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随着我国家族企业的快速发展，理论界对近于家族企业和家族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及其变革问题就是当前的一个研宄热点。从现有的文献中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人们主要是从节约交易费用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这种分析方法无疑是片面的，因为它忽视了家族企业由家族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之后的效率提高。其实，家族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即管理的分工和专业化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涉及到分工效率，后者则影响到交易的性质和数量的变化。因此，对家族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分析就必须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而不是只探讨其中的一个方面。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综合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和分工效率理论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一个交易费用和分工效率的耦合模式，并用该模式描述家族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动态演进过程。
一、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用交易费用来分析经济组织问题己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范式，正如威廉姆森所言，任何一个能表述为协约问题的经济——组织问题，都可以在节约交易费用这个意义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种，即市场交易、配额交易和管理交易。但在诺思的《制度、制度变迀和经济绩效》中，交易也可以分为人格化交易和非人格化交易。
(一)人格化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交易是指在经济领域中所有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交易的目的是人们从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消费资源和生产资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微观构成成员比较稳定，个体的迀徙是比较少见的，因此市场的范围也是比较稳定的。人们通过反复不断的日常接触和反复交易，市场微观主体之间逐渐建立起熟稔的个人关系，这时人们之间的交互活动就构成了人格化交易。人格化交易的核心是彼此之间的信任。信任在这里是一种治理机制。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是对对方不利用自己的脆弱性而行使机会主义的信心。这种信任是有前提的，人格化交易是在一个“每个人认识每个人”的社区环境下进行的，交易者之间逐渐建立起一个彼此心照不宣(也很难化为言辞或文字)的共同信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几乎所有共同信息都是“具体的、未编码的、未扩散的”，为每个体系中成员所心领神会;并且个体的具体身份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个体的具体身份使他获得被纳入这个信息体系的资格和能力。而由这一共同信息体系出发，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和对彼此的信任。信用的维持也主要通过人格化的方式实现。换言之，并没有有形的契约规定或严格的法律规范对背信行为进行惩罚性制约。但如果交易者一旦背信，事实上的成本将是大得无法估量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认识每个人”，因此其背信行为将迅速为所有市场主体获悉，不会再有人愿意与这样的背信者进行交易，于是，他将被视为不可信任的人而被群体共同摒弃，被排除在交易市场之外。在封闭的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中，企业成员之间以血缘、亲缘、姻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联结在一起成员之间的交易持久而固定，人们以信任和忠诚来维持彼此的关系。虽然也会有一定的制度规范，但很多情况下是虚设的，人们之间的交易主要是以人格化的方式来进行。比如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在请一些亲戚朋友进入企业工作的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就待遇、收入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
人格化交易节约了封闭的家族企业管理的交易费用，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家族成员具有利他主义倾向。所谓利他主义是指减少自己的消费以增加他人的消费。利他主义使得家族成员在交互活动过程中节约了讨价还价的时间和精力，减少了交易执行的监督环节，避免了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利他主义使沟通变得容易，各种矛盾和扯皮现象大大减少。利他主义作为家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其实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意识形态是种节约的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
雇佣双方对雇佣关系中彼此对对方应付出什么，同时又应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心理契约对工作满意、离职意向和组织政策有显著影响。雇佣双方心理契约的一致性越高，雇员对组织的满意感越大。以“五缘”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家族企业成员在企业中具有高身份感，高就业稳定性，高情感投入。因此，他们和所有者之间的心理契约具有高度一致性，降低了所有者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心理契约成本，节约了交易费用。
第三，家族企业成员之间的高度信任大大节约了家族企业管理的交易费用。信任来源于对对方不采取机会主义或败德行为的信心。由于人们违背信任成本的高昂，根据“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人们有足够的动力维持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信任往往和忠诚联系在一起，忠诚是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服从和效忠，也是对家族企业目标和利益的认同。在家族企业中，对家长式权威的服从和忠诚将使得组织的激励一治理结构设计变得非常简单和成本低廉。同时，从委托一-代理角度去看，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也是很小的。
(二)非人格化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非人格化交易的特点在于交易双方无须有任何的私人关系或相互了解，交易得以实现单纯依靠契约约定(包括一些隐性契约约定，也即双方默认的公共信息)及外在的法律约束，而契约则(原则上必须)由双方自由缔结。在契约缔结之前，首先，必须存在的是社会群体对契约规定有效性和最终仲裁性的普遍默认，作为外部强制性规范的法律，则是对契约规定的一种有效补充，并给交易者提供一种“威慑”机制。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主要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另一个是管理的职能分解，企业建立纵向管理层级和横向管理职能部门。在这里，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经营者和企业普通成员之间不需要有任何特殊的私人关系，他们以自己的理性，通过相互博弈，达成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因此，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实际上也就是非人格化的交易过程。然而，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等多方面因素，使得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大大提高。
