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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毛传所标兴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即兴句和应句同用某几个字，且句式完全相同。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兴体的特点，如胡承珙说《小雅·采菽》是以“‘采其’‘观其’相因为兴”28 。姚际恒甚至认为这是确认兴体的明显特征，说《无将大车》“以‘将大车’而起尘兴‘思百忧’而自病，故戒其无。观上下同用‘无’字及‘祗自’可见。他篇若此甚多，此尤兴体之最明者”29 。这些看法都是从《诗经》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值得重视。句法相因为兴，是四言体的特殊体式所决定的。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兴句取象和应句本文之间不一定有意义联系，主要是以“可以”、“不可”、“不”、“无”、“有”等字来点出其相因的句法关系，但实际上兴句和应句之间存在简单的逻辑照应。如《周南·汉广》以汉江“不可泳”和“不可方”、乔木之“不可休”兴游女的“不可求”，几类不相干的行为之间只是在达不到目的这一点上相互照应。《齐风·甫田》以“田甫田”而生莠兴“思远人”而心劳，亦戒其毋，上下同用“无”字，而且以“骄骄”和“忉忉”对应。与《无将大车》一样，不仅以句法显示二者逻辑的相应关系，而且还深入到一种难以明言的心理，把内心烦乱像长满了草一样乱糟糟的感觉微妙地表现出来了。《陈风·东门之池》以池“可以沤麻”兴淑姬“可与晤歌”，麻能使人联想到妇人绩麻的本分，两种行为方式之间虽有模糊的联系，但重点还是在“可以”的逻辑上。《陈风·衡门》以食鱼兴娶妻，固然出自鱼和室家有关的联想，但上下句同用“岂其”“必”字，重点还是在以相似的逻辑为兴。《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也是上下同用“如何”“匪…不”的句式，见出二者逻辑的相同点是做事成功必须依赖工具或中介。《墙有茨》后人多以为比，毛传标为兴，当是因为上下同用“不可”“也” 相因之故。《王风·扬之水》以“不流束薪”兴“之子不与我戍申”，也是以“不”相因为兴。因薪与婚嫁有关，也可理解成引起对配偶的思念，但《郑风·扬之水》却以兴兄弟之间的不信任，可见这两首诗兴的重点不在“薪”的寓意，属句法逻辑的相因对照。《秦风·无衣》以上下句“与子同”相因为兴，亦属此类。还有一种相因为兴，虽然在字面上没有上下句同用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劝戒的字类，但是在内在逻辑上仍然显示出同样的上下照应关系。比如《诗经》中最多见的“山有…隰有…”的兴句，应句的内容往往与之无关，只是在“有”的句法逻辑上相因。如《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兴“子有衣裳”，上下相因关系都用“有”字点出。但更多的是“有”字只见于兴句而不见于应句，下面所兴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意思。《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兴的就是“西方”有“美人”;《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所兴的也是心里有“子都”，只是跳过了这一层，直接抒写不见子都的失望。其余如《秦风·车邻》《秦风·晨风》《小雅·四月》第四章都是如此。《大雅·酌》三章都以到“行潦”去取水起兴，水“可以��”、“可以濯”、“可以濯溉”，实际上也就是兴“岂弟君子”可以为“民之父母”。朱熹说:“‘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虬，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30 说明他也看到了这种以逻辑相因的兴体特征。《小雅·鹤鸣》毛传标为兴，认为是喻用贤的意思，所以后人都直视为比。其实这首诗并没有说明比义，也不一定就是喻用贤，可以有多种联想。全诗两章各九句四层取象，意思各不相关。但其间也是以别处之物“可以”移至此处的内在逻辑层层相因的:大泽中的鹤鸣可以传到旷野;深渊中的鱼可以来到洲渚;园里檀树下可以生出�木;他山之石可以磨玉。最后一层是前三层兴句的应句，本身又是一个比喻。由于相因为兴的兴句和应句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比较明显，上下句用相同的文字和句法又能更进一步突出这种对应感，而四言句式的构成是依靠虚字衬字形成二二节奏，两个半句一行，所谓上下句（整句）实际是四个半句凑成的上下两行，上下两行中除了“不”“可”这类关键字以外，一般还有多个虚字的重复，于是兴句和应句用相同的句式，节奏特别鲜明。所以四言体式利用句序来强化节奏感的典型特征，能在这类兴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31 。五言的比兴虽然也有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的，但没有普遍使用，五言不需要用虚字、衬字来构成句式，即使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也没有四言那种四句两行重复的节奏感。杜甫名作《前出塞》“挽弓当挽强”可说是活用了《诗经》这种以句法和逻辑相因为兴的手法。但是在一首四行的五言里，用两种不同的句式相因为兴，又没有虚字衬托，节奏就显得不如四言强烈鲜明。从这一点来说，这类兴体也可以说是应四言体诗化的特殊要求而形成的。毛传所标兴体中还有少数即事即景的兴体，按现代《诗经》学的解读，这类兴体的数量较多，远不止毛公所标的二十多首。这类兴与赋较难区别，因为都可以看作是抒情写事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四言体的特殊体式着眼。四言适于抒情而不适于叙事，即使叙事，也要以场面铺叙和抒情式的赞颂为主，才能发挥四言体的特长，形成鲜明的节奏感32 。四言体一般以四句两行一章为基本单位。最常见的是前两个半句以景或事起兴或譬喻，后两个半句即转入实说本义。正如朱熹所说:“盖兴是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33 “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34 上句下句都指两个半句合成的整句，上句虚起而下句实指，这是兴体每个基本单位的一般体制。而一首四言诗是由两个以上这样的基本单位叠加而成的。《国风》比较简单，大多只是两三个基本单位的重复，而《小雅》和《大雅》则多有长篇。《大雅》极少用兴，《小雅》有许多篇是国风的延长和扩展，结构就比较复杂。但即使是一章加长到六句八句或七句九句，也仍然保持首句虚而下几句实的基本结构。这种上虚下实的程式要求上下句式的整齐对应，恰与四言体式相辅相成，尤其适宜于多章重叠和复沓。所以兴体之多，几乎占《诗经》的一半以上（朱熹、姚际恒与毛公所标的兴体互有异同，但在毛公标示的116首以外，又增添了30多首兴体）。兴体的这种体制决定了即事即景起兴时，上句的虚写只能取一种物的某个特征或一个场景给诗人印象最突出的某一点，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有些诗虚句取象十分精炼，对于实句所咏之事或情有点睛作用，如《郑风·野有蔓草》的虚句只写草野上露水盈盈，就把男女邂逅的环境以及美人“清扬”的气质都烘托出来了。《小雅·湛露》写朝阳晒干了露水，则是点出夜饮醉归的时间和背景。这类虚句和实句其实属于同一 情景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全诗是用两章或三章重复虚句和实句的这一基本组合，同时每章虚句描写露水的情状稍加变化以便换韵，于是在形式上就变成了典型的兴体。毛传所标的。《邶风·泉水》《邶风，北风》《风·柏舟》《郑风·风雨》《陈风·月出》，《小雅》的《车�》《斯干》《苕之华》《黍苗》《采绿》也都属于此类。由于其中不少上句明显是下句的背景描写，所以又被后人视为赋体。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上句写事写景的取象过于简单，而看不出它与下句的承接关系。这种情况比较容易被判断为兴体。因为一般认为兴的取象与应句不一定有明确关系。如《召南·行露》开头三句写夙夜踏着露水来往，非常难解，看不出它和后面两章实写女子指斥对方诉讼自己的内容有何关系，所以毛传以为兴。朱熹认为这三句实写男子的违礼之行，才引起下文的争讼，应是赋。分歧就在对这三句的理解究竟是虚写还是实写。《秦风·黄鸟》的虚句写黄鸟止于棘，与三良殉葬之事似乎无关。其实黄鸟在棘树上啼叫很可能就是从实景中取来的一个片断。娇小的黄鸟以其活泼的生命与强壮的三良被迫就死的情景形成一种对照，使诗人深有触动，于是以此为兴。《小雅》的《菁菁者莪》《蓼莪》《南山有台》《杜》都与此类似。因此前人判断这类即事即景的起头是否为兴，主要根据两点:一是上句和下句之间是否以虚对实的关系;二是复沓的各章是否以同样的上句重复开头。兴和赋的这种复杂关系在《小雅》里最为突出。一部分《小雅》由于内容的丰富，需要描写较多的景物、较大的场面和较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突破四言的基本表现程式，便将一个完整的场景切分成一个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一个单位成为一章，连缀组合成诗。简单一些的如《小雅·我行其野》:全诗三章都以主人公独行野外，看见樗树茂盛，采摘野菜起兴，应句实写被弃的怨恨，感叹婚姻的不幸。无论是主人公的动作还是所取的植物，都与实句内容没有类比意义乃至感觉的关联。但三章合起来就是一个弃妇边采野菜便感叹自己命运的完整场景，与《卷耳》写思妇边采卷耳边思念丈夫的情景一样。《小雅·何草不黄》四章，前两章虚句写草黄草玄，后两章虚句写旷野中“非兕非虎”和幽草中藏着狐狸。如果把四章的虚句和实句分别连缀成章，就会发现虚句都是写征夫在旷野中所见原野之景，实句都是感叹征夫四方奔走、不得休息的苦处，与后世五言行役诗没有区别。只是由于四言的体式，才把完整的情景拆分成四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加上前两章连用“何……不”相因为兴的句法，便化赋为兴了。较复杂的如《白华》，一般都说是申后遭周幽王疏黜的怨诗。八章的虚句取象中的白茅，菅茅，桑薪，鱼梁上的�和鸳鸯等，大都是与婚姻有关的比兴，实句都是思念和怨恨“之子”，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小雅》对《国风》比兴方式的吸取和综合。但是如果再联系取象中白云“露彼菅茅”、池水浸润稻田、鼓钟传于宫外、路上踩扁的石块等描写来看，又可以构成一幅远近分明的图画，可以看出主人公是在宫外的郊野上见到种种景色而无限伤怀，那些与婚恋有关的景象最能触动诗人，便尽量收拾入诗，于是形成了此诗比兴与赋交杂的结构。《小弁》与此类似，八章中前五章都是即目取景，有的与心情有关:寒鸦归飞的安闲反兴自己的不安宁、桑梓兴自己对父母的留恋、见潭水而兴自己如水流无依、鹿成群和雉呼偶，反衬自己孤独;但也有的景与下句所写心情没有直接关联，如周道上的茂草、柳树中的蝉鸣、清潭中的芦苇等等，可以看出所有取景，甚至包括第六章用于相因为兴的兔和行道上的死人在内，都是诗人在周道上独行所见。《四月》也是写南方行役的感叹，但时间跨度更大，景物中凡可寄寓心情的都尽量选入，剩下的景物描写便成为所谓无意义的兴。《小宛》各章的连缀似无章法，但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其背景当是作者在田野上，看到鸠、脊令、桑扈等鸟儿捕虫、啄谷，百姓在地里采豆苗、虫子出土等景象，便取其中有所感触的物类为兴。全诗总的情绪是惶惶不安、战战兢兢，但各章所抒发的感慨却涉及怀念父母、贫病无计、行役辛苦、指斥昏乱、甚至教育后代等很多方面，由于思绪庞杂，就不易看出其虚句都是就眼前情景中取象。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由于《小雅》即事即景的起兴目的不在景色和场面描写，只是引起抒情，所以不按景色的远近层次排列，而是随手撷取与心情关合的物象，从而形成了赋比兴错杂的章法，各章之间也不一定有清晰的思理逻辑。如果与《小雅·吉日》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出四言体式和比兴的相互制约作用。《吉日》是从头到尾描写一天田猎的过程和场面，在诗经里很少见，可以说是全篇赋体。为了顺序描写这个过程，不用比兴，全诗只有前两章开头两个 字都用“吉日”，末章采用了两行相似的句式。全诗的句意衔接很顺畅，但各章没有形成节奏感鲜明的句序，这说明在不用比兴的时候难免丢失一些四言的典型程式。但是反过来看，在即事即景的兴体中，即使全诗以一个完整的过程或场景为背景，只要采用上句虚下句实、或相因为兴的句法，也可以变赋为兴。而在这种情况下，兴句和应句之间的意义关联往往是不一定的，这就形成了有意之兴和无意之兴掺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即事即景的兴和赋往往是相对的，无须作硬性的界定和区分。四言体式的特征和初民观物的联想方式虽然使完整的场景往往要拆分成比兴的形式，限制了四言体在写景写事方面的表现力，但是也使四言产生了其他诗体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首先，由于兴句只能点出引发感兴的环境中某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其状景的鲜明简洁往往能达到极其含蓄传神的境界。如《秦风·蒹葭》写清秋时节在水边追寻“伊人”而不得的惆怅，伊人的似虚似实，追寻过程的曲折恍惚，经青苍的苇丛和凝霜的白露烘托，更能牵动萧飒缥缈的遐想。《召南·小星》《郑风·风雨》《唐风·葛生》《陈风·月出》等兴句写景都有类似的点睛效果，胜过无数笔墨。其次，比兴作为虚写的上句，在多章的复沓中稍加变化，在《国风》中往往为换韵的需要。《小雅》自觉地利用了这种长处，便可以大跨度地表现出时空的转换。如《小雅·采薇》前三章分别以“薇亦作止”“柔止”“刚止”起兴，由薇的初生、长大、变硬见出岁月的流逝，兴起战士久戍不归的“忧心”，这就增加了四言表现的张力。《小雅·四月》与此同理。再次，多章连接的四言比兴体可以因每章比兴取象的不同，而引起各种复杂的情绪，各章之间不一定有清晰顺畅的思理联系，这就形成四言长篇断续无迹的章法。《小雅·大东》是自觉利用比兴和四言体式以表现复杂内容的典范之作，不但组织严密，且章法新颖，突破了《小弁》《白华》《小宛》一类无序的长篇结构。第一章以取食起兴，“有�簋飧，有棘匕”与第七章“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在比兴取象的形貌性质上首尾呼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引起第二章“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展示出周人掠取东人所必经的大路。第二章以织布起兴，第三章以运柴起兴，第四章写周人衣着光鲜，与第二章对比呼应;第五章在本章内再次对比周人和东人的饮食、衣饰，是对前四章的复沓。随即转入下半章和第六第七章对天象的描绘。这一转折的思路并不自然，只是为了引出一系列比喻:织女不成报章，牵牛不能服箱，天毕星如捕兔之网，南箕星不能簸糠，北斗星不能舀酒浆。