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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资料统计，1912年至1949年，全国有名有姓的作家有700多位，浙江籍的有130多位，占比五分之一，但在影响力上，几乎占据民国文坛“半壁江山”。
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一派的代表……
刘鹤认为，民国时期有着独特的社会特征，充满了各种社会矛盾，国家当时正处于内外交困中，文化上则是流派纷呈，学术上也是自由争鸣。
仔细分析一下民国时期浙江文学崛起的原因，主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首先，当时的政治格局为文学自由生长提供了土壤。
其次，当时的浙江处于有史以来最为开放的时期之一，新文学生态链出现，产生了文学的族群效应，促使文学事业如雨后春笋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多新文学主导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均以浙江人为主。
江浙一带从明末清初起就有很浓的反清氛围，有黄宗羲这类的学术大家，也有张苍水这样的英雄人物，还出现过沈光文这样从反清义士到“台湾文化始祖”的传奇人物。
这种历史情结，加上“敢为天下先”的浙江精神，以及浙江文人群体中充满了正义与爱国的气节，使得浙江在民国时期，不仅文学名家辈出，其文学特征也与别的省份有所差别。因此，民国时期的浙江文坛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文坛向前走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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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
作者：裴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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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4-1-1
页数：306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具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的汇集，大致分三部分：一是对中华民国时期中韩关系的论述，二是对有关民国史专题的研究论文，三是介绍韩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情况。
主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浙江的开放程度有关，对教育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
论文摘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基本沿袭了清朝“癸卯学制”关于实业学校课程的分类方法，把实践教学作为职业学校独立的、重要的教学环节，在政策和实践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研究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指导原则、措施、方式、成效与不足，对于指导当今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培养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实践教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清政府颁发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重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一学制把实业学校课程大体上分为三类：专门学科（即关于实业的专门学科）、实习及实验（即关于实业专门学科的实际练习）以及普通科目（即普通学校所设的科目）。以此为标志，实践教学作为职业学校一个独立重要的教学环节，不断地得到重视和强化。民国建立后，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课程分类方法，并在政策和实践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实践教学的指导原则及措施
(一)实践教学的原则
民国二年（1913年）八月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规程》,首次明确了实践教学占实业学校教学总学时的比例,并对不同类型学校的实践教学活动进行了原则上的区分。规定指出：“实业学校之学科，关于实习及实验时间，须占总受业时间五分之二以上，但是商业学校得酌量减少”。
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对职业教育的师资、学时、评价等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实习教员和授课教员不可各异其人，但除专科教员外，得兼聘技艺熟练之人充当实习教员；注重实习分数，确定实习钟点，各校最高级学生每星期实习钟点应占授课全时数二分之一以上；规定最高级学生分业专攻，最高级学生须认定一二种学科特别研究,专心练习,毕业后可以确能实用；注重经济练习,实习制作应使学生于原料价格、用具消费、时间工资等项详细估计其成本,列表报告,为检查成绩高下之标准。总以物美而工料最节省者为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国民政府制定《教育部指定职业学校设置中等机械电机技术科毕业生铨定资格考试规则》直接把实践教学成绩列入取得资格的必备条件：“考试分笔记及实习成绩审查，笔试不及格者不得应实习成绩审查；实习成绩审查就实习工厂之报告评定之；笔试成绩和实习成绩合计为总成绩，笔试占百分之六十，实习占百分比之四十；考试及格者取得考试法上普通考试及格资格，由考试院发给及格证书。”
至此，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不论从课程设置、课时分配、考试考核等方面都形成了基本的原则要求，对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基本原则。
（二）实践教学的措施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四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规定了职业实习办法：“职业科高级中学或各科职业学校学生均应注重实地练习；学校中附设工厂、商店、农场者，设备务求完善，而切实用，应规定学生每日有若干时间服务；利用校外工厂、商店、农场实习；实习不但注重习作，而且要注重组织、经营。”按照上述原则，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实业学校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值得借鉴。
1．设置专门实习领导组织机关。为加强对实习教学活动领导和协调,不少学校相继成立了实习指导机构，在实习教学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实习处，“专项学生各项实习计划、指导、督查及奖之责，训练学生。自力经营创作精神与职业技能，以达手脑并用之智力；本处职务在于管理课程实习事宜，及筹划发展本校农场。”实习处负责全校实习的所有工作，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对充分利用本校资源，协调和外界的联系，弥补本校实习设备不足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校内实习和校外实践相结合。把校内实习和校外生产相结合，可有效弥补校内实习脱离生产实际、理论意味过强的不足,通过不同形式的校外实践，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解决课堂上所不能涉及到的实际问题，实现理论和操作能力的双重提高。广西省中小学收音机人员讲习班的课程和实习安排具有典型性，反映了职业教育实习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充分体现了校内实习和校外实践的结合。讲习班的班课程及教学方法，比较切合实际，尤其注重实习工作，“科目分为学科、实习两种，学科有无线电常识，收音机修理方法，播音教育实施法，扩音行政法四科；实习方面，则分修理实习与教育实习两种，每日上午为学科上课时间，下午及晚上则为实习时间，此外尚有讲演座谈会、参观等活动。为便利实习起见，特装设强力扩音机一具，每日下午播送各种节目，情况至为紧张热烈。桂省党部等机关，以该班教学实用技能机会难得，纷纷保送学员入班学习”。 "
3．校内实习与实际生产对接。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教育部《通咨各省区甲乙种工校实习工场应照普通工厂组织俾学生实地工作》文中提到：“工业学校本有应备实习工场之规定，惟近查各省办法，此项工场之设，不过视为实验之地，与工业学校设立工场之旨，终未十分贯彻。故学生虽亦从事作业，而与材料之节省，药品之配置，货物之适否，仍未能得其确实经验”。这种情况表明，学校内的实习离实际的生产操作还有相当距离，不能使学生养成劳动的身手。为此必须对校内的实习设备和组织形式进行改造，那就是校内实习与实际生产对接——实习生产化。教育部为加强这项建设作出规定：“嗣后无论甲乙种工业学校，所有工场，均应完全设立。其组织设备布置，一照普通工厂办理。凡属学生能作之业，即以学生为职工，除通习科目及必须在教室内讲授之学科，尽可就工场施教，实地工作，以资练习。其金工、木工、染织、窑业、漆工、藤竹诸科所制货品，务须体察地方情形，期以适用，力求改良。制成之品，即由学校售卖，除开支原材料器具杂费外，所有余利，可照普通工厂之例，以一部分作为职员、职工红利或奖励，其余即为学校扩充设备之用，庶学生即可养成实地工作及营业之经验，而学校作业实验，亦不至于徒归消耗。”
4．提倡不同形式的实习性经营活动。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对农、工、商等职业学校的实习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规定了不同类型的职业学校实习的方法，特别强调了特殊实习时要加强经营活动或独立的生产活动，以养成学生适应实际生产的能力。具体提出要求如下：A.农业学校特殊实习要求。注重实习分配法。实习分公共、单独两项，第一二年级学生每级分地若干亩为公共实习，分给材料或种子若干，以为共同种植制造之用。至第三学年须进行单独实习，每人分地若干或材料若干，使其自为经营，借分优劣。其实习法由教员指导，学生以日记形式写作实习经过，汇编报告，以资考查；B.工校特殊实习要求。利用假期休养时间，凡本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应令在年暑假内赴各工场及私家工作场地实地练习或参观，结束时写出报告；C.商校特殊实习要求。设临时负贩团，不论甲乙种商校，每年修学旅行或寒暑假期内，可组织临时负商团以为实习。同时在培养过程中应加强管理训练，养成学生适应实业界的各种习惯，应加强有规律的习惯，养成耐劳的习惯，养成勤奋的习惯，养成简朴的习惯，引导其企业之心而消除轻视之见，铸成其乐就实业界的.意志。教育部的提倡和要求，对于促进各职业学校实践教学的开展，培养学生的实际生产技能，起到了极好的引导作用。
二、实践教学开展的方式
（一）充实设备，加大校内实习的力度
实习实训设备是开展职业教育教学的前提，为改善学校实践教学条件，国家协助督促职业学校充实设备，改善实习状况。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特别提示和要求各职业学校：“各项实习与经费有连带关系，必须宽酬经费，方足以达实习之目的。各校预算书内，应与实习特设一项，开列节目，不得混入普通消耗或杂支之内。其数目以确能供农工商各校实习之用为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实习资金的来源，对实习教学的正常开展意义重大。同时政府积极帮助职业学校解决实习场地问题。如廖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拟计划在纪念园内成立农工学校，政府积极协调用地问题。在国民政府的电文中提到：“应如拟办理，并分令广东省政府市政厅拨地及筹款购地建筑各在案，惟农业种桑须赖水利，故不能并设园内，查土敏工厂东南角有围田、潮田及旷地约三百顷余，系为该厂所管，最适于设立农校及农业实验场之用，合备文呈请饬令广东省政厅划拨，俾得从事筹建等情，据此应既照准，除此批合行令，仰该省政府转饬财政厅遵照办理。”。
（二）立足地方产业发展，开展针对性实践教学
职业学校的设置和服务目标就是要为当地的生产发展服务，为当地的生产技术进步做贡献，使地方能够利用现代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管理方式促进地方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调查地方物产及生产状况，能够使职业学校的设置和教学更能适合地方需要，同时使职业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教育部于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特制《就各省市产业种类暨职业学校已有及拟办科目调查表》，令各省市教育厅局逐项查明填报，其调查结果于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整理刊行。并将各省市已设科目与各省市产业种类未能密切关联的情形及嗣后应设法改善的地方，通令各省市切实照遵。二十四年（1935年）复颁发主要手工业调查表，令各省市厅局会同建设厅将各项主要工业名称、地点、所需工具、工作方法、工资及待遇情形、学习方法及所需时间、出品数量、出品销路、本业将来发展及其改良意见等详细填报，可作为各地实施职业补习教育的参考。通过对各地实情的调查与汇总，为各职业学校教育服务地方社会的功能更能得以发挥。
（三）政府补助生产经费，扶持优秀职业学校实习教学
要切实提高学生的生产技能，必须加大对学生的训练力度。而学生的实习实训都要求有大量实习设备和实习消耗费用，这对于经费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职业学校来说负担沉重。为帮助职业学校减轻实践教学费用压力过重的局面，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度起，教育部呈准行政院批准，开始对职业学校进行经费补助。专设公私立优良职业学校补助费。由教育部门就生产教育费项下每年拨二分之一以上的数额作为补助费用。其用途以扩充职业学科实习与研究设备及专科教员薪水；同时规定农工两科职业学校每年应占补助费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商业及家事职业学校每年占百分之十至二十。各省市教育厅局，应就所属公私立职业学校，选择办学成绩优良而经费困难的十二所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补助。从1936年到1938年，国民政府共拨款九十七万元，补助116所学校。为解决职业学校资金紧张状况，改善办学条件，国家还直接对优秀职业学校进行资金支持。 "
