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网络舆论审判”看司法公开改革的必要性
2002年的刘涌案，从死刑立即执行到二审死缓再到再审启动，最终执行死刑，被喻为舆论的胜利；2006年的许霆案，从无期徒刑转为五年有期徒刑，引起多少网络激辩；2008年的彭宇案，庭尚未开，公众已一边倒的先“判定”彭宇是见义勇为而非伤人，甚至在一审判决后，有网站开通投票频道，十多万网友认为彭宇是冤枉的，以致2012年有媒体曝出彭宇承认与受害者碰撞，却没有掀起大风浪。这一系列案件中网络舆论的作用虽然褒贬不一，但都或多或少对司法裁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互联网条件下，一些热点敏感案件受到关注的程度大大高于过去。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舆论监督已悄无声息的发展成一种至关重要的司法监督形式。其影响是双面的，既能促使审判公正、防止司法腐败；也能误导法官断案，导致裁判错误。
网络舆论审判危害巨大，影响司法独立、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导致司法公信力丧失，有人甚至得出司法公开是舆论审判的导火索的结论。实则不然，大众传媒如电视、广播、网络被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权力者”，网络舆论监督也是司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司法公开有着共同的导向，即促进司法权的合理合法行使，以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法制的进步需要各种媒介的宣传作用，法院的审判工作和司法判决要让社会公众知晓，法院要扩大法制宣传效果，离不开传媒和网络的帮助，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个案件受到广大网民的关注，正是我国司法公开的一项成果。不能因为舆论监督的消极影响否定司法公开的初衷和作用，更不能因此中断司法公开改革的进程。
二、 网络时代司法公开面临的挑战
前文所述网络舆论监督是网络时代司法公开面临挑战的极端例子，其充分暴露出司法公开发展水平不适应网络舆论监督需求的问题。
（一）司法公开的成绩与进步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纲要与规定的发布［1］，全国法院系统实现了司法公开的不断深化发展。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以下简称“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媒体监督规定”），并于2010年10月通过《关于确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的决定》确定了100个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六项规定中明确了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使得司法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内容进一步具体，成为指导司法公开的重要规范文件。媒体监督规定实体内容共九条，第一至五条是对人民法院如何向新闻媒体公开、接受舆论监督的原则与规定，第六至九条是法院新闻管理、与媒体沟通联络及应对新闻不当报道的举措规定，成为指导法院接受媒体监督的基本指导文件。
我国司法公开的基本规范体系和框架已经建立，具体方面的成绩主要有：立案条件、程序、诉讼法标准等全面公开，各级法院逐步建立网络或其他形式的查询系统，并结合导诉、立案指引、网上立案等方式实现立案公开；庭审中有序开放和准予旁听、结合网络直播录播、开展阳光司法庭审公开等扩大庭审的公开程度；执行方面扩大查询范围、在选择鉴定、评估、拍卖机构等方面力求完全透明；各级法院开展一院一网建设、各级政务微博纷纷开通；裁判文书上网和查询、电子诉讼卷宗网上查询逐步实现；“司法公开宣传月”、司法公开调研会和论坛纷纷开展等。
（二）司法公开与网络舆论监督的矛盾冲突
司法公开多方进步的同时，其自身的诸多问题不容忽视，在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蒋惠岭的研究中，曾用十大障碍来形容司法公开面临的问题。［2］相对网络舆论监督需求的节节攀升，我国司法公开的现状还远不能满足。如彭宇案二审并未向媒体公开，少数“知情人”也三缄其口，最终和解的内容公众无从得知。具体说来，司法公开与网络舆论监督需要的矛盾主要体现在：
一是司法公开的理念难以适应网络舆论监督需要。网络舆论监督需要不断扩大的原因是民众诉权、知情权等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我国现行的司法公开更多的是从“权力”角度或从“法院”角度出发，司法公开被视为法院的责任和义务，而非当事人诉讼权利，影响公开的主动性和公开效果的实现。二是审判公开方面无法满足网络舆论监督需要。新闻媒体参与旁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3］、尤其是公众关注的敏感案件往往以各种理由不公开审理，网络直播的审判过程往往过于简短、示范作用不强，和公众了解司法的需求差距较大。三是判决公开数量过少、水平不高，公开范围相对狭窄。首先何种文书公开完全由法院决定，导致了公开数量少、公众迫切需要了解的案件文书又很少公开；其次从目前已公开的文书来看，大量存在说理过简问题，满足不了公众知情权需要。四是司法公开的程序和监督还不尽规范。相对于向当事人公开而言，现阶段的司法公开表现出向社会公开程度不够的问题，制约着司法公开效能和司法监督作用的发挥。同时，司法公开缺乏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制约，导致司法公开存在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解决。五是司法公开的交涉性还有待提高。从目前的司法公开模式来看，普遍存在公开单向性的问题，很多法院往往将司法公开当作任务完成，导致司法公开反馈和改进的空间丧失，进而司法公开的交涉功能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发挥。
