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不仅仅表现在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而且也是作为公民个体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手段而被人们所重视。
现今已经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被各国载入宪法，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条款之一。纵观我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第 4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基于劳动作为保障及促进公民个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尊严和发展所发出的倡议。但是从该条宪法条文中我们可以明确，我国的宪法对劳动的定位，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一)劳动作为权利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劳动权，探其起源则要从近代市民社会产生开始，近代的市民革命将封建体制推翻，瓦解了特权等级制度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个人最终摆脱了身份依附关系，成为了独立的个人。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第一次将劳动权纳入宪法之中，首创劳动权为宪法性权利之先河，之后的其他各国都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将劳动权纳入到宪法之中，使之成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
从理论上讲，劳动的权利主体本就应该是公民，劳动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就需要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积极创造条件以满足公民的就业需求，并为之提供就业保障。也就是说，不论是从世界各国的宪法立法看，亦或从劳动具有的法律性质来看，把劳动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的立法是合理的。
(二)劳动权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劳动作为一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国家和社会各界都认可公民享有最基本的、满足人类尊严的权利，并以一国最高位阶的法律——宪法的高度来定义这种权利，用最高位阶的效力来保障，这都可以体现人类精神文明高度的层次。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迄今，党和国家都把人民的基本权利摆在高度位置，劳动是人民获取生产、生活的来源与基础，所以劳动权可以保障公民获得生存和发展，可以将劳动权界定为一切民主权利的基石。如果无法落实劳动权的保护力度，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就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有序。从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的第四部宪法，公民的劳动权利始终未被删减。1954年宪法所处的时期，劳动是一种以消耗体力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农村，农民总是处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环境下，他们被安置在不同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或组织进行统一劳动生产;在城市，工人们则是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从事劳动生产。在这一时期内，知识分子因政治原因还处在被教育改造的阶段，所以以他们为主的脑力劳动还未被划入到宪法中成为被保护的对象。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也在被定义为投机倒把的无奈下，被宪法拒之门外。
自1978年改革开放，全国的时局改变了劳动市场的单一的面貌。我国1982 年宪法序言中明确写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工人阶级的队伍被不断壮大，知识分子被纳入到工人阶级的的行列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也代表着修宪者们承认了脑力劳动对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性，他们也被纳入到宪法劳动权的保护高度。
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高，加之在中国崛起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我国的宪法内涵也会得到扩展。1994年又制定了以保障劳动者权利为宗旨的《劳动法》，随后也制定了劳动合同法以求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也是践行宪法条款，维护宪法权威的表现。
二、劳动的义务属性在宪法中体现
正如前所述，我国的前三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仅仅规定了劳动权利的相关要义，这也是将劳动定义为权利的表现。这种宪法的立法模式直至1982年宪法时发生了变化，劳动作为一种义务的提议出现在宪法的条文之中。劳动既是一种权利，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的要义得到了我国宪法的确认。
关于宪法中关于劳动作为一种义务的属性定位曾出现不同的观点，分别是法定义务说和道德义务说，其中持“法定义务说”的学者认为，劳动作为一种法律规定的权利根植于其尚未成为人们谋生手段的现实中，也无法切断与社会主义具有的反对剥削属性的滋润关系。
持“道义义务说”的学者认为，法定义务说对于激发劳动者的劳动责任感，动员公民从事劳动生产提高产量，提高生活水平大有益处，且在道义上自有其价值和积极意义，但也不能在一概而论，如果加以时间节点的研究就会发现其中的弊端，比如说在国家统一分配的时代背景下将劳动义务定义为一种法定义务还可以显现出合理之处，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已经由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如果还执念地将劳动的属性单一的定性为法定义务说，就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潮流了。在当今的环境下，1982年宪法中修改后的劳动作为一种义务虽然是一种法定义务，但这种义务背后还隐含着道德的指导意义，所以也可以将八二宪法中的法定劳动义务划归到道德义务的要义行列中。区别以就业作为分界，就业之前为道德义务，在就业之后，劳动既是道德义务，又是法律义务。
劳动不仅吸收了道德义务的内涵，同时也以法律义务的形式存在于我国现存的八二宪法之中。为了避免造成无义务对应的空穴权利和无权利对应的空穴义务，强调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对应性不可忽视。除此之外，我国除了在1982年现行宪法的第42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了劳动作为一种义务的内涵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宪法中的其他条款中寻到其他与劳动作为一种义务内涵相同或相似的缩影。
做法学研究的我们不应该只关注法律明确规定的条款要义，也要基于宪法释义学的融贯性对那些与劳动义务相关的条款内容予以关注，例如，《宪法》第42条第3款表示，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而所谓的义务劳动就是指源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非强迫从事的劳动活动，其所表达的劳动义务性质就是一种基于道德的义务，非强迫、迫使，而是自愿性和无偿性的意义。当然，国家所倡导的这种义务劳动并不是用法律指导、约束公民无偿、自愿地为其他人贡献劳力，这种劳动指代的仅仅是公益性的劳动而已，所以理解该条款时也不能仅仅依据字面意思而定。三、1982年宪法中劳动的权利义务复合宪法规范
纵观自新中国成立迄今的其中三部宪法——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 仅仅将劳动表达为一种权利予以载入宪法，而在1982年宪法中则首创首次将劳动定义为义务，具体体现在1982年《宪法》的第 4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我国宪法“创设”的一种新型的权利义务复合的宪法规范。
在这种整合了权利和义务的新型法律规范形式下探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具有不同的宪政价值。根据1987年有关学者对当时现存的、全世界范围内的 142 部成文宪法的分析研究，其中将劳动最终定性为劳动义务的宪法为48部，而将其定性为劳动权利的宪法规范为78部，分别占到了总数的34%和55%。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宪法文本中采用复合型宪法规范立法方式将劳动既定位为权利也定位为义务的国家出了我国之外，还有法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和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从制定时间看都比我国现行宪法早很多。
权利和义务是权利义务复合宪法规范的二个元素，二者相辅相成下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公民可以自由处分自己享有的劳动权，但是这种处分之下的劳动权也势必成为了其义务属性的附庸，被义务的必然性涵盖;而劳动义务所带来的负担也终会让渡于劳动要素的本质属性，所以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的二重要素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区别。
法理上通说：“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由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的这种权利义务复合的宪法规范的本质属性所要表达的真正内涵是将劳动定义为一种国家保障之下的公民应该享有的不可放弃的权利。其所具有的不可放弃性最终决定了劳动成为不可放弃的权利。迄今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同样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发展，这就意味着在劳动尚未成为劳动者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基础下所谈论的劳动终将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存在，而这种意义上的劳动也只能是生存权的表现形式。
作者：吕郁昕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5年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