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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写完余华的毕业论文，发现关于这个人物的作品创作基本已经被研究透了，写不出什么新意来了，有本书《余华研究资料》，里面将余华研究的精华资料都收集了，很有参考价值，我倒是有个建议，不妨写写余华的现实观及其产生原因探究，应该彻底的话会有突破。余华的创作因对现实的看法不同而前后风格迥异，他的文学现实，生活现实，以及人性现实都是展开研究的内容。
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苏童、格非等人齐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骑士勋章。长篇小说《活着》由张艺谋执导拍成电影。 余华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余华在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还有短篇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他也写了不少散文与文学音乐评论。最新作品：2005年长篇小说《兄弟》（上）、2006年《兄弟》（下）。余华的出现，为那个时代的文坛，一束灿烂的光芒。他的文字字字使人觊觎，使人战栗。其先期主要描写一些血醒，暴力，以及社会黑暗，而后期，如兄弟，主要通过，描述它那个年代，童年，以及少年，甚至青年的心理及苦难，但也常常，贯穿好几辈的故事。并不使人觉得杂乱，而是让人在阅读中，战栗不已。另一个能对人不经意造成的影响是，我觉得，余华的作品能使任何人，学会感恩，学会怀念，学会感动。其实用一个词就涵盖了，余华作品对我的影响——孝顺。兄弟，我好歹，也写了一会，你给答复啊？就算没有悬赏值，也给个最佳答案呀。 其实关于，余华，你还是自己多看看，他写的真的很好，小弟不才，阐之不尽。最多算杯中之水，其实我现在还正在看《细雨中的呼喊》快看完了，他的作品，其实也被我看的差不多了。自己体会，肯定是最好的，建议，你有闲暇，也去拜读一番。
余华，浙江海盐县人，祖籍山东高唐县。1960年4月3日（《四月三日事件》的来源）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当医生的父亲华自治、母亲余佩文（父母的姓，是余华名字的来源）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先后进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在鲁院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诗人陈虹。因陈虹在北京工作，余华后来迁居北京十余年。现居浙江杭州。 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苏童、格非等人齐名。著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战栗》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也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文论及音乐评论。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骑士勋章。长篇小说《活着》由张艺谋执导拍成电影。 作品特点: 余华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此前他发表了二十几篇小说均没有多少影响，这篇作品发表后，深得李陀等著名评论家的好评，余华于是一举成名。此后，他在《收获》等国内重要刊物上接二连三的发表了多篇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令文坛和读者震撼，在评论家的密切关注下，他很快成为了马原之后中国先锋派小说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余华并不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由于先锋文本读者甚少，成名之后的余华及时地做出了调整，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涩难懂，而是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适度的现代意识，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余华的小说创造了九十年代以来小说的高峰，人们无不是以压抑痛苦的心情读完《活着》的，其同名电影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改拍，在国内外获得了无数大奖。
毕业论文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大学生毕业前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而论文选题工作则是毕业论文管理中的首要环节。下面我将为你推荐现当代文学论文选题参考目录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你!
1、王安忆都市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文化表征。
2、当代“女性诗歌”中的母亲形象分析。
3、余华小说中的细节的魅力及其叙事学分析。
4、莫言小说中的狂欢化叙事的特征及其意义。
5、样板戏对民间文学模式的吸纳及其美学意义。
6、王朔小说中的“顽主”形象的美学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7、九十年代以来诗歌中的“后口语”写作的诗学意义及其困境。
8、李洱《花腔》中的叙事话语分析及其美学意义。
9、当代五六十年代小说中的“成长”主题及对其具体表征的分析。
10、“下半身写作”中的“身体”的诗学意义及其批判。
11、汪曾祺的艺术世界
12、从《沉重的翅膀》到《无字》——论张洁美学风貌的嬗变
13、余秋雨散文的“寻根”情结
14、武侠小说精神与民族大义—20世纪两次“武侠热”文化语境论析
15、《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层次性
16、刘震云与新写实主义小说
17、方方与池莉作品中的女权主义
18、贾平凹眼中的艺术人生
19、余华的寓言世界
20、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
1 、论《尝试集》在现代新诗史上的地位
2 、胡适对现代新诗理论的贡献
3 、郭沫若诗歌的情感特征
4 、冰心小诗的哲学意蕴
5 、从《伤逝》看鲁迅的爱情观
6 、论庐隐的创作心态
7 、比较郁达夫与庐隐的小说创作
8 、论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知识分子形象)
9 、论冰心散文的艺术特色
10 、论朱自清散文的美学风格
11 、论何其芳《画梦录》的主体意识
12 、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
13 、施哲存小说创作论
14 、穆时英小说创作论
15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16 、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对传统母性的颠覆。
17 、论丁玲小说创作历程中女性意识的转变
18 、张天翼与沙汀讽刺艺术的比较。
19 、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20 、论穆旦诗歌的自我意识。
1. 论艾芜的长篇小说《故乡》
2. 论茅盾《腐蚀》对赵惠明的描写
3. 试析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4. 论齐同长篇小说《新生代》中的几个知识分子形象
