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用《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桃花源记》诗：“斑白欢逰诣。”用《孟子·梁惠王上》：“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渊明诗文虽亦有用《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等道家书籍者，然远不及《论语》、六经为繁，盖其隐乃儒者之隐，非道者之隐也。《感士不遇赋》“原百行之可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於君亲，生信义於乡闾。推诚心而弗显，不矫然而祈誉”云云，亦可证之。
饮酒与健康【关键词】 饮酒凡含有一定酒精（乙醇）成分的饮料，统称为“酒”。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各类含乙醇的饮料逐渐成为人们的需求，甚至有的人已成为酒精依赖者。饮酒有利有弊，主要与饮酒的量及酒的种类等因素有关，适量饮酒有益健康，长期大量饮酒对人体则是有害无益的。1 饮多少酒为适量有的科学家提出酒精安全量为每公斤体重每日不超过1ml，以体重60kg为例，每日饮酒量:60度白酒不超过60ml、啤酒不超过1kg、20度葡萄酒不超过400ml，其它类型的酒可按其酒精含量折算。另外，研究表明，一次大量饮酒较分次少量饮酒的危害性大，每日饮酒比间断饮酒的危害性大，要想不影响健康，饮酒间隔时间要在3天以上。饮酒时还要选择好佐菜，以减少酒精之害。2 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自古以来，就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可见酒对人类的健康确是有益的。据专家们对各种酒类的研究分析后发现，在各类酒中，除了含有酒精外，尚有多种有机酸、氨基酸、酯类、糖分、微量的高级醇和较多的维生素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酒对人类的健康确是大有裨益的 〔1〕 。 适量饮酒可预防心肌梗死和脑血栓 据日本科学家发现，喝酒人血液中出现大量尿激酶及其前驱体蛋白质，不喝酒的人，血液中只有极少数的尿激酶，而造成心肌梗死和脑血栓的原因是人体中可以溶解血栓的尿激酶等纤溶酶减少，故适量饮酒可预防心肌梗死和脑血栓。 妇女适量饮酒可大大降低患心脏病和中风病的发病率 据美国哈佛大学对87000位34～59岁护士调查研究发现，每天适量饮酒的中年妇女，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率比那些滴酒不沾的妇女低40%。 适量饮酒能延寿 适量饮酒有益健康，可使胃液分泌增加，有益消化;可以扩张血管，使血压下降，降低冠心病发生率。经常适量饮酒的人血液中α-脂蛋白含量高，而α-脂蛋白高的人寿命比一般人长5～19年。3 大量饮酒对机体造成危害长期大量饮酒的危害几乎波及全身的各个系统和器官，如肝脏、胰腺、心肌等等，可造成酒精性肝病、胰腺炎、心肌病等等。对机体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 酒精性肝病 长期的过度饮酒，通过乙醇本身和它的衍生物乙醛可使肝细胞反复发生脂肪变性、坏死和再生，而导致酒精性肝病，包括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 〔2〕 。在欧美国家，酒精性肝病是中青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估计，1993年美国约有1530万人酗酒，患有酒精性肝病者有200多万人;每年有万人死于肝硬化，其中至少40%或许高达90%的患者有酗酒史。 酒精性胰腺炎 由于乙醇及其代谢产物对胰腺腺泡细胞和胰小管上皮细胞的毒性作用，可引起腺细胞内脂肪积聚，线粒体肿胀变性，腺小管上皮变性、坏死、炎细胞浸润，由于小腺管炎症和坏死脱落成分阻塞，再加上酒精的直接刺激作用引起十二指肠乳头水肿，造成胰液排流不畅，使胰酶成分在胰腺内被激活，引起自体消化而发作胰腺炎 〔3〕 。 酒精性心肌病 由于酒精对心肌细胞的直接毒性作用，可造成心肌细胞膜完整性受损，细胞器功能失常，脂质过氧化过程异常;另外酒精饮料中的夹杂物（如砷、钴、铜、铁等）在酒精性心肌病中可能起直接或间接作用，动物实验证明钴可使豚鼠乳头肌的收缩力减弱，还可引起各种动物心肌弥漫变性和间质水肿 〔3〕 。 酒精与优生 对男性而言，酒精可引起精子数量减少，异常精子增多，精子活动力减弱;对女性而言，嗜酒妇女中约50%可发生月经紊乱，60%发生内分泌功能紊乱，孕龄妇女嗜酒，卵巢可发生脂肪性变性和排出不成熟卵细胞，异常的精子如果与卵子结合成受精卵，则所形成的胎儿会导致畸形。 酒精中毒 饮入的酒精90%以上经肝脏氧化作用，通过三羧酸循环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当酒精尚未完全被肝脏氧化时，大部分酒精循环至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毒性作用，先是使大脑皮质产生兴奋，随后对皮质下中枢和小脑产生抑制，随着酒精剂量递增，更大量的酒精可引起延髓中枢性损害，以至抑制呼吸和引起呼吸衰竭而死亡。饮酒与人类的健康关系密切，饮酒利弊主要在于饮酒的量，适量饮酒对人体有一定裨益，但长期大量饮酒或嗜酒对人体损害也是非常大的，故应注意科学饮酒，以维护人类健康减少或预防疾病的发生。供你参考!
