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知政府文件的普遍权利最初是作为1766年瑞典宪法的内容之一而得到确立的。”这可以说是公众信息权的一个萌芽，后来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以信息为中心的权利义务关系便以行政法关系的形式出现在各国行政法的运作之中。所谓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权行使中所承担的提供信息的义务。首先，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即由法律规定或授权行使行政权的机关、组织。其次，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内容是行政信息，是有关行政的基本素材和知识累积。再次，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行为表现为信息提供，即行政主体向相关的人和组织提交或供奉有关的行政资料、情报。最后，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承受对象是行政相对人。其可以是一个抽象的组合体，一个群的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单一的承受者，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对象。
一、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法律性质
行政主体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关系主体决定了其承担的义务具有多样性，如道德的义务、政策的义务等。由于信息义务与行政主体对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对其法律性质的探讨也是在行政法范围内的探讨，对信息义务的法律定性也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定性，这些行政法上的属性可作出如下初步概括：
其一，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普通义务与特定义务的统一。前者指行政主体所履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义务，它不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而是由行政主体的职权而抽象出来的广泛义务。后者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的义务。之所以说此二类义务具有法律性质，主要因为其是从宪法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则中演绎出来的，并得到相关规则的限制。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就是上两类义务的统一，即行政主体既在法律上有普遍的提供信息的责任，又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提供足以促成相对人实现权利的具体信息。
其二，行政主体信息义务是对下义务与对上义务的统一。行政主体在行政法的范围内“对于人民及其公共团体所负的义务，有执行司法与执行行政的义务。详而言之，即：对于自由权，有不作为及不得违法侵害的义务；对于请求权，有受理及作为的义务；对于参政权，有承认其权利及使之实现的义务。”这便是传统义务概念中行政主体对下的义务，它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承担的广泛义务，其中信息义务就是这一对下义务的一种。对下的信息义务一般是以纯粹的义务形式出现的，行政相对人对于此种义务在行政主体不履行的情况下常常可以通过司法性程序予以解决。对上的义务在一般行政法教科书中被称为一种责任，就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或相关制约机关所负的法律上的责任。但是，我们认为，责任和义务尽管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二者不是同一范畴的东西。责任可以说是因义务履行不当而引出的一个法律后果，义务常常在责任之前就被明明白白地写进了法律规范之中。尽管从行政法理论上讲，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承受对象是行政相对人，也就是说，我们也许只应把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信息义务的法律性质确定下来，而没有必要在信息义务理论中把对上的义务亦划归进来。其实，从信息义务与行政相对人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形式分析，两个范畴的义务都不可或缺，因为对上的义务亦必然以间接的形式与行政相对人发生关系。也只有将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在法律上定位于对上和对下两个方面才可能最终使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完全法治化。
其三，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柔性义务与刚性义务的统一。行政主体柔性的义务是指行政主体所履行的义务具有较大的伸缩性，甚至无法在法律中进行量化的义务范畴。与之相对应，刚性的行政主体信息义务是就义务所表现出的具体化、定量化、可操作化而论的。我们知道，法律上的义务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属性，即法定的、可操作的、不可作出两种以上解释的，那么，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当符合此一特征。
其四，行政主体信息义务是社会性义务与经济性义务的统一。200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今后我国社区发展作了这样的叙说：“推进社区建设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坚持政府指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社区组织和联合体建设，扩充社区管理职能，……完善社区功能。”这是对行政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性义务的规定。这样的义务一般情况下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却在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经济属性的信息义务指具有经济内容和财产价值的义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1月29日国务院令第278号发布）第11条规定：“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监测全国森林资源消长和森林生态环境变化情况。重点林区森林资源调查、建立档案和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等项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这是有关行政主体在林业管理方面的一个信息义务。该义务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
二、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范畴
笔者认为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包括：
第一，行政事态发展格局推演性信息义务。行政事态发展格局推演性信息义务是指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对行政事态发展的方向作出预测、推论并提出有价值的社会发展格局判断的信息义务。
第二，社会权益关系组合估价性信息义务。行政不干预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行政不干预并不等于政府可以在许多方面放任自流，恰恰相反，当法律规则将有关的社会事务设计以后，行政在实施法律中的作用便是不可缺少的。在市场经济下行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正是对这种意义上的政策执行。行政系统为了实现执行法律和政策的目标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组合关系必须作出估价，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估价及其成果就是此一信息义务的内涵。如果说，行政事务发展格局推演性信息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由高层行政机关以行政决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话，那么，社会权益关系组合估价性信息义务则是由低层行政机关以行政执行行为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的今天，行政主体的此一义务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该义务提供给行政相对人的信息是能够直接为其带来利益的信息。当然，权益关系组合的估计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其他形式的权益组合关系亦应包括其中。此类信息义务可以在行政程序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则中予以设定，只需行政主体作出估价，而履行具体的组合职能则不是信息义务范畴之内的义务。
第三，行政权益赋于中相对人索取性信息义务。行政主体是通过为相对人设定义务和赋予权利两方面的行为来实现行政管理职能的。后者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给相对人带来物质或精神上的利益。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赋权，另一种是解除禁止性赋权，行政权益赋予中相对人索取性信息义务就发生在这样的场合。纯粹赋权行为中的信息义务相对而言不十分重要，因为此种纯粹性权利与行政相对人的后续利益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种纯粹权利大多是一次性的。而在禁止解除状态之下的权利获得则与行政相对人的后续权益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禁止状态的解除只是确认了其获取一定利益的资格，而实际利益的获取还需通过后来的行为予以证实。行政主体的行政许可行为就是对此种赋权行为的具体化。