不但如此，“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挹取于东”35 ，这样就巧借天上星名，概括了东人的饮食衣服都被西人夺走的不平。全诗大体上前半篇实写东人被搜刮奴役之苦，后半篇用比喻从虚处讽刺西人。前后遥相照应，如“有天毕”、北斗的形状与开头的“有棘匕”;北斗舀酒浆与第五章的酒浆;织女星与第二章杼柚;牵牛服箱与第三章以车载薪，都有形貌或事理的关联。但是各章之间意脉时断时连，第五章本身的转折尤其突然，脉理的接续依靠前半实写和后半比兴的对应和复沓，以及隔章对比和首尾呼应，所以章法断续而富有变化。曹操的《短歌行》之所以具有转折腾挪、断续无迹的艺术效果，关键就在掌握了《小雅》利用比兴分割章节，各章思路转折比较自由的特征。曹植《赠白马王彪》虽是五言，却也运用了《小雅》在一个较长的行役过程中取即日之景为比兴，以多章上虚下实的基本单位相连缀的结构，分七章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他在回归东藩的道路上艰难困苦、满怀悲愤。他们都深得《诗经》的创作原理，把握了四言独有的表现特性。综上所述，解读《诗经》只要尊重文本的原义，《诗经》比兴的几种主要联想方式都很单纯直观。“比”是从说明事义的目的出发，寻找类似的物象作出贴切的类比，即使不说出比义，象和义之间总有一个明确的联想点连接。“兴”是由眼前物象触发，兴起对事物的感慨。兴句和应句之间的句意承接关系或清晰或模糊，都能引起较丰富的联想，但均属于感觉、经验、简单逻辑的层面。由此反观毛公所标的兴体，凡是刻意在兴句和应句之间寻找曲折联系的解读，就必定陷于穿凿附会。可见毛公看到兴句和应句之间联系不一定明确的特点，是其功绩;而夸大并利用这一特征附会政教，则是其局限。隐语说努力发掘初民联想的深度，有所创获，但将比兴的联想固定在象征比附的思维方式上，而且混淆了诗歌与易象联想方式的差别，又失去了“兴”的美感和韵味。比兴是人类创作诗歌最自然的表现方式，任何时代的民歌都长于比兴。但在《诗经》里，比兴是作为两种基本的构思方式出现的，其运用的广泛和取象的丰富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民歌都不能比拟 的。这是因为初民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主要凭藉感觉的敏锐和经验的积淀，这种基本的联想方式正是最适宜于比兴的。而四言作为最早的诗体出现，其体式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比兴常用的章句对应结构可以强化四言的节奏感，最充分地体现四言体诗化的优势，因此比兴与四言体式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后代各种诗体使用比兴的性质都有所不同。比喻在后起的辞赋里更多地用于修辞，五七言诗处理情景关系不需要上虚下实、多层复沓的形式，“兴”原为兴发感动的本义也在山水诗兴起以后增添了新的内涵36 。“比兴”作为合称，又成为唐代诗歌革新中体现“风骨”的一个概念，转化为一种自觉使用的更富有理性意识的表现手法，比兴与诗歌体式的关系也就不再成为必然。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四言诗为什么和比兴结合得如此密切的原因。①赵制阳将汉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关于“兴”的解说归纳为义理说、声歌说、起势说三大类。见其《诗经赋比兴综论》页131，台湾枫城出版社1975年版。②《文心雕龙·比兴》。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③苏辙《诗论》解释“兴”时认为“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五》，四部丛刊本。④郑樵《六经奥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⑤朱自清在《兴诗的意见》一文中说:“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见《古史辨》第三册。朴社1931年版。⑥刘大白《六义》说“兴就是起一个头，借著合诗人底眼耳鼻舌身意�的色声香味触法起一个头”，“有时候也自然合诗人本身有关系，不曾通过诗人底情绪或思想而合它混合在一起”。见《古史辨》第二册。⑦见徐复观《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收入《中国文学论集》，第98页及10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⑧同①，页129。此外，赵沛霖先生受到闻一多先生“隐语”说的启发，从考察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入手，探索《诗经》中某些“兴象”如何由宗教观念内容发展成诗歌艺术思维中的习惯性联想，此说影响较大，但可惜例证不足，没有以《诗经》全部“兴象”的统计分类为立论的基础（见其《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90年代以来，研究比兴的缘起及其思维发生学的文章渐见增多，成为比兴研究继续深入的新动向，这些思考都或多或少受闻一多的影响。这里不一一胪列。⑨ 11见拙文《“毛公独标兴体”析论》，待发。⑩ 28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995页。第1165页。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3 22钟月芳《春天、鱼、水与风诗的比兴》，香港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192页。 14如孙作云解《汝坟》末章，认为“鲂鱼 赤页 尾”是指鱼在交尾期间的一种生理现象，“王室如毁”指 礻某 社神庙的热闹景象。见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15 18闻一多《说鱼》，见《闻一多全集》第117—138页，开明书店1947年版。16 17 20 27李湘《诗经名物意象探析》（又名《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第1—3页。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19如胡承珙释《汉广》诗说:“诗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兴，如《齐南山》、《小雅·车》及《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者皆是。此言‘错薪’、‘刈楚’，已从婚姻起兴，‘秣马’、‘秣驹’，乃欲以亲迎之礼行之，礼所谓婿‘御妇车’，‘御轮三周’是也。”（同⑩第52页）释《野有死�》又说:“今考婚姻之事，往往及于薪木。如汉广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风之‘伐柯’与娶妻同喻，小雅之‘觏尔’以‘析柞’为辞。此虽似以析薪者离同为异，娶妻者联异为同起兴，然窃意古者于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同⑩第11页）。释《车�》篇也说:“诗中以析薪喻婚姻者，不一而足”（同⑩第1144页）。21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见《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第18页和第14页，巴蜀书社2002年版。该文甚至说鱼笱“类似女阴”，这样具体的联想和类比不但发挥过分，而且与诗意也并不切合。23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24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25赵沛霖《兴的源起》，第75页。26关于诗和易的关系，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诗经》学者论及。但大多侧重在二者思维方式相同的方面，本文不能一一列举。此外，隐语说论诗多引《周易》中的《彖传》和《象传》甚至王莽时期的《焦氏易林》为证，而且夹杂着许多主观的推测和假设，这是不科学的。《彖》阳《象》的作者虽然不能考定，但哲学界公认为产生于战国时代，不能据以证明与《诗经》时代周人的观念相近，因此笔者只取卦爻辞的本文加以论证。29姚际恒《诗经通论》卷11，中华书局1958年顾颉刚点校本。30 33《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31 32关于四言体“句序”的论述，参见拙文《论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六期。34《诗传遗说》卷2，见徐乾学等辑《通志堂经解》（十七）第9984页，台湾大通书局1969年版。35欧阳修《诗本义》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参见拙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六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诗经》中的爱情【摘要】《诗经》在我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流传史了，其中的婚恋诗对于今天的而我们来说依然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或公子爱慕佳人，或佳人思念公子，或妇人遭丈夫抛弃，或婚姻受到父母阻拦等等。这些男女之间最真挚的感情，在《诗经》中也诚挚的反映出来了，这就是《诗经》的魅力。【关键词】 爱情 婚变 男女在《诗经研究丛刊.第九期》中，王许林将《诗经》中的婚恋诗分为五种：“一见钟情”型、“忠贞不渝”型、“相思苦恋”型、“思妇哀怨”型、“棒打鸳鸯”型。这五个有趣的词语几乎概括了《诗经》中所有婚恋诗的类型。通过学习后，在我看来，“一见钟情”型的多为男子思恋女子：“忠贞不渝”型的自然说的是女子对配偶或是对恋人的忠贞不渝；“相思苦恋”型的则包括《诗经》中出现的各阶层任务，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思妇哀怨”型的则多表现在思念男子和被男子抛弃后所发出的哀怨；“棒打鸳鸯”型的则是追求自由恋爱而不得了。看了《诗经》中的《国风》，则会发现《国风》中多描写爱情和婚姻。《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看了《诗经》中的《国风》，便对男女的感情充满憧憬。孔子当年给弟子们教授的内容也包括《诗经》。可见《诗经》在社会的地位，后来的官学也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这就更加促进了《诗经》在大众中的传播。我觉得《国风》中关于描写婚恋的诗，大多采用了“兴”的手法，比如说像《关雎》，开头一句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言河畔的水鸟，再言及心上人。在《汉广》中也有类似的手法，“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先说到南方有高大的树木，没有福分在下面休息。再说到汉水有“游女”，却追求不到。不仅仅是这两首当中采用“起兴”的手法，在《蒹葭》、《野有死麕》、《邶风·燕燕》、《子衿》、《鹊巢》、《草虫》等等。这种手法在今天的歌曲中也用得很多，尤其是在“信天游”中用的较广泛。不自觉的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太阳下上明早依旧爬上来，鸟儿飞去明年依旧会回来，我的青春一去不会来”。这句歌词是不是跟《诗经》中广泛用的“起兴”手法一样呢？在我看来《诗经》中婚恋诗就是两大种：恋爱诗和婚姻诗。恋爱诗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单相思，自然包括男子单思女子和女子单思男子。二是相互思念并爱恋。第三类应该归于未婚男女初试云雨一类了。婚姻诗则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生活幸福、甜蜜恩爱型。二是婚姻受阻型。三是婚姻受挫型，而婚姻受挫又可以划分为“单纯的怨妇”和“刚强自爱”型的。下面对以上分类做出具体的说明和阐述。一、恋爱之苦涩（1）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位于《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被世人传唱了两千五百多年后依然广泛的被男子们用来抒发对女子的爱慕，尤其是那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几乎都会这么一句。可见《关雎》比周杰伦的歌曲流行程度还要广！《关雎》中的男子，据学者们推测应该是贵族青年男子，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可以看出来了。在寻常百姓家是不会有这么好的乐器的。而《汉广》中的男子则不同，他应该是一个农家子弟了，“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言秣其马”等，这些都是只有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才会做的事情。可见男子爱慕女子也是有等级差别的，贵族中的男子则可以想尽一切自己能用到的手段来取悦自己的心上人，而出身低贱的男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就是“求不可得”。身世的差别就导致爱情的差距。另外，还有一首诗也很美，因为它描写的风景很有情趣，那就是《蒹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这首诗用“蒹葭苍苍”四字反复吟唱，回返往复，韵味极深，加之其写到的“白露”、“水中央”、“水中湄”、“水中汜”的景象和地点，都像画面一样，不禁让人想到了琼瑶的小说《在水一方》。我记得还是在初三的时候翻阅父亲的书柜时偶然发现的，从来不爱多看书的我尽然坐下来把那本书看完了，可能当时的我正处于青春期，对爱情有懵懵懂懂的感觉，所以才会有兴趣把那本书读完。《蒹葭》这首诗也是在初三的时候学的，在看《在水一方》的时候我自然地想起了《蒹葭》，因为这两篇作品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最相似的就要数对河流的景物描写了，也许琼瑶老师就是看完《蒹葭》后才有了《在水一方》这么一部作品的。古人说过，男子思女子多在秋季，秋季万物凋零，多阴，而男子属阳，因此秋季多为男子思恋女子；而女子思君则多在春季。《蒹葭》中描写的“白露”应该是秋天来临的标志吧！我想《蒹葭》是否与古人对男子怀人的说法相一致呢？（2）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子衿》读到这首诗，让我想起了高一时候我们班一个男生给我写的“情书”，第一句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是由于我才疏学浅，只知道曹操曾经作诗的时候引用过这两句，不知其真实含义，所以高一的“情书”时间就不了了之了。