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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公共管理在促进中国第三个30年发展中的使命，应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性质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说起。结论是，公共管理在我国未来30年内的使命是创新公共管理理论以促进政治体制的持续适应性和降低经济的不平等，促进政治与经济协调发展。
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第三个30年。中国人在思考第三个30年内我们会取得什么更大的进步，全世界人在思考中国在第三个30年内会带给世界什么惊喜。各个学科的学者们也在思考自己学科在第三个30年内会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公共管理学科亦是如此。中国公共管理在促进中国第三个30年的发展中的使命是什么?在2010年这个第三个30年的开年的年底有答案了吗?我们在思考着。
答案需要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性质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说起。
公共管理学科产生于公共管理实践之中，并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发展成长起来，学科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早在17世纪产生于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官房学”(早期的行政学)，就是在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时期服务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学问;而在19世纪末产生于美国的现代行政学，则是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时期服务于民主宪政政体的学问。中国行政管理学科恢复与发展的最近二十年也是如此，它与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公共管理无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无疑是一门帮助或促进公共部门解决公共问题的学科。
那么第三个30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公共管理学者们认为，历史地看，当代中国乃至今后很长时期的基本矛盾可能会集中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联性方面。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中国今后的30年可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瓶颈期，主要表现在政治体制的持续适应性上，因为这种政治体制还未能显现出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发展趋势，反而是二者割裂的趋势甚为明显。另一方面，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正在进入经济不平等(主要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时期，中国今后30年会面临着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
中国的第三个30年时期十分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前五十年至一百年的时期，这些国家都已平稳地度过了这个危险期。他们的经验可以概括为运用政治上的平等解决经济上的不平等。若从制度上讲，发达国家渡过这个危险期的成功经验很难被我们所借鉴，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若从技术上讲，这些国家解决问题的成功手段倒是可以借鉴。但是我们知道，技术是附着于制度上的，制度可以使技术得以有效地运用，可以使其发挥最大作用，但也可以使其低效或无效运行，甚至使之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发展经济若仍然是中国在第三个30年内的基本国策的话，那么经济的持续发展则可能会进一步造成经济上的更大不平等，从而危害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而这个经济问题的实质正是政治问题，这就要求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甚至要求其稍稍超前。这一点与前两个30年是很不相同的。前述两个方面都可以归结到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上。可以预言，第三个30年初期的中国正处在再次变革前夕的阵痛当中。变也痛，不变也痛;但变则通，不变则难通。唯变革才能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