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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秘数字“四”的崇拜历史上，“四民”意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西游记》的角色构成照顾到了以“四民”为主体的社会各个阶层，正如清人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论》中所指出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非一部《西游记》也。以一人读之，则是一人为一部《西游记》；以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自读之，各自有一部《西游记》。”[5]这里从读者的角度说明了社会各阶层均能从《西游记》中感受到自身角色扮演的存在。唐僧师徒“四众”身份复杂，他们基本上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一方面要扮演持规受戒的和尚角色，另一方面又在角色行为上流露出强烈的士农工商“四民”意识。众所周知，唐僧作为很有资历的和尚，其行为举止和言语规范虽然是佛教徒式的，但又无时无刻不在热衷于“士”角色的扮演，张锦池先生曾经指出：“唐僧对李世民的感恩情结，是种‘士为知己者死’，属士大夫的文化心态。”[6]在取经路上，他不时地流露出文士的雅兴。据统计，整部《西游记》共九次写到他吟诗，其中第六十四回写他在荆棘岭木仙庵与树妖木精和诗，显出了诗人气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角色还发挥着“以文制武”的文化功能。在我们的文化中，《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中的“二桃杀三士”最先投下了以文制武的悲剧阴影。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谋略来限制武将的权利，形成了以文臣节制武将的统治氛围。直到明代，依然表现出“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7]。这就是武艺高强的孙悟空等三个高徒之所以依附于近乎窝囊的唐僧的文化背景。正是唐僧这种文弱士子角色扮演导致的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才使得整部《西游记》经常处在险象迭生的摇曳叙事中。猪八戒，这个被通天河和平顶山上的妖精称为“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其角色扮演的确打上了世俗社会“农”这一阶层人物精神气质的烙印。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虽然最先是以一个妖精的身份出场的，然而这妖精却与众不同，他是高老庄高老的上门女婿，高老对他的评价是：“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只是一件，有些会变嘴脸。”而猪八戒也对孙悟空变的假高翠莲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这样，作者就把猪八戒写得颇像个农夫了。连他用的九齿钉钯那件兵器，也非常像件用来平整土地、施肥倒粪的农具。在取经路上，猪八戒经常因“恋家”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特别是孙悟空的嘲笑和戏弄。猪八戒作为“农”角色亮相于江湖舞台，不亚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其尴尬样和滑稽相是可想而知的。作者正是抓住了这种不和谐做尽了妙趣横生的文章。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尽管在总体上自始至终扮演着豪侠角色，但是他的言语经常流露出商人的口气，他经常把“生意”、“买卖”等商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挂在嘴上，如小说写他初次见到猪八戒就暗笑道：“原来是这个买卖。”后来，小说不只一次地写他遇到强盗，心中总是暗笑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第三十七回写他遇到妖怪，又说：“照顾老孙一场生意。”第八十三回写他在与李天王打官司时，也声称：“老孙的买卖，原是这等做，一定先输后赢。”将商人的生意经都搬弄出来了。另外，孙悟空还善于从事物品交换，第三十四回写他机关算尽地用自身毫毛变的假葫芦来换取精细鬼、伶俐虫的两件宝贝。这种交换尽管带有欺诈性质，但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孙悟空还是懂得让贪便宜者吃亏这一经营之道的。况且，从为争名分大闹天宫白手起家，到被压到五行山下功亏一篑，孙大圣的角色扮演既显示了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渴望民主、公平的强烈愿望，又表明他们试图打破固有封建秩序的艰难。孙悟空最终加入取经队伍，走上了取经的道路隐喻着商人阶层若想在封建社会里实现自我价值，最好的出路就是倚傍文士去建功立业。总之，在孙悟空身上，我们多多少少地能够嗅到一种商营者角色扮演的味道。“工”本来在“四民”中就显得默默无闻，他们在社会上只有埋头苦干的份儿，沙僧不正是这类角色的写照吗？在《西游记杂剧》中，沙僧被贬下界的流沙河，从事着“推沙受罪”的职业，这理应就是“工”者要干的苦差事。《西游记》写他自吹自己的法宝降妖杖是“鲁班制造工夫盖”，这就使之与工匠的祖师爷鲁班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总之，作者在组建“四众”这支取经队伍时是兼顾到古代社会“四民”各阶层的情况的。三、“四角”定制与取经队伍的巧妙搭配就审美结构而言，对《西游记》取经队伍“四众”构成具有决定影响的是中国古代戏剧以及说书等传统曲艺文学经久探索所形成的四大角色定制。“西游”故事虽然与其他章回小说一样都曾经经过了戏曲艺术表现阶段，但“三国”故事与“水浒”故事都是以个别片段的形式上演的，而“西游”故事则是整部被编写到戏剧文本中的，它有利于角色设计的通盘考虑。这样，戏剧家的“四大角色”设计经验必然影响到了《西游记》取经队伍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西游记》里的“四众”形象具有鲜明的角色特征，他们纷纷以某种力学结构模式显示出特殊的审美张力，令人百读而难以释卷。中国古代戏剧的角色构成经过大浪淘沙逐渐形成了按人物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特点而分出的不同类型，这在元杂剧中被固定为“末、旦、净、杂”四大角色，在明清传奇戏以及后来的京剧中又演化为分工更加精细的“生、旦、净、丑”。面对复杂的社会人生，四大角色的设置，以不变应万变，在正、邪、内、外几种力量的组合碰撞，在男、女、庄重、滑稽诸种角色扮演中，产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这种角色模式是人们根据丰富的审美经验经过万道工序提炼的。《西游记杂剧》作为现存惟一完整的“西游”杂剧，虽然在角色安排上没有明确给师徒四众挂上“旦、末、净、杂”的大牌，以至于使我们无从确认作者赋予人物的角色性质。但是，作为一部戏剧著作，各个戏剧角色所负载的功能还是很清楚的。《西游记杂剧》等戏剧的这种叙事力学结构必然渗透到小说《西游记》的角色设计之中，由此产生出未必是与“旦、末、净、杂”四大角色一一对应的人物形象系列组合，“四众”取经队伍的配备便应运而生。黄周星在《西游记》第八回附录的“回后评”中指出：从来戏场中，必有生、旦、净、丑。试以此书相提而论，以人物，则唐僧乃正生也，心猿当作大净，八戒当作丑，沙僧当作末；若以道理言，悟道者全凭此心为主，则心猿之大净，未尝不可为正生。唐僧慈善温柔，宛如妇人女子，则正生又未尝不可为老旦。”[3](P99)经过这番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充分感受到一种“戏”的味道，角色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冲突，特别是正统英雄悟空（相当于扮演正气凛然武士的大净）和喜剧英雄八戒（相当于扮演花脸的丑）之间的互动性冲突，构成了整部小说充满“戏”味的基础。于是，“四众”角色设计的张力就通过人们对“生、旦、净、丑”四大角色叙事功能的联想而充分展现出来了。同时，西游故事曾经以说书艺术的形式流传，作为《西游记》主要蓝本的《西游记平话》应当是这种说书艺术的最佳文本。从《西游记》中，我们隐隐约约感受到评书艺术“四梁八柱”角色设置经验的遗存。换句话说，说书艺术中的“四梁八柱”经验为师徒四众的“编制”设置再次提供了审美的基本构架。“四梁八柱”本来是建筑学上的用语，指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构造，这种构造为当年气派高雅的“四合院”整体建筑的稳固提供了保障。人们在总结评书艺术经验时，将“四梁八柱”这一术语引入。所谓的“四梁”，即指“书根、书领、书胆、书筋”，是故事的主要角色，“八柱”是陪衬、保梁的次要人物[8]。“书根”通常是一部书赖以把社会背景、历史使命体现出来的人物，应菩萨之约、奉唐王之命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基本上起到了这一作用。有裨世道人心是唐僧作为“书根”出现的主要叙事功能，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教化，他可以满足听众和读者的道德和情感需要。从生理上看，唐僧身上充满了种种诱惑：由于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恶魔们纷纷在取经路上拭目以待，随时挑起事端；由于他有男性的玉体美颜，女妖们也纷纷不顾廉耻地做好了截留的准备，一旦得手，就马上拉唐僧成亲，随时破坏取经大业。作者赋予唐僧这两方面的资质，从而使八十一难有了自圆其说的合理起因。就身份而言，“师父”的地位使之拥有家长式的最终决定权，他的一言一语似乎都体现了一种合乎常规的理念，都需要认真贯彻执行。别看他一路上满口都是圣经贤传之语，动辄念动咒语教训悟空，但这都是伦理社会长者角色扮演的风范。不过，唐僧良善的动机获得的却是代价惨重的恶果。在现实社会里，人们可能会对唐僧这样的“师父”望而生厌，但在艺术的天地里，假如唐僧明察秋毫，不是一位屡屡惹是生非的“师父”，西游故事也就不会波澜迭起。可见，唐僧作为“书根”的功能是非常强有力的。“书筋”就是情节和人物关系之间的针线人物，是使全书生色、跳动的角色，猪八戒就是这样一位充满喜剧色彩的艺术形象。相对于唐僧这一庄重严肃的角色而言，猪八戒生来就是一副滑稽相。他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贬下界，却错投猪胎，长成猪头大耳；来到高老庄，又强娶良女为妻；被悟空降伏后还恋恋不舍，取经路上几次要打退堂鼓。离开高老庄的猪八戒，本来已经走上了“人间正道”，却又不时地触发怀旧之情；本来从此可以认真修身养性，却仍然贪吃、贪睡、好色，恶习不改。作者在对人性缺陷的尽情嘲弄中生发出许多有滋有味的话题，从而使读者在开心解颐、尽情欢笑中获得特殊的审美享受。就此而言，猪八戒作为“书筋”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书领”是提领全书的统帅人物，那蹦蹦跳跳地冲锋在前的孙悟空堪当此角色。在《西游记》中，无处不可见孙悟空的身影，作为拥有“书领”性能的他，俨如当今电视剧中的领衔主演，每次从出场到收场都少不了他的份儿。妖魔找事，靠他处理；别人惹事，由他摆平——没有本领高强、智多见广的孙大圣，取经事业自然会寸步难行。可以说，西游故事的开合自如就寄托在这位发挥“书领”作用的猴行者身上。“书胆”乃是书中的正面形象，能够起到黏和人物的作用，这一角色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沙僧头上。在《西游记》中，沙僧可以说既无大功也无大过，扮演着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角色。相对而言，虽然他本领略差，但没有他看护师父和行李，两位师兄就无法主动出击；没有他压阵，唐僧就少了几分安全感；没有他多次从中调和，取经队伍内部就可能出现更多的纠纷。一心要成就正果的沙僧办事稳重而细心，决不会顾此失彼。如第五十七回写他把被打昏的师父安排停当才去寻找肇事者。又如第九十八回写取回的经书散落尘埃，三个徒弟中惟沙僧发现书中“并无半点字迹”。沙和尚性格还有务实识俗的一面，他信奉的是：“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人。”当孙行者与红孩儿怪论亲时，他引用俗语“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提醒悟空不要轻举妄动。这说明，在取经队伍中，他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冗员，而是能够发挥“书胆”功能的最佳人选。当然，“四梁八柱”之说绝非只是就单个角色在说书中的功能和效果而言的，实际上，它包容量极大，涵盖着各个角色之间正反、刚柔、主次、庄谐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进而使得《西游记》“师徒四众”的编制构成增添了更多的内在魅力。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第一号人物，他乐观、聪明、勇敢、顽皮、灵活，热爱自由，除恶务尽，充满了斗争精神，最受读者喜爱。孙悟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闹天宫是他的一段光荣历史；后来他参加取经队伍，尽管头上戴着金箍，不能完全自由行动，但他的火眼睛能够看透一切，手上的金箍棒威力无穷，他始终是战胜妖魔鬼怪的战斗主力，最后得到一个“斗战胜佛”的光荣称号。毛泽东有两句诗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精辟地道出了这位神猴的本质特点。最能表现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的故事是《大闹天宫》；《三借芭蕉扇》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他的聪明；《三打白骨精》可见他的嫉恶如仇，除恶务尽。 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孙悟空的种种“神通”，正包含了古人对自身力量增长的幻想和对征服自然的自信。孙悟空是中国人心目中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英雄。 与孙悟空相映成趣的是他的师弟猪八戒，他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同时也有很多引人发笑的东西。取经路上的脏活、累活如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扫垃圾等等，都是他来干，不过只要有机会他就偷懒睡大觉；与妖精们斗起来猪八戒也是十分勇敢的，但也有时会借出恭(上厕所)逃避战斗。猪八戒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身上的许多小毛病：好吃贪睡，爱占便宜，嫉妒心强，喜欢拨弄是非，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他有时耍点小聪明，结果反而坏了大事。但猪八戒还是一个好人，他憨厚纯朴，没有害人之心，并且终于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写一个弱点很多的人物而能讨人喜欢，让人记住，是很不容易的。 和孙悟空、猪八戒这一猴一猪比较起来，第三位徒弟沙和尚显得故事较少，生气不足。但他乃是不可或缺的配角，当孙行者和八戒闹矛盾的时候，须由他出来劝说调解，两位师兄外出时，由他陪伴师傅。如果没有这一个徒弟，唐僧就危险了，经也取不成。 