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能够为东道国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而这种溢出的效果由跨国公司投资行为和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所决定。通过技术转移和人力资本升级，这种技术溢出影响着东道国的国家竞争力水平。而随着近年来集群现象的涌现，本文在Porter的钻石模型基础上，从集群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新的动态机制，综合分析了产业集群、FDI和东道国竞争力之间的关联作用，认为集群的特性和跨国公司投资行为决定该集群吸引外资的能力和对知识技术的吸收能力，进而作用于钻石模型中的各个要素来影响东道国的竞争优势。
论文关键词：技术溢出,集群,钻石模型,竞争优势,跨国公司行为
一、引言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和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大多数研究都忽视了跨国公司FDI与东道国的竞争力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才开始从MichaelPorter的国家竞争力模型的角度分析跨国生产与东道国竞争力的关系。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聚集现象的出现，产业集群对FDI影响力的作用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回顾近年来大量FDI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分析的文献，结合前人对FDI和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引入产业集群理论观点，把视角从国家层面转向集群层面，在Porter钻石模型的基础上，理论分析了FDI对竞争力作用的动态机制，对于我国在制定吸引外资和区域发展政策时具有借鉴作用。
二、国家竞争力优势模型和跨国公司
1、Porter钻石模型
Porter在1990年提出了国家竞争力优势模型（钻石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某个产业能否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成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四个关键因素，这四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该国竞争优势的形成。
（1）生产要素：指一国的生产要素条件，包括技术工人、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是一国产业成功赢得竞争、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2）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管理方法以及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等都会影响该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水平。
（3）相关和支持产业：如果上游企业和相关产业具有竞争力，则能够带动该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对这个产业产生正面影响。
（4）国内需求条件：指本国对该产业商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条件。
这些关键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钻石体系，决定了一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同时这个钻石体系又受到政府行为和机会两个因素的影响。
2、跨国公司的FDI行为
Porter从国家内部的角度对竞争力优势的形成作了分析，但因为基本的钻石模型没有充分揭示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对东道国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后来一些学者对Porter的模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1993年，Dunning在Porter的模型上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商业行为如何通过对钻石体系的作用进而影响东道国竞争力水平的过程。一家企业因其特有的所有权优势而对外进行投资，这种所有权优势包括企业的无形资产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这种内向型FDI会为东道国带来更多的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等。Dunning认为，钻石模型的每一个要素都或多或少地与跨国公司的FDI的特性有联系，FDI分别影响着这四个关键因素，它与“政府行为”和“机会”一样，作为第三个外生变量对整个体系产生了决定作用。
Rugman在分析国际竞争力时同样考虑到了跨国公司的作用，认为Porter的钻石模型只适用于大国经济（美国），却不能很好解释开放型的小国经济（加拿大）的竞争优势的来源。美加两国的自由贸易增强了加拿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不仅来自于加拿大本国自身的经济环境，更源于两国相互贸易所形成的共同的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美加两国的市场条件、竞争状态、要素条件、生产规模等都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双重钻石体系，即双钻石模型（double-diamondmodel）。之后，Moon、Rugman和Verbeke又对双钻石模型进行了拓展，形成了一个适用于所有小国经济的“一般化双钻石模型”，正式把“跨国公司商业行为”纳入到该体系中，从国内、国际和全球三个层面分析小国经济竞争优势的来源。
三、FDI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普通视角
跨国公司能够凭借自身的优势在东道国获得比当地企业更高的利润。这种优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无形的知识产权，另一类为先进的商业策略。在一个新兴的行业中，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往往同新产品、新工艺相联系，而在一个成熟的行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则来自于出奇制胜的市场策略和高效的组织机构。而这些优势会给东道国带来直接和间接的溢出效应。通过与当地企业的贸易、技术人员的流动以及示范作用，跨国公司能够为东道国带来全新的理念、生产技术、工作流程和管理方法等，除此之外，FDI还增大了东道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促进企业不断创新，提高效率。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不仅直接影响，而且通过技术溢出间接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的动态升级。FDI可以直接和间接地提升国家和产业的竞争力，而良好的产业竞争环境又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FDI和竞争力优势是一个互相强化的循环过程。
1、溢出的有效性
