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对宪政意识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宪政意识源于生活在某种文化中的人们对宪政实践的经验总结，深受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影响。本文以此为起点重点分析了宪政意识的三大特性：民族性、稳定性以及借鉴性。
宪政意识不仅是对宪政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反映，同时它对推进宪政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正是由于对宪政意识本身界定的模糊不清和认识上的缺乏，导致现实中宪政意识的作用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鉴于此种情况本文在对宪政意识本身进行概念分析的同时，将重点分析宪政意识的三个互为联系的特性。
宪政意识的概念分析
宪政意识如何界定，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1]
1 宪法意识是指人们凭借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在日常的生活体验中形成的有关宪法和宪法现象的认识、思维和心理活动。也就是说，宪法意识是人们对宪法的内容、特点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宪法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促进宪法的实施和完善的意识形式。
2 宪法意识是指人们对宪法内容和宪法精神的理解和认识，是法律意识的基础和核心。从内在结构上讲，宪法意识是由宪法基本认识和宪法观念两大块构成。前者是人们对宪法规定和相关宪法知识的了解，后者是人们在宪法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宪法精神和宪政内涵的深刻理解，是相对稳定的理性化概念体系。在宪法意识体系中，宪法基本认识是初级阶段，是对宪法宪政的感性了解和粗浅认识；宪法观念是其高级阶段，是人们通过对宪法感性认识的消化、提炼而得到的宪法理性认识，表现为一种稳定的思想体系，是宪法意识的主体。[3]
3 宪政意识是法律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说成文宪法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宪法作为法律规范只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宪政意识应当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意识。宪政意识与成文宪法相对而言，是一种观念上的宪法，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在内容上是多层次的、多元的。它可以是人们关于宪法的明确的思想体系，也可以是有浓厚感情色彩的心理感觉和态度。[1]
4 宪法意识是指人们关于宪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统称。反映了公民对国家宪法的制定、执行、保障、修改、存废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认识。内容上包括了人们对宪法的基本看法，对现行宪法的态度和要求，对宪法本质和作用的理论观点，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行为合宪性的评价，以及人们关于宪法的知识和修养等。层次上划分为宪法心理和宪法理论两个层次。宪法心理是人们对宪法现实不系统的自发形成的直观感觉，以及各种情绪和愿望等。它是宪法意识的感性认识阶段，是宪法理论形成的基础。宪法理论又称宪法思想体系，是人们对宪法问题一种系统化、抽象化的思想观点，是对宪法的理性认识，它是宪法意识的精髓，在整个宪法意识中占据支配地位。同时，在表现形式方面，根据宪法意识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体宪法意识和集体宪法意识。前者是指个人对宪法的基本看法和评价，以及个人对宪法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修养。后者是社会群体对宪法的基本看法和评价，以及对宪法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所持的理论观点等。[2]
分析以上几种观点，前三种观点都是从法律意识的角度出发，缺乏对宪政意识特殊性的分析，没有厘清在法律意识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宪政意识与其他法律意识的区别。第四种观点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来把握宪政意识，符合哲学上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但是同样缺乏对宪政意识的区别性特征的分析。其实，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要考查其历史轨迹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宪政本身就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由各种文化条件不断酝酿的产物。离开某一特定的文化土壤宪政意识无从产生。因此讨论宪政意识时必须将其与一定的文化形态联系起来，任何离开社会文化条件这个基本出发点去讨论宪政意识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宪政意识就是生活于特定文化条件中的人们对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或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宪政实践活动的认知和评价。分析这一概念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 宪政意识是一种主观认知和评价，相对于客观现实而存在，与现实生活中的宪法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对宪政活动有反作用。具体说来可以促进宪法创制、宪法实施以及民主政治建设。在宪法的创制过程中，统治阶级的宪政意识决定了宪法的性质及内容。尤其是在法制传统薄弱的国家里，普通民众不知宪法为何物，宪法仅为精英阶层所知悉，宪政意识成了精英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所具有的宪政意识明显地直接决定着宪法的创制。一定意义上，囊括了精英阶层的统治阶级的宪政意识直接决定了宪法的命运。
第二 宪政意识的形成来源于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条件下的人们对历史上或现实中宪政实践状况的总结。一方面，宪政意识的主体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里的人，既包括个体意义上的人，也包括群体意义上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人们所属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不同，他们接受的法律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也不同，因此这就使得宪政意识具有了个体性的差异。这种个体差异说明宪政意识的复杂性。同时，人又总是生活在社会情况相对稳定的群体中，他们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法律传统，因此又使得宪政意识具有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性。这种主体的不同是宪政意识划分为个体宪政意识和阶层宪政意识的依据。另一方面，宪政意识形成的客观依据是宪政实践。不同时代的人由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不同，宪政活动内容不同，因此所形成的宪政意识也不同。
宪政意识的特点分析
宪政意识的民族性