现在看来，这首诗就是写一个陷入爱情的女人在城门口的等待她的情人，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好意思去找你呢？“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女子在城楼下等得甚是辛苦，“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呀！明明才分离，却又开始思念你，仿佛有九个月没有见面了！“未见君子，我心伤悲”！女子思念男子总是多于男子思念女子，人们常说，男人拿爱情当点心，女人却拿爱情当主食。看着这痴情的女子在城门下等的那么着急，我都不免有些替她担心起来了。看到《子衿》，又让人想起了《静女》，《静女》中的男子也是在城楼下苦苦的等着自己的心上人，而心上人却似乎是有意要戏弄着憨憨的男子，弄得男子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二、恋爱之甜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男女之间就通过水果来传情，看上了就抛出自己手中的水果。砸向自己的心上人，这与现代社会确实不同，在现如今，那对情侣不是从“我爱你”“你爱我吗？”开始的？在求爱这方面，到没有古人那么风趣，就像我曾今看到一位男子向女子表达爱意时说的话一样“今天的月亮真好！”月本没有感情，阴晴圆缺全凭自己，但是有情的人儿，让无情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吗？就像“木瓜”“木桃”一样，喜欢他就把手里的水果砸向他吧！三、爱到浓时的激情碰撞这一类的诗则是古代男女幽会的诗句了。在《诗经》中，女子多聚集在桑林，而男子若想念女子，想要与心上人约会，那么就去桑林吧！“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兮。”采桑的的女子真多呀！罗敷不就是被称为“采桑女”的吗？桑林，是一个充满性爱气息的暧昧场所，《诗经》中收录的诗大部分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关于民间的性爱，自然是少不了的了。除了桑林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与相爱的人发生云雨之情，那就是古代的狩猎场所。《野有死麕》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对于这首诗，众说纷纭，但我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女子在于男子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急切而又羞涩的诗，并且是发生在狩猎场所的。何以见得？我们来看这第一句“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以及中间的一句“林有朴椒，野有死鹿。”麕和鹿不是一般的动物，麕又是獐子，一般只有贵族男子在涉猎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打猎到的，由此可见整首诗中发生的事情是在园囿之中发生的，“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吠兮！”能不能看作是少女急切而又羞涩的心理呢？至于很多学者把它说成是男子强暴了女子，我并不认同，男女之间偶尔偷欢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没有史料的证明下，有诗意的想象是美好的。四、婚姻挫败而生怨妇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总有人偏偏要自掘坟墓。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女子被抛弃的形象总会有的，而且古代休妻还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在古代，女子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又时候就像东西一样被男人玩赏着，当有更好的玩物时，便毫不犹豫的抛弃自己的配偶。无论是古代女子还是现代的小白领，谁能容忍自己的丈夫移情别恋然后将自己抛弃呢？我想古今中外的女人应该是立场一致的吧！在《诗经》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怨妇，仅仅是指责丈夫或者恋人的不忠，哭诉自己的不幸。“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好一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痴情女子啊！因为自己的恋人对自己不理不睬近于冷漠，把自己的幽怨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另外一首诗的主人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谷风》中描写的女主人公，与丈夫曾一起辛勤的劳动，使家境渐渐好转。日子富了，丈夫却抛弃了她，另寻了新欢。这是她十分的幽怨，但是有割舍不下她亲手操持的这个家。诗中的女主人公勤劳、善良、柔弱、痴情，但是却遭此下场，不免让人心生怜悯之情。《谷风》中的女主人公的遭遇是不是给我们现代女子一些启示呢？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说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女人被解放了。都说现在女人顶半边天。真的是这样吗？女人可以外出工作养活自己，男人可以接受自己的女人同自己一样在外面工作，但是家里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在大部分家庭里，男人的观念依旧没有改变，他们认为家务就是女人应该做的。这样说来女人是被解放了，解放的是女人受苦受累的权利。女人既得为生计而奔波有得为家务而操劳。如果女同胞们不幸成为被抛弃的对象，那么就请爱惜自己。五、婚姻受挫之刚强自爱“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是《氓》中的最后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最后几句才是文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女性刚强的一面。这首诗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一个勤劳善良的妇女由恋爱到婚姻破裂的全过程，看到这首诗时，似乎是在听一个弃妇讲述自己的恋爱诗的甜蜜和婚后的不幸，感觉诗中的女主人公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但是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并没有像上面讲到的那样怨天怨地怨夫君，而是总结了自己不幸的根源之后，坚定自己的信念——“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我喜欢独立的女性，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感情上，不能完全依赖一个人，要给自己的心灵留一点休息的空间，这也是在现代虚无的社会中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就像《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虽然婚姻破裂，但是人生中不仅仅只有爱情，对于被“情”字伤害的女性们，应该多学学古人，反思一下，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很多人都知道古代娶亲都是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诗经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求得配偶是通过“媒人”来说定的，但也有美好的姻缘。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啊！让人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在同一屋檐下念书，但是父母之命无法违背，只能嫁给马家公子，幸而中途经过山伯的坟墓，才有了现在的化蝶。不仅仅是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是这样的，在《孔雀东南飞》中不也是如此，如果刘兰芝不是要遵从哥哥的意思，也不会有后来的结果，父亲不在了，长兄就为父。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礼”，吃人的礼教害苦了多少有情人。这也是鲁迅先生极力批判的东西。现在的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在现代社会是不会带来幸福的，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自由的选择伴侣，自由的合法通婚，这一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子曾经曰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曰过：“小子何莫学乎诗。”由此可见，孔老夫子对《诗经》有多么高的评价，而且《诗经》一直作为儒家的教学材料，更能看出《诗经》的重要性了。而我们这些大学生当中，又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古人的心声呢？《诗经》中的爱情，在我看来可以用四种植物来概括：芍药——这是相爱人的信物。为什么不是玫瑰？玫瑰带刺，难道不会刺伤你的心上人吗？荇菜——这应该是代表着公子们爱慕美人而不得吧！桑——这应该是情窦初开的女子们窃窃私语和男子们来择偶的地方吧！被抛弃的女子就成了落下的黄色桑叶了！木瓜——相爱的人因爱而结合，因结合而幸福！《诗经》的植物多的数不过来，劳动中的人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自然界的动植物。所以《诗经》中那些不计其数的植物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诗经》就像一条河流，有湍流、有潺潺小溪，有轻扬的流水、也有澎湃的漩涡……读《诗经》不会像读其他古代诗集那样累，因为《诗经》中流露出来的都是最淳朴最真挚的感情，没有半点造作。似乎自己就像走入了他人的内心世界一样，细细的品味，不是诗也是诗！当你觉得生活的步伐太快时，就静下心来读读《诗经》吧！它会让你沉静下来，顺着它的小溪流静静的流淌……
《诗经》的战争诗（忽略不计周开国时的战争史诗：如《大雅．皇矣》），有代表性的战争诗，基本上是集中于宣王时代：《小雅．出车》是北方猃狁进犯周疆、周宣王派大将南仲领兵出征斥退强敌之事。《小雅．六月》也是赞美尹吉甫北伐猃狁获得胜利的诗。《小雅．采芑》是写方叔率领军队南伐“蛮荆”之武功。《大雅．江汉》记叙召穆公奉宣王之命平定淮夷。《大雅．常武》是周宣王亲率大军攻伐徐国。这些战争诗几乎全是民族之战和正义之战，按其战争之对象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种：1、抵御和进袭西北方的猃狁，如《秦风．无衣》、《小雅．采薇》、《小雅．六月》、《小雅．出车》2、对东南蛮夷的平定和教化，如《小雅．采芑》、《大雅．江汉》。
《诗经》毕业论文提纲
摘要：《诗经》反映的女性形象多种多样,主要包括爱情中的女性形象、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形象、被弃妇女的形象等几个方面。《诗经》中的女性在表达感情的变化过程中,是她们对爱情的深刻体验,是文明人所特有的爱情表现,并上升成为古典审美文化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文大纲如下：
一、整体陈述诗经这部作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二、陈述《诗经》中描写女性的部分
(一)纯真热情的女性，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二)怯弱胆小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三)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四)悲惋凄凉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三、后世对《诗经》女性女性形象的评价
(一)外在之美，如《关雎》、《卫风--硕人》中的描写。
(二)内在之美，如贤淑、执著、纯洁等，分别从《邶风--燕燕》、《周南--卷耳》等几首诗歌中评价分析。
四、《诗经》中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一)整体陈述《诗经》从古至今对后世的`影响。
(二)《诗经》对后人的教育性意义 。
(三)《诗经》对古今文学的意义及重要贡献。
(四)《诗经》中的情感观对古今社会的影响。
参考文献：
杨天宇：《诗经---朴素的歌声》;国学基础教程——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褚 斌杰：《诗经全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褚 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聂石樵：《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
