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形式上的明确性
刑法形式上的明确，首先要求刑法体系必须明确。一般而言，明确的刑法体系至少应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内容完整。各国刑法典从总体上一般可以分为总则、分则两部分，一些国家还另外规定附则。二是分类合理。各国刑法典都需要对犯罪、刑事责任的一般原理和具体问题以一定标准进行科学分类。三是结构严谨。刑法体系是将刑法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律、顺序、联系有机地排列起来，明确的刑法体系必然要求刑法的编、章、节、条、款、项、目等主次分明，轻重衔接，具有结构上的严谨性。与此相适应，刑法形式上明确的基本要求也应当从上述三个方面出发，具体包括内容明确、分类明确和排序明确。
（一）刑法体系的内容明确
刑法体系明确首先要求内容是足够明确而且不是含混不清的。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用大量的篇幅明确规定了什么是犯罪：“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32条至35条明确规定了刑罚种类，包括官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9种。因此从内容上看，我国刑法体系的内容明确的，具体表现在犯罪的概念和刑罚体系的规定等方面。
（二）刑罚体系的分类明确
刑罚体系明确还要求对刑法内容的分类具有足够的明确性。首先，我国的刑法总则体系分为5章，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第五章，其他规定。再比如，我国刑法总则第三章将九种刑种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刑，是对犯罪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它只能独立适用，不能附加适用；另一类是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既可以附加适用又可以单独适用。因此，无论是大的结构安排还是每一章下的结构安排，我国的刑法总则体系层次分明、条例清晰、分类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符合明确性的要求。
其次，我国刑法的分则体系，规定了具体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而具体犯罪的种类繁多，这就需要以一定标准将具体犯罪分为若干类罪，再以一定标准对类罪进行合理排列，同时对各类罪中的具体犯罪进行排列，从而形成分类明确的分则体系。我国目前严格依据犯罪的同类客体、各类犯罪的危害程度大小、犯罪之间的内在联系、犯罪侵犯的主要法益等四大分类标准，严格将具体犯罪分为十类，构建了明确的分则体系。
（三）刑法体系的排序明确
刑法体系明确还要求对刑法内容的排序具有足够的明确性，这一点突出的表现在刑法分则中。分则中的罪名按章排列，各章排列有一定的次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章下面是节，是根据需要而下设的单位，反映章内部的有机联系。节下面是条，是表达刑法规范的基本单位，刑法规范大部分都是以条文的形式出现的。条之下是款，在表达条文内容丰富，存在若干层次的情况下，需要在条下设款。条与款之下有项，一般来说，列为项的内容之间往往具有并列关系，共同从属于条或款。总体而言，我国刑法体系的具体结构，即编、章、节、条、款、项等主次分明，轻重衔接，而且便于查找，引用方便，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
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实质上的明确性
刑法实质明确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刑法规范必须清楚地规定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适用清晰的语言描述对犯罪的规定，对于概括性或模糊性的表述不能使用，以使刑法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从最伟大的哲学家到最普通的公民都能一眼看明白”。刑法的实质明确主要包括两方面：“罪之明确”和“刑之明确”。
（一）罪之明确
罪之明确，就是指刑法规范对犯罪的规定应当明确。具体而言，包括罪名和罪质的明确。
首先，罪名明确是指犯罪行为的名称应当明确。明确而科学的罪名体系是刑事立法高度完善的重要特征，也映射着整个定罪活动的质量。一方面，明确的罪名规定有利于保持国民的可预测性。我国一直采用成文法的立法模式，因此刑法必须逻辑严谨、规定明确，才便于一般国民学习掌握和遵守执行。如果不采用明确的罪名，那么不同的国民可能因文化水平、理解能力等差别，导致推理出来的罪名数量、罪状名称存在天壤之别。而如果明确规定模式在刑法中对罪名直接加以规定，使得人们一眼看上去就会了解刑法有哪些内容，并且初步判断其构成要件，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国民的可预测性。另一方面，明确的罪名有利于保护立法的权威性。罪名的明确化做到了罪名的法定化，因为罪名已经被当作刑事立法的一部分在条文中予以载明，从而使司法机关适用和一般国民学习掌握这些罪名时，能够产生一种安定感、认同感。安定感、认同感越强烈，就越能体现刑法的权威性。
其次，罪质明确就是犯罪的本质要明确。从公正的角度考察，犯罪的本质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功利的角度考虑，犯罪的本质又体现行为的人身危险性。罪质应该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罪质是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的人身危险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的一切要素的总称。与此相对应，罪质明确的从宏观上应从客观行为、主观心理和因果关系三个角度着手；从微观层面上从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结果、行为状况、主观要素等五个方面着手。所以，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来说，都要求各个角度和方面做到规定明确。
（二）刑之明确
根据各国刑法理论与立法实践，关于刑罚之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二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三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从刑法明确性的角度来看，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无疑是最符合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无疑是不明确的，这种法定刑也一致被认为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因为最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法制的协调统一，能够适应具体犯罪程度的变化，有利于刑法的相对稳定，因而公认是最符合明确性规定的最佳体现。我国刑法关于刑之规定绝大多数是符合明确性要求的，具体而言，表现为刑罚种类、刑罚幅度、刑罚裁量三个方面的明确性。
首先，刑罚种类明确。我国刑法总则第三章对刑罚种类作了明确的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这些关于刑罚种类的分类无疑是明确的，不仅符合世界上基本的分类标准，而且在具体适用上也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但是，在一些地方却出现了刑罚种类不明的情况，比如《刑法》第63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法。”当法定最低刑为管制时，如何进行减轻处罚？因此总体而言，在我国的刑罚种类基本明确的基础上，针对少数刑罚不明确的问题，在今后的立法中需要改进。
其次，刑罚幅度明确。我国对于刑罚幅度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规定最高限度的法定刑，即刑法分则只规定刑罚的最高限度，刑法总则规定刑罚的最低限度，例如《刑法》第433条。第二，规定最低限度的法定刑，即刑法分则之规定刑罚的最低限度，刑罚的最高限度根据总则规定明确，例如《刑法》第295条。第三，规定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的法定刑，即刑法分则同时规定了刑罚的最高刑期与最低刑期，无须再根据刑罚总则的规定确定最高刑期与最低刑期，例如《刑法》第118条。毋庸置疑，以上三种分类方式交叉结合，互相补充，充分对刑罚的幅度进行了多角度的明确规定，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规则。
最后，刑罚裁量明确，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在定罪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或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等内容规定明确。我国刑法对量刑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一般认为，量刑原则、量刑方法、量刑情节、量刑基准、自首立功、累犯、数罪并罚都等属于刑罚裁量的主要内容。如果量刑规定不够明确，就会导致刑罚不明确，从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规则。为了进一步使我国刑法的量刑明确化、避免量刑随意化，那么在刑法修订时，就应当尽量将量刑原则具体化，明确规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方法及限度，尽量避免司法实践中的随意性。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刑罚裁量基本做到了明确化，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