5. 试谈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几个汉奸形象
6. 论巴金《寒夜》中的心理描写
7. 论钱钟书《围城》的幽默艺术
8. 论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中的景物描写
9. 陈敬容的诗集《交响集》、《盈盈集》(可以择其一研究)
10. 谈袁水诗歌的讽刺艺术
11. 陈白尘的戏剧(讨论其艺术特色)
12.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考虑其文学史意义、其精神内涵，以及它的局限性)
13.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艺术成就、人物塑造等)
14. 鸳鸯蝴蝶派小说新论
我说一下我简单的看法吧。下面是我写的随笔。再后来是余华的《兄弟》，这部书我看得很慢，它很长，我也看了很久，分为上下两部，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纵欲浮躁和众生万象的时代。一直以来我都原谅文革中的狂热民众，尽管他们残害无辜人民，破坏历史文物，使社会经济、秩序陷于混乱瘫痪，但毕竟他们自己也是不幸的，他们受到了蛊惑，产生精神狂热，再加上民众原本愚昧麻木，其实很多时候愚昧麻木和残热嗜血是相通的，窃以为。我总是这么理解，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全国上下都难辞其咎，可是我们也不能以牙还牙，毕竟死的人已经够多了。唯一能做的只有默哀。可是看余华作品的时候，我的观念一再受到冲击，这帮所谓的红色队伍不单是精神狂热，而且失去了理性，人性，残忍嗜血，如野兽一般，还不受任何约束。其实这时候我认为是果断需要军队镇压的，也说明了法制的不健全封建思维的限制和领袖崇拜等种种问题。至于后面的故事不想细说，人物还是李光头和赵刚。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小说看多了会对现代社会彻底失去希望，有个很奇怪的想法，如果再来一次大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再重新回到原始，让文明从刀耕火种重新发展，但这样似乎又不见得有什么好处，现代社会相对来说怎么都还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
我刚写完余华的毕业论文，发现关于这个人物的作品创作基本已经被研究透了，写不出什么新意来了，有本书《余华研究资料》，里面将余华研究的精华资料都收集了，很有参考价值，我倒是有个建议，不妨写写余华的现实观及其产生原因探究，应该彻底的话会有突破。余华的创作因对现实的看法不同而前后风格迥异，他的文学现实，生活现实，以及人性现实都是展开研究的内容。
《活着》的经历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地起伏一样，前行在写作之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可能稳定如一。余华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余华在1995年前后，也就他在那篇《活着》的创作前期，余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首先，我们跨越对经过和原因的猜测和臆断，把目光直接投向1997年，我们会发现余华在那一年做出的一个对中国先锋文坛不啻为一个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然后我们再回眸身后。这时候就会发现，那实际上在1995年就已经是注定的事情了。这一年，另外两个著名的年轻作家苏童，莫言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余华的告别先锋小说的宣言是："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而这时恰恰是他继《活着》之后，另外一个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杀青不久。那么就让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这后一部被作者声称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实际上，它与余华早期作品之间相当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篇文章与余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完全是两种样子。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1995年，就会发现余华的唯一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就是那篇轰动一时的《活着》。这样说来，《活着》应该是余华创作的一个过渡。《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们可通过《活着》继续一个真理：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期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时，也因为另外一个真理，"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余华的先锋性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在中国文坛还是具有一定广泛性的。1980年以后露面的作者中，都曾经被先锋的这样的标签贴过，不过他们在90年代前后，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当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甚至还要更久一些。从这个角度说，《活着》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不过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象孩子信手涂鸦一般写下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如果对照余华的自身经历的话，会发现惊人的真实性，事实上，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余华写作的最初动因）。作者在将这个作品雕琢之前，可能称不上是在创作。在余华的创作陷入低迷的时候，写作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活着》是一篇在随意中完成的小说，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与所有好作品一样，是一种偶拾，或者是一个运气。《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在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现实主义为标榜的中国主流文学评论，对《活着》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例如：认为作者将主人公富贵最终的活着类比为一种类似牲畜一般的生存，并予以唾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尤其是当海外市场对《活着》给予了高度的评论评价后，有关《活着》的另外一些见解渐渐出现。