张 晶：《诗学与美学的感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雅”是《诗经》的组成部分。“雅”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在周人眼里这种音乐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在于是否正统、合乎规范。周王室对外征伐的事件多记录在在大雅小雅中。比如《大雅》中的《常武》和《江汉》，《小雅》中的《六月》，《采薇》，《车攻》，《采芑》和《出车》。周厉王起，政治腐败，国事渐微，异族伺机入侵中原。周宣王即位后，以尹吉甫为主帅发动了对N狁的战争。其中《六月》是赞颂尹吉甫率部取得自卫反击胜利，赞扬他的功绩。《出车》是赞美周宣王的大将南仲领兵出战N狁得胜，并使N狁安居在边疆不再叛乱这件史实。《常武》是宣王奋发用武以压倒性趋势平定徐国叛乱。《采芑》描绘的是周宣王卿士、大将方叔指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从而达到对荆蛮威慑效果的非战斗场面。《江汉》记述周王命令召虎讨伐淮夷，这是周王扩大影响范围增强王室影响力的努力。《车攻》描述的是周宣王派兵南征北伐后东行狩猎，会盟诸侯炫耀武力。《采薇》借一位守边士兵在归途中唱的歌中反映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和诉说戍边辛苦的复杂思想感情。 战争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涵盖了自上而下参与战争的各个社会阶层，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三类：一是以《采薇》为代表的普通戍卒;二是《采芑》、《江汉》、《六月》中的军事将领，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三是《常武》和《车攻》中意气风发的周天子。从这四类人的角度来表达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这对战争诗来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研究意义。《采薇》、《出车》、《六月》、《江汉》、《常武》等五篇诗歌都是写战争取得胜利，凯旋而归，事件虽相同，但是诗人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出发，真实地再现了战争胜利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江汉》写召公率师沿汉水、长江而下讨伐淮夷一举获得胜利而受到周王的赏赐的豪壮气势;《常武》写了周宣王派大将南仲和尹吉甫共同平定徐国叛乱得胜回朝的事迹，由此颂扬天子的英明和王师的军容军威。诗中描述他们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宏伟抱负，逼真地传达了这些王公贵族建功立业的心声。自古以来君权神受，在人民心里周天子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周天子，王师出征取得胜利，其实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统治阶级的个人的胜利，是他们个人功业的体现。战争的胜利代表了统治阶级又一次有力的维护了自己的统治，因而他们的喜悦和欢乐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中战争诗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怀，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结合具体境遇进行，所以，表现看来似乎与内心情怀无关，实际上恰恰正是在写内心情怀。这种通过“心外”反映“心内”的更深一层的写法，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隐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寻味。
汉乐府战争徭役诗的研究现状1. 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2. 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3. 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译文] 窈窕淑女体修长，披风罩在锦衣上；齐侯女儿多娇贵，嫁给卫侯到吾乡。 她和太子同胞生，也是邢侯小姨妹，谭公是她亲姐丈。 双手白嫩如春荑，肤如凝脂细又腻；脖颈粉白如蝤蛴，齿如瓜子白又齐； 额头方正蛾眉细，笑靥醉人真美丽，秋波流动蕴情意。 窈窕淑女身材高，驻马停车在城郊；四匹雄马多矫健，马辔两边红绸飘， 鸟羽饰车好上朝；诸位大夫该早退，别让国君太操劳。 黄河之水声势大，奔腾向北哗啦啦；撒开鱼网呼呼响，鳣鲔跳跃泼剌剌， 芦荻稠密又挺拔。陪嫁女子服饰美，媵臣英武又高大。 《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是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老婆庄姜夫人的诗。庄姜夫人如诗中提到，是当时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可别小看这句“东宫之妹”，这是明写庄姜夫人跟太子是一母所生，也就是王后所生，凸显她娇贵的身份。有人说这位美丽的庄姜夫人嫁给卫庄公之后，受到了冷落谗嫉，没有子嗣，所以卫人同情她，为她做了这首赞美诗——这个“有人说”来自《左传》，力挺者是朱熹，不过这个解释向来很有争议，后人多认为这首诗看不出什么同情怜悯的成分，纯粹是赞美，是庄姜嫁到卫国时卫国人拍马屁的诗。从解释的不同看起来，朱夫子也不是纯粹道学，相当有人情味儿——我也宁愿相信这是人民同情美而无子的王后所做的诗也不愿相信这是无聊文人拍新女主人的马屁写的应制歌。 就算不看诗中的生僻字，单从字面也很好理解这首诗赞美的是庄姜夫人的美丽——其实这首诗里多数的语句还是在写庄姜的出身和排场，真正的外貌描写不过是“硕人其颀，衣锦褧衣”这一句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段。 简单解释一下：“硕人”，原意是高大白胖的人，引申为美女，可见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春秋时代，人们（至少是卫国的人们）喜欢高大丰满、皮肤白皙的美人，健康美还是比较吃香的。由此我们可以联想起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女神雕像，无论哪一个都是高大丰腴、有着结实的臂膀、修长的双腿和一个圆润的小肚子——可见在人类的“先民”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喜欢那种高大丰硕型的美女，可以说，其审美观是十分健康的。究其所以，还是“美与善相统一”的规则在起作用，先民时期的人们，受自然条件所限，寿命没有现在长，高大健硕的女人至少代表着健康、宜生养，所以，是“好”的，因此也就是美的。女人圆润丰满的身体，就如灌满浆的稻谷，代表了一种生命力，在与天地战斗、生命权得不到保障的岁月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发人关于“美好”的想象呢？至于“白皙是美的”这个观念，千百年来一直被我们所承认；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正因其苍白的面容而被赞誉为“有圣处女一般的容貌”；十八世纪的法国贵妇，为了使自己变得更白，不惜往脸上涂抹诸如鳄鱼粪便这种恶心的东西。（黑皮肤也很美，是现代才有的审美观。近几十年，法国女人才流行起黝黑明亮的皮肤，就算巴黎没有海，也要拜托市长在塞纳河边铺上海边才有的细沙然后大家去晒太阳。）而在中国古代也是以白为美的，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说：“……妇人本质，惟白最难。多受精血而成胎者，其人生出必白……”可见，“白”是中国古代一贯千年的审美观——总之，高大，说明出身娇贵、吃得好、营养好；白皙，说明她不用去室外劳动，从不经风吹日晒，可以说，这是一种属于贵族的美，是一种贵族时尚，除非天生丽质，老百姓是追不起的。“硕人其颀”是说“这位高挑的美女身材真修长啊”，原来古人所谓的高大白胖，是要求凹凸有致，不止是一味的胖下去，还需要颀长优美才是好的；“衣锦褧衣”是说“她穿着锦帛织成的长斗篷”，这位庄姜夫人，不仅美，而且挺会穿，因为身材高，再穿个长斗篷，看起来就会格外修长。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一段已经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写美女的名句，意思是：手指像细草般柔软灵活，雪白的皮肤像凝脂一般光洁平滑，脖子像天牛的幼虫那样既白且长，牙齿像瓜子儿一样扁而整齐；她额头丰满眉毛弯弯，浅笑盈盈，还有两个酒窝，眼睛黑白分明顾盼生波——看看吧，令人惊叹吧？庄姜夫人几乎没有缺点啊！弯眉亮眼、皮肤雪白、额头丰满、长长脖子、牙齿整齐、手指滑腻……甚至还有俩酒窝……好事儿都让她赶上了，看来山东出美女所言非虚！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审美观好几千年其实并没有特别巨大的改变，除了皮肤白之外，黑白分明的大眼、长脖子等以上提到的优点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很美——以前我们认为樱桃小口是美的，后来西风东渐之后，国人也渐渐能接受大嘴之美了，这可能算是中国人审美观里比较强烈的一种变化，可是，《硕人》这首诗里并没有对嘴巴的描写，可能那时候的人不太注重嘴，只注重电眼吧？又或者庄姜夫人是个像朱丽亚·罗伯兹一样的大嘴？人们给她虚美隐恶了？无考。 在那种时代，女人想要在书里留名是件多么难的事，庄姜夫人以“色”走进了《诗经》，走进了《左传》，走进了朱夫子的研究论文等等等等一大批各朝各代好事者的著作里，也算个历史奇观吧。不管怎样，这个高个子美女已经袅袅婷婷地站在了黄河旁，带着她的绝世仙姿和悲情故事站在了字里行间，悠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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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毕业论文提纲
摘要：《诗经》反映的女性形象多种多样,主要包括爱情中的女性形象、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形象、被弃妇女的形象等几个方面。《诗经》中的女性在表达感情的变化过程中,是她们对爱情的深刻体验,是文明人所特有的爱情表现,并上升成为古典审美文化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文大纲如下：
一、整体陈述诗经这部作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二、陈述《诗经》中描写女性的部分
(一)纯真热情的女性，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二)怯弱胆小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三)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四)悲惋凄凉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三、后世对《诗经》女性女性形象的评价
(一)外在之美，如《关雎》、《卫风--硕人》中的描写。
(二)内在之美，如贤淑、执著、纯洁等，分别从《邶风--燕燕》、《周南--卷耳》等几首诗歌中评价分析。
四、《诗经》中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一)整体陈述《诗经》从古至今对后世的`影响。
(二)《诗经》对后人的教育性意义 。
(三)《诗经》对古今文学的意义及重要贡献。
(四)《诗经》中的情感观对古今社会的影响。
参考文献：
杨天宇：《诗经---朴素的歌声》;国学基础教程——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褚 斌杰：《诗经全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褚 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聂石樵：《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
张 晶：《诗学与美学的感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
三从毛传所标兴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即兴句和应句同用某几个字，且句式完全相同。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兴体的特点，如胡承珙说《小雅·采菽》是以“‘采其’‘观其’相因为兴”28 。姚际恒甚至认为这是确认兴体的明显特征，说《无将大车》“以‘将大车’而起尘兴‘思百忧’而自病，故戒其无。观上下同用‘无’字及‘祗自’可见。他篇若此甚多，此尤兴体之最明者”29 。这些看法都是从《诗经》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值得重视。句法相因为兴，是四言体的特殊体式所决定的。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兴句取象和应句本文之间不一定有意义联系，主要是以“可以”、“不可”、“不”、“无”、“有”等字来点出其相因的句法关系，但实际上兴句和应句之间存在简单的逻辑照应。如《周南·汉广》以汉江“不可泳”和“不可方”、乔木之“不可休”兴游女的“不可求”，几类不相干的行为之间只是在达不到目的这一点上相互照应。《齐风·甫田》以“田甫田”而生莠兴“思远人”而心劳，亦戒其毋，上下同用“无”字，而且以“骄骄”和“忉忉”对应。与《无将大车》一样，不仅以句法显示二者逻辑的相应关系，而且还深入到一种难以明言的心理，把内心烦乱像长满了草一样乱糟糟的感觉微妙地表现出来了。《陈风·东门之池》以池“可以沤麻”兴淑姬“可与晤歌”，麻能使人联想到妇人绩麻的本分，两种行为方式之间虽有模糊的联系，但重点还是在“可以”的逻辑上。《陈风·衡门》以食鱼兴娶妻，固然出自鱼和室家有关的联想，但上下句同用“岂其”“必”字，重点还是在以相似的逻辑为兴。《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也是上下同用“如何”“匪…不”的句式，见出二者逻辑的相同点是做事成功必须依赖工具或中介。《墙有茨》后人多以为比，毛传标为兴，当是因为上下同用“不可”“也” 相因之故。《王风·扬之水》以“不流束薪”兴“之子不与我戍申”，也是以“不”相因为兴。因薪与婚嫁有关，也可理解成引起对配偶的思念，但《郑风·扬之水》却以兴兄弟之间的不信任，可见这两首诗兴的重点不在“薪”的寓意，属句法逻辑的相因对照。《秦风·无衣》以上下句“与子同”相因为兴，亦属此类。还有一种相因为兴，虽然在字面上没有上下句同用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劝戒的字类，但是在内在逻辑上仍然显示出同样的上下照应关系。比如《诗经》中最多见的“山有…隰有…”的兴句，应句的内容往往与之无关，只是在“有”的句法逻辑上相因。如《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兴“子有衣裳”，上下相因关系都用“有”字点出。但更多的是“有”字只见于兴句而不见于应句，下面所兴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意思。《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兴的就是“西方”有“美人”;《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所兴的也是心里有“子都”，只是跳过了这一层，直接抒写不见子都的失望。其余如《秦风·车邻》《秦风·晨风》《小雅·四月》第四章都是如此。《大雅·酌》三章都以到“行潦”去取水起兴，水“可以��”、“可以濯”、“可以濯溉”，实际上也就是兴“岂弟君子”可以为“民之父母”。朱熹说:“‘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虬，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30 说明他也看到了这种以逻辑相因的兴体特征。