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儒家思想司法制度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石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石荣广，武汉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080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一方面强调德治和礼治在司法中的作用，同时倡导要德刑兼施。在古代社会中，德与礼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调整作用十分广泛，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还运用到了具体的司法实践之中。
一、基于“德治”的司法观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为儒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沃土。从春秋时期开始，历经东、西两汉，直至今日，儒家思想仍不断地将中华文明的精髓进行融合传承，在民族精神的塑造方面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关于“德”“德教”“德化”的内容比比皆是。古人把德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布德施惠”强调的就是“德教”，以扬“德”为善教。“施实德于民”和“恤民为德”要求统治者以德施德，注重德化。西周时期，“明德慎罚”的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层的主流观点，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极大进步，充分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善治意识。
前期儒家十分推崇“以德教化、慎用刑罚”。“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孔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独依靠德教或单独使用刑罚，仅仅依靠德教很难处理政事，仅仅依靠法治也很难产生效力，体现出其德刑并举的治国理念。孟子的治国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主张重德轻罚，德先而刑后。“杀一无罪非仁也”。同时，他提出，国家不应轻易杀戮，无罪而杀人，会导致君民离心，民众迁徙。荀子的看法与孔孟基本相同，他重视德教的作用，强调在司法过程中少用刑罚。荀子在《荀子·富国》中指出：不经过德教就采取刑罚，无益于治国；若无教化，刑罚虽多，但社会风气不正，难以实现很好的治理效果。
从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言论中，可以得出儒家思想主张“慎用刑罚”的司法观念。
西汉时期，“春秋决狱”这一司法制度的确立，是儒家德治原则与法家法治思想的融合，结束了自秦以来儒法两家的对立，儒家学者的社会治理观念得到普遍认可，其经典大义以司法制度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少用刑罚、以德治国和以德施教”引入了司法实践。唐代将“德治”与国家统治紧密结合，法律思想的儒家化水平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德礼为政教之本”作为唐代法律的指导思想，将大量儒家经典学说直接作为法律条文的依據，唐代法律成为其之后的各个朝代的范本。
二、基于“礼治”的司法观
“礼”在古代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多数学者认为它起源于祭祀活动，在国家没有形成之前，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调整宗族内部血亲的“长尊幼卑”关系。夏、商两个朝代，“礼”所涉及的范围逐步扩大，由早期的祭祀活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仍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典章制度，构成不了法律关系。周朝实行分封制度，为体现天子权威，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整理并发展了礼乐制度，将祭祀、衣食住行、婚庆、殡葬、教育等都以礼制进行规范，礼的意义和范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主要体现为：首先，调整对象的变化，由调整宗族内部关系转变为调整社会关系；其次，内容更加广泛，囊括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礼仪礼节，甚至连法律规范都包含在内；再次，外在形式也发生变化，“礼”上升为国家制度。周朝末期，随着王朝的衰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春秋时期，孔子提出要恢复周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了“礼”在司法结果中的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中基于“礼治”的司法观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实践中注重伦理纲常。如“亲亲相隐”，这一制度与现代司法制度是相背的，但却是儒家礼法并行思想中人伦精神的体现。二是主张无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以和为贵，当人们产生矛盾时尽量避免对簿公堂，现在许多地方仍存在这种现象，司法诉讼是传统礼法无法协调下的选项。三是倡导忠孝。“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隋唐律中，不孝被列属“十恶”范畴，“不孝罪”体现了“礼”对司法制度及过程的支配和影响。四是司法诉讼制度必须遵循宗法制的原则。“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司法官员进行罪行判定之前，首先衡量其行为是否在宗法制度许可范围内，是否有违父子、君臣大义，然后再根据危害程度进行量刑。五是司法审判时，涉及家庭关系的适用法律优先原则。涉及家庭亲属关系的犯罪，如果有两个以上规定，其中一条规定涉及家庭关系则被优先适用。此外，从晋朝至清代，亲属关系的远近及尊卑也是司法量刑的重要依据，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按照“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进行定罪判决。六是司法上的特权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人不上大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上引礼入律，“八议”制度是礼法结合的典制之一。其中规定，司法机关无权擅自处理这八类权贵，他们犯罪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这一制度和“官当”制度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封建时期。