FDI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竞争力，而溢出效果则取决于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和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
第一，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一方面，FDI的动机会影响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可能性和效果。对于市场寻求型的FDI，跨国行为意味着母国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这种优势能够让跨国公司在目标市场中具有高于当地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也间接通过溢出效应让东道国企业受益；对于资源寻求型的FDI，投资行为的产生不是由于母公司存在所有权优势，而只是出于对东道国某些资源的追逐，为了更便利地获得这些资源，这种情况的FDI并不会为东道国的企业带来正的溢出效应；对于技术寻求型的FDI，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进行投资的目的是更便捷地获取东道国某些先进的技术优势，技术优势从东道国企业溢出到跨国公司，这种情况下的FDI对东道国企业来说产生了负的溢出效应。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和进入当地市场的模式等也会影响到FDI对东道国竞争力的作用。此外，跨国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在东道国所采取的提升产业价值链的行为等，都影响着东道国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技术的溢出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自发学习过程，需要本国企业具有必要的技术和资源基础。溢出效应的效果取决于东道国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即熟悉新知识、消化新知识以及将新知识应用于生产的能力。
这两个因素影响着FDI技术溢出的效果，溢出效果则影响着技术转移和人力资本升级，而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又决定着东道国生产力的高低，形成了一个动态机制。
2、影响过程的作用机制
（1）技术转移
知识技术的转移溢出对东道国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影响巨大。因为大部分技术知识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即使是跨国公司企业内部的行为，内向型FDI往往也会引起正的外部性，转移的渠道包括示范效应、更激烈的竞争和商务往来等。
示范效应指本国企业通过模仿学习周围跨国公司或外资厂商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种情况下，本国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另一种技术转移的原因则是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造成东道国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使得本国厂商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采取行动，不断推成出新，这势必会提升厂商乃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FDI使得本国企业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样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优胜劣汰，激烈的竞争保证只有最合适、最高效的管理方法得以应用。
相关和支持产业之间的商务往来也与技术的溢出息息相关。开放本国市场不仅提高了本行业企业的竞争压力，同时也提高了本国生产链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压力。跨国企业是本国上游产品供应商潜在的购买者，而相比许多本国的生产企业，它们往往对供应链上的中间产品要求更为严格。跨国公司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往往通过注资或专业培训等方式提升东道国上游供应商、外包商等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而跨国公司对研发的重视也会促进科学技术在上下游企业和学校等研究机构中转移。
（2）人力资本升级
人力资本的升级是技术转移的结果也是其有效的补充。人力资本既是跨国公司有效利用新技术，也是东道国吸收溢出技术的必要条件，同时东道国原有的劳动力水平也影响着东道国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FDI对人力资本升级也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第一，通过企业培训和“边做边学”，跨国公司有助于提高当地劳动力的素质。跨国公司比本国企业更多地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比如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更高效的生产流程，而这种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往往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跨国公司必须为其员工提供更多更好的技术培训，被培训的本地员工则会提高当地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第二，具备高级技能的熟练工人不可避免地在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间流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通过人员的流动，由跨国公司向本地企业进行转移，产生了正溢出效应，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
四、跨国公司商业行为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集群视角
跨国公司的行为和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都影响FDI溢出效应的效果，而聚集经济则可以加速技术的溢出过程。溢出效应不仅与当地企业原有的生产力水平正相关，而且大部分都具有聚集特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跨国公司往往会把最容易产生溢出效应的创新研发行为设置在某些本来就比较发达的有一定基础的中心区域；二是集群效应有助于加快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其所产生的正的外部性会提高集群中企业的吸收能力，进而促进溢出的发生，增强溢出效果。
1、FDI和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与外国投资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资源、技术和市场的聚集有利于吸引FDI，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会促使正的外部性在集群内发生，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通过溢出效应传递给了集群内的本国企业，这种溢出效应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产业在此聚集。
