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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书中对歌词的古越语记音用了三十二个汉字，如下：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楚译人把它译成“楚语”（即姚先生说的楚地汉语），用了五十四个汉字，“词采声调，宛然楚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越人歌的古音释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多家学者均有研究。 诸家的解读各有不同，但对某些词的解释，如“滥”（*gram）对应“夜晚，夕”；“昭”（*tjau）对应“王子，君”，各家都是一致的。几位国内学者所作释读，虽然翻译内容有别，但使用的方法却是一脉相承的，即使用侗台语族语言进行比勘。限于篇幅，无法将译文一一列出，并比较其中不同之处，以下列出在国内外影响相对较大的郑张先生的译文，供参考。第一句：滥兮抃草滥——夜晚哎，欢乐相会的夜晚。第二句：予昌枑泽，予昌州——我多么害羞，但我善于摇船。第三句：州鍖州焉乎，秦胥胥——摇船渡越啊，漫长悠悠，高兴喜欢。第四句：缦予乎，昭澶秦逾——鄙贱的我啊，蒙王子殿下欢喜结识。第五句：渗惿随河湖——隐藏在心始终不断思慕。 楚译中的“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郑张先生认为是译人为满足楚辞韵律，凑足六句而添加的衬韵句，以“枝”谐“知”，所以未包括在内。这句话其他国内外翻译者也都未作翻译，理由大致与郑张先生相仿。1991年，郑张尚芳先生从泰语再次破译了《越人歌》的汉字记音。泰语是泰国的国语，和壮语同属侗台语族台语支。与台语支的其它语言都不同，泰语有使用了七百多年的拼音文字——泰文， “泰文在泰语和其它台语支的语言中有着最古老的经过验证的形式”。因此他以书面泰文为基础，比照记音汉字的上古读音，逐字推敲有关的泰语原意。他在构拟记音汉字的上古音时，使用了自已创制的一套上古音系统。在破译时，和韦庆稳一样把记音汉字分断成五句，但断句的位置和韦庆稳的全然不同。下面是他报告的《越人歌》的新汉译。原文为英文，经孙琳和石峰译成中文后，转载于1997年出版的《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 第57－65页：夜啊，欢乐会晤的夜晚！我多么害羞啊，我又很能摇船。慢悠悠地摇船横渡啊，满怀喜欢！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藏在心底的，是我始终不谕的思恋。 后来，周流溪先生在上述语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参考了郑张尚芳的译读，对照楚译文，利用壮侗语言的活材料，并参照其它越族共同语如水语、傣语、布依语等，重新古音构拟，在破译中求得最大数量的古越语词，并借助古汉语的同源词，，复原了《越人歌》的全文。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是单靠一个语言破译无法比拟的。因此，他的释读结果也是比较接近越人歌原貌的。周流溪今译：滥兮抃草滥予，“今夕何夕兮，搴洲（舟）中流？”（今晚在河里掌船，是什么好日子？）昌枑泽予昌州州，“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和哪一位同船？和王子你们）鍖州焉乎秦胥胥，“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缦予乎昭，“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澶秦逾渗，“山有木兮，木有枝；”（山上有树丛，竹木有枝梢。）惿随河湖。“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您知道吗？我心里对您非常敬慕眷恋。） 越人是古代生活在长江以南广大沿海地区的一个大族群，文献上称为百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杨越、南越、骆越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指的就是这些族群。其语言一般认为与今壮侗语族有渊源关系。现代的遗传学研究也认为，根据百越群体的Y染色体数据，其起源具有整体性和共性，越人很可能是具有共同血缘的（参看李辉博士的论文《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载《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我国境内的壮侗语民族与境外的台语民族的语言相近，可以进行比较。以上，是国内学者释读《越人歌》的主要依据。 《越人歌》最早收录于西汉刘向的《说苑》卷十一《善说》第十三则“襄成君始封之日”篇。刘向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自幼生长楚地，祖上藏书丰富，家学渊源有自，淹通经史，谙熟掌故，成帝时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就是负责西汉皇家藏书的整理，借机通览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全面的典籍。在校书之余，为了“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刘向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编著了几部颇具故事性的杂著——《说苑》、《新序》、《列女传》——作为政治教科书呈献给汉成帝刘骜。书中记录了先秦以至秦汉时期许多流行于民间的故事、传说。这些事例的来源和出处，十之八九还可在现存典籍中探讨源流，互相参证；但有一部分却是早已散佚，文献无征，只靠《说苑》等书保留它一点遗文琐语，“襄成君始封之日”便是其中的一篇。需要明确的是，虽然 “襄成君始封之日”篇的原作者已不可知，但可以推断，刘向在记录这则掌故的时候一定参考了其他文献依据，只是可惜前人旧书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苑》保存了这则在文学、历史、语言学、甚至中国古代性学研究中都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故事和故事中的《越人歌》是极有意义的。楚大夫庄辛倾慕襄成君的美貌，提出了“把君之手”的非分要求，这种要求说明庄辛对襄成君有同性恋的欲望。襄成君的生平不详。而庄辛正是战国后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4年在位）朝的大臣，与屈原、宋玉是同时代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了楚都郢，一举占领了楚国的整个西部，襄王仓皇迁都于陈。当时楚军全线溃败，不再作有组织的抵抗。当襄王向庄辛请教如何收拾残局时，庄辛先给襄王打气：“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成语“亡羊补牢”即来自庄辛这句话。随后襄王封庄辛为阳陵君，命他守卫在淮北的楚地。在故事发生的时候，襄成君刚刚接受了楚王的册封，而庄辛还是大夫，还没有封君，故他对襄成君自称“臣”。古代社会的同性恋模式原则上是依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主动或被动的角色，因此庄辛的举动自然冒犯了襄成君的尊严，傲慢高贵的美男子自然不会对庄大夫有什么好脸色。为了说服襄成君，能言善辩的庄辛给他讲了鄂君子皙的故事。听完楚译的歌词，子皙立即领会了“榜枻越人”的情意，并欣然接受了对方的求爱。“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根据子皙做出的暧昧动作，不难想象他和越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讲完故事后，庄辛趁热打铁，进一步诱劝襄成君：“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与中原礼法不同，未受华夏仪教感染的南方民族——越族秉承的是原始质朴的人格观念，华夏族讲究尊卑贵贱，越人崇尚平等友好、无所尊卑；在恋爱问题上，越人的观念更不同于男女大防甚严的中原礼俗，男男间、男女间行歌坐月，桑间濮上自由交往，是极其自然的，自由的“野合”在越人看来是再正当不过的恋爱模式。越人虽然操持和中原音律不同的“野音”，但实际上他们的音乐素养很高，脱口成诵，发声成歌。词句亦洗炼、清新、隽永；句式随意取势，变化多样；韵律自由，节奏鲜明，错落有致；没有北方四字为句的诗歌方正格式的呆滞感。这也符合他们自由奔放、质朴率真的民族性。在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文化给予楚文化的乳汁之丰是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从青铜铸造到建筑形式、乐器样式，在楚文化的发展经历中，它所吸收的越文化因子之多，其他任何文化都无出其右。从大体上讲，鼎盛期的楚文化，已包含越文化在内，它与早期的楚文化判然有别。如果说早期楚文化带有明显的华夏文化胎记和原始的南方巫风的话，那么鼎盛期的楚文化“既摆脱了充溢于中原的纯粹理性的束缚，又没有被风行于南方的巫术引向粗野、低级的宗教狂热。而是表现了一种奔放、自由、强烈的情感，并在这种情感中沉淀了深邃的理性思维。楚文化这种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浪漫与现实高度结合的重要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如果说楚文化与越文化有什么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图腾崇拜上。上面说了，越文化因为是典型的江河文化，所以崇拜龙、蛇；而楚文化则是以凤鸟崇拜为特征。凤一向是楚人最受尊崇的灵物，它是楚人力量的象征。在楚人心目中，欲求魂魄升天，非凤导引不可。所以在舟船样式上，越人喜筑龙舟，楚人则偏爱把舟船雕刻成凤鸟的样子，鄂君子皙所乘坐的“青翰之舟”就反应了楚人崇凤的观念。于是对先秦时期生活在江汉大地的扬越民族的肖像，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描述：文身断发，错臂左衽，便于用舟，善铸铜剑，自由真率，多情善讴。那么也可以借此想象一下榜枻越人的模样了：他应该是乱发纷披，葛布短衫，身姿匀称矫健（常年操桨弄舟，在江河湖海讨生活，身材怎会不佳？），棕色的皮肤上纹着龙蛇的图案，眼睛深邃而大，他敢对着楚国的王孙贵族、自己所居地的封君、同时也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子皙当面倾吐爱意，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定是性格率真而执着，情感激切而委婉的多情男儿。至于他的身分来历嘛，鄂地是水乡，越人又擅长舟楫，最普通的可能，他就是鄂地的土著越人，被新募来为子皙驾官船，所以第一次看到美丽的子皙，就爱上了他。还有一种可能，楚吴、楚越间常发生战争，舟战占一定比例，《墨子·鲁问》便有记载。战俘沦为奴隶更是常事，榜枻越人或属水军，被俘后为官船船手，所以他不会楚语。第一种可能。设想一下下面的画面：在王子大臣、高官显贵的人群之中，于隆重的“钟鼓”国乐刚刚停歇之时，榜枻越人竟按捺不住心中的恋慕，起而续唱，歌声出人意表，以至满座皆惊、倾耳静听，歌意缠绵深情，动心摇神，深深地打动了簪缨鼎食的王子，成就了一段佳话。 现代学者研究古音对越人歌进行了翻译释读，但这些学者的释读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楚译。拿这些解读后的译文同《说苑·善说篇》中所载的楚语译文相比，不论从思想内容、翻译水平和艺术质量等方面，都相差很远，从译文的忠实可信的角度看，可能也不如楚语翻译。因为《说苑》的写作年代毕竟离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更近，而且“榜枻越人”是当着鄂君子皙的面“拥揖而歌”；而鄂君子皙也是当场“召越译，乃楚说之”。当地的越语翻译，毕竟要比几千年之后的人们更加了解当时越人的语言、风土人情和民歌传统等等。有的学者以为不受楚译束缚直接求诸民族语言，是客观的态度；殊不知那样一来两脚踩空，一切都只能是主观猜测而已。古人之译，虽是按楚人歌谣的格式来翻译，属于意译，但译文除按诗歌的修辞格式作必要的反复外，还是忠实于原歌词义的。不拿古译文当作按字译读时的校准器，这样的译读即便不致茫茫无际，也难免偏离本色。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就是：从译读结果看，这首显而易见的的情歌在诸位语言学家的笔下，成了一首“小人”或“小弟”唱的“谢辞”、“颂歌”，这样的译文与深挚缠绵的楚译很不搭调，而且也不吻合故事的语境。试想子皙怎么会拥抱一个唯唯诺诺、谄媚逢迎的低贱船夫，还把绣被披在他身上，“交欢尽意”？庄辛又怎么会引用一首谄媚颂词来为自己的求爱张目？在前面对越人歌的释读中，可以看到，郑张尚芳和周流溪的译读与楚译的面目最接近，特别是解读了楚译中比较难懂的两句：一，“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越语记音：鍖州焉乎秦胥胥），周译为“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我们用更直白的话来解释，这一句的意思应该为：“王子这么喜欢我，使我感到难为情。”二，“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这是楚译中最难懂的一句，英国的白安妮与台湾的卢元骏的翻译分别是：“My heart will never fail，for I have known my lord”和“我的内心虽然顽冥，幸而犹未自绝，因为我深深了解王子”。两种译文的出入不大，但读者仍然不明白舟子究竟要说些什么。郑张尚芳在论文中讨论了这一句。郑张译此句为“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这一句中的记音汉字“缦”字，泰文有“肮脏、褴褛、不整齐”的含意，是歌手对社会地位的自我鉴定。郑张认为，通过这一句歌词，舟子自述身份低微，与王子无法相比，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已的追求，所以才说“心几顽而不绝”。郑张的分析颇有道理，庄辛后来大发议论，比较襄成君与鄂君、他自已与舟子的地位，这一句歌词正是一条引线。周译为“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与郑张译文接近。参照郑张和周的新译，这一句的意思应该是：“虽然我的身份卑贱，却并没有灰心丧气，终于认识了高贵的王子”。所以从某种方向的解释来说，《越人歌》是一首对同性恋的赞歌。如上所述，庄辛对襄成君的爱慕属于同性恋的性质，而且其行为模式属于比较“另类”的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他不举其他先例而独引鄂君子皙与榜枻越人的故事为自己辩护，说明故事中的情景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关键问题上有对应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关键问题的对应包含三个方面：一，目的的对应，都是为了求爱；二，身份差异的对应，都是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三，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性别关系的对应。设想如果榜枻越人是女性，那么鄂君子皙的故事就是一个标准版的灰姑娘故事，这显然不符合“质同才予类比”的逻辑原则，何况低贱的女子向高贵的男子表示爱慕，从来都不被看作非礼之举，而是不折不扣的“韵事”，浪漫传奇的通例。由此得知，如果越人是女性，这个例证几乎缺乏说服力，襄成君又怎会心悦诚服的接受庄辛的说教？旧时一些学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不免先入为主的用异性恋导向解读歌词的含义，如梁启超《中国美文学史稿》云：“《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现在之所以可以断定梁启超对这首诗的 “性向”解释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在解读时，对故事的语境避而不谈。已经无法推断梁任公是忽视了逻辑推理的重要还是明知故错以坚持“性取向的正确”，但耐人寻味的是，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并不像梁任公这样“坚定直白”的解释为异性恋情诗。比如朱熹，他一方面对《越人歌》的艺术价值大加赞赏，称其“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余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甚至认为《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君子兮未敢言”一章，“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把《越人歌》定性为楚辞的渊薮；但另一方面又抨击“其义鄙亵不足言”，至于如何“鄙亵”却不置一词。当代学者的处理方式比较婉转，在赞美辞章之美的同时，含糊的说“这首《越人歌》‘是一首优美的民间恋歌’”（张正明），巧妙地规避了越人是男是女这个烫手的问题。又有学者虽然确认了《越人歌》的情诗性质，“其为情歌，恐怕很难否认”（萧兵），但又进一步推理：《越人歌》“如此柔软娇媚”，歌者应为越女。这个理由实在很无力，为什么柔软娇媚就是女性的专利？何况把《越人歌》的情调说成“柔软娇媚”也并不准确，《越人歌》的风格是融合了清婉隽永和质朴刚健的。还有很多学者开宗明义确认越人是男性，但对歌词的意义却忙不迭地纯洁化，以“谢辞”、“颂歌”目之，绝口不提情歌二字，比如正统文学史就常用这样的调子——《越人歌》反映了楚国人民和越族人民的友谊。其实，古代早有人把《越人歌》视为同性恋的文本。《艺文类聚》卷三十三部十七“宠幸”门录有吴筠《咏少年诗》一首，末四句云：“不道参差菜，谁论窈窕淑。愿君捧秀被，来就越人宿。”这是一首歌咏男色的诗，“不道”两句反用了《关雎》的成句，明显表示对异性恋的否定。后两句以肯定的语气用鄂君子皙的故事，诗人的意思是，希望那个美少年也能像子皙对待越人一样，捧上绣被来与恋慕他的男子同宿。由此可见，越人之为男性，《越人歌》之为同性恋文本，是毫无疑问的事了。众多学者对这个敏感的男男恋故事，或辗转腾挪的百般规避，或明知故错的“纯洁化”，虽理不可原，但情可以恕，毕竟环境如是，过分苛责也是不厚道的。海外汉学家比较少这方面的禁忌束缚，所以更早的明确了《越人歌》的同性恋情歌性质。1982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剑桥大学汉学家白安妮女士英译的《玉台新咏》（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by Dr. Anne Birrell），《玉台新咏》是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共十卷，收诗769篇，除了一首诗以外，其它诗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这首例外之作就是收入第九卷的《越人歌》。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情爱诗，而不是歌功颂德的庙堂诗。白安妮博士对《玉台新咏》中的同性恋爱性质的情诗格外关注，比如梁简文帝肖纲的《妾童》，还有就是《越人歌》。在汉译英过程中，白安妮女士明确提出《越人歌》是一首同性恋情诗的判断。1998年旅美学者康正果的《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在国内出版，在第三章《男色面面观》中，康正果对《越人歌》的同性恋性质作了令人信服的解读，上面的思路和言语很多就引自康书。如果说康正果对文本语境的逻辑分析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越人歌》的同性爱性质，那么自80年代一来，海内外诸多语言学家运用历史比较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对此诗32个越语汉字记音符号的释读，不但破译了“蛮夷鴃舌”的古越语，揭开了笼罩《越人歌》2000多年的神秘面纱，，而且无心插柳地从侧面支撑了这首情诗的同性爱性质。前面提到，《越人歌》是以两种歌体、两种文本并存传世的：既有越语的汉语音译，亦有楚民歌体的汉语译文；既是一首越歌原作，又是一首楚译越歌。刘向在记存歌词的汉语译意的同时，保留了生事之当时人们用汉字录记的越人歌唱的原音。西汉到现在已两千多年了，历代文人学者们对《越人歌》的译诗质量、艺术水平以及它对后来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数不清的分析和评价，但对于那个尤为难得的“蛮夷鴂舌”的越语原文，却几乎无人过问，更谈不上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未经翻译的越人歌原词为三十二字，翻译成楚歌后变了五十四字，其加工整理的痕迹非常明显。历史比较音韵学的发展为解读《越人歌》提供了新的可能。 [宋]朱熹《楚辞集注》：《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榜橙越人拥棹而歌此词。其义鄙亵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馀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 席慕容：在黑暗的河流上被你遗落了的一切，终于，只能成为，星空下被多少人静静传诵着的，你的昔日，我的昨夜。