唐玄奘历史上确有其人，而小说中的唐僧则是一个由作家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心地善良，信仰坚定，明知到西天去必然会碰到许多艰难险阻，“吉凶难定”，但仍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无论遇到多少困难，也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但另一方面，这个唐僧又是相当窝囊的人物，一碰到妖魔鬼怪，他总是一筹莫展，滚下马鞍，涕泪交流，一旦离开了徒弟，他就连饭也吃不上。最糟糕的是他太糊涂太慈悲了，孙悟空主动除妖时，唐僧总是斥为“无心向善”“有意作恶”“不知好歹”，甚至闭上眼大念其紧箍咒，使孙悟空无法去战斗除妖，结果自己往往遭灾受罪。唐僧本来是去西天取经的领导人，但小说中对他批评得很厉害。这就表明《西游记》并不宣扬宗教，不过是利用取经一事作为叙述故事的框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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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西游记》取经故事的主角由史料中的玄奘一人，变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六人一猴”，最终落实为“四众一骑”。这番变化并非来自某几位天才艺术家信笔所至的向壁虚构，而是凝结着自唐代取经史实发生到明代《西游记》成书这九百多年来的人们、尤其是一批博学鸿儒的集体智慧，以及作者吴承恩本人处心积虑的文化思考。关于这支队伍构成的文化密码，尽管前人进行了种种破译，但尚不够系统完善。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以及曲艺角色学的视角做进一步的探讨。一、“五行”观念与取经队伍的优化组合针对取经队伍“四众一骑”的构成，杨义先生曾经指出：“作为个性神话文化，这个取经群体结构最有活力的地方，却在于四众的特征各异，优势互补，隐伏着矛盾，却又能在相互制约中合作到底。观音菩萨奉命从西天到长安，于千山万水之中挑选了这四众一骑，大概由于他们是取经群体的最佳组合。”关于这种最佳组合的奥妙，除了杨先生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所提出的“主弱从强”、“对比”、“调节”三条原则外，还有其他更多文化因素。首先，人们往往首先会联想到相生相克的“五行”说。“五行”作为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一种神秘观念则最先起源于“数”的崇拜，人体面部的“五官”、手脚上的“五指”以及腹腔内的“五脏”都对人们崇拜“五”这一数字产生过推动作用。对此，当代学者傅道彬先生指出：“既然数源于五，手有五指，五是计数的一个基本单位，那么在古人的观念里‘五’便多少被赋予一些神秘的意义。这也影响到他们的思维习惯，即当他们表现已认知的事物时，喜欢把自然与社会的复杂现象纳入‘五’的范畴。”在《西游记》中，这种原始思维方式得到了充分的置换变形，其中第七回“五行山下定心猿”写一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终于没有跳出如来佛那只五指大手，终于“被佛祖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指山，轻轻的把他压住”。由于人类认识数字“五”最直接的感应是手的五指，因此，这场“定心猿”简直就是对当年人们运用原始思维掐指算数情景的一种返朴归真式的描述，它在整部《西游记》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既结束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历史，又揭开了取经故事的序幕。事过五百年之后，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才把悟空从“五行山”救出，然后逐渐组建起带有另一番象征意蕴的“五行”队伍。关于取经队伍的哲理构成，黄周星笺评的《西游证道书》第一回的回前评就说得很明确：按此书中，师徒四众，并马而五，已明明列为五项矣。若以五项配五行，则心猿主心，行者自应属火无疑；而传中屡以木母、金公分指能、净，则八戒应属木，沙僧应属金矣。独三藏、龙马未有专属，而五行中便少水、土二位，宁免缺陷？愚谓土为万物之母，三藏既称师父，居四众之中，理应属土；龙马生于海，起于涧，理应属水。这种说法在第十九回写到的收伏猪八戒后的“有诗为证”便得到某种印证：“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金从木顾皆为一，木恋金仁总发挥。”通常被认为属“火”的孙悟空，在此又明显被定性为“金”。这说明，以“五行”分指师徒四人及白马，在《西游记》行文中也会因时因地而异，并非是一贯到底的。无论如何，作者在构建这支取经队伍时是充分顾及到“五行”观念的。这种命意上的哲理意蕴自然会给后人提供耐人寻味的解读，也造成后人对师徒“四众一骑”互动关系众说纷纭的蠡测。唐僧在“五行”中应属“土”，黄周星谓其处在“中心”地位，而陆续收的三徒一骑“南火北水，东木西金”只能发挥“总以卫此土”的作用。只要唐僧这位皇权授予的领头人作为一面旗帜在，取经队伍就不容易瓦解，取经事业就要顽强地坚持下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属“火”的孙悟空和属“木”的猪八戒之间最能体现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老孙动辄采取各种手段使“呆子”出尽洋相，呆子则把“撺掇师父念《紧箍儿咒》”当做“耍子”，使得取经队伍内部充满了好戏连台般的热闹。另一方面，孙悟空通过戏弄呆子将其身上的“火”气轻轻松松释放出来，猪八戒则通过应付师兄的捉弄降低自身的“木”性。作者就是在这打打闹闹的角色设计中给读者带来无穷诙谐幽默、轻松愉快的风趣。如果没有这一“火”一“木”的打打闹闹，《西游记》将变得索然无味。沙僧理应属于“五行”之“金”，有时又有“土”的特性，作者便有意以“金”“土”喻之，将其性情写成像“金”一样晶莹，表现出真金不怕火炼的特点；又像“土”一样厚重，显示出厚德载物的本性。在取经路上，他一方面帮助师兄除妖伏魔，另一方面又以一片丹心维系着取经群体的内部团结。面对师父的刚愎自用，沙僧就来了个顺其自然，言听计从；他尊重孙悟空，经常苦谏唐僧不要咒念紧箍折腾师兄，又经常对师兄的“暴躁”施之以柔克刚，用“打虎还得亲兄弟”等古话劝其息怒；他理解体谅二哥猪八戒，经常接过行李担来替他挑一程，还经常婉言劝说八戒不要动不动闹“散伙”。对两个师兄闹矛盾，他更是不偏不倚地扮演了“调和”角色。在稳定取经队伍方面，沙僧这一角色不可或缺。另外，不要小看小白龙这“水”的作用，他不仅任劳任怨地充当唐僧的坐骑，加快了取经队伍的行程，而且还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宝象国的“垂缰救助人”就是突出的例子。无“水”不足以成“五行”，无小白龙，取经队伍也不健全。总之，“五行”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哲学，建立在“五行”思维基础之上的“四众一骑”就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哲理构成，这种构成奥妙无穷，颇耐寻味。二、“四民”意识与取经队伍的合理布局在神秘数字崇拜中，“五”的群体组合往往有一“弱势”个体，如东西南北中“五方”的“中”、春夏长夏秋冬“五时”的“长夏”都有“凑数”之感，而“五官”在耳目口鼻之外的另一“官”也不好落实。由此我们便很容易想到，取经队伍的“四众一骑”那“一骑”也不免有一种附和“五行”的凑数感。现在，我们撇开这无关大体的“一骑”来破译“四众”组合寓含的文化密码。“四众”自然根源于人们对“四”这一数字的崇拜。关于“四”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顺手拈来许许多多，尤其是佛教在对事物进行排列组合时，更是格外看重“四”这一神秘数字。对此，叶舒宪等先生在《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中指出：“在佛教教义、文献中，存在大量的‘四’结构，其象征功能渗透于整个佛教中。”如“四无量心”、“四恩”、“四苦”、“四漏”、“四业”、“四依”、“四智”、“四缘”、“四谛”、“四禅天”、“四摄法”、“四辩”、“四信”、“四方便”、“四分”、“四众”、“四劫”、“四道”、“四大天王”、“四大金刚”等名目，不胜枚举。佛教这种广泛采取“四”这一数字对各种现象进行排列组合的思维方式，必然左右着以佛教为题材的《西游记》取经队伍的“编制”设置。在神秘数字“四”的崇拜历史上，“四民”意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西游记》的角色构成照顾到了以“四民”为主体的社会各个阶层，正如清人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论》中所指出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非一部《西游记》也。以一人读之，则是一人为一部《西游记》；以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自读之，各自有一部《西游记》。”这里从读者的角度说明了社会各阶层均能从《西游记》中感受到自身角色扮演的存在。唐僧师徒“四众”身份复杂，他们基本上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一方面要扮演持规受戒的和尚角色，另一方面又在角色行为上流露出强烈的士农工商“四民”意识。众所周知，唐僧作为很有资历的和尚，其行为举止和言语规范虽然是佛教徒式的，但又无时无刻不在热衷于“士”角色的扮演，张锦池先生曾经指出：“唐僧对李世民的感恩情结，是种‘士为知己者死’，属士大夫的文化心态。”在取经路上，他不时地流露出文士的雅兴。据统计，整部《西游记》共九次写到他吟诗，其中第六十四回写他在荆棘岭木仙庵与树妖木精和诗，显出了诗人气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角色还发挥着“以文制武”的文化功能。在我们的文化中，《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中的“二桃杀三士”最先投下了以文制武的悲剧阴影。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谋略来限制武将的权利，形成了以文臣节制武将的统治氛围。直到明代，依然表现出“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这就是武艺高强的孙悟空等三个高徒之所以依附于近乎窝囊的唐僧的文化背景。正是唐僧这种文弱士子角色扮演导致的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才使得整部《西游记》经常处在险象迭生的摇曳叙事中。猪八戒，这个被通天河和平顶山上的妖精称为“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其角色扮演的确打上了世俗社会“农”这一阶层人物精神气质的烙印。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虽然最先是以一个妖精的身份出场的，然而这妖精却与众不同，他是高老庄高老的上门女婿，高老对他的评价是：“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只是一件，有些会变嘴脸。”而猪八戒也对孙悟空变的假高翠莲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这样，作者就把猪八戒写得颇像个农夫了。连他用的九齿钉钯那件兵器，也非常像件用来平整土地、施肥倒粪的农具。在取经路上，猪八戒经常因“恋家”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特别是孙悟空的嘲笑和戏弄。猪八戒作为“农”角色亮相于江湖舞台，不亚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其尴尬样和滑稽相是可想而知的。作者正是抓住了这种不和谐做尽了妙趣横生的文章。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尽管在总体上自始至终扮演着豪侠角色，但是他的言语经常流露出商人的口气，他经常把“生意”、“买卖”等商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挂在嘴上，如小说写他初次见到猪八戒就暗笑道：“原来是这个买卖。”后来，小说不只一次地写他遇到强盗，心中总是暗笑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第三十七回写他遇到妖怪，又说：“照顾老孙一场生意。”第八十三回写他在与李天王打官司时，也声称：“老孙的买卖，原是这等做，一定先输后赢。”将商人的生意经都搬弄出来了。另外，孙悟空还善于从事物品交换，第三十四回写他机关算尽地用自身毫毛变的假葫芦来换取精细鬼、伶俐虫的两件宝贝。这种交换尽管带有欺诈性质，但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孙悟空还是懂得让贪便宜者吃亏这一经营之道的。况且，从为争名分大闹天宫白手起家，到被压到五行山下功亏一篑，孙大圣的角色扮演既显示了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渴望民主、公平的强烈愿望，又表明他们试图打破固有封建秩序的艰难。孙悟空最终加入取经队伍，走上了取经的道路隐喻着商人阶层若想在封建社会里实现自我价值，最好的出路就是倚傍文士去建功立业。总之，在孙悟空身上，我们多多少少地能够嗅到一种商营者角色扮演的味道。“工”本来在“四民”中就显得默默无闻，他们在社会上只有埋头苦干的份儿，沙僧不正是这类角色的写照吗？在《西游记杂剧》中，沙僧被贬下界的流沙河，从事着“推沙受罪”的职业，这理应就是“工”者要干的苦差事。《西游记》写他自吹自己的法宝降妖杖是“鲁班制造工夫盖”，这就使之与工匠的祖师爷鲁班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总之，作者在组建“四众”这支取经队伍时是兼顾到古代社会“四民”各阶层的情况的。三、“四角”定制与取经队伍的巧妙搭配就审美结构而言，对《西游记》取经队伍“四众”构成具有决定影响的是中国古代戏剧以及说书等传统曲艺文学经久探索所形成的四大角色定制。“西游”故事虽然与其他章回小说一样都曾经经过了戏曲艺术表现阶段，但“三国”故事与“水浒”故事都是以个别片段的形式上演的，而“西游”故事则是整部被编写到戏剧文本中的，它有利于角色设计的通盘考虑。这样，戏剧家的“四大角色”设计经验必然影响到了《西游记》取经队伍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西游记》里的“四众”形象具有鲜明的角色特征，他们纷纷以某种力学结构模式显示出特殊的审美张力，令人百读而难以释卷。中国古代戏剧的角色构成经过大浪淘沙逐渐形成了按人物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特点而分出的不同类型，这在元杂剧中被固定为“末、旦、净、杂”四大角色，在明清传奇戏以及后来的京剧中又演化为分工更加精细的“生、旦、净、丑”。面对复杂的社会人生，四大角色的设置，以不变应万变，在正、邪、内、外几种力量的组合碰撞，在男、女、庄重、滑稽诸种角色扮演中，产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这种角色模式是人们根据丰富的审美经验经过万道工序提炼的。《西游记杂剧》作为现存惟一完整的“西游”杂剧，虽然在角色安排上没有明确给师徒四众挂上“旦、末、净、杂”的大牌，以至于使我们无从确认作者赋予人物的角色性质。但是，作为一部戏剧著作，各个戏剧角色所负载的功能还是很清楚的。《西游记杂剧》等戏剧的这种叙事力学结构必然渗透到小说《西游记》的角色设计之中，由此产生出未必是与“旦、末、净、杂”四大角色一一对应的人物形象系列组合，“四众”取经队伍的配备便应运而生。黄周星在《西游记》第八回附录的“回后评”中指出：从来戏场中，必有生、旦、净、丑。试以此书相提而论，以人物，则唐僧乃正生也，心猿当作大净，八戒当作丑，沙僧当作末；若以道理言，悟道者全凭此心为主，则心猿之大净，未尝不可为正生。唐僧慈善温柔，宛如妇人女子，则正生又未尝不可为老旦。”