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行为财务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一、引言
投资决策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最重要的决策之一。良好的投资决策保证企业长期的生存与发展，是企业获取利润，实现现金流的重要前提，也是企业风险抉择与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布局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研究良好的投资决策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是传统财务理论对投资决策的研究基础。这些假说认为，在正常而效率的市场上，股票价格充分反映公司经营信息，理性投资人能够充分解读这些信息，并做出最佳投资决策。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信息对称，并非每个人都是理性投资人。“理性人假设”视投资者为高度理性，目标清晰，从最大逐利角度出发，独立判断，做出最优精准选择。对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受到的情感、理性、知识、技能等随机性困素影响不加以考虑。然而在实践领域，“规模效应”、“期间效应”等市场异常现象的屡屡出现，说明假说仅仅是对完美世界的一种描述，不完全符合事实，指导投资决策也具有局限性。我们需要从结合心理学、个体差异化等多重因素等影响的非理性人的角度去探讨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行为以及对市场的实际运行影响状况，这就是行为财务学。
二、行为财务内涵及理论基础
（一）行为财务理论学定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种将财务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的财务新兴边缘学科——行为财务理论问世了。Lintner（1998）把行为财务学研究定义为“研究人们如何解释以及根据信息作出决策”；Stateman（2001）认为行为财务学不仅仅定义为传统财务学的分支，而是以更具有优势的人性思维模型系统取代传统财务学。本文将行为财务学定义为：在企业财务学的传统的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上，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与财务理论的研究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它是以投资者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学因素为基础，从人性、心理、情感的角度研究企业财务管理中人的行为活动，从而更加合理地解释了传统财务学无法解释的种种市场特殊情况。
（二）行为财务学理论基础
1.心理学
行为财务学以心理学为基础，主张运用严格的实验方法研究投资者的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行为方式等主观因素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的影响。系列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人的知识、经验及对客观世界的感知能力和程度影响人的行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受到智力、信息、情绪、时间压力甚至外界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会导致自身认知偏差，造成了行为和心理的不协调，从而无法按照传统财务理论一样，在理性权衡风险与收益之后做出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决策选择。
2.期望理论
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是传统财务理论理论基础之一。该理论认为投资人都是理性的，当出现结果不确定性时，人们可以从趋利避害原则出发，对不同的结果进行合理估量，形成最优投资决策。而行为财务理论认为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所以就不适用。1797年Kahneman和Tversky发表论文《风险下的决策分析：期望理论》提出了期望理论，解释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模型，奠定了行为经济学和行为财务理论的基础。
三、行为财务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体现
從行为财务理论的视角看，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是存在有限理性及认知偏差，由此导致投资者做出偏离理性投资的选择，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对自我认识存在过高估计，对做出的判断和决策表现出高于客观事情的的自我认同。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表现在投资机会的选择和企业现金流使用的敏感度选择上。从投资机会来看：投资者的过度自信会导致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项目选择时盲目乐观，大胆冒险，方法激进，倾向于投资收益较高但是风险不容忽视的项目，同时投资者由于过于乐观，在进行项目综合风险收益评估时会过分高估收益，同时过份低估风险。此外，在进行分散投资时，投资人由于过度自信容易导致其投资资产组合高度集中化，违反分散投资的基本投资原则，造成投资风险增加。从内部现金流的敏感度来看：当内部现金流充裕时，投资者乐观心态可能因为高估盈利前景投资高风险项目或是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出现过度投资；当企业面临良好投资机会而内部现金流短缺时，投资者在不愿意进行外部市场融资的情况下，可能选择放弃原本有利的投资机会，引发投资不足，损失潜在收益。
（二）后悔厌恶
后悔厌恶是是个体认识到本该做的更好而感到的厌恶及痛苦情绪。是没有做出正确决策时的情绪体验，为避免这种痛苦，投资会做出非理性行为来逃避损失的即时出现。受后悔厌恶的影响，投资者面对已经过份消耗且不宜追加投入的项目，会出现非理性抉择，倾向于继续投资，力图推尽损失的到来及后悔产生，然后往往由此导致更大程度的损失甚至破产。在股票市场上，当投资的股票出现亏损时，投资者继续持有股票，就是为了避免立即兑现导致的亏损带来的后悔；当股票出现盈利时，投资者提前卖出股票，则是为了避免价格下跌带来的后悔。此外，后悔厌恶还体现在投资者的风险规避上。帕尼诺等人研究发现，如果投资者是风险规避类型，在进行项目选择上，投资者会选择净现值为负但风险较小的项目，而拒绝选择净现值为正而风险较大的项目。