1.与人格化的交易相比，非人格化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紧密相关。这个“差序格局”就象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圏圏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圏子的中心。离中心越近，关系越近，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越高;离中心越远，关系越远，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越低。封闭的家族或泛家族成员之间以“五缘”关系联结在一起，彼此信任。而随着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非家族成员逐渐增加。但非家族成员远离“差序格局’圏子的中心，因此，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必然降低。对此，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认识。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福山也提出华人文化对外人的极端不信任是阻碍公司制度化的主要原因。信任度的降低增加了人们之间沟通的难度，使得家族企业激励——治理机制的设计变得复杂和成本高昂。
2非家族成员具有利己主义倾向，同时，企业成员之间心理契约成本提高。一方面，与家族成员不同，非家族成员在企业工作过程中具有利己的动机，这不仅增加了交互活动过程中人们之间讨价还价的时间和精力，增大人们机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也增加了交易执行的监督环节;另一方面，非家族成员具有低身份感，低感情投入，低就业稳定感，因此，他们和所有者之间心理契约的一致性很低，这大大提高了企业成员之间的心理契约成本。
3.交易者的有限理性，交易过程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非人格化交易过程的交易费用。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和人的理性有限，人们设计的制度可能是不完善的;同时，家族企业内部的某些既得利益者会阻碍制度的变迀，以及制度变迀过程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特性，这些都会使得分工过程中交易费用增加。另一方面，所有者(委托人)和职业经理人(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在二者达成契约前，信息不对称使所有者很难对职业经理人的知识、能力和经验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从而易招聘不合格的经理人.在二者达成契约后，信息不对称又会导致代理人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
4制度环境的不完善提高了家族企业实施管理专业化变革的交易费用。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中将制度视为一种均衡结果，它内生于参与人策略互动的经济过程，均衡的多重性说明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过程在选择特定均衡结果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如果把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看作是一种制度变迀的过程，则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的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制度环境有很多不相容的地方，比如家族企业上市的困难，缺少一个完善的经理市场等因素都提高了两权分离的门槛，增大了两权分离的交易费用。
5.社会信用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的变革。诺斯认为，“在涉及委托人之间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时，受约束的最大化模型受规则以及规则实施的强制力的制约，这就出现了重大疏漏，这些疏漏的减少只能通过道德和伦理准则的力量，后者决定个人在搭便车时必须承受的额外负担。张维迎也指出了职业道德的重要性：“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对企业的扩张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职业道德，对所有者缺乏忠诚，就不会有资本家信任他们，那企业只能是一个家族企业。但在目前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阶段，一方面是传统的信用规则、特别是泛家族方式连结人际交往的信用规则受到极大破坏，其社会资本的功能大大弱化。另一方面是法制型的信用这种社会资本远未充分建立起来，使得家族企业的成长既受传统信用资本弱化的制约，又受到法制信用资本严重稀缺的制约。
6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费用增加。随着企业横向职能部门和一些相对独立的事业部的增加，不同的部门由于对组织目标理解的偏差和部门自身的利益，往往会出现不协调。这种不协调，降低了组织有效运行的功能，提高了管理分工的交易费用。同时，在企业层级化过程中，一方面是上级和下级之间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是层级的增加导致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不断被扭曲，信息失真，从而增大了企业决策失误的程度，使得管理分工的交易费用大大增加。另外，职业管理者的加入，使得企业将增加人才招聘、培训、职位安排等人力资源的开发费用，增加为留住职业管理者而支付的费用，而且职业管理者的流失还可能会使企业蒙受各种各样的经济损失。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家族企业由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过程中，它所面临的交易费用是不断增加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得出了家族企业采用家族管理方式是有效率的结论，并认为找到了家族企业适应性的有力的论据.
二、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过程的分工效率
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人格化交易应当优于非人格化交易，然而，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却是一个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的过程，诺斯因此提出：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变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制约因素。杨小凯和黄有光在论述专业化和经济组织时也指出，在专业化分工组织当中，如果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放弃分工，那么就会损失分工蕴涵的经济效率。彭罗斯则从企业成长的角度说明管理能力是制约企业扩张的重要因素。因而，为了推动家族企业的成长，管理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是必要的。
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利益，经济学家们有很多的论述。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管理专业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包括很多方面。一是管理者能将其管理活动集中于较少的管理职能上，能够提高管理者管理业务的熟练程度。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身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提高自己的熟练程度。”管理业务熟练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管理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管理专业化会使管理者节约或减少因经常变换工作而损失的时间，当管理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时，往往会：(1)闲逛或休息一会儿;(2)做上一种工作的结束工作，做下一种工作的准备工作;(3)不能很快地将注意力转移到新工作上来;(4)打断己有的工作节拍。管理专业化的发展减少了这种工作的变化，也就等于节约了管理的人力资源。三是管理专业化使人们的管理工作在既定的条件下变得较为简单。这样：(1)可以减少工作的学习和培训的时间;(2)可以减少在工作中所应支付的智力资源，降低紧张程度;(3)可以减少工作的失误。四是管理专业化还使企业能够获得企业家这种宝贵而稀缺的资源。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使企业获得勃勃生机，实现企业的健康而快速的发展。五是管理专业化使得企业能够吸引大量的职业管理者，从而使企业能充分利用他们的管理才能、经验和技巧，使得企业的管理水平适应企业规模的发展。这些分析都是描述性的，下面，我们借助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方法对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过程的分工效率作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