现存的论文基本没有，给你相关资料，你可以把这些作为论据等整理合成一下就可以了，方言的害处 1。 不利于团结， 不利于沟通，严重影响中国凝聚力。各种方言把中国人分成了山东人、东北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强化了地域观念， 弱化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对地域观念的认同一旦超出了国家民族意识，就会发展到危险的分裂主义倾向。有时在同一场合和自己的同乡讲方言，而和其他人讲国语，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其他人被剥夺了听的权利)。使人感到明显的亲疏有别。就这样还有人说方言亲切。亲切了同乡，疏远了其他人。结果是不同地区之间严重不团结，现在中国人大多数能听懂普通话，却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方言是缺乏团体性，不善合作，是中国国民严重弱点的体现。有效的沟通是团结的基础。语言不通，怎么能团结？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有统一的意志！同是中国人，何分南方北方；同心要同语，莫讲南腔北调! 2。 降低了效率，在许多公共场所带来极大的不便。上海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用方言，经常有人坐过站。最可恨的是某些上海人自己不说普通话，别人一说就反感，甚至恶语相向。农村人讲得少还有情可原，上海这样的国际大城市里银行不讲，学校不讲（中小学一下课就不讲，大学上课还讲上海话，外地学生越来越少，上海人越来越多，有人声明没有上海人的复旦就不是复旦，最好都是上海人），政府机关也不讲，医院也不讲（除了长征长海军队医院），公交车上司机和售票员也不讲，本地报纸上有上海话，学生家长要求学校用上海话（已上报纸见2005年5月上海某本地报纸），上海的领导这样做到底要干什么？！ 同样的还有广东！（广东顺德有人打出谁讲国语就不卖给他东西） 3。 不利于平等观念的培养，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更不利于发扬民主与法制。经济发达地区以讲本地方言为荣，看不起落后地区，一听口音，欺生、歧视、故意卖给高价等行为就来了。加大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仇视心态。现在许多农民能讲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到了上海，仍有语言歧视，而言语不通，常常难以在短期内相互理解；出现争执，有时会出现中国各地常有的见什么人用什么处理办法，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潜规则；导致外地人常常吃亏。心态的失衡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谐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沟通，更需要平等互利的交往。方言的使用，不利于各地方文化交流，加大了各地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加重了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蔑视，反过来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更加不满。沟通不畅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相互对立的地区，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语言不通，民主成空。沟通不畅，平等无望！ 4。 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更不利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公民工业化素质提高。词语差异各地很大，有的已到了写出来相互看不懂的地步。没有能让90%以上人能进行语言的顺利沟通，就无法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就无法消除在各地方人民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甚至有越拉越大的趋势。方言对科技转化成生产力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上海某厂的工艺图纸用沪语写，结果博士看不懂，浪费了多少时间，错过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好良机。有的地方用方言拍戏，只能在本地发行，无法向全国推广，结果浪费时多少财力物力。做生意时有时名称双方不统一、难理解、误解，买卖双方的损失算下来是惊人的。IT行业的输入法，就因为方言问题，刚开始非要搞什么客家话，广东话、上海话输入法，结果是方言内部也是五花八门，标准无法统一，结果输入法只留下拼音和五笔，没人再用方言版了。可是多少开发费扔到水里了。企业信息化喊了多少年，一个方言问题，能让企业信息化只是镜中月，水中花。发展经济需要招商引资，发达地区要投资，不发达区要引资，要是坚持用方言，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让鬼子和老外钻了空子! 5。 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的风气。助长了腐败现象和官官相护。张口认老乡，认完老乡拉成帮，拉成帮来立山头，坑害国家坑害党；坑起百姓没商量。大量造成集体腐败。有些地方人大和政府，按口音形成了派系，有外来的一律打压，想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地方派系利益。对下曲解政策，对上遮掩民意；对中央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对抗中央。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的重要原因。历代中国当地人不得到当地做官，已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也是中国省级一把手难以直选的重要原因。 6。 不利于汉语的发展。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被破坏，就会造成语言的分裂和混乱。从而影响汉语的普及。更进一步会影响义务教育的实施。最严重的会变成文化的分裂，文化的分裂离国家的分裂还会远吗？ 我国很多地方文化特色其他地方人都不了解，最重要的就是缺乏语言的沟通。试想，导游用方言给大家解说，地方特色产品用方言做广告，岂不是自断财路，拒人于千里之外？可是，傲慢的上海人却用上海话做广告“为阿拉人民服务！”最终还是灰溜溜的撤了。用方言只能在自己的小胡同里坐井观天，狭隘的心胸只会排外。 7。 无法发挥汉语思维速度快、造词迅速的优势。削弱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方言词汇太多太杂，光妻子就有N 种说法，专业词汇要是也有这么多叫法，非把学子们累死不可。外国人学汉语，方言会严重阻碍他们学习的兴趣，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给鬼子以可乘之机，会导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孤立。大大影响中国的软实力。试想，老外们辛辛苦苦学会了国语，却听不懂南腔北调，怎么让人家做你的知心朋友！英语内部虽说也有分歧，但相互可以听懂是没有一点问题的。而汉语，相互听不懂的方言，恐怕就有几百种。虽说讲汉语的有13亿，可只有一半会讲普通话。本来是语言优势，却因为方言变成了劣势。让中华文化成为影响世界的力量，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凝聚起统一的力量！ 8。 会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迷茫，我是**人，还是中国人？更不利于培养公民精神。很多地方的人，认同家乡比国家更强烈。这种倾向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敌。（连鬼子都知道，不信去找中岛端的著作）许多人出国，就是缺乏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坚强的民族意识。 倭寇中岛端认为在他看来，对中国人而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能。原因是，“支那人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 盖支那人之爱国心，不如爱省心，爱省心不如爱乡心，爱乡心不如爱家心，爱家心更不如爱己心之深而痛切也。非谓其全无一份爱国心，全无国家之观念，虽曰有之，然不过仅一分而已。（《〈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上编第84页）鬼子就要根据方言想把中国分割成七大块，可见其阴险毒辣之至。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的原因之一就是方言。不少人打着保护文化的名义搞地方保护主义，在政策上对抗中央。到了国外，好多人不说自己是中国人，是某某地方人。更有甚者如陈水扁之流借推广闽南方言搞台独。国家(nation-state)意识与国语(national language)意识是有紧密关系的nation-state formation之前只有官话(koine)没有国语(national language)。语言、民族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等同关系，你否定了汉语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汉族的统一性，这在政治立场和民族感情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提议推广方言者与陈水扁之流是一丘之貉！ 9。 不利于统一大业，不利于反文化台独。人家爱国台胞国语讲得中规中矩，你却嘴上流脓，肚里阿拉，脚下捣浆糊，人家能认同你吗？统一大业不仅要靠武力，更要用文化，用中华文化统战，要让世界认同中国是真正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才能让相当多的台湾同胞产生认同。要警惕有人用语言文化搞台独，典型的例子就去中国化。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用闽南话方言代替国语。同样我们也要警惕有人用其他方言搞其他地区分裂。近代历史多次出现军阀割据，就是以省份方言区别的，导致中国长期不统一，使鬼子侵华有可乘之机。 10。 不利于改革教育。上海人把沪语写进课本，如果其他地方也要求也这么做，那么我们的孩子将来说的，写的是一种什么语言？这已违反了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相关法律。如此胡作非为，我国本来脆弱的教育体系会面临崩溃的危险！现在的普通话依靠教育、媒体在苦苦支撑，一旦打破这个体系，普通话岌岌可危！试想让穷人的子弟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用本地方言考试把人家路堵死了，教育残存的一点公平也荡然无存！上海等地已出现了普通话的生存危机，学校下了课，很多学生在讲方言。讲方言成思维定势后对于复杂的逻辑思考不利。很多新词汇用方言无法表达，很多新概念用方言解释只能是如坠云雾。
方言怎么了~?方言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
方言与中国现代文学初论【内容提要】 普通话写作建构了现代文学的特定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方言作为规范之外的文学话语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从非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生命的角度与世界对话，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随着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方言可能终将会蜕变为民族“共语”而不是“独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及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的确立，使汉语的现代化写作被纳入特定的轨道，同时也反射出言说方式与汉语写作可能性的彼此限定又互相丰富的联系。方言作为此种规范之外的话语形式和文学语言资源，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以语言的自由态势对逻辑语法权势及各种语言定规以冲击，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同时它作为人类最鲜活最本己的声音，是对遮蔽存在本真的所谓“文明之音”的解蔽。以方言为语言形式，无疑是文学倾听大地、回到本原的一条便捷之径。 一 海德格尔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①。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已有众多学者作家对此有明确认识，如胡适就认为它是最自然的语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②；刘半农认为它有“地域的神味”③，张爱玲认为它有“语气的神韵”④。但这些都仅是从方言的外部特质来说的，就其本质而言，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经由政治、伦理、逻辑、技术严密修整过的书面语，即所谓的“文明”“文化”之音，容易造成对生存本真的遮蔽，而方言作为自然之声音，是解构“文明之音”的赤裸之声，它与地域、时间、人贯通于一。 方言是人类直接面对大地、山川的语言。在德语中，表示方言的词是mundarden，字面意思是“口型”，而口以及我们整个的有机体，都联系着大地，方言是来自大地的自然原始之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方言中各各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就是大地。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与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⑤大地、地母是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意象，大地的语言就是生存的语言，是自然涌现的语言，是呈现存在本身的语言，是对技术架构的批判语言，是对于一切非存在的消解，对一切非本真的解蔽。方言是地域、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方言的大地之音让世界显现，并随之生长而互相协调。方言还是终有一死者的人的生命与大地的自然联系，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魂之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它以一种强大的地域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学的主题和灵魂，决定着文学的讲述方式、叙述腔调，它全面渗透到人物的行为、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中，它召唤出形象、思想、氛围与色调，是使一切生长并丰富起来的催化剂。反过来，地域如果不以方言的形式呈现，它的形色声音就要逊色许多。因而可以说，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文学主题，如川籍作家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老舍也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而当他写一个年轻女人的内心独白如《月牙儿》时，他就不好再使用北京方言而运用普通话。 一方面，地域通过方言说话，地域在语言里传达自身，呈现风土人情；另一方面，方言诉说着土地、地方，而且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这里的时间具备双重指向性。首先是一种即时性时间，是人物、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方言是如此紧密地与人群之口相联，而人群之口归属于大地的流动和生长，因而方言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研究者往往可以借助小说中的方言，来考证作者的地域和年代，如《金瓶梅》。又如在沙汀小说中，大量特殊的方言词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社会的产物。其次，方言又与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根生即原生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言联系着人古老的传统性以及当下时代的遥远历史，在方言的深处沉淀着时间，居留不前的时间。正如海德格尔所宣称，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达，曾在者并不是过去之物，而是本质现身者的聚集。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曾被楚国无情杀戮的汩罗江地区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可见由于方言语词在不同时间中的重叠和延用，地域封闭性的沉静不变，人类便仿似在时间和历史中占有了一种无限度延续的影子，而这正是沉潜着的人性，由地域文化和历史所书写出的所谓民族根性就沉淀在语言和时间之中。