例如：《活着》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富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一切不过虚妄而已，结尾那个与富贵同行的老牛暗示一个另高贵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人真的只是一种存在，它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事实上，后一种可能是非常大的，因为余华在冰冷中叙述残酷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就象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将生活的残酷本质从虚假仁道中剥离出来一样，《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这样就会有一个结局：人们就对此书留下深刻了印象。因为阅读是一次心理的恐惧经历。实际上，这又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个事实：以现实主义做口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最不敢面对现实的。比如：本质上，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以外，并无任何意义。那么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算作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活着》的伟大感可能恰恰源于这里。也正因如此，《活着》就明确了一个内容，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余华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活着》：活着……寇延丁(12月6日12:20)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作者余华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所以《活着》的主人公徐福贵在谈到死去的亲人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徐福贵活着，好像就是为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在这出关于残亡的戏剧上演之前，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终于在一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死于由老宅迁到茅屋的当天。破败前的少爷不懂得伤心而破败后的福贵没资格伤心，因为他已经成了佃农，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此后的日子里，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7岁的外孙苦根。他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了，而他却没有这种“幸运”，他只能活着，因为这是他的命运，一头牛在犁完所有该犁的地之前，一个人在挑足他应挑的担子之前，上天是不会让他的生命提前逃离的。在失去了其他的亲人之后，福贵与苦根相依为命，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攒钱买一头牛。钱终于攒够的时候，苦根却已经死了。福贵一人买回了牛。那本来是一头正要被宰杀的濒死的老牛，它已经干了很多活受了很多罪，就算不杀它恐怕也活不长了，但是，因为不愿看着老牛在哭，早已不再会哭的福贵买下了它。起个名字也叫福贵。一过10年，“两个老不死的”———徐福贵和老牛福贵———居然都没有死，他们活着。福贵赶着福贵去犁田，在吆喝福贵的时候嘴里也喊着所有死去亲人的名字，好像他们也都是些驾着轭正在埋头犁田的牛。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成长为一个希望。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驭手，不管身上承受着什么，不管脖子上套着什么，不管肩上负载着什么。
还不如写《活着》的关于生命的意义。
我刚写完余华的毕业论文，发现关于这个人物的作品创作基本已经被研究透了，写不出什么新意来了，有本书《余华研究资料》，里面将余华研究的精华资料都收集了，很有参考价值，我倒是有个建议，不妨写写余华的现实观及其产生原因探究，应该彻底的话会有突破。余华的创作因对现实的看法不同而前后风格迥异，他的文学现实，生活现实，以及人性现实都是展开研究的内容。
余华，浙江海盐县人，祖籍山东高唐县。1960年4月3日（《四月三日事件》的来源）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当医生的父亲华自治、母亲余佩文（父母的姓，是余华名字的来源）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先后进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在鲁院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诗人陈虹。因陈虹在北京工作，余华后来迁居北京十余年。现居浙江杭州。 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苏童、格非等人齐名。著有中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战栗》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也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文论及音乐评论。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骑士勋章。长篇小说《活着》由张艺谋执导拍成电影。 作品特点: 余华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此前他发表了二十几篇小说均没有多少影响，这篇作品发表后，深得李陀等著名评论家的好评，余华于是一举成名。此后，他在《收获》等国内重要刊物上接二连三的发表了多篇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令文坛和读者震撼，在评论家的密切关注下，他很快成为了马原之后中国先锋派小说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余华并不是一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以精致见长。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由于先锋文本读者甚少，成名之后的余华及时地做出了调整，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涩难懂，而是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适度的现代意识，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华的小说《活着》,运用独到的“局外人”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在面对历史大变局下,以徐福贵为代表的中国底层百姓一生中的坚韧和无奈、求生意识与苦难意识 ，所以这部小说给我们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余华的小说的艺术特色：范美忠说：“《活着》里面基本没有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的独到发现，而唯一的写苦难又失败，这种身体性生命的毁灭是惨剧而不是悲剧。