（三）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是指人们往往在心理上把实际上具有相等价值的财富或收益视为不同等级的财富或收益，并将期划归为不同的户头，有着不同的心理预期，进行不同的心理管理。心理账户的存在影响人们以不同的心态面对收益与成本，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在进行投资时，由于心理账户影响，投资者倾向于追求情感层面的“满意最大化”而不是理性层面的“效用最大化”。诸如投资人容易将卖出股票后由于价格上涨未实现的盈利产生的潜在亏损与持有股票带来的实际亏损划归不同的心理账户，或是对实现盈利再投资产生的风险谨慎性有所降低。带来的痛苦正是因为它们处在投资者不同的心理账户中。Shefrin和Statman（1994）认为普通投资者倾向于把投资进行两个部分的组合。一是低风险低收益的安全投资，二是高风险但能带来超额收益的投资。对不同的账户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风险低的安全投资，表现为高风险厌恶，注重规避风险而忽视收益。风险高的投资，又表现为风险寻求，不惜冒高风险以换取高收益。心理帐户导致投资人决策时产生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四）羊群效应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具有从众心理，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人们对事件做出判断和决策，会受到所处群体其他个体情绪行为的影响，表现出从众行为。从行为财务学的角度解释，羊群效应是决策过程中的一种非理性跟风行为。无论从整个市场角度还是从投资者个人角度而言，羊群效应的存在都是不利的。从整个市场的角度而言，该效应会导致众多投资者在同一时期内进入相同投资领域或采取相同的买入或卖出的投资策略，导致买卖压力过大，致使某个投资领域出现阶段性的投资过热或是投资不足，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则是某个资产价格波动剧烈，严重背离价值，造成市场风险加剧，严重时甚至导致金融动荡。从投资者个人角度而言，羊群行为的参与者们这种群体性的跟风行为会使其在做出投资决策时盲目跟随大流，导致许多投资项目一窝蜂上马，收益率降低甚至难逃失败的下场。
四、基于行为财务理论的投资机制改进建议
（一）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投资者非理性行为
在现代企业中，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在企业中实际发挥决策作用的是企业管理层或职业经理人。因此，对企业而言，必须抓好内部管理层，规范管理层科学决策行为。
1.加强管理层素质建设，防止出现过度自信行为
为了防止管理层群体过度自信的心理状态，企业应该采取有效识别管理人员过度自信等行为心理特征的方法，首先在对公司管理层人员的选拔任用上，充分考虑管理人员的个性特征，调查了解其过度自信程度。其次，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者过度自信评价机制，通过信息反馈及自我评价等方法，关注管理人员个性特征及心理情绪的演变过程，及时纠正其过度自信的心理倾向，防止出管理层群体性的过度自信并最终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行为。再次，应重视心理契约对企业管理者行为的影响。加强以“员工满意度”为核心的心理契约管理，从工作环境、安全与归属感、价值认同、培训与发展的机会、晋升等方面做好心理契约的建设与完善，提升管理层整体素质。
2.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尽管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会导致管理层从谋取自身利益出发产生与企业整体利益相背离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可通过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与手段，最大限度地统一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化解矛盾，降低代理成本。科学的薪酬体系的建立是完善激励机制的有效途径。企业可以选择将企业短期利益的实现情况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指标对管理者进行考核，并制定相应的奖惩。可以采取股权激励机制，以此促进管理者提高企业业绩，提升企业价值。此外，还应完善企业外部治理机制，规范企业经理人市场，引入有效竞争，使企业可以真正通过市场来进行竞聘选拔和治理适应企业自身特色的职业经理人，从而给予管理者可能被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压力，减少其非理性行为。
3.完善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建立民主化的投资决策制度
重大决策是权力运用的过程。重大决策的失误往往与权力集中化程度正相关，只有充分发挥民主才能有效制约管理者个人非理性行为，保证决策科学。在企业中，建立民主的投资决策制度，应完善董事会治理，充分发挥董事会效率，应当做到：（1）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提高两职分离度，确保董事会独立性发挥；（2）建立建全独立董事制度，完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在独立董事人员构成上，适当增加注册会计师、税务师、律师等专业人员，并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企业经营的程度；（3）完善董事会薪酬与股权激励机制。建立起收入与股权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力求董事会成员的薪酬与公司业绩价值增长和长期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二）完善市场的运行和管理机制，加强市场监管
1.完善资本市场的运行和管理机制
资本市场的运行和管理机制不健全为管理者谋求自身利益出发而产生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提供可乘之机。因此，我国应致力于完善资本市场的运行和管理机制。一方面应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功能，推进多层次市场建设，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简化各种行政审批的程序，接纳更为广泛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放松股票市场管制，培育有效投资交易机制，为市场注入活力。此外还要加大对投资者保护的力度，加大市场的监管力度，建立监管当事人失察的责任追究制度，避免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对上市公司实体的不利影响。
