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劳动法》实施十年以来，宪法所赋予的并由《劳动法》等法律法规所具体化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已经深入人心，企业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劳动合同的管理、劳动用工制度日趋规范。劳动者维权的呼声从工会、妇联、新闻媒体等社会各层面频频响起，这是劳动法实施后的可喜成果。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呼声相比之下十分微弱。在目前的劳资纠纷中如"员工集体违约跳槽"、"竞业禁止的违反"、"商业秘密侵权"等少数劳动者缺乏职业道德，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确实存在且呈上升趋势。企业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这不仅关系到法律的正确实施，而且也关系到的中国人力资源环境的建立。本文结合若干相关案例对上述现象的进行了分析，并从现实原因、思想基础、基本内容、对策方略等方面对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思考。
关键词∶基本职业道德
一、案例及启示
案例1：莫先生原为某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1998年跳槽到m公司，m公司因其违约跳槽行为向某研究机构支付了五万元培训费。m公司对莫某十分重视，给予高薪，并送他到国外参加高尖技术培训和研讨会。莫某承诺“回国之后至少为公司效力三年”，此后公司为了把研讨会成果付诸实践，花费巨资购买了仪器设备。不料，莫某回国两个月后，就违约跳到另一外资h公司，并获得了更高的身价。m公司提起劳动仲裁，莫某败诉。
耐人寻味的是，h公司为莫某承担了全部相关费用。Www.133229.coM莫某两次违约跳槽行为给相关单位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但莫某本人却未承担任何责任，相反还因屡屡的违约跳槽行为而身价大增。从某种角度上说，人往高出走无可厚非，一定情况下劳动者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但是劳动者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时，是否应置企业的合法利益于不顾呢？是否可以恶意利用法律保护条款通过违约行为而渔利呢？劳动者行使辞职权是否应有合理的界限并受一定的道德尺度约束呢？
案例2：王某2000年1月在某网络公司工作，担任广告创意总监，月薪13000元。2001年6月，王某与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京某广告有限公司，王某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创意总监，获利颇丰。
实践中我们发现，有少数劳动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上在公司工作，暗中在外面悄悄注册自己的公司，经营范围与原公司一样，充分利用原公司的品牌、经营渠道。客户资源为自己的公司服务。尽管法律法规允许企业通过竞业禁止条款对劳动者的类似行为进行规制，但实践中公司提出的此类竞业禁止协议有时被员工拒签，而且竞业行为发生之后，通过当前的法律约束机制企业往往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
案例3：某国有银行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将本行的若干存款大户的账户转到另一家股份制银行，获得巨额回报。不久，该员工就跳槽到新的银行，并获得一个很好的职位。
这类员工为了个人的私利，出卖企业重要经营信息，损害企业利益，自己从中获利，而后一走了之。从目前的法律条文看恐怕很难对其行为定性，企业也很难从法律的救济机制中获得应有的赔偿。
案例4：某知名企业，部分技术骨干"集体哗变"，不仅带走公司的系列产品，还带走了公司正在研发的新产品的技术资料和文档，给原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公司因此而陷入生产经营的困境。
在此我们不对此事的成因加以评论，就此事件的后果而言，企业因技术骨干的"集体跳槽"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员工也因泄漏商业秘密和侵犯知识产权被企业送上法庭，付出了代价。 上述案例背后隐含着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从一个侧面突出显现的是目前我国少数劳动者的职业道德意识缺乏，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建设机制还不完善。
二、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构建的现实原因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加快，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无形资源如商业秘密、人力资源作为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促使现代企业保持竞争优势?quot;秘密武器"常常成为他人猎取的目标和流失的对象。这些无形资源的非正常流失从某种程度也上反映出相关企业劳动者的基本职业道德建设存在问题，值得深思。
就立法原因来讲，为适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要求，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规章、文件用来规范以劳资关系为核心的无形资源的配置，但立法体制的统一性缺乏，立法层次低，部分内容协调性不足，尚有很多立法空白的边缘地带存在。这些规范约束的缺失伴随着劳动者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明确性不足。
从企业方面来看，虽然规范的公司治理模式得到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较大发展。但部分企业顾及用人机制灵活性时忽略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规范性，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真正走入市场机制中时，以人治为主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规律的不协调性突出显现出来。用工的随机性和管理不规范必然成为劳动关系的极端不稳定，无形资源的严重流失的原因之一。另外，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向劳动者收取就业抵押金、不上社会保险、拖欠劳动者工资、忽视劳动者人身安全、超时工作等现象在部分企业中或多或少存在。这些不规范甚至违法的管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劳动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步伐。