三、古代司法制度的借鉴意义
（一）健全司法监察机制
中国古代形成了完备的司法监察机制，不同的历史时期，司法监察机制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在具体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这一机制中，监察人员的选拔、使用、考核都有严格的程序和相应的规定。同时，对于打击司法腐败，维护民众利益也有专门的制度。
古代监察体系强调独立性与垂直性，与现代管理制度中的垂直管理相似，各级监察机关之间是单线领导，相对独立。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赋予监察官员较高的政治地位，这种设计实际上也是强调监察权的非依附性。这种体制有力保障了监察权力的运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行政权的干扰，从而保证权力的高效、公正运行。
当前，加快司法体制改革，重点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规范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等。这表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优化职权需要进一步明确公、检、法、司部门间的关系和权限，使监督机制更加科学合理，监督渠道更加顺畅和多远化；改革审判委员会，实质上是强化法官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突出主官在案件审理、裁定、负责的主体地位，且规范其参与行为；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理顺法院审级关系，是解决审判权是否独立的核心问题；审检公开是群众关切的重点，能够直接体现司法民主，应借鉴我国古代及世界各国好的做法，保障群众司法知情权。
（二）进一步完善案件复审制度
“慎刑”是古代少用刑罚的体现，说明古人对案件的谨慎态度。如“秋后问斩”制度，古人认为秋主“杀”，其他季节不适宜处决刑犯，秋天草枯叶落，合天时。实际上这只是设立该制度的缘由之一。这期间卷宗会逐层上报，直至最高决策者，形成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
古代的逐级复审制度源于夏朝的“锡汝保极”，下级官吏审核案件做出判决时，一定要罪刑法定，注明处以刑罚的依据，至唐代时，我国古代复审制度基本完善。这一制度全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
我国古代儒家“慎刑”思想和案件复核制度，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完善司法复核制度，可以避免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冤狱错案，使司法更加公平公正，更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司法调解制度
“无讼“是古代中国的法律诉讼观念之一，在我国许多地区仍普遍存在。它反映了人们朴实的传统道德观，不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希望基于伦理道德、乡约民俗、族规家法等传统方式来协调问题。
现代调解制度的价值追求正是我国的传统价值取向，也是解决纠纷卓有成效的方式之一。由于相关规定较少，规范性不足，民事诉讼法没有就司法调解做出明文规定。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成功率不高。因此，完善司法调解制度，从制度上予以规范；另一方面，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应有针对性地提高司法调解能力，积极预防纠纷扩大化。
（四）改革司法保障制度
上述有关儒家思想中基于“礼治”的司法观的论述中见，对古代司法制度对部分群体给予了较好的司法保障，其主要针对长者、弱者、特权等特殊群体，不具体普遍性。在证据、程序、监督等方面，我国古代司法保障措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证据方面，如西周时期的“五听”制度。再如，《清会典·刑部》中规定，“凡斗殴伤重不能重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往验看”。通过回避制度，来实现司法公正，西周时期的“五过之疵”中就包含了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勘制度、录囚、会审制度等也都蕴含著智慧。没有司法保障作为前提，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改革司法保障制度，除了借鉴中国古代司法中长处，更要结合我国社会现状，坚持党的领导，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充分保障各级司法官员独立行使权力，逐步废除干涉司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在经费、人力、物力方面也应予以保障。
（五）建设合格的、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
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古代官员在行使司法权力时，往往心怀仁义，“少用刑罚”深入人心，道德约束力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中，“德”是最重要标准之一，周朝有“六德六行”的官吏选拔条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吏治的重要性；“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通过“以德选官”来实现“以德治民”。古代的“司法”是“行政”的组成部分，除了选拔官员注重“德”，在官员考核时也往往把“德”放在首位。由此可见，司法人员的普遍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主要还要依靠人才来保证的，因此，建设一支合格的、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尤为重要。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期，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法制建设，基本上都以“外儒内法”为指导，但总体上倚重儒家思想的作用。在司法制度建设和司法执行中，“德治”与“礼治”并举。可见，古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具有较强的变通性，“法”“儒”思想高度融合，有力维护了王权与社会秩序，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