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婚姻则是家庭的前提和基础。家庭和谐，社会才能稳定。然而，近年来，不和谐婚姻数量的攀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诸多的不安和困扰。为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现行《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情形下，无过错方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但由于规定尚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笔者试图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以求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精神损害赔偿法定事由的完善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及《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八条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四种情形下，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四种情形是：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收集整理除此之外，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范围明显过窄，不利于无过错方利益的保护。
(一)通奸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确立
从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看，配偶一方有通奸行为，另一方是无法获取精神损害赔偿的。而笔者认为，婚姻法确立通奸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必要和可行的。婚姻法应当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作例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陈述，并明确将通奸行为作为另一方配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直接将通奸规定为提起精神损害损害赔偿的事由，法官可以根据造成损害的大小判定精神抚慰金的多少，这样对行为人和受害人而言应当是公平合理的，也不会出现滥诉的情形，能更好地起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二)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
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离婚时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由于偶然的事情发现自己抚养多年的子女并非自己的骨肉，自己多年来对子女的感情付出突然付之东流，面对这样的打击男方往往会愤而提出离婚，要求女方返还抚育费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对于这样的情形如果处理，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情形，不给予受欺骗的男方适当的精神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受欺骗者不仅无端支出的抚育费有去无回，受到欺骗后心中的郁闷、愤怒、伤痛是可想而知的，法律对其伤害视而不见，有失公正。
(三)配偶一方有卖淫嫖娼行为
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事实卖淫嫖娼行为，显然与通奸一样，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其应当作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法定事由的理由与通奸相同，笔者不再重复。
(四)婚前隐瞒患有精神病
对于有精神病史或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配偶，在婚后发作，而另一方在婚前基于一般的接触又是无法发现的，并且患病一方具有故意隐瞒情形的，受害人因此受到精神损害，应当赋予其赔偿请求权。
(五)一方骗取结婚证导致婚姻被撤消或无效的
一方在结婚时隐瞒对方，弄虚作假，如未到法定结婚年龄而虚构，或隐瞒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最后导致婚姻被撤消或无效的，另一方在这个过
程中势必有可能身心受到打击，特别是对于女方而言，在农村结过一次婚会影响其再次择偶，或错误的婚姻浪费了其宝贵的青春，使其失去许多择偶的机会，这样往往会使其精神受到伤害，法律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权方显法律的公正。
(六)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重大犯罪行为
配偶一方犯罪，势必会使另一方感到在公众面前无法“抬头”，影响其正常的社交、生活，特别在农村，另一方配偶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某些重大犯罪行为，如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会使另一方配偶同样产生蒙羞感，使其身心受到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并不为过。
二、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依据的完善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围绕受害人所受痛苦的深浅而定，即侵害所造成的后果应作为主要衡量依据，其次才考虑其他因素。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只是划分责任大小的依据，而非确定损害大小的依据，应当先确定损害大小再划分责任大小，否则顺序颠倒，本末倒置。考虑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只具有推测损害大小、确定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的作用，其本身并不能独立成为一项确定数额的因素，即使将其例为一项独立的考虑因素，也不能将其置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之上。婚姻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有独自的确定因素，并且明确“损害赔偿数额确定以受害人造成伤害的程度及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为依据，同时适当考虑侵害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合理地确定每一起婚姻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