2.优化投资相关法制环境，加强市场监管
完善的法制环境可以对企业相关利益主体行为进行规范、约束，保证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企业经营活动有序进行。目前，我国应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体系。加快证券法修订、期货法立法、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等相关立法工作的进程；加强执法力度，对上度公司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严厉惩处；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大信息披露监管；建立起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以及市场参与主体本身的内部监督立体監管体系，强化市场监管。从而避免非理性投资人的投资行为建立外部监管机制。
作者：郭彦
第2篇：大中型企业投资战略研究
从近期李克强总理在知名年刊发表的《中国经济的蓝图》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正处于新的阶段，想要促进经济回升要扶持创新和消费，加快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从而实现经济触底反弹，实现稳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投资战略转型。
一、大中型企业投资优势
大中型企业能够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实现从小到大，由微到众的资本积累，足以证明该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力、综合实力，虽然经济环境变化对于大中型企业的冲击不小，但是有几个大中型企业的优势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1）知识性人才库完备。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曾经这样说过，在21世纪是一个企业转型阶段，从企业理念到管理模式，所有的资源进行战略化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进行知识型人才的投入。而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中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在经营过程中将人才培养作为企业发展的先导。从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已经具备完整的高学历的知识型人才库。其中，无论是凝聚力还是创造力都是有目共睹的。面对企业投资战略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知识型人才库能够以其较强的组织生存发展的能力，把握环境变化，了解经济形势走向为企业投资方向的选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而使大中型企业在投资战略中拥有一定的优势。
（2）结构组织体系完善。以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时美国华尔街破产企业数额之大与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危机所对比，虽然难以逃脱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但是，从中国来看，影响并不算太大，仍然能够以稳定性的GDP增长回击部分看好戏的人们。中国之所以能够在2007年的经济危机中实现损失最小化的一个原因是。大中型企业考核制度。通过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无一例外的绩效考核制度，实现员工的自我营销目标。以高速更新的知识体系，时刻高度关注员工，随时将懈怠者淘汰出局，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力。
（3）风险控制能力的具备。经济学家郎成平对于李嘉诚的过冬法则大加赞赏，认为其“保守”式的投资风险是根据形势变化对自身冲击最小的。通过严格控制风险，合理选择投资方向，保持决策人员的头脑清醒，降低风险，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目标。
二、大中型企业投资劣势
对于大中型企业的分析，在肯定其优势的同时要加强对自身劣势的分析，从中找到改革与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才能对于企业对外投资的区域选择、行业选择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实现降低风险的核心目标。
（1）管理层固步自封、人才难以实现其价值。虽然人才管理已经成为主流管理，但是我们难以否认的是，在目前大中型企业存在家族企业或高层老龄化的现状，这就导致企业在管理和投资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外投资追求投资小收益快的项目。但是，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当下的经济形势已经说明这样的投资项目已然不多。创新型人才难以获得决策权，导致即便有好的投资方向也难以实现的结果。
（2）国际竞争力弱，融资困难大。由于目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偏见，和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大中型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投资综合实力在国际上竞争力弱。想要进行融资来实现投资目标，但是融资的风险大，困难大，阻碍了大中型企业的投资发展。
（3）传统行业创新力差，新兴企业机会少。我国大中型企业中，传统行业所占比重较大，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创新能力差，缺少优势产品。另一方面新兴企业发展能够在弥补传统行业的一些问题，但是，其资金实力、投资眼光、经验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大中型企业的投资战略