经过这番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充分感受到一种“戏”的味道，角色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冲突，特别是正统英雄悟空（相当于扮演正气凛然武士的大净）和喜剧英雄八戒（相当于扮演花脸的丑）之间的互动性冲突，构成了整部小说充满“戏”味的基础。于是，“四众”角色设计的张力就通过人们对“生、旦、净、丑”四大角色叙事功能的联想而充分展现出来了。同时，西游故事曾经以说书艺术的形式流传，作为《西游记》主要蓝本的《西游记平话》应当是这种说书艺术的最佳文本。从《西游记》中，我们隐隐约约感受到评书艺术“四梁八柱”角色设置经验的遗存。换句话说，说书艺术中的“四梁八柱”经验为师徒四众的“编制”设置再次提供了审美的基本构架。“四梁八柱”本来是建筑学上的用语，指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构造，这种构造为当年气派高雅的“四合院”整体建筑的稳固提供了保障。人们在总结评书艺术经验时，将“四梁八柱”这一术语引入。所谓的“四梁”，即指“书根、书领、书胆、书筋”，是故事的主要角色，“八柱”是陪衬、保梁的次要人物。“书根”通常是一部书赖以把社会背景、历史使命体现出来的人物，应菩萨之约、奉唐王之命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基本上起到了这一作用。有裨世道人心是唐僧作为“书根”出现的主要叙事功能，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教化，他可以满足听众和读者的道德和情感需要。从生理上看，唐僧身上充满了种种诱惑：由于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恶魔们纷纷在取经路上拭目以待，随时挑起事端；由于他有男性的玉体美颜，女妖们也纷纷不顾廉耻地做好了截留的准备，一旦得手，就马上拉唐僧成亲，随时破坏取经大业。作者赋予唐僧这两方面的资质，从而使八十一难有了自圆其说的合理起因。就身份而言，“师父”的地位使之拥有家长式的最终决定权，他的一言一语似乎都体现了一种合乎常规的理念，都需要认真贯彻执行。别看他一路上满口都是圣经贤传之语，动辄念动咒语教训悟空，但这都是伦理社会长者角色扮演的风范。不过，唐僧良善的动机获得的却是代价惨重的恶果。在现实社会里，人们可能会对唐僧这样的“师父”望而生厌，但在艺术的天地里，假如唐僧明察秋毫，不是一位屡屡惹是生非的“师父”，西游故事也就不会波澜迭起。可见，唐僧作为“书根”的功能是非常强有力的。“书筋”就是情节和人物关系之间的针线人物，是使全书生色、跳动的角色，猪八戒就是这样一位充满喜剧色彩的艺术形象。相对于唐僧这一庄重严肃的角色而言，猪八戒生来就是一副滑稽相。他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贬下界，却错投猪胎，长成猪头大耳；来到高老庄，又强娶良女为妻；被悟空降伏后还恋恋不舍，取经路上几次要打退堂鼓。离开高老庄的猪八戒，本来已经走上了“人间正道”，却又不时地触发怀旧之情；本来从此可以认真修身养性，却仍然贪吃、贪睡、好色，恶习不改。作者在对人性缺陷的尽情嘲弄中生发出许多有滋有味的话题，从而使读者在开心解颐、尽情欢笑中获得特殊的审美享受。就此而言，猪八戒作为“书筋”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书领”是提领全书的统帅人物，那蹦蹦跳跳地冲锋在前的孙悟空堪当此角色。在《西游记》中，无处不可见孙悟空的身影，作为拥有“书领”性能的他，俨如当今电视剧中的领衔主演，每次从出场到收场都少不了他的份儿。妖魔找事，靠他处理；别人惹事，由他摆平——没有本领高强、智多见广的孙大圣，取经事业自然会寸步难行。可以说，西游故事的开合自如就寄托在这位发挥“书领”作用的猴行者身上。“书胆”乃是书中的正面形象，能够起到黏和人物的作用，这一角色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沙僧头上。在《西游记》中，沙僧可以说既无大功也无大过，扮演着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角色。相对而言，虽然他本领略差，但没有他看护师父和行李，两位师兄就无法主动出击；没有他压阵，唐僧就少了几分安全感；没有他多次从中调和，取经队伍内部就可能出现更多的纠纷。一心要成就正果的沙僧办事稳重而细心，决不会顾此失彼。如第五十七回写他把被打昏的师父安排停当才去寻找肇事者。又如第九十八回写取回的经书散落尘埃，三个徒弟中惟沙僧发现书中“并无半点字迹”。沙和尚性格还有务实识俗的一面，他信奉的是：“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人。”当孙行者与红孩儿怪论亲时，他引用俗语“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提醒悟空不要轻举妄动。这说明，在取经队伍中，他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冗员，而是能够发挥“书胆”功能的最佳人选。当然，“四梁八柱”之说绝非只是就单个角色在说书中的功能和效果而言的，实际上，它包容量极大，涵盖着各个角色之间正反、刚柔、主次、庄谐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进而使得《西游记》“师徒四众”的编制构成增添了更多的内在魅力。
中文系毕业论文选题参考
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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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西神话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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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传》《国语》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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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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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展现英雄性格发展的光辉著作。提到《西游记》不能不讲到孙悟空，就像提到《红楼梦》必须谈及王熙凤一样。孙悟空对于《西游记》的重要性，在于他身上英雄性格所具有的无比力量。正是基于这点，才使他成为全书的焦点人物，成为倍受世人关注与讨论的对象。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真英雄”，这无庸置疑。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英雄，给他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定义，未免太难。由于作品内容，人物，思想的庞杂，加上“西游”、“神魔”、“诙谐”这道道神秘的面纱，给作品增添的朦胧，迷离和神韵，立场不同，角度各异，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艺鉴赏的二度创造性是允许这么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英雄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在于英雄性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启发力，影响力。要知道一个真正英雄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一番寒砌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本文主要从剖析孙悟空英雄性格的成长，成熟，完善，来认识孙悟空崇高的人性美，感受与体味英雄本色背后的英雄意义。·孙悟空形象分析 孙悟空的性格特点是好名，勇敢好斗，爱开玩笑，活泼乐观，重视承诺。大闹天宫的起因是由于好名。他接受招安以后，第一次打出天门是因为弼马温的官儿太小，根本未入流，面目无光，因此怀恨而去。第二次大闹天宫是由于齐天大圣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因此不请他，于是跑去偷食，后来连太上老君的金丹也偷吃了，更进一步把蟠桃会的玉液琼浆偷来开“仙酒会”才犯下弥天大罪。结果失手被擒，太上老君把他推进丹炉，炼就不坏之躯，出来后造反虽是为了报仇雪恨，但提出“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口号，显示他是不满意才高而位低的待遇。后来在取经路上，他经常想到不要坏了名头，如七十六回，大鹏雕说他不像是万里传名的好汉，是个小辈猴头，专在人肚里做勾当，他为了顾全名头，只好出来决斗，他被唐僧赶走。三十一回猪八戒故意使用激将法骗他出山降妖，也是因为悟空好名才受激，他后来还为此当面质问黄袍怪：“你害他便也罢，却又背前面后骂我，是怎的说？”可见他对“名”看得很重要。孙悟空的好斗表现在他经常主动捉妖，视作一桩桩好买卖。当然，他是勇敢的，每次临敌，丝毫没有恐惧。他认为自己的买卖“一定先输后赢”，自信心十足。一、“仙石迸猴”成佳话，洞天福地猴中王——“美猴王”英雄《西游记》开篇明义，第一回标题“灵根充孕源流出，心性修成大道生”这两句话实际讲的是小说中心人物孙悟空奇异的诞生历程：“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风化一石猴，五官俱全，四肢皆备……”“仙石迸猴”的传奇诞生，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纯天然的生命体，又预示了日后必有一番奇特的人生经历与轰轰烈烈的作为。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石猴，一跃而为“花果山水帘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既不是天意造化，更不是靠虚伪，欺诈手段谋取，而是凭真本事，真功夫。发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他的勇敢，机智可见一斑：众猴白手连呼三声：“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石猴随即两声高叫“我进去！我进去！”……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使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石猴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猴王”的位置。但这毕竟是他的少年时光，生命的“懵懂”之龄，心智肤浅。勇敢之举难免夹带“自发”意识。自己这一跳，能不能达到他们预定的要求，顺利完成任务，心里肯怕还没底，只因难抑一时冲动，只为要出人头地，别无他虑。再加上他是趁“王”这重赏而去，勇敢本色中又掺杂着几许争强好胜。发现“洞天福地”后，众猴们都已陶醉于快乐之中，他却一人端坐在上，‘列位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何不拜我为王。从他乘“王”而去，得“王”而归，这种实至名归的背后掩盖不住的是他的逞强好胜，好出风头的顽劣性，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式英雄“美猴王”的应有表现。“仙石迸猴”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自命不凡，伴随他一生历经无数的坎坷磨难，英雄豪气始终未被困厄所消磨。二、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齐天大圣”英雄生命总要不断向前发展，人生也要从懵懂之态走向新生。对于孙悟空还是美猴王的他，其思想早已超越了年龄的限制。思想的先行，使他的生命日渐成熟起来，从而为他由美猴王顺利过渡到齐天大圣敞开了大门。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为他那种挑战传统，蔑视权贵，战天斗地的反抗精神铺平了道路，这时候的孙悟空已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齐天大圣”。生命的自觉首要体现于他对生命的深虑：“众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欢会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远虑而忧也？”猴王一语道破心机：“今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老王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猴王忧的是“不能躲过轮回，不能做到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于是海外“寻师访道”，求学问能也就势所必然。正因为他畏惧的是生命无常，那么他想要的必然是“永生永寿”的法术技能，对于师父须菩提祖师提供的“流字门中之道，静字门中之道，动字门中之道”，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而对“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七十二般神异变化”情有独钟，也正如此，为他后来西天取经“降妖服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天大圣”之旗的打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不仅要做一个与天地山川“齐寿”的“大王”，更要做一个与天地神佛“齐平”的“大圣”，从大王到大圣，这可谓生命自觉的第二个标志。“齐天大圣是什么？”“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第7回），这就是他的铿锵之言，也是他以“英雄”为自己正名的豪迈之气。为什么要做“齐天大圣”？仅仅因为玉帝的“轻贤”（“弼马温”未入流）？不！这顶多只是诱因。根本原因在于他骨子里所渗透的反抗权威，蔑视尊严的勇气与胆量。加上他有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上天，入地，下海，七十二般变化超强的本领，一根横扫天下妖魔的如意金箍棒，又何愁“齐天大圣”旗帜不出，名号不响。学成归来的他没有忘记他的理想乐土“花果山水帘洞”，更没有忘记他的“猴子猴孙”们。当听说他的家园被占，猴儿遭受欺侮时，他咬牙切齿，“力逐”混世魔王，拉开了他反抗的序幕，同时为了重振家园，永葆基地，他“九幽十类尽除名，四海千山皆拱伏”（第3回），这一切为他接下来的“大闹三界”准备了现实基础。“大闹三界”是他震天动地反抗性的集中体现，又是此时英雄本色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地府除名，龙宫索宝，大闹天宫”这是孙悟空欲将自己的威名“远播”而做的三件大事，使“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晓其能”。特别是“大闹天宫”更把他敢争，敢拼，敢斗的反抗性英雄性格展露无遗。大闹天宫实际上有“两闹”。缘于天廷的两次招安都不遂他之意愿，因而有“大闹”之举。一闹天宫是一次招安骗他当了“弼马温”，而“弼马温”（未入流）即不入天神之流，孙悟空一气之下打出南天门。“二闹”天宫是二次招安“齐天大圣”之职有名无实，连参加蟠桃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搅乱蟠桃大会”，“偷御酒”，“窃仙丹”把他的满腔愤恨尽情发泄。与天廷的“神兵神将”进行了正面交锋，其场面之激烈可以想象。然而，纵有十万“神兵天将”也难敌“齐天大圣”只手。