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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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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１、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２、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３、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高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追问： 复制别人的 这个我刚看过 鄙视这类团队 回答： 我只是代表我 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 额 这话我喜欢 采纳了
给你个大概的目录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目录第1章绪论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问题的提出 研究的意义国内外对传统雕塑的研究现状本文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内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第2章 历代中国雕塑的风格特点秦汉雕塑。。。。 秦汉雕塑的风格特点 秦汉文化对雕塑的影响唐代雕塑。。。。唐代雕塑的风格特点唐代文化对雕塑的影响。。。。。第5章 结语与后续研究 结语 后续研究重点是第一张和第五章 你的论点和结论具体的小节自己补充吧记得给我分 呵呵
浅析雕塑与环境融合在《路》中的实践论文,这里可以的，简单.
雕塑系的啊，那应该挺累的吧，我也是美院的，磅你，
析雕塑与环境融合在《路》中的实践 环境能告诉一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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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有，但是你用我的就算是抄袭呀，想当初毕业的时候，班上两个男生抄到一块去了，幸亏系里给兜着了，要不都要没学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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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专业，严格，你要是着急的话别寄太大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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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雕塑为祖国“四化”出力冯河;谈作动物雕塑[J];美术研究;1980年04期刘开渠;对雕塑创作的几点意见[J];文艺研究;1980年04期傅天仇;雕塑的遗产和创造[J];文艺研究;1980年04期路艳霞;环境剧 雕塑剧悄然露头[N];北京日报;2000年 王展;论西方现代雕塑多位空间的视觉表达方式[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1年 王岩;现代雕塑与现代建筑的共融[D];大连理工大学;2002年 郑蕾;建筑与雕塑的关系[D];中央美术学院;2002年 崔健;写实性雕塑的原理及中国城市雕塑的现状[D];中央美术学院;2002年 王琪;谈人物雕塑的姿势[D];中央美术学院;2002年 陈其端;现代城市公共艺术问题解析及其对策[D];武汉理工大学;2003年 刘熠;城市广场的水景雕塑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黑晓东;写实雕塑的观察方法及形体认识[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马军;试论雕塑材料语言与造型[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李亮;中国各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改革考察报告[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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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雕塑与环境融合在《路》中的实践 环境能告诉一切大
