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一种为每个社会成员造成实惠及惠及广大社会成员的经济体架构，它的行为体现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其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完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绩效考核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管理工具，对国有企业的资源分配以及与资源利用有关的效率进行评价，决定着国有产权的收益，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客观性的衡量标准。因此，研究国有产权与国有企业绩效的关系成为理解国民经济，特别是转轨经济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首要问题。
一、关于国有企业存在原因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推动本国工业化，调和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国中央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国家经济，国有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术界对于国有企业存在原因的理论基本可分为三个学派：社会学派、代理学派和政治学派。社会学派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建立在于市场失灵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利益超过社会成本（Atkinson & Stiglitz，1980）。代理学派的研究表明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建立了国有企业的同时，容易滋生腐败和扭曲资源配置（Banerjee，1997；Hart，Shleifer & Vishny，1997）。另外，由于国有企业最大化目标有多重化倾向，且实现程度难以测量，会造成对管理者的激励降低（Tirole，1994）。政治学派与前两种观点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基本假定，该学派强调政治家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政治家通过掌握国有企业的资源、采用政策等手段为支持者提供就业和为支持者的企业进行融资（Shleifer & Vishny，1994），造成国有企业的无效率（Shleifer & Xu，1998）。李颖（2013）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市场扭曲导致的生产要素流动配置效率损失中得到发展。丁一兵等（2013）用实证的方法得到银行业市场竞争度与国有企业绩效成正比例。汤吉军（2014）从不完全契约视角论证了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可以加快国有企业的发展。赵静晨（2015）认为，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上可知，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行政性，它的产生不仅是为了节约经济资源，也是为了政策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除了纯国有经济外，混合经济中的国家所有制经济，都是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股份制改革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国有产权形式占有资源，而国有企业的绩效体现了政府实现政策效力的水平。本文基于政治关系和政府干预的视角，从政策性负担、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三种基本途径研究国有产权与国企绩效关系问题。
二、关于国有产权背景与政策性负担的理论
广义上讲，政府政策干预的对象包括价格、产量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政府或行政干预通常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是相违背的，会扭曲企业管理者的目标和约束，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益。Shleifer & Vishny（1994），Boycko et al.（1996）的理论模型表明，为了社会的稳定发展，政治家会鼓励和迫使国有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提高工人的工资，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下降。Lin et al.（1998）认为，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承担了诸如经济发展战略、就业、社会养老、社会稳定等多重政府目标，导致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过大。苏常禄（2013）从价格的激励机制角度分析得出，政策性负担使得国有企业中价格缺失或者价格机制不完善，从而该类企业存在激励扭曲。廖冠民、沈红波（2014）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会降低经营业绩与股票回报，抑制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需要股权制衡与股权激励。陈林、唐杨柳（2015）测算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李勇、郭丽丽（2015）认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竞争性约束和产权改革增强了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能力，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逐渐被剥离。
对政策性负担的研究还会涉及促进就业和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冗余雇员等方面。学者就国有企业是否应该承担就业责任和雇佣更多的雇员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在冗余雇员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方面，却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曾庆生、陈信元（2006）以1999—2002年健康运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指出国有控股公司的劳动力成本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Li & liang （1998）认为导致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冗余的非生产性工人。Xu，Zhu & Lin（2005）揭示出高管人员在裁员方面是否拥有适度的弹性对国有企业业绩有显着影响。薛云奎、白云霞（2008）指出在经济正常增长时期，存在冗员是国有公司的普遍现象，冗余雇员越多的国有公司，雇员的平均工资率会越低，虽然不会增加国有公司的劳动力成本，但是会显着降低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李科、徐龙炳（2011）检验出国有企业劳动力雇佣政策对冗员的敏感性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上升。马连福、王元芳等（2013）推断出国有企业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会增加公司冗余雇员规模。沈永建、倪婷婷（2014）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显示因政府干预会影响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进而影响高管薪酬激励。