为规范协助职业学校资金制度，增加协作效率，教育部于1940年颁布《教育部协助职业学校生产资金暂行办法》，规定“凡实习设备较有基础及办理尚佳之职业学校，经本部考查，认为应迅速实行生产，并成立生产组织者，得享受本办法资金之协助；凡受本部协款之学校，各省市应予同样资金协助，其数额不得少于本部”。此规定把单纯的教育部协助职业学校生产资金变为各级行政部分共同负担的任务，这对改善职业学校生产资金来源，充实职业学校实习设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兴办校办工厂、农场、商店，学生进行实地操作
学生的生产技能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是养不成的，必须使学生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摸索、实践，在不断地反复过程中才能养成，因此设立实际生产组织对职业教育来说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鉴于此，1939年教育部要求在本年度内，已具备基本设备的各科职业学校，一律成立生产组织（如工科设立工厂、农科设立农场、商科设立银行商店、家事科设立缝纫、针织、饮食、商店等）以供学生实地练习，其生产基金，公立学校由省市县核拨，私立学校自行筹措，由公家适当补助，成本之外的盈余，需提成一部分用于奖励成绩优良的学生。这样一来，学校的生产组织能使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落到实处，而且能够部分解决实习经费问题，通过对学生的生产劳动成果的出售，激发学生的实习兴趣，提高学习质量。各个职业学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之下，积极设立生产组织，为学生的实习提供场所。
（五）兴办商店、贩卖部以推销实习制品
职业学校的实习成品如何处置不仅关系到实习经费问题，而且处置的方式直接关系到实习教学开展的效果。产品凝聚了学生的汗水和热情，职业学校对此的政策直接关系到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职业学校应建立校内售物品所或贩卖所。“凡校内出品及校外物品均可出售或贩卖；其资本按照厂场公司组织办法，由职教员、学生分认股本，或以校友会经费量为移用；至其中各项职务，悉由学生分别担任，以便实地操练，兼可收经济实习之功”。教育部对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的建议极为赞同，以政府的名义要求各职业学校兴办商店、贩卖部以推销学生实习制品，经积极推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六）举办职业学校实习作品展览会，激发学生实习兴趣 （七）实行建教合作，弥补学校实习设备之不足
教育机关和实业机关的联络，是职业教育机关利用建设机关设备和技术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利用社会力量弥补职业学校设备不足的有效方式。中央为谋建设与教育事业密切联络，沟通供求需要及增加教育事业起见，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制定职业学校与建设机关合作大纲，通令各学校应与校外生产实习机关，详定分派学生实习方法指导考核实习成绩。同年颁布《职业学校设置顾问委员会办法》，令各校聘请与学校同性质的农工商医各界专家或领袖组成委员会，商讨关于学生服务道德、精神训练、教材选择、实习指导、及就业等事项。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央成立建教合作委员会，由教育、经济、交通、军政、内政、航空委员会等部会参加，由教育部主持。其任务是调查各项技术人才、编制各项统计、拟定各级职业学校及专科大学设科计划与教学训练方案，筹拟教育与建设国防机关联络办法以及统筹毕业生出路等事项。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教育部为增进教育设施有效利用，又颁布《各省市分区辅导职业学校办法大纲》，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应与省内外专科以上学校及生产、经济、军事工业机关密切联络，并划分职业学校区，分别邀请专科以上学校及机关专门负责学术及技能上的辅导责任，使职业学校随时都有协助督促的便利。一切用人行政及教学，均须以辅导机关意见为依据。建教合作改变了职业学校和社会隔离的状态，对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 、实践教学的成效与问题
（一）取得成效 2．许多职业学校在实践教学中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对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如国立金江实用职业学校实行“教学合一”的方式，他们“在课堂上所授的农学理论能够随即表现实践于农场，所得的收获可说不负国家社会的期望，做到了教无不学，学无不实用的地步。社会服务方面，在星期例假或平常日子，会里街头或乡间随时可以看见金江职校的学生在为抗战建国而宣传，为民众幸福在服务，最近该校学生参加了食粮增产督导团，努力工作，更显出了可观的成效”。
（二）存在问题
1．实习设备普遍缺乏。实习设备缺乏一直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它和师资缺乏一样成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又一顽疾。民国四年（1915年）三月教育部通咨各省巡按史申明部章并饬甲乙种实业学校认真办理文中提到：“现时各省甲乙种实业学校，设备多不完全，甚至号称实业，而一切校室、校具及其他实习用具、场厂、器械、标本、图画、药品等事，均付缺如。以此类学校毕业之学生，能否致用，能否自立，不问可知。”这种现象在当时的职业学校中广泛存在，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2．普通课程过多，实习课程课时数不足。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教学的成效，但民国时期虽然国家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实践教学的时数作了规定，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学校实习设备缺乏和实习耗费的巨大，导致各职业学校压缩实践教学时数，增加课堂理论教学时间。虽然政府一再强调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但是根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对十个农业学校的调查情况来看，一是普通学程太多，七所学校超过部颁标准，最多的几乎是规定的三倍。二是实习时间过少，除一所学校与部颁标准符合外，其余各校皆不足。而农业职业学校最大的目的，便是造就实地经营人才。所以在学校里，就应该给学生完全经济化与社会接触的实习，而不至于毕业后只是学习了书本上的知识，对于社会则无所适从。
3．职业补习教育出现过度实习的营业性质倾向。在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普遍不足的情况之下，在部分私立职业学校，特别是私立职业补习学校中出现了影响职业教育的另一种极端倾向，那就是实习时间过多，理论科被忽视，成为完全营业性质的教育。1935年在教育部督学钟道赞视察浙江职业教育时提到“私立杭州女子初级家事商科职业学校的艺徒班专事工作，上课甚少，完全营业性质，应酌加科目，以符合职业补习之目的。”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对职业教育的宗旨形成了严重的歪曲，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首先，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并不是要复古或倒退，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在追求一种淳朴的民风。正如冯振甫所云：“老氏称上古之治，莫非要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莫动干戈而已。这样，才能遂其所求，至于‘大顺’。若谓在求返于‘小国寡民’之世，又岂其然？”老子追求的小国寡民之世，是风淳太平之世，生活安定，不动干戈。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社会，在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同时，不断的战争，分配的不均也相伴而生，而人类的贪欲、残忍与欺诈等丑恶面也日益滋长。正如老子自己所说的那样：“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而这正是他不想看到的。对于这一点，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曾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明：“氏族社会长期延续于正式的阶级社会之前，它确乎有为阶级社会所丧失掉的许多人类的优良制度和个体品德。”老子所向往的正是这样一种美好的制度：没有军队与战争，没有贵族和国王，社会有条有理，大家都平等自由。这虽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但却是一种美好的向往，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良性的设计。 其次，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正是与其无为而治的思想相表里的。老子以他的道论为出发点，引申到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和“小国寡民”的理想，其理论浑然成一整体。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他不主张通过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来治理天下，相反地，他认为要尽量减少扰民，来达到天下大安的目的。因为老子相信天下万物循道而行，因此不必多加干预。此外“有为”（如尚贤、贵难得之货、见可欲）只会使智巧的人从中造事，这是祸乱的根源。而且过多和反复不定的政令只会使人民疲于应付，无法按照其本来的规律生活，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此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反对权力的集中和“有为”。 再次，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使人们各安其所，“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对于这一句，各家的注解有所差别，但结合“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一句及《老子》其它章节进行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老子这句话的重点放在这样一层意思上：使人民安于所处，乐于所有，衣食住行，皆能适意，知足常乐，不求变化。因为民风能保持一种淳朴的状态，人们安于现有的条件和生活环境，就会达到一种无欲无求的境界，没有过多的追求，也就不会有机巧与智谋，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于是“有舟舆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这样，社会自然安定，易于治理。 在老子的哲学中，其思考的出发点是整个宇宙。这使他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全局观念，这是老子较其它先秦诸子高明的地方。因此作为他开出的救世良方，“小国寡民”的思想也就具备了全局的观念与长远的眼光。虽然它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原样实现，但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对它进行审视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许多合理性所在。正是因为这些合理性，我们在处理今天的许多社会问题时，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发展到如今，环境、能源、生态等等问题开始凸现，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提上议程，再回思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就会觉得老子这样设计他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实在有他的道理可言，可以看出他的智慧所在。 有人批评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是保守的、复古的，这实际上是过份要求古人了。詹剑峰在《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中曾分析过：中国古人有“变化的观念”，有“发展的观念”，但没有“进步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在欧洲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才出现的，随着西方哲学的传入才进入中国的，因此老子没有“进步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他在经过一番哲学的思考之后，得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所追求的是社会的长治久安，是要“为万世开太平”。因此当我们一味地追求社会的快速发展的时候，老子的思想对我们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好的警示。 此外还应注意的一点是，老子所说的“国”与今天国家的意义有着较大的区别，多是指的一种分封的邦国，他所谓的“小国寡民”，主要的是一种地方自治的主张，而这也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往往不利于其发展。如美国的联邦制度，其各个州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而今日的欧洲，也正朝着这一趋势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世界不断地一体化，尤其是网络的快速发展，使个人的独立空间加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减少，对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给出了一种新的注解。 中国古代几乎没有逻辑思维，老子的思想尤其如此。没有像西方那样严密的分析论证过程，他的哲学思想只是一种对世界的直观体认，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也是在其哲学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对社会的美好设计。但这种直观的认识却往往有着不可低估的合理性，这只能说是哲人的一种大智慧，不可简单地视为古人的空想
800字的叫论文？
优点：
老子期望建立一个理想国来缓解当时经济制度剧烈转变和政治剧烈动荡，诸侯国征战不已，劳动人民痛苦不堪的社会状况。