“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第7回）。纵观“二闹天宫”，“一闹”远不如“二闹”，一闹其实是为“二闹”作铺垫，是“二闹”的预演，从而把孙悟空的反抗性层层深入地推进。“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第7回）更是把他那反抗精神推向了一个光辉的顶点。青年时代的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难免行事鲁莽，不考虑行为后果和应担负的责任，有力量，有本事，而无深刻的理想，有对生命的自觉，而无追求理想行为的自觉，以“英雄”为自己冠名未免“狂妄自大”，“皇帝轮流坐”更暴露其“目空一切”。言行举止凡此种种，无不是在炫耀自我。“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必然遭到震慑，“大闹天宫惨败遭压五行山下”就是明证。是他那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情理必然。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三、西天取经显英豪，功成正果美名扬——“斗战圣佛”（一说“圣战斗佛”）英雄“吃一堑，长一智”。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这是怎样的五百年？与孤独寂寞为伍，靠“渴饮铜汁”，“饥餐铁弹”度时光的艰苦生活。这种落难落魄的煎熬，与其说是一种惩戒，即对他那种年轻气盛，唯我独尊的傲岸品性的威慑，不如说是对他人格，人性的一次磨练。是一次自我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良机。这既是他生命旅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又暗示了他日后必将干出一番“惊天纬地”的业绩。诚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卷十二《告子下》）。这段艰难的岁月，孙悟空进行了沉痛的反省与深刻的反思“靠意气用事，大闯大闹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唯有干一番大业绩，才能取信于人，‘英雄’二字才会名副其实。”“西天取经”是孙悟空毕生为之追求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的正义事业。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从“齐天大圣”自诩英雄美名到“斗战胜佛”（这是取经后如来封赐的），昔日不可一世的孙大圣，如今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英雄。这是英雄性格的完善，人性之美的升华。“追求理想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忠于事业的矢志不移，一往无前”是这一阶段英雄性的核心，也是由生命的自觉到生命的自为的光辉再现。（一）坚定，彻底的斗争精神西天路上孙悟空以力保唐僧取经为神圣使命，“降妖服魔”责无旁贷。一根如意金箍棒“扫尽天下不平之事，除尽天下不仁之人”，“敢问路在何方！”的英雄豪气跃然纸上。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陷阱诡计，孙悟空万难不屈，百折不回，顽强与之奋战，直至最后的胜利。八十一难之中，无论是“黄风怪”，还是“大蟒精”，抑或是“白骨精”等等，孙悟空那种除恶务尽，决不与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贯穿取经始末。（二）敢为崇高理想而献身西天取经是孙悟空追求的崇高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与他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交织，渗透在一起，互相辉映。1，战胜自我：勇于战胜他人的人不容易，而勇于战胜自己——自我内在缺陷人性弱点的人更不容易。孙悟空确是这么一个“斗战胜佛”。“真假美猴王斗争”一回，非常精彩。“六耳猕猴”假冒充猴王，招摇撞骗，孙悟空怒不可遏，从花果山到“落伽山”，南天门，“阴司地府”，直到“雷音寺”，搅得天翻地覆。如来指出妖猴的真相，孙悟空难解心头之恨，“一棒”将他打死。这是两种思想的正面交锋，也是两种人生追求的“现实碰撞”。五百年的磨难与反省，孙悟空脱胎换骨，就必须与内心另一个自我“彻底绝裂”。2，忍辱负重：西行途中孙悟空被师父“一度气跑，两次遭贬逐”。首次气跑是“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14回），孙悟空对拦路抢劫的歹徒首开杀戒，反遭师父责备“无故伤人性命，全无一点好善之心”，孙悟空一气之下跑至东洋大海，“一度遭贬逐”是“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第27回），孙悟空对狡猾多变，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义无反顾地给予“三打”，唐僧反而将功变罪，“一纸贬书”，无情地“逐走”孙悟空。“二度遭贬逐”是“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第56回），对于一伙剪径的强盗，孙悟空毫不留情，一一除尽，师父决然将他再次“逐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贬逐”，莫大的冤屈，孙悟空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第30回），从而表现出宽广的胸襟与气度，这些放在“齐天大圣”那时的他是万万行不通，办不到的。3，勇于牺牲：作为“圣僧”的高徒，每遇妖魔鬼怪，或遭阴谋诡计，他都主动请缨，冲锋在前，与邪恶势力，搏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孙悟空的身影。“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第47回），通天河的金鱼精“为祸一方”，每年要吃一对童男女，孙悟空为民除害，与猪八戒变成陈家的小儿小女，充当妖怪的“口中之食”，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苍天可鉴。在对敌斗争中，即使身遭伤害，一样毫无畏惧，舍生忘死。迎战红孩儿时，被“妖孩”的“三昧真火”，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差点丧命，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师父啊！”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师父的安危，以及取经大业的成败。其勇于牺牲之志，感天动地。4，接受磨难：“艰难困苦，玉浴于成”。艰难困苦是磨厉人格之最高学府。“斗战胜佛”这道神秘光环的背后是泪水，汗水，甚至血水的凝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西行路上的磨难一为身外的“邪恶势力”，对此孙悟空凭借大无畏的精神与超强本领（筋斗云，七十二变化，如意金箍棒）能够较顺利驾驭。一为取经路上与孙悟空形影不离的紧箍儿与紧箍咒，这可谓最大的磨难。它的作用与威力，不止是肉体上的折磨之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蜕化之痛”，这就需要孙悟空有超越常人的意志与毅力，接受它的考验。实践证明，在每一次那阵阵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惨痛之声中达到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人性的不断提升。（三）不为狭隘的物质利益所囿，坚定的信念“英雄难过美人关”。西行中有多少美色的诱惑，孙悟空都不为所动，其心诚志坚，非同一般。而同为取经营垒中的猪八戒，却抵挡不住贪色之欲。每遇美女子，就心旌摇荡。他本为天廷的“天蓬元帅”，只因“酒醉戏嫦娥”，而“被贬”凡间为猪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他在“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第23回）得到深刻教训后仍不思悔改。无论是高家庄的“浑家”，还是西梁国女王，都使他“垂涎浴滴”，“心痒难挠”。甚至对“盘丝岭盘丝洞中的七个女妖（蜘蛛精）也要尽情调戏一番，贪色本性暴露无遗。权势与金钱同样是考验英雄的试金石。孙悟空为了取经大业的成功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还会在乎那权势与金钱吗？把他们视同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于理想事业，保持崇高精神生活的“英雄大丈夫”的光辉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而猪八戒贪财爱钱，瞒着师父，师兄，师弟私藏银两，为一己之私，“意乱情迷”，时有表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师父“贬走”后，他却想着与师弟私分行李，“各奔前程”，“一拍散伙”。虽然他最终没有离开取经队伍，但他这种被猥锁的物欲所“迷塞心胸”，目光短浅的毛病确实给取经事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时甚至是很坏的影响。（四）警惕之心，清醒之志，深隧之神“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即指我们生活的环境，其中隐含着许多对我们不利的因子。既要“识”，首先必有警惕之心。“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有明辨善恶曲直，洞悉正邪黑白，才能“有理有利有节。”《西游记》虽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为线索，但唐僧似乎并不是全书的正面人物形象，很多时候作者把他放在与孙悟空对立的层面加以善意的讽喻。唐僧身上集中了封建儒生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他成天念叨着对一切“妖魔虫豸”讲仁慈，“行恕道，”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正邪不清，人妖颠倒，自己对恶势力一味的屈服，软弱，却对忠心耿耿保护他安全，肃清西行路上障碍而“除妖灭怪”的孙悟空不能容忍。轻则斥责惹祸生事，残酷不仁，重则骂他“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甚至“念咒贬逐”。唐僧这种迂腐不堪给西行之途“蒙上”多少阴影，给孙悟空频添多少艰难困苦。由“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再到“斗战胜佛”，孙悟空一生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生命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我们看到了一代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四，孙悟空英雄形象的底蕴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有品格的孙悟空用勇敢与执着谱写正义之歌。（一）作者理想的化身孙悟空是作者在《西游记》中精心塑造的英雄，因而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追求。作者之所以这么浓抹重彩，为的是“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第7回回末诗句）。“齐天大圣”大反天宫被压五行山下，作者极力歌颂他的反抗精神并称之为“英雄”，然后又历史性地安排他忍受天灾困苦的磨难，以“奉佛上西方”，这“隐喻着”吴承恩对心目中理想人物的追求，意味着作者希望培育社会的一个理想人格来使国家天下达到太平。表现他渴望在孙悟空身上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寄托他美好的社会人生理想。（二）建功立业的儒家英雄史观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大一统的明朝，儒家思想是正统，主流。曾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的他，既痛恨这种腐朽的制度，又对之予以了深刻的反思，但儒家所宣扬的那套“英雄理念”深深植根在他的脑海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理想实现的铁的法则。孙悟空既然是代表作者意志的理想人物，但这个理想人格能不能经受得住时代，社会的考验，必须从实践中求得答案。西天取经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作者特意为孙悟空安排的一番“磨心厉志”之旅，“八十一难”的漫漫“修身”，这是孙悟空必经的一个过程，谁能经受得住考验，奋战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谓之为“英雄”，也才是真正的一番“建功立业”。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为将来的“治国平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三）作者英雄理想与针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现实作者在《禹鼎志》序中称：“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徽有鉴戒寓焉。”可见，借助神话以“鉴戒”现实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通过超凡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怪诞的变形的艺术手法所描绘的漫漫“西游”全景，无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西行路上，除了遇到那些“为祸一方”，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之外，还经历了“宝象，乌鸡，车迟，西梁，比丘，灭法，祭赛，朱紫，天竺”九个人间国家和“凤仙郡，玉华州，金平府”三个地方。这些国家与地方，之所以妖精横行，因为这里“君政混乱”。“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这一切，无不是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特务横行等等丑恶黑暗现实的大胆暴露与反映。“国势日蓑”的混乱时势必然造就作者笔下“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这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呼唤这样的理想英雄人物来扫清天下，正本清源，匡国救民。（四）历史英雄的渊源孙悟空是一个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身上那神异的本领，人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孙悟空又是神，人，物的三位一体。西天取经路上，作者是把他作为“人类英雄”的典型来重点塑造的，从而使得形象亲切感人。对于英雄性格的刻画作者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与历史上那些记载与歌颂英雄人物的文学著作有着内在的联系与统一。