不过，现有的关于冗余雇员与国有企业绩效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不同环境条件下（如经济繁荣期与经济萧条期），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及其经济后果都可能有显着的区别，现有研究对此很少关注。其次，转轨经济改革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我国国有企业的冗余雇员问题（Lin，Cai & Li，1998；Lin & Tan，1999；曾庆生、陈信元，2006）将会长期存在。现有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冗余雇员和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异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横向的静态比较分析，难以从动态角度考察两类企业在雇员数量、人均工资和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纵向调整方式和调整机制。
三、关于国有产权与融资优势的理论
社会学派认为，为了增大社会的福利水平，国有银行的资金应该支持那些符合社会效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私有银行不愿意提供资金的项目（Gerschenkron，1962；Stiglitz，1993）。Micco & Panizza（2004）也发现，在宏观经济波动时国有银行扮演了信贷平滑的角色。政治学派则主张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对企业进行补助，导致国有银行成为利益集团的寻租工具，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证实。Frydman et al.（2000）通过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银行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对具有政府背景企业的金融软约束存在于事前的签约、事中的监督控制以及事后合约执行各个阶段。Khwaja & Mian（2004）在对巴基斯坦1996—2002年间国有银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的研究中发现，政府控制的银行向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的贷款是其他企业的两倍，但该类企业的拖欠率却比其他企业高出50%。我国国有企业也具有同样的融资优势，Ross，Song，Yao & Wang（2001）发现，我国的非国有部门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不到20%，其余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罗长远、陈琳（2011）借助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得出，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国有企业的融资状况并不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王满四、邵国良（2012）发现银行债权对国有公司存在财务软约束。谢乔昕、张宇（2013）认为，企业国有股份比例差异会导致融资歧视，但是经济影响力的提高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六兵（2015）的研究表明银行信贷的倾斜会增加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马大来、陈仲常、王玲（2015）认为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
实际上，地方政府在干预银行信贷决策中的作用，以及国有产权与国有企业融资优势的内在关系，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广泛存在的。中央的适度集权和地方的合理分权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加快本地经济的发展，促使地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运行和争取不断流动中的资源（白重恩等，2004）。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财政收入的相对地位不断降低，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强财政、弱金融”演化为“强金融、弱财政”格局（周立，2003），争夺银行资源自然成为地方政府争夺资源的重要方面（巴曙松等，2005）。同时，为了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自身晋升，地方政府有动力为国有企业融资提供便利（白重恩等，2004；周黎安，2004；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吴凡、祝嘉、卢阳春（2013）指出国有企业投资的主要承载者是地方投融资平台。肖钰、孙会霞（2013）探讨了地方政府借债行为对企业信贷环境的影响，论证出地方政府借债越多，借债程度越大，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低。韩鹏飞、胡奕明（2015）研究证明政府隐性担保会使国有企业债券的风险下降，却会增加地方融资平台债券的风险，且与信用评级呈反方向变化。
不过，国有企业的融资优势，究竟是源于国有产权背景下的“预算软约束”，还是政府的“父爱主义”，抑或是政府对银行资源的垄断权？事实上，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其政治目标、官员晋升的依据以及争夺资源的方式可能都会发生显着的变化，国有企业融资优势的内在形成机理可能也有所不同。例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被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批判的“父爱主义”观点（Kornai，1980）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四、关于国有产权与政府补贴的理论
政府补贴作为一种财政行为，随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应运而生，是用直接干预方式管理企业的经营行为。依据政府的目的不同，有选择或有差别地向某些企业提供政府补贴。根据唐清泉、罗党论（2007）的统计数据表明，2002—2004年间政府每年向上市公司发放补贴累计平均达到400多万元。
围绕补贴的促进效应在国外早有研究，结论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会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政府补贴行为的发生一般都会伴随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情况，改变企业的投资决策，导致企业增长速度放缓，带来规模报酬递减，企业效率和获利能力不断下降。洪银兴和曹勇（1996）则认为政府向某些企业提供的财政捐助以及对价格或收入的支持，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地区经济总值，有效促进地区投资增长。陈晓和李静（2001）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地方政府为了资源竞争的需要，通过对上市公司实施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由此论证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公司业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陈冬华（2003）研究发现，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上市公司可能获得的政府补贴与地方政府的影响力之间是正向关系。通常情况下，政府补贴的具体动机在不同的经济和制度背景下可能有所区别，但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地方政府资源、争夺社会目标和政府官员个人升迁三个方面。陈晓、李静（2001）通过对1997—1999年部分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近一半的公司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才得到配股资格。唐清泉、罗党论（2007）通过对2002—2004年上市公司的分析，论证了当上市公司为当地国有企业时，政府补贴在维护社会目标方面会发挥出更为显着的作用。韩超（2014）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主张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并不受到地方政府补贴行为的偏爱，补贴的概率、补贴数量及补贴程度显着低于其他所有制。刘媛媛、马建利（2014）指出政府补贴对国企的行为模式选择具有不同的影响，且能够直接影响国企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张杰等（2015）认为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抑制效应的机理。