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最经常被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话是：想象一种语言就等于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方言正是以特定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具体的人的存在，而认识人类正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的。在方言文学中，人物不仅没有失掉普遍意义，而且能长久地刻在读者的心扉。譬如提起《海上花列传》，我们就会想起那些持着吴侬软语、能言善辩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周双玉；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 二 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的概念，即“殊方异语”。西周的金文铜器铭辞是我国最早的正式的文学语言，周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周以王畿一带方言为标准，确定“雅言”，其铭辞作为官方史录用的是“雅言”。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今《史记》载李斯的《谏逐客书》和《上二世书》，以及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都是当时文言文的范例，当时的方言作品却很少记载和留存。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是用当时越地方言所唱的民歌，可能是最早的方言作品，但已有论者指出《越人歌》也可能是非汉民族语言，并不是方言。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明清白话小说多用方言土语这个传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随着传统文学形式的取消而中断了，经过欧化改革的白话和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共同体的确立，使文学语言形式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一方面给文学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压抑了文学语言的创造与生长。虽然新文学伊始，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言文一致”的文学语言观也从理论上着重于民间口语的发掘，胡适因注意到黄遵宪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而竭力想提倡方言文学，要求作家在使用白话时不避俗字俗语，充分采纳各地的土话以及大胆的方言化，周作人1923年提出“乡土艺术”也倡导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但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实际创作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以方言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方言俗语只是点缀式的出现在部分乡土小说的对话语言中。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方言从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使用到新文学有意识地提倡，它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特殊审美性和合理性已得到充分的理论铺垫，方言写作成为正式的书写方式得到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与写作策略，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被强调的。这种理论倡导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到呼应，并在中国文坛烙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它是以老北京方言、四川方言文学为代表的，其成就卓著的作家有老舍、沙汀、李人等。这些作家对方言的运用不再是原声原字不加修改的记录如《海上花列传》中的吴地方言，令外地读者一筹莫展，也不是新文学伊始为增添小说乡土气息或增强人物乡土性的语言点缀；而是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却又不失原味，保留了方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思维逻辑，收拢地域的声色气味化为某种独特的“腔调”，成为不单单是字词语法排列的特定方言模式。这一文学样式成果显著，有《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各地方言创作不断得到提倡。如1947年华南地区兴起方言文学运动，194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次年模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样式发起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与推广的运动，并发表了一些粤语小说及诗歌、杂文。此时方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茅盾、郭沫若等人空前强调，方言上升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⑥。 建国后文坛以方言入文者不乏其人，较著名的有京味文学的后继者邓友梅、刘绍棠、王朔，及带有山西方言的赵树理。方言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寻出几个方言词汇来。但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以方言来思维，以方言来作为文学作品特定“腔调”的作家作品却愈来愈不多见。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大都将方言作为一种寻根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他们对大众语包括方言土语的运用有这样的自觉，即“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⑦。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品格的内涵上下功夫，却很少能从语言本身着手，将一种语言深入骨髓并自由地表达出来。一直致力于发掘民族性和民间精神的莫言、贾平凹等声称能将所谓的民间“声音”与现代形式相结合，如莫言自称《檀香刑》采用秦地“猫腔”的形式，颠覆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但实际上《檀香刑》在语言内容上都不能表达“猫腔”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郜元宝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檀香刑》刻意依赖一种非欧化非启蒙的语言，以牺牲文字来简单化的模仿所谓的“民间声音”，因而它所标榜的“民间气息”和“纯粹中国风格”是有某种误区的⑧。贾平凹的《秦腔》也同样如此。相比较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色地转化了传统方言小说的形式，方言成为韩少功进入个体内心世界和讲解社会变迁图景的维度，通过对湖南马桥方言的阐释，透射出语言、历史、人的一体化。诗人于坚也曾撰文提倡口语或方言写作，他认为当代诗歌分为两个向度即普通话写作和受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只有后者才能够真正实现陈独秀的“三推倒三建设”的主张和胡适的文学“八议”，以方言为血脉的口语复苏了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现代汉语与传统相连接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恢复了汉语与日常事物的本真联系，使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本体地位。但这种真知灼见在时下文坛由于种种因素难以得到呼应⑨。三 《圣经?创世纪》讲述道：挪亚的后代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支系，他们决定在巴比伦建一座通天塔，因为语言、口音相通所以进展很快。但上帝认为语言一致使人类有了接近自己的狂妄，于是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人类因而分裂成不同的部族，通天塔因为纷争而停止。巴比伦在希伯来语中即“变乱”的意思。这个故事似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寓意，即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如果说普通话创作能体现文学的公共性、广泛性及流通性，那么方言创作则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包括区域个性、文化个性、主题个性、形象个性、思维及行为个性等）。方言的“私密性”令特定地域的人对之感到亲切与甜蜜，将之应用得丰韵传神，对此外的人群而言，又会带来陌生的惊喜和意外的生动。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方言作为语言形式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背道而驰。现代文学是要体现人性的永恒，表达人生的抽象意义，而方言所要提倡与强调的正是人生的特定性、民族性。这似乎表明方言也具有某种局限性，例如它在增加文本意蕴及鲜活性的同时，限制了文本的现代性内涵。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殊途同归，因为文学的最终本质就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恒久性目的。因而方言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方言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方言作为一种对话语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为增强其生动及生活性会常常采用方言），但整体性的方言叙述在现在看来，是有生产的危机。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文化和文学逐渐走向一种一体化的大同世界。从“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目的就是要创造和规范一种“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文言和方言土语都是要被超越的对象，所谓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乌托邦最终只是以建立欧化普通语的主体地位了事。同时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形式的纯粹意义在文学理论界从未被真正理解过，它受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包装，承载了较多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建国以来，普通话的强制推广，无形中又挤压了方言的话语空间。胡适曾指出：“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⑩但事实恰恰相反，目前吴语文学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打击。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上海方言的广播、电影电视、话剧、歌曲磁带一度也不获允许，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遭受这种待遇的方言还有很多。这种人为的强制措施必然使方言文学和地方文化同时萎缩。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也使方言以及整个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地界的消失及民族国家单一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以及超空间的团体如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一个消除差异性、个体性和民族性的“地球村”在逐渐形成，这对于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方言创作有着极大的威胁。但一个引人惊奇的现象是：在方言文学衰落的同时，方言艺术如方言影视、小品、戏曲说唱之类却频频出现，例如赵本山的方言小品和影视的流行几乎使得东北话成为一种时髦。这一方面证实了方言能表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大潮中对方言的浅尝辄止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也使方言艺术成为一种噱头，使之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奇货可居”而成为卖点。 除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方言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操作的困难和创作者自身条件的不足。如何以一种“乡气”、“土气”的方言形式来达到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如何将随意性较强的方言转化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形式，如何将不具备广泛流传性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文学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方言的个性与文学的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会产生一个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悖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就在《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一文中列举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的诸多困难。同时，经过严格的普通话教育和熏染的个人，已经离方言的故乡很遥远了。方言的气息、韵味对所有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因而在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深味某一种方言的内蕴并出色地表达出来，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无论语言风格还是遣词造句，文学语言都可以被成批地“仿制”与借鉴，但方言却较难复制。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使外省人几难卒读，张爱玲将书中苏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却使小说韵味尽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不得不让所有演员都说苏白，以呈现原著的原味。 可以说，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面前，方言最终将蜕变为一个时代的“共语”，而不是“独语”，时下的方言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压迫下处于一种极度匮乏的状态。卡夫卡曾无比忧心地说过：“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 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11具有无穷欲望的人类能否做得到这一点，却是个大大的疑问，因而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在将来能否存在，也就成了一个真问题。 注释： ①⑤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99、20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版。 ②⑩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5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④张爱玲：《〈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识》，《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⑥见茅盾：《杂谈方言文学》，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静闻《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方言文学》，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 ⑦王安忆：《我读我看?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郜元宝、葛红兵：《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大家》2002年第4期。 ⑨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5?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卡夫卡：《箴言——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卡夫卡文集3》，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知不知？译文：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我驾着小舟在长江上漂。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我竟然能与王子在同船泛舟承蒙王子看的起啊！不因为我是舟子的身份而嫌弃我，甚至责骂我。我的心里如此的紧张而停止不住，因为我知道他居然是王子！山上有树木，而树上有树枝，可是我的心底这么喜欢王子啊，王子却不知。著名诗人席慕蓉有一首诗《在黑暗的河流上》，是读《越人歌》之后而作，我个人认为，在《越人歌》的词条里也应该席慕容的把这首诗附上。诗中的每一句都好似能说到人心最柔软之处...。有关析解：著名诗人席慕蓉有一首诗《在黑暗的河流上》，是读《越人歌》之后而作，我个人认为，在《越人歌》的词条里也应该席慕容的把这首诗附上。诗中的每一句都好似能说到人心最柔软之处...。《越人歌》中国古代使用壮侗语族语言民族的古老民歌。《说苑·善说篇》记载：公元前528年，楚国令尹鄂尹子皙举行舟游盛会，百官缙绅，冠盖如云。在盛会上，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一位懂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中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子皙被这真诚的歌声所感动，按照楚人的礼节，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庄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据语言学家研究，《越人歌》的语言可能与壮语有系族上的关联。因而也可以说它是一首古老的壮歌。《越人歌》清楚表达了越人对鄂君的感戴，说明楚越人民的亲密关系。这首诗在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及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一定价值。关于《越人歌》，有两种说法：其一：《越人歌》相传是中国第一首译诗。鄂君子皙泛舟河中，打桨的越女爱慕他，用越语唱了一首歌，鄂君请人用楚语译出，就是这一首美丽的情诗。有人说鄂君在听懂了这首歌，明白了越女的心之后，就微笑着把她带回去了。其二：这是一首中国古代使用壮侗语族语言民族的古老民歌。公元前528年，楚国令尹鄂君子□举行舟游盛会，百官缙绅，冠盖如云。在盛会上，越人歌手对鄂君拥楫而歌。一位懂得楚语的越人给子□翻译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中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子□被这真诚的歌声所感动，按照楚人的礼节，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庄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