他所期望建立的理想国许多的特征，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进步的，甚至还有消极复古的嫌疑，他所向往的社会和远古社会接近，类似于未开化的人类居住的社会结构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国家组织方面，有国土，但是很小；有人民，但是人民很少，有国君作为主权的象征。
2、行政政策方面，没有教化，不实行德育、智育；没有国防，不设置军队；没有外交（人民老死不相往来，无国际问题，所以没有外交）；没有刑法，百姓如果作奸自有天来处理；没有税务，国君自给自足，不向人民征收赋税；没有交通，人民安土重迁，不欲远徙；有简陋的手工业，没有商业，国君施行绝巧弃利的政策，杜绝了技艺的发展、财货的追求，同时也就阻断了手工业的发展；没有文字，文字是认为教化的工具，是文化传播的工具，而人为的教化与文化，在理想国中已然被摒弃，所以文字也就无用武之地。
3、人民方面，大都没有知识，头脑单纯，结绳记事；无欲无求，生活简朴诚实真挚，忠厚自然；正道无邪；全部都是小自耕农自给自足，生活富裕安定；安土重迁，不想要到别的地方去；好静勿动，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风俗质朴。
缺点：
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反对人为教化，将一切文化的东西视为罪恶的根源的思想非常的偏激，他没有看到文化开启民智的积极方面，只是强调消极的一方，所以在他期望的理想国之中，有浓重的避世之风。在军事政策方面，反战的思想。
出自《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拓展资料：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治理土地小，人民少的国家首先要珍视人民，这样有人民不是被用来作奴隶，也不是被武装起来去打仗，这样子的话即使有各种各样的器具也用不上了。使老百姓重视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背井离乡，迁徙远方。即使有船和车子，也没有地方要乘坐它，因为没有人要远走他乡去避难，即使有铠甲和兵器，也生产到多到没有地方要陈放它。因为没人用它去打仗与消耗它。让百姓恢复天真善良的纯朴本性。国富民强到了鼎盛时代。人人恬淡寡欲，使人民有甘甜美味的饮食、华丽的衣服、安适的住所、欢乐的风俗，即使两国人民相处得很近，交往密切到连鸡狗的叫声都混在一起，却从来不发生战争与摩擦。
《道德经》为远古华夏语录体著作。《道德经》第八十章是为小国设计，为小国提供自处的一个方案。但是它更多的是为大国，比如《道德经》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然后接下来有好几章都是为大国。《道德经》不仅谈小国、更多的是谈大国。小国、大国老子都提供了方案。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小国寡民
老子小国寡民模式的设想，颇多争议。《老子》一书有多种版本，莫衷一是，所以注解者众说纷纭。过去历史课本，说老子的这一思想消极退步。今者，有的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是老子大道改革思想中的一个步骤（罗尚贤著《老子通解》）。问题主要是这段话其中有一句“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另一句“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是否指回到“结绳纪事”的状况？如果是，则先前指责老子“连文字都不要”就是指这句话了。 不论如何理解，老子作为哲人，提出了二千年以后让人重视的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小国寡民，就是以较少的人口组成国家，“小国”就是人口少的国家，与“寡民”同一意思。在人口少的国度里，人民不是被用来作奴隶，也不是被武装起来去打仗，而是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以现在世界各国情况看，许多小国或者小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就亚洲而论，新加坡、文莱等都是国小而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人口少，人均占有资源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人口少，管理起来比较方便，政令能够通达，实施改革措施容易见效，意见也较易集中。“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人民素质提高，不必吹捧所谓贤能当典型偶像，使人争夺，沽名钓誉；社会物产丰富，人民自食其力，盗贼就不会横行。 老子在这段话中还提出了一个移民问题。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几百年的移民，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现在，世界上就剩下个南极洲没有人居住（考察团除外）。西方国家不是总希望在地球以外寻到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吗？老子生活的时代，还有很多土地没有开发，人民远徙，到达原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地方，重新建立国家，是可能的。如果在旧统治者领地附近，必然受到其攻伐，只有移民——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去，才能脱离旧统治者的魔掌，才能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在新的国家里，人们重新从结绳而治开始，逐步形成新的文化。在这里老子说“结绳而用之”，因为那时文化为少数人掌握，至于奴隶、平民大致是文盲，所以一旦到新的世界去生活，必然又要从头开始。想想现在我国还在扫盲，不难理解那时懂文字的人是那么少。设想老子时代，有人移民到遥远的地方去，至今必然拥有新的语言和文字。 移民而成为新的国家的，澳洲和美洲的国家都是。在新的土地上，有着新的空气，人有新的心情，社会有新的制度、新的文化，人们可以选择新的生活方式而不必受旧体制的羁绊，最后终于演绎成新的文明。以建筑物而言，修修补补，终不如另起一座漂亮，因为既然是修补，还是要维持原来的框架，所以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大城市由于历史悠久，通常是改建了一片，等到改建另一片时，先前的那一片又旧了。新兴的中小城市，一般经过整体规划，街道宽广，楼房整齐，环境优美。现在许多农村，旧的村寨几成废墟，而在村外的田地上，形成新的村落。 关于如何实现小国寡民，老子只考虑通过移民的方式达到对人口的控制。那时候地球人口还未饱和，人类也没有节育的技术。而那个时代，人口被统治者认为是财富。我国的移民是从中原地区向四周迁徙，特别是向南方迁徙，因为向南气候暖和；而向北气候越寒冷，自然条件恶劣，并且有强悍的少数民族。南方饱和之后，部分人移民到东南亚，使之成为华侨最集中的地方。东南亚自然条件好虽好，但地方太小，并且早有国家存在。而欧洲人利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找到了南北美洲和澳洲这三块大陆，并且其地理位置极其优越。 人多了，别人不把你当作回事，自己活得很无奈，所以形成“轻死”的传统。不珍惜人，不珍惜性命，为争口饭吃而你死我活。以前说出人头地，实际也就是挤出人群的意思。历来的英雄，都在于挣脱人群而驾驭人群，而更多的是在人的海洋中淹没了。人多了，能做事的人却不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事可做，那些不会做事的人和多余的人只好做计算人的事情。治人和牧民，成了历代政权的最主要任务。如果是地广人稀，走了很远的路才能看到一个人，觉得彼此都属于人类，相见恨晚，就像空谷足音一样。
稳赚不赔。你不要上学了，开店去
在曲折和动乱中艰难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免不了经历曲折，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从60年代中期起，中国国内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动乱，我国的国防事业发展同样出现了一个“马鞍型”。 以1964年为转折点，我国领导人对安全形势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各领域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逆转——政治上以“反修防修”为纲，军事上预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经济上改变“吃穿用”方针，以战备为中心制定五年计划。此后因“左”的思想的干扰，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原基础上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正规化建设中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现象。过去强调的军队机械化在1965年又改为强调“骡马化”，同年又取消了军衔制和许多正规条令，在后来的十年动乱中军队的训练和许多日常工作也受到重大干扰。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出毛泽东晚年在国防建设上出现了一个不可解的自我矛盾，即一方面也重视发展尖端武器，另一方面总担心搞现代化、正规化会出现“修正主义”。 对国际形势的总趋势判断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国防发展战略的制定。自1960年代中期起，我国对主要战略威胁的定位、边界冲突的处理和援外的指导都表现出严重失度，尤其是“反修”斗争成为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最大失误。对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适当地予以斗争，自然是应该的，将其发展为“反修”斗争并实行长年的全面战备，则如同胡乔木所总结的是“过火反应”。1990年代中国驻俄大使李凤林近年撰文指出：“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虽然中苏长年军事对峙对我国的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却也引出了中美和解这一副产品，在某些意义上开启了向西方改革开放的先河，后来又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1960年代中期起，在为时十多年的紧张持续的战备中，解放军数量大幅增长，自1965年超过500万后，至1969年达到631万，至1975年达640万，军队的武器装备与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国防建设和整个工业建设都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中错过了“国际列车”。不过在国家出现十年动乱期间，解放军仍发扬光荣传统，处于困境时仍忠实地履行了保卫国家的职责，例如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中收复了西沙永乐群岛，这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动乱期间，国防科研人员坚守岗位，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例如取得了氢弹和人造卫星研制的成功，这些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我国的国防建设在动乱时期出现曲折和挫折，从深层次看反映了从上到下的思想观念上还不适应进入世界型现代化发展大潮的要求，其中的一些失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不能仅解释为领袖的个人失误。中国是千年的农耕社会，受这一传统习惯影响众多人对现代化的进程感到不适应，这在国防建设上也充分表现出来。历史证明，国防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最终要靠全面提高全党、全军和全民的现代文明和科学素质来解决。 在改革开放中迎来大发展 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通过天安门国庆阅兵的窗口也向国内外充分显示出来。如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中亮相的装备大都已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代以上。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的天安门阅兵时，亮相的新型坦克、装甲车和各类导弹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缩小。此后随着国防投入的增加，陆军第三代坦克批量装备部队，先进的野战防空装备、远程火力突击装备也大量生产；国产第三代战机“歼-10”等开始装备空军，形成以第三代战机为骨干的空中武器装备体系；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使海军先进舰艇数量具备一定规模，配备各种先进舰载武器系统，极大增强了防区外打击能力和编队防空能力；第二炮兵部队开始装备机动的战略核导弹，已具备核常兼备、慑战并举的作战能力；解放军信息支援能力日益提高，电子战水平也有了极大跃升。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国防建设的投入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五十年。今年国家公布的军费开支达到4806亿元人民币（折合710亿美元）。这一军费数字虽只相当于美国军费的1/8，却也已超过英国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国防建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过的经费充分、发展迅速的黄金时期。不过目前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也在发生变化，特别传统的安全威胁减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增高。诸如恐怖主义袭击、能源争夺、民族分裂主义、对领海的侵犯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使人们对国家安全也要有新的思考。进行维护稳定、打击民族分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是捍卫中国崛起的不可缺少的任务。 60年一个甲子过去，如今的中国与五星红旗刚升起时那种“一穷二白”的面貌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富国和强兵达成了有机的统一，人民解放军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不断提高，能确保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从全局看，我国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三步走，完成信息化的目标，将是今后加强国防建设的历史性任务。