这也不全是消极\避世\的思想也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类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也尽在其中
生活在盛唐时期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的一生都是一个传奇。李白的诗是他的眼也是他的心，他歌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写尽了世间的旖旎美景，也有道不尽的人世沧桑。被封为诗仙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有“酒仙”之称。其喝酒后会诗性大发，作诗无数，被称作史上最浪漫的诗人，有人形容李白是一个为了酒过一生的诗人。李白，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不管是他的诗、他的人、还是他的故事。李白01 李白，仕途失意，酒后话诗李白的一生传奇而坎坷，都说一醉解千愁，所以酒成了他的挚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从杜甫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李白嗜酒所言不虚，诗仙太白不只是诗中仙更是酒中仙。还有人说李白不是汉人，他的身上流着的是突厥人的血。血统决定了李白的嗜酒如命，李白，从一出生就与酒结下了不解的缘分。历史有待考证，但李白流传至今的九百多首诗作中，与酒有关的确不少。不为己悲，只为国忧，是伟大诗人李白奋其一生的追求。“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再加上同僚张垍的诽谤。——革职放还，便成为具有相如之才的伟大诗人李白的必然出路。谁让他别具慧眼？谁让他不能合流？谁让他视“宫柳黄金枝”为异物？李白并不是恃才傲物，他只是以一双别具的慧眼，看透了那繁华背后的龌龊，他只是以一个饱读了圣贤书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向朝廷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只是以一个忠臣的责任，对皇帝尽一份为人臣者的忠诚。他觉得跟随皇帝吃过几顿饭，吟过几句诗，赏他个“供奉翰林”的闲职，就自以为担当了朝廷沉浮的重任。便不看皇帝脸色，更不顾身边陷阱，一味地滔滔不绝，——他为皇家的江山社稷，为民族的沉浮盛衰拟就了谏言，一次再一次地进谏皇上……秉性中充满了理想色彩的李白，被谗言所诬，被奸佞所害，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一次再一次地流放，放还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诗人李白的宿命。李白02 李白：诗中有酒，酒中有诗李白不仅是诗仙，也是酒仙，他无酒不成诗，有酒诗百篇。他对天发问，“天若不爱
诗酒文化至诗唐而大放异彩，大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李白。他是人所共知的诗仙、酒仙，李白对中国酒文化的影响和贡献主要是在精神上将饮酒提高到了一个哲理的层次，形成了心系忧愤，把酒长志、心存魏阙、以酒解忧、心念同道、以酒交朋、心慕贤圣、把酒问天的人文精神。将诗歌与美酒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诗酒文化，诗酒文化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同时，这也强化了后世对于诗酒文化的认同感。 李白的诗与酒，最脍炙人口的当属他的《将进酒》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这种高歌的引吭，如隔世的洪钟，至今不绝如缕。它既是一首劝人饮酒的劝歌，又是一首愤世嫉俗的悲歌；它既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高度自负与自信，又充满了“古来圣贤皆寂寞”的深沉忧愤与绝望。 李白的酒与诗是他一生的写照，游山访仙，痛饮狂歌，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愤，成了李白诗酒文化的主旋律。 在酒的世界里，李白可尽情的游乐欢快，豪迈奔放，不受任何束缚，不向任何势力低头，借酒抒发自己的旷放豪情，表明对不合理的社会人生的藐视。“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何等悲怆! 李白借酒展示自己裘马轻狂的青年时代，描述自己恣意行乐的放诞生活。“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上高楼”(《梁园吟》)，何等洒脱! 李白用酒向世人表达自己的激烈壮怀、难平孤偾，发泄自己的郁勃不平之气和抑不住的万千悲慨。“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且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李白借酒向青天发问、对明月相邀，在对宇宙的遐想中探求人生哲理，在醉意朦胧中显露自己飘逸浪漫、孤高出尘的形象。在“一杯复一杯”中，在半醉半醒之间，李白笑傲度过一生。 酒，是李白人生中除诗歌外的又一大人生支柱，他爱诗成性，爱酒至狂。以至有人说，李白的一生，是喝酒吟诗的一生。