很多人对《越人歌》中表达的情感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些诗的内容表明了其所表达的是同性之间的恋慕，那么《越人歌》表达了什么情感？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1、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表达了越人对子皙的那种深沉真挚的爱恋之情。其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一句最为经典，后来楚辞中的“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被认为是借鉴了其“兴”的修辞手法。 2、 《越人歌》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是中国最早的翻译作品，体现了不同民族人民和谐共处的状况，表达了对跨越阶级的爱情的抒歌。 3、 这是一阂诉说与心目中爱慕对象同舟，欣喜若狂又战战兢兢，不晓得如何安顿自己心情的古代歌赋。相传鄂君子皙泛舟河中，打桨的越女爱慕他，用越语唱了一首歌，鄂君请人用楚语译出，就是这首美丽的情诗。 关于《越人歌》表达了什么情感的相关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了。
（接着说） 关于同性之间的相惜相恋，也有荡气回肠的传说。但总归没有异性之间的爱恋令人憧憬，体现生命的蓬勃与美好。 所以，以下表述尽是关于异性之恋。最早认识《越人歌》，是在冯小刚的电影《夜宴》上，周公子饰演青女，她无望地爱着太子无鸾，甘愿为无鸾付出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青女涉世未深，纯净如水，因情而生，为爱而死，她无限寂寞又心存希望。饮过毒酒之后边歌边舞，“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歌声如泣如诉，充满渴望与寂寞，令人怆然泪下。虽然只是配角，但周公子的演绎给单恋做了最好的诠释。冯小刚也曾表示，青女这个角色是整个影片的呼吸。但未来太子妃青女的爱情，注定是求而不得的。 因为太子是无鸾。传说，世上有一种鸟，叫青鸾，是为爱情而生的鸟，它们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只青鸾。 它有世上最美妙的声音，但是它们只为爱情歌唱。所以，青鸾也被用来引申为爱情。 可是，无鸾，就是没有爱情。 至死，无鸾对她未曾动情。电视剧《花千骨》里，花千骨暗恋师父白子画，于是将此诗写于诗帕之上，她只写了一句“山有木兮木有枝”，等待师父读到，然后接出下一句，就会明了自己的心意。与此诗相似的诗句有很多，列举几首。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君朝与暮。——乐府《古相思曲》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白居易《浪淘沙》 前尘往事断肠诗,侬为君痴君不知。——苏轼《无题》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杨枝词》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李之仪《卜算子》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王实甫《凤求凰·琴歌 》基本上都是关于暗恋的，隐秘、苦涩、无法言说。 这种隐忍的情感打动了很多人，传颂到如今。 关于《越人歌》，当代诗人、散文家席慕蓉也曾以诗歌进行了诠释和续诗。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可能更符合大众的想象。 原诗很长，这里只选后半部分。在黑暗的河流上（节选） 席慕蓉 我于是扑向烈火 扑向命运在暗处布下的诱惑 用我清越的歌 用我真挚的诗 用一个自小温顺羞怯的女子 一生中所能 为你准备的极致 在传说里他们喜欢加上美满的结局 只有我才知道 隔着雾湿的芦苇 我是怎样目送着你渐渐远去 当灯火逐盏熄灭 歌声停歇 在黑暗的河流上被你所遗落了的一切 终于 只能成为 星空下被多少人静静传诵着的 你的昔日 我的昨夜说起来，王菲的《传奇》也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众生皆苦。 暗恋是苦苦的甜。
你早知结局却不曾叹息，人世苍茫浮沉而去。 《越人歌》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网络流行语录66句,欢迎大家阅读。 1、写封信给我，告诉我你离开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2、回忆是夜的伴侣，陪伴孤寂，翻开记忆，带着缕缕牵挂、丝丝思念，在这静谧的夜色中想你，心情被寂寞点击，快乐没有消息，只因想你，想你，想你。 3、当我们仰望星穹，那些所看见的星辰，很多都早已坠落了，璀璨的光芒只是它们传递了几千光年的残影。终有一天，我们和这个世界都会毁灭，但至少我们应该在毁灭前燃烧星辰一样的光芒，告诉这个孤独的宇宙，我们曾经来过。《光年》 4、如果是朋友，我要你记住，在我面前，你没有伪装的必要，也没有逞强的必要。 5、那一瞬间，我觉得世界似乎归于原始，一切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包括离开，或者是留下。只要人对过去有着流连，那麽面对未来就会比较软弱。可是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春天再逼进，也无法阻止下一个冬季的来临。 6、这世上总有一个人是你一经遇见就再不能割舍的，只是大多数人一生都没有遇到，就以为不存在。 7、我走，在有笑容的时候，请把我表情看透。 8、只是，我们还是陌生了，终于在时光中陌生了。 9、早晨，家是窝在被窝里的温暖；中午，家是饭后父母的唠叨，黄昏，家是你我匆忙赶回的地方。国际家庭日，走进温馨的港湾，走进我们的家，感受家的温暖，体味亲情的幸福！ 10、人的一生可能光辉灿烂，也可能黯淡无光，青年的青春是火，一定要雄雄燃烧起来。即使只是一滴水，也要去滋润禾田，即使只是一根草，也要去装点地面，即使变成一捧黄土，也要育出鲜花美化庭院。 11、简约不是少，而是没有多余。 12、天上明月寄相思，地上汤圆寄团圆，又逢一年元宵节，温馨祝福送心田；健康吉祥送给你，愿你梦想都实现。 13、立春养生有禁忌，分享给你请牢记，香蕉和梨不宜吃，寒气聚集致脾虚，春捂有度不过汗，根据气温添减衣，不宜过早穿单鞋，腿脚保暖护阳气，雾天尽量别锻炼，有害物质伤肺气，温馨关怀送给你，快乐安康身边聚！ 14、世界太大，生命太短，要尽量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才对的起自己。 15、批评还有一个兄弟，那就是说教。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肆意评论人。 16、我没有自责自己，也不怨恨生活，更不愿尝试将你忘记，因为世上的许多悲伤并不是我一个人所拥有的。 17、我们不断敲开别人的房门，或是迎接敲门的人，许多人，许多人，只是记忆中的过客，我们能否长住彼此的心房？ 18、我只不过……想再见她一次！ 19、流水不因石而阻，友谊不因远而疏。一年的学习生活、同窗苦读、朝夕相处，使我们结下了不是兄弟姐妹胜似兄弟姐妹的同学深情。让我们一起分享这美好欢乐的时光，让我们珍惜这次难得难忘的相聚，重叙往日的友情，倾诉生活的苦乐，互道别后的思念，尽享重逢的欢乐和喜悦。虽然相逢是短暂的，但友谊是永恒的。 20、你会发现，努力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和名誉，最重要的是，它让你认清自己，让你看见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一面。 21、感谢你踏进我的生命里，感谢你给予的无奈与欢喜。这一生，我热爱那些所谓的繁花似锦。独你，占据我心底，我愿能知你，懂你。 22、如果，有醒不了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让世界是世界，我甘心是我的茧。 23、岁月流逝，坟墓只是一个关口，有一天，我们都会相叙，我想你明白，最美好的爱，是成全，成全去寻找你的快乐琐碎的生活，也是爱情的一部分。 24、新春到来乐淘淘，祖国山河竞妖娆。大河上下歌滔滔，长城南北秧歌跳。家家团圆喜乐笑，人人幸福待春到。再也没有烦和恼，快快乐乐如意绕。祝新春合家团聚，幸福美满，快乐逍遥！ 25、最上面的眼睛，告诉我们，无论什么环境，请放眼期待前方的光明；最下面的双脚，告诉我们，脚踏实地，才能更好的远行。早安！ 26、秋风送爽，传递祝福。一祝福：祝你身体好；二祝福：祝你工作好；三祝福：祝你生活好。朋友，清凉微笑，秋天过好！ 27、在《四美图》中，我比任何一部作品学的东西都要多！ 28、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难的是什么，就是面对自己。 29、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很苦，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的流成热泪。 ——宝贝娜娜 《浅色记》 30、老公：虽然你经常说我乱花钱，但是我知道你已经很迁就我了。 31、也许，多少真假也无关重要。在爱情里，有多少人自问由始至终都是百分之百的真，从来没有修饰过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谎？那百分之三的假，只是想把对方永远留在身边。 32、你看看你们排面想什么样，像蛆一样！ 33、所有道理，我都明白；所有恶果，我都清楚，但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 34、教学设计的`双重扭曲在于从教法入手而困于教学内容。着眼于教师的教而较少顾及学生的学。 35、有些证物不一定在证物房的。 36、人如果太绝情，老是理性地慧剑斩情丝，未免太乏味了，像是不良的导体；但若是太自作多情，每次发生爱情就闹得天翻地覆，酿成悲剧，又太天真了。爱和美不一样，爱发生于实际生活，美却要靠恰好的距离。水中倒影总比岸上的实景令人着迷。 37、春去花不语，春来花还发，不信花有信，红影满风沙。 38、人长大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那种亲妮和友爱里，含着分寸了。 39、为什么要争胜负？如果感情可以分胜负的话，我只知道，从一开始，我就已经输了。 40、而爱情，本是一种时间现象，情书就是他最好的表征。既然时间的伸延状态消失了，爱情还会存在吗？《我执》 41、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是免费的。像所有的一般规律一样，这句话既对又错。 42、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 43、陈子柚一直坚信，生活如雾中的晨曦，纵然前方迷茫，但终有光明与希望。《晨曦之雾》 44、我从未见过死去的金鱼，死去的金鱼是如此丑陋，从美丽到丑陋，仿佛是一个狡诈的骗局。《河流的秘密》 45、人总有一种信念，不肆意，不张扬，可只要你一提及，我便红了眼眶。《他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 46、有一种小孩，从小不被人理解，每天叽叽喳喳看似活泼，却是最不会表达内心的人。《少年》 47、在全世界遗弃他之前，他已经把全世界遗弃了。 48、男人的苦难是一样的。 49、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爱情。但我想我们需要供养得起爱情，如果我没有能力提供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怎么对得起爱情？喜欢一个人是需要底气的。" 50、没有，我只是抱着很平和的心态，你来，我信你不会走；你走，我当你没来过。人总是喜欢提着袋子，边走边拾。一路上拾起无数不想要的东西。可当遇到真正想要的东西时，袋子已经装满了。（任楠同事李） 51、我这一生所能够拥有的，关于你的回忆，在几十年的人生长河里，毕竟只是零星。 我知道我还要一个人独自活很久，在没有你的状态下活很久。见不到你，听不到你的声音，痛苦难过的时候也无法拥抱你，但我知道你永远在那里。 我不愿再惊动你，我以静默作为代价，换 得你 长长久久地留在我孤独的生命里。 ——席慕蓉 《槭树下的家》 52、我们的父母是恒星，我们回家他们永远是在的；我们的朋友是行星，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去，但是他们也是天空中的星；在我们的生命中擦肩而过的，一些可能在今生你再也不会碰到的人，我将他们叫做流星。 53、生物吃着其他生物生存下去，对吧。它们（植物）倒是不同。不想死的话，就有吃。吃的话，好吃的才行。好吃吧？好吃得让人为难。 54、感情的事儿我不懂，但我知道，无论做什么事，努力，就有机会，放弃，就一切都是零。 55、二十九岁的女人该是什么样子？就像一朵蔷薇，开到极盛的那一刻，每一片花瓣都舒展到极致，但下一刻就是凋落。 56、人，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有。想不开，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难为自己，何必呢？对生命而言，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还是接纳一个人的从此不见。 57、有些东西，得不到，才一直追求着。有些东西，追不到，才一直渴望着。有些东西，求不到，才一直固执着。 58、绮罗香，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 59、不要用显微镜放大你的孤单。 60、差不多也该从撒娇的毛病毕业了吧？不然你真的会亲手伤害到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哦。 61、有出息的人付给银行利息，没出息的人才眼巴巴地坐等着收银行利息。 62、一个老人的离世，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 63、别的大夫为什么能哗哗哗出那么的论文那都是注了水的，东拼西凑凑篇数有意义么？ 64、抱着善意去敲门，必见乐意来开门。 65、好的爱情干系不是一下子就成立的，它需要时间，耐性，尚有两个真心想在一起的人。 66、不接洽，是因为你的冷漠汇报我打搅到你了；不主动，是因为基础冲动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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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中西方广告创意水平差异刍议
52、中西方管理者收购差异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建议
53、中西方古代哲学思维的差异及对音乐的影响
54、中西方古代对天体变速运动的认识差异
55、试论中西文化差异与对外汉语教学
56、求职网络的性别差异:以失业群体为例---兼论社会资本的中西差
57、浅议中西古典园林的起源及差异
58、谈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
59、浅谈中西绘画的差异
60、中西选举制度的差异及其相关性
优秀 商务英语 本科论文题目
1、商务英语的特点及翻译技巧
2、商务英语函电翻译技巧
3、商务英语学习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4、国际商务谈判中应注意的文化因素
5、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冲突
6、试论普通英语与商务英语的差异
7、商务谈判中的语言艺术
8、试论文化因素对商务活动的作用
9、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10、从文化视角比较中英文广告语言
11、国际商务英语信函话语分析
12、经贸英语的语言特点
13、浅论经贸英语的文体风格
14、经贸英语的语体特点与翻译
15、英语在商务活动中的作用
16、经贸英语在中国加入WTO后的新趋势
17、商务英语学习中的文化习得
18、浅谈如何有效学习经贸英语词汇
19、文化习俗与跨文化交际学对经贸英语学习的影响
20、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21、试论文化导入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22、中英文广告传播之语言特色及跨文化问题
23、商品译文的品牌形象对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24、试论商务英语写作的简洁礼貌原则及写作技巧
25、现代商务英语书信的写作风格和语法特点
26、从修辞方面浅探商务英语的语言特色
27、商务英语书面语篇词汇特点分析
28、从语境角度分析英汉互译中语言的得体
29、商务英语函电的文本特征
30、经贸英语合同的语言特色
31、商务合同英语的文体特征分析
32、经贸英语信函话语基调分析
33、中西文化差异与交际障碍
34、试谈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35、文化差异对经贸英语翻译的影响
36、经贸英汉互译中的矛盾与对策
37、经贸英语词汇特点与翻译
38、根据词义和逻辑关系谈涉外经济合同的翻译
39、商业 英文书信 所使用的 词语分类 浅析
40、一些普通词汇在经贸英语中的特殊意义及翻译
41、常用名词在经贸英语中的语义变化特征
42、浅谈经贸英语会话中的言语交际技巧
43、论国际经贸活动的语言交际技巧
44、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言语交际体系研究
45、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的影响
46、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差异
47、试论广告英语的语言特点
48、关于网络广告英语与报刊杂志广告英语词汇比较
49、商号、商标、公司名称等的翻译?