帮你找了一篇供你参考，你看下有用没：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原理在现代景观（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从古典园林私密性空间到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刘振兴• 简介：以中国古典园林为例，以其空间处理手法在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为基点，通过对浙江省龙游市江滨公园的景点空间分析，论述古典园林私密性空间到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的联系与发展。• 关键字：空间处理；私密性；开放性；公共休闲1． 概述中国古典园林空间设计手法园林是物质环境，构成园林的物质要素称为构景要素。构景要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山水、建筑物和动、植物。第二类建筑，广义的包括人工构筑的园林建筑、园路、广场雕塑和园林小品等[1]。在中国的古典园林造园中，与其说是造园，还不如说是建筑的布局和构造，因为建筑构成了整个园子，而其他要素的则作为建筑的附属部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的园林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园林构筑物与山水要素、动、植物要素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根据文人雅客对圆子的实用要求与艺术要求构筑了独具一格的东方造园艺术。中国传统园林空间处理手法：比例协调，尺度适应，高低变化，错落有致；即要能很好地运用光影明暗的变幻，虚实的对比，又能将各种空间彼此穿插、渗透，首尾相顾，前后呼应，互相因借，此外，还使静态空间流动，达到动、静结合[2] 。2.. 城市化加剧，现代城市景观设计开放性空间呼唤人性的场所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了“城市化”，城市整体所面临的建设环境范围的，速度快，甚至有许多大尺度的公共空间建设项目，都被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立项、策划到设计的全过程。前写年的“疏林草地”，“喷泉广场”流行与全国，对外来艺术风格和视觉形象过分追求，布置大量的草地，反而减少了人的活动空间，吸引不到人们来使用[3]。现代人文地理学派及现象主义景观学派强调人在场所中的体验，强调普通人在普通、日常的环境中的活动，强调场所的物理特性、人的活动以及含义的三位一体性。这里的物理特性包括场所的空间结构和所有具体的现象；这里的人则是一个景中的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这里的含义是指人在具体做什么。因此，场所和景观离开了人的使用便失去了意义，成为失落的场所（placeless）（Ralph，1976）。现代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关系应该是形式的，她是体验、是生活、是交流——人与人的交流，人与自然的交流[4]。3 案例分析 以浙江龙游市江滨公园为例 龙游市概述（一）悠久的历史文脉龙游，地处浙江西部，钱塘江上游，金衢盆地的中心，大约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龙游为姑蔑国都城，当时一直是浙西南一带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公元222年秦始皇在全国首批设立县时，龙游为太末县治所，距今有2228年的建县历史。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更名为龙丘，五代时称龙游，一直沿用至今。历史文化积淀极其丰厚，境内有各种古遗址十七处，其中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有各种石器、陶土出土，透露了“浙西文明发源地”的信息。（二）得天独厚的条件龙游县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拥有“二山二江二滩”，鸡鸣山、凤凰山盘踞县城南北，衢江、灵山江穿城而过，衢江船厂沙洲、石窟沙洲于县城东西。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创建“生态型文化旅游城市”和建设“没有围墙的景区”提供良好的基础。龙游物产丰饶，是文明的“中国笋竹之乡”、“中国黄花梨之乡”，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资源丰富，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理想区域。近年来发掘的龙游石窟，位于龙游县城北三公里的凤凰山麓，是一处气势恢弘、瑰丽壮观的古代地下石窟群，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石窟群的发现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探谜、旅游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和青睐，成为华东重要的旅游新亮点，目前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它如鸡鸣山明清民居苑，龙南竹海森林，白佛岩瀑布，三叠岩，唐代古刹招庆寺等风景名胜均为中外游客钟爱。 龙游江滨公园实地考察（一）概况位于衢江南岸临环城北路，东至交警大队办公室，西接城西公园，长约1800米，宽为35~250米间，总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4000平方米，绿化面积65000平方米，铺装面积35000平方米，水体面积6000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整个公园由杭州园林设计院设计，上海市政园林工程公司负责施工，工程建设历时160天，内设童趣苑，明月湾，凝碧轩，天香斋，翠光阁，日晷台，磊园，清幽谷，百舸急流，遍地龙游等十大功能分区，是集休闲、文化、娱乐与一体的城市开放性公园。（二）主要景点分析（1）童趣苑与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不同，本身公园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场地，主要面对对象是儿童，因此该场地建有迷宫、戏沙池、十二生肖、大双亭等设施。各设施由一条曲廊相联系，顶为木制花架，两册设有大理石石凳，可供儿童和家长休憩见（见附图1~2）。