《三国演义》中一代枭雄——诸葛亮为全书的关键人物，为报答刘备“三顾茅芦”之恩而穷尽毕业生精力辅佐，治理蜀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忠心耿耿，感人肺腑。《西游记》中孙悟空也是为了报答师父救他出五行山之恩，而对之四拜（孙悟空一生只拜过三个人：观音，须菩提祖师，唐僧）。“师命”与“父恩”交织在一起，使他一心一意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路途，十四载寒暑春秋，矢志不移，忠心不改。《水浒传》塑造了梁山泊上以宋江为核心的一百零八条英雄好汉那种疾恶如仇，见义勇为，锄奸扶弱，除暴安良，与黑暗腐败势力作斗争的英雄史迹。而这又显然与孙悟空那种与邪恶势力作坚决，彻底斗争的反抗精神构成了鲜明的映照。五，英雄性的深远意义（一）孙悟空英雄人格的完善与升华孙悟空由一代“美猴王”终成“斗战胜佛”。昔日那个勇敢中难免年少轻狂的孙猴王消失了，代之以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个性，有品格的，散发着人性美光华的“斗战胜佛”。一代英雄的真我本色与风采永远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孙悟空凭借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不断完善，成熟的英雄性，使自己的思想与灵魂获得了再生，也就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孙悟空”形象，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二）取经大业终成正果“斗战胜佛”的被封赐，也就表明取经已获得圆满的成功。西天取经的成功，孙悟空功不可没。西天取经是他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与正义事业。为了它，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勇往直前与邪恶势力作彻底斗争，为理想而勇于献身等等，这些英雄性格为他赢得无可否认的头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很难想象，西天取经缺少了孙悟空，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再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孙悟空身上那英雄性格作保障，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别说取经成功，就连“踏进”西天“雷音寺”都是“难于上青天”。（三）对后世的深远启发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每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不仅能够影响一个时代，而且对后世都有深远的意义。文学的这种影响既有文学作品的题材，立意，构思，艺术手法等等文学本身物质形态方面的，更重要的在于一种精神，一种思想的时空穿透力。《西游记》的成功得益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而孙悟空身上“最闪光”之处集中在“英雄性格”这一内在灵魂之上。这是作者理想在现实中的超越，是时代精神与社会现实碰撞的产物。孙悟空虽是一个神话式英雄人物，但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富于人性美的英雄品格，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普通要求，美好愿望，理想追求。因而这“神话”外衣的内里或多或少地集中了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与智慧。在市场经济之旗高高飘扬的时下，商潮翻滚，货币坚挺，金钱飙升，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沉渣泛起。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浸入，体制本身的不完善，不健全，各种邪恶势力猖獗，“卖毒，贩毒，制假，售假，坑门拐骗”等等丑恶现象弥漫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道德的滑坡”，“精神的贫血”，“理想的阙失”，也呼唤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的“再生”。1，敢于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一方面既要与之严格划清界限，特别是思想上要划清界限，保持高度警惕，即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同流合污。在斗争策略上，不能逞匹夫之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悟空在除妖降魔的过程中经常与猪八戒，沙和尚合作且配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能忽视，从而达到最有效地打击邪恶势力。一方面又要与之作坚决，彻底斗争，无所畏惧，我们不能屈服妥协。对于他们我们既要准备“最狠的心”，又要把握住“最利的刀”，只有在斗争中求得胜利，不能在屈服中求得生存。2，有大志，有情操，不为狭隘物欲所囿，坚定的信念有志向，有崇高追求，才会有无比的动力，才能激发自身的潜能。但任何理想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要经受住时代与社会的考验。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时，差点送命），有时要抵挡住各种诱惑，特别是权势，美色，金钱，要做到“坚如磐石”，心不被外物所役使。没有坚强的意志与超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有时需要调整自我，改变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不断修身养性，完善升华自己的人性与人格。我们要靠一种心灵之美，精神之光去赢得自己的未来与生活，赢得社会的重视。当然，对于孙悟空那种神奇怪异的“非人”本领，我们无能为力。但那种英雄品格与精神确是我们光大发扬的瑰宝。在这样一个“乏英雄”，“非英雄”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脊梁”来坚强自己，锻造自己，锤炼自己。不仅我们，时代亦然。传说：孙悟空，之所以能够成佛，是因为他的渊源太大了，女娲补天的时候召集各地灵石来报名。补到最后只剩下了最后一颗石头，这颗石头由于一直在女娲的身边，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灵性。直到有一天这颗石头迸裂了，便有了石猴——孙悟空。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闯下那么大祸，还能有保护唐曾，最终修得正果——斗战胜佛。是因为他在女娲补天时，早就应该象那些石头一样修成正果了，所以孙悟空修成正果一切都是缘分与命中注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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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悟空的形象塑造看《西游记》对悲剧和喜剧的超越 【作者】赵红娟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擅长写鬼怪和唐传奇小说的传奇笔法的民族传统，并将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了艺术形象神、兽、人三结合的艺术特征。这一艺术特征在孙悟空身上得到了最完美、最出色的表现。神的本领、人的思想感情、兽的外形和动作特征在孙悟空形象塑造上结合得如此完美，以致这一形象与传统的悲剧形象或喜剧形象相比有着独创性的意义。在神、兽、人三位一体的结构中，神是中介，它与人、兽构成两极。具体地说，由神的本领和人的思想感情构成了悟空作为悲剧英雄的一极；由神的本领和兽的外形及其滑稽动作构成了悟空作为喜剧英雄的一极。前者是内在的、本质的；后者是外在的、形式的。但我们一般往往仅注意到后者，对前者则大都忽略，其实《西游记》是超越了悲剧和喜剧模式来塑造孙悟空形象的。一、“神人”结合建构了悲剧性的孙悟空 《西游记》中孙悟空作为悲剧英雄的形象是通过“神——人”结构来建构的。哭是从神到人的纽带，是神式英雄人性的最生动体现。持有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又有着七十二般变化的孙悟空自然是一个英雄，一个神式的英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神式的英雄，在一本100回的《西游记》中，却哭了25次，比书中其他任何人物都哭得厉害。 取经之前，孙悟空有两次哭：第一次是第一回中与群猴喜宴之间，因虑及无常而堕泪；第二次是第二回中，师父菩提因他炫耀本领于众人，逐他归乡，他满眼堕泪。对这两次哭，我们不必深究，毕竟这时的悟空还涉世未深。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孙悟空一开始就会哭，《西游记》作者一开始就写了他人性的一面。西天取经路上，悟空一路行来，其哭更是接连不断；在海浪翻滚、潮声涛涛、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上，一朵云花托着的是身形瘦小、凄凄惨惨腮边泪坠的齐天大圣；“噙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嘱沙僧”的是当年畅快淋漓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回顾仙山两泪垂，对山凄惨更伤悲”的是齐天大圣；平顶山遭逢魔障，屈身于须弥山根之下，叹“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珠泪如雨的是齐天大圣；压龙洞二门外，仵着脸，脱脱哭将起来的是齐天大圣；想起取经苦恼，只为受辱于人，泪出痛肠，放声大哭的是齐天大圣；被火云洞圣婴大王劈脸一口烟燎得眼花雀乱，忍不住泪落如雨，投身于涧水，险几丧身，复又活转，止不住泪滴腮边的是当年搅乱蟠桃盛会的齐天大圣；败于独角兕大王，赤手空拳来坐于金山后，扑棱棱两眼滴泪的是“官封齐天意未宁”的大圣；在小雷音，与妖魔一战，跳在九霄，舍了性命，按下祥光，落于东山顶，咬牙恨怪物，滴泪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嗟忽失声的是齐天大圣；孤单一人立于西山坡上，怅望悲啼的是齐天大圣；被黄花观道士所追赶，力软筋麻，浑身疼痛，止不住眼中流泪，失声叫苦的是齐天大圣；“愧上天宫，羞临海藏！怕问菩萨之原由，愁见如来之玉像”，对功曹滴泪是齐天大圣；遇着烧纸钱妇人点头嗟叹“正是流泪眼逢流泪眼，断肠人遇断肠人”的是齐天大圣；狮驼岭狮驼洞困于魔瓶，担心弄作个残疾之人，忍不住吊泪的是齐天大圣；灵山山上，跪地捶胸的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陷空山上，不见唐僧只见半截儿缰绳，止不住眼中流泪，放声大哭的是齐天大圣；隐雾山妖魔一个分瓣梅花计劈心里捞了唐僧，大叫“天天天”，止不住腮边泪滴的是齐天大圣。 一个曾畅快淋漓闹龙宫、闹冥府、闹天宫、搅乱蟠桃盛会，十万天兵无敌手的英雄，却几次三番，屡陷困境，以至黯然泪下，甚至放声痛哭，岂不撼人心魄，让人感其凄凉茫然？然而诸如此类的哭，由于大家一开始便把孙悟空作为一个喜剧英雄来接受，所以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作为一个英雄，非到真心痛处，决不会哭。历来的英雄，有愁只是借酒消愁，其出真言是在酒后。悟空的哭是英雄人物史上的一个例外。因为悟空作为一个僧人，不可能老是醉酒消愁，而这哭正是代了醉酒，深深道出了其忧愁悲愤的心境。 细读书中哭的情节，我们不难发现，哭的实质是好“名”。在孙悟空一生的战斗过程中，他宣扬追求的只是“名”：使一切妖邪闻大圣之名而惊魂丧魄；要保持对诸天神祗的威慑，使普天神将看见他，一个个弯背躬身。要“名”，可以说是孙悟空形象的心理脉搏。 孙悟空虽名封齐天，而在他人安排的取经路上却三番五次遭受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魔障。西天取经的目的是为了求得正果，要求得正果的强烈意识和获取正果中遭受的挫折形成了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为悟空这个具有人性的神性英雄的哭提供了可能性。哭时忆起所历艰辛，感受现时凄凉，语层深处念念不忘的是：他被压前轰轰烈烈的闹天宫和所封的“齐天大圣”之名。本以为出了五行山能再显一番身手，却只是赎罪似的虚假释放。现实与愿望的强烈反差导致了悟空的哭。在取经过程中，悟空几次深思，十分明了导致自己不幸的原因。 《西游记》三十三回，悟空的哭言：“这正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西游记》四十一回，悟空哭言：“一心指望成正果，今日安知痛受伤！”《西游记》七十五回，悟空哭言：“想是我昔日名高，故有今朝之难。”这些都是哭时真言。如果当初他不嫌弼马温官职小，不去计较有无赴蟠桃会资格，他怎会落入如来手掌？以至金箍加顶，派往西天取经，历尽艰辛，几丧性命，悲到深处，又怎能不放声大哭？《西游记》九十九回，师徒四人遭了第八十一难后，孙悟空的一番言语，更是流露了这种心态，带有很大的总结性：“行者气呼呼地道：‘师父，你不知就里，我等保护你取获此经，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以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寿享长春，法身不朽，此所以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来暗夺耳。……’三藏、八戒、沙僧方才醒悟，各谢不尽。”为有“名”高，必遭此大难：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来暗夺，水湿真经。之所以悟空先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一路行来，悟空苦思的正是这个问题。 好“名”是人的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孙悟空的好“名”为何带有一种悲剧色彩呢？这是因为悟空的好“名”超过了他的能力。雅斯贝尔斯说：“每当意识超越了能力，悲剧便会发生，特别是对主要欲念的意识超过了满足它的能力的时候，……悲剧可以说是产生在意识超越了能力的空虚地带。在那里，人们可以体验到自己已是毫无能力取得成功，并经受着由此而来的痛苦。”孙悟空一心求“名”，“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但他对“名”的强烈意识却超过了他要名的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这是孙悟空要的“名”决定的。他所宣扬、追求的“名”是威慑诸天神只，使一切妖邪惊魂丧胆的天真无邪的救世英雄的共名。孙悟空虽然漂洋过海学了一身本领，然而他身为一个下界仙石所生的无名之辈，在天上有玉帝诸神的统治、地下有阎王老子握命的环境里，是找不到施展才能的天地的。于是他在求名的道路上便连遭冷遇，受尽挫折。弼马温之辱，齐天大圣之有名无实，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他羞恼万分。自以为身怀绝技而心高志远，一心想建大功，于是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畅快淋漓的闹天宫，最后的结果是被如来压在五行山脚下。这一压就是五百年，这五百年可是饥餐铁丸，渴饮铜汁的五百年。石匣中的大圣；头上堆苔藓，耳中生薜萝，鬓边少发多青草，颔下无须有绿莎。眉间土，鼻凹泥，十分狼狈，指头粗，手掌厚，尘垢余多。悟空这么一个爱自由的精灵被折磨成这副非神、非人、非兽的鬼相，不能不说是悲剧，悟空在天庭的悲剧。