值得一提的是，Johnson & Mitton（2003）认真研究了金融危机中马来西亚政府为其关联公司提供补贴的行为，结果显示关联公司约1/3的价值增长与政治关系密切相关。不过，目前的文献在这些方面还缺乏一些研究，诸如：非常态经济环境下（如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下）政府补贴的动机，以及经济萧条时，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就业状况、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各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补贴的动机及其后果。
五、关于政策性负担、融资优势与政府补贴之间关系的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通过财政补贴、贷款支持等措施（林毅夫、李志赘，2004）加以解救，亚诺什·科尔奈（Kornai，1986）称这种现象为“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的重要甚至核心表现是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了解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内在因素的探究，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观点。Kornai（1980）将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作为企业产生预算软约束的原因。李稻葵（1992）指出产生预算软约束的充分条件是国有产权。Qian & Roland（1998）将预算软约束归结为集权。Segal（1998）则认为预算软约束产生于垄断。Boycko，Sheleifer and Vishny（1996）试图通过解释俄国的私有化问题整理出解释预算软约束的思路。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之一是提高就业率，政府官员往往倾向于让企业雇佣冗员，采取的激励机制就是向企业提供补贴，这样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剖析、批判和吸收，认为政策性负担是形成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根本原因。按照这种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即“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贷款支持和政府补贴”。虽然国有产权背景并不是形成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唯一原因，但国有产权背景往往会给国有企业带来更多的政策性负担（Li，1992），贷款支持就体现为相对于民营企业的融资优势。因此，按照上述思路，从单方向的逻辑推理看，可以得出如下的传导路径，即“国有产权→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不过这一逻辑在经济环境恶化下可能会受到挑战。Kornai（1980）和白重恩等（2004）认为，面临更大困境的国有企业可能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支持和补贴。马永强和孟子平（2009）发现，金融危机下国有企业的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优势与其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之间的联系可能会受到削弱。马连福、曹春方（2011）分析认为，较强的地方政府干预能导致负担较轻的国有企业的损失性变更。郭剑花、杜兴强（2011）研究发现，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容易受到政府干预，需承担较重的雇员负担，也因此获得较多的政府补贴。苏常禄（2013）探析了国有企业是否存在激励扭曲问题，指出国有企业中价格缺失或者价格机制不完善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产权性质、国有企业的垄断、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等。
与常态环境下的探讨不同，环境急剧恶化条件下（如金融危机），国有产权背景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有其自身特征，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企业会有不同的管理理念，因此，即使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情况下不同的企业收益风险因素，也会制定不同的经营策略。常态环境下，企业管理的首要任务是有效权衡风险与收益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降低风险。但在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核心就是降低风险；常态环境下，企业可能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盈利状况，但在金融危机下，除了盈利，企业会更多地关注现金流的变化；常态环境下，由于企业折旧和摊销的固定成本并不带来真实的现金流出，进而固定成本费用比例的上升会加大公司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进而加大公司盈利风险，然而在金融危机下，该类企业却会面对较小的风险（马永强、孟子平，2009）。因此，企业产权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与经营状态和经营策略有直接关系。
其二，政府的政策目标、干预动机和干预方式可能也会因社会经济状态不同而不同。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在常态环境下面临充分就业的政治责任会比金融危机下要小得多。常态环境下，国有企业利用“国有产权”的政策优势和信用优势，可以更容易地从银行获得贷款（Berglof & Bolton，2002；巴曙松等，2005；孙铮等，2005；余明桂、潘红波，2008），但在金融危机下，大部分公司风险急剧升高，银行会出于自身的风险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一视同仁”，还是会因为其他放贷渠道的减少而使国有公司在银行借款上更具有优势？常态环境下政府补贴的动机很多，可能包括迅速提高地区经济的总值（洪银兴、曹勇，1996）、创造就业（Wren，1991；Harris，1991；唐清泉、罗党论，2007）、促成地方上市公司实现上市和配股（陈晓、李静，2001）等，而金融危机下政府补贴究竟是出于“父爱主义”（Paternalism，Kornai，1980）的动机去挽救困境中的国有企业，还是对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一种补偿（林毅夫等，1994、1997、1999、2004）？常态环境下的国有产权优势并不明显，但在环境急剧恶化条件下，政府会不会因为“避嫌”而调整支持国有企业的方式和力度等。
六、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反思与研究