第四，行政行为履行依据公开性信息义务。规范化的行政行为必须是有根据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主体主观想象下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根据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行政行为赖以存在的法律上的依据，即行政行为在作出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行政主体对其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有绝对的公开化的义务。因为我们认为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法的渊源之一本是不存在保密问题的，因此行政主体便有义务对此予以公开，而此种公开对行政相对人来讲就是一个信息。第二个方面是行政行为存在的实体条件，就是相关的事实。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所公开的事实只是大前提式的事实或者结论性事实，而对于支持和演绎这些大前提和结论的具体事实则不予公开。行政行为履行根据公开性信息义务的受益者既可能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也可能是与行政行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利害关系人。
第五，行政个案咨询性信息义务。行政个案就是行政主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发生的个别性、具体案件。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行政个案：一个是与某单一的行政相对人有直接关系的个案，行政许可中的案件、行政处罚中的案件、行政强制中的案件都可以归于此类。在此类条件中，行政相对人有权利了解与自身权益有关的情况，以信息的眼光观察就是有关的资料、情报等。在相对人请求了解的情况下，行政主体便有义务告知。另一个是与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利益有关的个案，如行政主体采取的决策性行政行为、抽象性行为等。这些个案虽不能与普通的行政案件相提并论，却就其所涉及的范围以及行政相对人或者公众对它的反映来看，其仍应归于个案的范畴。在一些国家通过广义行政听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就属此类。
三、行政主体信息义务与行政法关系的新构造
行政主体信息义务与行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从行政权行使的角度对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进行探讨并给予一个合理的说法。然而，仅仅把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局限在行政权的运作之内必然有所失偏，因为它所导致的结果可能有二：一是将一个属于普遍性的问题个别化。我们曾一度在行政领域实行广泛的社会协商对话，而近年来亦不见踪影等等。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将本来属于普遍性的问题而使其普遍化，就事论是式的制度设立必然导致单一制度流产的结果。二是将一个客观性的问题主观化。不同的行政主体都可以根据自己所握有的行政权力对信息及其信息义务作出解释，哪怕这种解释是与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对应的。三是将一个动态问题静态化。信息义务是一个范畴概念，作为义务它是确定的，而作为某一具体义务中的内容其则必须符合时代特性，否则就不具有信息的价值，这是不需要论证的事实。而信息义务一旦仅仅限定在行政权的范围就很难从权力的刻板性中走出来。上列三者说明，随着我国行政法治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必须普遍化、客观化、动态化。最有意义的处理方式或者最佳的选择途径就是使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法律化、法治化。我们之所以要把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与行政法关系综合起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信息并不是一个中立性概念，即是说它牵涉到权力或者权利的分配问题。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只有放在行政法关系中运行才是合乎正义的。在这里，笔者要重点探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我国行政法关系理论和对我国行政法法治实践的挑战。
（一）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走向的决定。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在履行过程中是以行政法关系为外壳的，没有通过行政法关系而能实现的信息义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我们在行政法治中强化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必然使传统行政法关系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笔者认为，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走向的决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则，使传统行政法关系的特征发生变化。传统行政法关系最为本质的特征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不平等。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则不容许行政法关系中行政主体具有此种单方面的意志性，甚至要求行政主体必须无条件地履行信息提供义务。故而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就决定了行政法关系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而非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关系。二则，使行政法关系内容的背景材料发生变化。传统行政法关系中材料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简单化。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将使这种背景材料发生巨大变化，即由低级的、简单化的背景材料变为以知识为核心的背景材料。
（二）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中行政主体行为取向的重塑。笔者认为，任何行政行为只有将它限定在行政法关系的范围内讨论才可以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中行政主体的行为取向有着巨大的影响。服务性行为取向和创造性行为取向则是信息义务的必然结果。行政主体信息提供义务中的创造性行为取向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强调行政主体用逻辑的、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有效的、有条理的方法创造一种对行政相对人带来利益的行为结果。
（三）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中相对方利益分配的保障。行政法关系的宏观方面告诉我们，行政主体在一些法律关系中并不仅仅面对一个或一类行政相对人，而是无数个相对人，且在这无数个相对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组合关系。行政主体既要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利益的平均分配或公平分配提供基础，又要把一些利益直接分配于行政相对人，不言而喻，引伸出了对于行政相对人之间权利进行平等保护的问题，对于行政相对人之间义务的公平分配问题。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则可以起到对不同行政相对人之间平等保护的作用，更可以做到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公平分配。
（四）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中权益演变的制约。法学界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的区分由来已久。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既对传统的公权关系与私权关系的概念有动摇，又对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有所震撼。因为行政主体在提供信息义务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主体的关系既有明显公法关系的色彩，又有浓厚的私法关系的性质。说它只有公法关系的色彩是因为其发生在行政权的运行过程中，说它具有私法关系的性质是因为其是在主体平等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个大胆的推论，即就是还有一类权益关系是介于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之间的，或者说它是对此两关系的一个抽象，或者说它同时具有此两类关系的性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第二者，如果这种推论可以成立的话，行政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便可以得到重新认定和解释。再者，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有时存在于行政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中。那么，行政主体之间发生的信息关系，或此一行政主体向彼一行政主体，低层行政主体向高层行政主体或高层级行政主体向低层级行政主体提供信息的义务是一种什么样的权益关系呢？传统的行政法关系的理论是无法对此类关系进行解释的，按其法律属性看其无法包容此类关系，也就是说，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也促使了此类权益关系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