《小雅·鹤鸣》毛传标为兴，认为是喻用贤的意思，所以后人都直视为比。其实这首诗并没有说明比义，也不一定就是喻用贤，可以有多种联想。全诗两章各九句四层取象，意思各不相关。但其间也是以别处之物“可以”移至此处的内在逻辑层层相因的:大泽中的鹤鸣可以传到旷野;深渊中的鱼可以来到洲渚;园里檀树下可以生出�木;他山之石可以磨玉。最后一层是前三层兴句的应句，本身又是一个比喻。由于相因为兴的兴句和应句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比较明显，上下句用相同的文字和句法又能更进一步突出这种对应感，而四言句式的构成是依靠虚字衬字形成二二节奏，两个半句一行，所谓上下句（整句）实际是四个半句凑成的上下两行，上下两行中除了“不”“可”这类关键字以外，一般还有多个虚字的重复，于是兴句和应句用相同的句式，节奏特别鲜明。所以四言体式利用句序来强化节奏感的典型特征，能在这类兴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31 。五言的比兴虽然也有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的，但没有普遍使用，五言不需要用虚字、衬字来构成句式，即使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也没有四言那种四句两行重复的节奏感。杜甫名作《前出塞》“挽弓当挽强”可说是活用了《诗经》这种以句法和逻辑相因为兴的手法。但是在一首四行的五言里，用两种不同的句式相因为兴，又没有虚字衬托，节奏就显得不如四言强烈鲜明。从这一点来说，这类兴体也可以说是应四言体诗化的特殊要求而形成的。毛传所标兴体中还有少数即事即景的兴体，按现代《诗经》学的解读，这类兴体的数量较多，远不止毛公所标的二十多首。这类兴与赋较难区别，因为都可以看作是抒情写事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四言体的特殊体式着眼。四言适于抒情而不适于叙事，即使叙事，也要以场面铺叙和抒情式的赞颂为主，才能发挥四言体的特长，形成鲜明的节奏感32 。四言体一般以四句两行一章为基本单位。最常见的是前两个半句以景或事起兴或譬喻，后两个半句即转入实说本义。正如朱熹所说:“盖兴是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33 “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34 上句下句都指两个半句合成的整句，上句虚起而下句实指，这是兴体每个基本单位的一般体制。而一首四言诗是由两个以上这样的基本单位叠加而成的。《国风》比较简单，大多只是两三个基本单位的重复，而《小雅》和《大雅》则多有长篇。《大雅》极少用兴，《小雅》有许多篇是国风的延长和扩展，结构就比较复杂。但即使是一章加长到六句八句或七句九句，也仍然保持首句虚而下几句实的基本结构。这种上虚下实的程式要求上下句式的整齐对应，恰与四言体式相辅相成，尤其适宜于多章重叠和复沓。所以兴体之多，几乎占《诗经》的一半以上（朱熹、姚际恒与毛公所标的兴体互有异同，但在毛公标示的116首以外，又增添了30多首兴体）。兴体的这种体制决定了即事即景起兴时，上句的虚写只能取一种物的某个特征或一个场景给诗人印象最突出的某一点，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有些诗虚句取象十分精炼，对于实句所咏之事或情有点睛作用，如《郑风·野有蔓草》的虚句只写草野上露水盈盈，就把男女邂逅的环境以及美人“清扬”的气质都烘托出来了。《小雅·湛露》写朝阳晒干了露水，则是点出夜饮醉归的时间和背景。这类虚句和实句其实属于同一 情景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全诗是用两章或三章重复虚句和实句的这一基本组合，同时每章虚句描写露水的情状稍加变化以便换韵，于是在形式上就变成了典型的兴体。毛传所标的。《邶风·泉水》《邶风，北风》《风·柏舟》《郑风·风雨》《陈风·月出》，《小雅》的《车�》《斯干》《苕之华》《黍苗》《采绿》也都属于此类。由于其中不少上句明显是下句的背景描写，所以又被后人视为赋体。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上句写事写景的取象过于简单，而看不出它与下句的承接关系。这种情况比较容易被判断为兴体。因为一般认为兴的取象与应句不一定有明确关系。如《召南·行露》开头三句写夙夜踏着露水来往，非常难解，看不出它和后面两章实写女子指斥对方诉讼自己的内容有何关系，所以毛传以为兴。朱熹认为这三句实写男子的违礼之行，才引起下文的争讼，应是赋。分歧就在对这三句的理解究竟是虚写还是实写。《秦风·黄鸟》的虚句写黄鸟止于棘，与三良殉葬之事似乎无关。其实黄鸟在棘树上啼叫很可能就是从实景中取来的一个片断。娇小的黄鸟以其活泼的生命与强壮的三良被迫就死的情景形成一种对照，使诗人深有触动，于是以此为兴。《小雅》的《菁菁者莪》《蓼莪》《南山有台》《杜》都与此类似。因此前人判断这类即事即景的起头是否为兴，主要根据两点:一是上句和下句之间是否以虚对实的关系;二是复沓的各章是否以同样的上句重复开头。兴和赋的这种复杂关系在《小雅》里最为突出。一部分《小雅》由于内容的丰富，需要描写较多的景物、较大的场面和较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突破四言的基本表现程式，便将一个完整的场景切分成一个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一个单位成为一章，连缀组合成诗。简单一些的如《小雅·我行其野》:全诗三章都以主人公独行野外，看见樗树茂盛，采摘野菜起兴，应句实写被弃的怨恨，感叹婚姻的不幸。无论是主人公的动作还是所取的植物，都与实句内容没有类比意义乃至感觉的关联。但三章合起来就是一个弃妇边采野菜便感叹自己命运的完整场景，与《卷耳》写思妇边采卷耳边思念丈夫的情景一样。《小雅·何草不黄》四章，前两章虚句写草黄草玄，后两章虚句写旷野中“非兕非虎”和幽草中藏着狐狸。如果把四章的虚句和实句分别连缀成章，就会发现虚句都是写征夫在旷野中所见原野之景，实句都是感叹征夫四方奔走、不得休息的苦处，与后世五言行役诗没有区别。只是由于四言的体式，才把完整的情景拆分成四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加上前两章连用“何……不”相因为兴的句法，便化赋为兴了。较复杂的如《白华》，一般都说是申后遭周幽王疏黜的怨诗。八章的虚句取象中的白茅，菅茅，桑薪，鱼梁上的�和鸳鸯等，大都是与婚姻有关的比兴，实句都是思念和怨恨“之子”，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小雅》对《国风》比兴方式的吸取和综合。但是如果再联系取象中白云“露彼菅茅”、池水浸润稻田、鼓钟传于宫外、路上踩扁的石块等描写来看，又可以构成一幅远近分明的图画，可以看出主人公是在宫外的郊野上见到种种景色而无限伤怀，那些与婚恋有关的景象最能触动诗人，便尽量收拾入诗，于是形成了此诗比兴与赋交杂的结构。《小弁》与此类似，八章中前五章都是即目取景，有的与心情有关:寒鸦归飞的安闲反兴自己的不安宁、桑梓兴自己对父母的留恋、见潭水而兴自己如水流无依、鹿成群和雉呼偶，反衬自己孤独;但也有的景与下句所写心情没有直接关联，如周道上的茂草、柳树中的蝉鸣、清潭中的芦苇等等，可以看出所有取景，甚至包括第六章用于相因为兴的兔和行道上的死人在内，都是诗人在周道上独行所见。《四月》也是写南方行役的感叹，但时间跨度更大，景物中凡可寄寓心情的都尽量选入，剩下的景物描写便成为所谓无意义的兴。《小宛》各章的连缀似无章法，但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其背景当是作者在田野上，看到鸠、脊令、桑扈等鸟儿捕虫、啄谷，百姓在地里采豆苗、虫子出土等景象，便取其中有所感触的物类为兴。全诗总的情绪是惶惶不安、战战兢兢，但各章所抒发的感慨却涉及怀念父母、贫病无计、行役辛苦、指斥昏乱、甚至教育后代等很多方面，由于思绪庞杂，就不易看出其虚句都是就眼前情景中取象。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由于《小雅》即事即景的起兴目的不在景色和场面描写，只是引起抒情，所以不按景色的远近层次排列，而是随手撷取与心情关合的物象，从而形成了赋比兴错杂的章法，各章之间也不一定有清晰的思理逻辑。如果与《小雅·吉日》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出四言体式和比兴的相互制约作用。《吉日》是从头到尾描写一天田猎的过程和场面，在诗经里很少见，可以说是全篇赋体。为了顺序描写这个过程，不用比兴，全诗只有前两章开头两个 字都用“吉日”，末章采用了两行相似的句式。全诗的句意衔接很顺畅，但各章没有形成节奏感鲜明的句序，这说明在不用比兴的时候难免丢失一些四言的典型程式。但是反过来看，在即事即景的兴体中，即使全诗以一个完整的过程或场景为背景，只要采用上句虚下句实、或相因为兴的句法，也可以变赋为兴。而在这种情况下，兴句和应句之间的意义关联往往是不一定的，这就形成了有意之兴和无意之兴掺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即事即景的兴和赋往往是相对的，无须作硬性的界定和区分。四言体式的特征和初民观物的联想方式虽然使完整的场景往往要拆分成比兴的形式，限制了四言体在写景写事方面的表现力，但是也使四言产生了其他诗体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首先，由于兴句只能点出引发感兴的环境中某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其状景的鲜明简洁往往能达到极其含蓄传神的境界。如《秦风·蒹葭》写清秋时节在水边追寻“伊人”而不得的惆怅，伊人的似虚似实，追寻过程的曲折恍惚，经青苍的苇丛和凝霜的白露烘托，更能牵动萧飒缥缈的遐想。《召南·小星》《郑风·风雨》《唐风·葛生》《陈风·月出》等兴句写景都有类似的点睛效果，胜过无数笔墨。其次，比兴作为虚写的上句，在多章的复沓中稍加变化，在《国风》中往往为换韵的需要。《小雅》自觉地利用了这种长处，便可以大跨度地表现出时空的转换。如《小雅·采薇》前三章分别以“薇亦作止”“柔止”“刚止”起兴，由薇的初生、长大、变硬见出岁月的流逝，兴起战士久戍不归的“忧心”，这就增加了四言表现的张力。《小雅·四月》与此同理。再次，多章连接的四言比兴体可以因每章比兴取象的不同，而引起各种复杂的情绪，各章之间不一定有清晰顺畅的思理联系，这就形成四言长篇断续无迹的章法。《小雅·大东》是自觉利用比兴和四言体式以表现复杂内容的典范之作，不但组织严密，且章法新颖，突破了《小弁》《白华》《小宛》一类无序的长篇结构。第一章以取食起兴，“有�簋飧，有棘匕”与第七章“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在比兴取象的形貌性质上首尾呼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引起第二章“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展示出周人掠取东人所必经的大路。第二章以织布起兴，第三章以运柴起兴，第四章写周人衣着光鲜，与第二章对比呼应;第五章在本章内再次对比周人和东人的饮食、衣饰，是对前四章的复沓。随即转入下半章和第六第七章对天象的描绘。这一转折的思路并不自然，只是为了引出一系列比喻:织女不成报章，牵牛不能服箱，天毕星如捕兔之网，南箕星不能簸糠，北斗星不能舀酒浆。不但如此，“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挹取于东”35 ，这样就巧借天上星名，概括了东人的饮食衣服都被西人夺走的不平。全诗大体上前半篇实写东人被搜刮奴役之苦，后半篇用比喻从虚处讽刺西人。前后遥相照应，如“有天毕”、北斗的形状与开头的“有棘匕”;北斗舀酒浆与第五章的酒浆;织女星与第二章杼柚;牵牛服箱与第三章以车载薪，都有形貌或事理的关联。但是各章之间意脉时断时连，第五章本身的转折尤其突然，脉理的接续依靠前半实写和后半比兴的对应和复沓，以及隔章对比和首尾呼应，所以章法断续而富有变化。曹操的《短歌行》之所以具有转折腾挪、断续无迹的艺术效果，关键就在掌握了《小雅》利用比兴分割章节，各章思路转折比较自由的特征。曹植《赠白马王彪》虽是五言，却也运用了《小雅》在一个较长的行役过程中取即日之景为比兴，以多章上虚下实的基本单位相连缀的结构，分七章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他在回归东藩的道路上艰难困苦、满怀悲愤。他们都深得《诗经》的创作原理，把握了四言独有的表现特性。综上所述，解读《诗经》只要尊重文本的原义，《诗经》比兴的几种主要联想方式都很单纯直观。“比”是从说明事义的目的出发，寻找类似的物象作出贴切的类比，即使不说出比义，象和义之间总有一个明确的联想点连接。“兴”是由眼前物象触发，兴起对事物的感慨。兴句和应句之间的句意承接关系或清晰或模糊，都能引起较丰富的联想，但均属于感觉、经验、简单逻辑的层面。由此反观毛公所标的兴体，凡是刻意在兴句和应句之间寻找曲折联系的解读，就必定陷于穿凿附会。可见毛公看到兴句和应句之间联系不一定明确的特点，是其功绩;而夸大并利用这一特征附会政教，则是其局限。隐语说努力发掘初民联想的深度，有所创获，但将比兴的联想固定在象征比附的思维方式上，而且混淆了诗歌与易象联想方式的差别，又失去了“兴”的美感和韵味。比兴是人类创作诗歌最自然的表现方式，任何时代的民歌都长于比兴。但在《诗经》里，比兴是作为两种基本的构思方式出现的，其运用的广泛和取象的丰富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民歌都不能比拟 的。这是因为初民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主要凭藉感觉的敏锐和经验的积淀，这种基本的联想方式正是最适宜于比兴的。而四言作为最早的诗体出现，其体式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比兴常用的章句对应结构可以强化四言的节奏感，最充分地体现四言体诗化的优势，因此比兴与四言体式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后代各种诗体使用比兴的性质都有所不同。比喻在后起的辞赋里更多地用于修辞，五七言诗处理情景关系不需要上虚下实、多层复沓的形式，“兴”原为兴发感动的本义也在山水诗兴起以后增添了新的内涵36 。“比兴”作为合称，又成为唐代诗歌革新中体现“风骨”的一个概念，转化为一种自觉使用的更富有理性意识的表现手法，比兴与诗歌体式的关系也就不再成为必然。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四言诗为什么和比兴结合得如此密切的原因。①赵制阳将汉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关于“兴”的解说归纳为义理说、声歌说、起势说三大类。见其《诗经赋比兴综论》页131，台湾枫城出版社1975年版。②《文心雕龙·比兴》。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③苏辙《诗论》解释“兴”时认为“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五》，四部丛刊本。④郑樵《六经奥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⑤朱自清在《兴诗的意见》一文中说:“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见《古史辨》第三册。朴社1931年版。