所以《活着》根本就缺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确是一本没有价值没有文学性的小说”。和范美忠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赵月斌。他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到三部长篇都有。他说，“余华小说以祸福无常的故事情节传达出一种‘贵生’的趋向，作为人，活命成为第一要着，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为此，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比较的角度，以西方的悲剧形象为对比，对余华的小说提出了批评。第一次读到赵月斌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是在他个人的一个网站上。初初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仔细再读之后，我觉得比较单薄。文章的中心是论述余华作品中的人物麻木的生存状态，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的句子，也用得恰到好处，但因为立意的平常，没有发掘出更深的作品内涵。整个文章显得比较单一。不够丰满。就思想性来说，有思想的外衣，但没有分析思想影响人物的复杂过程，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再一一细说。我比较欣赏的是关于“空心人”一说，虽然我曾经在九六年我的一位朋友评论先锋作家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个说法。再有，赵文的着重点在对于真实的人的寻找，而余华小说中的人都是抽离了人物重要本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点上，我认为赵对余华的研究有前瞻性，可谓独辟蹊径。值得称道。此外，赵文在表达上比较松散，逻辑性不够强。这倒很合我的胃口。我佩服逻辑性强的文章，但我更欣赏自由散漫的文章。这和我的天生懒散有关。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喜欢自由的表达。感性一点。赵文的感性与理性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总的来说，赵文是一篇不错的随笔性评论。有时候，我喜欢这种评论，胜过喜欢专业性强的。除了以上主要谈及余华作品思想性的评论外，过铁的《余华：妥协一种》，还特别细致地分析了余华小说的艺术及技术层面上的特色及存在的问题。比如，母语的失落，零度叙述手法的应用，对白与比喻的才华，对现实政治的过滤等，尤其对小说的语言缺陷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此文是那组评论中，最为独特的一篇。此外，还有两篇率真可爱的文章：悠晴的《死去活来的活着》和婉儿花的《浅读三观卖血记》。分别表达了作者读《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后的，真实而强烈的感动，感情充沛，语言流畅，值得一提。此二文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余华作品的流行因素和大众魅力，有所助益。三、谢有顺的余华研究及其价值本文是我在余华研究中的偶然收获之一，收录在此，作为对《我看余华》一文的丰富补充。这是一篇文本分析式评论，以我所评论的文章之结构为主体，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结晶而成。而我个人的看法和思想就流露于字里行间，并体现在我的言说方式之中。在谢有顺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当代作家余华是他关注得最多的作家之一。早在1992年，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余华的研究，并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他特别指出了余华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独特价值和奇异文风。到后来，谢有顺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余华的评论（以1996年为例），都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起初小说形式化的探求，到之后小说精神性的剖析，他对余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个步步进深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在后来的“余华论”中，所提出的“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对余华创作的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开出了有益的良方。而这些独特的命题，直接指向“终极关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艺术所欠缺的东西，在学术界，它正被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所关注（比如任不寐、刘小枫、摩罗等），谢有顺和某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和那些思考“终极关怀”的学者一样，把天堂（神性）的伦理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他的文字中，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这就是谢有顺那些犀利深刻尖锐非同寻常的文学批评的秘密。这是生命的秘密，人性的秘密。遭遇生存，消解苦难，不过是他广袤思想中的一棵小树而已。而这，正是谢有顺一系列“余华论”的中心思想。下面以其中一篇为例，具体分析说明。文章标题是：谢有顺《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此文又题：《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以下简称《余华论》）谢有顺的这篇《余华论》，一开篇就敏锐而大胆地猜测了写作搁浅了好几年的余华所遇到的写作难度。进而分析了其难度的几种表现形式。既例举了余华小说中的难度，还以此比较了卡夫卡、普鲁斯特超越巴尔扎克传统认知的革命性意义。在以下的五个章节中，谢有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导致这个难度的广度、深度，和内在危机。从广度上讲，是世界的恶劣环境，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悲剧处境”。并挖掘出这个悲剧处境的关键词：暴力。他分别阐述了余华几个中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暴力，在中国文化中的状态和实质。并肯定了余华这一发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意义（以《一九八八》年为其代表作），但也对余华的冷酷暴力美学提出了疑问。接下来，谢有顺进一步细致深究了暴力的内在结构。并对《一九八八》年为主的几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之后，在第四节《苦难及其缓解方式》中，他探查了余华小说中关于暴力的精神性伤害。此章节主要研究了余华的三部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以这三部作品来回应此章节的小标题“苦难极其缓解方式”显然，他的着中点在“缓解”二字上。这是苦难过于深重的哭喊和求救。