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简而言之，社区矫正是依法在社区中监管、改造、教育和扶助犯罪人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社区矫正制度在现实社会中已成为行刑社会化改革的重要方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于未成年罪犯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来说，尚未形成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构建具有规范化、分别化、专业化、个别化、分类化特点的未成年矫正模式，才能真正发挥社区矫正制度在促使未成年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应有的作用。”本文尝试从目前法律与制度的现状及现实困境和原因着手，探讨我国建立未成年社区矫正的可行性基础并提出制度设立的建议。
一、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几率在逐年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多年来，从立法机关到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制定和完善了诸如附条件不起诉、分案审理、档案封存等一系列制度和做法。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一章加以规定，通过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虽然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运行十年有余，但并未构建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实践中，给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012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第33条加以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按照下列规定执行：（一）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二）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身份保护，其矫正宣告不公开进行，其矫正档案应当保密；（三）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四）针对未成年人的年龄、心理特点和身心发育需要等特殊情况，采取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监督管理措施；（五）采用易为未成年人接受的方式，开展思想、法制、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六）协调有关部门为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就学、就业等提供帮助；（七）督促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承担抚养、管教等义务；（八）采取其他有利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改过自新、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必要措施。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社区矫正人员，适用前款规定。尽管在实施办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方针以及一些具体要求，相较以往的制度有重大的突破，但仍不够全面具体，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试做一简单分析：
第一，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尚缺乏普遍认同。一方面，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家庭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不足，不能履行好家庭监护职责。另一方面，部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能明确未成年社区矫正的运行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现实意义，忽略了未成年人这一犯罪团体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巨大的可改造性，以致在具体执行中对矫正工作做得不到位或流于形式。第三，将未成年罪犯放在社区里教育和改造，其成功执行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大力配合，因此需要得到社区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仍缺少分别化。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以前，在大部分地区的社区矫正实践中，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不与成年人分开接受矫治，这极有可能会造成“交叉感染”的严重后果，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后，如何将青少年与成年人分开管理，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使其专门化，仍需要进一步在立法上与实践中的完善。
第三，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缺乏专门化。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是社区矫正中的一类特殊群体，十四至十八周岁仍处于青春期，身心尚未成熟，易怒、紧张、好面子，比成年人更不能承受压力。所以，从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应当知晓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与未成年人交流的能力。由于“罪犯”身份及所处“场域”的特征，社区矫正青少年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排斥，在就业和精神健康等诸方面均存在显而易见的脆弱性，表现出突出的弱势群体特征。因此这决定了在选任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方面，要选择有经验、了解青少年身理及心理状态的、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
第四，未成年犯罪人缺乏自我建设。由于青少年普遍年龄较低，其自身的承受能力与接受力远没有成年人强。特别是在他们不被社会接受，面对来自家人以及社会圈的排斥与歧视，自我的心理建设能力较差的情况下，他们的社会功能会被严重损害。因此，加强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的自我心理与生理的建设，调整好自我的状态，以积极的状态再次融入到社会网络中，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发挥更好的作用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上述诸多问题的出现反映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实践运行的不足，《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虽然宏观上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进行了初步规范，但系统立法体系的缺失、相关具体执行规定的不完善、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等等导致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实践成效缺乏，制度发展缓慢。
（一）系统完善的社区矫正立法体系的缺失
社区矫正工作是以2003年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标志正式启动的，而后于2009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作为在全国全面开展社区矫正的工作方针， 2011《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明确提出“社区矫正”这一概念，结束了社区矫正8年来缺乏法律依据的尴尬地位，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方式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下来。2012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其中一条加以规定，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从具体条文内容来看，大多是从宏观上来规定，没有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个系统构建，也没有细节的设计，一条简单的规定远不能解决现实的繁琐问题。
