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理性？
理性这一概念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航海贸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思想家们倡导的自由、竞争、平等、民主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人们不再将自己单纯视为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对象，而是充分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公民，这样，公民的主体性、自觉性意识开始觉醒，限制约束政府行政权、保护自己合法的公民权利的呼声开始出现，这种观念觉醒对于后期行政法的构建意义重大。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人们的公民意识进一步觉醒，分权、选举、代议等一系列理性的民主政治制度开始出现，对专制制度造成了强大冲击，同时，司法审查制度的出现，也为遭受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提供了救济手段。至此，西方理性的核心通过一整套完整的民主政治制度得以确认。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分离
19世纪，“理性”这一整体概念内部分离为不同价值趋向，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引发了人们对追求理性正义之价值的正当性的思考。价值理性强调的是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要求通过纯正的动机、正确的手段来达到意欲目的，而不会不择手段的追求结果。与此不同的是，工具理性是指行为人怀着追求功利的动机，实现效果最大化，而不考虑情感与精神。
有学者提出，法的价值关涉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法的需要，以及人对法的善恶的判断标准问题，也就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与作用。在法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法的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公平、秩序、效率。
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价值理性的实现应当以工具理性的存在为前提，社会是功利的，只有在工具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代表工具理性的效率与秩序得以实现时，人们才开始将目光转向价值理性，强调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行政法的价值理性追求的是民主与公平，这也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之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行政法的工具理性追求的是秩序与效率，单纯将行政法作为实现社会秩序的手段，争取用最小的管理成本与执法成本实现社会的秩序。
四、工具理性之弊端
当今社会普遍观点认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法律为人所创造，应当为人服务，应当以人为本，实现民主与公平。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存在着重结果、轻过程的弊端，行政机关片面追求最终结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形时有发生，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与福祉。工具理性降低了行政机关的“道德”，行政机关作出诸如钓鱼执法、强拆等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行为，这种片面追求功绩与行政目标的行政行为，不仅降低了政府公信力，还减损了人们对行政法的信仰，对“以人为本”造成了极大损害。
价值理性强调从行政法原理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强调过程的正当合理性，而工具理性则过于强调结果，促使人们通过行政程序的设计，高效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实现意欲目的。法治强调良法之治，行政法不仅要实现民主、公平的社会秩序，还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进行价值取舍，将行政法建立成公平正义之良法，发挥应有的限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的作用。因此，在工具理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我们要正视其不足，发现工具理性存在的漏洞，重视行政法的价值理性。
五、实现行政法的价值理性之途径
（一）权力与权利之对抗
行政机关的构成要素包括权、名、责三部分，为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公民将自己的权利让渡出一部分，组成了行政机关的权力。权利与权力天然存在着矛盾，现代社会，人们均认识到主权在民，但是仍存在着西方式的民主与中国式的民主这一区分，基于中国自身的国情特点，中国式的民主强调的是人大代表集体决策、全员服从，这样一种民主模式，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然而，权力天生具有扩张性，赋予人民更多的权利，来避免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对人民合法权益的减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建立“公平”的行政法
对公民而言，能平等的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即为公平，行政法作为规范行政权、保护公民权之法，不仅要扩大公民的权利范围，还要合理分配义务，避免行政相对人、相关人负有过多的不合理义务，而造成负担过重的问题。我国宪法、行政法对公民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已经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对如何实现这些权利，还缺乏程序的规定。为实现实体公平，有必要从实现程序公平入手，不仅要完善实体法规定，还要完善程序法规定，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对行政机关而言，在形成程序上，应平等的对待行政法律关系参与各方，公平对待、考虑相关因素，以最小的成本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法无授权即禁止。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皆自由。合理划分行政机关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建立“公平”的行政法，实现行政法的价值理性至关重要。
作者：李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