大中型企业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停留在传统的或原始的行业或地区，有时候很难找到新的发展契机，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积极的起出去，寻求新的合作模式，发展模式，投资模式。
（1）连锁式合作模式投资。现代流通革命的标志是InternationalChain和SuperMarket，连锁式式发展已经在其他国家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于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来说，其投资方向，可以借鉴沃尔玛投资方式，实现连锁经营。以七匹狼为例，目前七匹狼与上海华尚弘章消费投资中心合作，选择消费品牌、连锁经营等相关行业进行投资，实现成长型和控股并购混合型投资战略。在保证原有效益增长的同时，以品牌号召力为依托实现全新形式的利润增长点。七匹狼与弘章资本合作互利，前者借助后者在零售业的投资资源和经验，带动自身企业的发展。后者利用前者的资金实力和影响力实现合作共赢。
（2）境外投资，加速实现资源整合。境外投资的实质是利用世界各个经济资源和劳动成本的优势，降低企业本身经营成本和生产成本，推动世界经济之间加速融合。全面考核世界经济环境，选择最具优势地区，进行境外投资，推动企业技术力量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
以新疆地区为例，目前，我国新疆周边国家对于外来投资者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加，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现状，境外市场投资成为新疆大中型企业淘金热土。投资方向以金融、风力发电、大型商品交易等多个领域遍地开花，贯彻执行我国经济发展走出去的战略指导目标。
（3）坚持风险规避的投资策略。从政治风险来看，根据我国国情和被投资国国情两方面来看，选择稳定性强，支付力强的国家进行投资，减少对战乱或内忧外患严重的国家的投资，实现规避风险，减少损失。
从经济风险来看，在投资前要进行全面的风险投资分析，对地区、行业、投资收益周期等方面进行了解，有充足的市场调查之后，了解投资产业的消费人群、消费能力之后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有目标、有计划的进行投资。
综上所述，提高大中型企业对于投资风险的感知能力和规避能力，加大对开展境外投资的调查研究力度，力求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之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调整好投资方向和力度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研发与企业战略转移的关系，确立好地区与消费人群的管理模式，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利益最大化。
作者：孙福志
第3篇：新常态下钢铁企业投资结构优化机制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的钢铁业目前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钢铁业在多年高速发展后已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2016年全国粗钢产量8.08亿吨（占全球的比重为49.5%），产能利用率仅约71%。而且，过高的产出导致钢材价格持续低迷，钢铁主业已从微利经营进入到了整体亏损，2015年全行业主营业务累计亏损超过1000亿元。作为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钢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占工业排放的近四分之一，随着新环保法等一系列环保法规的出台，钢铁业面临的环境约束日趋加剧。因此，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绿色转型”是钢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要使上述战略产生实质性效果，其关键是务必让钢铁企业在产能过剩和环境规制双重约束下优化其生产投资和减排投资结构。
一、钢铁业新常态下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
1.“去产能”是首要工作。2013年我国服务产业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这表明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已经不可能继续保持过去的高水平，未来国内许多工业品产量都将陆续达到峰值，从而钢铁等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已近尾声。事实上，中国钢铁业经过60多年的发展壮大，目前这一传统产业已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且现阶段钢铁业的产能过剩已无法再通过扩张国内总需求（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的粗放式增长）的传统思路加以解决。欧美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部门在其产能利用率超过81%时能够健康运行，若产能利用率达不到80%，则将挫伤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并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在新形势下有效治理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工作，而其路径可概括为“查、控、疏”三个字。一是清查违建项目和“僵尸企业”，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二是严格控制钢铁业传统产品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并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三是对企业低效产能退出市场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并扶持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产品的开发。同时，还应引导企业有效利用“一带一路”等海外市场，加快产品和产能“走出去”。