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的具体法律体系建构不足是制度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未成年犯罪群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为他们创设有利于回归主流社会的法律环境就显得尤为必要。从青少年犯罪数量的增多以及其犯罪的低龄化趋势来看，此制度急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我国缺少一部专门的法律，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模式，并进一步规定制度实施的明细，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主体，解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合法性问题等等。我们可以借鉴外国比较成功的以及成熟的社区矫正的做法，将其与我国的现实状况和未成年人发展阶段相结合，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促使青少年矫正对象真正回归社会。
（二）公民社会发育不良
社区矫正制度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和顺利运转的重要保证是公民社会的构建。公民社会是与国家形态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形态，集中体现为非政府机构、民间组织机构、中介组织等非官方的社会组织的存在，证明了社会发育的文明化、经济独立化与民主化。“这种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区治理结构实现了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通过协调合作，实现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我国的司法机构属于由行政自上而下设立并推动运作的类型，“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资助运作”是制度实践的主导模式。从社会机制运转模式来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运行过程的进行及其主要司法资源大多依赖于行政管理体制，一旦没有了挂靠单位，离开了上级组织，其行为就会变得僵硬而艰难，机构员工聘用、服务项目选择等受行政干预较多。同时，对作为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主体而言，社区矫正青少年需要满足的个体具体权利并没有被关注，这些社会组织或机构更多关注的是主管行政部门的工作安排，未能有针对性地满足青少年犯罪主体对生活、就业和心理等方面的需求，或者脱管、漏管、任矫正对象为所欲为，或者变相地成为对青少年犯罪主体的监管方式。工作重心的偏离，针对性的缺乏，使得这一部分组织和机构不能成为社区矫正青少年寻求支持与关爱的矫正主体。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由于其发育不良以及无法超越其自身的狭隘性，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三）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歧视与偏见
就普通民众的观念认识来看，大都认为犯了罪就应当被处刑，除了生命刑就应该被监禁，让罪犯回归社会势必会对社会造成新的危害。对犯罪人普遍的不信任感，使得民众对贴上“罪犯”这一标签的违法犯罪青少年同样有强烈的排斥感，未成年犯罪人同样被要求与社会隔离。社区矫正这一行刑制度的主旨与民众的一般认识有很大不同之处，社区矫正希望通过将服刑人置于社区中服刑，使他们尽快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但矫正对象作为服刑人员，在民众眼中已被贴上了“罪犯”的身份标签，尽管从场域上看确实在社区服刑，未剥夺未成年人的自由，但身份标签的客观存在使大多数民众在心理上对其具有明显的不信任、不欢迎之感。进而造成对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的种种歧视和偏见，并体现在家庭邻里关系、社会认同及就业晋升等各种交往与发展过程中，未成年矫正对象被广泛排斥，并且这种排斥会存在很长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社区矫正的青少年被打上这种被排斥的标签后，他们会将来自社会的观点内化，自觉将自己归属到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或不被认可的群体，从而产生内心的羞辱，表现为退缩、逃避等行为，并出现抑郁、适应不良等心理症状，减少与主流群体交往的主动性，这必然会影响更多社会资源的获得，阻碍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社区矫正中未成年矫正对象持续被排斥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我认识的错误，是内因和外因、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造成了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运行的困难。笔者认为，这些实际困难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消除，我们应立足我国现实，逐步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并努力使之发挥应有的制度价值。
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之完善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提倡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理念，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萌芽并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意义体现在多方面，既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实施社会化教育， 提高他们的可改造性；又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 减轻国家行刑成本；还有利于体现司法的文明和民主。虽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乏社区矫正的共性，但更有区别于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色，许多西方国家已采取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和模式，建构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年人的专业化管理人员。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作出分析。
（一）完善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是制度良性运行的基础
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定必然要做到质上面的区分。未成年人是我们国家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主体支撑，他们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未来。因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也要慎重而特殊对待，制定一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有其必要性。
1.未成年矫正对象的自身特点的要求
未成年人在认识、情感和意志等心理特征、行为特征这主要的两方面上跟成年矫正对象有着很大的不同。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大多具有偶然性，而且一般来说他们犯罪大多产生一些性质不太严重的后果，相对来说可以使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去弥补，从这方面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主体有矫正的价值。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一方面决定了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矫正措施的特殊性。将涉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容独立出来进行立法，从而避免未成人和成年人之间的混淆，体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殊性。
2.适应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的需要
