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刑事古典学派以意志自由的先验性假设为前提，在刑事责任上坚持道义责任论，在犯罪论领域坚持客观主义，在刑罚理论上坚持报应刑和一般预防。这些理念和制度的设置是为了限制刑法的适用，保障人权。刑事实证学派通过对犯罪原因的实证研究，否定了意志自由的存在，从而否定道义责任论，建立社会责任论；否定报应主义，基于人身危险性理论提倡刑罚个别化。刑事实证学派混淆了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界限，在预防犯罪上过于依赖刑罚，有侵犯人权之嫌，在刑法学中应当予以摒弃。
论文关键词 刑事古典学派 刑事实证学派 批判
一、对刑事实证学派的批判
（一）对犯罪原因论的质疑
新派学者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得出犯罪的原因在于人类生物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从而否定了意志自由的假设。新派学者认为：“实证心理学已经表明所谓的意志自由不过是一种纯粹的主观幻想，‘意志自由’不仅是背离科学的杜撰，而且是有害于社会安全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它实际上使社会在危险的罪犯面前束手无策”。笔者认为刑事实证学派的这种批评不能撼动意志自由假设在刑法学上的基础地位，原因如下：
首先，旧派的意志自由假设是从刑事责任根据的角度提出的，其认为意志自由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正如前文所述，只有对具有意志自由的人才能科处刑罚。意志自由理论不是为了揭示犯罪原因，正如刑事实证学派指出的犯罪的原因十分复杂，有个人的、自然的、社会的等一系列原因，意志自由理论不可能单独回答这么复杂的问题，同时刑法学也没有赋予意志自由理论这种功能和任务。意志自由回答的是归责基础的问题，即只要行为人基于意志自由实施了犯罪行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至于实施犯罪的原因在所不问。所以刑事实证学派通过揭示犯罪原因来否定意志自由理论，有混淆意志自由功能之嫌，没有做到有的放矢。
其次，意志自由理论最受诟病的地方在于其是一种先验性的假设，没有办法用实证的方法进行验证。笔者认为，采用实证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不真实的可能性，因为实证的方法也有其缺陷，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用实证的方法获得客观真实、唯一的标准。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存在完全真实的理论，所以社会科学中有很多理论假设，对某种理论假设的评价应从其有用性进行，而非其真实性。如，社会契约理论作为一种先验性的假设，虽然无法用实证的方法验证其真实性，但是社会契约理论合理的解释了国家权力的来源，为制约国家权力奠定了思想基础。社会科学中的很多形而上的理论假设解决的是一种思想观念问题，更多的是从应然角度出发的。对于采用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存在的弊端，有学者指出：“实证的研究方法存在一个潜在的假设，社会是具有自然基础的并可以加以客观认识的存在，但是社会并非是一种客体，而是由人们建构起来的东西。因此，也不存在认识世界的客观合理的方式，应该把法看一种符号或者程式，并因人们不同的社会经历而赋予它不同的含义”。刑法学作为一种规范法学，其主要的功能是用刑法规范来调整社会关系，关注的是哪些行为应该由刑法调整以及怎样进行调整，至于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以及怎样预防则不是关注的重点。当然，不是说犯罪原因的研究不重要，但是不能使刑法承载太多的社会功能，毕竟刑法是一把双刃剑。根据对刑法学的正确定位，笔者认为，从价值的角度而言，意志自由理论更尊重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尊重人的自由，这是现代刑法应当追求的。
（二）对社会责任论的质疑
刑事实证学派通过否定意志自由理论，进一步否定了建立在意志自由基础上的道义责任论，主张社会责任论。“根据社会责任论，刑罚不再是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而是应当与犯罪的危险状态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即主张主观主义，处刑与否及其轻重，只能取决于犯罪人的危险性格或者人身危险性，而不应着眼于犯罪人的行为给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笔者认为，社会责任论中对意志自由的简单否定是不妥的，上文已有论述，此不赘述，社会责任论还有一下不妥：
