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宋教仁，在新世纪之初就已经崭露头角。1904年2月，22岁的宋教仁被推举为华兴会副会长。1906年2月1日 ，24岁的宋教仁开始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在此期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和《美国制度概要》等10多部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深刻了解，使他成为国人研究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数的理论家，被视为宪法的化身。
1912年秋，辛亥革命的果实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袁世凯日益坐大，同盟会已无力量抗衡，章太炎甚至宣扬：“革命功成，革命党消。”孙中山也有心转向建设铁路一类的实务。为保卫革命果实，宋教仁大力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誓与政治专制倾向斗争到底。他征得孙中山和黄兴同意，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嗣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元月开始，宋教仁在长沙等地发表竞选演说，作政治鼓动，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2月4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取得了占绝对多数的胜利。宋对此信心十足，踌躇满志地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就在他即将进入上海火车站时，被凶手击中腰部，伤重去世，年仅31岁。
宋教仁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他的死使政党政治没及开卷即收回，中国社会就又回到革命政治和暴力政治中去。甚至说，中国社会本来还停留在暴力政治和革命政治阶段，宋不过象征了政党政治的可能，不过寄托了中国人的宪政梦想。故这个年轻人的死去，使得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痛悼天不怜惜中国。正如当时汤化龙的挽联是：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但这种评价只是历史的假设而已，汤化龙的盖棺定论，有着中国人传统溢美的成份。死者为大，死者意志为英魂、为毅魄。传统文化的人物品评并非英雄史观，而更近于英雄死观。
对宋教仁的评价，倒是梁启超、谭人凤、孙中山等人的看法庶几接近本来。梁启超称宋教仁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谭人凤称宋教仁为“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的一大政治家，孙中山的总结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些评价比较到位。因为他确实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最有现代气质的政治家，他的组织能力是一流的，他的合作能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历史当然不容暴力政治的逻辑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牺牲。一如谭嗣同为变法流血，宋教仁命定为宪法流血。而就宋教仁的个性而言，他的革命年代太自信也太顺利了，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但三十以后，他仍那样勇往直前、孤军深入地用革命手段来实践自己的宪政梦想，完全走到当时社会的对立面。他自负“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忘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的社会公共领域是极为虚幻的，更不用说，他的同志都不一定信赖他。
作者：余世存 来源：法治 2007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