2.“控污染”是前提条件。钢铁业是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2009-2013年钢铁产业的年均能耗占到全国能耗的16.9%，年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占到全国固废排放的12.6%，年均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占工业排放的近四分之一。随着我国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的日趋加大，钢铁业面临的“污染控制”约束也更趋严厉。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提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污染物，即构成污染环境罪。同时，随着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的正式实施，企业排污的违法成本已越来越高，从而钢铁企业绿色化转型势在必行。
为了达成“污染控制”之目标，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一方面政府将继续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来优化行业的区域布局，确保各地的污染排放不超过其环境容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达10905家，显然，推进重点地区钢铁企业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形成少数具有技术、设备和规模优势的大型钢铁企业，有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治污效率。另一方面，企业还需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着力提升其生产工艺和装备技术水平，不断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三废”总量；并通过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加大治污处理投入来实现企业和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3.“提效益”是中心目标。钢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其持续健康发展对综合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由于钢铁业是资本密集型產业，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导致企业存在着较高的固定成本，这使得企业在需求下降时也很难自觉“限产”（因为虽然生产会出现亏损，但不生产将亏损更多），这样以来，供给相对过剩必将导致钢材价格持续疲软。中钢协统计调查显示，除沿海地区的钢厂得益于超速下跌的原料成本以及低廉的海运成本暂时还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外，我国内陆钢厂2015年几乎无一幸免地亏损严重。
面对新形势下行业性亏损困境，钢铁企业应更加重视产品研发，通过掌握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精尖产品的生产加工技术，实现产品结构升级。要更加重视信息技术和钢铁业的“生态融合”，通过建立互联网电商营销平台，为客户提供钢材加工物流配送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减少过多中间贸易商带来的利润分割。
二、钢铁业过剩产能化解、环境约束和投资结构优化的交互作用机制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钢铁企业过剩产能治理、排污约束和投资结构优化三者之间存在着共赢的动力机制，如图1所示。
1.化解过剩产能能促进钢铁业的达标排放与投资结构的优化。治理产能过剩意味着降低产量，尤其要求技术上不达标准、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退出市场，这有助于从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两方面实现环境规制的目标。同时，也将倒逼企业的发展模式从粗放增长型转为质量效益型。企业的资本运营将不再简单地限于传统的产能扩张，而会更多地去考虑投资开发高性能产品，或向成本收益性更好的治污投资项目转移，从而达到投资结构优化与钢铁业绿色转型之双重目标。
2.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可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结构，并有效缓解产能过剩程度。政府进行环境约束的政策手段通常包括指令控制、排污税和排污权交易三大典型工具，若对企业规定严格的工艺技术标准和排放定额，则将直接淘汰一批高污染的落后产能；若征收高额排污税，将治污费用内部化为企业生产成本，则低效产能无利可图，市场供给曲线向左上方向移动将导致均衡产出减少。
3.企业投资结构的优化可内在地助推过剩产能的化解和环境达标。经济新常态下，影响企业投资利润的主要因素包括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单位资本产出率、产能利用率、产品价格、治污成本、政府补贴等。在钢铁业全行业亏损的现实背景下，企业投资结构的优化和投资效益的提升要求企业减少传统产品的生产性资本投入，增加对高性能产品的创新投资和减排技术与装备的研发投资，并通过对外投资促进产业转移。
三、促进新常态下我国钢铁企业投资结构优化的路径与政策举措
1.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联动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政府应进一步颁布法律法规，助推钢铁业产品结构升级和企业减排装备技术升级。同时，完善退出机制，给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环境达标等建立通道和给予有力的政策支持。要鼓励钢铁企业通过联合重组、全产业链整合、科技创新，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并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功能，通过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国家多为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急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投资办厂，加快国内钢铁企业的资本、技术向海外市场输出，利用贸易扩张和产业梯度转移，促进我国钢铁业过剩产能的化解。
