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的选择与使用一直都是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定量分析的模型与工具，并正在渗透至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与其说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的渗透还不如说是因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扩张，“追求物理学般的抽象与精确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这种动机的推动下，经济学广泛的使用定量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公共管理学显然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定量分析方法日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界的重视并有过分推崇定量的趋势，当翻阅任何一本公共管理类的期刊时，很难找到一期没有定量分析的文章。定量分析成就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它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地位如何，产生这样地位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进行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
定量分析起源于分析化学的一个分支，是依据统计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并利用数学模型计算模型中的参数、预测研究对象的各项指标及其数值的一种方法。定性分析则是根据研究者的直觉、经验，通过对研究对象过去和目前的信息资料以及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的分析，对其发展变化规律做出方向性判断的一种方法。从化学分析的角度很容易理解什么是定量分析，什么是定性分析。如氯化钡和硫酸反应生成什么物质，这样的分析就是定性分析。如1摩尔的氯化钡和1摩尔硫酸反应可以生成多少摩尔的硫酸钡，这样的分析就是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旨在探索、诊断和预判，定量分析在于精确、详实。两种方法所依赖的哲学体系不同，定量分析理论的基石是实证主义，它沿承了实证主义重视观察实验、收集信息资料的特点，又吸取了逻辑实证主义中重视逻辑思维和演绎推理的特点。“实证主义曾经是对自然哲学的反思，这在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是革命性的。”实证主义的确立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随后由于人们对自然科学研究结果的信服和崇拜，将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推广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来，公共管理学科也受到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关系，多数学者们的观点是定量分析须建立在定性分析基础之上，二者相辅相成;定性是定量的依据，定量是定性的具体化，二者结合运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如果研究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两种方法无论它们的特点、使用形式有何区别，只要能为研究目的服务就可以协同使用之。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定量分析在公共管理中地位没有什么价值。另外，定量研究针对某些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内容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但在目前的公共管理学界，有推崇和依赖定量研究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模糊甚至扭曲研究者的公共管理价值观。如果治理工具、分析工具、政策工具都是中性的，公共管理中工具的选择则体现了管理者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当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结果出现冲突时，可能事关公共管理中两大核心价值观“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问题，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就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
公共管理的现实远比抽象理论归纳的要复杂，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定性与定量分析可以互为补充。但在下述构建的案例中，使用两种方法分析同一个公共管理问题得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就方法本身而言并不冲突，但结果却相矛盾，选择何种方法是公共管理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A、B二位候选人参加二选一的复试中，甲乙丙三位专家对二人分别进行定量评分:A所获得的分数分别为8.2分(甲评委打分)、8.0(乙评委打分)、8.8分(丙评委打分)平均为8.5分;B得到的分数分别是9.0分(甲评委打分)、9.0分(乙评委打分)、6.0分(丙评委打分)平均为8分。按照定量评价的结果，A的平均得分高于B的平均得分，A会胜出;而按照定性的投票规则，甲评委会投票给B，乙评委也会投票给B，只有丙评委会选择A。B获得两票，A获得一票，此时，B胜出。此案例中定量分析的结果和定性分析的结果并不一致。
决策的结果依赖于不同的决策(或选举)规则、程序和分析方法。这种关联性早已被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者所察觉，并由此开展了一些对决策(或选举)的程序和计算方法的研究。在本文所构建的案例中运用定性还是定量?对此问题的直接回答不可能获得普遍的认可。但笔者认为，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选择背后隐藏着公共管理者价值观念的不同追求。定性分析似乎更能体现出对“公平”的价值追求，依赖于主张多数票规则的定性分析和民主的决策，更能实现一个公平的结果。这不正是公共管理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吗?