⑥刘大白《六义》说“兴就是起一个头，借著合诗人底眼耳鼻舌身意�的色声香味触法起一个头”，“有时候也自然合诗人本身有关系，不曾通过诗人底情绪或思想而合它混合在一起”。见《古史辨》第二册。⑦见徐复观《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收入《中国文学论集》，第98页及10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⑧同①，页129。此外，赵沛霖先生受到闻一多先生“隐语”说的启发，从考察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入手，探索《诗经》中某些“兴象”如何由宗教观念内容发展成诗歌艺术思维中的习惯性联想，此说影响较大，但可惜例证不足，没有以《诗经》全部“兴象”的统计分类为立论的基础（见其《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90年代以来，研究比兴的缘起及其思维发生学的文章渐见增多，成为比兴研究继续深入的新动向，这些思考都或多或少受闻一多的影响。这里不一一胪列。⑨ 11见拙文《“毛公独标兴体”析论》，待发。⑩ 28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995页。第1165页。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3 22钟月芳《春天、鱼、水与风诗的比兴》，香港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192页。 14如孙作云解《汝坟》末章，认为“鲂鱼 赤页 尾”是指鱼在交尾期间的一种生理现象，“王室如毁”指 礻某 社神庙的热闹景象。见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15 18闻一多《说鱼》，见《闻一多全集》第117—138页，开明书店1947年版。16 17 20 27李湘《诗经名物意象探析》（又名《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第1—3页。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19如胡承珙释《汉广》诗说:“诗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兴，如《齐南山》、《小雅·车》及《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者皆是。此言‘错薪’、‘刈楚’，已从婚姻起兴，‘秣马’、‘秣驹’，乃欲以亲迎之礼行之，礼所谓婿‘御妇车’，‘御轮三周’是也。”（同⑩第52页）释《野有死�》又说:“今考婚姻之事，往往及于薪木。如汉广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风之‘伐柯’与娶妻同喻，小雅之‘觏尔’以‘析柞’为辞。此虽似以析薪者离同为异，娶妻者联异为同起兴，然窃意古者于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同⑩第11页）。释《车�》篇也说:“诗中以析薪喻婚姻者，不一而足”（同⑩第1144页）。21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见《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第18页和第14页，巴蜀书社2002年版。该文甚至说鱼笱“类似女阴”，这样具体的联想和类比不但发挥过分，而且与诗意也并不切合。23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24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25赵沛霖《兴的源起》，第75页。26关于诗和易的关系，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诗经》学者论及。但大多侧重在二者思维方式相同的方面，本文不能一一列举。此外，隐语说论诗多引《周易》中的《彖传》和《象传》甚至王莽时期的《焦氏易林》为证，而且夹杂着许多主观的推测和假设，这是不科学的。《彖》阳《象》的作者虽然不能考定，但哲学界公认为产生于战国时代，不能据以证明与《诗经》时代周人的观念相近，因此笔者只取卦爻辞的本文加以论证。29姚际恒《诗经通论》卷11，中华书局1958年顾颉刚点校本。30 33《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31 32关于四言体“句序”的论述，参见拙文《论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六期。34《诗传遗说》卷2，见徐乾学等辑《通志堂经解》（十七）第9984页，台湾大通书局1969年版。35欧阳修《诗本义》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参见拙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六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三从毛传所标兴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类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即兴句和应句同用某几个字，且句式完全相同。清代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兴体的特点，如胡承珙说《小雅·采菽》是以“‘采其’‘观其’相因为兴”28 。姚际恒甚至认为这是确认兴体的明显特征，说《无将大车》“以‘将大车’而起尘兴‘思百忧’而自病，故戒其无。观上下同用‘无’字及‘祗自’可见。他篇若此甚多，此尤兴体之最明者”29 。这些看法都是从《诗经》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值得重视。句法相因为兴，是四言体的特殊体式所决定的。句法相因为兴的兴体，兴句取象和应句本文之间不一定有意义联系，主要是以“可以”、“不可”、“不”、“无”、“有”等字来点出其相因的句法关系，但实际上兴句和应句之间存在简单的逻辑照应。如《周南·汉广》以汉江“不可泳”和“不可方”、乔木之“不可休”兴游女的“不可求”，几类不相干的行为之间只是在达不到目的这一点上相互照应。《齐风·甫田》以“田甫田”而生莠兴“思远人”而心劳，亦戒其毋，上下同用“无”字，而且以“骄骄”和“忉忉”对应。与《无将大车》一样，不仅以句法显示二者逻辑的相应关系，而且还深入到一种难以明言的心理，把内心烦乱像长满了草一样乱糟糟的感觉微妙地表现出来了。《陈风·东门之池》以池“可以沤麻”兴淑姬“可与晤歌”，麻能使人联想到妇人绩麻的本分，两种行为方式之间虽有模糊的联系，但重点还是在“可以”的逻辑上。《陈风·衡门》以食鱼兴娶妻，固然出自鱼和室家有关的联想，但上下句同用“岂其”“必”字，重点还是在以相似的逻辑为兴。《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也是上下同用“如何”“匪…不”的句式，见出二者逻辑的相同点是做事成功必须依赖工具或中介。《墙有茨》后人多以为比，毛传标为兴，当是因为上下同用“不可”“也” 相因之故。《王风·扬之水》以“不流束薪”兴“之子不与我戍申”，也是以“不”相因为兴。因薪与婚嫁有关，也可理解成引起对配偶的思念，但《郑风·扬之水》却以兴兄弟之间的不信任，可见这两首诗兴的重点不在“薪”的寓意，属句法逻辑的相因对照。《秦风·无衣》以上下句“与子同”相因为兴，亦属此类。还有一种相因为兴，虽然在字面上没有上下句同用这些表示肯定否定或劝戒的字类，但是在内在逻辑上仍然显示出同样的上下照应关系。比如《诗经》中最多见的“山有…隰有…”的兴句，应句的内容往往与之无关，只是在“有”的句法逻辑上相因。如《唐风·山有枢》中“山有枢，隰有榆”兴“子有衣裳”，上下相因关系都用“有”字点出。但更多的是“有”字只见于兴句而不见于应句，下面所兴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意思。《邶风·简兮》“山有榛，隰有苓”兴的就是“西方”有“美人”;《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所兴的也是心里有“子都”，只是跳过了这一层，直接抒写不见子都的失望。其余如《秦风·车邻》《秦风·晨风》《小雅·四月》第四章都是如此。《大雅·酌》三章都以到“行潦”去取水起兴，水“可以��”、“可以濯”、“可以濯溉”，实际上也就是兴“岂弟君子”可以为“民之父母”。朱熹说:“‘丰水有虬，武王岂不仕。’盖曰:丰水且有虬，武王岂不有事乎?此亦兴之一体。”30 说明他也看到了这种以逻辑相因的兴体特征。《小雅·鹤鸣》毛传标为兴，认为是喻用贤的意思，所以后人都直视为比。其实这首诗并没有说明比义，也不一定就是喻用贤，可以有多种联想。全诗两章各九句四层取象，意思各不相关。但其间也是以别处之物“可以”移至此处的内在逻辑层层相因的:大泽中的鹤鸣可以传到旷野;深渊中的鱼可以来到洲渚;园里檀树下可以生出�木;他山之石可以磨玉。最后一层是前三层兴句的应句，本身又是一个比喻。由于相因为兴的兴句和应句在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比较明显，上下句用相同的文字和句法又能更进一步突出这种对应感，而四言句式的构成是依靠虚字衬字形成二二节奏，两个半句一行，所谓上下句（整句）实际是四个半句凑成的上下两行，上下两行中除了“不”“可”这类关键字以外，一般还有多个虚字的重复，于是兴句和应句用相同的句式，节奏特别鲜明。所以四言体式利用句序来强化节奏感的典型特征，能在这类兴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31 。五言的比兴虽然也有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的，但没有普遍使用，五言不需要用虚字、衬字来构成句式，即使上下句用相同字面和句式，也没有四言那种四句两行重复的节奏感。杜甫名作《前出塞》“挽弓当挽强”可说是活用了《诗经》这种以句法和逻辑相因为兴的手法。但是在一首四行的五言里，用两种不同的句式相因为兴，又没有虚字衬托，节奏就显得不如四言强烈鲜明。从这一点来说，这类兴体也可以说是应四言体诗化的特殊要求而形成的。毛传所标兴体中还有少数即事即景的兴体，按现代《诗经》学的解读，这类兴体的数量较多，远不止毛公所标的二十多首。这类兴与赋较难区别，因为都可以看作是抒情写事的组成部分。考察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四言体的特殊体式着眼。四言适于抒情而不适于叙事，即使叙事，也要以场面铺叙和抒情式的赞颂为主，才能发挥四言体的特长，形成鲜明的节奏感32 。四言体一般以四句两行一章为基本单位。最常见的是前两个半句以景或事起兴或譬喻，后两个半句即转入实说本义。正如朱熹所说:“盖兴是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说实事。”33 “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34 上句下句都指两个半句合成的整句，上句虚起而下句实指，这是兴体每个基本单位的一般体制。而一首四言诗是由两个以上这样的基本单位叠加而成的。《国风》比较简单，大多只是两三个基本单位的重复，而《小雅》和《大雅》则多有长篇。《大雅》极少用兴，《小雅》有许多篇是国风的延长和扩展，结构就比较复杂。但即使是一章加长到六句八句或七句九句，也仍然保持首句虚而下几句实的基本结构。这种上虚下实的程式要求上下句式的整齐对应，恰与四言体式相辅相成，尤其适宜于多章重叠和复沓。所以兴体之多，几乎占《诗经》的一半以上（朱熹、姚际恒与毛公所标的兴体互有异同，但在毛公标示的116首以外，又增添了30多首兴体）。兴体的这种体制决定了即事即景起兴时，上句的虚写只能取一种物的某个特征或一个场景给诗人印象最突出的某一点，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有些诗虚句取象十分精炼，对于实句所咏之事或情有点睛作用，如《郑风·野有蔓草》的虚句只写草野上露水盈盈，就把男女邂逅的环境以及美人“清扬”的气质都烘托出来了。《小雅·湛露》写朝阳晒干了露水，则是点出夜饮醉归的时间和背景。这类虚句和实句其实属于同一 情景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全诗是用两章或三章重复虚句和实句的这一基本组合，同时每章虚句描写露水的情状稍加变化以便换韵，于是在形式上就变成了典型的兴体。毛传所标的。《邶风·泉水》《邶风，北风》《风·柏舟》《郑风·风雨》《陈风·月出》，《小雅》的《车�》《斯干》《苕之华》《黍苗》《采绿》也都属于此类。由于其中不少上句明显是下句的背景描写，所以又被后人视为赋体。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上句写事写景的取象过于简单，而看不出它与下句的承接关系。这种情况比较容易被判断为兴体。因为一般认为兴的取象与应句不一定有明确关系。如《召南·行露》开头三句写夙夜踏着露水来往，非常难解，看不出它和后面两章实写女子指斥对方诉讼自己的内容有何关系，所以毛传以为兴。朱熹认为这三句实写男子的违礼之行，才引起下文的争讼，应是赋。分歧就在对这三句的理解究竟是虚写还是实写。《秦风·黄鸟》的虚句写黄鸟止于棘，与三良殉葬之事似乎无关。其实黄鸟在棘树上啼叫很可能就是从实景中取来的一个片断。娇小的黄鸟以其活泼的生命与强壮的三良被迫就死的情景形成一种对照，使诗人深有触动，于是以此为兴。《小雅》的《菁菁者莪》《蓼莪》《南山有台》《杜》都与此类似。因此前人判断这类即事即景的起头是否为兴，主要根据两点:一是上句和下句之间是否以虚对实的关系;二是复沓的各章是否以同样的上句重复开头。兴和赋的这种复杂关系在《小雅》里最为突出。一部分《小雅》由于内容的丰富，需要描写较多的景物、较大的场面和较长的过程，但是不能突破四言的基本表现程式，便将一个完整的场景切分成一个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一个单位成为一章，连缀组合成诗。简单一些的如《小雅·我行其野》:全诗三章都以主人公独行野外，看见樗树茂盛，采摘野菜起兴，应句实写被弃的怨恨，感叹婚姻的不幸。无论是主人公的动作还是所取的植物，都与实句内容没有类比意义乃至感觉的关联。但三章合起来就是一个弃妇边采野菜便感叹自己命运的完整场景，与《卷耳》写思妇边采卷耳边思念丈夫的情景一样。《小雅·何草不黄》四章，前两章虚句写草黄草玄，后两章虚句写旷野中“非兕非虎”和幽草中藏着狐狸。如果把四章的虚句和实句分别连缀成章，就会发现虚句都是写征夫在旷野中所见原野之景，实句都是感叹征夫四方奔走、不得休息的苦处，与后世五言行役诗没有区别。只是由于四言的体式，才把完整的情景拆分成四个上句虚下句实的基本单位;加上前两章连用“何……不”相因为兴的句法，便化赋为兴了。较复杂的如《白华》，一般都说是申后遭周幽王疏黜的怨诗。八章的虚句取象中的白茅，菅茅，桑薪，鱼梁上的�和鸳鸯等，大都是与婚姻有关的比兴，实句都是思念和怨恨“之子”，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小雅》对《国风》比兴方式的吸取和综合。但是如果再联系取象中白云“露彼菅茅”、池水浸润稻田、鼓钟传于宫外、路上踩扁的石块等描写来看，又可以构成一幅远近分明的图画，可以看出主人公是在宫外的郊野上见到种种景色而无限伤怀，那些与婚恋有关的景象最能触动诗人，便尽量收拾入诗，于是形成了此诗比兴与赋交杂的结构。