宪政意识作为对宪政实践的主观认知为特定的人所拥有。每一个人又属于一个特定的民族，因此这就使得人们形成的宪政意识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打上深深的民族文化的烙印。每个民族在其历史繁衍的漫长进程中，都发展了一套独特的文化系统。各个民族的差异，最鲜明的体现在文化的不同上。可以说文化的差异是构成不同民族的最主要因素。而宪政意识的主体为归属于某一特定民族并且从事认知活动的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在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要想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宪政意识必须把宪政意识放在各个具体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视野中去探寻。宪政意识的产生孕育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宪政意识产生后的发展和完善也同样受制于该民族文化，离开某一特定的民族文化来抽象地谈论宪政意识必然导致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宪政意识失去其民族文化的土壤，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王人博所说西方人对宪政的追求是对宪政自身的价值的追求，是对自由、平等、民主、共和、人权的追求。而在中国，宪政成了人们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一个工具，人们希望宪政能成为实现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手段。在西方，“宪政自身的价值及其目标与思想者所期望的东西是一致的：宪政就是通过防御性的制度设计来控制政府权力，以便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保有一个充分的空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从中国的历史场景出发，把由西方宪政本身所提供的那些价值放在一边，最感兴趣的是：‘宪政能为国家的富强做些什么？’由此出发，他们一开始就把西方的复合式政治结构分拆成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并强行使之与中国的富强目标发生联系。”[4]
正确理解宪政意识的民族性，就会知道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各自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各国的宪政道路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在宪政模式的选择上，各国都要从自己本身的现有条件和法律文化资源去考虑，在尊重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谨慎地选择宪政发展道路，使宪政建设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与本国文化土壤融合，这样的宪政模式才是最好的。否则，任何脱离本民族文化、舍弃现有的法律资源，通过刻意模仿别国宪政模式而设计出来的宪政道路都是不合适的。这样设计出来的宪政以及建立起来的相应法律体系不管拥有多么华丽的外表，都不可能持久地发生作用，最多不过是昙花一现。
宪政意识的稳定性
与宪政意识的民族性紧密相联系的是稳定性。由于宪政意识的产生依赖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沉淀的产物，因此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这样就使得宪政意识也具有了稳定性。不错，传统文化是已经存在的历史的产物，是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积累和沉淀，但是它不仅仅属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它随着历史的延续而一直保存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属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熟悉的英国宪政发展历史来说明宪政意识的稳定性及对其尊重的重大意义。英国几百年的宪政发展历史体现的是对传统的尊重，遵从的是一种政治审慎原则。它建立在英格兰民族对其历史传统和古老经验尊重的基础之上。作为英国宪政道路外在表现形式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漫长过程。从最早1215年体现王权有限性的大宪章开始，到1688年发生的一直为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光荣革命”为止，历经四百多年的漫长过程。通过一步步的过程最终把国王从至高无上的地位逼到狭隘的宫殿里，使之成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虚位元首。这一过程体现的就是英格兰人稳重的品格。正如英国宪法学家布赖斯所说：“英国宪法是任何作者也作不出透彻说明的一组智慧的产物，它所具有的性质是在几个世纪中逐渐浸染而成的”。[5]
宪政意识的产生既然源于各国宪政实践的长期经验积累，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因此它反过来也影响到各国宪政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宪政模式的选择。宪政建设就要考虑到本国已经具有的宪政意识，谨慎地选择与其相适应的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宪政模式的选择能否在尊重本国宪政意识的稳定性的基础上做出是决定该国宪政建设状况好坏的主要因素。因为法律不轻言变革。从宪法的实施效果来看，有的国家的宪法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融为一体，规范着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成为人们的生活规范；有的国家的宪法既不反映现实状况，也不起实际作用，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体系与现实生活中的运作情况脱离，是谓标签性宪法。前一种宪法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与对该国宪政意识稳定性的尊重不能说没有关系。
宪政意识的借鉴性
如前所述，宪政意识由于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宪政实践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宪政意识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宪政意识还具有可资借鉴性的特点。对特定历史阶段宪政实践的经验总结而形成的宪政意识是人类在这一阶段所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而任何一种文明成果都必须具有可借鉴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文明成果。
就宪政意识借鉴的路径而言，其孕育和完善是一个学习和选择的过程，绝非简单照搬或刻意模仿。既然是学习和选择的过程，一方面应当允许宪政意识在内容上的相异和外在化途径的不同。 另一方面，宪政意识不仅要求光大本国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的部分，同时又要吸取当代思潮。这是一个保留和吸收的双向过程，单一的固守传统或完全的替代都是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反思清末百日维新的失败，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光绪帝的孱弱或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落后，恐怕难以服人。更深层次上的原因应当是在当时“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匆忙照搬西方制度。综观宪政意识的历史演变过程，无论是以时间的先后作为叙述轨迹，还是以人物、国别及权利的实现为线索，都可以看出宪政意识可借鉴性的特点。[5] 宪政意识的借鉴性不仅表现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借鉴，同时也表现为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借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宪政意识的发展体现了纵向借鉴的特点。苏格拉底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分化的时代，哲学与宗教的分离导致了政治思想的发展。苏格拉底最早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近代政治法律思想所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正义、权利、义务等。他比较了君主制和僭主制等国家政体。柏拉图借鉴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对政体进行了分类，提出混合了政体学说。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以“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在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政治法律思想，成为古希腊宪政思想的最高代表。在他的政治学伦理学等著作中探讨了民主、法治、自由、正义等问题。