（三）司法公开与网络舆论监督的矛盾原因分析
司法公开是网络舆论监督的题中之意，司法公开也是司法监督的基本要求，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二者的冲突也是由来已久，两者的冲突原因一是道德与法律的冲突，道德习惯关注的公正与法律精神追求的公正角度不同、立场有差异，如网络监督具有无孔不入的主动性，而司法公开具有程序性、被动性、有限性。二是司法的有限供给与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的冲突。司法的有限供给决定了司法公开也是相对有限的，公开的内容往往无法满足群众无限的知情需求。再者是二者视角、方式的差异，如司法公开讲求规范和理性，网络舆论则往往追求标新立异、甚至用一些煽动性的语言，基于此，舆论监督往往从
大众情感出发，发展过程中易发生偏离，体现出非理性的状态。
三、 司法公开改革的方向探讨
由于法院应对网络舆论和媒体存在不及时、不主动和方式方法问题，导致司法与舆论监督一度呈对立状态，在敏感案件中往往剑拔弩张。但正如没有无限制的权利，司法独立也不是无限的，司法权的合理行使必然以有效监督为前提，只有坚持司法公开和司法监督，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一）司法公开的多维度深化
面对网络舆论给审判工作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少法官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也有不少法院采用了回避与限制的态度，然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一方面与司法公开的政策相悖，另一方面则可能造成更加恶劣的舆论效果。司法公开的进一步深化工作有以下努力方向：
1、司法公开价值取向应进一步转变
只有真正认识到司法公开对司法进步的价值，认识到司法公开在实现公众知情权、法制宣传教育、扩大司法权威等方面的作用，才能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司法公开实践，将其放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高度上来，从而打破当前司法公开工作困境，避免司法公开形式化。一是从“权力”到“权利”的转变，即从法院想公开就公开，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只管公开不管效果，到从诉讼权利视角、诉权保障出发，公开的内容要符合公众需求、适于公众了解，公开方式方法要从效果出发这样的方向转变。只有如此才能克服官本位主义、司法保守主义障碍，使得司法公开从形式走向实质。二是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各级法院积极研究相关规范，探索司法公开方式方法，建立司法公开的实施和保障机制，注意反馈和效果，如此方能实现公开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才能改变法院“灭火”、“马后炮”的社会形象。
2、从理论开放到制度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近年来，理论界就司法公开激烈探讨、针砭时弊、建言献策，舆论媒体也从各种渠道反映其司法认知需求。加强理论研究的广度深度，形成司法公开的理论指导，能够激励司法公开改革。同时，考虑司法公开受众的知情需求，能使改革更有针对性。在司法公开规范体系建设方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就公开审判、新闻发布、特约监督员制度、立案信访、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及庭审直播录播等司法公开内容有了专门规定，但现有规范不尽全面，规范内容还有待具体和深化。如六项规定中，虽然已明确规定了听证公开，但听证的相关程序却没有规定，如何保证听证公开就成了无本之木；又如文书公开，若当事人未在公布之前提出异议，而在文书上网后提出异议并具有正当理由的，是否应接受其请求撤回上网文书，因无具体规定各个法院的操作不尽统一。同时，在中央规范的基础上，地方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司法公开规范措施、激励奖惩措施等，以使具体活动有法可依。
3、完善司法公开的监督考核与保障机制
司法公开的落实难问题由来已久，虽然改革措施和文件已经很多，如何真正落实好，重在监督考核机制的建立：首先是内部的监督制约，如建立明确目标责任制，“一把手”责任制，按照《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明确公开任务和目标，归口管理，同时建立健全考核评价和督促检查机制，充分发挥法院内审判管理机构的作用；其次是外部的监督制约，如纳入人大考核，开放投诉建议，又如庭审公开的观摩评审、群众问卷等。通过内外监督制约，使司法公开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可听可见可查。其次，物质资源的保障可使得改革的配套建设如法庭建设、网络等同步推进；技术先行，通过网络和科技技术，保证公开平台建设及有力的技术支撑。