就劳动者自身原因而言，首先，体制改革带来了部分劳动者传统观念的震动。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体制下的用工规则已被打破，企业新的生存规则尚未被劳动者广泛认同及适应，许多劳动者的心理处于一种没有安全感又欲寻找安全感的状态。其次，信任基础的动摇。部分人群中存在的非信任现象在社会中也多少动摇了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诚信基础。由于不信任，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就缺少通力协作精神，自然就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闲置及浪费，劳动者就容易产生跳槽的想法。再次，劳动者法律意识淡薄。《劳动法》里明文规定劳动者有保守企业秘密的义务，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有提前通知的义务。可这些法律条文往往被忽视，有些劳动者违反合同时理直气壮，特别是一些跳槽者和泄漏商业秘密者并没有认识或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行为是严重损害了企业利益的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最后，劳动者对自我价值实现的片面理解。有些员工没有认识到整个企业的发展与自身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企业的发展会促进自身的发展。总是把自己与企业割裂开来，没有与企业共赢的意识。
上述种种现实原因透现出加强我国劳动者的职业基本道德建建设的必要性。这也是稳定劳资关系、促进企业发展，增强企业信誉、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同时基本职业道德的水准也是展示中国劳动者的精神面貌、衡量中国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构建的思想基础
"职业道德"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含着道德层面的内容，也蕴含着法律层面的内容；既容纳着不同行业的执业准则和规范要求，也概括着职业者的共同认知和基本操守。在此，我们从广义的角度，将职业道德定位于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源主体在共同认知和基本操守角度上分析劳动者职业道德的构建问题。
劳动者的基本职业道德构建在法律层面上涉及到三个基本理念的支撑,即契约理念、诚信理念、忠诚理念。其中契约理念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这是与劳动者和企业的基本关系---劳动合同关系相对应的。劳动合同关系是企业与劳动者各种关系的基础。尽管法律在立法设计上向劳动者做出了倾斜，但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劳动关系中的契约性。立法目的也不在于此，恰恰相反，法律如此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与拥有强大经济后盾的企业之间实力非均衡问题，维护劳动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引导劳动关系的向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因此契约关系作为劳动者与企业的基本关系处于中心地位。
以"意思自治、平等协商"为核心的契约理念必然伴随着诚信理念作为补充和完善。如果说，因契约理念而生的契约义务对应的是法律义务，那么基于诚信理念而生的诚信义务则是潜在的法律义务或者说附随义务。从本质上讲两者都有约束力，且更多的是法律上的约束力。
在此之上的忠诚理念则包含着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含义，就法律层面而言主要是指劳动者在处理企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时是否以法律允许的规则为底线；道德层面的要求则是高于法定规则的处理或者说在法律没有规则的边缘是否以善意为出发点来应对。就忠诚义务而言是在法律约束力之上更为强调道德的约束力。 四、 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
以契约理念、诚信理念、忠诚理念为思想基础的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具体内容：
（一）履行劳动合同的约定。
这是基于契约理念对作为劳动合同一方主体的劳动者的最基本要求，不仅是劳动者的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是道德范畴中的最低线即法律要求。此项要求又可分解为两项具体内容：
1、按劳动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包括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通知期、部分员工解除合同后的行为限制等等。
五、 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构建的相应对策
（一）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法制建设，为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的构建提供法律依据。为此我们试从立法原则的充实和立法技巧的完善两个方面来探讨。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劳动法》的本意与价值取向。在目前粗放型为主的经济模式下，很多行业劳动者的"可替代性"较强，某一工作岗位往往由劳动者经过一定的培训就可以胜任。伴随我国经济模式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劳动者的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劳动岗位的"可替代性"势必弱化，某些特殊行业对特定职业者的依赖性增加，有些岗位的设置甚至会出现"特定人化"特征。如何在新的经济状况下，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兼顾企业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经济模式转型与中国人力资源环境的改善，是我们立法建设所应关注的。因此职业道德所蕴含的契约理念、诚信理念、忠诚理念也应融入劳动立法的血液中，同时与之相关的原则如"诚实信用"、"互助互利"、"协助通知"、"最大可能减少对方利益损失"等原则和理念，也应该得到一定的体现。