谢有顺是这样分析以上三部作品的。《在细雨中呼喊》的缓解方式是——回忆。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回忆是虚幻的，肤浅的。谢有顺独创而绝妙地将它称之为“皮相温情”。它只能部分地缓解苦难。比如一个孤苦孩子对童年生活天真烂漫的温情追忆——而人又怎么能永远生活在回忆中幻相中呢？《活着》——既然回忆是虚幻的，那么活着总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吧。眼可以看，手可以摸，脚可以行。然而即使是肉身的活着都是异常艰难的。在大自然的天灾人祸面前，人像一根稻草，不堪一击。主角福贵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顽强意志使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然而，他真的活出了温暖活出了幸福吗？谢有顺说，他不过是消解了苦难，是被动的——忍耐。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苦熬”有天壤之别。苦难就这样虚假地消失了。《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进一步消解。其方式是幽默（在我看来，说滑稽还更贴切些）。谢有顺说，余华企图用幽默与现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从而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化解。在评论完三部长篇之后，谢有顺总结到，回忆，忍耐，幽默，是余华缓解生活苦难的主要叙述方式。但这个方式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局限。谢有顺在文章的第五节中，仍然以余华的那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余华只是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遭遇，并没有提出生存的存在性问题——即灵魂性精神性问题。许三观追求“平等”的形而下意义，《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生活的形而下受难——都是起于遭遇。他们的抗争方式还是忍耐。苟且偷生之后的虚无，厚重，和麻木。最多，有一点点庄子似的自欺欺人的逍遥。谢有顺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的最后一个章节——“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在我个人看来，是本文最重要最新颖最具有警世力的思想。它像寒夜里的火炬一样，照亮了灰暗不明，暧昧不清的沉睡思想。谢有顺说，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是余华以及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他赞同李泽厚的观点，即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才能使中国走向人性化的新世界。而中国作家只注重表现事实，却忽于表达对事实的看法。即是说，他们缺少一种高度的精神性来关照现实。因而他们揭示的只是表层的事实。而事实后面还有事实。与此类推。事物的真相是深藏不露的。谢有顺说，要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即是说，要承担，要受难，要坚持。用精神穿透现实（事实）。因为真理大于现实。所以，谢有顺说，是卡夫卡赋予《变形虫》、《饥饿的艺术家》，《诉讼》予意义。指出，卡夫卡对“事实”的“看法”，影响了他身后的作家们。此外，谢有顺还指出余华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在只有事实没有看法（意义）的生存，是远离真理的悲惨处境。这也是作家余华面临的写作难题。在谢有顺的另一篇评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文章《绝望的判词》中，他还提出了“皮相温情”这一说法，他是指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微弱而易碎的人性温暖，它们的光芒和热度是很有限的（见谢有顺《绝望的判词》一文）；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重写爱情的时代》中指出的，“我们要清醒地拒绝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幻念，以及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去除一切的遮蔽物，洞悉爱情的本性。”这里的爱情也可以引申为广义的爱——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之一。综上所述，谢有顺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逻辑严谨，见解独到，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分析细致，结构完整，文风清新，是他的一系列关于余华作品的评论中，我个人较为欣赏的一篇。如前所说，对余华作品的看法，有些已经形成公论。谈余华的文章，有些甚至给人大同小异之感。也许，我们可以要求谢有顺，及其他评论余华作品的朋友，对他作品的研读更深入更独特，更上一层楼。四、总结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独特景观，或称“余华现象”，或称“余华研究现象”，值得祝愿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创作者、评论者和读者们，予以关注。对我的这篇闲谈之作，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问各位对余华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好！ 希望采纳
当命运不能握在自己手中时, 人只能勇敢地面对并默默地承受。福贵在亲人接二连三地离开后依旧保持着坚定的意志, 努力地活下去, 这不能不令读者为之动容, 感受到人的意志的伟大和坚强。那么余华小说《活着》对人性与命运的艺术展现是怎么样的？
一，《活着》展现了对人性善恶的探究。
福贵的儿子有庆学校校长是县长春生的夫人, 生产时大出血急需输血, 善良单纯的有庆第一个到医院去献血, 但没想到他竟被医生活活地抽干血而死去。所以, 福贵的妻子家珍一直对县长春生怀有芥蒂, 躲着不和他见面。随后, 文化大革命到来, 春生被打倒, 所有人都跟他划清了界限, 甚至包括他的妻子。落难之际, 家珍却接受了他, 安慰、鼓励他, 给予他活下去的勇气。让我们看到小人物身上熠熠闪光的善良品质, 体现出人性善的一面。而有庆之死无疑展现了人性恶的一面。医者仁心, 救死扶伤本应一视同仁, 但他们却那样冷漠无情, 为了攀附县长活生生地夺去有庆的性命!他们眼中只有身份的差异, 却没有生命的平等!有庆死后, 他们对福贵的冷漠质问, 更让人目瞪口呆。
二， 《活着》展示了对命运的追问和思量。
主人公福贵是一个本分老实、小心谨慎、不求大富大贵的小人物, 可他一家人的命运遭际却如此悲惨痛苦。女儿凤霞只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却生生地让老天夺去了生命。女婿二喜老老实实地在工地干活, 挣钱养家, 却遭如此厄运。凤霞和二喜虽身有残疾, 但性格乐观, 待人和善, 两人非常相爱。家里买不起蚊帐, 二喜就先上床喂饱蚊子, 再让怀孕的凤霞睡觉, 可上天也让这对恩爱夫妻遭受命运的打击。上天夺走了福贵的父母、女儿、女婿、妻子、儿子, 就连他最后一个亲人, 他的外孙都不放过, 也离开了他。名字虽为福贵, 却占尽了人世间的苦痛和不幸。这不禁让人诘问:命运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堂而皇之地夺走福贵身边一个又一个亲人?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但却引发我们对命运、对生活和时代深深地思索。