十二生肖石雕栩栩如生，程弧状排列在一小台地上，台地左边设有米高的铁制隔离墙，既防止儿童划入对面的水池游乐场，又起到“引景”的作用；右边挡土墙上方种有一片竹林，既为景墙，又有隔离空间的作用，这样，既有一定的私密性，又有一定的开放性，但是作为现代的公园，本质上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至少也是一半围合的空间。（2）明月湾该景点是一个宽窄变化无规律的人工湖，引衢江之水，设为岩间涌泉，流至主体湖。在此过程中设有流水落差，可听潺潺之声，湖畔置石与古典园林之法颇似，如仿自然之势，湖中种植睡莲、菖蒲以及本地的水草，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湾内有一长42米，重1500多吨的天然溪滩石，上设涌泉、流水，四周配有雾森，喷雾是云雾缭绕，流水潺潺，如梦如幻。溪滩石一旁设有两列原石汀步，游人可踏汀步登上该石玩耍，同时汀步也形成水位落差，以观水之动感（见附图3）。在处理手法上更注重公共休闲，使得游人能够亲自登上所置之石，满足场所由人来参与的思想，这在古典园林里的假山那里是见不到的，从古典的假山发展到现在的“假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越。在湾旁设有多处亲水平台，一满足游人的亲水的天性。（3）翠光阁一座小桥横卧于明月湾上，直通向临江的翠光阁。翠光阁是一仿古建筑，因与翠光岩隔江相望而得名。阁分6层（地下1层），高30余米，总建筑面积1285平方米，以波罗阁木材装饰，上雕有精美的龙凤图案，黑色亚光琉璃瓦，栏杆材料为雪花百花岗岩九龙壁浮雕，阁内摆设主要体现龙游地方文化（见附图4）。阁两旁还建有两道曲廊，不仅可供游人休憩，这样的布局还使得翠光阁显得更加的和谐，横与竖的结合充分体现了设计语言的表达。翠光阁虽为仿古建筑，但它与一般的仿古建筑有所不同的是，他的底座气势恢弘，30米高的阁，真如一座玲珑宝塔，登于阁上，其感觉犹如王勃当年登滕王阁，可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景，在次美景之中也产生了“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之感。此等借景手法与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设计中的手法如出一辙，使得自然与建筑合二为一，我国古代造园家对借景一直十分重视，并认为园林设计最关键的便是借景，如计成在《园冶》中说：“夫借景，林园之最重要者也。”接着，他对借景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借者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翰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手之，不分町田童，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5]阁以江面为背景，浩瀚无比，而高阁也成了江这一立面上的亮点，纵向的阁与横向的江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统一的关系。而且，翠光阁作为全园的主体建筑，已经成为全园的中心和重心，同时，在阁中可以看到周围的景色，是全园的至高点，这种处理手法在古典园林里也是比较常见的，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的布局，它处在园的中部最高处万寿山上，控制全园的风景，它既是颐和园的艺术构图中心，又可当作该园的标志（见图1—1） [6]。（4）凝碧轩（见图1—2）、天香斋轩、斋是中国见古典园林建筑里所特有的，对它们也有特定的定义。轩，园林中的轩，乃是指较高敞、安静的园林建筑而言，功能为供游人安静地休息，所以园林中造轩，形体要小巧，宜设置于体量较大的建筑物的后方，必藏而不露，隐现于幽静的花木深处[7]。斋，其园林功能是给游人安静地休息和阅书读报，建设用地力求深处为好[8]。在这里，凝碧轩为民居风格建筑，是游人品名休闲之处。而天香斋主要功能是展现龙游饮食文化。凝碧轩为歇山顶，屋顶用草披盖，轩前设一木制平台（见附图5）。选址上，这里有一定的限制，但先从它的功能考虑，在这样一个公园中，而且是作为“没有围墙”的开放性空间，其次，面对对象是市民和游客，再者，它们得反映这里的地方文化思想。即便这样，他的选址还是在明月湾旁边，处于众石所置之间，周围种有大树和竹子，构成了一个半围合的空间，有一定的私密性，但更多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可供大众游赏、观景的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而在古典园林里，轩大部分只是作为园主及家人的书房，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私密性空间，那种宁静、幽雅的环境确实是一个在当时可以超脱世俗的“世外桃源”。但是在今天，人的社会性越来越显著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得面对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必须要融入到这个社会里，虽然，现代的轩在形式上还是原来的风格，但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们的存在必须得满足大众的要求，否则，它们在现代游憩场所就回成为一个失落的场所[9]。（5）磊园在笔者看来，磊园倒是有点“少就是多”概念——在一个半径为15米的圆形的水池里，类似与一个平底锅（见图1—3），“锅”面镶嵌较小的卵石，“锅”的中间摆设了两块20多吨的大卵石作为主景，周围配有旱喷和花坛，倒是有几分禅意（见附图6）。 （6）清幽谷经历几分禅意后，沿着步道走进一片芦苇丛，感觉有一种压抑感，周围是密密的芦苇杆和芦苇叶，不是有步道的话还以为走到了荒野呢！