《小弁》与此类似，八章中前五章都是即目取景，有的与心情有关:寒鸦归飞的安闲反兴自己的不安宁、桑梓兴自己对父母的留恋、见潭水而兴自己如水流无依、鹿成群和雉呼偶，反衬自己孤独;但也有的景与下句所写心情没有直接关联，如周道上的茂草、柳树中的蝉鸣、清潭中的芦苇等等，可以看出所有取景，甚至包括第六章用于相因为兴的兔和行道上的死人在内，都是诗人在周道上独行所见。《四月》也是写南方行役的感叹，但时间跨度更大，景物中凡可寄寓心情的都尽量选入，剩下的景物描写便成为所谓无意义的兴。《小宛》各章的连缀似无章法，但联系起来，也可以看出其背景当是作者在田野上，看到鸠、脊令、桑扈等鸟儿捕虫、啄谷，百姓在地里采豆苗、虫子出土等景象，便取其中有所感触的物类为兴。全诗总的情绪是惶惶不安、战战兢兢，但各章所抒发的感慨却涉及怀念父母、贫病无计、行役辛苦、指斥昏乱、甚至教育后代等很多方面，由于思绪庞杂，就不易看出其虚句都是就眼前情景中取象。由以上诗例可以看出:由于《小雅》即事即景的起兴目的不在景色和场面描写，只是引起抒情，所以不按景色的远近层次排列，而是随手撷取与心情关合的物象，从而形成了赋比兴错杂的章法，各章之间也不一定有清晰的思理逻辑。如果与《小雅·吉日》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出四言体式和比兴的相互制约作用。《吉日》是从头到尾描写一天田猎的过程和场面，在诗经里很少见，可以说是全篇赋体。为了顺序描写这个过程，不用比兴，全诗只有前两章开头两个 字都用“吉日”，末章采用了两行相似的句式。全诗的句意衔接很顺畅，但各章没有形成节奏感鲜明的句序，这说明在不用比兴的时候难免丢失一些四言的典型程式。但是反过来看，在即事即景的兴体中，即使全诗以一个完整的过程或场景为背景，只要采用上句虚下句实、或相因为兴的句法，也可以变赋为兴。而在这种情况下，兴句和应句之间的意义关联往往是不一定的，这就形成了有意之兴和无意之兴掺杂在一起的现象。因此，即事即景的兴和赋往往是相对的，无须作硬性的界定和区分。四言体式的特征和初民观物的联想方式虽然使完整的场景往往要拆分成比兴的形式，限制了四言体在写景写事方面的表现力，但是也使四言产生了其他诗体所不具备的艺术效果。首先，由于兴句只能点出引发感兴的环境中某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其状景的鲜明简洁往往能达到极其含蓄传神的境界。如《秦风·蒹葭》写清秋时节在水边追寻“伊人”而不得的惆怅，伊人的似虚似实，追寻过程的曲折恍惚，经青苍的苇丛和凝霜的白露烘托，更能牵动萧飒缥缈的遐想。《召南·小星》《郑风·风雨》《唐风·葛生》《陈风·月出》等兴句写景都有类似的点睛效果，胜过无数笔墨。其次，比兴作为虚写的上句，在多章的复沓中稍加变化，在《国风》中往往为换韵的需要。《小雅》自觉地利用了这种长处，便可以大跨度地表现出时空的转换。如《小雅·采薇》前三章分别以“薇亦作止”“柔止”“刚止”起兴，由薇的初生、长大、变硬见出岁月的流逝，兴起战士久戍不归的“忧心”，这就增加了四言表现的张力。《小雅·四月》与此同理。再次，多章连接的四言比兴体可以因每章比兴取象的不同，而引起各种复杂的情绪，各章之间不一定有清晰顺畅的思理联系，这就形成四言长篇断续无迹的章法。《小雅·大东》是自觉利用比兴和四言体式以表现复杂内容的典范之作，不但组织严密，且章法新颖，突破了《小弁》《白华》《小宛》一类无序的长篇结构。第一章以取食起兴，“有�簋飧，有棘匕”与第七章“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在比兴取象的形貌性质上首尾呼应;“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引起第二章“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展示出周人掠取东人所必经的大路。第二章以织布起兴，第三章以运柴起兴，第四章写周人衣着光鲜，与第二章对比呼应;第五章在本章内再次对比周人和东人的饮食、衣饰，是对前四章的复沓。随即转入下半章和第六第七章对天象的描绘。这一转折的思路并不自然，只是为了引出一系列比喻:织女不成报章，牵牛不能服箱，天毕星如捕兔之网，南箕星不能簸糠，北斗星不能舀酒浆。不但如此，“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挹取于东”35 ，这样就巧借天上星名，概括了东人的饮食衣服都被西人夺走的不平。全诗大体上前半篇实写东人被搜刮奴役之苦，后半篇用比喻从虚处讽刺西人。前后遥相照应，如“有天毕”、北斗的形状与开头的“有棘匕”;北斗舀酒浆与第五章的酒浆;织女星与第二章杼柚;牵牛服箱与第三章以车载薪，都有形貌或事理的关联。但是各章之间意脉时断时连，第五章本身的转折尤其突然，脉理的接续依靠前半实写和后半比兴的对应和复沓，以及隔章对比和首尾呼应，所以章法断续而富有变化。曹操的《短歌行》之所以具有转折腾挪、断续无迹的艺术效果，关键就在掌握了《小雅》利用比兴分割章节，各章思路转折比较自由的特征。曹植《赠白马王彪》虽是五言，却也运用了《小雅》在一个较长的行役过程中取即日之景为比兴，以多章上虚下实的基本单位相连缀的结构，分七章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他在回归东藩的道路上艰难困苦、满怀悲愤。他们都深得《诗经》的创作原理，把握了四言独有的表现特性。综上所述，解读《诗经》只要尊重文本的原义，《诗经》比兴的几种主要联想方式都很单纯直观。“比”是从说明事义的目的出发，寻找类似的物象作出贴切的类比，即使不说出比义，象和义之间总有一个明确的联想点连接。“兴”是由眼前物象触发，兴起对事物的感慨。兴句和应句之间的句意承接关系或清晰或模糊，都能引起较丰富的联想，但均属于感觉、经验、简单逻辑的层面。由此反观毛公所标的兴体，凡是刻意在兴句和应句之间寻找曲折联系的解读，就必定陷于穿凿附会。可见毛公看到兴句和应句之间联系不一定明确的特点，是其功绩;而夸大并利用这一特征附会政教，则是其局限。隐语说努力发掘初民联想的深度，有所创获，但将比兴的联想固定在象征比附的思维方式上，而且混淆了诗歌与易象联想方式的差别，又失去了“兴”的美感和韵味。比兴是人类创作诗歌最自然的表现方式，任何时代的民歌都长于比兴。但在《诗经》里，比兴是作为两种基本的构思方式出现的，其运用的广泛和取象的丰富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民歌都不能比拟 的。这是因为初民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主要凭藉感觉的敏锐和经验的积淀，这种基本的联想方式正是最适宜于比兴的。而四言作为最早的诗体出现，其体式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比兴常用的章句对应结构可以强化四言的节奏感，最充分地体现四言体诗化的优势，因此比兴与四言体式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与后代各种诗体使用比兴的性质都有所不同。比喻在后起的辞赋里更多地用于修辞，五七言诗处理情景关系不需要上虚下实、多层复沓的形式，“兴”原为兴发感动的本义也在山水诗兴起以后增添了新的内涵36 。“比兴”作为合称，又成为唐代诗歌革新中体现“风骨”的一个概念，转化为一种自觉使用的更富有理性意识的表现手法，比兴与诗歌体式的关系也就不再成为必然。这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四言诗为什么和比兴结合得如此密切的原因。①赵制阳将汉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关于“兴”的解说归纳为义理说、声歌说、起势说三大类。见其《诗经赋比兴综论》页131，台湾枫城出版社1975年版。②《文心雕龙·比兴》。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③苏辙《诗论》解释“兴”时认为“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见《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五》，四部丛刊本。④郑樵《六经奥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⑤朱自清在《兴诗的意见》一文中说:“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的联系，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联着。”见《古史辨》第三册。朴社1931年版。⑥刘大白《六义》说“兴就是起一个头，借著合诗人底眼耳鼻舌身意�的色声香味触法起一个头”，“有时候也自然合诗人本身有关系，不曾通过诗人底情绪或思想而合它混合在一起”。见《古史辨》第二册。⑦见徐复观《释诗的比兴——重新奠定中国诗的欣赏基础》，收入《中国文学论集》，第98页及100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⑧同①，页129。此外，赵沛霖先生受到闻一多先生“隐语”说的启发，从考察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入手，探索《诗经》中某些“兴象”如何由宗教观念内容发展成诗歌艺术思维中的习惯性联想，此说影响较大，但可惜例证不足，没有以《诗经》全部“兴象”的统计分类为立论的基础（见其《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90年代以来，研究比兴的缘起及其思维发生学的文章渐见增多，成为比兴研究继续深入的新动向，这些思考都或多或少受闻一多的影响。这里不一一胪列。⑨ 11见拙文《“毛公独标兴体”析论》，待发。⑩ 28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995页。第1165页。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3 22钟月芳《春天、鱼、水与风诗的比兴》，香港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第192页。 14如孙作云解《汝坟》末章，认为“鲂鱼 赤页 尾”是指鱼在交尾期间的一种生理现象，“王室如毁”指 礻某 社神庙的热闹景象。见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15 18闻一多《说鱼》，见《闻一多全集》第117—138页，开明书店1947年版。16 17 20 27李湘《诗经名物意象探析》（又名《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第1—3页。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19如胡承珙释《汉广》诗说:“诗中言娶妻者，每以‘析薪’起兴，如《齐南山》、《小雅·车》及《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者皆是。此言‘错薪’、‘刈楚’，已从婚姻起兴，‘秣马’、‘秣驹’，乃欲以亲迎之礼行之，礼所谓婿‘御妇车’，‘御轮三周’是也。”（同⑩第52页）释《野有死�》又说:“今考婚姻之事，往往及于薪木。如汉广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风之‘伐柯’与娶妻同喻，小雅之‘觏尔’以‘析柞’为辞。此虽似以析薪者离同为异，娶妻者联异为同起兴，然窃意古者于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同⑩第11页）。释《车�》篇也说:“诗中以析薪喻婚姻者，不一而足”（同⑩第1144页）。21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见《闻一多学术文钞·诗经研究》第18页和第14页，巴蜀书社2002年版。该文甚至说鱼笱“类似女阴”，这样具体的联想和类比不但发挥过分，而且与诗意也并不切合。23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易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24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25赵沛霖《兴的源起》，第75页。26关于诗和易的关系，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诗经》学者论及。但大多侧重在二者思维方式相同的方面，本文不能一一列举。此外，隐语说论诗多引《周易》中的《彖传》和《象传》甚至王莽时期的《焦氏易林》为证，而且夹杂着许多主观的推测和假设，这是不科学的。《彖》阳《象》的作者虽然不能考定，但哲学界公认为产生于战国时代，不能据以证明与《诗经》时代周人的观念相近，因此笔者只取卦爻辞的本文加以论证。29姚际恒《诗经通论》卷11，中华书局1958年顾颉刚点校本。30 33《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31 32关于四言体“句序”的论述，参见拙文《论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六期。34《诗传遗说》卷2，见徐乾学等辑《通志堂经解》（十七）第9984页，台湾大通书局1969年版。35欧阳修《诗本义》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参见拙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六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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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爱情【摘要】《诗经》在我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流传史了，其中的婚恋诗对于今天的而我们来说依然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或公子爱慕佳人，或佳人思念公子，或妇人遭丈夫抛弃，或婚姻受到父母阻拦等等。这些男女之间最真挚的感情，在《诗经》中也诚挚的反映出来了，这就是《诗经》的魅力。【关键词】 爱情 婚变 男女在《诗经研究丛刊.第九期》中，王许林将《诗经》中的婚恋诗分为五种：“一见钟情”型、“忠贞不渝”型、“相思苦恋”型、“思妇哀怨”型、“棒打鸳鸯”型。这五个有趣的词语几乎概括了《诗经》中所有婚恋诗的类型。通过学习后，在我看来，“一见钟情”型的多为男子思恋女子：“忠贞不渝”型的自然说的是女子对配偶或是对恋人的忠贞不渝；“相思苦恋”型的则包括《诗经》中出现的各阶层任务，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思妇哀怨”型的则多表现在思念男子和被男子抛弃后所发出的哀怨；“棒打鸳鸯”型的则是追求自由恋爱而不得了。看了《诗经》中的《国风》，则会发现《国风》中多描写爱情和婚姻。《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看了《诗经》中的《国风》，便对男女的感情充满憧憬。孔子当年给弟子们教授的内容也包括《诗经》。可见《诗经》在社会的地位，后来的官学也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这就更加促进了《诗经》在大众中的传播。我觉得《国风》中关于描写婚恋的诗，大多采用了“兴”的手法，比如说像《关雎》，开头一句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言河畔的水鸟，再言及心上人。