他一直都在用苦难来渲染主题，描写的就是一个小人物，他如何的去面对苦难，如何面对人生当中的悲欢离合深层的揭示出了苦难的普遍性，不仅是说小说中的人物会遇到苦难，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去遭遇苦难，在苦难面前我们应该去承受，我们要学会直面人生当中的任何苦难，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而且要有豁达坚韧的乐观态度来面对人生。
余华的小说的艺术特色：范美忠说：“《活着》里面基本没有对人生对人性对生活的独到发现，而唯一的写苦难又失败，这种身体性生命的毁灭是惨剧而不是悲剧。所以《活着》根本就缺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对我来讲的确是一本没有价值没有文学性的小说”。和范美忠英雄所见略同的是赵月斌。他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到三部长篇都有。他说，“余华小说以祸福无常的故事情节传达出一种‘贵生’的趋向，作为人，活命成为第一要着，其他可以忽略不计。”为此，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比较的角度，以西方的悲剧形象为对比，对余华的小说提出了批评。第一次读到赵月斌的《承受与挣扎——试论余华》，是在他个人的一个网站上。初初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仔细再读之后，我觉得比较单薄。文章的中心是论述余华作品中的人物麻木的生存状态，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的句子，也用得恰到好处，但因为立意的平常，没有发掘出更深的作品内涵。整个文章显得比较单一。不够丰满。就思想性来说，有思想的外衣，但没有分析思想影响人物的复杂过程，由于篇幅关系，我不再一一细说。我比较欣赏的是关于“空心人”一说，虽然我曾经在九六年我的一位朋友评论先锋作家的文章中，看到过这个说法。再有，赵文的着重点在对于真实的人的寻找，而余华小说中的人都是抽离了人物重要本质，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这点上，我认为赵对余华的研究有前瞻性，可谓独辟蹊径。值得称道。此外，赵文在表达上比较松散，逻辑性不够强。这倒很合我的胃口。我佩服逻辑性强的文章，但我更欣赏自由散漫的文章。这和我的天生懒散有关。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喜欢自由的表达。感性一点。赵文的感性与理性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总的来说，赵文是一篇不错的随笔性评论。有时候，我喜欢这种评论，胜过喜欢专业性强的。除了以上主要谈及余华作品思想性的评论外，过铁的《余华：妥协一种》，还特别细致地分析了余华小说的艺术及技术层面上的特色及存在的问题。比如，母语的失落，零度叙述手法的应用，对白与比喻的才华，对现实政治的过滤等，尤其对小说的语言缺陷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此文是那组评论中，最为独特的一篇。此外，还有两篇率真可爱的文章：悠晴的《死去活来的活着》和婉儿花的《浅读三观卖血记》。分别表达了作者读《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后的，真实而强烈的感动，感情充沛，语言流畅，值得一提。此二文对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余华作品的流行因素和大众魅力，有所助益。三、谢有顺的余华研究及其价值本文是我在余华研究中的偶然收获之一，收录在此，作为对《我看余华》一文的丰富补充。这是一篇文本分析式评论，以我所评论的文章之结构为主体，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结晶而成。而我个人的看法和思想就流露于字里行间，并体现在我的言说方式之中。在谢有顺十多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当代作家余华是他关注得最多的作家之一。早在1992年，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余华的研究，并于1993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他特别指出了余华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独特价值和奇异文风。到后来，谢有顺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余华的评论（以1996年为例），都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从起初小说形式化的探求，到之后小说精神性的剖析，他对余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个步步进深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在后来的“余华论”中，所提出的“遭遇不是生存”，“消解苦难”等命题，对余华创作的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开出了有益的良方。而这些独特的命题，直接指向“终极关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艺术所欠缺的东西，在学术界，它正被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思想者所关注（比如任不寐、刘小枫、摩罗等），谢有顺和某些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和那些思考“终极关怀”的学者一样，把天堂（神性）的伦理带到了人间，带到了他的文字中，这个意义是不同凡响的。这就是谢有顺那些犀利深刻尖锐非同寻常的文学批评的秘密。这是生命的秘密，人性的秘密。遭遇生存，消解苦难，不过是他广袤思想中的一棵小树而已。而这，正是谢有顺一系列“余华论”的中心思想。下面以其中一篇为例，具体分析说明。文章标题是：谢有顺《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此文又题：《余华：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以下简称《余华论》）谢有顺的这篇《余华论》，一开篇就敏锐而大胆地猜测了写作搁浅了好几年的余华所遇到的写作难度。进而分析了其难度的几种表现形式。既例举了余华小说中的难度，还以此比较了卡夫卡、普鲁斯特超越巴尔扎克传统认知的革命性意义。在以下的五个章节中，谢有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导致这个难度的广度、深度，和内在危机。从广度上讲，是世界的恶劣环境，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悲剧处境”。并挖掘出这个悲剧处境的关键词：暴力。他分别阐述了余华几个中短篇小说所表达的暴力，在中国文化中的状态和实质。并肯定了余华这一发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种意义（以《一九八八》年为其代表作），但也对余华的冷酷暴力美学提出了疑问。接下来，谢有顺进一步细致深究了暴力的内在结构。并对《一九八八》年为主的几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之后，在第四节《苦难及其缓解方式》中，他探查了余华小说中关于暴力的精神性伤害。此章节主要研究了余华的三部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以这三部作品来回应此章节的小标题“苦难极其缓解方式”显然，他的着中点在“缓解”二字上。