李白的一生矛盾与浪漫，使李白爱酒成为必然。王安石语“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不知其真伪，但对李白诗与酒的关系，讲得颇为中肯。郭沫若生前曾做过统计，李白流传下来的1500首诗作中，有170首写到饮酒。酒是李白心灵的慰藉，李白的诗与酒是密不可分的。 正文： 提起唐诗，不能不提我国诗仙第一人——李白，而说起李白，我们又不能不提到李白诗中的酒。李白天资绝高，性格清奇，嗜酒如命，诗才如仙。，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若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 他借助酒力可以销愁旺胆、煽情生幻的生理心理功能，超脱世俗利欲和礼法的束缚，打破常规精神情态的平衡态，于畅怀通智、幻觉狂舞之际，思绪飘忽于天地人间，出入于古往今来，在失衡中捕捉奇妙的平衡，无序中捕捉本质的有序，从而达到一种酒、诗与生命大激荡而大交融的境界。” 李白的一生又是矛盾的。李白从小抱有“辅弼天下”的志向，但一直不得志他把时代投射的假相当作真实的感觉,并以为可在这种环境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白的一生又是浪漫的。他张扬自我，豪放不羁，洒脱乐观，如一位飘逸不群的仙子出于浊世而不染。无论有几多矛盾几度挫折，他仍有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豁达，等待着“大鹏飞兮振八裔”。享受长安城的锦绣繁华要以摧眉折腰为代价，这不是诗人想要的快乐老家，人生在世不如意，索性归去，乘一叶扁舟。 矛盾与浪漫，使李白爱酒成为必然。在矛盾中坚持浪漫，以浪漫去对抗矛盾，这种激烈的碰撞是惊心动魄的，诗人可以在酒的世界里忘记伤痛，得到片刻放松。 因为李白浪漫，所以他的饮酒诗句中总洋溢着劝饮行乐，开朗乐观的情调。可铁的现实总无法成就浪漫的理想，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下面，就从酒可言志，酒可遣愁，酒显豪放三个方面对李白诗歌与酒进行分析，我们感受诗人的矛盾与浪漫。 一 酒可言志 李白的一生都在苦苦地追求某种理想的人生方式,儒、道、仙、侠、艳,他都曾经尝试过,但最终也未找到自己得人生定位,这并不是李白得遗憾,相反,正是李白得意义所在:。儒家的用世济时与道家的神游求仙，纵横家的汲汲于功名与侠士的不矜其功，高远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这一对对矛盾左右着诗人的命运，真是“行路难，行路难！ 难于上青天！”也因此，诗人饮酒当歌、对抗命运，这种激烈的碰撞是惊心动魄的。 试借君王王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在《永王东巡歌》中李白以诗抒写了自己的豪情壮志，欲安天下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特别是在《将进酒》中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任情倾泻，真可谓“天然去雕饰”，酒这时已经不是单纯的酒已经成了一种象征。其《南陵别儿童入京》写道“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更抒其壮志“扬天大笑出门去，我辈且是蓬蒿人”，可见其豪情壮志，溢于笔端，那种自信的风格，至今犹为世人敬仰。“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总幻想能实现其“奋其所能，愿为辅弼”的雄心，建立“济苍生”、“定寰宇”的大事业。但在现实中却总是常常碰壁，李白的一生，是不平的一生，又是不停地追求理想，百折不挠地抗争的一生，这种济天下的理想到老仍未消减。其《赠钱征君少阳》：“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春风余几日，两鬓各成丝。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人犹现诗人理想，大有“烈士暮年，重心不已”之壮志。“东山高卧时醒来，欲济苍生未为晚”。《梁园吟》然而在不受重用，诗人只有“浪迹纵酒，以至昏秽。”（李阳冰语），自己也对天长叹：“空怀钓鳌心，从此别宫阙”。酒成了诗人最好的解脱，，也成了诗人在雄心壮志破灭后的最大安慰。但自始至终，李白诗歌中在写酒时都在言志或写壮志难酬后的悲慨、消沉、失落、苦恼，都是诗人那一颗积极用世之心的具体体现。 二 酒可遣愁： 由于李白无法在现实中展示出自己高远的情志,他往往显得悲郁莫名,诗人在坎坷曲折中蹒跚而行，把酒当成了消愁的工具，，在饮酒中寄托自己的无奈与忧伤，“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见愁之苦，愁之闷，愁之深，愁之重。“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更可见一个憔悴行吟的诗人在无助地呻吟。“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落寞！李白月下独酌，面对明月与影子，似乎在幻觉中形成了三人共饮的画面。在这温暖的春夜，李白边饮边歌舞，月与影也紧随他那感情的起伏而起伏，仿佛也在分享他饮酒的欢乐与忧愁。何等孤独，何等寂寞，然而在这大孤独、大寂寞的后面又是又有何等的深悲巨痛。。“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唤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愁之深广如此，吓煞人！酒之效用如此也吓煞人。不复返的水，恰如奔逝的岁月，人生何必为用与不用而惆怅？能长醉不用醒，能尽欢同消万古愁，那便是最快意超脱的人生了。想想，这酒喝的何等快意？然而，伴随着失意的寂寞与不受重用的愁，这些都是愿望，都是想做也做不到的企慕。即使得醉，充其量不过就是一时的麻痹罢了！