首先，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前后矛盾。在犯罪原因理论中新派主张犯罪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的生物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根据这些研究结果，预防犯罪应当针对社会采取改良措施，使社会归于良性运转。正如李斯特指出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但是，社会责任论认为犯罪的归责根据是行为人对社会的侵害，为了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应当对犯罪人进行处罚，而且还要根据不同的人身危险性采取不同的刑罚处罚措施。根据刑事实证学派的犯罪原因论，针对犯罪行为的预防并非是着眼于对犯罪人的改造，而应侧重于对病态社会的改造，社会责任论中通过处罚犯罪人来防卫社会的的方式可谓本末倒置。
其次，社会责任论有侵犯人权之嫌，是刑法沦为镇压犯罪的工具。如前所述，根据社会责任论，刑罚不再是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而是应当与犯罪的危险状态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样会使刑罚的功能过于扩张，由于人身危险性的不确定性使刑罚缺少客观制约。笔者认为，刑法在价值上应该是“犯罪人的自由大宪章”，有学者指出：“真正的刑事责任理论应当以道义责任论为出发点，即使追求与社会责任理论的调和，也应当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这样的追究才具有合理性。而且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的刑事责任论是制约国家刑权的内在原理，从尊重公民自由权利、保障人权的利益出发，也应当将道义责任论作为刑事责任论的基石”。道义责任论这种限制刑罚权的功能在具有封建专制传统的我国更具有意义。
（三）对人身危险性理论的质疑
新派学者为了更好的预防犯罪，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在犯罪论领域提出了人身危险性理论。龙布罗梭认为，犯罪是由犯罪人各自不同的生理的、心理的特征所造成，所以对犯罪人判处刑罚的轻重不能根据犯罪行为即犯罪事实的大小确定，而应当根据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来决定。李斯特将刑罚处罚的中心归结为犯罪人，特别是他的性格或心理状况，认为应当以犯罪人的性格、恶性、反社会性为标准，个别的量定刑罚。刑事实证学派基于人身危险性理论，设置了保安处分等措施。
首先，人身危险性理论最大的缺陷是容易导致罪刑擅断，侵犯人权。李斯特也认为对实施犯罪以前的危险性格进行判断是很困难的，弄不好会有侵害人权的危险性。在这一立场上，李斯特又强调罪刑法定和客观主义，认为“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能够科处刑罚的只限于犯罪人的危险性作为犯罪行为的表征显露出来时。刑事实证学派论证人身危险性理论的逻辑顺序是：从犯罪原因出发得出每个犯罪人都有不同的人身危险性，再从预防犯罪的目的出发认为应针对不同的人身危险性采取不同的措施，将人身危险性消除在萌芽状态以有效的预防犯罪。可以看出，人身危险性理论是为了更好的预防犯罪而提出的，但是笔者反对这种为了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而采用侵害人权手段的模式。陈兴良教授指出：“社会防卫论从行为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既然社会有用刑罚进行防卫的必要性，那么对即使尚未犯罪的人，只要他具有人身危险性，有危害社会的犯罪倾向，也应该对其实行强制隔离和强制矫正，以消除其人身危险性，使社会免遭其害。在这里，社会防卫论提出的刑罚之社会防卫目的虽然本身具有一定正当性，但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构思的刑及无辜，置人的权利与尊严于不顾的手段是不正当的”。笔者坚决反对为达目的不折手段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注定以失败告终，目的的冠冕堂皇掩盖不了手段的卑劣，最后华丽的目的也会沉沦。
（四）对刑罚个别化理论的质疑
刑罚个别化理论建立在人身危险性理论上，其具有先天的不足，刑罚个别化理论主张对犯罪人区分情况分别量刑，但是个别化的标准很难统一，这容易导致刑罚判处的不公平。正如邱兴隆教授指出：“刑罚个别化理论因为与一般预防相对立而有失片面，因为与报应刑相排斥而有失公正。诸如此类的理论缺陷决定了个别化理论是一种天生不良的刑罚理念。同时，由于个别化理论以人身危险性为核心，而人身危险性难以预测，因此个别化理论不具有实施的现实性，这又决定了它是一种后天不良的刑罚观念”。
三、结论
刑事实证学派将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提出预防犯罪的一系列措施和刑事政策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理论成果如果想替代刑法以及用其理论对刑法进行改造，有越俎代庖之嫌。笔者认为，刑罚在预防犯罪上的功能是有限的，刑罚只是预防犯罪的手段之一，而且不是主要手段。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新派学者想通过改造旧派理论，通过刑罚来达到彻底预防犯罪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这种改造同时会产生上述侵害人权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