50、商标名称的美学特征及汉语商标名称的翻译
优秀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1、航海英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义
2、医学检验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
3、“微时代”下的军事 医学英语 微课教学研究
4、浅析中医五行学说一些术语的英译
5、传统美学视角下的 散文 翻译中情感美的传递
6、目的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两个英文译本为例
7、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翻译研究价值——以《穆斯林的葬礼》为例
8、《长恨歌》中认知隐喻的翻译
9、高罗佩《武则天四大奇案》英译之诗学探析
10、诗歌翻译中的“意、音、形”之美——唐诗《江雪》四种英译的对比分析
11、《红楼梦》角色姓名“归化”译法探究
12、论戏剧翻译的可表演性原则
13、《越人歌》的审美再现——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
14、早期西方汉学家英译《聊斋志异》中的跨文化操纵
15、“西语哲”视域下的英汉 句子 形态的差异及启示
16、中英文日常交际用语的差异探析
17、网络环境下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初探
18、基于图式理论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听力作业设计研究
19、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研究
20、高校英语教学中目的语文化的渗透和本族语文化的回归研究
21、新课改下高校 教育 硕士(英语)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反思
22、中小学英语衔接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23、信息技术与高校英语教学整合研究
24、探究基于计算机辅助模式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情感因素
25、开元数字化平台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理论
26、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教师课堂话语的互动特征分析——以实习教师课堂为例
27、西部农村中学英语写作在线同伴反馈和教师反馈的对比研究
28、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自主学习生态化研究'))));基于网络的高职英语自主学习生态化研究
29、小学英语课堂激励 方法 的应用策略研究
30、高中英语以读促写的“读写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究
31、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语体特征多维度对比分析
32、MOOC下的中国职业英语教育改革探索与应对
33、初中英语教学策略初探
34、西北地区初中生英语自主学习浅见
35、浅议小学英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
36、试析模块教学法在中职酒店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37、英语词汇增长路线图理论研究
38、语法及语法教学:从知识到技能的转变——D.拉森-弗里曼的语法观及语法教学刍议
39、周作人的直译观及其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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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论翻转课堂模式下英语课堂提问策略的转变
42、支架式教学模式对中职英语教学的启示
43、基于“输出驱动假设”的警务英语教学策略研究
44、跨文化交际意识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
45、从目的论视角浅谈英文电影片名中译
46、浅析英语新闻标题的翻译
47、论《论语》英译中的语用充实
48、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以《论语》英译为例
49、英美影视作品中“神翻译”的定义及方法探析
50、电影片名翻译的跨文化解读
51、“讨论”与“演讲”相结合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践
52、单词 配对 法对双语词汇翻译的影响
53、素质教育视野下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资本开发与学生英语学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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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语境中语块的加工及其影响因素——以中级汉语学习者为例
56、激发和培养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之管见
57、浅谈如何提高小学英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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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平行文本视域下的企业简介汉英翻译策略研究
60、文化差异的导入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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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怎么了~?方言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
刘向书中对歌词的古越语记音用了三十二个汉字，如下：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楚译人把它译成“楚语”（即姚先生说的楚地汉语），用了五十四个汉字，“词采声调，宛然楚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越人歌的古音释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多家学者均有研究。 诸家的解读各有不同，但对某些词的解释，如“滥”（*gram）对应“夜晚，夕”；“昭”（*tjau）对应“王子，君”，各家都是一致的。几位国内学者所作释读，虽然翻译内容有别，但使用的方法却是一脉相承的，即使用侗台语族语言进行比勘。限于篇幅，无法将译文一一列出，并比较其中不同之处，以下列出在国内外影响相对较大的郑张先生的译文，供参考。第一句：滥兮抃草滥——夜晚哎，欢乐相会的夜晚。第二句：予昌枑泽，予昌州——我多么害羞，但我善于摇船。第三句：州鍖州焉乎，秦胥胥——摇船渡越啊，漫长悠悠，高兴喜欢。第四句：缦予乎，昭澶秦逾——鄙贱的我啊，蒙王子殿下欢喜结识。第五句：渗惿随河湖——隐藏在心始终不断思慕。 楚译中的“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郑张先生认为是译人为满足楚辞韵律，凑足六句而添加的衬韵句，以“枝”谐“知”，所以未包括在内。这句话其他国内外翻译者也都未作翻译，理由大致与郑张先生相仿。1991年，郑张尚芳先生从泰语再次破译了《越人歌》的汉字记音。泰语是泰国的国语，和壮语同属侗台语族台语支。与台语支的其它语言都不同，泰语有使用了七百多年的拼音文字——泰文， “泰文在泰语和其它台语支的语言中有着最古老的经过验证的形式”。因此他以书面泰文为基础，比照记音汉字的上古读音，逐字推敲有关的泰语原意。他在构拟记音汉字的上古音时，使用了自已创制的一套上古音系统。在破译时，和韦庆稳一样把记音汉字分断成五句，但断句的位置和韦庆稳的全然不同。下面是他报告的《越人歌》的新汉译。原文为英文，经孙琳和石峰译成中文后，转载于1997年出版的《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 第57－65页：夜啊，欢乐会晤的夜晚！我多么害羞啊，我又很能摇船。慢悠悠地摇船横渡啊，满怀喜欢！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藏在心底的，是我始终不谕的思恋。 后来，周流溪先生在上述语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参考了郑张尚芳的译读，对照楚译文，利用壮侗语言的活材料，并参照其它越族共同语如水语、傣语、布依语等，重新古音构拟，在破译中求得最大数量的古越语词，并借助古汉语的同源词，，复原了《越人歌》的全文。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是单靠一个语言破译无法比拟的。因此，他的释读结果也是比较接近越人歌原貌的。周流溪今译：滥兮抃草滥予，“今夕何夕兮，搴洲（舟）中流？”（今晚在河里掌船，是什么好日子？）昌枑泽予昌州州，“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和哪一位同船？和王子你们）鍖州焉乎秦胥胥，“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缦予乎昭，“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澶秦逾渗，“山有木兮，木有枝；”（山上有树丛，竹木有枝梢。）惿随河湖。“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您知道吗？我心里对您非常敬慕眷恋。） 越人是古代生活在长江以南广大沿海地区的一个大族群，文献上称为百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杨越、南越、骆越等。《汉书·地理志》臣瓒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指的就是这些族群。其语言一般认为与今壮侗语族有渊源关系。现代的遗传学研究也认为，根据百越群体的Y染色体数据，其起源具有整体性和共性，越人很可能是具有共同血缘的（参看李辉博士的论文《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载《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我国境内的壮侗语民族与境外的台语民族的语言相近，可以进行比较。以上，是国内学者释读《越人歌》的主要依据。 《越人歌》最早收录于西汉刘向的《说苑》卷十一《善说》第十三则“襄成君始封之日”篇。刘向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自幼生长楚地，祖上藏书丰富，家学渊源有自，淹通经史，谙熟掌故，成帝时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就是负责西汉皇家藏书的整理，借机通览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全面的典籍。在校书之余，为了“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刘向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编著了几部颇具故事性的杂著——《说苑》、《新序》、《列女传》——作为政治教科书呈献给汉成帝刘骜。书中记录了先秦以至秦汉时期许多流行于民间的故事、传说。这些事例的来源和出处，十之八九还可在现存典籍中探讨源流，互相参证；但有一部分却是早已散佚，文献无征，只靠《说苑》等书保留它一点遗文琐语，“襄成君始封之日”便是其中的一篇。需要明确的是，虽然 “襄成君始封之日”篇的原作者已不可知，但可以推断，刘向在记录这则掌故的时候一定参考了其他文献依据，只是可惜前人旧书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苑》保存了这则在文学、历史、语言学、甚至中国古代性学研究中都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故事和故事中的《越人歌》是极有意义的。楚大夫庄辛倾慕襄成君的美貌，提出了“把君之手”的非分要求，这种要求说明庄辛对襄成君有同性恋的欲望。襄成君的生平不详。而庄辛正是战国后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4年在位）朝的大臣，与屈原、宋玉是同时代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了楚都郢，一举占领了楚国的整个西部，襄王仓皇迁都于陈。当时楚军全线溃败，不再作有组织的抵抗。当襄王向庄辛请教如何收拾残局时，庄辛先给襄王打气：“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成语“亡羊补牢”即来自庄辛这句话。随后襄王封庄辛为阳陵君，命他守卫在淮北的楚地。在故事发生的时候，襄成君刚刚接受了楚王的册封，而庄辛还是大夫，还没有封君，故他对襄成君自称“臣”。古代社会的同性恋模式原则上是依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主动或被动的角色，因此庄辛的举动自然冒犯了襄成君的尊严，傲慢高贵的美男子自然不会对庄大夫有什么好脸色。为了说服襄成君，能言善辩的庄辛给他讲了鄂君子皙的故事。听完楚译的歌词，子皙立即领会了“榜枻越人”的情意，并欣然接受了对方的求爱。“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根据子皙做出的暧昧动作，不难想象他和越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讲完故事后，庄辛趁热打铁，进一步诱劝襄成君：“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与中原礼法不同，未受华夏仪教感染的南方民族——越族秉承的是原始质朴的人格观念，华夏族讲究尊卑贵贱，越人崇尚平等友好、无所尊卑；在恋爱问题上，越人的观念更不同于男女大防甚严的中原礼俗，男男间、男女间行歌坐月，桑间濮上自由交往，是极其自然的，自由的“野合”在越人看来是再正当不过的恋爱模式。越人虽然操持和中原音律不同的“野音”，但实际上他们的音乐素养很高，脱口成诵，发声成歌。词句亦洗炼、清新、隽永；句式随意取势，变化多样；韵律自由，节奏鲜明，错落有致；没有北方四字为句的诗歌方正格式的呆滞感。这也符合他们自由奔放、质朴率真的民族性。在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文化给予楚文化的乳汁之丰是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从青铜铸造到建筑形式、乐器样式，在楚文化的发展经历中，它所吸收的越文化因子之多，其他任何文化都无出其右。从大体上讲，鼎盛期的楚文化，已包含越文化在内，它与早期的楚文化判然有别。如果说早期楚文化带有明显的华夏文化胎记和原始的南方巫风的话，那么鼎盛期的楚文化“既摆脱了充溢于中原的纯粹理性的束缚，又没有被风行于南方的巫术引向粗野、低级的宗教狂热。而是表现了一种奔放、自由、强烈的情感，并在这种情感中沉淀了深邃的理性思维。楚文化这种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浪漫与现实高度结合的重要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如果说楚文化与越文化有什么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图腾崇拜上。上面说了，越文化因为是典型的江河文化，所以崇拜龙、蛇；而楚文化则是以凤鸟崇拜为特征。凤一向是楚人最受尊崇的灵物，它是楚人力量的象征。在楚人心目中，欲求魂魄升天，非凤导引不可。所以在舟船样式上，越人喜筑龙舟，楚人则偏爱把舟船雕刻成凤鸟的样子，鄂君子皙所乘坐的“青翰之舟”就反应了楚人崇凤的观念。于是对先秦时期生活在江汉大地的扬越民族的肖像，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描述：文身断发，错臂左衽，便于用舟，善铸铜剑，自由真率，多情善讴。那么也可以借此想象一下榜枻越人的模样了：他应该是乱发纷披，葛布短衫，身姿匀称矫健（常年操桨弄舟，在江河湖海讨生活，身材怎会不佳？），棕色的皮肤上纹着龙蛇的图案，眼睛深邃而大，他敢对着楚国的王孙贵族、自己所居地的封君、同时也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子皙当面倾吐爱意，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定是性格率真而执着，情感激切而委婉的多情男儿。至于他的身分来历嘛，鄂地是水乡，越人又擅长舟楫，最普通的可能，他就是鄂地的土著越人，被新募来为子皙驾官船，所以第一次看到美丽的子皙，就爱上了他。还有一种可能，楚吴、楚越间常发生战争，舟战占一定比例，《墨子·鲁问》便有记载。战俘沦为奴隶更是常事，榜枻越人或属水军，被俘后为官船船手，所以他不会楚语。第一种可能。设想一下下面的画面：在王子大臣、高官显贵的人群之中，于隆重的“钟鼓”国乐刚刚停歇之时，榜枻越人竟按捺不住心中的恋慕，起而续唱，歌声出人意表，以至满座皆惊、倾耳静听，歌意缠绵深情，动心摇神，深深地打动了簪缨鼎食的王子，成就了一段佳话。 现代学者研究古音对越人歌进行了翻译释读，但这些学者的释读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楚译。拿这些解读后的译文同《说苑·善说篇》中所载的楚语译文相比，不论从思想内容、翻译水平和艺术质量等方面，都相差很远，从译文的忠实可信的角度看，可能也不如楚语翻译。因为《说苑》的写作年代毕竟离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更近，而且“榜枻越人”是当着鄂君子皙的面“拥揖而歌”；而鄂君子皙也是当场“召越译，乃楚说之”。当地的越语翻译，毕竟要比几千年之后的人们更加了解当时越人的语言、风土人情和民歌传统等等。有的学者以为不受楚译束缚直接求诸民族语言，是客观的态度；殊不知那样一来两脚踩空，一切都只能是主观猜测而已。古人之译，虽是按楚人歌谣的格式来翻译，属于意译，但译文除按诗歌的修辞格式作必要的反复外，还是忠实于原歌词义的。不拿古译文当作按字译读时的校准器，这样的译读即便不致茫茫无际，也难免偏离本色。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就是：从译读结果看，这首显而易见的的情歌在诸位语言学家的笔下，成了一首“小人”或“小弟”唱的“谢辞”、“颂歌”，这样的译文与深挚缠绵的楚译很不搭调，而且也不吻合故事的语境。试想子皙怎么会拥抱一个唯唯诺诺、谄媚逢迎的低贱船夫，还把绣被披在他身上，“交欢尽意”？庄辛又怎么会引用一首谄媚颂词来为自己的求爱张目？在前面对越人歌的释读中，可以看到，郑张尚芳和周流溪的译读与楚译的面目最接近，特别是解读了楚译中比较难懂的两句：一，“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越语记音：鍖州焉乎秦胥胥），周译为“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我们用更直白的话来解释，这一句的意思应该为：“王子这么喜欢我，使我感到难为情。”二，“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这是楚译中最难懂的一句，英国的白安妮与台湾的卢元骏的翻译分别是：“My heart will never fail，for I have known my lord”和“我的内心虽然顽冥，幸而犹未自绝，因为我深深了解王子”。两种译文的出入不大，但读者仍然不明白舟子究竟要说些什么。郑张尚芳在论文中讨论了这一句。郑张译此句为“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这一句中的记音汉字“缦”字，泰文有“肮脏、褴褛、不整齐”的含意，是歌手对社会地位的自我鉴定。郑张认为，通过这一句歌词，舟子自述身份低微，与王子无法相比，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已的追求，所以才说“心几顽而不绝”。郑张的分析颇有道理，庄辛后来大发议论，比较襄成君与鄂君、他自已与舟子的地位，这一句歌词正是一条引线。周译为“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与郑张译文接近。参照郑张和周的新译，这一句的意思应该是：“虽然我的身份卑贱，却并没有灰心丧气，终于认识了高贵的王子”。所以从某种方向的解释来说，《越人歌》是一首对同性恋的赞歌。