有关于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论之争，学术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拉开了帷幕，80年代末期几乎演变为一场“战争”。就研究方法而言，只要能为研究目的服务，定量与定性之争就没有多少价值。就定量分析而言，只要实现了在公共管理核心价值取向指导下的研究目的，没有人会反对。如果公共管理的首要价值取向是公平，但在上面的案例中的定量分析方法被各个公共部门广为采用时，无可否认的偏离了公共管理首要价值取向。那么这样的定量分析，就应该引起公共管理研究者的警惕和重视。
本文试图通过对典型期刊文献资料的统计，探索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并分析其中的原因，以便更深入地思考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适用性。
二、样本数据的选择及统计分析
从定量分析的定义可以看出，定量分析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的处理与解释上，一般具有如下的形式特征:第一，对研究对象进行指标化和数量化。第二，对研究对象进行人为干预，创设实验条件或者限定假设前提。第三，研究的过程一般采取假设验证的方式。定量分析从过程上看，包括抽样技术、数量化技术、资料收集与分析技术、模型构建技术等在内的一套完整方法体系。基于此，本文判定在研究中是否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就是依据以上的三个形式特征，把所研究的期刊文献分成四类。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是探究定量分析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地位，选择的期刊是《中国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学报》。《中国行政管理》在公共管理学界有较强的影响力，在期刊排名方面，《中国行政管理》在多个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排名项目中均名列前茅。《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一直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重要来源期刊，在知网的评价体系中，复合影响因子为1.677。《公共管理学报》创刊于2003年，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后起之秀，在创刊后的10年时间里，发展迅猛成为公共管理学界广被认可的学术期刊之一，在中国知网的评价体系中，复合影响因子为2.411。基于此，本文选择这两个期刊，作为新老公共管理领域的代表，分析其中的文献所用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统计数据的时间序列上看，分析《中国行政管理》自2001—2010年10年来的文献所用的研究方法，能够反映出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结果。统计《公共管理学报》自2005—2010年共6年的数据，能够反映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个中短期的趋势性结果。从文献的数量上看，除去短评、新闻和文献评述，统计了《中国行政管理》共2913篇文章，《公共管理学报》共344篇文章，从样本量上也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二)文献分类
定量分析存在着明显的形式特征，根据定量分析中的三个形式特征以及文中是否构建假设模型来阐释公共管理问题，在本研究中，笔者把所有文献分成四类。
第一类:对研究的事物进行测量，使用描述统计方法，如图表、数字来说明问题，定量分析是解释问题的辅助手段，这类的文献为以定量分析为辅的研究。
第二类:对研究的事物创设实验条件，控制变量，收集数据，对事物进行假设检验;对研究的事物抽象出若干的变量，构造模型，进行变量间的关系研究、结构研究、因果研究。这类的文献主要以定量分析的手段，来解释问题、论证研究假设，此类研究为以定量分析为主。
第三类:文献中除以上的两种情况，以案例、陈述、反驳、辩驳等形式来论述问题，得到研究结论的，这类的研究为纯定性的研究。
第四类:研究综述类，此类文献不涉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方法问题，把它分成第四类。
(三)数据显示
按照上面的分类方法，对10年来(2001—2010)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和6年来(2005-2010)发表在《公共管理学报》上的所有文章，进行了分类频数统计.
(四)数据分析
从上述折线图很容易看出，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于定量分析方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行政管理》在2001年刊发的文章只有不到5%的定量分析类文章，而10年之后的2010年定量分析的比例达到了36.7%，并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定量分析在《公共管理学报》上的比例更高，2006年定量分析的比例就已经超过定性分析，占据了分析方法的主要地位，2010年更是达到了77%。如果分析的视角再细微化些，定量分析为主的文章数量也呈逐年上升态势，由2005年的9篇持续上升至2010年的31篇，占全年文献量的55%。由此可见，定量分析方法在一些重要的公共管理类期刊中越来越受研究者的重视，甚至有超过定性分析、被渐渐推崇的趋势。
三、公共管理研究中推崇
定量分析的原因定量分析的地位和选择问题，并没有引起公共管理学界广泛探讨，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并不清楚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以及这样的研究方法被推崇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原因之二是也许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重视定量分析并没有什么问题。①从以上的文献分析发现，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中，定量分析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有超过定性分析占据分析方法主流地位的趋势，这样的地位和趋势是怎样形成的，是公共管理研究对象以及内容的普适性，还是公共管理研究者的研究偏好，还是有其他原因?