2002级学生毕业论文工作从2006年1月开始布置，至2006年6月末结束。本次毕业论文工作按照学校和学院有关毕业论文工作的规定程序和质量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结合历史专业特点，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在全体教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现就本次毕业论文工作情况进行简要的总结。总结将主要从本次工作的具体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提出如何改进的思路和措施，使毕业论文工作不断得到进步和发展。 一、毕业论文工作的基本状况和评价： 基本状况：本次毕业论文工作按照学校和学院的基本规范要求进行，由于准备工作较为充分，没有出现大的失误。2006年初，历史系召开2002级毕业论文工作动员会，就毕业论文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动员工作。2006年新学期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各教研室为学生提供了新修订的毕业论文参考题目，学生初步选定了论文题目。4月中下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史4个小组分别召开了开题报告会，大多数学生的论文题目通过，部分学生的论文题目进行了调整，学生开始进入毕业论文大纲写作阶段。5月初，学生基本完成了写作大纲，经过指导教师同意，进入正式写作阶段。5月末多数学生完成初稿，6月初完成2稿，6月中旬最后定稿。6月17日开始，分4个小组（中近史、中现史、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进行了第一轮答辩按规定进行。经过学生申请和指导教师推荐，17名学生进入第二轮答辩。6月23日，第二次答辩进行，最后确定学生毕业论文成绩，并对毕业论文的后续工作进行了安排。 基本评价 从毕业论文的工作过程的主要环节进行简要的分析总结，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以借鉴于今后工作的不断创新与进步。 本次论文工作的准备情况：本次毕业论文工作，准备的较为充分，按程序和规定对教师和学生的各方面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建议；要求师生对毕业论文工作要思想上给予应有的重视，正确认识论文工作的意义；特别强调了学生在选题上突出学术性和现实意义，注重选题的科研训练以符合专业发展目标的要求，能够较好地体现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和考核；组织教师对原有的毕业论文参考题目进行了时适的调整，更多地突出了对论文的学术性和选题前沿性的要求，并注意与教师的科研特长相结合，加强教师指导工作的针对性，提高指导的力度；学生选题要注重难易程度，注重其学术性与可行性相结合，要求深入了解学术信息动态，广泛收集资料；着重提出学生要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课题，鼓励学生创新意识的发挥，在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基础上，给学生充分展示个性的空间。历史系历来重视学生的实践性教学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实际创作能力，许多学生不同程度地参与过科研活动和受过学术活动的影响，这些对历史系学生的论文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影响。 本次毕业论文工作前期工作中，依然存在一些习惯性的问题。从学生选题和开题前后来看，部分学生的选题还是有些盲目，不断地进行修改，一方面说明学生经过长时间的专业学习，但研究方向并不明确，我们的平时教学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学生对毕业论文工作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直接影响到了论文的质量。在今后工作中应帮助学生尽早确定专业研究方向，从研究方向带动对历史专业学习的兴趣，提高专业修养和素质；学生论文中选择地方史的很少，使学生论文在整体上的独立和创新研究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论文指导过程：主要是考察教师在指导论文过程中的作为，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和工作量。在论文工作过程中，我们对教师的指导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严格遵守指导规范和纪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提高教师的指导质量，要求教师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来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在教师指导观念上，重点强调指导过程要充分体现师生间的学术合作意识，鼓励学生提出自已的见解，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提倡有个人风格的学术论文。为保证实习质量，在具体指导过程中，努力克服困难，严格按照学校要求进行工作，教师的指导学生数量限制在学校允许范围内，教研室在努力做好进行监督和检查工作。从实际效果来说，整体工作是顺利而有成效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教师的指导水平和工作态度有差别，个别教师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对跨方向的论文的指导有一定的难度，对学生论文内容中并不是自己研究方向的问题，指导不到位，因此教师需要自我提高和训练，由于教师较少，加上学生可以自由选题，对指导教师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在此方面应当给以重视。此外，教师自己填写指导记录，有些过于形式化了，有许多指导工作是随时进行的，而不是指定时间地点的，再者，也难以保证其真实性的。我们认为：应由学生来做更好一些，由学生在教师指导的时候做记录，也是作为修改论文依据，通过学生的记录中来考核教师的指导工作。 毕业论文答辩：此项环节是对学生的一次全面综合的考核，既可考核学生的内在知识的深广度，更是对学生外在的学术气质与综合表述能力的现场检验。从本次论文答辩过程可以看到，多数学生对论文答辩给以了足够的重视,并且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对教师所提问题能够流利的回答，也表现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与平时的课堂教学训练有重要的关系，有些学生表现了很出色的素质。表现突出的学生的共同特点是，其一，基础知识较为扎实，对论文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基本上都能进行较为合理的回答，表现出了知识的熟悉程度和较为自如的应用能力。其二，具较为宽广的知识面，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认识历史，形成一定的对历史的宏观认识，对论文所内含的历史问题基本上能够给以较为完整的回答，而不是仅仅止于专业方向所涉及的内容。其三，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识，并能够运用其来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较好的理论联系现实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其四，是语言表达能力突出，逻辑性强，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学生论文有赵学梅的《论美国城市化郊区的发展》、孔淑霞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徐盛的《论徽商历史及其文化的现代价值》、刘蕾的《论中共与冯玉祥的关系》、姜慧博的《论妇妇在抗战中的贡献》、何淼的《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东北的争夺》等。在答辩中，这些学生都能就自己论文内容和观点进行学入的分析和阐述，质量较差的论文在答辩中则一般表现为选题犹豫不定，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就存在许多问题，方向不确定，选题困难，写作中基础知识薄弱，明显的不能很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因此在答辩中也自然表现的缺欠较多。答辩中，从整个组织工作是认真严谨而且有实效的。教师都能做到认真努力，严格要求，努力保质保量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成绩总体上的公正的，而且，也是得到学生认可的。
中国现代化与九一八事变后的迟滞今天,当我们回首省视20 世纪中国的时候,发现在痛苦转型过程中,中国现代化是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而发生发展,同时也因受外力的干扰和破坏,而不能正常发展。九一八中日战争,对20 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极为深重。一方面它激发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凝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一从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初,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走向急剧衰败的阶段,也是中国人探求新的生存发展模式的急迫时期,更是世界列强疯狂刮分中国的危险期。以1839 —1842 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肇端,接连有1855 —1860 年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 —1885 年中法之战、1894 —1895 年中日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系列以彻底征服大清帝国为目的的侵华战争,虽然都以获胜而告终,并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但处于急剧衰败过程中的清朝政权仍能“残存”下来。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发动侵略战争的侵略者也包括一些西方学者,总是简单地把定性为先进与落后、开放与闭守之争。玛丽·B·兰在中国现代史透视中说:“满清政权之下的中国古老秩序是如何的坚固,又如何善于自我保存,它竟在多次的人民起义及外部打击下又残存了一世纪之久。然而也正是这种力量败坏了自己,它如此缓慢地主动接受现代工业化运动以及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以致注定了自己的最终灭亡”〔1〕(P3) 。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种结论是对的。然而,不揭示殖民主义者掠夺本质和破坏性的一面,就无法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从1840 年以来迟滞与顿挫的原因。中国现代化迟滞与顿挫,既有自身各种反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势力的顽固抗拒〔2〕(P7) ,也遭到了外部势力的干扰与破坏。因为,现代化“后发式”和“新发式”的国家,既需要有外力冲击和引导,更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列强入侵既刺激了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同时也阻碍和破了它的正常发展。考察所有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演进方式,都是沿着器物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及思想观念行为层面的现代化这样三个层次来展开。无论哪一层面的推进,它都需要和平环境和制度推动。没有和平环境和制度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无序和缓慢的。在列强不断入侵形势下,中国全面的社会危机随着甲午战败而凸显出来,这种由列强“瓜分狂潮”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危机。当时“从何处获得可以与列强抗衡的能量和意识形态,便成为20 世纪中国政治家最关注的问题”〔3〕。因此,中央政府不可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建立一个包含法律、商业和教育制度的新社会体制,以适应现代化顺利快速发展。因此,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只依靠一些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的个人力量推动,通过各通商口岸中的洋务派官员、中外企业家的努力缓慢开展。这种现代化的进程,既不同于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原发式”现代化进程,一切都凭社会自然地演进,人们并不清楚演进的最终结局。也不同于那些不受外力干扰并有强有力政府行为的“后发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他们既看到了样板,也看到了结局,又能吸取“原发式”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通过政府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制度体制,包括思想、法律、教育制度等来推进。处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看到了现代化是必由之路,但没有“原发式”国家的环境,更没有像日本那样“后发式”国家的条件。所以,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只能在外力刺激和干扰下缓慢、畸形地发展。二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缓慢和畸形,但直到九一八中日战争之前,它都一直坚忍不拔地向前发展。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物质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进程,已完全不可能应付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戊戌变法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动的,它的重要意义是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开始突破物质与精神分离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提出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要学习民主制度。