（二）网络舆论监督的引导和互动
在坚持司法公开的同时，科学建立舆论过滤和引导机制，又称舆论防火墙机制［4］，方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满足公众的民主诉求和知情权，实现司法监督与司法进步的良性互动。从思想认识上看，一是树立公开原则基础上的风险防范意识。司法公开应坚持依法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二是被动到主动，塑造法院积极公开的社会形象。要保证公开的及时性、全面性、针对性，有的问题本不敏感，让公众去猜才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若能主动及时有效的公开，可以省去很多后续“扑火”工作。三是加强沟通协调与互动引导，使得网络舆论趋利避害。具体的努力方向有以下几方面：
1、 建立网络舆情研判和预警机制［5］
舆情研判和预警系统的建立是发现、追踪网络舆情，进而发觉网络舆论风险的必要和重要手段。一方面可从日常审判工作入手，对其中可能蕴含的风险及时报告、密切跟踪，防范于未然，如当事人情绪激动、报复心重的案件；另一方面需对社会关注度高的、可能酿成社会公共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舆情信息密切关注和跟踪，如拆迁安置相关案件等。具体操作方面可以通过风险报告制度，与其他政府单位沟通建立新闻互通、舆情互报机制等方式实现。
2、建立司法公开网络信息平台
注意建立长效的审判信息发布机制和公开平台，一方面能满足网络舆论监督需求，另一方面能有效融入网络时代，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同时能使舆论的监督通过专业的法律信息平台，得到更好吸收，也是对舆论监督的一种引导。具体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机制平台的建立和完善，在法院宣传栏、报纸、网络等现有平台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统一的审判信息发布平台；二是在此平台基础上，加强信息反馈处理和舆论回应。同时，将现有的法院网站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级法院通过门户网站发布法院基本信息、案件信息、立案指导、诉前须知、开庭公告等，并保持定期更新。此外，还可与知名新闻网站合作，保证大量可靠、权威的信息在网络中传播，抢占舆论制高点。综上，通过多种途径和努力，建立司法公开信息网络发布的立体平台。
3、适时进行政务微博建设
微博是网络监督的重要平台，舆论的热点往往是迅速形成、众人参与，政务微博回应具有权威性、直接及时性、高关注度等优势，良好利用微博能将矛盾冲突迅速化解，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司法公开、舆论引导手段。如入选“全国十大地方政法机关微博问政推荐榜”的施恩中院评论所称《政法微博问政,司法公开不再只是漂亮口号》［6］，官方微博能够及时了解社会的
各类反馈信息，有利于法院及时作出澄清，可以有效避免因各种原因可能发生的错误解读，引导舆论导向。
四、 结语
阳光下的司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正。但如何公开，尤其是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如何实现司法公开公正，非常有必要聆听网民的声音，也就是网络舆论。在网络时代，法院应积极地应对网络舆论而不能消极懈怠。积极推进司法公开，同时探索舆论引导，才能最终实现司法公开与网络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
注释：
［1］包括1998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的《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2009-2013的《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及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999年3月8日、2006年12月31日、2007年6月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
［2］蒋惠岭：《扫除司法公开的十大障碍》，载《中国审判》，2010年第5期。
［3］如2009年11月19日，备受媒体关注的安徽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涉嫌报复陷害、受贿和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原检察长汪成涉嫌报复陷害案，在安徽芜湖中院开庭审理。然始料不及的是，这场公开的审判严格限制旁听者。受害人李国福的家属只收到了两张旁听证，关注此案的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记者吃了法院闭门羹。
［4］刘茜、苏坤明，《论人民法院舆论防火墙机制的构建_从完善司法公开机制谈起》，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12期。
［5］付子堂，《网络时代对司法公信力的新要求》，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