李白借着「将进酒」饮酒放歌之辞，隐隐表现出鄙弃功名富贵，纵酒销愁的愤懑，而其实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李白在求用遭挫、隐居思动的矛盾里，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三 酒显豪放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在李白诗中，豪放情怀常注其间，虽然怀才不遇和人生如梦充斥其内心，但从其处世态度仍然是豪放的，仍然以一种乐观的笔触写道：“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写出诗人在对待现实和理想产生的矛盾时以酒表达出自己百折不挠的追求。“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入市中。”这种形象，是诗人最向往的豪侠形象，也是诗人笔下最豪放最自由的象征。 “弓催南山虎，手接太行柔，酒后竟风采，三杯弄宝刀。”这种游侠的英姿，正是诗人理想中的英雄豪杰，报效祖国，建功立业，将满腹韬略和武艺尽情展示，大济天下苍生，在这种豪迈的气势中体现了出来。“骄矜自言不可有，侠士堂中养来久。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诗人已经等不及了，他在希望尽快得到朝廷的重用，“长风破浪会有时”，诗人的自信，使诗中处处都显示出豪放的气势。“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扶风豪士歌》）何等洒脱，何等潇洒。然而，诗人却总是在碰壁，尽历沧桑后，对一切障碍的象征，都欲扫之为快，“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又写道“今日竹村宴，我家贤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正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语）“言出天地外，诗出鬼神哀。”（皮日休语）。其在《醉后醉从甥高镇》诗中说：“马上相逢揖马鞭，客中相见客中怜，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写其惨状，然而在末尾又要将宝剑“换酒与君醉，醉归托宿吴专诸。”何等潇洒，何等狂放。即使在频遭 丧乱，困顿流离中，其豪放之情仍未曾稍减。 综上所述可见，李白的饮酒诗，无论是述志抒怀，揭露现实，表达行乐思想，寄托深沉哀愁，还是展示其豪放风采，寄寓浓浓友情，他都在字里行间贯穿了自己一贯的浪漫主义风格。虽然李白“痛饮狂歌醒复醉，飞扬跋扈为谁雄？”是对世道的一种消极反抗，但李白诗中豪放不羁的个性和鬼斧神工的艺术，足以让后人一唱三叹，流连忘返了。他以其惊人的才华，将其“大济天下苍生”的情怀，以及怀才不遇的悲愤交融在一起，“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为后人们创作出了惊世骇俗、万世不朽的诗篇。特别是其饮酒诗，更是让古今中外所有饮酒诗自惭形秽，黯然失色。 结论：酒助诗兴，李白诗在酒的熏陶下越发迸射出浓烈的光采，让我们感受诗人的矛盾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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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什么没说.. 不过缺木 萧萧 不错
李诗楠李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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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李煜大事年表·后晋天福二年，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1岁，七月七日,李煜生。·后周显德元年，南唐保大十二年(公元954年)，18岁，娶娥皇。·后周显德五年，南唐中兴元年(公元958年)，22岁，长子仲寓生。·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23岁，九月太子弘翼卒,李煜自郑王徙封吴王·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25岁，二月,立为太子.七月,继位于金陵.尊母钟氏为圣尊后,立娥皇为皇后.遣使如宋表陈袭位. 次子仲宣生于此年.·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26岁，三月,遣使赴宋朝贡.六月,遣使赴宋朝贡.十一月,遣使赴宋朝贡.·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27岁，三月,宋平荆南,遣使犒师.十一月,宋改元.·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28岁，三月,始行铁钱.十一,次子仲宣卒.十一月,皇后娥皇卒,亲撰<昭慧周后诔>·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29岁，正月,葬昭慧后于懿陵.四月,宋灭蜀.贡银绢万计.九月,母圣尊后钟氏卒.·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30岁，奉诏匡胤命,约南汉俱宋事,未成.宋始决议伐南汉.·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32岁，南唐大饥.