应当说,这是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和坚持现代化进程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损害和屈辱,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环境、制度逐步完善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但它也使清朝统治者们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清朝统治者为挽救中华民族,确切地说是为了挽救他们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统治,而开始主动改革。1901 年4 月21 日,“督办政务处”这一推行“新政”的中枢机构的设立,标志清末“新政”的正式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化由政府行为推进的开始。因此,它是20 世纪中国的一次全方位、多层面的社会变革,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其广泛性与深刻性都是空前的。如在教育上废止历时1300 年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预备立宪运动的推进等等。这是清王朝以其传统的政治权威发动的一场运动,它具有改革的性质。试图在保存现有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它最终不能全部实施“新政”目标而被辛亥革命所打断,其原因:一是从时间上讲,已经失去发动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时机(第一次机会是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第二次是洋务运动兴起时;第三次是戊戌维新时) ;二是从空间上讲,内忧外患的现实没有发动这样一场改革的环境;三是从社会基础上讲,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各阶层人民对清政权的信任度已降到极点;四是从统治者自身的条件上讲,与要达到的目标应具备的眼光、素质、能力相差甚远。因此,在不能对现实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情势下,发动全面社会变革,最终被一场社会革命所打断是必然的。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创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两大任务,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进行过程中,是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直接目标,也由于他们的活动始终处在一个“有纲领而无计划、有组织而无调度、有目标而无角色分工、有理想而无现实感”的层次上进行的。因此出现“建设不足”的严重缺陷〔4〕(P22 —25)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两大任务的完成,使中国现代化进程由被动型转为主动型的意义是巨大的。特别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它既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蓝图,它对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革命党人没能将其绘制的蓝图和全新的制度付诸实施和不断完善,既有自身局限的原因,也有社会制约问题。1919 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革命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是对辛亥革命的延伸和补课。科学与民主两大命题的提出,表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寻求现代化发展范式。这种深层次的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开始广泛传播,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准备。此后,科学、民主这两面旗帜在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直至今天,这两面旗帜仍是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深刻命题。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为20 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虽然出现1916 年至1928 年的军阀混战时期,但现代化进程却呈快速发展态势。1911 年末,中国本国银行只有16家,资本总额共约2155 万元。1912 年至1927 年,新创办银行达311 家,资本总额2 亿元。本国银行在与外资和中外合办银行竞争中,1925 年占到4018 %的份额〔5〕。改变了中国金融业“完全操于外国银行及钱庄手中”的局面〔6〕(P56) 。在这期间,中国的棉纺业、面粉业以及制造、化工、电力、矿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以棉纺和面粉业发展最快。1912 年,本国仅有纱厂22 家,纱绽51 枚,1927 年增为72 家,纱绽202 万多枚〔7〕(P182 —187) 。这一时期,促成中国现代化出现较快发展势头,除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推动作用外,还有国际市场竞争需求因素和国内社会权威真空后自由度提高等诸因素。从1927 年直到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这10 年间,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整合中国社会,并还最终走向反面演化成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素而被抛弃。但主观上推动现代化的意愿是明显的,以强力推进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后发展国家的中国国情,客观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这10 年里,国民党在经济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潜伏着发展的危机,但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以1928 —1931 年和1914 —1919 年两个时间段的民间工业发展相比较,后4 年平均每年新设企业165 家,新投资本6360 万元,而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前6年中,平均每年只设63 家,新投资本1430 万元〔8〕(P435) 。这期间公路通车里程从312 万公里增长到1116 万公里,新建成铁路7895 公里。1933 到1935 年的币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使1935至1937 年的国内工商业增长高达20 %左右。扬格评论说:“现代化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都取得向前推动的巨大势头”。这说明在现代化各阶段特别是启动阶段,在各种非经济因素中,政治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1927 到1937 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国民党的强力推动下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过于依赖权力,缺乏创新和活力,特别是“政府不与人民打成一片,而是宁愿站在人民之上”所以,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很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危机。与国民党依赖强力、放弃广大乡村、站在人民之上不同的另一现代化模式,在这一时期正在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确定了新的奋斗方向,从而整合了全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奋斗目标,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希望。但由于共产党只在根据地或解放区里实行,还不能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三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 年全面战争爆发,艰难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也受到影响,但还不是整体的。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趋于停滞。在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当然要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但工业文明是核心因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工业文明的打击是深重的。当时中国极其薄弱的工业,主要是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地区。全面战争爆发后,只有少数工厂仓促内迁,上海5000 多家工厂只有152 家内迁。到1940 年,各地共内迁工厂才448 家〔14〕(P87 —88) 。在搬迁过程中由于运输困难和敌机的轰炸,很多机器沉没失落。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工业的有形破坏。当时蒋介石明确指示,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中国西部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8〕(P540) 。内迁工厂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等地为主。全面战争前,西部川、湘、桂、陕、甘、滇、黔七省的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数的6102 % ,资本数的4121 % ,工人数的0179 %〔15〕(P165) ,而到抗战后期的1944 年底,上述七省工业已占国统区工厂数的88163 % ,资本数的93152 % ,工人数的85161 %〔14〕(P102) 。表面上看,东部工厂内迁给上述七省的工业发展带来机会。但我们换位思考,恰恰是这七省的显著变化说明对我们工业的破坏是深重的。因为七省工业指数的变化并没能带动全国的发展,相反却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停滞。战时“主要工业品的产出从未超过战前水平的12 %。棉纱、棉布和面粉的产量分别仅占战前的513 %、818 % 和513 %”〔16〕(P647 —648) 。日本侵华对中国工业的有形破坏,还体现在它迫使中国工业丧失了通商口岸这赖以发展的基地,使其中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这对处于非常时期的中国工业影响是深重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对已形成的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破坏。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给国民党集权带来了客观需要和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在“国家至上”、“军事第一”、“力量集中”的口号下,使军事组织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由此“巩固了国家政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结构,使它能够利用政治强制,超经济干预的方法,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超经济干预的方法集中体现是利用权力资本干预经济活动〔8〕(P529 —530) 。这种战时统制经济体制对于调动人力资源、经济资源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作用。但它是以迟滞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代价的。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 年抗战胜利,日本在14 年战争中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据韩启桐对抗战6 年来(1937 —1943 年) 损失的调研,“六年来,敌军陷我城市总达751 座。陷区战前原辖户口4499 万户,政区面积57811 万平方市里,耕地面积388847 万公亩。陷区半数以上地域作过战场,受灾面积约在上述面积的70 %以上。敌机空袭省区达23 省区。在上述灾区,我国所受损失,总计国币44967571000 元,约合美金 元。”对上述统计结果,韩启桐认为是“最低的数字,因为其中有许多有意无意的缺漏,致有多项损失都未计入。这组统计数字深刻地说明九一八事变后的14 年,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掠夺、破坏、杀戮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和屈辱史。这段历史对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利益,它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扼杀的,更不能将其长期迟滞。相反却激发了中国人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渴望和创造性潜力,促使人们对现有现代化模式的怀疑和否定。这种心理机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范式转换,造成了关键性的契机。
我这有详细的论文资料，但是字数太多发不过来，或者你留个邮箱。
关于俄语专业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导语：俄罗斯是我们祖国最大的邻国了，两国的交流非常频繁，所以，很多的中国学生到俄罗斯留学。而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撰写俄语专业毕业论文是一件非常困恼的事情。下面是我分享的俄语专业毕业论文格式要求，欢迎阅读!