集群理论包括了集群的类型、集群的组织模式、各企业在集群中的角色、公共环境、当地教育研究机构的水平、集群内部各要素的动态联系等各种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集群的竞争力，构成了集群的区位优势。集群中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快捷的技术转移、及时的需求信息、紧密的合作关系、有针对性的创新行为等在提升集群竞争优势和企业吸收能力的同时，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在集群内部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种类和效果。
2、集群视角下FDI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在集群的视角下，可以构建一个相互作用的体系，体系中包括竞争力的钻石模型，集群的特性，区域的吸引力，企业的吸收能力和跨国行为等等，这些要素相互关联着对FDI的影响力发生重要作用。
（A）集群通过“相关和支持产业”成为了钻石模型中的一个决定因素，同时又受到模型中四个关键因素的相互影响。一个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由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中的各因素和当地经济发展的程度所决定。
另一方面，集群的特性又会反作用于钻石模型，影响模型中的四个关键因素。
（B）集群的特性，集群的组织结构，聚集企业行为的复杂性，集群内企业的经营动态等都决定了本聚集区域吸引外资的能力和对溢出技术的吸收能力。如果一个集群具有充沛的成长活力、发达的组织网络、巨大的市场份额，则该集群吸引FDI的能力和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就越强，而集群吸引外资和技术消化能力越强，越能促进集群的不断升级发展。在集群的影响下，跨国公司投资行为对东道国竞争力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且跨国公司不仅对其所在的集群产生巨大影响，还会通过集群间的关联对其它集群产生间接的辐射效应。
（C）跨国投资行为与区域的竞争优势和吸收能力紧密相关。根据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IL模型），一个企业进行对外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在三：一是企业自身拥有一定的具有竞争力的所有权优势；二是投资目的地的区位优势吸引外资的进入；三是企业通过投资兴建或并购上下游企业，所产生的整合优势比外部化生产更有利。这三个因素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比如生产价值链各环节的区位安排，进入东道国的方式（包括全资控股子公司、合资公司、战略联盟、绿地投资、收购等）。FDI为东道国创造的竞争优势不仅由FDI的投资方式所决定，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经济的吸收能力的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强的地区往往吸引外资的水平更高，而且技术的溢出效果更明显，吸收能力与当地竞争力的发展成正比。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当地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对外资的吸引力，通过带头示范作用，一家跨国公司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其它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带动其它公司也进入该产业集群，而集群中劳动力的流动也有助于提升整个集群的吸收能力。
在这个体系中，所有要素都决定着FDI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在选择政策和经营策略时，就必须具有一定前瞻性，让当地经济发展通过内向型FDI获得最大的收益。
五、结论和政策意义
在集群的视角下，结合Porter的钻石模型分析FDI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跨国公司拥有的技术资源会促进人力资本的升级，所以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具有潜在的正外部性。但是，这种影响的有效性则由跨国公司的FDI行为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所决定。而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特性又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行为和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所以说，产业集群、跨国投资和东道国生产力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关联性，本文所提出的理论体系就是将这几方面因素综合起来，探讨其中的内部作用过程。
这个体系使政府和企业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到如何最大化跨国公司为集群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和吸引更多的优秀外国厂商到集群内进行投资，对我国在选择合适的政策来实现跨国公司和区域发展的双赢时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将产业集群政策与吸引外资政策综合考虑，选择对两者都有利的政策，比如加大对当地教育的投资力度，即促进技术的溢出效应，又增强当地产业集群的聚集力和知识的吸收能力，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FDI所带来的好处，提升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在引进外资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选择最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外资政策，争取吸引具有高附加值、技术含量高的跨国企业在本国进行投资。最后，一个集群的成功不仅仅依靠外国投资，更在于其整个商业环境，政府应该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而完善当地的经济环境，才能够保证集群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 Boston MA: Macmillan,1990.
2 Dunning, J. H. Internationalizing Porter’s diamond[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3(33):7–15.
3 Moon, H.-C., Rugman, A., & Verbeke, A. A generalized double diamond approach to the 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of Korea and Singapore[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998(7):135–150.
4 Rugman, A., & D’Cruz, J. The “Double Diamond”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The Canadian experience[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3(33):1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