六月,遣弟从谦赴宋朝贡.十一月,娶小周后并立为皇后.·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33岁，猎青龙山,录囚大理寺,诸郡普渡僧尼。·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35岁，遣弟从谦入宋,贡珍宝数倍于前.十月,遣弟从善入宋朝贡.上表请去南唐国号,印文改为江南国,自称江南国主.·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36岁，正月,贬损仪制,改诏为教,衣紫袍见宋. 闰二月,宋留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于汴梁建礼贤馆,待李煜降.·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3年)，37岁，上表愿受宋爵命,宋不许.杀名将林仁肇.·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38岁，上表宋,求从善归国,宋不许.遣使诏李煜入朝,不行,遂伐南唐.·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39岁，六月,宋军与吴越兵围金陵.赵匡胤谕降.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李煜率子弟及官属4人出降.北上汴梁,南唐亡.·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40岁，正月,受封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十一月,进封陇西公.·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42岁，七月七日,被赵光义毒杀.追封吴王.十月,以王礼葬于北邙山.小周后亦卒于此年,于李煜同葬.生平简介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号莲峰居士。南唐中主第六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默记》)，使他的词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期。〔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反映了他身世与词风的转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话说李煜感一片凄凉，只留下思绪在徜徉。喜欢他的诗，深恋着他的诗；喜欢他的深沉，深恋着他的惆怅。他的诗，有哀婉悱恻的愁，有刻骨铭心的痛；“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身陷囹圄的他，即使面对再好的“林花春红”，也只能“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故国战火燃烧过后，国家沦陷，他从此成为无根的植物，家亡的囚徒。每每忆起“旧时游上苑”，“花月正春风”，“车如流水马似游龙”的旧景，不禁潸然泪下。即使是“拈花蕊嗅”“醉拍阑干”，终难挡“罗衾不耐五更寒”“心事莫将和泪说”。他的诗，有着太多令我们不能忘记的感动。音律的感动，语言的感动，意境的感动，读来总是让人心碎，却又不可言说……有如深涧里的千年冷泉，有如秋月下呜咽的萧声，饮之令人寒筋彻骨，闻之无不动容。总在想，为什么曾经宝贵的，他却弃之若履？为什么他所固守的赤子之心却为别人所轻掷？为什么别人能追逐的他却不能？这样固执的追问总在心底盘旋……看着他在思乡，悔恨的折磨下衣带渐宽，青春日损，一天天枯萎，我是怎样的心痛和怜惜！面对漫长的黯淡无光的年月，他又是怎样的怀念那些已逝的斑斓！读着他的诗，体会着他的忧伤，却无法给他任何帮助，只有把心默默的流放……终于，他逝去了，如天上悠游的无色的云，飘散的无影无踪，无牵无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的归去，算是解脱了吧！谈李煜，南唐后主。在中国古代帝王谱中，他是与陈后主，宋徽宗同列的君王。他自幼生长在深宫中，高贵的出身，万姓仰望的尊位，使他不必像下层人为种种生计烦恼，不必为功名利禄忧心忡忡。他不谙世事，不善于管理国家。身为人君，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警觉和处理国事的有效的应对策略。面对风雨飘摇的南唐政权，他手足无措，只有坐以待亡。公元976年，李煜被俘。因曾抗命不降，被封为“伪命侯”。短短几年里，他由皇子到太子，及至皇帝，最后是屈辱的贵族。在为期两年的囚徒生活里，他不甘心却又无力挣扎。在愁思往复递进中，岁月飞逝着带他默默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公元978年农历7月7日，李煜被赐牵机药毒死，时年四十二岁。叹李煜是谁？许多人是一下子未必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的。但一加上“南唐后主”这以前缀词时，人们便会立刻想起这个可怜兮兮的君王，说他尊崇宋朝，贪图享乐，以求苟活……每每在杂志或报纸上看到对李煜的评价，我常常惶惑不解。“国破”与“昏庸”，“身死”与“无能”有何关系呢？苦思，无果。于是我感叹，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文人要是在你脸上抹一块黑，千世万世任你如何都是抹不白它的。“不以成败论英雄”，这谁也会说，可人也总会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一旦扣上了，就再也解不开。