俄语论文(包括初稿)必须打字。页码标注采用底部居中的方式采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加黑。目录内容独立排页。封面用学校统一的模板制作，论文一律用A4纸打印
1. 汉语封面： 包括中文题目、作者姓名、班级、学号、专业、指导教师姓名、职称。标题应该简短、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应注意：序号即为学生学号，应填写完整，例如“050141008”，不能填写“8号”或“08“等，专业名称填写本专业的全称，例如“俄英专业”，不能填写“俄英”等。题目用小二号黑体字，副标题用小三号黑体字，其它项目用四号宋体字。
2. 俄语论文封面包括： 俄文题目(可加一个副标题 )、学校名称、院系名称、指导教师姓名、职称、学生姓名、班级。学校名称上空一行，用黑体一号字，居中;下空一行后，写院系名称，用黑体小二号字，居中;下空两行，写论文题目，用黑体小二号字，副标题用黑体小三号字，居中;下空四至六行，写指导教师姓名职称，作对齐，右侧写学生姓名班级，用黑体四号字;下空两行，写城市名及时间，用黑体四号字，居中。
3. 摘要： 摘要分俄语摘要和汉语摘要两部分。中文摘要一般要求500字以内。论文摘要另起页并排在标题页之后，先俄文后中文，分页打印。摘要部分包括论文题目、论文摘要和关键词 。俄文题目用Times New Roman三号字居中打印。之后，空两行开始摘要部分。将“Тезис”一词加方括号，前空两格，用Times New Roman四号字加黑，俄文摘要内容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中文题目用三号黑体，居中，空两行开始打摘要部分。将中文“摘要”二字加方括号，前空两格，用黑体四号字。中文摘要内容用宋体小四号字。
4. 关键词： 中文摘要内容下空一行加方括号打印“关键词”三字(四号黑体)，中文关键词之间空四格(或一个Tab键)，不加标点符号。俄语摘要内容下空一行加方括号打印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用Times New Roman四号字加黑，俄文关键词之间空四格(或一个Tab键)，不加标点符号，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必须提供3-5个关键词。
5. 目录： 写出目录，标明页码。目录页应另起页并排在摘要页之后。上空1-2行，“Содержание”字体为Times New Roman黑体四号字。下空两行，书写章、节、小节及其开始页码，页码放在行末，目录内容和页码之间用虚线连接。内容部分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书写。
6. 正文： 另起页排在目录页之后。字体采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行距为固定值20。页边距：上，下，左75px，右。正文中的例句要用斜体小四号字。例如：Пример: Старик был просто в восторге, записку настрочил, послал за лошадьми.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се как будто были в восторге, как будто выдавали кого-то замуж. (Л.Н. Толстой) Тут они был в совершенном восторге; в восторге от Израиля, в восторге от арабов, и от Голландских высот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Ерофеев) Он был в бешенстве и сознавал, что от этого сам смешон.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绪论(Введение)。Введение一词上空一行，居中，字体用Times New Roman三号字加黑。之后隔行打印绪论内容，应包含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темы, цель работы, задачи, объект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значимость, структура работы等内容,以上词语加黑。绪论内容字体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绪论部分完成后，需另页开始本论部分。
(2)标题层次。毕业论文的全部标题层次应有条不紊，整齐清晰。相同的层次应采用统一的表示体例，正文中各级标题下的内容应同各自的标题对应，不应有与标题无关的内容。标题符号从大到小依次为：
(3)
Глава 1 Глава 2 Глава 3 Глава 4 Глава 5 …Заключение (上下各空一行，第一个字母大写，Times New Roman小三号字加黑,居中打字) 俄语论文
. . . . ... Выводы(上空一行，第一个字母大写，Times New Roman四号字加黑)
. . . . . . . …(上空一行，第一个字母大写，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加黑)
(3) 引文。正文中的引文一律采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短句混排在正文中，其后必须用圆括号注出作者姓名，出版年，页码, 例：(Кузнецов 1978: 76)(刘润清2001： 234)
(4)谢词。结论结束后，空一行，写谢词，以简短的文字对在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曾给予帮助的人员表示自己的谢意。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
7. 参考文献： 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用Times New Roman四号字，上空一行，居中。一般情况下应至少开列出15本(篇)以上的引用书目(文章)。中俄文参考书目的.比例为8：7。
8.(1)俄文书目的著录格式：
作者姓名，如： Кузнецов А. В.
作者姓名后空一格，写作品标题，如作品系某一书，则在作品标题后点俄文句号。句号后写出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代(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代之间用俄文逗号连接)。如：Кузнецов А. 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языковая личность. М., Диалог МГУ, 1998.
如引文引自某一书或某一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则在作者姓名后空一格，写文章名称，文章名称加句号后加双斜线 // ，然后写书或杂志名，加句号并空格后写出版地、出版社名(杂志可不写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代(份)。如：Голованова А.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атегории ценности и её репрезентации в языке.//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Волгоград, Перемена, 2003. Голованова А.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атегории ценности и её репрезентации в языке.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е. 2003. № 5.
引用页码。如正文中的括号标出时此处不必再加。
(2)中文书目的著录格式：
1)专著注录格式：作者，书名，版本(版本为第一版时可省略)，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日期.
2) 文的注录格式：作者，题目名称 //期刊名称，出版年，卷(刊)号。参考文献部分字体采用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字。
如：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吴国华，论世界语言图景 //外语学刊，2003年第2期。
9. 附录： 正文主体的补充项目，包括放在正文中过分冗长的图表及有关说明等。附录排在参考书目之后，如没有可不带附录。用Times New Roman四号字。
论文的装订要求
按以下顺序装订毕业设计说明书或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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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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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9) 封底
知识扩展：俄语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集锦
1.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分析 Анализ жен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девятнадцатого века
2. 小说《罪与罚》的人物形象及情节发展分析 Образы героев и сюжет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ман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3. 浅析布宁作品集《幽暗的林荫道》 Анализ сборника И.А. Бунина “Темные аллеи”
4. 索氏文学情怀—《俄罗斯问题》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тема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А.Солженицына
5.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童话的总体研究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сказок Салтыкова-Шедрина
6.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的象征主义 Символы в романе И.С.Тургенева "Отцы и дети"
7. 俄语委婉语研究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эвфемизмов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8. 俄汉谚语中女性形象对比分析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образа женщины в китайских и русских пословицах
9. 契诃夫的喜剧《樱桃园》中主人公的时代特征 Черты эпохи героев в комедии “Вишневый сад” А.П. Чехова
10. 浅谈俄语中带身体部位元素的成语 О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ах с семантикой “части тел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11. 俄汉语幽默对比分析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юмора в русском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ах
12. 从俄语语义视角看俄语词“死” О слове "смер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емантики русског языка
13.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景物描写(以《猎人笔记》为例) Описание природы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на атериале"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14. 论现代俄语的演变 Об эволюц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5. 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 Образ "Малень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Л. Петрушевской
16. 浅析契诃夫作品《三姐妹》中的人物形象 Об образах героев в 《Три сестры》А. П. Чехова
17. 浅析普希金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Об образах женщины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С. Пушкина
18. 契诃夫作品中的庄园形象 Образ русской усадьбы в пьесах Чехова
19. 俄语词汇的同音异义现象初探 Омоними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20.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纳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形象分析 Образ Настасьи илипповны Барашковой в романе Ф.М.Достовского "Идиот"
21. 浅谈儿童文学作品对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影