在《汉广》中也有类似的手法，“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先说到南方有高大的树木，没有福分在下面休息。再说到汉水有“游女”，却追求不到。不仅仅是这两首当中采用“起兴”的手法，在《蒹葭》、《野有死麕》、《邶风·燕燕》、《子衿》、《鹊巢》、《草虫》等等。这种手法在今天的歌曲中也用得很多，尤其是在“信天游”中用的较广泛。不自觉的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太阳下上明早依旧爬上来，鸟儿飞去明年依旧会回来，我的青春一去不会来”。这句歌词是不是跟《诗经》中广泛用的“起兴”手法一样呢？在我看来《诗经》中婚恋诗就是两大种：恋爱诗和婚姻诗。恋爱诗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单相思，自然包括男子单思女子和女子单思男子。二是相互思念并爱恋。第三类应该归于未婚男女初试云雨一类了。婚姻诗则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生活幸福、甜蜜恩爱型。二是婚姻受阻型。三是婚姻受挫型，而婚姻受挫又可以划分为“单纯的怨妇”和“刚强自爱”型的。下面对以上分类做出具体的说明和阐述。一、恋爱之苦涩（1）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位于《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被世人传唱了两千五百多年后依然广泛的被男子们用来抒发对女子的爱慕，尤其是那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几乎都会这么一句。可见《关雎》比周杰伦的歌曲流行程度还要广！《关雎》中的男子，据学者们推测应该是贵族青年男子，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可以看出来了。在寻常百姓家是不会有这么好的乐器的。而《汉广》中的男子则不同，他应该是一个农家子弟了，“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言秣其马”等，这些都是只有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才会做的事情。可见男子爱慕女子也是有等级差别的，贵族中的男子则可以想尽一切自己能用到的手段来取悦自己的心上人，而出身低贱的男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就是“求不可得”。身世的差别就导致爱情的差距。另外，还有一首诗也很美，因为它描写的风景很有情趣，那就是《蒹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这首诗用“蒹葭苍苍”四字反复吟唱，回返往复，韵味极深，加之其写到的“白露”、“水中央”、“水中湄”、“水中汜”的景象和地点，都像画面一样，不禁让人想到了琼瑶的小说《在水一方》。我记得还是在初三的时候翻阅父亲的书柜时偶然发现的，从来不爱多看书的我尽然坐下来把那本书看完了，可能当时的我正处于青春期，对爱情有懵懵懂懂的感觉，所以才会有兴趣把那本书读完。《蒹葭》这首诗也是在初三的时候学的，在看《在水一方》的时候我自然地想起了《蒹葭》，因为这两篇作品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最相似的就要数对河流的景物描写了，也许琼瑶老师就是看完《蒹葭》后才有了《在水一方》这么一部作品的。古人说过，男子思女子多在秋季，秋季万物凋零，多阴，而男子属阳，因此秋季多为男子思恋女子；而女子思君则多在春季。《蒹葭》中描写的“白露”应该是秋天来临的标志吧！我想《蒹葭》是否与古人对男子怀人的说法相一致呢？（2）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子衿》读到这首诗，让我想起了高一时候我们班一个男生给我写的“情书”，第一句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是由于我才疏学浅，只知道曹操曾经作诗的时候引用过这两句，不知其真实含义，所以高一的“情书”时间就不了了之了。现在看来，这首诗就是写一个陷入爱情的女人在城门口的等待她的情人，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好意思去找你呢？“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女子在城楼下等得甚是辛苦，“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呀！明明才分离，却又开始思念你，仿佛有九个月没有见面了！“未见君子，我心伤悲”！女子思念男子总是多于男子思念女子，人们常说，男人拿爱情当点心，女人却拿爱情当主食。看着这痴情的女子在城门下等的那么着急，我都不免有些替她担心起来了。看到《子衿》，又让人想起了《静女》，《静女》中的男子也是在城楼下苦苦的等着自己的心上人，而心上人却似乎是有意要戏弄着憨憨的男子，弄得男子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二、恋爱之甜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男女之间就通过水果来传情，看上了就抛出自己手中的水果。砸向自己的心上人，这与现代社会确实不同，在现如今，那对情侣不是从“我爱你”“你爱我吗？”开始的？在求爱这方面，到没有古人那么风趣，就像我曾今看到一位男子向女子表达爱意时说的话一样“今天的月亮真好！”月本没有感情，阴晴圆缺全凭自己，但是有情的人儿，让无情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不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吗？就像“木瓜”“木桃”一样，喜欢他就把手里的水果砸向他吧！三、爱到浓时的激情碰撞这一类的诗则是古代男女幽会的诗句了。在《诗经》中，女子多聚集在桑林，而男子若想念女子，想要与心上人约会，那么就去桑林吧！“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兮。”采桑的的女子真多呀！罗敷不就是被称为“采桑女”的吗？桑林，是一个充满性爱气息的暧昧场所，《诗经》中收录的诗大部分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关于民间的性爱，自然是少不了的了。除了桑林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与相爱的人发生云雨之情，那就是古代的狩猎场所。《野有死麕》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对于这首诗，众说纷纭，但我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女子在于男子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急切而又羞涩的诗，并且是发生在狩猎场所的。何以见得？我们来看这第一句“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以及中间的一句“林有朴椒，野有死鹿。”麕和鹿不是一般的动物，麕又是獐子，一般只有贵族男子在涉猎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打猎到的，由此可见整首诗中发生的事情是在园囿之中发生的，“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吠兮！”能不能看作是少女急切而又羞涩的心理呢？至于很多学者把它说成是男子强暴了女子，我并不认同，男女之间偶尔偷欢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没有史料的证明下，有诗意的想象是美好的。四、婚姻挫败而生怨妇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可总有人偏偏要自掘坟墓。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女子被抛弃的形象总会有的，而且古代休妻还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在古代，女子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又时候就像东西一样被男人玩赏着，当有更好的玩物时，便毫不犹豫的抛弃自己的配偶。无论是古代女子还是现代的小白领，谁能容忍自己的丈夫移情别恋然后将自己抛弃呢？我想古今中外的女人应该是立场一致的吧！在《诗经》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怨妇，仅仅是指责丈夫或者恋人的不忠，哭诉自己的不幸。“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好一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痴情女子啊！因为自己的恋人对自己不理不睬近于冷漠，把自己的幽怨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另外一首诗的主人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谷风》中描写的女主人公，与丈夫曾一起辛勤的劳动，使家境渐渐好转。日子富了，丈夫却抛弃了她，另寻了新欢。这是她十分的幽怨，但是有割舍不下她亲手操持的这个家。诗中的女主人公勤劳、善良、柔弱、痴情，但是却遭此下场，不免让人心生怜悯之情。《谷风》中的女主人公的遭遇是不是给我们现代女子一些启示呢？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说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女人被解放了。都说现在女人顶半边天。真的是这样吗？女人可以外出工作养活自己，男人可以接受自己的女人同自己一样在外面工作，但是家里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呢？在大部分家庭里，男人的观念依旧没有改变，他们认为家务就是女人应该做的。这样说来女人是被解放了，解放的是女人受苦受累的权利。女人既得为生计而奔波有得为家务而操劳。如果女同胞们不幸成为被抛弃的对象，那么就请爱惜自己。五、婚姻受挫之刚强自爱“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是《氓》中的最后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最后几句才是文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女性刚强的一面。这首诗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一个勤劳善良的妇女由恋爱到婚姻破裂的全过程，看到这首诗时，似乎是在听一个弃妇讲述自己的恋爱诗的甜蜜和婚后的不幸，感觉诗中的女主人公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但是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并没有像上面讲到的那样怨天怨地怨夫君，而是总结了自己不幸的根源之后，坚定自己的信念——“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我喜欢独立的女性，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感情上，不能完全依赖一个人，要给自己的心灵留一点休息的空间，这也是在现代虚无的社会中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就像《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虽然婚姻破裂，但是人生中不仅仅只有爱情，对于被“情”字伤害的女性们，应该多学学古人，反思一下，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很多人都知道古代娶亲都是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诗经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求得配偶是通过“媒人”来说定的，但也有美好的姻缘。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啊！让人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虽然在同一屋檐下念书，但是父母之命无法违背，只能嫁给马家公子，幸而中途经过山伯的坟墓，才有了现在的化蝶。不仅仅是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是这样的，在《孔雀东南飞》中不也是如此，如果刘兰芝不是要遵从哥哥的意思，也不会有后来的结果，父亲不在了，长兄就为父。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礼”，吃人的礼教害苦了多少有情人。这也是鲁迅先生极力批判的东西。现在的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在现代社会是不会带来幸福的，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自由的选择伴侣，自由的合法通婚，这一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子曾经曰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曰过：“小子何莫学乎诗。”由此可见，孔老夫子对《诗经》有多么高的评价，而且《诗经》一直作为儒家的教学材料，更能看出《诗经》的重要性了。而我们这些大学生当中，又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古人的心声呢？《诗经》中的爱情，在我看来可以用四种植物来概括：芍药——这是相爱人的信物。为什么不是玫瑰？玫瑰带刺，难道不会刺伤你的心上人吗？荇菜——这应该是代表着公子们爱慕美人而不得吧！桑——这应该是情窦初开的女子们窃窃私语和男子们来择偶的地方吧！被抛弃的女子就成了落下的黄色桑叶了！木瓜——相爱的人因爱而结合，因结合而幸福！《诗经》的植物多的数不过来，劳动中的人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自然界的动植物。所以《诗经》中那些不计其数的植物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诗经》就像一条河流，有湍流、有潺潺小溪，有轻扬的流水、也有澎湃的漩涡……读《诗经》不会像读其他古代诗集那样累，因为《诗经》中流露出来的都是最淳朴最真挚的感情，没有半点造作。似乎自己就像走入了他人的内心世界一样，细细的品味，不是诗也是诗！当你觉得生活的步伐太快时，就静下心来读读《诗经》吧！它会让你沉静下来，顺着它的小溪流静静的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