《劳动法》从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保护最易受侵犯权利的角度出发，在条款设计上向劳动者做了倾斜。这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调整劳资双方经济实力失衡。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保护的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满足劳动者的一切要求，企业的合法权益的也是劳动法所要维护的。因此从法律条款设计上看，不宜过于重视倾斜，而是要倾斜适度。即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主，适度兼顾企业的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这个"倾斜度"的理解与把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技巧的完善。
在此以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为例，分析一下"倾斜度"设计的立法思想与和技巧。从立法思想上讲，倾斜度的界限应是劳动者与企业利益协调的平衡点。尽管《劳动法》对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单方解除权予以认可，但不等说法律鼓励劳动者随意行使这种权利，恰恰相反，《劳动法》的立法意图在于保护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平衡劳资双方的基本利益，倡导的是双方协商解除的形式。某些人认为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任何限制的观点，甚至片面夸大了劳动者的权利，否定了劳动合同的双向约束力，是没有认识到劳动法"倾斜有度"的立法思想的表现。在立法思想的指导下从具体的立法技巧上，我们也应给这个"度"以适当的注意，在立法上给予"倾斜?quot;提示，从而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把握。在此我们给劳动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建议是，区分解除权的不同情况，将"度"有所体现。如：劳动者的随时解除权受到法律保护的度在于"劳动者的权利受到非法侵犯"；劳动者预告解除权受到法律保护的度则在于"企业的合法利益不被侵犯"；劳动者解除合同将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法律保护的度应在于"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应有合理的补偿途径"。
（二）推进企业自身建设
那么对于用人单位又该如何从自身角度出发，为构建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的目标服务呢？
首先，建章建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为员工坚守职业道德提供法律支撑。法律赋予企业通过建立规章制度的手段对自身利益进行合法而有效保障的权利，相关法律规定也表明只要企业的规章制度不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且通过合法程序制定并向劳动者公示，就可以成为企业维护正常生产经营、保障合法权利的内部"小宪法"。在企业管理中，可从劳动合同管理和规章制度建设方面着手，注重促进劳动者职业道德的构建。如可以在劳动合同载明员工应当履行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的义务、竞业禁止义务、忠诚勤勉地履行职务的义务等，并规定相应的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在员工守则及企业规章制度中也可以将员工职业道德予以明晰，如可以在企业规章制度中规定除企业违法外禁止员工提供对企业不利的证言或者未经批准从事第二职业，并规定相应的奖惩措施。通过规章制度的建设为劳动者操守职业道德提供激励机制和客观依据。
其次，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及每个员工信奉并付诸实践的价值理念，与社会道德属于同一范畴。如果说企业规章制度为劳动者职业道德构建提供外在约束的话，则企业文化强调的是内在约束，旨在使员工在执行企业制度，贯彻企业经营战略，实现企业经营目标上达到能动的自觉。因此通过营造"契约"、"诚信"、"合作"的企业文化氛围来推动劳动者对职业道德的自觉追求和崇尚，将有助于巩固通过规章制度确立的基本职业道德理念的外在约束机制。
（三）加强社会监督
（1）正确利用社会舆论导向。目前关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问题，部分社会舆论由于不充分理解、不深究法律"倾斜有度"的价值取向而出现了不应有的过度倾斜。诚然，当前部分企业的法律意识淡薄，存在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违法或违约行为，对于企业的这种违法或违约行为的社会舆论谴责是正当而有益的，而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当前也存在少数劳动者恶意违约、故意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的现象，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呼声却十分微弱，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因此，在考虑劳资关系时，从平衡双方的合法利益、稳定劳资关系的稳定性、促进企业与员工利益共赢的角度出发，应更加正确利用舆论导向，这是基本职业道德构建的重要一环,也是与国家"以德治国"的战略遥相呼应的。
（2）建立社会信用评价机制。十六大三中全会谈到"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面对当前企业出现的员工的违约、离职跳槽、商业秘密泄漏等难题，我们倡导企业以及企业协会建立员工个人信用档案制，通过信用记录直接为各个企业提供员工个人详实的信用资料，从而使守信守约、诚实敬业的员工及时得到全行业的支持和认同。同时我们进一步倡导企业对用工信息、薪酬制度等企业信息透明化，从而有助于员工的职业选择建立在更为理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上述信息制度的完善将在一定程度内有助于劳动者基本职业道德的构造和劳资关系的协调发展。可喜的是，近期上海市劳动保障征信系统开始拟订，先期相关信息采集工作已开展。
（3）搭建企业信息共享平台。企业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化、高科技时代的特点，利用网络搭建起人力资源信息平台，定期互通信息的,总结交流经验。使各个企业在一种规范的人才市场中参与竞争，借鉴其他企业的经验，以增强企业的防范能力与应对能力。
针对企业中出现的劳动纠纷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各企业有关人力资源部人员应当及时总结，并可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律师参与研讨。一方面此类研讨会有助于企业切实解决现存问题，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借此扩大社会影响，吸引各方关注。同时劳动法专家、律师通过接触劳动法律事务问题，可以在法律研究中传递企业的有关信息和观点，在立法建设上关注企业合法权益的维护与劳动者职业道德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