自1978年成为"文革"后首届苏联史专业研究生起，我治苏联东欧史已历时20余年。这20来年大体可以化为前后两个阶段：1981-1990年是以苏联史研究为主，这也是我学术研究和思想的形成期、积累期，通过案例、事件、人物以及民族文化、社会体制的研究，我建立了自己的苏联史研究体系，也为后来的苏联东欧现状与转轨进程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谈过，我走上这条治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每个阶段孤立地看，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但无形中前一阶段的结果却为下一阶段的起点作了准备。我父亲就是搞苏共党史的，为此他吃尽了苦。我曾发誓再也不走父亲的路，但在"文革"中文化极度贫乏的情况下，我能读到的也只有"抄家"后留下的马恩列斯全集和一些历史书籍。1969年初中毕业，我这个"黑五类子女"被剥夺了升学权利，下乡插队在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1974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以"可以教育好子女"的身份进入兰州大学外语系，毕业时听说要招研究生，当时离考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临阵磨枪好像还是"家学"的那点底子管用，于是乎就像有上帝之手，我又走上了父亲的道路。读研时我的关注点在俄国史方面，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和当时参与的科研任务都没有突破1917年，我心里有个小九九，不搞现代史。不光是父亲的遭遇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主要是我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强，搞搞考据、梳理清楚历史的来龙去脉还可以，一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理论功底的薄弱就会突显。仅从搞专业扬长避短的角度我好像也更适应"前段"，何况我在读研期间对基辅罗斯社会形态、金帐汗国对罗斯文化的影响、俄国村社起源及其发展和19世纪各种思想论争，都有浓厚的兴趣，也写过一些习作。1982年到陕西师大工作以后想就沿着已有的思路走下去。但当时师大的重点在近现代史，不在古代、中世纪，我所在的苏联史研究室也是只搞"苏联"，不搞"俄国"。我多次要求说，你们大家当桌面，我来续个桌子腿，干吗都挤在一条道上。未得应允，学科设置迫使我必须"转向"，于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我开始研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农村问题。一 "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农民"是我进入的第一个领域。这不仅因为当时我国农村改革刚启动，农民问题已成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首先突破的方向，而且也因为农业是苏联体制弊病最突出的领域。我从所接触的史料上感觉到当时苏联所谓的富农只不过是新经济政策下农民逐步富裕的必然现象，因而起了为所谓"富农"翻案的念头。在1982-1983年前后的这个时期，为集体化前成功的家庭农场与农户（所谓"富农"）作整体性辩护，从性质上否定"消灭富农"运动（而不是仅仅指出其"扩大化"），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那时苏东国家的史学界都是第一次，为此不能不做大量的考证工作，因此那个阶段的文章都写得很长，由于涉及当时的敏感领域与前沿话题，论证不充分，不敢迈步，而论证充分了，篇幅又过长，好在我们自己办一份《苏联历史问题》的刊物，给我提供了发表的场地，让我能够从实证角度做大量论述。也正因为当时从每一个环节入手时都十分谨慎，反复核对我所有能见到的史料、文献，作了大量卡片，然后在分析论证。现在回头看来，在有关苏联模式真相的大量资料与研究滚滚而来的今天，这些当年的作品也并不过时。 1983年，我连续发表了一组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政策的演变与所谓"富农经济"的若干问题的文章，用大量统计材料考证了历来被称为"富农"的富裕农民商品经济在集体化前的几个发展阶段：1918年--1920年的地下经济阶段、1921年--1922年的半合法发展阶段、1922年--1925年的合法化阶段、1925年--1927年的相对极盛阶段及1927年--1929年的自行消灭阶段。通过对"富农"一词的含义在苏俄历史上的演变和苏联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及发展的考察，指出了"富农"（库拉克）一词原来在俄语中的传统含义是"吝啬鬼"、"守财奴"，是一句骂人的话，本无什么标准。只是后来民粹派把它定义为一个阶级即"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后来布尔什维克接过了这一概念，但直到"消灭富农"时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含糊不清。我根据所能见到的关于富农收入的统计资料对"相对极盛"时期的"富农经济"做了统计分析，认为即使在这个时期，"富农"阶层总收入中剥削所得只占，而劳动所得要占92。1%左右。据此，我认为说革命后的"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是"最后的、最庞大的资产阶级"的传统看法不妥，如果说，革命前的富农尚未完全资产阶级化，尚未发展成一个经济政治上成熟的阶级，那么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作为一个阶层而言，基本上属于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小商品生产者，这样，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20-30年代之交的那场"消灭富农"运动。 此后，我又在这一领域里继续深入，1984年发表了《论苏联1927-28年度的粮食危机》一文，对导致新经济政策崩溃、党内斗争激化、农村政策急剧左倾最后形成斯大林模式的"大转变"的关键事件--1927年底爆发的"粮食危机"进行了研究，认为危机时并不是农民商品粮"供"得太少，而是由于"超工业化"导致对商品粮"求"得太多，危机的原因既不是斯大林讲的"富农进攻"，也不是所谓"小农经济的分散落后"，而是苏联在工业化方面过分冒进，在农业政策方面的左倾失误。我认为剪刀差对粮食危机的影响主要表现于生产过程，而不是象传统所认为那样表现于流通过程，与其说农民因价格低而囤粮不售，不如说因价格低而影响了商品粮生产的发展。总的来说，粮食危机是当时工业化急于求成而导致的一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由于急于工业化，经济上就使各种剪刀差与违反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得不到改善，政治上就产生唯恐农民富裕的左倾思想。由于这两者都没有改变，1928年后的种种反危机政策自然都难于收效。如所周知，粮食危机是后来苏联打击乃至消灭"富农"的主要借口，也是取消新经济政策的直接原因。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加深了我对"富农"问题的系统看法，而且促使我进一步去研究新经济政策在苏联何以最后失败的更深的原因与教训。 1986后年我分别发表了《论苏联20年代关于农村分化问题的统计学研究》（《苏联历史问题》1986、1）《关于苏联阶级划分的统计学问题》（《史林》（1988年、1）二文，对苏联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发展作了系统分析，从革命前民粹派统计学、"自治局统计学家"到社会主义统计学者的发展，从革命前"动态研究"与"预算研究"两大统计学派的论证及其对革命后统计学界的影响，直到革命后的各种农村分化统计理论的兴衰演变，我都进行了大量接触。革命后初期农村统计中"动态研究"占主导，其代表是中央统计局系统的波波夫、赫里亚谢娃等，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的"预算研究"学派兴起，其代表是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克里茨曼、盖斯特尔等，到了新经济政策后期，以涅姆钦诺夫为代表的综合以上两派并有所扬弃的新统计学理论发展起来。但无论那种统计理论，在证明农村中存在严重"阶级分化"时都遇到了困难，以涅姆钦诺夫统计模式为例，在他做的调查中，经济中剥削成分在15%以上的农户只占全部农户的。这一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统计学中具有总结性的模式尽管仍有夸大资本主义的倾向，但即使如此它也证实了后来苏联对"富农危险"的估计是没有统计学根据、只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一种错误判断。 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我感觉苏联史中的谬误太多，只要站在翔实实证和科学的基础上就会把很多问题搞清楚。1988年我发表了《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专门分析了所谓"富农经济"在1927-1929年即大转变之前的状况，当时由于粮食危机和苏联一系列政策和经济气候的影响，农民商品经济急剧萎缩，即使按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标准，所谓"富农经济"在"消灭富农"运动发动以前就已经"自行消灭"而不存在了。这一时期的所谓"富农"，无论经济规模、商品率还是经济中的剥削成分所占比重都与新经济政策兴盛时代的"中农"水平没有什么区别，与当时全体农户平均水平几乎一致，因此后来的"消灭富农"运动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为强制推行集体化而发动的，它所消灭的实际上已不但不是真正的农村资产阶级，甚至也不是以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标准来衡量的富裕农民，而是那些反对强制集体化的人。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拨齐"的全无差别，只要国家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原始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这一时期我对苏联农业及农民问题的研究受苏联新经济政策思想、尤其是布哈林的思想影响很深，主要是在纠谬辩误、批判"左倾"上下功夫，着重在否认当时的苏联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威胁、富农威胁等等，并把斯大林那一套错误归结为过火、冒进、太急、太快、扩大化等等。但在逐步推进的研究中我发现这些看法有严重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深入的实证研究后我感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新经济政策时的苏联国内确实不存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威胁，但这并不意味这时的社会就是一幅"无矛盾"的理想图景，只是因为斯大林个人所作所为才使这幅图景遭到破坏。我日益觉得，最关键的已不是单纯的"批判"，而是探讨这样的体制因何而生，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这使我把目光向"苏联模式"的前、后延伸。的确在"大转变"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威胁"并不严重，但俄罗斯悠久的封建传统留下的深厚历史积淀却十分严重，它与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的现代化潮流、即市场经济、民主化和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潮流形成了尖锐矛盾，从而使新经济政策时代的苏联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危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政策的失败。在批判"全盘集体化"时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集体化前的新经济政策理想化，正如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往往把布哈林塑造成新的先知。然而历史总是连续的，苏联模式也有其传统之根。渲染集体化前的"富农-资产阶级"危险，固然是"左"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时没有比"资产阶级"更负面的东西。 二 对"新经济政策思想"、主要是布哈林、李可夫（20年代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主管经济工作）等人思想的重新评价是我在80年代搞"富农"问题的延伸和深化。我对布哈林思想最初的研究是从他对"富农"的看法与他关于社会主义多样性的理论开始的，1985-1987年先后发表了《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3）《再论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答高放先生》（《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2）等文，这一时期主要是受对布哈林平反辨诬、重树丰碑之潮流的影响，从正面发掘与弘扬他的遗产。但是，随着我对苏联史宏观体系认识的深化，使我对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性质与失败的原因产生了新的看法，日益感到布哈林等人思想中历史局限性及其与新经济政策失败之间的联系。《论李可夫》（《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3）与《论布哈林悲剧的理论根源》（《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2）二文就是关于这方面思考的结果。 李可夫与布哈林二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学者出身、长期侨居国外的布哈林是个理论家，而农民出身、长期坚持国内工作的李可夫是个实干家，布哈林最初首先折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逻辑上的完美而怀着爱智求真的愿望接受了它，而李可夫则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与革命性，怀着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愿望接受它的。布哈林在理念上或抽象思维的领域中一直是很"左"的，他在政策思想上的温和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一种人道的感情，而李可夫则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他的温和既不是出自理念也不是出自感情，而只是出自一种现实的考虑。布哈林的商品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一种"让步论"，而李可夫则把商品经济基本上看作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在农村分化问题上，布哈林只认为"富农"并不可怕，而李可夫则把这些所谓的"富农"看成"苏联最好的当家人"予以褒奖。布哈林反对用行政手段压制富农，而李可夫则认为不仅不应当用行政手段去压制，也不必用经济手段去排挤，应当允许他们"自由积累"。布哈林与李可夫都对集体农庄缺乏热情而寄希望于合作制，但布哈林对合作制抱有浪漫的乐观情绪，李可夫则对合作制面临的困境忧心忡忡。在20年代的许多场合下，李可夫作为"右翼"代表人物的名气不下于布哈林，以至于在"左翼"反对派的一些文件中往往把李可夫、加里宁等列为"右派"，而把布哈林与斯大林并列为"中派"。从20年代的历史画卷中可以看出，党内斗争固然有政见之争的一面，但在这个宗法传统浓厚的国家，党争中也含有无庸讳言的权力斗争或朋党斗争的因素，比如上述各派的组成就有复杂的人事背景，并不完全是以理论、政见的一致为基础的。在斯大林一派中，就既有尤里.拉林这样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嫌其"左"的理论上的"超左派"，也有加里宁这样连李可夫也嫌其"右"的"超右派"。但相比之下，"右翼"的纯政见性质或非朋党性质则要强得多，当然他们在理论上也并不完全一致。 关于布哈林和布哈林理论是这一时期谈得很多的话题，整个学界有一种把布哈林理想化的趋势。我并不这么看，布哈林等人在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的思想转变只是经验的与感情的，而不是理念的。他在社会主义方法论即"到社会主义之路"问题上是转变了，而在社会主义本体论即"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上并无变化。在理念世界里布哈林仍然维持着他当年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构筑的体系。在那里，"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劳动军事化、命令-供给制经济以及对政治自由的否定仍然保持着逻辑上的完美与思维过程中无矛盾的和谐。从这一点上说，并不存在着什么社会主义的"布哈林模式"，布哈林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模式"的那种社会主义，只是他希望通过一条痛苦较少的道路来走向它而已。 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学说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是哲学上的"平衡论"，即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两次突变之间的一种暂时的平衡状态。这不仅意味着这一政策在逻辑上只能是一种"喘息"，它必然为"再次进攻"所取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平衡"的口号下抹杀了新经济政策本质上的民主革命性质。