2.完善顶层设计，加大政府对钢铁企业治污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科学制定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战略规划，参照国际标准和新《环境保护法》等法规，制定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计划，对投资的规模、结构、效率等进行科学引导。并逐步加大财政预算对工业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加对减排投资的财政补贴。
3.创新融资渠道，提高减排投资主体的积极性。由于钢铁业污染治理的历史欠账较多，亟须提高企业进行污染治理的积极性，扩大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应研究制定适合域情的激励机制，完善相关税收、罚款、环保补助、污染收费、排污权交易等制度和优惠政策，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培育良好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环境。要不断创新投资渠道，通过鼓励合资、独资、PPP（公私合作模式）等多种形式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模式，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进入域内环保领域，促进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主体多元化。
4.完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健全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是促进钢铁企业减排投资和生产投资优化的重要保障。一要建立和完善工业污染治理资金信息公开披露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政务公开，鼓励各种新闻媒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重大治理投资项目建立听证制度，完善公众监督机制。二要建立严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审批程序。通过完善专家评审制度，对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建设严格履行专业化的可行性论证，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三要强化减排专项资金的检查，加强对工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的监管。相关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对治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保证资金使用安全。同时，环保部门应健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的监管机制，对污染排放进行实时动态监测，确保污染治理设施高效運行。
作者：范定祥等
第4篇：平衡计分卡下私募股权投资企业预算考核体系构建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概念和特点
私募股权投资是指主要投资于企业非公开发行和交易股权的投资。相对于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具有投资期限长、流动性较差，投后管理投入资源多，专业性较强，投资收益波动较大等特点。
二、私募股权投资企业预算考核存在的问题
目前，股权投资在国内尚处于发展期，预算和考核体系还不完善，实践中存在考核目的不明确，技术欠缺，指标设置不完善等问题。
（一）预算考核目的不明确
股权投资企业预算目标的合理确定极为重要。当前私募股权投资企业预算考核职能开展范围较窄，主要以项目内部收益率为目标，较少关注长期发展战略，无法实现预算考核对战略发展的保障作用。
（二）预算考核技术欠缺
私募股权投资活动面临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如宏观经济景气度、政治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环境保护风险等，股权投资企业普遍不具备强大的预算考核技术实力，标准化和系统化建设存在瓶颈。
（三）预算考核指标设置不健全
目前，股权投资企业预算考核指标通常采用单一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存在一定片面性，经常导致短期行为的产生，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三、平衡计分卡下股权投资企业预算考核体系构建
平衡计分卡是一个综合评价企业长期战略目标的指标评价系统，可以更好地将企业的战略目标转化为一套条理分明的业绩评价体系，能有效避免考核目标不明确、指标设置不健全等问题。股权投资企业使用平衡计分卡构建预算考核体系的思路为：应用平衡计分卡把股权投资企业发展战略转换为多维度的可衡量、可操作指标，将指标分解，明确不同层面内容。根据股权投资企业的业务经营特点，企业战略规划可分解为股东（出资人）层面、被投企业层面、内部运营层面、学习和成长层面。
（一）股东（出资人）层面
出资人通常关注股权投资企业财务业绩表现和资产质量。股权投资企业可通过设置现金收益比率，估值增长率，项目内部收益率（IRR）等不同指标对财务业绩进行考核。资产质量方面可参照投后目标、评审报告，对收益偏离度进行考核，并综合考虑行业景气度、企业经营情况，以及投资期内表现对所投项目进行资产质量分类和打分。
第一，现金收益比率=
第二，估值增长率=
第三，内部收益率是截至某一特定时点，资金流入现值加上资产净值（NAV）现值总额与资金流出现值总额相等，即净现值（NPV）等于零时的折现率。
NPV=C0+++…++
其中，Cn为每年现金流，r为折现率。
第四，收益偏离度=
（二）被投企业层面
股权投资企业对于客户的价值体现于投后管理方面，包括帮助被投资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完善治理结构，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再融资服务，以及提供外部关系网络和资本运营服务等。对于难以量化考核的增值服务部分，可设计调查问卷的形式，由客户对增值服务进行综合评分。此外可对客户保有率、客户获得率和客户盈利性进行定量考核。
（三）内部运营层面
股权投资企业内部运营应做好风险防控，保持日常运营高效。风险防控包括项目评审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满足内外部合规和监管。日常运营包括各项运营制度建设，基金的募集、登记、估值核算、分配和清算等等。股权投资企业风险防控、日常运营高效通常由股权投资企业前、中、后台合作完成。平衡计分卡体系下，通常按着不同侧重点对需要关注的事项采用定性评价考核。
（四）学习和成长层面