穿过十米左右的芦苇，忽然，眼前豁然开朗，脚下的步道变成了一座宽3米的木制曲桥横跨在一人工湖上，曲桥的一侧设有一条40厘米高的木制“栏杆”——或者说是坐凳，可供游人休憩、垂钓（见附图7）。湖岸设计为自然的形态，完全采用当地的植物种类，显得非常地自然和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可以说，这个景说是笔者比较喜欢的场所，它的自然生态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惬意。理性地说，它的空间处理充分表达了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设计手法，先合后开，一张一弛，充分考虑到了人的环境行为心理学。取名为清幽谷，似有表达环境的之意，这种场所对整天忙于工作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能够放松的地方。再说这座曲桥，在古典园林结构曲直对比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曲”，是以曲带直。造园理论中的“水必曲，园必隔”；“不妨偏径，板置婉转”等都是古代艺术家对园林的曲直布局的经验总结[10]。“曲”与“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既然是以曲带直，就还要包含直的因素。因此，从图片上可以看到曲桥的左边是一块高地，那有一条沿翠光阁走过来笔直的步道，有4米宽，步道另一侧沿六个台阶走下可达一大理石铺面的水泥平台，平台上有一些现代亭以及可供休憩的坐凳，坐在登上可以望到平台下面的衢江，以及对面起伏的山峦，偶见江中渔帆点点，空中飞鸟掠过，自然心旷神怡。从观赏学角度上来看，曲桥可以增大游览路线的距离，延长了赏景的时间宽度，扩大园林的空间感。同时，风景延续空间的曲又为游赏空间序列的节奏感、音乐感创造了条件，单一的“直”无法形成简单的重复空间，惟有“曲”才能带来各种变化，使空间呈现出抑扬顿挫的韵律[11]。加之为木制曲桥，其风韵无比，既是一道风景的好才场所，本身有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采用本地的原生植物，使得设计更人性、更生态、更经济，使得整个清幽谷与自然的融合达到了极至，更有几分野趣。（7）日晷台日晷台设置于一平台上，与其说是一个景点，笔者倒觉得它只是作为一个雕塑。日晷为青铜所制，上刻有十二生肖图案，笔者认为它所要表达的意义更为抽象，日晷本身是古代计时的工具，与青铜、十二生肖结合所要表达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8）百舸急流主景为旱滩和商船，作为一个景观和文化的符号，象征龙游历史上水路航运便利，水运商贸兴盛。（9）遍地龙游这是一个历史文化气息很浓郁的场所。在古典园林中，景观的设置不需要表达多少历史层面的东西，只要表达园主的个人喜好就可以了。而在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则不一样，特别是龙游，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她必须把这些历史和优秀的传统理念传承给年轻的一代，使之不断地发展。以及，作为浙西地区的旅游名城，她也必须把这些历史文化展现给外地来的游客，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拓展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景点，设计师采用了一系列的图腾柱和各种抽象形状的景墙，上面雕刻着龙游的历史，以图形和象形文字的结合，使得直观却又那么地神秘。这样一来，立刻就把游人的心理给抓住了，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人类的动机论认为，人类的心理，社会需求高与生理、安全的需求，在人的生理和安全之上还有社会认同、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因此，舒适的休闲环境还需要提供适当的、足够的人文因素，来满足人的文化心理需求。例如，中国传统园林中，除了良好的物理环境之外，更多的注意人文环境的塑造，满足人们崇尚自然的心理 ，引导和暗示人们对文化上的认同感，追随空灵、幽远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12]。例如，（附图8）所展现的是遍地龙游的一条步道，道旁边是历史字画浮雕——这种处理手法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使游人了解龙游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同时，不知不觉走过了一段路程，而且这种布置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种开放性的设计格局在现代的园林景观营造中是比较普遍的，从本质上说，这种手法已经完全超越了古典园林的手法，或者说是借鉴了国外的造园手法。4 现代城市开放性休闲空间的发展. 设计要素的沿用与发展创新 自然设计要素自然的地理、山水要素基本上沿用了古典园林的手法，特别是对“边缘区域”的钟爱。但在现代城市里，这些要素也具有较大的限制性，设计师不能够根据理想的模式来设计，而只能运用现代的技术进行改造。 构筑物设计要素在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里构筑物的设计越来越显得抽象和艺术化，而不是想古典园林中的建筑物那么精细。特别是“景观盒”[13]（见图1—4，1—5）概念的提出，这些盒子由墙、网或柱构成，以最简单的方式，给人以三维的体验。相对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亭。景观盒同样具有借景、观景、点景等功能，但亭的符号意义是外向的，而盒子的符号是内敛的。因此，通过景观盒，体验的是“小中见大”和“粗中见细”，相悖于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小中见大”。 