如上所述，庄辛对襄成君的爱慕属于同性恋的性质，而且其行为模式属于比较“另类”的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他不举其他先例而独引鄂君子皙与榜枻越人的故事为自己辩护，说明故事中的情景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关键问题上有对应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关键问题的对应包含三个方面：一，目的的对应，都是为了求爱；二，身份差异的对应，都是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三，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性别关系的对应。设想如果榜枻越人是女性，那么鄂君子皙的故事就是一个标准版的灰姑娘故事，这显然不符合“质同才予类比”的逻辑原则，何况低贱的女子向高贵的男子表示爱慕，从来都不被看作非礼之举，而是不折不扣的“韵事”，浪漫传奇的通例。由此得知，如果越人是女性，这个例证几乎缺乏说服力，襄成君又怎会心悦诚服的接受庄辛的说教？旧时一些学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不免先入为主的用异性恋导向解读歌词的含义，如梁启超《中国美文学史稿》云：“《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现在之所以可以断定梁启超对这首诗的 “性向”解释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在解读时，对故事的语境避而不谈。已经无法推断梁任公是忽视了逻辑推理的重要还是明知故错以坚持“性取向的正确”，但耐人寻味的是，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并不像梁任公这样“坚定直白”的解释为异性恋情诗。比如朱熹，他一方面对《越人歌》的艺术价值大加赞赏，称其“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余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甚至认为《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君子兮未敢言”一章，“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把《越人歌》定性为楚辞的渊薮；但另一方面又抨击“其义鄙亵不足言”，至于如何“鄙亵”却不置一词。当代学者的处理方式比较婉转，在赞美辞章之美的同时，含糊的说“这首《越人歌》‘是一首优美的民间恋歌’”（张正明），巧妙地规避了越人是男是女这个烫手的问题。又有学者虽然确认了《越人歌》的情诗性质，“其为情歌，恐怕很难否认”（萧兵），但又进一步推理：《越人歌》“如此柔软娇媚”，歌者应为越女。这个理由实在很无力，为什么柔软娇媚就是女性的专利？何况把《越人歌》的情调说成“柔软娇媚”也并不准确，《越人歌》的风格是融合了清婉隽永和质朴刚健的。还有很多学者开宗明义确认越人是男性，但对歌词的意义却忙不迭地纯洁化，以“谢辞”、“颂歌”目之，绝口不提情歌二字，比如正统文学史就常用这样的调子——《越人歌》反映了楚国人民和越族人民的友谊。其实，古代早有人把《越人歌》视为同性恋的文本。《艺文类聚》卷三十三部十七“宠幸”门录有吴筠《咏少年诗》一首，末四句云：“不道参差菜，谁论窈窕淑。愿君捧秀被，来就越人宿。”这是一首歌咏男色的诗，“不道”两句反用了《关雎》的成句，明显表示对异性恋的否定。后两句以肯定的语气用鄂君子皙的故事，诗人的意思是，希望那个美少年也能像子皙对待越人一样，捧上绣被来与恋慕他的男子同宿。由此可见，越人之为男性，《越人歌》之为同性恋文本，是毫无疑问的事了。众多学者对这个敏感的男男恋故事，或辗转腾挪的百般规避，或明知故错的“纯洁化”，虽理不可原，但情可以恕，毕竟环境如是，过分苛责也是不厚道的。海外汉学家比较少这方面的禁忌束缚，所以更早的明确了《越人歌》的同性恋情歌性质。1982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剑桥大学汉学家白安妮女士英译的《玉台新咏》（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by Dr. Anne Birrell），《玉台新咏》是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共十卷，收诗769篇，除了一首诗以外，其它诗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这首例外之作就是收入第九卷的《越人歌》。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情爱诗，而不是歌功颂德的庙堂诗。白安妮博士对《玉台新咏》中的同性恋爱性质的情诗格外关注，比如梁简文帝肖纲的《妾童》，还有就是《越人歌》。在汉译英过程中，白安妮女士明确提出《越人歌》是一首同性恋情诗的判断。1998年旅美学者康正果的《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在国内出版，在第三章《男色面面观》中，康正果对《越人歌》的同性恋性质作了令人信服的解读，上面的思路和言语很多就引自康书。如果说康正果对文本语境的逻辑分析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越人歌》的同性爱性质，那么自80年代一来，海内外诸多语言学家运用历史比较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对此诗32个越语汉字记音符号的释读，不但破译了“蛮夷鴃舌”的古越语，揭开了笼罩《越人歌》2000多年的神秘面纱，，而且无心插柳地从侧面支撑了这首情诗的同性爱性质。前面提到，《越人歌》是以两种歌体、两种文本并存传世的：既有越语的汉语音译，亦有楚民歌体的汉语译文；既是一首越歌原作，又是一首楚译越歌。刘向在记存歌词的汉语译意的同时，保留了生事之当时人们用汉字录记的越人歌唱的原音。西汉到现在已两千多年了，历代文人学者们对《越人歌》的译诗质量、艺术水平以及它对后来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数不清的分析和评价，但对于那个尤为难得的“蛮夷鴂舌”的越语原文，却几乎无人过问，更谈不上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未经翻译的越人歌原词为三十二字，翻译成楚歌后变了五十四字，其加工整理的痕迹非常明显。历史比较音韵学的发展为解读《越人歌》提供了新的可能。 [宋]朱熹《楚辞集注》：《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榜橙越人拥棹而歌此词。其义鄙亵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馀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 席慕容：在黑暗的河流上被你遗落了的一切，终于，只能成为，星空下被多少人静静传诵着的，你的昔日，我的昨夜。
方言与中国现代文学初论【内容提要】 普通话写作建构了现代文学的特定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方言作为规范之外的文学话语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从非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生命的角度与世界对话，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随着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方言可能终将会蜕变为民族“共语”而不是“独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及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的确立，使汉语的现代化写作被纳入特定的轨道，同时也反射出言说方式与汉语写作可能性的彼此限定又互相丰富的联系。方言作为此种规范之外的话语形式和文学语言资源，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以语言的自由态势对逻辑语法权势及各种语言定规以冲击，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同时它作为人类最鲜活最本己的声音，是对遮蔽存在本真的所谓“文明之音”的解蔽。以方言为语言形式，无疑是文学倾听大地、回到本原的一条便捷之径。 一 海德格尔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①。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已有众多学者作家对此有明确认识，如胡适就认为它是最自然的语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②；刘半农认为它有“地域的神味”③，张爱玲认为它有“语气的神韵”④。但这些都仅是从方言的外部特质来说的，就其本质而言，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经由政治、伦理、逻辑、技术严密修整过的书面语，即所谓的“文明”“文化”之音，容易造成对生存本真的遮蔽，而方言作为自然之声音，是解构“文明之音”的赤裸之声，它与地域、时间、人贯通于一。 方言是人类直接面对大地、山川的语言。在德语中，表示方言的词是mundarden，字面意思是“口型”，而口以及我们整个的有机体，都联系着大地，方言是来自大地的自然原始之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方言中各各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就是大地。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与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⑤大地、地母是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意象，大地的语言就是生存的语言，是自然涌现的语言，是呈现存在本身的语言，是对技术架构的批判语言，是对于一切非存在的消解，对一切非本真的解蔽。方言是地域、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方言的大地之音让世界显现，并随之生长而互相协调。方言还是终有一死者的人的生命与大地的自然联系，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魂之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它以一种强大的地域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学的主题和灵魂，决定着文学的讲述方式、叙述腔调，它全面渗透到人物的行为、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中，它召唤出形象、思想、氛围与色调，是使一切生长并丰富起来的催化剂。反过来，地域如果不以方言的形式呈现，它的形色声音就要逊色许多。因而可以说，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文学主题，如川籍作家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老舍也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而当他写一个年轻女人的内心独白如《月牙儿》时，他就不好再使用北京方言而运用普通话。 一方面，地域通过方言说话，地域在语言里传达自身，呈现风土人情；另一方面，方言诉说着土地、地方，而且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这里的时间具备双重指向性。首先是一种即时性时间，是人物、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方言是如此紧密地与人群之口相联，而人群之口归属于大地的流动和生长，因而方言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研究者往往可以借助小说中的方言，来考证作者的地域和年代，如《金瓶梅》。又如在沙汀小说中，大量特殊的方言词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社会的产物。其次，方言又与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根生即原生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言联系着人古老的传统性以及当下时代的遥远历史，在方言的深处沉淀着时间，居留不前的时间。正如海德格尔所宣称，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达，曾在者并不是过去之物，而是本质现身者的聚集。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曾被楚国无情杀戮的汩罗江地区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可见由于方言语词在不同时间中的重叠和延用，地域封闭性的沉静不变，人类便仿似在时间和历史中占有了一种无限度延续的影子，而这正是沉潜着的人性，由地域文化和历史所书写出的所谓民族根性就沉淀在语言和时间之中。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最经常被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话是：想象一种语言就等于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方言正是以特定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具体的人的存在，而认识人类正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的。在方言文学中，人物不仅没有失掉普遍意义，而且能长久地刻在读者的心扉。譬如提起《海上花列传》，我们就会想起那些持着吴侬软语、能言善辩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周双玉；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 二 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的概念，即“殊方异语”。西周的金文铜器铭辞是我国最早的正式的文学语言，周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周以王畿一带方言为标准，确定“雅言”，其铭辞作为官方史录用的是“雅言”。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今《史记》载李斯的《谏逐客书》和《上二世书》，以及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都是当时文言文的范例，当时的方言作品却很少记载和留存。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是用当时越地方言所唱的民歌，可能是最早的方言作品，但已有论者指出《越人歌》也可能是非汉民族语言，并不是方言。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明清白话小说多用方言土语这个传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随着传统文学形式的取消而中断了，经过欧化改革的白话和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共同体的确立，使文学语言形式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一方面给文学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压抑了文学语言的创造与生长。虽然新文学伊始，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言文一致”的文学语言观也从理论上着重于民间口语的发掘，胡适因注意到黄遵宪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而竭力想提倡方言文学，要求作家在使用白话时不避俗字俗语，充分采纳各地的土话以及大胆的方言化，周作人1923年提出“乡土艺术”也倡导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但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实际创作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以方言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方言俗语只是点缀式的出现在部分乡土小说的对话语言中。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方言从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使用到新文学有意识地提倡，它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特殊审美性和合理性已得到充分的理论铺垫，方言写作成为正式的书写方式得到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与写作策略，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被强调的。这种理论倡导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到呼应，并在中国文坛烙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它是以老北京方言、四川方言文学为代表的，其成就卓著的作家有老舍、沙汀、李人等。这些作家对方言的运用不再是原声原字不加修改的记录如《海上花列传》中的吴地方言，令外地读者一筹莫展，也不是新文学伊始为增添小说乡土气息或增强人物乡土性的语言点缀；而是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却又不失原味，保留了方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思维逻辑，收拢地域的声色气味化为某种独特的“腔调”，成为不单单是字词语法排列的特定方言模式。这一文学样式成果显著，有《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各地方言创作不断得到提倡。如1947年华南地区兴起方言文学运动，194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次年模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样式发起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与推广的运动，并发表了一些粤语小说及诗歌、杂文。此时方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茅盾、郭沫若等人空前强调，方言上升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⑥。 建国后文坛以方言入文者不乏其人，较著名的有京味文学的后继者邓友梅、刘绍棠、王朔，及带有山西方言的赵树理。方言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寻出几个方言词汇来。但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以方言来思维，以方言来作为文学作品特定“腔调”的作家作品却愈来愈不多见。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大都将方言作为一种寻根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他们对大众语包括方言土语的运用有这样的自觉，即“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⑦。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品格的内涵上下功夫，却很少能从语言本身着手，将一种语言深入骨髓并自由地表达出来。一直致力于发掘民族性和民间精神的莫言、贾平凹等声称能将所谓的民间“声音”与现代形式相结合，如莫言自称《檀香刑》采用秦地“猫腔”的形式，颠覆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但实际上《檀香刑》在语言内容上都不能表达“猫腔”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郜元宝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檀香刑》刻意依赖一种非欧化非启蒙的语言，以牺牲文字来简单化的模仿所谓的“民间声音”，因而它所标榜的“民间气息”和“纯粹中国风格”是有某种误区的⑧。