目前，我国现行的有
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甚至是整个未成年人刑罚执行的立法，确实存在相当明显的问题。其一是法律规定欠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 与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矫正研究法》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等。在上述法律法规中， 都规定未成年犯管教所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之一， 负责对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 并没有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社区矫正以及如何进行社区矫正作出规定；其二是已有的规定效力层次不高。目前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尚以通知、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这些规定的层次都较低，不足以协调整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权威不够，有待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因此，有必要设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建立健全完善、合理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立法的具体建议
鉴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及上文所做的分析，最好要有一部与成年人犯罪相区分的专门法律，因而我国制定一部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有其存在的意义。这样一来，司法和执法人员就有法可依，从而使得社区矫正有了合法的地位与执行力，避免了权利的滥用和腐败问题，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这部法律中，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2）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运行方式和程序；（4）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5）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经费管理。相较《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只从宏观上把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做法，上述立法结构要更为具体和全面，通过可操作性的提高使社区矫正制度功能得以发挥。
（二）配置专门化和专业化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与人员
从宏观上来讲，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实施刑罚，因此社区矫正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必须得到切实保证。从主观方面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心理的脆弱性以及承受能力弱的特点，这就需要一个相对专门化和专业化的矫正团体对他们进行教育。一方面，从专业队伍建设角度出发，要加强对矫正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培训，通过对他们进行法律、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知识培训， 使其具备专业思想和操作技能， 以增强矫正工作的效果。尽可能多地雇佣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组成顾问小组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的志愿者来参与，这部分志愿者可以从大学毕业生的群体中寻找。大学生的专业素质普遍较高，而且他们的年龄与未成年人相差不大，可以很好地了解他们的心理。未成年人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因为年龄差距的缩小而有效降低未成年人的心理逆反度。
（三）不断提升对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度
社区矫正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让犯罪未成年人回到社区，通过一定的教育措施对其进行矫正。对这种“放虎归山”的做法，民众难免会出现不理解和不支持的情绪。对于这种负面情绪，新闻媒体和宣传应当充分关注我国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要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加大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提升对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度。一方面，宣传应该从思想观念上消除民众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顾虑。在宣传时，可以向群众讲清楚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经过司法部门按照严格的标准予以筛选和鉴别，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区矫正组织的严密监控下执行刑罚的。如果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有违反社区矫正制度的行为，那么就应当停止社区矫正行为而对其采取其他惩罚性措施。当然，在宣传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应该随意夸大社区矫正的积极作用，照顾群众的心理接受能力，在其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社区矫正。通过宣传活动， 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及广大社区群众进一步认识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 消除少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模糊认识， 打消广大社区居民的思想顾虑， 从而赢得他们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宣传的方式要多变，宣传的内容要符合未成年的兴趣所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对象中，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未成年人对计算机、网络、运动等等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宣传的过程中，加大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承载量，增加未成年人所喜闻乐见的活动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未成年人的兴趣向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使他们脱离原本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综上，面对犯罪低龄化的严峻现实，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与成长需求，以及刑罚观的不断发展，社区矫正方式的运用必将越来越广泛，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从现有制度规定和地区实践出发，对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初步分析，在现有的社会基础和法律条件基础上，借鉴国外较成熟的制度经验，通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立法，有力的宣传措施，强化公众的社会认同，提升矫正的专业化，细化具体的矫正机制，真正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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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立婷，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戴丽丽，西南政法民商法专业硕士；指导教师：曲昇霞，扬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