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 世纪以来爆发的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使亚太经济陷入低迷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经受了不小的冲击。据统计，在短短两年间(1997—1998 年和2007—2008 年)，中国的GDP 增长放缓了16.13%和32.39%，下降十分显著。① 两次危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由面及点的传播模式传递着这样一个讯息：在外部经济萎靡的状况下，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也即中国—亚太经济存在同步性。一直以来，亚太地区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经济依托。2013年，中国与亚太经济体②的贸易额达23182.5亿美元，占中国当年贸易总额的55.7%③;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75.83亿美元，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韩国的资金为935.58亿美元，占比79.57%。④ 那么，这种强烈的贸易、金融联系是否与中国—亚太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同步性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如果有，这些因素又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进一步地，除此之外，是否仍存有其他影响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因素?近年来，建立亚太自贸区的呼声日渐高涨、构建亚元的机制也日益成熟。在这种贸易、金融联系日臻紧密的大背景下，充分认识贸易、金融等因素在强化中国—亚太经济联系中的作用，全面刻画其传导机制遂显得尤为重要，成为学界十分有益而又亟需解决的一项议题。
本文以1992—2012年中国与亚太15个国家(地区)⑤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详细刻画了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的传导机制。特别地，本文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架构起贸易、分工、金融与经济周期同步性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并采用3SLS克服估计过程中的内生性、共线性问题，最终从中甄别出各个因素影响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直接、间接传导路径。另外，为严谨起见，本文又通过改变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度量方法以及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方法，对结果的稳健性做了更进一步的检验。
二、文献述评
经济周期同步性或者说经济周期协动性(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指的是某一周期内产出在波动方向和幅度上所表现出来的相关性。一直以来，经济周期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经济周期的合拍性日渐凸显，这种合拍性如何在国家间传导遂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成为讨论的焦点。一国的经济波动主要以国际货币市场和国际货物市场为传播途径在其他国家间蔓延。目前，学界对于经济周期同步性传导机制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双边贸易、金融以及专业化分工，其中，关于贸易对经济周期同步性影响的研究相对后面两个因素而言起步更早、结论也更为统一。
首先，就贸易而言，它对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不一而足，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当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时，正向的产出冲击将使一国增加其对它国产品的需求，进而刺激它国经济与本国经济同步增长(McKinnon，1963;Frankel 和Rose，1998;Clark 和van Wincoop，2001;Baxter 和Koupiratsas，2005);另一种则是当产业间贸易是国家间贸易的主要形式时，双边贸易的发展使得各国在不同产业间的专业化分工逐渐深化，因而特定产业的冲击对各国同一产业的影响呈不对称性，各国经济的同步性降低(Kenen，1969;Krugman，1993;Fidrmuc，2001;Gruben、Koo 和Eric，2002;Shin 和Wang，2003、2004)。
其次，就金融而言，它在经济周期同步性的作用也尚未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说法。在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一国有限的国际借贷能力将阻碍国际间的资源配置、迫使投资者投资于国内，从而使得国家间经济的同步性得以强化，然而，不完全信息、流动性约束以及制度管制等因素可能会导致“羊群效应”的产生，使得投资者从某个或者某些国家同时撤资，国家间的产出相关性由此得以弱化(Imbs，2006)。另外，鉴于风险分担与分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Kalemli-Ozcan、Sorensen 和Yosha，2001)，金融也可能以分工为桥梁强化或者弱化它对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Imbs，2004;Xie、Cheng和Chia，2013)。
再者，就是专业化分工，贸易、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都有可能导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因此，不少文献都将其独立出来，也罗列为影响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与金融这一因素一样，专业化分工或者说产业结构相似度对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尚不明确。Imbs(2004、2006)，Lee和Azali(2010)以及Xie、Cheng和Chia(2013)指出，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的国家，其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也越强。然而，Clark 和vanWincoop(2001)，Otto 和Voss(2001)，Cerqueira 和Martins(2009)以及Hsu、Wu和Yau(2011)却发现上述关系并不显著。另外，Baxter 和Koupiratsas(2005)还发现该因素对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也并不稳健。
除了贸易、金融、分工这三个因素之外，经济政策协调度亦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国家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相关性以及汇率的波动程度是衡量经济政策协调度的三个重要指标，亦是影响国家间产出相关性的重要因素(Inklaar、Jong-A-Pin 和Haan，2008)。然而，在亚太地区/东盟的研究中，货币政策协调度对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始终并不显著(张昱和田兴，2011;Xie、Cheng 和Chia，2013)。另外，其他诸如两国间的距离、共同边界、共同语言之类的因素也是解释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因素之一(Xie、Cheng和Chia，2013)。