股权投资业务的特殊性决定行业人才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学习和成长层面可以从员工满意度、激励和授权等方面构建平衡计分卡。员工满意度指标包括员工流失率、保有率、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培训等。激励和授权通常包括员工业绩与企业业绩绑定比例以及跟投机制的建立等。
综上所述，应用平衡计分卡建立股权投资企业预算考核体系，可以推动企业战略实施，有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随着行业高速发展，股权投资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起一套综合性的以战略为导向的预算考核体系尤为重要。
作者：谢庆娇等
第5篇：非财务信息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综述
1引言
非财务信息是指以非财务资料形式出现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信息资料，一般包括公司的背景信息、经营业绩指标、管理当局分析、企业面临的机会和风险、社会责任信息等。从内容上看，非财务信息能提供范围更广，也更加全面的信息，是深入揭示企业内部运营状况的“窗口”。有效率的投资是指当企业管理者在多项投资项目中进行选择时，会从中选择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在实际市场中，市场的有效性很可能会被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噪音所影响，进而使得企业的投资不能达到最高水平。其中，导致这种噪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BushmanandSmith，2001）。人们发现财务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那是因为财务信息是一种可以反映公司异质性的信息。然而投资者为了更好的做出决策，不断增加对企业信息的需求，这时财务信息已经不能够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可以反映出相关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非财务信息开始被人们所发现，并越来越受到重视（AmirandLev，1996；Aertsetal，2008；沈洪涛等，2010），随着市场不断的发展，非财务信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非财务信息与投资效率关系
与财务信息类似，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可以有效缓解企业内外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透明度（GlostenandMilgrom，1985）。已有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MyersandMajluf，1984）。第一，外部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对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造成一定的影响，当其中有些公司受流动性所约束时就很容易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第二，Narayanan（1988）的研究中表明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公司出现投资过度的现象，即企业会选择投资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新投资项目。研究发现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可以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效率（SchrandandVerrecchia，2004；Hughes，1986）。首先，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在获取有关公司的内部信息时，虽然银行等金融机构与普通的中小投资者相比，可能会更容易获知较多的公司内部信息，但是银行与借款公司中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还是明显存在着的，所以银行为了更好地做出贷款决策也会关注借款公司所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因此，企业非财务信息的自愿披露很可能会对公司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产生直接的影响。再者，非财务信息的选择性披露可以降低企业股权融资的成本。Bujaki等（1999）研究中发现的结论是：公司管理者对反映企业未来发展的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中好消息占了巨大的比重，约为97.5%，而其中坏消息仅占了2.5%。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对于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也是好消息明显多于坏消息（程新生，谭有超等，2012）。管理者披露越多的企业非财务信息中的好消息将会影响投资者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就会通过披露更多的好的非财务信息，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而提升了股价，降低了企业股权融资的成本。Stein（2003）认为，一旦公司获取了大量超过自身所需的最优融资总额后，必然不会错失那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进而减少了投资不足的问题，但是当公司拥有多余的资源时就会投资一些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这将会使公司出现投资过度的现象。因此，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也可能会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从而损害了投资效率。
3非财务信息与投资效率研究综述
3.1国外非财务信息与投资效率研究综述