这中间深深透出了《百年孤独》似的魔幻凄凉感。在人间亦如此，很少有妖邪买他“齐天大圣”的帐。他们很难把面前的这么个“身躯鄙猥、面容羸瘦、不满四尺”的孙悟空与传闻中的齐天大圣挂起钩来。在一阵激战后，他们也往往能用自己的宝贝胜过这一齐天大圣。悟空不得不经受着由此而来的莫大痛苦，而哭便成了这前前后后一切悲愤心情的发泄方式。 其次，在取经途中，悟空借以成“名”的阶梯是唐僧。悟空是英雄，天廷的悲剧没有使他丧失信心，还“喜得眼睛转动，喉舌声和”，盼望唐僧的到来，希望在人间能一显身手。可见他要“名”的强烈意识不但丝毫没有减弱，而且由于久被压抑，一旦身子获得自由，反而显得更为强烈。孙悟空一出石匣，便杀了六贼，要做“主人公”。那三藏却由不得他做此事，絮絮叨叨，简直没个完。当然此时的三藏还没能力管辖这个目空一切的徒弟，只得由他使性子，纵身跳往东海龙宫。这里有龙王开导悟空的一番话。“‘……大圣，你若不保唐僧，不尽殷情，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悟空闻言，沉吟半晌不语。龙王道：‘大圣自当裁处，不可图自在，误了前程。’悟空道：‘莫多话，老孙还去保他便了。’”悟空最后修成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就是“名”，是悟空在人间所追求得到的“名”。孙悟空是一个爽快之人，但他听了龙王的话，何以沉吟半响不语？其实孙悟空心中已意识到，要修成正果，求得其“名”，必须服侍真假不辩、善恶不分的唐僧，接受他的糊涂教诲及约束，而这又是与他的高傲心性及求名心理所不相符的。但悟空毕竟为“名”所惑累，怕误前程，便终于决定回去保唐僧了。由于这是沉吟半响后的决定而显得勉强，因此毫不奇怪以后有孙悟空的几次“径回花果山水帘洞去了”的事情。只有花果山，才是他真正自由自在的王国，是他消愁避世之所。西天求经路上，孙悟空必须依赖唐僧取得真经才能成正果，实现自己对“名”的追求。而要使武力高强、心高志远的孙悟空和唐僧维持这种依附关系，孙悟空就逃脱不了被金箍加顶的悲剧命运。西天途中，一路行来，悟空不断地受到那耳软心慈、人妖不分、贤遇不辨的师父紧箍咒的折磨；又蠢又懒、贪吃好色的猪八戒也时不时地横加奚落、诬陷，使这位轰轰烈烈闹天宫的大圣蒙受不少不白之冤。正是这么个唐僧，每当失去了他，悟空为什么却每每流泪呢？透过“遇苦思三藏”的表面，可发现悟空念念不忘的正是自己的正果。每次所哭，名为思三藏，实为念其“名”。失去了三藏就丢了他原有的“名”，没有三藏也就取不到他最后的“名”。悟空深深感到自己陷入了悲剧之中，用其哭言来表达，就是“人为名高名丧人”。 再次，悟空的好“名”受如来佛、观世音的控制，甚至戏弄。《西游记》结尾带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团圆色彩。但孙悟空最后求得其“名”，却并不可喜。因为能否取得真经，这一切完全操纵在如来佛、观世音之手。取经之事由他们定，取经人物由他们物色。取经途中，他们要添难则添难，孙悟空无能为力。观音菩萨差来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暗中保护取经者；又许孙悟空三根“叫天天应，叫地地应”的毫毛；且如来、观音都能预料到取经者将在何时何地遭到什么困难，要不要相助由他们决定。这样看来，悟空的作用如同虚设。他使尽本领，斗尽智慧，最后还是不得不三番五次地求助上天。这一切都是因为取经是由如来、观音安排的唯一可走的路，出石匣只是赎罪式的假释。如来、观音把金灿灿的“斗战胜佛”之名放在灵山的佛桌上，诱着孙悟空去取。他们完全可以开个玩笑，在孙悟空即将到手之际让它化为乌有，让悟空徒劳一番。所以大团圆的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取经过程中，孙悟空的好“名”、高傲与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之间的强烈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悲剧性。这样看来，悟空的悲剧是好“名”及“名”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由于好“名”的愿望与现实只有矛盾对立，没有调和统一的余地，或者说，出现了“空虚地带”，才导致了悟空的悲剧。哭是痛苦的发泄方式，哭不仅渲染了气氛，也是悲剧效果的深化。二、“神兽”结合建构了喜剧性的孙悟空 评论家对《西游记》文本中喜剧性、幽默性的分析已十分深刻，孙悟空是一个喜剧英雄也已成为定论。撇开文本的角度，笔者主要从审美心理学、接受美学角度来探讨孙悟空形象的喜剧性也就是通过对“神兽”这一艺术结构的分析，回答“孙悟空既是一个悲剧人物，读者何以把他仅作为一个喜剧英雄来接受”这个问题。 从读者接受这一角度看，悟空之所以被认为是喜剧英雄，似有以下三种原因： 第一，从一般接受心理看，凡审美对象为形貌丑陋者，即使他们的行为动作是悲剧的，而其效果则可能是喜剧的。从《西游记》的文本效果看，悟空形象的艺术接受也未能逃脱上述接受心理。即是说，由“神兽”结构而产生的丑陋形象和滑稽动作冲淡、掩盖了人们对孙悟空悲剧形象的认识。一个面目丑陋狰狞的人，无论正义感多强，其悲剧效果总比外形英俊潇洒、儿女情长的人物逊色，我们的同情往往在后者。 在我国古典悲剧中，有时主要的悲剧人物也可赋予喜剧性格。悲剧《娇红记》中以生扮的申纯，当他和王娇的爱情在封建伦理的重压下，尚处在扑朔迷离，摸不透对方底细的时候，突然听到王娇约他晚上幽会，他欣喜若狂。在王娇走后，他一个人留在台上如痴如呆地自言自语，连说带唱，恨不得太阳早点下山：“天，我央及你，我与你唱喏。怎生不动？我与你下跪，又不动。我与你下拜也不动。呸！泼毛团鳔胶粘住你哩。红红泼泼更瞳瞳，夕阳西沉早在东，其今朝偏恋着生根结蒂在当中？说什么‘人有善愿，天必从之’？我如今唱喏，你也不动，拜你，你也不动；敢待骂哩！”通过这些插科打诨的喜剧表现，把申纯书呆子气的至诚种，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真实呈现了他此时复杂的心情。然而未来的结局却证明：“天”并未恩赐他人生应得的起码善愿，强大的封建势力不仅吞噬了他们的爱情，而且夺走了他们的生命，这还有什么天良？！这是一种以喜写悲，更见其悲的手法，有很深的悲剧效果。 然而在《西游记》里同样是以喜写悲，为什么没有如此的艺术效果呢？《西游记》第三十四回，孙悟空骗巴山虎、倚海龙说出压龙洞老母住处后，取出铁棒，走上前，着脚后一刮，然后把两个小妖刮做一团肉饼，却拖着脚，藏在路旁深草科里。随即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成了巴山虎，自身却变个倚海龙，假装做两个小妖，径往压龙洞请老奶奶。这一系列动作和外形的神兽式变化，有着强烈的喜剧色彩。但从圣变为小妖，紧接着的便是要向老怪嗑头。这对“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人”的悟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污辱。他结果被迫承受了这污辱，便是悲剧。难怪当他意识到要拜倒在老怪脚下时，站在门外，仵着脸脱脱地哭将了起来。这哭应说是有着撼人心魄力量的，很有悲剧色彩，然而历来的读者和评论家们对此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我们把申纯和孙悟空的动作和外形作个比较，不难发现造成这种接受差异的原因。申纯是以生扮演的才子，他年轻、漂亮又多情；他的动作是极富人情味的人的动作，因而他的心灵非常容易与接受者的心灵发生共鸣。而孙悟空则是一个面目丑陋，动作滑稽的老猿，不容易与我们人的心灵沟通，他的悲剧也就不易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如果孙悟空以一个人的面目出现，且赋予他英俊潇洒的外表，只是偶尔现形为猴子。那他一定是一个十分动人的人物。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物，不能象猴那样完美自如地融入《西游记》中。以猴的面目出现，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第二，悟空由“神——兽”结构而产生的丑陋外形和滑稽动作本身，给读者的印象是丑的，其效果只能令人发笑，而不会发现其他。闹剧是喜剧最简单的形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当滑稽只限于外在行为和表面丑态之时，这就叫做闹剧。”在最初，闹剧常常表现为对某些动物的夸张、歪曲的摹仿，人类把某些动物作为被征服对象加以调笑，以扭曲、夸张、笨拙的化妆、形态和动作来贬抑动物，肯定人的力量，显示出人与兽对比中人的优越性。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丑陋外形和滑稽动作给读者的印象是闹剧式的。文中描写孙悟空咨牙俫嘴、两股通红，腰系一条虎皮裙，活脱脱是个雷公。猴子式的厉声高叫，跳来窜去，眼珠的流转，都给读者以丑的印象，引发读者的只是一阵阵笑声。从孙悟空钻腹这一事件来看：由于猴子外形的轻巧，作者不免赋予他善变各类小虫的特征，使他能非常容易地钻入妖魔腹中，大闹一番“肚宫”，疼得妖魔哇哇乱叫，满地打滚。由悟空这一外形变化和技术本领所产生的这类丑式画面，可谓非常逗人发笑。把孙悟空作为猴子看，当然只能令人发笑别无其他。但若把他作为一个人来看，他凭本事无法制服妖魔，使不得不使用这小人之计。是多么可悲。因为孙悟空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汉，是不能受辱于人的。这样做岂不坏了他一生所追求的“名”？更何况就是凭这，他还不一定能救出师父前往西天取经。 第三个原因在于读者的心理定势。大部分读者在没接触作品《西游记》前，就或多或少接受了戏剧舞台、电视屏幕、连环画上孙悟空的形象。而由于受传统评论模式的影响，厂来的编者、导演、绘画者都是把孙悟空作为一个喜剧形象来设计制作的。他们把孙悟空兽的动作和外形加以强烈的歪曲、夸张和摹仿，不时逗发观众阵阵轻松愉快的笑声。正是受了戏剧、电视剧和连环画的熏陶，人们对孙悟空这一形象所抱有的喜剧心理可谓根深蒂固。抱有这种心理来读《西游记》作品本身，当然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对孙悟空的独特塑造。 《西游记》对孙悟空形象作出如此塑造，其实正表现出它塑造人物形象之高妙。其高妙之处就在于，它超越了悲剧和喜剧的创作模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一个超越了悲剧和喜剧的艺术形象。可惜的是，长期以来，读者未能悟解《西游记》这种创作特色，结果把孙悟空仅作喜剧英雄来接受。在我看来，要对孙悟空作出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必须遵循《西游记》超越悲剧和喜剧的创作思路和创作特点。只有这样，才不辜负《西游记》作者苦心孤意惨淡经营出来的孙悟空这个神魔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第一号人物，他乐观、聪明、勇敢、顽皮、灵活，热爱自由，除恶务尽，充满了斗争精神，最受读者喜爱。孙悟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闹天宫是他的一段光荣历史；后来他参加取经队伍，尽管头上戴着金箍，不能完全自由行动，但他的火眼睛能够看透一切，手上的金箍棒威力无穷，他始终是战胜妖魔鬼怪的战斗主力，最后得到一个“斗战胜佛”的光荣称号。毛泽东有两句诗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精辟地道出了这位神猴的本质特点。最能表现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的故事是《大闹天宫》；《三借芭蕉扇》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他的聪明；《三打白骨精》可见他的嫉恶如仇，除恶务尽。 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孙悟空的种种“神通”，正包含了古人对自身力量增长的幻想和对征服自然的自信。孙悟空是中国人心目中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英雄。 与孙悟空相映成趣的是他的师弟猪八戒，他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同时也有很多引人发笑的东西。取经路上的脏活、累活如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扫垃圾等等，都是他来干，不过只要有机会他就偷懒睡大觉；与妖精们斗起来猪八戒也是十分勇敢的，但也有时会借出恭(上厕所)逃避战斗。猪八戒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身上的许多小毛病：好吃贪睡，爱占便宜，嫉妒心强，喜欢拨弄是非，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他有时耍点小聪明，结果反而坏了大事。但猪八戒还是一个好人，他憨厚纯朴，没有害人之心，并且终于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写一个弱点很多的人物而能讨人喜欢，让人记住，是很不容易的。 和孙悟空、猪八戒这一猴一猪比较起来，第三位徒弟沙和尚显得故事较少，生气不足。但他乃是不可或缺的配角，当孙行者和八戒闹矛盾的时候，须由他出来劝说调解，两位师兄外出时，由他陪伴师傅。如果没有这一个徒弟，唐僧就危险了，经也取不成。 唐玄奘历史上确有其人，而小说中的唐僧则是一个由作家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心地善良，信仰坚定，明知到西天去必然会碰到许多艰难险阻，“吉凶难定”，但仍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无论遇到多少困难，也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但另一方面，这个唐僧又是相当窝囊的人物，一碰到妖魔鬼怪，他总是一筹莫展，滚下马鞍，涕泪交流，一旦离开了徒弟，他就连饭也吃不上。最糟糕的是他太糊涂太慈悲了，孙悟空主动除妖时，唐僧总是斥为“无心向善”“有意作恶”“不知好歹”，甚至闭上眼大念其紧箍咒，使孙悟空无法去战斗除妖，结果自己往往遭灾受罪。唐僧本来是去西天取经的领导人，但小说中对他批评得很厉害。这就表明《西游记》并不宣扬宗教，不过是利用取经一事作为叙述故事的框架而已。