随着亚太经贸关系的加深和拓展，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Crosby(2003)指出，除了贸易强度之外，货币政策的协调度、制造部门的规模等变量都能解释1980—1999 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周期同步性，然而，Kumakura(2006)却得到与之截然相反的结论—— 贸易能够成为解释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变量，并且，电子产业的分工也是影响亚太经济周期性的一个重要因素。Xie、Cheng 和Chia(2013)在肯定贸易、分工对亚太各经济体产出相关性作用的同时，还发现贸易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对产业间分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金融危机后，金融一体化、汇率波动对亚太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也同样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是亚太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受益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中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金融联系日趋紧密。然而，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享受由此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它国经济的影响。有鉴于此，将中国—亚太从现有的关于亚太整体的研究中独立出来以探讨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就显得尤为必要，但可惜的是，对此的研究尚停留在中国—东盟或者中国—东亚层面上(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杜群阳和宋玉华，2005;张兵，2006;程传海，2007;喻旭兰，2007;张昱和田兴，2011;杜群阳和朱剑光，2011等)，未将诸如美国、加拿大之类的重要伙伴国纳入其间。因此，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对象，弥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另外，本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考量了金融、贸易、分工与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中同时识别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直接、间接传导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有别于Imbs(2004)，Xie、Cheng和Chia(2013)的联立方程模型，本文所用的联立方程模型不仅对方程的设置做了进一步的修缮(考量了金融对贸易的影响)，更对其中的变量做了全面的扩充(加入解释金融一体化的相关变量)，使方程涵盖的内容得以最大限度地拓宽。
三、数据
本文选取亚太15 个国家和地区在1992—2012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这1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智利。凭借地缘优势或者经济实力，其中绝大部分国家(地区)均与中国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贸易或金融联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见一斑，而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之一。
(一)指标的测度及数据来源说明
在研究过程中涉及诸如经济周期同步性、贸易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及专业化分工程度等多个指标的测算，本文所用指标的理论来源、测度方法及使用数据的来源做了界定与归总。
(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特征事实作为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亚太地区的经济与中国经济休戚相关。中国与亚太15 个国家(地区)1992—2012 年GDP 的增长状况。1992—2012年间，中国的GDP以高于亚太各国(地区)的增长率稳步攀升，截至2012年，中国的GDP 总量已成功超越日本雄踞亚太第二，然而，将中国的GDP 走势与亚太各国的GDP 走势进行逐个比较后可以发现，中国与亚太经济体的GDP 折线图呈现出大致相同或相似的形状，并且，在特殊年份——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与亚太各国(地区)的经济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GDP 增长显著放缓甚至大幅下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亚太经济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中国经济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建立在亚太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在面临共同冲击时独善其身。
进一步地，利用现有指标对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程度加以测度。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周期同步性的测度方法并不唯一，包括同步化指数法、简单的无条件相关以及HP滤波法等多种方法。在此，本文将经z转化后的HP滤波法(对应于表中所列第三种方法)作为衡量经济周期同步性的主要指标，将其他三种方法得到的产出相关系数纳入后续的稳健性检验。1992—2012年间，ρ值均界于0.4—1 之间，并且，其分布严重右偏，有很大一部分值密集分布于1的左侧，表明中国与亚太国家(地区)之间的产出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然而，直接以ρ值进行回归得到的误差项不可能服从正态分布，并且，T、S、F 与ρ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关系⑥，有鉴于此，参照Inklaar、Jong-A-Pi 和Haan(2008)，Xie、Cheng 和Chia(2013)的做法，本文对ρ进行z 转换(Fisher’s zTransformations)得到trans_ρ，在保证数值相对大小不变的前提下，使得ρ在转换过后更适宜研究的需要。左右对比后不难发现，trans_ρ的分布更为均匀，肯定了进行z转换的必要性。另外，两者对任意变量的偏效应具有如下的一一对应关系：其中，K 代表方程(1)中的变量T、F、S 或其他表示政策协调性的变量，据此可知，以trans_ρ代替ρ进行偏效应的估计并不会对估计结果的符号产生影响，也不会使估计结果的数值大小在同一国家(地区)组合中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总体而言，z转换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1992—2012年，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trans_ρ 值在各个年份存在较大的波动，并且，各个国家(地区)组合的波幅大小不一。其中，中国与菲律宾、加拿大、美国、秘鲁、新加坡的trans_ρ值在各年的变化相对较小，而中国与日本的trans_ρ变化则相对较大。另外，各个组别的峰谷多有重合。较为明显的两处分别为1997 年和2008 年，在面临金融危机这一共同冲击时，中国—亚太经济的相关性得以凸显。另外几处存在于金融危机之后，一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年，往往会出现一个谷点，表明各国多以保持国内经济独立性的方式来尽量避免危机波及本国;另一处则是谷点之后，通常会出现反弹，说明增加各国经济相关性是各国实现经济复苏的普遍举措。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现实数据还是从指标的测度结果来看，都可以得到中国与亚太各国(地区)的产出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2、主要变量关系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Spearman 相关系数可以得到若干结论：(1)HP滤波法得到产出相关系数在z转换前后存在很强的相关性;(2)HP 滤波法得到产出相关系数与其他两种产出相关性的测度结果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贸易强度与产出的相关系数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4)产业结构的相似度与产出的相关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5)金融与产出的相关系数之间不显著或者显著性低。Pearman 与Spearman的结论基本一致，仅在第(3)点存有分歧。根据Pearman相关系数，贸易与产出的相关系数呈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同样很低。因此，综上所述，(1)、(2)、(4)、(5)是较为统一的结论，而第(3)点则有待于进一步的商榷。需要指出的是，Spearman 和Pearman 相关系数对主要变量的关系仅起到提示性的作用，更为详细、可靠的检验仍需留待实证部分。