贾平凹的《秦腔》也同样如此。相比较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色地转化了传统方言小说的形式，方言成为韩少功进入个体内心世界和讲解社会变迁图景的维度，通过对湖南马桥方言的阐释，透射出语言、历史、人的一体化。诗人于坚也曾撰文提倡口语或方言写作，他认为当代诗歌分为两个向度即普通话写作和受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只有后者才能够真正实现陈独秀的“三推倒三建设”的主张和胡适的文学“八议”，以方言为血脉的口语复苏了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现代汉语与传统相连接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恢复了汉语与日常事物的本真联系，使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本体地位。但这种真知灼见在时下文坛由于种种因素难以得到呼应⑨。三 《圣经?创世纪》讲述道：挪亚的后代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支系，他们决定在巴比伦建一座通天塔，因为语言、口音相通所以进展很快。但上帝认为语言一致使人类有了接近自己的狂妄，于是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人类因而分裂成不同的部族，通天塔因为纷争而停止。巴比伦在希伯来语中即“变乱”的意思。这个故事似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寓意，即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如果说普通话创作能体现文学的公共性、广泛性及流通性，那么方言创作则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包括区域个性、文化个性、主题个性、形象个性、思维及行为个性等）。方言的“私密性”令特定地域的人对之感到亲切与甜蜜，将之应用得丰韵传神，对此外的人群而言，又会带来陌生的惊喜和意外的生动。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方言作为语言形式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背道而驰。现代文学是要体现人性的永恒，表达人生的抽象意义，而方言所要提倡与强调的正是人生的特定性、民族性。这似乎表明方言也具有某种局限性，例如它在增加文本意蕴及鲜活性的同时，限制了文本的现代性内涵。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殊途同归，因为文学的最终本质就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恒久性目的。因而方言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方言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方言作为一种对话语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为增强其生动及生活性会常常采用方言），但整体性的方言叙述在现在看来，是有生产的危机。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文化和文学逐渐走向一种一体化的大同世界。从“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目的就是要创造和规范一种“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文言和方言土语都是要被超越的对象，所谓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乌托邦最终只是以建立欧化普通语的主体地位了事。同时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形式的纯粹意义在文学理论界从未被真正理解过，它受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包装，承载了较多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建国以来，普通话的强制推广，无形中又挤压了方言的话语空间。胡适曾指出：“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⑩但事实恰恰相反，目前吴语文学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打击。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上海方言的广播、电影电视、话剧、歌曲磁带一度也不获允许，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遭受这种待遇的方言还有很多。这种人为的强制措施必然使方言文学和地方文化同时萎缩。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也使方言以及整个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地界的消失及民族国家单一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以及超空间的团体如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一个消除差异性、个体性和民族性的“地球村”在逐渐形成，这对于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方言创作有着极大的威胁。但一个引人惊奇的现象是：在方言文学衰落的同时，方言艺术如方言影视、小品、戏曲说唱之类却频频出现，例如赵本山的方言小品和影视的流行几乎使得东北话成为一种时髦。这一方面证实了方言能表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大潮中对方言的浅尝辄止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也使方言艺术成为一种噱头，使之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奇货可居”而成为卖点。 除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方言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操作的困难和创作者自身条件的不足。如何以一种“乡气”、“土气”的方言形式来达到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如何将随意性较强的方言转化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形式，如何将不具备广泛流传性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文学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方言的个性与文学的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会产生一个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悖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就在《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一文中列举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的诸多困难。同时，经过严格的普通话教育和熏染的个人，已经离方言的故乡很遥远了。方言的气息、韵味对所有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因而在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深味某一种方言的内蕴并出色地表达出来，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无论语言风格还是遣词造句，文学语言都可以被成批地“仿制”与借鉴，但方言却较难复制。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使外省人几难卒读，张爱玲将书中苏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却使小说韵味尽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不得不让所有演员都说苏白，以呈现原著的原味。 可以说，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面前，方言最终将蜕变为一个时代的“共语”，而不是“独语”，时下的方言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压迫下处于一种极度匮乏的状态。卡夫卡曾无比忧心地说过：“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 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11具有无穷欲望的人类能否做得到这一点，却是个大大的疑问，因而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在将来能否存在，也就成了一个真问题。 注释： ①⑤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99、20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版。 ②⑩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5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④张爱玲：《〈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识》，《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⑥见茅盾：《杂谈方言文学》，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静闻《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方言文学》，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 ⑦王安忆：《我读我看?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郜元宝、葛红兵：《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大家》2002年第4期。 ⑨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5?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卡夫卡：《箴言——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卡夫卡文集3》，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只要别人能听懂就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找了2篇。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发展浅析21世纪以来，随着中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的传统友好、平等、互利、互信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双方都不断加深改革开放，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两国的边境贸易的发展也不断增长。尤其广西具有中国联系越南最便捷的地理优势，与越南的经贸将更为密切，经济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广西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对越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一、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现状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度重视。越南政府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积极鼓励企业增加进出口，大胆革新法律法规，为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产品结构具有互补性。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等，越南出口到广西的商品主要以农、林、水产品为主。三是边境贸易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营。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贸的过程中,交通便利的优势促使双方可以采用很多渠道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层次也很明显。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集体、个人参与的多元化的小额贸易和易货贸易；家口岸、地方口岸、过境、转口口岸一起的边境贸易；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三种边境贸易形式并存，但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发展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82年9月～1988年9月)。我国有组织、有控制地先后开办了9个贸易点，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这些贸易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启动，改善了边民的生活。(2)快速增长阶段(1988年9 月～2002年11月)。自1989年初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大力搞活、拓展边境贸易，并提出了“通贸兴边”的战略。自此，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商品成交额每年成倍增长，商品品种也由以前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向工业制成品和生产资料发展。边境贸易也逐渐向越南内地的河内、海防以及胡志明市延伸。(3)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四次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开始启动，广西边境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 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广西边境贸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额达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2001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为亿美元，增长，其中中国出口亿美元，增长，进口亿美元，增长。2003年中越贸易总额达到亿美元，增长42%，占越南贸易总额的。据越南海关统计，2004年中越贸易总额达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与此同时，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基本上呈现出一种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贸易结构逐步改善的态势。越南已连续5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南宁海关的统计资料，2004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亿美元。同比增长，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55%。 2005年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1042万美元，而2006年双方贸易额约15亿美元。占中国与越南贸易总额的近六分之一，增速高达50%。二、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1.双方在边境贸易口岸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双方管理部门采用一般贸易的管理手段对待边境贸易的管理；在通关手续方面,程序烦琐、费用高，使得很多企业或个人因难以达到要求而被迫放弃；部分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给商品用户造成巨大损失。2.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税务部门对待税收使用的政策是“征多少抵多少，征得少抵得少、缴得多。”这样，国家给予的减半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实际就无法落实。中越两国边贸结算绝大多数为人民币,税务机关无法给予边贸出口企业退税；财政部相关文件有：自2004年1月1日起，广西口岸从越南进口的蔬菜水果类产品，已停止执行关税和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此类产品是广西自越南进口的大宗产品，关税的提高使进口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进口量减少,企业在申请出口退税时必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引起越方众多不便。3.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有些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口岸没有国门、验货场、储货仓，口岸功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整体效用，远远跟不上口岸物流快速增长的需求。互市市场建设还不够完善，仓储装卸能力低，旅馆等服务设施还不配套。4.配额管制限制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在广西，边境贸易的多种商品受进出口配额的管制。越南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热带产品、矿产原料等，在国内有较大市场；而我国的轻工日用品在越南也有较大需求；双方由于受配额的限制，无法进行自由交换。三、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建议中越边境地区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地带，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经贸的前沿，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制定和规范边贸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加快通关速度，中越边贸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针对当前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状况对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发展所做的建议有:1.