视觉设计要素[14]在现代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设计中，在某些景观处理上更大胆地借用视觉的冲击力，不论在形式感、秩序感还是比例、尺度以及样式、图案、格局的处理上有超越古典的手法。而且，在空间的层次性上，使得空间向着多维化发展。 历史文脉设计要素城市的发展和文化、文脉、历史发展唇齿相依，与古典园林不同的是，城市开放性公共休闲空间所表述的历史文化远远比古典园林中所表达的更系统化，科学化。 理论及技术要素自1900年,Landscape Architecture 作为一门现代独立学科开始，西方的造园理论逐渐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知识学科。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加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基于GIS上的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使得规划设计更加科学化。同时景观生态学中景观格局[15]的提出，把人性的崇尚自然、效法自然的心理更加直观化、理性化。对景观敏感度的分析[16]以及设立最低安全标准（Safe Minimum Standard 简称SMS ）[17]对现代景观生态设计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另外，夏建统的博士论文《面向对象设计方法》被国际计算机和城市设计协会评为“未来最具潜力希望研究课题”，以及2004年8月他在“2004北京国际城市景观与建筑设计博览会”上的演讲——《用自己的方式祈祷：当代中国景观规划设计的挑战》，不论对于国际还是国内的景观设计都是有重大意义的。5 结 语记得劳伦斯 哈普林说过：“现代风景园林不只是简单地营造空间，而且是将环境设计理解成一种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的神圣行为。”有这么一种说法，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么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出发，我觉得今后的风景园林设计应该是东西方的结合与升华。中国的古典园林有她自身独特的东西，西方也有他理想的方面，中国的城市化正不断地加剧，开放性的公共空间的增加是必然的，所谓“饮水思源”，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绝大部分城市中的开封性公共休闲空间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典园林设计手法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不借助于任何先例而凭空产生的设计空间。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是为园主自己设计的，那是一种人性化，他所营造的私密性小空间也是人性化的设计。现代城市休闲空间设计是为市民和游人设计的，他必须人性化，他所营造的开放性空间必须体贴人，否则就不能适应现代人类的思维，所设计的空间如果失去了人的参与，那么这个空间就是毫无意义的。参考文献：[1]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2]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 刘静， 孙风歧，文. 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与法规及规划的相关问题解析，《中国园林》 06/2004. 北京：《中国园林》杂志社 2004.[4] 刘滨谊，文.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呼唤人性场所 .[5] 陈从周，主编 . 《中国园林鉴赏辞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7]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8]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9] 储椒生， 陈樟德，编著. 《 园林造景图说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0] 陈从周，主编 . 《中国园林鉴赏辞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陈从周，主编 . 《中国园林鉴赏辞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荆其敏，张丽安，著.《城市休闲空间规划设计》.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13] 俞孔坚，刘玉杰，刘东云，文 .河流再生设计——浙江黄岩永宁公园生态设计，《中国园林》05/2005. 北京：《中国园林》杂志社 2004.[14] 荆其敏，张丽安，著.《城市休闲空间规划设计》.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15] 俞孔坚，著. 《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6] 俞孔坚，著. 《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7] 俞孔坚，著. 《景观、文化、生态与感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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