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年一度的盛会，每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凝聚了全世界的目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每一项建议，都切实在为社会进步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
本期“我建议”专题选取三位人大代表：巨晓林作为农民工出身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一直保持着朴实、务实的本色，积极为农民工的利益代言;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围绕我国城镇化战略提出三项建议，体现着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法学研究所欧美法研究中心主任孙宪忠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次提出民法典相关议案，为中国民法的法典化持续不断地努力，成为一个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强劲跳动的音符。
“我建议”，并不是仅仅在祖国的首都开几天会那么简单，而是体现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公认的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宪法的法典，民法典在学术界被称之为国计民生的根本大法。在今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也表示，民法典对一个国家来讲，是民事领域的根本大法，其核心是要保障私权利。
然而，就是一部如此重要的法典，新中国成立后其编纂过程却四次“搁浅”，出台民法典也因此成了几代法学家的心中夙愿。傅莹“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预计6月份能够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的表示，让民法典编纂迎来了曙光。
作为曾经连续三年提出议案推动民法典编纂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孙宪忠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仍旧提出了关于推动民法典编纂的相关议案。而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孙宪忠着重强调了立法科学性和体系性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需要慎之又慎。
民法典缘何四次搁浅
民法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编纂民法典也就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几代法学家的夙愿。然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却可谓“一波四折”。
据了解，我国曾经四次启动过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但都因各种原因而搁浅。
对于前三次编纂工作的搁浅，中国法学界泰斗级人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曾有过总结性表述：“民法典首次起草是在1954年，到1957年由于‘反右’运动停止;第二次从1962年开始，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夜中止;第三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开始起草，当时出了一个很不错的草案四稿。但为什么不再搞下去?主要是当时彭真委员长提出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还没有定型。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模式都还没有确定，这个民法典怎么写?这涉及很多重大问题，如农村土地是搞承包经营权还是其他?物权怎么写?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开放到多大程度?证券、期货市场有没有?现代公司制如何组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作为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些商法内容无法解决，所以不便急于搞一个系统完整的民法典。当时提出先制定单行法，在此基础上再形成系统的民法典。按彭真同志话来讲就是‘变批发为零售’。”
按照这样的思路，一系列民法领域的单行法被先后制定。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们举手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此后，新《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法律相继出台。
1998年，我国启动民法典第四次起草工作。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草案。“到2002年，我国当时有一次比较大的民法立法行为，这是第四次民法典初期编制的行为，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社会公布中国民法典草案，但是当时的民法典草案做得相当不好、相当不成熟，学术界整体很不认可。原因就是民法典编纂至少要消除现行法律相互矛盾的地方，弥补明显的漏}同，同时就原来立法非体系性的篇章结构做重新的安排。而2002年的这一版草案就完全没有做到，只是把原来有效的法律和当时立法的大体方案简单地拼接在了一起。所以，这部草案不论是从立法指导思想还是立法技术上，都是没有可取之处的。”孙宪忠教授说。
此后数年中，《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相继出台。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意味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曾连续三年提议案推动民法典编纂
作为始终关注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法学家，孙宪忠教授参与了梁慧星起草的民法典草案。
“这部草案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关于侵权责任的部分后来被《侵权责任法》借鉴和使用。而当我在2013年提出关于民法典议案的时候，当时国内对于编纂民法典的呼声还是比较沉寂的。”孙宪忠教授说。
在2013年的议案中，孙宪忠教授提到了一个之后被立法机关不断使用的词：“掏空现象”。
“我在研究学习当时民法基本法《民法通则》的过程中发现，《民法通则》的156个条文中，多数条文都被其他法律替代或者不能使用了，比如说法人制度的条文被公司法、企业法等替代，涉及物权的被物权法替代、民事责任部分被侵权责任法替代等等，有用的条文只剩下人身权当中生命权、健康权等一部分约10个条文还能继续发挥效用，这就是所谓的‘掏空现象’。”孙宪忠教授说。
孙宪忠教授就“掏空现象”提出了希望再次编纂民法典的议案，当年在没有收到立法机关回复的情况下，孙宪忠教授于2014年再次提出了编纂民法典的建议，同时在议案中详细阐述了一套完整的民法典立法方案。