五、实证结果
结合1992—2012年中国与亚太15国(地区)的样本数据，本部分在联立方程模型下由3SLS估计得到包括贸易、金融、分工和政策协调度在内的诸多因素对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终由此勾勒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直接、间接传导机制。进一步地，为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部分又通过变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测度指标及回归方法的方式对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
(一)3SLS 估计结果
不仅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R2 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由0.0174 上升至0.071，因此，加入X1 是十分有必要的。根据方程(1)的估计结果，T、F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双边贸易强度、金融一体化对增加中国与亚太经济体的产出相关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S、Erat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与亚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汇率越稳定，则其产出相关性也相
应地更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国家间产出相关性无显著影响。根据方程(2)的估计结果，S、F的估计系数为一负一正，表示产业内分工(产业结构相似度高)、金融一体化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与亚太经济体的贸易强度;其他诸如GDP、双边距离、语言、边界之类的变量的估计结果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并且，它们的符号与引力模型基本一致，因而也是影响双边贸易强度的重要因素。根据方程(3)的估计结果，T、F 的估计系数皆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代表贸易强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对产业间分工(产业结构相似度低)具有促进作用;人均GDP 对分工的影响不显著，但Gdpga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差距越大，则两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越明显。
进一步地，依据估计结果可以归整出贸易、分工、金融等因素影响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直接、间接路径。结果显示，贸易一体化既可以直接增强中国—亚太的经济周期同步性，也可以以产业间分工为桥梁弱化两者之间的联系，但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另外，对贸易一体化的直接影响进行分解后可以发现，相较金融一体化，由产业内分工引致的贸易在推动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中所发挥的作用更胜一筹;金融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则通过作用于国家(地区)间的分工模式以及双边贸易使经济波动在中国与亚太各国(地区)之间传导;中国与亚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差异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两国(地区)间的产出相关性，也会通过影响双边贸易进而作用于两国(地区)间的产出联系，并且，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另外，对该因素的直接影响进行分解后可以发现，贸易一体化引致的产业内分工对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的作用远高于金融一体化引致的分工。综合上述几个方面，将贸易、金融、分工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加总后比较得到，贸易的总影响最大，分工次之，金融最末。除此之外，国家(地区)间的汇率波动也是经济波动在中国与亚太之间传播的途径之一，但相较贸易、金融、分工而言，作用显得比较微弱。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采用1992—2012年中国与亚太15国(地区)的样本数据，本文在Imbs(2004)，Xie、Cheng 和Chia(2013)的基础上设立联立方程模型，着重探讨了贸易、金融、专业化分工与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3SLS估计后得到，贸易、金融一体化对增强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专业化分工(产业结构差异)却表现为直接的负向影响;贸易、金融与专业化分工之间同样存在相互联系，具体表现为：产业内分工和金融一体化对于深化中国与亚太经济体的贸易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贸易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对于促进产业间分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鉴于此，贸易、金融、分工这三个因素既可以直接发挥作用，也可以通过相互间的联系间接发挥作用。将各自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加总后比较得到，贸易在中国—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中所起的作用最强，分工紧随其后，金融则相对较弱。另外，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因素之外，国家间的汇率波动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以上结论在变换经济周期同步性的衡量指标、变更估计方法后依然成立，表明结果十分稳健。
亚太地区对于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片土地上，不仅伫立着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而且还存在着诸如韩国、中国香港之类众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发展潜力上都不容小觑。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亚太的经贸关系日渐紧密，亚太各国(地区)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遂不断凸显。本文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如何强化中国与亚太各国(地区)的经济联系提供了一项可行的思路——推进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汇率合作、金融一体化，尤其是贸易一体化进程。不可否认，经济一体化能为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助力，然而，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仍是不容小觑的。两次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传播速度、破坏力以及中国在危机中所蒙受的损失依然鲜明，时时为中国经济敲响着警钟。有鉴于此，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国—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树立必要的危机意识，建立和完善风险防御体系以保持经济的稳健增长遂显得尤为迫切，很有可能成为日后工作的主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