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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历要求是不一样的。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是不需要公开发表的，而硕士和博士的论文是需要公开发表的。
博士公示期是指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要将论文的摘要和答辩情况向导师、学院和学校进行公示的一段时间。这个公示期通常为7-14天不等，其目的是为了让相关人员对学位论文进行审核和评估，以确保论文质量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校要求。在公示期内，任何人都有权对论文进行评审和提出异议，以保证学位论文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学位论文存在问题或者有人提出异议，学校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只有在公示期结束且无异议的情况下，学生才能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博士公示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需要严格遵守学校规定和学术道德，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和真实性。
博士公示期是指在博士论文答辩前，需要将博士论文在学术部门公示一段时间。其目的是让有关的教授、专家和同行学者对博士论文提出意见、建议或反对意见，从而加强博士论文的学术严谨性和科学性，确保答辩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在博士公示期间，学术部门会将博士论文内容进行公开展示，并发布公告邀请专家、教授、同行学者和社会公众对博士论文进行评审和审核。如果评审意见存在指正或反对性意见，博士生需要进行修改并重新提交。只有当博士公示期经过并通过后，博士生才能进行答辩，从而取得博士学位。博士公示期的设置是为了保障博士学位的严肃性和博士毕业生的学术能力，同时也是对博士论文的一种质量监管。
大学的毕业论文一般情况是要公开发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没有这个强制性要求的，所以说跟着自己学校的要求走就行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王韬评传》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ISBN 7-305-01949-6 《王韬评传》忻平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ISBN 7-5617-0465-8 《王韬研究》王立群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博士论文） 《王韬年谱 》张志春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ISBN 7-5434-1905-X 《王韬传记资料》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王韬著作》：费正清：Writings of Wang Tao. [excerpts]. In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P, 1954, 137-42. Cohen, 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ISBN 0674068769 中译本：（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的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ISBN 7-214-01271-5/G·316 McAleavy (H):Wang T'ao.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 Displaced Person. With a Translation of 'Mei-Li Hsiao Chuan', a Short Story by Wang T'ao，1953。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China Society of London on 22 May 1952。 Vittinghoff, Natascha:Die Anfä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 (1860 –1911)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2 ISBN 3447046341 （美）柯文著，《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有的人写毕业论文随便应付了事，以为拿个文凭就好了，有的人则认真对待，从确定论文主题开始就搜集相关的材料，准备写论文。用心对待，论文的质量才会高，才有机会入选优秀毕业论文。但有同学就会说，获得优秀毕业论文有什么用？毕业了就用不上了。其实，并不是这样。1、学校给予积极奖励学校在奖励优秀毕业生方面还是比较大方的。