(一)社会科学解释社会问题的诉求
19世纪中期，随着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思想的兴起、实证主义创立，实证研究方法重视知识或科学，并限于可以观察到或可以根据经验得出的事实，很快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所采纳。并在观察、实验以及数学模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数据说话”为主要特征的定量研究范式。定量研究范式形式严谨，结果精确，特征明显，必须采用严格的实验程序，控制经验事实产生的条件和情景，从而获知对事物相关关系或是因果关系的精确认知。这一范式与19世纪人们崇尚自然科学化、社会科学化的倾向相契合，很快便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自19世纪后期以来，定量研究便逐步取代了思辨研究的主流位置，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
回溯社会科学产生之初，西方有两个公认的学术领域，一个是人文领域，休谟称之为“criticism”，一个是科学领域，以伽利略为代表。社会科学逐渐从人文领域中分离出来，产生之初社会科学就面临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要为社会生活提供目的和意义，另一方面要为社会生活提供解释。社会科学要对社会生活进行解释，必然要用到定量的分析，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其重要依据，“科学是人类唯一获取知识、认识客观世界，进而发现客观世界规律的手段，而完成如此之举，则必须结合人类的智力理性和人类认识世界的经验主义传统，即理性和观察的结合”。基于此，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自身，所用方法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定量研究”确立与发扬光大的基石。公共管理学作为管理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定量分析的重视也不足为奇，毕竟公共管理的研究者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释这个社会，并让人类社会变得更美好。
尽管最近的几十年定量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由于其对技术与方法的过度依赖、“拆整为零”的研究方式以及“中立”的价值原则也导致了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系统性、目的性与动态性。定量分析的核心是研究对象的“可操作化”或“可操作性”问题，事实上，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无法实现“可操作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定量分析进行了反思，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了反对实证主义的观点，反对对模糊的概念进行“操作化”。同时强调“模糊”与“精确”是人类认识论中的不可或缺的两个层面，是一对互补关系。“模糊”不是“精确”的低阶状态，而是人们认识、评价客观世界和社会现象的一种艺术，是一笔财富，而不是包袱。
(二)公共管理理论对效率的诉求
对定量研究方法推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目前公共管理学界对效率的广泛认可，如果回溯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对效率的认可会得到一个更为清晰的结论。
威尔逊作为公共行政学的鼻祖，在其开山之作《行政学之研究》中提升政府效率的目的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层级官僚制理论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提倡一种不涉及价值判断的、有规范程序的、合理形式的思维方式和研究立场，强调公共行政的专门化、技术化、法制化、非人格化、官僚等级制等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立场使得公共管理理论在诞生之初就因为对效率和技术的推崇而倾心于定量研究。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步被引入了公共管理领域，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运筹学等方法开始被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所掌握并广泛运用。
以现代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批判韦伯提出的僵化科层制的基础上，提倡公共部门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汲取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重视成本和收益分析等。新公共管理市场化的改革对传统公共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其理论基础、制度安排和研究范畴与传统公共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研究方法论上，依然因为推崇效率而倚赖定量分析。
如果考证的视角更宽泛些，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勒为了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研究成就了管理学。公共管理特别是新公共管理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思想，让“政府实现更高的产出，提升其效率”一直处于公共管理的核心位置。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英国学者邓肯·布莱克、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在其研究中，引入了理性人假设、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和交易政治。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与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其动机并不会有什么区别，都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还是社会福利最大化都可以看成是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中的效率观)。公共选择学派将其全部理论分析置于以上的分析框架之下，实现了公理化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的结合。
无论是溯及管理学还是行政学理论的缘起，抑或跟踪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演变的过程，效率问题始终是公共管理理论最为关注的、也是最终要实现的核心价值。“在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中，定量分析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它利用成熟的数学工具求极值，它的可操作性、标准化和精确化程度较高，逻辑推理严谨，可以说定量分析与效率是一对孪生子。”正是由于此种关系，国内外相当多的学者都因为对效率的重视而极为推崇定量研究。
(三)研究者对自身利益的诉求
“理性人”假设提出之后，伴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定量分析日渐成为学术界推崇的重要研究方法。部分学者甚至建构了评价一个学科是否为“科学”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这门学科是否引入了定量分析。按照此衡量标准，不能进行定量或者尚未开展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就被认为不是科学。对此衡量标准的广泛认可，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运用定量分析来凸显自己研究的科学性。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的经济学就是因为萨缪尔森将数学引入经济学后，众多的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的定量研究。经济学攻城略地形成目前庞大的“帝国主义”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应用，还包括经济学中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公共管理作为其相近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部分公共管理研究者认为，如果不开展定量研究难以企及本领域的研究制高点。另外的一些研究者则迎合了这种需求，热衷于研究并发表定量的“成果”。有的则为了定量而定量，为了定量而选题，忽视了公共管理的价值追求。
分析研究者推崇定量分析的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公共管理的思想、目的和价值观念来源于其他社会科学，而对这些定性的研究很难产生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期刊的认可，于是转而求其次，为了做定量研究而选题。第二，模型、变量间关系的研究，有假设、有推理、有结论，展现了一个严谨的、精确的研究形式和治学态度，更容易被认为达到了专业水平，而得到学术期刊的认可。对此卢瑟福曾批评道:“定量分析的代价是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启发性”。
四、结语
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共管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在学科本身方法适用性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相当匮乏，学者们似乎也并没有关注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冲突性。公共管理注重运用研究方法，纵观百年来公共管理发展过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定量分析是其显著特征”。④诚然，定量分析是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但是因为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模糊性、“理性人假设”的正确性被广泛质疑以及以“公平”为首位的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应该占据主流地位，更不能被过分推崇。本文基于文献资料，对定量分析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定量分析被推崇的原因，旨在引起公共管理研究者们对所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地思考，而不是不加思考的“拿来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