这是苦难过于深重的哭喊和求救。谢有顺是这样分析以上三部作品的。《在细雨中呼喊》的缓解方式是——回忆。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回忆是虚幻的，肤浅的。谢有顺独创而绝妙地将它称之为“皮相温情”。它只能部分地缓解苦难。比如一个孤苦孩子对童年生活天真烂漫的温情追忆——而人又怎么能永远生活在回忆中幻相中呢？《活着》——既然回忆是虚幻的，那么活着总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吧。眼可以看，手可以摸，脚可以行。然而即使是肉身的活着都是异常艰难的。在大自然的天灾人祸面前，人像一根稻草，不堪一击。主角福贵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顽强意志使他一次次死里逃生。然而，他真的活出了温暖活出了幸福吗？谢有顺说，他不过是消解了苦难，是被动的——忍耐。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苦熬”有天壤之别。苦难就这样虚假地消失了。《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进一步消解。其方式是幽默（在我看来，说滑稽还更贴切些）。谢有顺说，余华企图用幽默与现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从而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化解。在评论完三部长篇之后，谢有顺总结到，回忆，忍耐，幽默，是余华缓解生活苦难的主要叙述方式。但这个方式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和局限。谢有顺在文章的第五节中，仍然以余华的那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余华只是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遭遇，并没有提出生存的存在性问题——即灵魂性精神性问题。许三观追求“平等”的形而下意义，《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生活的形而下受难——都是起于遭遇。他们的抗争方式还是忍耐。苟且偷生之后的虚无，厚重，和麻木。最多，有一点点庄子似的自欺欺人的逍遥。谢有顺的《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的最后一个章节——“看法”有时比“事实”更重要。在我个人看来，是本文最重要最新颖最具有警世力的思想。它像寒夜里的火炬一样，照亮了灰暗不明，暧昧不清的沉睡思想。谢有顺说，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是余华以及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局限。他赞同李泽厚的观点，即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才能使中国走向人性化的新世界。而中国作家只注重表现事实，却忽于表达对事实的看法。即是说，他们缺少一种高度的精神性来关照现实。因而他们揭示的只是表层的事实。而事实后面还有事实。与此类推。事物的真相是深藏不露的。谢有顺说，要从事实的层面进入价值的层面。即是说，要承担，要受难，要坚持。用精神穿透现实（事实）。因为真理大于现实。所以，谢有顺说，是卡夫卡赋予《变形虫》、《饥饿的艺术家》，《诉讼》予意义。指出，卡夫卡对“事实”的“看法”，影响了他身后的作家们。此外，谢有顺还指出余华小说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在只有事实没有看法（意义）的生存，是远离真理的悲惨处境。这也是作家余华面临的写作难题。在谢有顺的另一篇评论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文章《绝望的判词》中，他还提出了“皮相温情”这一说法，他是指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那些微弱而易碎的人性温暖，它们的光芒和热度是很有限的（见谢有顺《绝望的判词》一文）；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重写爱情的时代》中指出的，“我们要清醒地拒绝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幻念，以及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这样就有利于我们去除一切的遮蔽物，洞悉爱情的本性。”这里的爱情也可以引申为广义的爱——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终极关怀”的意义之一。综上所述，谢有顺的《余华——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逻辑严谨，见解独到，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分析细致，结构完整，文风清新，是他的一系列关于余华作品的评论中，我个人较为欣赏的一篇。如前所说，对余华作品的看法，有些已经形成公论。谈余华的文章，有些甚至给人大同小异之感。也许，我们可以要求谢有顺，及其他评论余华作品的朋友，对他作品的研读更深入更独特，更上一层楼。四、总结综上所述，余华的作品和对余华作品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独特景观，或称“余华现象”，或称“余华研究现象”，值得祝愿中国文学健康成长的创作者、评论者和读者们，予以关注。对我的这篇闲谈之作，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问各位对余华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好！ 希望采纳
我刚写完余华的毕业论文，发现关于这个人物的作品创作基本已经被研究透了，写不出什么新意来了，有本书《余华研究资料》，里面将余华研究的精华资料都收集了，很有参考价值，我倒是有个建议，不妨写写余华的现实观及其产生原因探究，应该彻底的话会有突破。余华的创作因对现实的看法不同而前后风格迥异，他的文学现实，生活现实，以及人性现实都是展开研究的内容。
《活着》的经历正如一条颠簸在大海中的航船，始终会在浪尖与谷地起伏一样，前行在写作之路上的作家们的创作状态无疑不可能稳定如一。余华也不例外。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余华在1995年前后，也就他在那篇《活着》的创作前期，余华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首先，我们跨越对经过和原因的猜测和臆断，把目光直接投向1997年，我们会发现余华在那一年做出的一个对中国先锋文坛不啻为一个噩耗的决定：放弃先锋试验。然后我们再回眸身后。这时候就会发现，那实际上在1995年就已经是注定的事情了。这一年，另外两个著名的年轻作家苏童，莫言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余华的告别先锋小说的宣言是："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而这时恰恰是他继《活着》之后，另外一个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杀青不久。那么就让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这后一部被作者声称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实际上，它与余华早期作品之间相当明显的变化。