如果你的毕业论文真的质量很好，被一致评选为优秀毕业论文，你可以得到学校的奖金。钱的数额可能不多，当是一份回报。而且我相信，如果你选择留在学校深造或者继续当老师，无疑会为你打开一条道路，毕竟你的能力很强，学习也很优秀。2、硕博学生含金量高优秀的毕业论文还是很有用处的。只要能写出导师认可的优秀论文，尤其是硕士、博士阶段，这是一门学术研究的经验。如果能在研究方面写出优秀的毕业论文。如果你的毕业论文能在国家重要期刊上发表，获得省级优秀毕业论文，含金量很高，对以后的工作或学习深造会有帮助。3、个人加薪或职称需要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员工可能印象更深。当他们需要被评估职称和提升时，他们需要撰写和发表论文。如果你有优秀毕业论文证书，并且你的论文创作和发表在这个时候，你会比其他人更有竞争力。毕竟大部分机构还是很重视这些形式的。如果你能做到并比别人更好，你将有很大的机会。优秀的毕业论文有什么用？当你拿到一个优秀的证书，你的意思是你越有能力，你的能力就越强，你比别人强，你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对你有利。要知道，现在是一个人才济济的社会，用人单位看人才，你优秀别人就要你，原因就这么简单。
暂不公开，因为博士论文都是需要经过筛选，并且检测是否有抄袭成分，如果在网上进行公开可能会检测成抄袭，所以暂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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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查优秀博士毕业论文，网址是如果你要查优秀硕士毕业论文，查询网址是目前中国知网不收录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以上网址只是查询，只有当你有账号并付款或者你所在的ip区域符合（比如你所在的大学购买了中国知网，你在校园内就可以下载）你才可以下载……应该给点“悬赏分”，呵呵
本科生论文不收录啦
目前中国知网不收录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但是收录优秀博士毕业论文以及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检索优秀博硕毕业论文步骤：
1.打开中国知网（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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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秀论文奖金视层级不同,奖金不一样。一般为500至2000元之间,以鼓励作者积极投稿。一些论文收集单位为了提高交流水平,会聘请同行专家给予论文予以评审,并选择优秀论文,对优秀论文作者可发奖金和优秀荣誉证书。
2012年江苏省高校第九届大学生物理及实验课件作品创新竞赛优秀指导老师荣誉称号2011年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优秀奖2010年度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苏州大学2010届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获2008-2009年度苏州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2项）2007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论文题目 “复杂激光束的变换与符合成像研究”,指导老师林强教授,朱诗尧教授2007年获德国洪堡基金林强，蔡阳健，王立刚，朱诗尧, 部分相干激光的机理及其应用, 2007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6年度浙江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 “复杂激光束的变换与符合成像研究”,指导老师林强教授,朱诗尧教授2005年浙江大学优秀毕业生，浙江省优秀毕业生，浙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获浙江大学中科院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荣誉称号2004年林强，蔡阳健，王立刚，戈迪，部分相干激光的产生和传输特性研究，获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003年 林强，蔡阳健，部分相干各向异性扭曲高斯－谢尔模光束的张量ABCD定律，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2003年 林强，蔡阳健，部分相干GSM光束的分数傅立叶变换，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2003年蔡阳健，林强，椭圆厄密－高斯光束及其经过旁轴系统的传输，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2003年，获浙江大学竺可桢奖学金(浙江大学最高荣誉奖学金)，光华奖学金，“三好学生”，研究生“学术十杰”荣誉称号。2002年，获浙江大学竺可桢奖学金(浙江大学最高荣誉奖学金)，研究生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研究生“学术十杰”荣誉称号。2000年浙江大学优秀毕业生1999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二等奖1998年浙江大学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1997年浙江大学一等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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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学霸联盟团队