孙悟空的历史原型是个复合原型，但是它的核心原型是王艮。依据：1、王艮落户于东台。注意在东边，和孙悟空出生地方向一致。2、王艮十多年的自学，孙悟空在遇到菩提前，也是常年自学为主。3、王艮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江西吉安人）说江西巡抚王守仁的学术观点，。38岁时远赴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孙悟空也是三百多岁听了樵夫的话跑到西牛贺洲向普提拜师、学习。王艮他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趋舟江西，执弟子礼拜见王守。这就对应了孙悟空不理会猴群，从老家承舟过海的跑到西牛贺洲。4、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之意的“艮”字；孙悟空也是不懂礼数、好动，也被取了一个名字、希望其空。5、王艮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就和孙悟空一样，刚开始这也不学，那也不学一样。6、王艮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就和孙悟空一样重身轻利，就是要学长生不老。7、王艮有一次坐“招摇车”（蒲轮）招摇过市，遭阳明指责。这就对应孙悟空有筋斗云且喜欢招摇，菩提老师批评。8、王艮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这就对应着孙悟空学会了七十二变就到处显摆，最终惹怒了菩提。9、他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后来孙悟空为了为了保密，自称是：天生圣人。10、王艮攻击当时统治者，被斥为“异端”。这就对应了孙悟空大闹天宫。11、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这对应着孙悟空很突兀的就会看病制药的本事。12、至于王艮的老师王阳明在江西，西边。王阳明也是儒释道合一的人，叫心学（注意是心）核心是儒家（喜欢搞教育），道家成分高于佛家（七十二变等）。王阳明能力出众，声望高，但是功高震主，被人嫉妒排斥和打击，只能低调讲学了。这就对应了菩提的住所（西边）、门联（心）、妙演三乘教，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三教）担心他人的：必然加害！（个人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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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之形象是否有原型，原型为何，始终是一个难以被淡化的学术问题。凡治《西游记》者，大都难以回避这一学术悬案。 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关于文化原型的探讨影响很大，几乎构成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主体。其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文学史大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学识、地位使他们的结论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鲁迅的“国产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唐人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详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和胡适的“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衍化而来的，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版）影响相当深远，相继生成的其他观点亦与之大同小异，多无法绕过他们。 八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和胡适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其中，风行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混血说”影响最大。“混血说”的首倡者是持“进口说”的季羡林先生。他在《罗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是“混血说”的滥觞。之后，蔡国梁、萧兵等先生的论述（详见蔡国梁《论孙悟空的血统》、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明确阐述了孙悟空形象原型与无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继关系。混血说渐具形态。 八十年代末，张锦池先生率先将取经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加以观照整合，纳入一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师传》，并将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小说等构成完整的流变系统。他从对“说话家数”的考辩入手，捕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在流变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长生、修炼、偷窃、好淫等特点，恰恰契合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与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关涉甚少，从而论证了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详见《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 张锦池先生的论述仍可以归之为“国产说”，它为鲁迅以来的国产说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论据，从而为诸多研究者所认可。 关于孙悟空形象的现实原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有两说。一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天宝十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贞元五年回到京师，在章敬寺修行。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并且回来时在龟兹、于阗等地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影响很大，亦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由此，多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参见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目前，此说还留有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空间。 张锦池先生从取经故事流变系统中亦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也就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详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作为“一说”，张锦池先生的结论是否颠扑不破，还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讨。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的记者署名文章让人吃惊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画并根据历史资料确证：孙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甘肃省安西县据此在日本东冈、东京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摄影展，影响很大云云。新奇之余，笔者重新拜读了段文杰先生的相关著述《新发现玄奘取经壁画考》等，得知，原来段文杰先生在孙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鲁迅“无支祁”说，不过他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是释悟空，并没有提及石磐陀，所谓“根据史料确证”云云在段文杰先生的论述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如此看来，可能是记者的疏忽导致了“张冠段戴”，以至误导了数十家媒体的纷纷转载（仅笔者于互联网了解，即有十几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甚至加以生发。其结果，或许能实现为文学形象孙悟空落实籍贯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表现出对学术前辈段文杰先生负责的态度。敦煌学是国际显学，海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其研究动态，当他们面对段文杰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体的炒作时，或许会提出疑问，甚至产生困惑。如此，则难免损伤段文杰先生以及相关媒体的声誉。这不能不让《西游记》研究者和爱好者忧虑。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150080）副编审，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27日）
：《西游记》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其主人公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是农民英雄，有说人是起义叛徒，有人说是新兴市民，有人说是开明地主；还有人提出，大闹天宫时他是急于向上爬的野心家和愚蠢的罪人，而西天取经时则是理想的奋斗者和改革的英雄。其实，不去追述他的政治倾向，单就其人格魅力，以我们当今时代的眼光去看，无论是大闹天宫时的英雄气概和叛逆精神，还是西天取经时屈服的嫌疑和造福于人群，都只是他人生里成长的阶段，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意义的路程。在孙悟空的人生里，前一阶段他是个率性而为天真烂漫勤奋聪慧的孤儿，后一阶段这个孤儿在多年沉寂后一举奋发，一路斩妖除魔，忠心护主，为民除害，造福苍生，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他的故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花果山称王到大闹天宫，主要表现他反抗神权正统、追求自由的叛逆性格。二是护卫唐僧西天取经、集中体现他不畏自然艰险。征服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前后两个阶段的斗争对象不同，性格基本一致。 要分析他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聪明机智、不畏艰辛、心丝急躁还有是他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的化身。 孙悟空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只石猴子，他出世后，就在仙山福地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府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龙宫、他“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在冥府、他使十殿阎王躬身作揖。他敢自称齐天大圣，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大闹天宫、打那些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把玉帝吓得惊慌失措。平日里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水界、冥府、天宫等最高权威在他面前一个个威风扫地。此外，他还敢于辱骂如来佛是妖精的外甥，骂观音菩萨“该她一世无夫.”对人间之王,他更是蔑视.他对乌鸡国国王说:"老孙若肯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朱紫国国王生病,他就用马尿配药丸给国王治病. 这种无法无天,敢于向神、佛、天庭、地府、水界、人间一切权威挑战的反抗精神,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基本特点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他的故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花果山称王到大闹天宫，主要表现他反抗神权正统、追求自由的叛逆性格。二是护卫唐僧西天取经、集中体现他不畏自然艰险。征服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前后两个阶段的斗争对象不同，性格基本一致。 要分析他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聪明机智、不畏艰辛、心丝急躁还有是他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的化身。 孙悟空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只石猴子，他出世后，就在仙山福地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府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龙宫、他“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在冥府、他使十殿阎王躬身作揖。他敢自称齐天大圣，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大闹天宫、打那些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把玉帝吓得惊慌失措。平日里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水界、冥府、天宫等最高权威在他面前一个个威风扫地。此外，他还敢于辱骂如来佛是妖精的外甥，骂观音菩萨“该她一世无夫.”对人间之王,他更是蔑视.他对乌鸡国国王说:"老孙若肯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朱紫国国王生病,他就用马尿配药丸给国王治病. 这种无法无天,敢于向神、佛、天庭、地府、水界、人间一切权威挑战的反抗精神,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基本特点
