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及其在收入水平、技能培训、社会准入与权力意识四个方面的特征，分析了这一群体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做到“产业现代化、员工知识化、社会开放化和制度完善化”的“四化”管理。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数量超过一亿人。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更高，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享受物质与精神双重文明。然而在“渴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感到迷惘、彷徨、焦虑和不安。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与特征
全国总工会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追求个人进步、职业发展，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他们承担着繁重的劳动，领着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微薄工资，生活在困惑、迷茫甚至对抗的情绪中。
1、收入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只能凭有限的文化和技能在制造、加工、服务等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这类企业往往通过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劳动工时等手段来获取利润，基本工资水平定得很低，农民工“要想多挣钱，就得多加班”。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时间。wWW.133229
.cOm深圳市总工会在对深圳这一新生代农民工主要聚集地深入调查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占36.7%。严重用工超时和薪酬过低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职业培训的需求逐渐增多。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对“知识改变命运”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逐渐意识到知识与技能带来的劳动力价值远远比体力价值更高。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新生代渴望改变低收入、高强度工作现状的双重压力下，参加职业培训，掌握一门甚至更多职业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已从老一代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转变为现在的“学技术、重发展”，从而有资本选择一份劳动强度适中，工作环境好且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工作。
3、融入社会的愿望愈加强烈。据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27.4%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他们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渴望“市民”身份及社会融合。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子中所说，“尽管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但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制度性障碍和城市社会的拒入而放弃市民化意愿，相反，他们积极地表现出自身的主观诉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
4、权利意识不断提升。随着报纸、网络等信息传递工具的全面普及，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强了。快速传播的信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使他们的权利意识、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愈发渴望获得尊严和社会地位，希望能在企业经营、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务中享有话语权。据一份在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显示，73.62%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41.72%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让企业、媒体、政府机构和人民大众听见自己的声音。一旦他们的声音不被重视，“用脚投票”就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最为便捷的手段，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不断提升的写照。
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感”这一软性指标用来考察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幸福感度量要素主要包括生活与职业状况、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认可度、身心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的内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有质量的生活，而现实中却是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他们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从而获得职业发展，而现实中他们能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城市对他们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他们渴望维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现实仅仅只给了他们谋生的机会，政治权利无从谈起，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1、农民工追求提高收入与企业追求压低人力成本的矛盾。生活与职业状况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因素。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就会降低。处于转型期焦虑中的中国，许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赢得世界市场的订单、获得高额利润要归功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些企业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往往被看成流水线上的“工具”。如今，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然到了非转型不可的阶段，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渐丧失，企业本应通过产业升级、切入价值链的中高增值环节来扩大利润空间。而现实中，企业的眼光却还是瞄准于尽可能地压低劳务成本。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严重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2、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与再教育机会缺乏的矛盾。心理学家katja调查发现，对于青年人而言，从工作学习中获得的满意情绪，与幸福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目前只有二成左右新生代农民工满足这一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渴望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来提升自己的“择业资本”，获得有发展前景的、稳定的、能让自己从中获得满意情绪的工作。而现实中，社会培训机构少，培训费用高，企业内部培训机会稀缺，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主导的公立培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让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感到无助、彷徨。
3、市民化愿景与社会认可度偏低的矛盾。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以在城市打工为平台彻底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农民”命运，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意愿。但由于历史、制度、政策、社会文化的影响，“进城打工”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一般没有原来生活的经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相反，当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加之80后、90后目前本身就处于敏感、躁动、安全感低、自我意识强的青春期，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心理，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城市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使他们变得更加自卑和敏感。
4、追求公民权利与保障制度缺失的矛盾。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和两级分化。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显而易见的社会排斥迫使他们追求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然而，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和保障；在与企业的劳资关系方面，他们仍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民主参与程度低，工会的保护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企业内部也缺少畅通沟通的渠道。“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从行为特征来看，已经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点，即要求与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权利。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回应的话，可能产生更多的对抗行为”。
三、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报酬、职业发展、社会认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与现实存在严重矛盾，因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关键在于解决上述四大矛盾。他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和薪酬体系是否受法律的保护，他们有无职业发展的空间，他们的人格是否得到城市的尊重、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制度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产业现代化——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历史经验表明，国际上产业转移的过程都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变化。要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现状，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以廉价劳动力为盈利基础的产业模式，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简单依赖，加快自主创新，提升盈利能力，最终实现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升级，继而使劳动力价格得以跃升。企业应注重劳动力与先进技术的有机结合，开发新型制造业、服务业等经济产业；同时在要素投入上，注重依靠充分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价值的协同成长。
2、员工知识化——建立培育机制，营造人文关怀。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自我发展，这需要较高的技术技能水平做支撑。各级政府、企业、工会、社会组织可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重点将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与工作岗位的具体需求联系起来，增强培训的可预期性和有效性，从而真正实现“学有所用”、“学有所成”，满足他们的成就动机。同时，企业可以与社区、新闻媒体和文化机构合作，根据农民工工作实际情况，以开设网络学习室、成立技术辅导小组、周末培训班、组建农民工观摩团、开展交流会等灵活多样的培育方式，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
3、社会开放化——降低市民化门槛，提高社会包容性。鲁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汪向东(1988)、解亚林(1993)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显著相关。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城市是提高农民工社会满意度的重要支撑。全社会应努力形成一种接纳氛围，彻底消除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为他们提供自我展示和自我发展的平台；政府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步伐，摒弃制度性歧视，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同时增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提高全社会的整合程度，促进城市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4、制度完善化——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是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权利的必经之路。建立起能够覆盖所有农民工的基础性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养老、医疗和子女基本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社会保障部门、劳工部门应该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维持其社会责任，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组织发育等多种途径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和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在企业内部，应推进参与型组织文化，保障内部沟通顺畅，授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企业事务的权利，增加其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提升满意度和幸福感。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留在城市的机会，但并未提供保障这一群体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和幸福感。如果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基础，那么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增加他们在城市活动中的参与度，则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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