其二是政治上的"工农联盟论"，实际上就是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不需要商品经济，只是为了"联盟"的需要，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照顾盟友的利益才有此一举。"平衡论"与"工农联盟论"作为哲学与政治学的观点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若把它看作布哈林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支点，实际上就等于说新经济政策和"让步论"并无原则区别，而布哈林与"左派"的分歧也就仅在于"让"多少和"让"多久这一点。 布哈林在理论上一直把商品经济视为小生产的属性，并坚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经济、没有市场、没有价值规律、没有货币与工资的"统一的单一的有机体"。他甚至认为过渡时期苏维埃经济中的工资等范畴也是一种不合理的虚假形式，是"小生产"污染的结果，是非社会主义成份从外部强加于国营企业的"资本主义工作方式"。他用"劳动消耗规律"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过渡时期"两个调节者"并存论对抗，而"劳动消耗规律论"本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特别流行的学说，在理论上它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还"左"。 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势必导致在逻辑上"合理"的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成对商品经济死刑的"缓期执行"。布哈林提出的"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克服市场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大工业（据认为它本性上是不要商品关系的）十分弱小而强敌四逼、外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一面利用市场关系争取农民的支持，一面使国营企业有可能通过与小农业的交换来求得自身发展，而工业化以后，社会主义在有力量抵抗外敌的同时也就有力量改造农民，使市场关系缩小乃至消失。对此"左""右"两派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在极落后的情况下才实行的政策，区别只在于：在工业化尚未成功而战争威胁严重起来时该怎么办？是争取农民支持（不惜再让步）重要呢，还是加速工业化（不惜开罪农民）更重要？布哈林持前一种观点，斯大林持后一种观点，如果仅就这一点而论，应该说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左派"的预见：二战中，苏联并不是靠向农民让步赢得他们的支持而胜利，而是靠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化成就取得胜利的。 由于在理论上布哈林仍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因而对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分化，他也像"左派"那样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两极分化，不同之处只在于他认为分化的速度与程度没有那么大而已。无论"左派""右派"都从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有劳动者与私有者的两重性并分别对应于革命与保守两种倾向，在市场经济中将分化为资产者与无产者等共同的理论逻辑出发来谈农民问题，区别只在于"左派"比较强调农民是私有者，而"右派"更强调农民是劳动者。然而实际上，当时俄国农村95%以上的是村社农民，当时与其说是"小商品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勿宁说更多的是宗法村社的汪洋大海，俄国农民与其说是小资产阶级，毋宁说更多的是宗法共同体成员，其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属性与其说是"劳动者与私有者"的两重性，毋宁说是人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即民主性与宗法性的两重性。因此虽然当时的农村分化中确有资本主义分化的成分，但从主流说，它与其说是从"小资产阶级"中分化出了资产者与无产者，毋宁说是商品生产者从宗法农民中分化出来，成熟的个人从"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顽抗，毋宁说是市场经济对宗法自然经济的胜利。事实上，市场经济对于建立在广泛联系与发达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内在需要和本质特征，其意义对于宗法村社农民来说十分重大。然而布哈林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于是市场经济对他来说不是"让步"、"后退"就是"迂回"，总之不是走正道，而宗法因素的潜在威胁却在"联盟"、"平衡"、"妥协"的表象下被掩盖了。 有人说布哈林的弱点在于"只有理论而无实际对策"，我认为布哈林之"无实际对策"，正是其理论的局限性所至。有人说布哈林已经从理念上或逻辑上否定了苏联那种社会主义，然而因对它的终极信仰所支配而不能自拔，因此才有他的悲剧。我认为正好相反，是布哈林在理念上坚持那种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所以他的"让步"除了形势所迫外，就主要是出于一种终极关怀式的恻隐之心。他不像后来的奥斯卡.兰格、科尔奈等人那样经过理论重构之后的社会主义本体论中逻辑的推出他们的改革结论，而仅仅是从反对野蛮的"原始积累"的道义立场出发来行事的。在这一点上，他缺乏普列汉诺夫那种对俄国的透彻了解和大眼光，因此他不可能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也不可能正视它所面临的危机。他可以对关于"资本主义威胁"的宣传不以为然，却看不到前近代的封建体制威胁严重存在 ，他看到了个体农业还有很大潜力，却看不到村社农业正日暮途穷；他反对斯大林的"革命"，却没有意识到当时苏联确实需要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他懂了实现自己理念中构筑的那种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但对商品经济、市场却看的很简单，似乎认为商品经济是原来现成的"汪洋大海"，社会主义之嫌其多，不怕其少，"消灭"它不易（所以要"让步"），"利用"它不难，只要"让步"、"松绑"，不管在什么土壤上它都会如雨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发展市场经济仅仅是个宽容问题。然而，在一个权力-依附性社会中，"自由放任"的结果可以使中央集权变为领主林立，统一国家变为一盘散沙，却不能使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只能放出无数个地方势力和土围子，却不能放出一个企业家队伍来。"让步"政策曾经有效地把国民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的崩溃中挽救出来，但恢复时期一结束，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就凸显出来，而布哈林等人囿于理念上的传统框架，既不能把经济变革深入到政治、文化领域，又不能从农业的变革深入带动工业，甚至在农业上也只停留于"放宽限制"，而没有对停留在经济深层的前近代关系进行清理，只幻想以"平衡"维持现状。结果是市场机制无法健全，农民经济自然萎缩，造成了新经济政策的危机。 布哈林理念上的社会主义本体论决定了他那"公"比"私"好的基本价值定向，他只把改造农民看成改造小私有者，如果他们不喜欢"公有"，只好向他们"让步"，但如果他们已待在共同体中，怎么能够设想发动他们冲破共同体去追求"私有制"呢？因此布哈林等人一方面反对对村社农民强制集体化，一方面又严厉谴责"用独立农庄的土地使用制"取代村社的企图，实际上走上了民粹派经济浪漫主义之路。 布哈林热情提倡合作制，然而却看不到作为商品生产者契约性联合体的合作制与宗法共同体水火不相容，在他乐观地描绘合作制前景时，实干家李可夫却对现实中的合作制危机一筹莫展。布哈林支持提高粮价以刺激生产，然而他不知道价格对生产的刺激作用要在市场机制下才能发挥，这恰恰是当时的苏联农村最忌讳和不具备的。粮食危机发生后，布哈林并不赞成"大转变"，但他赞成搞临时性的"非常措施"强购粮食。在他看来，农民商品生产者的本性是"自发"的，只要一"松绑"，就又会冒出来。殊不知村社农民并非亚当.斯密笔下的"经济人"，他们的价值趋向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宁谧、和谐和无分化、无竞争的日子，结果第一次"非常措施"取消后，商品性农业不但没有恢复元气，反而更加萧条，不得不再次实行"非常措施"，到最后大转变的实行已无法避免了。 布哈林与斯大林最后公开决裂时，也并没有怀疑后者追求的模式是否正确，只是认为斯大林的方式无法追求到所要的目标。他断言斯大林的蠢举将导致"农民暴动"，"异常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被消灭"，然而斯大林又一次显示了他比布哈林更了解俄国农民，他们毕竟不是美国农民，他们是可以被超经济强制的暴力所征服的。最后，布哈林在临终前留给"未来一代"的遗嘱中，把自己的冤狱仅仅归咎于斯大林的病态猜疑与内务部官员的卑鄙，而一个字也没有谈到制度、体制与模式问题。他叹息："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人间，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但捷尔任斯基时代"红色恐怖"对公民权利、人的尊严的践踏，不正是布哈林等悲剧的根源吗？从布哈林对自己悲剧的认识中，我们难道不是看到了一个更大的悲剧--布哈林路线与布哈林理论的悲剧吗？ 三 接下来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以及苏联史逻辑体系的重构上。我对俄罗斯传统的研究是从村社问题开始的，十月革命70周年时我发表了《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的文章（《苏联历史问题》1987年、3）这是国内研究俄罗斯村社共同体在革命中、革命后的作用的首篇文章。十月革命的发生固然是由于俄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但它与俄国民族文化与社会的传统特点也有密切联系。其中作为俄国传统要素之一的村社，对十月革命的发生、进程与结果，都有明显影响。19世纪以来农民反对村社中世纪束缚、争取独立发展的斗争在1905年革命中达到高潮，但农民在斯托雷平改革后斗争的方向发生了转变。本来，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历史大潮的，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会规则，它是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这种不公正竞争的力量与反竞争的"公正"要求不断积累，终于导致十月革命爆发，这样的背景就使十月革命造成的历史巨变具有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在土地国有的名义下用农民的土地占有消灭了地主占有，为农民拥护政权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也是常为人忽视的是：它又用传统村社消灭了独立农民，造成了村社复活，使俄国历史遂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如果说前一变化使俄国农村或作为农民国家的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的话，那么后一变化则决定了这种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形式。实际上，当时的俄国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而是35万个宗法村社的汪洋大海，工农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农民联合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是工人阶级与宗法农民（村社）联合反对小资产阶级（商品生产者农民）的联盟。本来在俄国这样的国家中，社会主义进程不仅要改造农民的私有性，更要改造农民的宗法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后一改造不仅被长期被忽视，反而被加以弘扬，致使宗法传统文化以极大的惯性使俄国走上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而有着许多旧俄国特征的道路，反映在村社问题上，就是党内普遍认为村社农民比独立农民好。如果说当时对村社也有批评（主要来自"左派"）的话，这只是因为它扼杀商品经济还不够有力，还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倾向"。而对于村社的宗法共同体性质则无人抨击，甚至还把村社的宗法性视为克服农民私有性的有利因素加以强化，认为这是俄国的民族性中最值得称道之处。其结果，便使农民商品经济的潜力在宗法共同体躯壳下无法发挥，最终导致了危机和大转变。 从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苏联模式的传统之根对其发展的影响出发，我在1988年连续发表三篇阐述这方面思考的文章，《俄罗斯传统文化与斯大林模式》（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1）、《对苏联史逻辑体系的重新思考》（《苏联历史问题》1988年、2）、《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4）这是我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俄苏历史发展中的新旧冲突的思考。我认为这和社会主义国家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反思运动是同步的。其第一阶段是批评领袖个人及个别政策的错误，
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方面是领导人急于求成 急于在农业上搞社会主义 但另一方面 与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其时的苏联 国内残破不堪 国外强敌环伺 按部就班的一点点搞建设是不可能的 需要一个 增强国力的速成方法 而这个速成方法 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农业必须做出牺牲 而要有效的从农业方面 调动出财力 物力 人力 集体农庄是最好的选择 这可能是苏联当时唯一可行的道路了 要么国内做出牺牲 要么 国家完蛋 现阶段的中国与当时的苏联国情不同 现在的中国新农村建设应当做的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而不是加大农业对其他行业的输出
中国古代史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 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早在约八百万年以前，在云南的开远、禄丰等地已经生活着古猿。此后，经过漫长的进化，产生了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时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几个阶段。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历史时期。 历代统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内容不同的剧目，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同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物，创造出无比博大、深厚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受益匪浅。中国近现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500字左右能论出来点儿什么呢，是作文吧。
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