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逻辑学对于定罪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定罪本身就是推理的过程。那么，严格遵守正确的逻辑思维规律对每一个司法人员都至关重要。但是，正确的逻辑思维规律并非那么容易掌握，反而易犯逻辑思维错误。确证偏见正是一种主导论证且容易犯错的人类习惯思维，司法实践中的很多冤假错案恰是由于确证偏见这种不当思维所致。基于必须给予司法活动理性的苛求，司法实践中的确证偏见值得广大同仁深入研究。
论文关键词 逻辑学 司法实践 确证偏见
一、确证偏见的概念及形成
“确证偏见，是指在论证中，对其特征论点（假说）存在轻信或偏执的信任，对自己的观点只满足于确认，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漠视、贬损或掩盖对之不利的证据，对论证缺乏批判性态度的不当思维。”现代心理学理论已经证明了确证偏见的人性特点：其一，不能对一切可能性的解释进行思考；其二，偏重于设法证明论点而不努力弄清论点有无错误的可能。②确证偏见的形成通常包含一系列阶段性错误，其形成的规律并非无迹可寻。
首先，先入为主阶段。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复杂性，因而发生的原因往往具有多样性，当确立一个命题进行论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出现选择偏向，即会选择符合自己逻辑习惯的论点，倘若这个论点刚好得到某些事实或理据一定程度的支持，那么，先入为主的选择这个论点则难以避免。
其次，自圆其说阶段。当先入为主的选择某个论点的后，人们又总是急于去论证它。此时，人们把精力局限在自我选定的论点里，而放弃对其它可能性的探究，就算能够得出“自我圆满的逻辑结论”，但由于其初始判断具有片面性，并不一定可靠，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
最后，绝对固执阶段。人们总是情愿服从自己观点，而不愿批判地接受他人的观点。一旦得出“自我圆满的逻辑结论”，就固执己见，因为人们越是极力想证明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是正确的，就对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闭。人们在为其得出的结论沾沾自喜的时候，却不知成了自己思维方式的囚徒，导致错误发生。
二、司法实践中的确证偏见
笔者要指出，司法活动不必然导致确证偏见，只是难免发生。出于对司法活动的理性苛求，必须指出司法实践中的典型确证偏见，然而确证偏见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着重指出以下几种：
（一）因理论因素导致的确证偏见
司法活动强调的是客观公正，客观公正的判断意识是靠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支撑的，但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并没引起司法人员足够的重视，这就难免会发生确证偏见。所以，首先得指出在诉讼法学和证据学中潜藏的一些诱导性错误。
1.以事实为依据理论。司法活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其中，作为依据的事实要求必须是客观真实的，而所谓的客观真实是指——司法机关确定的事实必须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信无疑。这种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理论认为：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人是有认识能力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洞悉一切案件事实。这种理论有以下问题：其一，它混淆了可认识与可认知的概念，由于认识条件的限制性，可认识不必然可认知；其二，它忽略了事实的客观形态和主观标准的区别，法律裁断事实的标准是由人为局限和历史局限的。司法人员确定的案件事实并不一定是事实的真相，因而该理论易导致确证偏见的发生。
2.反心证现象。一般司法人员，包活社会大众都有这样一种认识：法官判案必须讲证据，不能随心而断。不可否认，在我国的法制环境下，目前有这样一种朴素认识，也是司法的进步。我们理解下“不能随心判断”，不难看出，其核心思想是反对“心证”，即反对以心证的方法进行裁判。至此，我们得区别心证和自由心证的概念。心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判断一些复杂事实必然具有的自然心理现象。自由心证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指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③不难看出，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虽然我国是没有自由心证的，但作为裁判一些复杂案件必有的心理现象——心证，是必然存在的。例如，某些案件双方证据相当，而又必须做出裁判，不论法官做出什么决定，都是在良心、理性、经验等心理因素下得出的结果，这必然是一个心证的过程。倘若反对心证，在以上例案情况下，又是怎样得出的裁判？如没有以心证得出裁判，那必然是确证偏见得出的结果了。所以，反对心证的理论是错误的。
（二）因职业身份导致的确证偏见