时维五月，庚子年夏。大疫将去，华灯初上。余之论文即将付梓。青灯凭栏，淡烟流云望舒空。倚风临窗，拙论新成忧思中。流光逝，追忆声里，一曲往事至。光阴易逝催人老，浮生似水笑沧桑。回首学路，昔之来者，鲜衣怒马，少年壮志闯天涯。今将去者，褐面华发，此心安处即为家。春秋四度，白驹过隙。谨以拙文叙学路之事，感师朋亲友之恩。
余生于鄂南，布衣世家。幼时向学，天资不聪，根器不敏。恶读书，喜狗马。是时，举村皆贫，余家犹甚。上人憎，下人厌。粥饭不易，物力维艰。思食不可充其饥，思衣不可华其体。常食不果腹，短褐穿结。致身体羸弱，精神恍惚。穷冬寒风，足肤皲裂。酷暑炎日，创伤遍身。其间数度遇劫，幸得祖上荫庇，每每化险为夷。人情冷暖感于内，世态炎凉见于外。
志学之年，倍感生活不易，终觉此生有归。忽然心有所悟，方通认知之教。知识智慧生动有趣，自然 社会 微妙深远。不能浑浑以终年岁，噩噩以度春秋。生如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运坎坷，亦怀不屈之心。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可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能就万仞之渊。自觉年少轻浮，学历太浅，见地不足。遂夙兴夜寐，无厌于学，以使志生。励精图学于日日夜夜，参悟性理于事事物物，不觉间数载倏忽而逝。
高考之后，由鄂出关，入学吉大，凡四年矣。志气日衰，学业渐荒。别北国，入南疆。朋友离散，同学分别，志气悄然而生。不得仲永之天资，唯学孙敬之刺股。砥砺奋发，机缘巧至，素未蒙面，幸遇恩师。生华于已枯之木，起烟于寒灰之上。三生有幸，九世之荣，添列洪门。终以渺渺之身习于巍巍珞珈之上。
恩师洪公名浩，天资清劭，精于文法。治学严谨，惟日孜孜。博学笃行，才气恢弘。学富于五车，才高于八斗。非唯囿于书籍，亦未蠹之学究。不斤斤于得失，不争争于宵小。余自知才疏学浅，资质平庸，因而常事左右，未敢稍离。蒙恩师不弃，不吝言传身教。是以，纵有困惑，顾盼之间，得以迎刃而解。师恩至善，情分盈余，每逢心喜，常设宴以聚。余等围师而坐，欣听挚语箴言，济济一堂，其乐融融。谨蒙教诲，如闻至理名言，胜似玉露甘霖。方知学问之道，首重为人，次在治学，终为御世。人道贵诚，去伪除恶，保真存善。治学唯谨，弥纶群言，研精一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御世在易，世事洞明，无常有常。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珞珈苍苍，东湖泱泱。恩师之道，山高水长。
江城珞珈，樱花宇楼, 山色空蒙。东湖武大，昂然清泰,清逸温润。武大法学，群英荟萃。先生诸子，星火相传。德才兼盛，一脉百年。养天地之正气以朔风骨，法古今之完人以炼才德。往来三载，余非独学法学之理，亦悟人生之道。出则珞珈东湖，尽览山色湖光。入则名家讲学，领略大师风范。学有所伴，游知所往，张弛有度，不亦乐乎！
学路漫漫，人生惶惶。立高见远，幸遇众师。占善刚教授蔚然大家，卓异中正，是以文铸风骨。林莉红教授神度弘远，娴雅轻盈，是以风格峻厉。陈岚教授明理重义，丰姿英伟，是以业界闻名。刘学在教授志向冲雅，虚怀若谷，是以誉满杏坛。李傲教授温文如玉，性行淑均，是以仁厚著称。研究室各师虽风格各异，咸有梅兰松柏之风也。众师圣睿明哲，洞见宏远，对余之论文助益良多。面命查漏，耳提补缺，或结构之调整，或术语之修饰，或词句之精进，咸似琼花碎玉，晴雨初霁。甘怡仰佳，感于五内。余之成长，亦应感谢其他恩师之提点。硕导吴小英教授，清闲雅逸，细致严谨。余每遇问题，恩师循循以导，谆谆而教，恩德未可胜计。余睿副教授、林轲亮副教授对余之教导，亦时常浮现于心，无论尽报。
父母之恩，高于长白之巅，深于北海之渊。余自外出求学，南北辗转十载。父母倚窗而望，怜爱殷殷。朝暮之间，青丝华发。父母年逾天命，尤以垂垂之姿，负奔波之累。然余外无尺寸之功以光门庭，内未怀橘卧冰以侍双亲。生而为子，未能尽孝，愧也，疚也。余舅顾公兴胜，高瞻远瞩，数番提点，扶助于贫困之时，解蔽于迷茫之际。结草衔环，难报万一。余弟朱剑律师，少著聪颖，甘于担当。能担门庭之柱，常解父母之忧。此情不忘，铭于心间。
光阴往来，寒暑易流。博士三年，幸得挚友。崔凯师兄、罗晖师兄、李从文师兄、梁君瑜师兄、郑涛师兄、彭冬松师兄、寿媛君师姐、胡小帆师姐、倪培根师兄、方姚师兄、迟大奎师兄，对余之关爱颇多，皆余学习之榜样。博士姜辛辛、邓嘉泳、刘鋆、刘洋、王译、曹奕阳、高培培与余同入珞珈，皆品学兼优，德才兼备。余论文之完成，亦需感谢程光博士、王超博士、袁园博士、宿伟伟博士、张亚军律师之帮助，受惠之处，默然感激。同门林海伟博士、赵祖兵博士热肠古道，常深夜切磋指导，成则举杯以相庆，败则全力以扶助，深情厚谊，铭念心髓。余亦受其他诸公多惠，在此一并感谢。
岁月流觞，往事飞扬。三生有幸，山水一程。临尾赠言，落笔涕零。书之有尽，致谢难穷。谨以拳拳之心表诚诚之谢，愿诸公风鹏正举、宏图开展。文末搁笔，临别戚戚，敬求学之悠悠岁月。
朱 良
庚子年仲夏于八桂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