加快交通建设。加快交通口岸的建设步伐能明显出促进双方物流规模化发展。广西与越南要更好的开展边境贸易，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双方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来，修路建桥是很必要的，为双方进行多边、多形式贸易打下坚实基础。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2.利用边境贸易积极构建广西—越南跨国产业链。广西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已经为广西与越南形成良好的一体化经贸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构建双边国际化产业链和扩大进出口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双方具备了组合资源进行生产加工出口的条件，具有海陆相连的跨国贸易优势。3.双方加大经济合作。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广西和越南的有关决策者都应具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加强广西与越南合作,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4.改良小额贸易退税政策。由于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境贸易时是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要方式,边境贸易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因此，要通过多方政策联动，把边贸优势转化为税收优势，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以此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对边贸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货物给予退税,这样既鼓励边贸多出口,也有利于巩固人民币的信用,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免费论文网 )5.放宽政策取消部分限制。国家应该给予边境地区贸易长期稳定的政策,鼓励边民积极参与边贸经营。放宽边民互市贸易商品的限制,给予参与边贸经营的边民以一定的扶持,适当放宽对越南大宗进口商品的限制,减少中越贸易顺差,促进边贸健康发展,边境贸易前景将会十分广阔。6.推行外贸代理制。要加快双方边贸的发展,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改良目前的贸易制。在双方推行代理制,不仅可以使边境贸易改变过去的传统做法,而且可以转移部分风险,缓解当地的财政压力。7.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中越双方都应该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强双方在关税和非关税等方面的贸易门槛。8.大力挖掘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广西与越南的边贸资源具有互补及竞争性,因此双方都应该大力挖掘自己国内的资源,产品应该扬长避短。越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提供丰富的农副土特产品，广西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向越南提供生产、生活的工业制成品。双方互惠互利,前景大好。参考文献：[1]田孟清钟金伶:广西(中越)边贸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第27卷第3期[2]周英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广西边境贸易研究.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19卷第3期[3](越南)阮文历:越南—广西贸易现状、前景和发展措施.东南亚纵横,2004第11期[4]周毅覃合:“两廊一圈”与中国—东盟区域性物流中心建设.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6期[5]张建中:广西与越南贸易互补性研究.东南亚纵横,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途径的探索摘要文章论述了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的现状与特点，分析了其经贸发展的有利因素与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关键词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一、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的现状与特点1、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现状（1）出口贸易和边境贸易发展情况。越南1986年“改革开放”以来中越双方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2000－2004年广西与越南贸易额占广西外贸额的比重在14。3％－20。9％之间，占全国对越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1。8％、10。3％、14。9％、14。4％和11。2％。广西对越南的贸易额在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中排在第一位。2005年，广西与越南贸易额达到9。87亿美元，同比增长31。1％，占广西对外贸易额的19％，占广西对东盟贸易额的80％。（2）广西与越南进出口主要商品情况。双边进口货物结构，按照商品类多样化和满足双方日益提高的要求这一方向不断发展。越南向广西出口大约100多种货物，其中包括：原料、燃料（原油、天然橡胶、煤炭、各类矿石和各类精油）；粮食农作品（胡椒、花椒、花生和各类热带水果）；新鲜和冷冻的各类水产品（虾、鱼、蟹、鱿鱼等）以及日常消费品（手工艺品、拖鞋、高级家庭用品等）。广西也向越南市场出口多达200多种商品，如：生产线（立式水泥炉等）；机器设备（医疗、运输、农机等）；原料（汽油、化肥、水泥、钢铁、建材等）；农产品（化肥、农药、谷种、等）以及日常消费品（摩托车、服装、儿童玩具、电子产品等）。（3）广西与越南相互投资发展情况。截至2005年底，广西在越南投资项目共49个，投资额2124万美元。越南在广西资项目共18个，投资额1548万美元。中国在越南的投资区域从北越各省市，如：河内、海防、广宁、南定、太平等，已扩大到南越的见港、小河等。中国对越投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酒店、商场、食品包装的印刷、民用电器的安装、各类农机的生产安装、汽车零件的生产与组装、家畜饲料的生产。2、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特点从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现状看，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产品结构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由于广西与越南经济发展及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使得贸易结构存在差异性。广西的比较优势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越南则表现为资源密集型产品。从产品竞争力指数来看，两地的经济关系互补性显著大于替代性。然而，两地的主要产品都是加工或粗加工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因廉价的劳动力而又相互竞争。（2）边贸多，国贸少。据统计，双方正规贸易额在两国外贸总额中只占越南外贸总额7%和中国外贸总额的0。4%，边境小额贸易仍是广西与越南贸易的主要形式。（3）贸易对比不平衡。中越两国的贸易量相对两国的贸易条件发展滞后。越南一直是贸易逆差国，1996年逆差竟高达31亿美元，占出口额的58%，超过国际警戒线30%－50%的标准，且差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二、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的有利因素1、存在巨大的合作市场越南拥有8300多万人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得很快。出国旅游已不是越南平民高不可攀的梦想。近年来，来广西的越南游客呈现出激增的趋势，就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广西的主导产业在越南有很好的合作发展前景。例如，越南是每年需大量进口纸张和纸浆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广西林浆纸产业的大市场。2、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优越的交通条件广西在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方面是中国开展对越经贸最有利的省区。在与越南毗邻的中国南方各省区中，广西位置居中，因此，有利于承担起中国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区对越经贸往来的桥头堡作用。由于毗邻广东，广西还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和港澳地区通往越南的陆路必经之道。广西有一条铁路，两条高级公路与越南相通，南友高速公路到达友谊关后，友谊关到河内也是高级公路。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带来的促进效应越共“十大”后，越南各级政府对“两廊一圈”更加重视，“两廊一圈”是越南北方与中国华南地区沿交通干线构建的经济合作区，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经济优势，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而且，“两廊一圈”中的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圈正好与广西发展环北部湾经济区的战略有重合之处。三、广西与越南经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历史形成的心理障碍制约双方贸易发展越南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明显表现为重西方轻中国，重台湾轻大陆。越中贸易仅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的8。04%，在越对外贸易中排名第五。越南在经济外交驱动下对中国贸易反应冷淡。非凡是越南与俄罗斯、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公司签订南中国海油气资源开发合同，有意拉入外国油商，使中越领土争端趋于复杂化，给两国贸易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越南对华政策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变数。2、贸易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越南贸易立法落后，经济政策多变，经济法律法规很不健全，现有立法仍然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有的法律、法规过于简单，内容空泛或不统一，有许多规定执行有困难。3、贸易治理体制不够完善（1）某些非边贸公司钻政策空子挤进边贸，走私、偷税漏税和诈骗现象在边贸中十分严重。（2）边境贸易方式通过银行结算的只占贸易总额的6%－8%，大量的边境贸易结算通过“地摊银行”以人民币现金操作交易，私人汇兑，无银行担保，商业风险大，轻易引起边境贸易纠纷。（3）口岸办事效率低，商检、防疫、海关相互协调少，通关时间长。如越南商业部与海关部、局都有进出口审批权，要经过16个窗口、18个批文，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吃拿卡要现象时有发生。（4）外贸企业机制改革步伐缓慢。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步伐滞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成本治理、资金治理和质量治理水平低，导致企业经营困难。4、广西与越南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品种相对比较单一。广西多集中于自行车、布匹、鞋类、啤酒及电池等低附加值以及市场容量相对饱和的产品，越南多集中于大米、腰果、原油、橡胶、矿产品、木器和水产等初级产品和农产品，轻工业和深加工产品出口比例很小。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甚少，使得贸易后劲不足。5、广西对越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不高广西各公司通过国贸或边贸不断将广西产品推进越南市场，如广西产的碾米机、粉碎机、磅秤、水泵等。近年来，由于质量、价格、售后服务等原因，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在逐年减少，个别长期由广西销往越南的产品，已逐步被广东、浙江等省份所取代，如过去广西南宁机械厂90%的柴油机出口到越南，现在逐渐被常州和江苏武进柴油机厂所取代。6、越南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对广西出口产品设置障碍（1）越南对进口的1000种以上的商品还规定高额关税。（2）越南对摩托车、电动机、机械、手工艺品、煤炭、成品油、家电、成衣及其他农产品等实行严格的进口许可证和配额限制，并按国内需求状况灵活进行比例调剂。（3）随着中国－东盟统一市场的建立，越南生产的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似的中低档次的产品将与我国展开竞争，很可能向我国发起反倾销诉讼。 （4）开始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标准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如对服装重金属含量、化妆品、香皂等色素和防腐剂的禁止使用等。四、如何促进广西与越南的经贸发展1、充分利用东盟自由贸易区给双方带来的机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广西和越南贸易发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越南是东盟的年轻成员国，急于通过东盟获得经济利益和贸易创造效应。广西面临西部大开发又迎来了广西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性会址的大好机会，等于乘上了双速列车前进。广西与越南在地理上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位置，中国内地发达城市通过广西与越南或东盟各国交流，东盟各国可以经过越南与中国内地进行交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随之增加的巨额贸易，将给广西与越南通道建设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按照正式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0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000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结合部，广西在对越直接投资方面应该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可以通过对越投资进一步吸引其他领域的投资。2、促进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的法律对策广西抓住越南调整进出口法律政策的有利时机，促进广西对外贸易的发展，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把握处理涉外经济纠纷的能力，同时也应了解、借鉴和参考WTO、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灵活、新奇的制度和经验处理广西涉外经济纠纷。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发挥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3、加强边贸治理合作广西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国家出口政策的同时根据广西实际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法规和政策措施，就边界经贸合作签署了许多协定，如答应与中国接壤的凉山、广宁、老街等省在口岸经济区实施一些优惠政策、免征小额贸易进口税的规定等。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通关速度，积极参与泛亚铁路网和中南半岛高速公路网外，重点抓好北海、防城、钦州等港口建设，发展江海水运。加强南宁、桂林国际航空港的建设，力争在“十五”期间把广西交通运输网构建成为中国通往东盟最便捷、畅通、高效、安全、功能齐备的陆海空相接的交通枢纽和大能力综合运输国际通道，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简化审批手续，建立适应电子商务和无纸化贸易的海关治理制度，提高政府服务效能。4、积极推进广西贸易人才提高战略目前广西通晓国际贸易、法律和东盟各国语言翻译人才十分缺乏。随着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和投资进一步扩大，广西与越南的商事贸易纠纷会不断增多，假如不懂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贸易争端机制，国家和广西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这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输送大批人员出国留学，学习先进的国际贸易、法律知识和经验。5、充分有效利用粤港澳的物质、资金优势，加强经贸合作广西地处华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与东盟经济区的结合部，与粤港澳产业结构、资源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广西已经提出“发挥优势，东靠西联，南向发展”的战略构想。以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促进泛珠三角区域与北部湾经济圈的交流与合作，使广西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加工制造中心。参考文献[1]李炳东：广西对外贸易的历史概述[J]，广西社会科学，1994（1）。[2]农立夫：广西开展对东南亚贸易现状与前景分析[J]，东南亚纵横，2002。[3]广西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4]李振民：中越贸易发展现状与建议[J]，东南亚纵横，2001（10）。[5]杨丽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及其对广西经贸的影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6]杨然：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广西与越南尚有巨大合作市场[EB/OL]，广西新闻网，2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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