展望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国有产权与国企绩效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整体而言，现有文献在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一是不同产权背景（国有与私有）的企业在绩效表现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即国有产权背景会影响企业绩效；二是国有产权主要通过政策性负担、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等途径影响国企绩效。但在梳理文献过程中，笔者发现，已有的研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国有产权影响企业绩效的各种途径之间的内在联系、国有产权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等方面，还是难以得到突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还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合理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没有采用基于有效研究视角对应的研究方法。
首先，关于国有产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冯根福等（2002）、李涛（2002）、陈信元等（2004）的研究指出，在研究转轨经济中股权结构和企业业绩时，国有产权可能是内生的，现有很多研究无法真正认清国有产权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内生性会使OLS回归系数收敛不一致（李涛，2002）。如果我们能够以一些外生的经济事件冲击（如金融危机等）为背景，从动态角度考察这些事件冲击中国有产权对企业绩效变动（如盈利下降幅度和现金流短缺程度等）的影响机制，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已有文献静态比较分析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其次，就国有产权背景与国企承担的促进就业等政策性负担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国有企业的冗余雇员存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源于公司上市初期遗留下来的（曾庆生、陈信元，2006）的产物，二是企业在经济转轨改革过程中造成的后果（Lin，Cai & Li，1998；Lin & Tan，1999）。已有的文献一般会采用静态比较分析方法（曾庆生、陈信元，2006；薛云奎、白云霞，2008）研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冗余雇员与劳动力成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很难区别两类企业在雇员和劳动力成本的调整方式和途径上的不同。如果在静态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加上对于外生事件冲击（如金融危机等）前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以及不同层级国有企业之间在人均工资变化、相对雇员数量（以销售收入标准化）变化和相对劳动力成本（以销售收入标准化）变化上的差异的分析，就会更好地理解不同企业的动态调整方式和调整机制。
最后，学者对于政策性负担、融资优势与政府补贴的关系问题则持不同的看法。Lin，Cai & Li（1998）；Lin（1999）；林毅夫和李赘（2004）认为导致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基本原因是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在预算软约束下形成的政府补贴和信贷优势，给国有企业带来融资优势和获取更多政府补贴。但是孙铮等（2005）认为“政治关系”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声誉机制，已有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研究（Bai et al，2006）也表明，国有企业的融资优势可能与政策性负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政治关联虽然给企业带了融资优势和更多的政府补贴，但政府关联本身并不一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另外，虽然Kornai（1980）的“父爱主义”遭到了林毅夫等的批判，但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下，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的确可能会向那些处于经营困难更大的国有企业倾斜（马永强、孟子平，2009）。由于常态环境下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很宽泛（如增加投资、就业、养老、福利等），很难检验其与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之间的关系，而在经济环境恶化下国有企业面临的最突出的政治责任就是减少失业，即政策性负担的内容较为单一，这可能为我们检验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的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优势的影响提供了较清洁的数据支持。因此，基于特定经济急剧恶化时期的事件研究法可能会有效克服现有的方法局限。
在该领域未来的研究中，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不同层级国有企业之间在政策性负担、融资能力、政府补贴等方面进行截面的静态比较来研究相关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既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也无法从动态角度更为深入地对比研究不同企业在上述方面的发展变化和纵向调整方式的变化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常态环境下的企业在上述方面的调整较为缓慢，按照现有的实证方法很难进行相应的研究。因此，未来研究应更多地基于动态视角，利用事件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类时间序列方法等在本领域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取得突破。
其次，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的研究通常是以常态环境为背景展开，但是不同环境下（如经济繁荣期与经济萧条期），国有产权影响国企业绩的各种途径的相对地位和影响力度可能会有明显的区别，国有产权的作用机制可能会由于产生途径的不同而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环境下国有产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和剖析，以拓展和深化已有研究。
最后，在研究成果上，虽然在该领域已有文献十分丰富，在基本理论问题探讨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整体上看，针对我国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治理现实的应用性研究和针对性政策建议却十分缺乏。例如，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以及混合所有制成为经济“新常态”后，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应如何改革，如何使国有企业既能够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中发挥中坚作用，又能够有效克服国有产权背景带来的“负效应”，如何有效削弱甚至斩断国有产权背景给国企带来的正效应与负效应之间的必然联系，如何有效构建基于混合所有制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等。
作者：阳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