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非财务信息的自愿披露可以缓解股东和债权人等与管理层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降低融资约束，从而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1）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可以对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起到抑制作用。投资不足是指当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会放弃一些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这将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使得企业的市场价值受到冲击。根据已有研究，有价值的信息披露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可以防止低估企业市场价值现象的出现，进一步也对融资成本的降低有一定积极作用（GrossmanandHart，1980；Healyetal.，1999）。Hughes（1986）的研究中发现企业向外部投资者自愿披露的非财务信息中包括一些可以用來更加准确评估公司价值的信息，这将会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上市公司向外部投资者自愿披露的反映未来发展趋势的信息能够使得分析师的预测结果更加准确（Musluetal.，2011），进而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价值的评估也会更加精准（Schleicheretal.，2007）。非财务信息相比于财务信息来说，相关性和及时性都要更高一些，因此高质量的非财务信息将会提高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判断的准确性，进而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公司也能够得到所需的充足的融资额，从而保障高收益项目的顺利实施，缓解投资不足。（2）非财务信息也可以制约过度投资。过度投资是指企业选择投资的项目中包括一些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由于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得外部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利益不同，这将会使管理者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投资项目，而这种选择对投资者是不利的（Jensen和Meckling，1976）。之后Jensen（198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现金流量假说，当公司获得大量的自由现金流时，公司管理者往往更倾向于投资更多的项目，而不是给股东分红，这将会使管理者的薪酬、权利和个人声誉等有所提升（Murphy，1985；JensenandMurphy，1990）。大量的国外文献也发现当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去扩大投资规模时，将会出现许多非效率投资（Jensen，1986；HopeandThomas，2008）。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会对融资约束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使得公司获得超额的资源，为了防止投资不足现象的出现，管理者可以利用充足的资源去选择收益大于零的投资项目，但是在本身利益的驱动下，公司管理者很可能会继续扩大投资规模，投资于那些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从而导致过度投资，最终损害了投资效率。
3.2国内非财务信息与投资效率研究综述
对于非财务信息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这一问题，国内的研究结论与国外基本一致。首先，对于非财务信息能否抑制投资不足问题，国内学者给出了直接证据。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发现，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可以通过声誉制度进行控制。唐跃军等（2008）发现即使是在市场发展不成熟的中国，披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公司也可以获得很好的声誉，为了提高公司声誉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的水准。声誉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我国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可以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我国银行在决定是否给企业贷款时会调查企业的声誉（叶康涛等，2010），声誉越高，银行贷款的可能性越高。此外，Chen（2011）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水平提高，公司声誉将会上升，从而使得银行贷款也更容易取得。由此可以看出，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会减低企业债务融资的成本进而有效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程新生，谭有超等（2012）研究表明，作为非财务信息与投资效率之间的中介变量，外部融资同时也制约着两者之间的关系，非财务信息虽然可以减少投资不足的发生，但是又会导致投资过度的出现。汪炜和蒋高峰（2004）使用临时公告与季报数量测度自愿披露，发现自愿披露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随后沈洪涛等（2010）调查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发现他们关于环境方面的非财务信息披露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也是成负相关关系的。何贤杰等（2012）则发现关于社会责任方面的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并且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也越强。在我国新兴市场的特殊制度环境下，投资者辨别信息质量能力较差，低质量的非财务信息很可能也可以赢得投资者信任，公司便会获取到超量的融资额，进而管理层在本身利益的驱动下很可能会继续矿大投资规模，将会导致大量的非效率投资出现。
作者：郝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