或者说，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篇文章与余华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完全是两种样子。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1995年，就会发现余华的唯一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就是那篇轰动一时的《活着》。这样说来，《活着》应该是余华创作的一个过渡。《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们可通过《活着》继续一个真理：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期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时，也因为另外一个真理，"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余华的先锋性写作在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陷入了低潮。事实上，这在中国文坛还是具有一定广泛性的。1980年以后露面的作者中，都曾经被先锋的这样的标签贴过，不过他们在90年代前后，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当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甚至还要更久一些。从这个角度说，《活着》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不过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象孩子信手涂鸦一般写下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如果对照余华的自身经历的话，会发现惊人的真实性，事实上，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是余华写作的最初动因）。作者在将这个作品雕琢之前，可能称不上是在创作。在余华的创作陷入低迷的时候，写作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活着》是一篇在随意中完成的小说，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与所有好作品一样，是一种偶拾，或者是一个运气。《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同时，余华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在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现实主义为标榜的中国主流文学评论，对《活着》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例如：认为作者将主人公富贵最终的活着类比为一种类似牲畜一般的生存，并予以唾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尤其是当海外市场对《活着》给予了高度的评论评价后，有关《活着》的另外一些见解渐渐出现。例如：《活着》是繁花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富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一切不过虚妄而已，结尾那个与富贵同行的老牛暗示一个另高贵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人真的只是一种存在，它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事实上，后一种可能是非常大的，因为余华在冰冷中叙述残酷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就象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将生活的残酷本质从虚假仁道中剥离出来一样，《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这样就会有一个结局：人们就对此书留下深刻了印象。因为阅读是一次心理的恐惧经历。实际上，这又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个事实：以现实主义做口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最不敢面对现实的。比如：本质上，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以外，并无任何意义。那么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算作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活着》的伟大感可能恰恰源于这里。也正因如此，《活着》就明确了一个内容，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余华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活着》：活着……寇延丁(12月6日12:20)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作者余华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所以《活着》的主人公徐福贵在谈到死去的亲人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徐福贵活着，好像就是为了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在这出关于残亡的戏剧上演之前，他夜以继日地吃喝嫖赌，终于在一夜之间由阔少爷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而他的父亲，在亲手处理掉所有的田产之后，死于由老宅迁到茅屋的当天。破败前的少爷不懂得伤心而破败后的福贵没资格伤心，因为他已经成了佃农，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此后的日子里，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年仅7岁的外孙苦根。他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了，而他却没有这种“幸运”，他只能活着，因为这是他的命运，一头牛在犁完所有该犁的地之前，一个人在挑足他应挑的担子之前，上天是不会让他的生命提前逃离的。在失去了其他的亲人之后，福贵与苦根相依为命，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攒钱买一头牛。钱终于攒够的时候，苦根却已经死了。福贵一人买回了牛。那本来是一头正要被宰杀的濒死的老牛，它已经干了很多活受了很多罪，就算不杀它恐怕也活不长了，但是，因为不愿看着老牛在哭，早已不再会哭的福贵买下了它。起个名字也叫福贵。一过10年，“两个老不死的”———徐福贵和老牛福贵———居然都没有死，他们活着。福贵赶着福贵去犁田，在吆喝福贵的时候嘴里也喊着所有死去亲人的名字，好像他们也都是些驾着轭正在埋头犁田的牛。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成长为一个希望。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驭手，不管身上承受着什么，不管脖子上套着什么，不管肩上负载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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