在我读过的书里我最喜欢《西游记》,因为这是明代着名的文学家吴承恩写的.我不仅仅喜欢里面精彩绝伦的神魔武打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还喜欢这本书给我们做人的启示.自从我读懂这本书的时候,我受益匪浅,知道了人处于社会该如何做人的方法. 要想剖析这本书的内涵,就要找到一只眼睛——分析故事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他们的性格特征以及面对危难时的不同态度. 在这部书里有四个主要人物,转世的金蝉子唐僧,美猴王孙悟空,天蓬元帅猪八戒,卷帘大将沙僧. 唐僧是取经队伍里的领导人物.但是在四个人中他是能力最弱的,甚至还是个累赘.在吴承恩的笔下并不是要褒奖他,而对他是大大的批评了.取经路 上,他显得十分窝囊,每次遇到妖魔鬼怪侵袭,他总是束手无策,吓得滚下马鞍来,次次遇险都需要徒弟来救.只要一离开徒弟,便寸步难行.他没有一双慧眼,即 使妖怪站在他面前他也认不出来.在徒弟正要打死妖怪的时候,他横加阻拦.便酿成了白骨精一战气走悟空的悲剧.唐僧就这样是非不分.但是作为领导人物,他也 有自己的优点——坚定不移,始终坚守信念.明知前方路途危险重重,也要走过去.勇往直前是他最严谨的态度.面对女色的诱惑,他也不动心.对于徒儿,他有时 也能十分细腻的关心.在西天取经的重任上,他是最坚定的人. 唐僧我们是要为他翘起大拇指的.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坚忍不拔,始终如一.对于一件事应该至始至终的做下去,不应该半途而废.即使遇到了危 险要学会勇敢,永不言退缩和放弃.唐僧的缺点是值得警醒的,应该学会自立,不能事事依赖他人的帮助,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面对坏人,要有一双亮 眼,看清他们的面目,不能轻易的相信他们.不能感化的要勇于消灭他们. 孙悟空是我最喜欢的神话人物,他有“斗战胜佛”的称号,说明他十分的英勇善战.是的!取经队伍里他是斩妖除魔的主力.我喜欢他的嫉恶如仇,他的勇敢正直,顽皮与热爱自由的品格.还有他的一双火眼金睛. 孙悟空我们是一定要学习的.我们要有他那样的精神风貌,面对敌人的进攻,勇于挑战,而且是他那样的智慧挑战.斩尽一切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坏人. 做事情,要有孙悟空的果断,说做就做,不要明日复明日般的堕落.以后我们长大了,总要立足社会,就需要一双“火眼金睛”.要看清人心险恶,看清自己的路该 如何走,如何选择正确的路,避免误入歧途,悔恨终身. 猪八戒缺点十分多,好色,贪吃贪睡,逃跑的时候很多.不过他也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取经路上一些脏活累活他都干.与妖精作战的紧要关头,他总会有责任心的留下来顽强作战.他也十分聪明,师父被抓走了,他演绎了一幕精彩的“义激美猴王”,最终救了身陷囚笼的师父. 猪八戒我也要翘起大拇指,对于自卑的人来讲是该好好学习的.在我看的西游记里猪八戒尽是缺点,但是细细看来,优点也很多嘛!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 自己的缺点,也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像猪八戒一样自信的做人,展现自信的笑容,到最后,因为自己的努力得了个净坛使者.所以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终究会取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功. 沙僧我是比较喜欢的,喜欢他的正直憨厚,老实勤恳,任劳任怨,他就像老黄牛一样的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为取经立下了汗马 功劳.我还欣赏他的胸怀与集体的责任感,在取经队伍遇到内讧时他总是当着润滑油的角色,尽力解除师兄弟的误会.尽管他在《西游记》里的戏份很少,但是我我 也要送给他主角一样的掌声. 沙僧的品格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我们这浮夸的一代少年.我们要学沙僧做人的低调,他的谦虚.因为在这个社会,张扬的人总是会翻船的.与此同 时做人也要像沙僧一样的厚道.因为人与人需要的是信任和坦诚,而不是勾心斗角,只有对别人有一颗真诚的心,自己才会受到众人的欢迎.即使像沙僧一样并不显 眼,但是却在别人的心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形象. 在《西游记》里衬托正义的当然还有邪恶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妖魔都想吃掉唐僧,但是到最后都被消灭了,这告诉我们邪恶的力量总是胜不过正义的力量.即使再强大,也会被镇压.这同样告诉我们遇到邪恶的力量,只要一直勇敢的斗争下去,到最后,一定会取得一片光明的蓝天. 不过看透了《西游记》,细细品味这些妖怪的的内心与它们的行为,便会与鲁迅先生有同感——神魔皆有情,精魅亦通世故.它们有着人一样的感情.令 我感受最深的是铁扇公主.她为了被擒的丈夫牛魔王,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把芭蕉扇借给了孙悟空.纵看妖魔,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在亲人面对危险时甘愿舍弃一 切,这就是亲情的力量.所以在我们眼里的那些毫无人性的妖怪其实同人一样也是情感动物,只不过殊途同归,走的路不同罢了! 这是《西游记》里隐藏的最深的一点.当我读懂它时,便能知道这个世界最广阔的是人性,是人的情感,是本质最美好的亲情.亲情能够战胜一切,就像 铁石心肠的铁扇公主为了亲情能够放下妖魔的仇恨.这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纵然还有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但他们的本性并不坏,不能一味 的用强制手段来使他们变好.要用人类最美的情感去感化他们的心,才能把我们这个社会建设得更好,更和谐. 读了《西游记》感慨颇深,有勇敢顽强的正义者,有普度众人的神佛,也有一些妖魔鬼怪.其中一些有血有肉的东西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读懂的.一本书的 灵魂就是能否给人读书的启迪.而我最喜爱的《西游记》给了我最大的人生启示,让我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生存下去,既不影响他人,也不伤害了自己.我 相信这本流传了几百年的《西游记》,经过我的不断阅读还会给我带来新的人生启示呢!
西游记小论文800字的内容是：
每当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西游记》时，都会有新的感觉、新的发现，也很想拥有孙悟空的勇敢机智和那七十二变，还有一根会变大变小的如意金箍棒。
伟大的吴承恩写出了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最后都是化险为夷，为了取得最后的真经，师徒四人，踏遍河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艰辛和痛苦，最后终于取得了真经。
《西游记》是一部拟事小说，作者将自己当成孙悟空，将政府比喻成唐三藏，毫无本领，比喻当时政府十分腐败，当官的人乱收老百姓的钱，使用勇敢机智的孙悟空来保护政府，最后得到了胜利。
我为作者吴承恩为祖国奉献自己，却无处可投的精神有所感动，也对当时的社会感到十分的不满，从《西游记》中也感到吴承恩在不断的坚持，正如孙悟空不断的和唐三藏去取经，永不言败。《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沙和尚、孙悟空都是很有本事的人，去推翻当时黑暗的社会。
孙悟空大吃蟠桃，偷吃仙丹，随后下凡去，玉帝得知后万分气愤，派十万天兵天将下凡捉拿孙悟空，孙悟空和杨戬大战几百场，不分胜负，最后太上老君偷袭孙悟空，将孙悟空抓了起来，孙悟空被雷击、砍头、用钉子打，用三味真火烧，却毫不动摇。
太上老君把孙悟空放入八卦炉烧了七七四十九天，孙悟空十分勇敢，永不放弃，坚信自己一定能成功出去。七七四十九天后，孙悟空出来了，练成了火眼金睛。大闹天宫，最后被如来佛来压在了五指山下。
过了五百年，唐三藏奉命去往西天取经，急需人才，才将他救了出来，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
孙悟空是一个所有人都很赞扬的人，他十分的自由，他勇敢机智，为保护师父，他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点使我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赞扬。为了事业，孙悟空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驾护航，师徒之间感情也非常的厚。
唐三藏是唯一一个使人琢磨不透的人，他十分的怜悯他人，十分有爱心，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也要放走，岂不知坏蛋放走后被害的人将更多，这真是太有“慈爱心”了。
猪八戒总喜欢在背后说坏话，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物，十分贪生怕死。但他也是有特长，还能服从师父的命令。是西游记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之一。
沙和尚十分的忠诚，也有些傻傻的，任何东西都是他扛，任劳任怨，如老黄牛，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西游记》中给我最大感触的是孙悟空，他降妖除魔，坚持就是胜利，只要坚持就能成功。名著真不愧为名著，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豪杰，为着人类的理想而共同奋斗。我也要从《西游记》中获取力量，争取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成为自己的骄傲！
《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之形象是否有原型，原型为何，始终是一个难以被淡化的学术问题。凡治《西游记》者，大都难以回避这一学术悬案。 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关于文化原型的探讨影响很大，几乎构成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主体。其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文学史大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学识、地位使他们的结论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鲁迅的“国产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唐人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详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和胡适的“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衍化而来的，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版）影响相当深远，相继生成的其他观点亦与之大同小异，多无法绕过他们。 八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和胡适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其中，风行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混血说”影响最大。“混血说”的首倡者是持“进口说”的季羡林先生。他在《罗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是“混血说”的滥觞。之后，蔡国梁、萧兵等先生的论述（详见蔡国梁《论孙悟空的血统》、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明确阐述了孙悟空形象原型与无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继关系。混血说渐具形态。 八十年代末，张锦池先生率先将取经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加以观照整合，纳入一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师传》，并将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小说等构成完整的流变系统。他从对“说话家数”的考辩入手，捕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在流变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长生、修炼、偷窃、好淫等特点，恰恰契合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与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关涉甚少，从而论证了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详见《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 张锦池先生的论述仍可以归之为“国产说”，它为鲁迅以来的国产说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论据，从而为诸多研究者所认可。 关于孙悟空形象的现实原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有两说。一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天宝十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贞元五年回到京师，在章敬寺修行。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并且回来时在龟兹、于阗等地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影响很大，亦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由此，多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参见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目前，此说还留有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空间。 张锦池先生从取经故事流变系统中亦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也就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详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作为“一说”，张锦池先生的结论是否颠扑不破，还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讨。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的记者署名文章让人吃惊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画并根据历史资料确证：孙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甘肃省安西县据此在日本东冈、东京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摄影展，影响很大云云。新奇之余，笔者重新拜读了段文杰先生的相关著述《新发现玄奘取经壁画考》等，得知，原来段文杰先生在孙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鲁迅“无支祁”说，不过他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是释悟空，并没有提及石磐陀，所谓“根据史料确证”云云在段文杰先生的论述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如此看来，可能是记者的疏忽导致了“张冠段戴”，以至误导了数十家媒体的纷纷转载（仅笔者于互联网了解，即有十几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甚至加以生发。其结果，或许能实现为文学形象孙悟空落实籍贯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表现出对学术前辈段文杰先生负责的态度。敦煌学是国际显学，海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其研究动态，当他们面对段文杰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体的炒作时，或许会提出疑问，甚至产生困惑。如此，则难免损伤段文杰先生以及相关媒体的声誉。这不能不让《西游记》研究者和爱好者忧虑。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150080）副编审，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