他对雅典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158个城邦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政体进行分类，阐明各种政体的特点以及各种政体发生变化的原因和维系的因素。同时他还指出虽然可以从理论上说明各种政体的优缺点，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各国的实际情况来设计政体，政体能使人们达到身体和灵魂的善，这样的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最后他从中庸观点出发，提出他所认为最好的共和政体。这体现的是宪政意识的纵向借鉴。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意识是一个成熟时期。这一时期宪政意识的发展体现的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借鉴。这主要表现在英、法、美三国之间。这一时期以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为起点，以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奠定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有限政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在英国主要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的假设，在此基础上论证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思想，其最终的落脚点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洛克的思想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结。他从一个与霍布斯假定不同的自然状态出发，论证了立法权、人民主权、天赋人权等思想。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执行和对外权，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对外权是执行权的一部分，这就是他的分权理论。光荣革命的完成和洛克思想的阐释标志着宪政意识中心从英国转向法国。孟德斯鸠崇尚的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他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思想，提出了完整的分权制衡学说。但是最能充分体现宪政思想在不同国家之间借鉴的是美国宪政意识的形成过程。对于十八世纪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此不存在其自身历史上宪政意识的纵向借鉴问题。它完全借鉴和吸收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法律思想，只不过加进了具体的实用主义设计，使欧洲大陆的宪法思想与美国的国情相结合而创造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由此形成了美国的宪政意识。
结语
以法治国，首先就是以宪治国，树立宪法至上的权威，实施这一治国方略的过程就是宪政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但是，在更深层次上，实际上是宪政意识的现代化。因为，实施这一方略，是一件伟大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这一过程需要的不仅仅是社会法律制度和社会控制模式的改变和重构，更需要人们对宪政的认知和理念的革新。一国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毫无疑问应当以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为核心，同时宪政意识又是人们对包括宪法在内的整体法律制度认知的核心部分。因而，不管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具体法律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或是法律技术手段的革新，还是法律意识的普遍提升，宪政意识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主导角色。没有与现行宪政体系和宪政实践活动相适应的宪政意识为其提供深层次的稳定支持，法治将会变成空洞的口号，法律则会蜕变成为世俗政策的工具，不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终极目的和关怀。
宪政意识体现着人们对宪法的尊重和理解。在行宪的过程中，宪法能否得到悉心的遵从，能否成为社会控制的权威力量，能否成为人们的贴切生活方式，能否树立起公民对其的敬仰，依靠的不是宪
法条文数量的多寡和立法技巧的娴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宪政意识，取决于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发挥以及由此人们对宪法的认同。宪法实施需要人们心理上的普遍接受和支持，形成一种对它的依赖情结。当宪法随时代的发展而需要变迁时，宪政意识也是一种内在的支撑力量。因为，从政治角度而言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如果绝大多数公民把宪法作为崇高的政治信仰，并理解和支持宪政的革新和发展，宪法的变迁就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
「注释」
[1] 注：以下几种观点中出现的宪法意识实际上是本文讨论的宪政意识。
[1] 华玲：《宪政意识研究》，载于《探索》1994年第1期。
[2] 王薇：《论公民宪法意识》，载于《当代法学》2001年第4期。
[4] 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4页。
「参考文献」
[1][6] 王世杰 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18页。
[2][4][23] 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64页，第40页，第50页。
[3] 参见刘江琴；《从宪政意识角度析民初有宪法无宪政的原因》，发表于《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2年第1期。
[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8][9][14][25]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0—31页，第210页，第366页。
[10]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1][27] 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4页，第253-254页。
[12] 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3] 转引自[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17页。
[15] 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5页。
[19][29][3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1965年版，第81页，第344页，第332页。
[16] [日]佐藤功：《比较政治制度》，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17][18] [英]埃德蒙·伯克：《法国大革命》，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3页，第219页。
[20] [美] 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前言第5页
[22] [法]伏尔泰：《哲学词典》，“法律篇”第26页。
[21][24][34] 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第129页，第126页。
[24秦前红、叶海波：《论社会主义宪政》
[22]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26] 《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出版社1981年版（台湾），第 339页。
[28] 参见程华：《略论宪法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0] 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3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03页。
[32]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