此后，2014年民法典编纂迎来转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这标志着民法典第五次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后，法学界持非常欢迎的态度，但是民法典具体的编纂方法、路线等问题到了亟须解决的地步。”孙宪忠教授说。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孙宪忠教授就此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法典中民法总则的编制体例的议案》，其中明确表示民法典编纂应分两步走的方案，即：近期，首先可以开展的工作是修订《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中期到长期，整合现有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的群体;最后，做法律的最后整理和编纂，完成民法典的大业。
而在同一时间，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了先行编制单独的民法总则，继而将其他民商事法律整合为统一民法典的“两步走”立法计划。
“编纂民法典的决定由全国人大作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操作，还有五家单位参与编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法学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编纂民法典是国家安排的任务。”孙宪忠教授说。
此后，孙宪忠教授负责的课题组起草编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关于“民法总则”建议稿》。
确保民法典立法的科学性和体系性
孙宪忠教授表示，这份建议稿贯彻了六方面的指导思想：一，全面贯彻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保护人民权利的基本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原则;二，既强调立法的国情因素，也强调立法的现代化;三，强调立法的科学性和体系性，加强我国立法的可操作性;四，以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人民权利保护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五，坚持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体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六，强调概念的清晰明确、规范的合理、制度的完整和立法逻辑的清晰，强调语言的平直和简洁，实现立法技术和语言的重要更新。
孙宪忠教授还着重阐述了立法科学性和体系性的重要地位，他表示，社科院的建议稿强调法律条文的编制采取行为规范或者裁判规范的格式，基本上不写入抽象空洞的政治口号。比如依据市场交易的实际和科学法理，比其他任何法律建议稿都扩大了“法律行为”一章的内容，一方面真正体现民事生活中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为引导和裁判民事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为了强调立法科学性和体系性的重要地位，孙宪忠教授还在今年的两会中专门提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议案》。
此外，孙宪忠教授还提出了《民法总则应该规定“客体”一章及该章编制方案的议案》。孙宪忠教授认为，关于“民事权利的客体”，民法不规定不行，按照民法科学体例，这一部分内容也只能在民法总则中加以规定。原因是，自古以来民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一物一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物为核心的各种权利客体，怎样进民法的范畴，也就是为民法所许可，成为社会经济或者人民生活的支配对象，这就是民法总则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民法总则不写“客体”或者“物”，没有权利客体的任何内容，必将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混乱。实际上这一部分内容十分重要，除了传统民法必须规定的不动产和动产的划分之外，目前关于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划分，虽然是民法一特别法一知识产权法的问题，但是也是民法一般法的问题。另外，目前社会反响很大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动物保护问题，也已经成为法律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环境和生态以及动物保护，虽然我们无法从民法的角度正面规定其权利，但是完全可以从禁止性规范的角度写一些保护性的强制性规则。
第五次民法典编纂的期待
孙宪忠教授认为，民法典编纂需要按照四个原则，即：民法典必须是私法，不能承担公法的职能，不能解决宪法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行政法的问题;民法典是一般法、普通法，解决不了特别法的问题;民法典只能是实体法，不能是程序法，涉及民法程序的问题不能规定在民法典当中;民法典只能作为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在国际上产生的民事纠纷，还是要依据国际法。
具体到民法典总则的编纂上，孙宪忠教授认为需要处理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是体例选择。民法典总则的立法体例源于德国法系，按照法律关系规定民法上的基础制度。比如，关于主体制度、法律行为制度、权利基本规则制度等。
民法典总则需要立足国情，着眼法律原理来构架，不能简单地在现有民法通则体系的基础上作修改。毕竟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容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另外，在民法典总则中如何更好地规范法律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法律行为不能仅仅规定财产制度，还需要反映人身制度，因为婚姻关系成立之前，包括婚后财产等一些关系的约定都属于法律行为，都反映了当事人的意志，都具有法律后果。而恰恰这些内容是以往民法通则不会涉及的，需要在民法典总则中有所体现。
再比如，关于物权和债权的变动关系，如果仅仅把相应的法律行为理解为合同方式，法律只能解决其债权关系，但是对物权的处分也是法律行为，也需要法律加以规范。这就需要对民法总则提出具体的、科学的操作方案。
而对于将来民法总则跟其他分则如何对接的问题，孙宪忠教授表示，初步设想是从民事权利的角度入手，以一般法和特别法、一般权利和特别权利的逻辑来划分民法的体系构成。民法典和民法典总则将来只规定基本权利，把特别权利放在分则中。其逻辑结构应以权利为主线。也就是说，民法典总则中除总则和分则之外，通过一般法和特别法、一般权利和特别权利的逻辑联系，构成
“大总则”模式。这样，即使民法典总则中没有规定特别权利，但是，通过民法典总则中关于权利基本联系的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特别法。就像火车头后面有挂钩，特别法如果适合民法典总则后面的挂钩，就可以挂在上面。有民事权利的人应该重视权利的正确行使，不能伤及他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这就需要在民法典总则中对权利的取得、享有、行使、消灭、限制甚至权利的剥夺，都要给出一般规则。
“从以往立法经验来看，民法典真正出台的时间预计在2020年左右，因为如此一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典籍，其出台过程一定要慎之又慎。”孙宪忠教授说。
作者：祁彪 来源：民主与法制 2016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