所以，李煜在人们眼里至今依然是那个可怜兮兮的君王！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的严格，用到自己身上，而且把要求自己的宽容，用到别人那里，也许……就……记我写此文并无意将李煜“升华”至怎样的完美。不然，我也无异于自己山自己的嘴巴。我仅仅只是为了反驳如今一些人对李煜的看法。他们因他政治上的失败，就将他的音乐素养，文学才情一并抹杀。对此我倍感不平。在我看来，是那个不合理的帝王身份扼杀了这个优秀的才子，他的满腹才情却成为封建世袭的殉葬品，这是在是灿烂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希望以后人们在谈及李煜的时候，不要马上一句“无能的昏君”，而是轻轻吟上一句“春花秋叶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样对于这位凄惨的诗人来说，也就足够了。
词作大师：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是个多才多艺地皇帝，且成就都很高，尤以词作冠绝一帮，影响深远。他在中国词有史以来占有非常重要地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地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地个性外表，反演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地某种意境，一洗花间词地浮靡，特别是他被俘虏后地作品更成千古绝演。李煜承上启下，将词地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与丰富了词地表现领域，推动了后世词地大步进展与繁荣。他地词被誉为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号“愁宗”，也是后世宋词婉约派地张山，同时也成就了自我宗师级地地位。另外，他地书漫也十分了地，书法被誉为“金错刀”、“撮襟书”，绘漫更是“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他还对音律极有研究，凭着残留片段，竟然与小周后把失传地〖霓裳羽衣曲〗给复原了。 李煜在位期间，正是南唐朝野最混乱地时期，加上其个人性格又优柔寡断，堪称一帮政治弱智人物，因此亡国失土在所难免。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是一帮宗师级人物。李煜精书法，善绘漫，通音律，诗与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成就最高，不要说在各位皇帝中独领风骚，就是在一堆词作大家中他也是露芒四射。张宝八时，李煜国破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囚徒生涯地他仍然文思不绝，笔耕不辍，写下许多经典作品，这段时期也是其创作地巅峰时期，但也因此引来了杀身之祸，后因词作流露思家怀国情绪，被宋太宗赵露义毒害身亡。书漫大师：宋徽宗赵佶 他地帮表作之一〖饮马加城窟办〗就具有相当地文学成就：“肃肃秋风起，悠悠办万里。万里何所办，横漠筑加城。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办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旗动，饮马加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加城侯，单于入朝谒。浊气静天山，晨露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他地词作最高成就就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第一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徽宗地书漫在中国历有史以来达到了一个很高地高度，不但自身造诣非凡，沉迷其中，而且在主观上也十分加油地推动着文艺地进展。在绘漫方面，宋徽宗是一个导师级别地人物，他设立漫院，张漫学，并正式将其纳入科举考试，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地漫家，产生了许多经典作品，〖清明上河图〗即诞生于此时。他地这些作为提高了漫家地地位，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绘漫地进展，并使“院体漫”兴盛一时，影响深远。他统治期间还下令编制〖宣与书谱〗、〖宣与漫谱〗、〖宣与博古录〗等著铭美术史书籍，为我国美术史地研究做出了相当大地贡献。在书法方面他第一创了“瘦金体”，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展露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地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瘦金体”书写十分精妙与独到，也一举奠定了其在书法有史以来地宗师地位。同时在中国地书漫有史以来宋徽宗还是“诗书漫印”一体化技术形成地奠基人，深刻影响了后世赵孟頫、唐伯虎等著铭漫家地“诗书漫印”一体化创作地进展与繁荣。他地绘漫作品有〖芙蓉锦鸡〗、〖池塘晚秋〗等，书法作品有〖秾芳诗帖〗、〖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草书千字文〗、〖夏日诗帖〗等，从古至今都是书漫文学作品历史宝库里难得地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