司法人员的职业属性不仅是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还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唯有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各种权利相结合，才能保证公平正义。但是，只注重打击犯罪，忽视保障人权的思维在部分司法人员思维中根深蒂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确证偏见。这种确证偏见的典型表现就是，因为职责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所以一切努力都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其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不能对一切可能性的解释进行思考，即部分司法只看到了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解释，而忽视了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解释；第二，偏重于设法证明论点而不努力弄清论点有无错误的可能，即片面强调证明构成犯罪，而不反思有罪的观点是否错误。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他们理所当然的理由是：“我代表正义，所以要消灭犯罪”。不难看出，是职业身份导致他们对所应该履行的职责范围出现误判；同时需要指出，“你”代表不了正义，“你”只是代表国家履行职责。
（三）因制度原因导致的确证偏见
1.层级压力。在司法机构中，上下级具有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同一司法机构中，下属必须服从上司。在这种情况下，下级或下属面对一个明知可疑的确证要求，上级或上司可能会强迫办案人员作出的偏执的证明。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特别是在“清案行动”等运动式的司法活动中尤为突出。如众所周知的赵作海“杀人”冤案，该案承办检察机关曾三次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起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全国政法机关开展清理积压案件的专项治理工作，当地公安机关为尽快结案，将赵作海“杀人”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商丘市政法委认为此案具备起诉条件，要求检察院必须于20日内将赵作海案公诉到法院，要快办。检察机关只能遵命办理，法院经过简单的审理，对赵作海做出了死缓判决。后来发现该案出现重大错判。
2.辩护不足。虽然部门司法人员存在确证偏见的思维，但是只要有律师加入诉讼，作为辩方和控方加强对抗，那么，就算会出现确证偏见，也能够缓解或及时纠正。但是，到目前为止，律师辩护制度发展与落实并不乐观。究其原因，从律师发展角度来看，我国曾经废除律师制度20年之久，律师辩护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恢复，起步比较慢；从公众角度来看，长时间以来，公众对律师或律师辩护制度都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律师是替坏人说话的，将律师称为“讼棍”；从司法机关角度来看，司法机关一直抵制律师介入诉讼，一些司法人员认为，要是没有律师介入诉讼，可能案件会办理得更痛快与流畅，所以，一直不待见律师。虽然现在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大的完善，辩护广度与力度都有提升，但是辩护依然不足。那么确证偏见的存在就依然难以得到纠正。
三、减少司法实践中的确证偏见的若干设想
如何减少司法实践中的确证偏见，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笔者想从逻辑学的角度作简要探讨。
（一）从假设到假说需要审慎保留
我们证明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可能来自于假说，而假说的建立是来源于假设，这里就得明白建立假设与假说的区别。建立假设一般无需审查和验证；而假设变为假说应当经过初步审查和检验，同时还应当保留审慎。因为，一个认知不确定的命题有多重解释的可能性，就需要审慎的排出多样假设，对不能证伪的并存假设给予比较。所以，我们为了证明一个观点，也应当对尚未证伪的假设给予理性的审慎和保留。具体到司法活动中，对有罪假说确证时，要对无罪、此罪还是彼罪，此事实还是彼事实作审慎和保留。
（二）确证与证伪的逻辑地位平等
从方法论上看，要证明一个观点并非一定要从正面开始证实，也可以从反面开始反驳。一个倾向性的观点被接受，并不意味着其他反驳的观点就当然失去了逻辑对抗的力量。如果一个观点可以被反驳，那么确证就必须消除这个反驳，不然，就得不到确证。所以，从逻辑学上说，确证与证伪的地位是平等的。即确证和证伪是澄清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忽视证伪就意味着让确证的思想逃避检验。具体到司法活动中，办理案件时努力证实又要努力反驳，从心理上就可以有效遏制确证偏见的出现。
（三）假说不必然能够得到确证
面对一个假说，有三种可能性：确证；证伪；悬疑。对于确证与证伪，我们一般都能够理解，容易忽视的是悬疑。所谓悬疑是指，一个假说既不能确证也不能证伪的悬疑状态。人类的认知是有历史性、局限性的，在确证的过程中难免遇到挫折和困难，所以悬疑的出现也在所难免。具体到司法活动中，面对一个刑事案件，出现既不能够确证又不能够证伪的悬疑状态时，本应当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但司法人员心里总是有矛盾的，这个时候，若某种欲望侵入，会让一些司法人员放弃逻辑思维和原则冒险作出不恰当的决定，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错案。所以，我们应当理解悬疑状态，面对悬疑作出理性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