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民生政治研究：以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

改造前后，金三角农贸市场给人的感觉明显不一。改造后，每个摊位整齐美观，规格统一。如肉类摊位的长宽度为125×90cm，蔬菜摊的长宽度为150×90cm和180×90cm两种。然而，环境改观的同时，摊贩们的租金却直线上扬。而果蔬肉类等价格却无法上涨。在笔者的访谈中，摊贩们均表示无法涨价，否则客户就有可能到别的菜市场买菜。因此，一场围绕着租金的博弈就此展开。最终，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摊位价格分别涨了5到10倍不等，与摊贩们心中只涨一两倍租金相去甚远。（具体见表1）
　　表1：金三角农贸市场摊位租金一览表
　　

　　第三个差别在于是否存在外界力量的介入。在“温岭模式”中，我们看见一些国外的政治学者以及国内的一些最优秀的政治学者的热情参与，例如澳大利亚的何包钢教授。在关于协商民主在中国农村是否具有可行性的研究问题上，何包钢教授的研究团队采用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结合村庄的民主恳谈会，为他们设计更具体和细密的程序、民意测验办法，并提供许多建议。在“蕉岭模式”中，我们除了看见政治学界的参与之外，还有媒体。由《南方农村报》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南农实验”课题组所推进的“提高农民表达与参与合作能力”实验项目与当地基层政府推进的“加强农村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相结合，改变了当地农村的“政治生态”。然而，在金三角农贸市场的改造中，笔者同样是采用参与式研究方法，但是，笔者的参与仅限于每天菜市场的采购行为之余与摊贩们的交谈，以及略为提及一些建议，并无意于向“温岭模式”与“蕉岭模式”中的学者们那样，置身其中。缘由即在于观察农民是否有自发组织协商的能力，同时也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那怕协商成功，也仅仅再增加一个所谓的“温岭”或“蕉岭”而已，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仍有如九牛一毛。而置身事外则可以管窥协商民主进程之困境。所以，摊贩们通过学生们问笔者是否有意于问他们“喊冤”时，笔者笑而摇头拒绝。
　　综上，在这三个事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协商民主在中国农村的实施，从主体的角度来说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从路径来说它应该是有序的协商；从参与的角度来说，离不开外界力量的加盟。否则，当前的农村可能依旧是“王权不下县”的现状。随着农村社会资本的流失，协商政治在农村地区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协商何以可能
　　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重构国家治理制度。如果说前30年国家转型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在未来30年，这个重点应是国家建设。诚如蒂利（CharlesTilly）所言，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一是国家能力，二是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重新界定它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国家必须是有能力的。同时，也同样重要地，这个有能力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负责的。“如果国家缺乏监督民主决策制定并将之付诸实施的能力，没有任何民主能够运作。”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实质也就是使国家制度通过民主化逐步实现社会化政治，其基本发展道路就是：国家实现“人民宪法”，政党（通过共产党）实施“依法执政”，社会发展“基层自治”。具体而言，也即：围绕国家政权实现“人民宪政”，国家权力要以人民为本；围绕党的领导实施“依法执政”，创新民主化、法制化的领导方式；围绕社会政治发展拓宽“基层群众自治”，国家把基层权力还原于社会，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这就是推行“新型社会民主”，进行政治革新的重要历史任务。因此，不仅仅是在国家的上层政治生活，如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践行协商政治，在当前的基层政治或者底层政治中也应该践行协商民主，以弥补直接民主的不足。事实上，底层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推行也有利于弥补当前有序扩大政治参与后参政渠道。那么，协商民主何以可能呢？
　　其一，转变政府角色。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在利益分化的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必然要发生转换，切实履行起协调利益关系、缓解利益矛盾的职能。因为，政府职能的每一次调整，实际上都会对社会的利益分配发挥实质性的影响。东西部经济的差距，城乡的差距，尤其是在西部底层农村治理当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才能够有效与参与市场，与资本博弈，这必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换言之，市场必须管制。因为农民在资本面前囿于二者之间的差别而没有协商的能力或者协商能力比较弱。因为，政治资源分配的差别、个人使用政治资源的技能和效率的差别以及个人为政治目的使用其资源于不同方面的差别使得不同的个体、不同的阶层对政治所施加的影响力存在着量的差别。这种差别将会衍生出两种不平等的类型。一种是累积性不平等，另外一种则是弥散性不平等。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完全是累积性的。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没有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弥散性的。弥散并不意味着平等。在一个完全弥散性不平等的体系中，不平等可能会涉及每一种政治资源。不过，累积性不平等同弥散性不平等有着重大的差异，因为在弥散性不平等的社会中，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就农村地区而言，还是以本文所探讨的金三角农贸市场改造为例，无论是东合村八组的农民还是外来摊贩，他们之间可谓是一种弥散性的不平等，然而，相对于承包商而言，他们更处于一种累积性的不平等体系之中。倘若不对累积性不平等作出管制，资本将肆意横行。

因为资本获利的冲动以及资本所处的情势将会引起政治资源使用的差异，进而引起权力的差异，最终使得资本所获取的权力远远大于一盘散沙式的农民所获得的权力。
　　其二，合理的协商政治制度设计。设置鼓励协商、谈判、寻找不同选择和谋求互利方案的体制，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尽可能增加了和平调解社会矛盾的可能性。相反，如果设置严格抑止这类活动的体制，反而激化社会矛盾，增加暴力的可能性。而设置类似的协商机制，那就意味着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民主论认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首先，普通公民要有需要参与的公共事务；其次，公民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能力，其中包括制定计划，掌握、判断行动规则的能力，在具体情况下，运动这一计划、规则的能力和清除表达思想以及与人讲道理的能力；第三，社会有允许公民参与的政治机制，如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监督制度的有效运作。这仅仅是从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来谈扩大政治参与。若是专注于局部的协商民主。这几个条件必然一一具备。公民参与政治乃事关利益。当自身的民生与政治相连，普通公民岂有不过问之理？且人都为理性之人，必然会算计自身利益，其参政之能力也不容置疑。唯独须注意的，即为制度设计。如果设计出合适的制度安排，这才是协商民主在底层治理推行成败的关键所在。
　　其三，宏观控制与微观放开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应该注意区分和处理“宏观控制”和“微观放开”的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政治学中的重要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基本的策略问题。国家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即表明了多让各级基层政府、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在宏观政治的调控下，积极主动地发展社会政治生活的自主管理，发挥微观政治的活力。因此，协商政治应把握“基础在民，关键在党，施政在法”的原则，政治动员要适度、依法；政治结社要规范；政治表达要宽容，公民意识要强化，使得协商常态化，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方面的统一。这样，协商政治才能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改进与创新，为民主政治寻找和确定新的生长空间，促进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实现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总目标。
　　利益多元时代，必须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来促进民生政治的发展。而这个利益表达机制，就是协商民主。通过推动协商民主建设，既可以“治标”，维持社会稳定，同时还可以“治本”，实现社会公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之路，夯实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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