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如何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或有关法律事项，是正确处理案件的首要问题，也是审判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功。证据问题是全部诉讼活动的核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判决”。因此，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问题在审判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对证据的采信直接关系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是法院裁判的基石。
在诉讼过程中，证据既是法律事实，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有通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的依法收集，以及公民个人、机关单位和人民团体的提供，然后由司法人员按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判断，才能以特定的形式为司法机关所确认，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从而证实事实真相，客观地证明案情。综上所述，本文将从民事诉讼证据采信的意义、民事诉讼证据的可采性审查、民事诉讼证据的可信性判断以及单一证据的部分采信等四大层面来详细论述。
目前，我国的证据立法相对滞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出台了一些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摒弃了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提法，代之以法律真实，则证据是证明事实的唯一法律依据，从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本文将以详实的案例和严谨的理论，从各个角度来阐论证据采信这一“基石”问题，也算是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尽微薄之力。
一、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
“证据”这一概念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具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认为，没有经过质证、认证程序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证据”应称为“证据材料”；而经法官认定为能够已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则应称为“定案证据”。证据材料要上升为定案证据，必须经过法定的认定程序才能达到。如何运用证据材料查明案件事实或有关法律事项，是正确处理案件的首要问题，也是审判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功。证据问题是全部诉讼活动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的证据立法可以说相对滞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先后出台了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摒弃了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提法，代之以法律真实--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迈出了历史的一步。这更符合理性、人性、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更符合理性、人性，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更符合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法官，不再为没有再现已经成为过去的“客观真相”而被横加指责“裁判不公”。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也使当事人自己的诉讼行为的后果具有可预测性，更加理性的看待胜诉与败诉，从而树立司法的权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从而确立了证据裁判主义。民事诉讼证据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载体，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仅限于摆在眼前的“呈堂”证据，再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取案件事实的相关信息，更不能因为证据不足而拒绝裁判，因此，民事诉讼的采信问题在整个审判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对证据的采信的直接关系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运用，是法院裁判的基石。
二、民事诉讼证据采信的意义
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是指法官对提交到法庭上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并决定是否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活动。这是一个自由心证的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可见，心证公开是现代自由心证的基本适用条件。
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直接关系到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其重要意义显而易见。本文将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分为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据的可信性两个部分进行论述。证据的可采性审查主要是将明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予与排除。证据的可信性判断则是在可采性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判断拟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可以说，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其实就是一个“筛选”证据的过程。
三、民事诉讼证据的可采性审查
民事诉讼证据的可采性审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它体现了诉讼的阶段性和程序法的独立价值，也是案件客观公正的机制保证，因此不具备合法性就意味着没有可采性，就要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排除在法官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证据的合法性，进而划定非法证据的范围。我们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的把握应从正确“合法”与“违法”入手。法理学的一般理论认为，以法律规范为评价标准，可以将人们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和中性行为。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仅仅是与法律明定的行为要件不相符合或者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而并未直接与法律上明定的强制性规范相抵触，那么这种行为虽然不是合法行为，但也不是违法行为，而是中性行为。另外，这三类行为的法律后果即法律对这三类行为的评价是根据行为主体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对于作为公权主体的国家机关，由于其在物质、制度等方面控制着大量的优势资源，同时执掌着以普通公民的行为为行使对象的公共权力，因而，为了保证普通公民的自由与权力不受侵犯，必须为公权力的行使限定严格的条件，并使这种权力的行使效果具有明确的可预见性。据此，法律对国家机关的行为要求是“合法”，只有合乎法律明确规定的行为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私权主体，权利至上和意思自治是自由的保障。民主国家不可能将法律的触角深入到广阔的私法领域的每一个细小的方面，也不可能要求人们的行为严格恪守法律的明文规定，因为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们将如何行为?而且，由于私权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在法律上支配，控制他人的优势，因此，“法无禁止即为权利”就成为界定私权范围的著名法谚。也就是说，普通公民的行为只要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会得到法律的承认即依其自身意思发生效力，这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中性行为，可以概括为“不违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概括为：证据的合法性审查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调取方式的合法性。
1、审查证据形式的合法性
即审查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形式，如单位证明是否有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等。凡证据形式不合法的，即丧失可采性。
2、审查证据取得方式的合法性
包括审查取证主体资格及证据取得的方式合法。
（1）审查取证主体资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查阅本案有关材料的范围和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去正，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的规定，调查权的主体仅限于人民法院及诉讼代理人，这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法律赋予的调查权，当事人自行调查的材料不能作为有效法律证据使用。有人认为，这对当事人而言不公平。当事人授权的诉讼代理人尚且享有调查权，作为权利之源的当事人反而没有调查权，这是不符合法理的。其实，诉讼代理人享有调查权并非来自当事人调查权，而是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即法律授权。法律没有授予当事人调查权，是考虑当事人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调取证据以求胜诉，引发新的纠纷。所以，不赋予当事人调查权，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那么，是不是说当事人必须委托诉讼代理人调查呢？不是。《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以下证据材料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一是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是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其实，当事人收集证人证言还可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对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证人可以提交由证人签名的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
（2）审查证据取得的方式是否合法
首先，证据取得的方式必须合法，包括证据来源及调取证据的手段和方法必须合法，人民法院及诉讼代理人调查取证还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收集调查证据，应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调查材料要由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签名或盖章。”诉讼代理人调查取征，也应由二人以上共同进行。司法部1991年9月发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代理人持乡镇法律服务所证明和乡镇法律工作者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调查一般应由两人进行，并制笔录。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核对无误后，由调查人、记录人、被调查人签字或盖章。”律师作为代理人调查取证是否必须二人共同进行，律师暂行条例和律师法未作明确规定，理论界司法界也认识不一。有业内人认为，律师调查取证也应由二名律师或一名律师和一名律师助理共同进行，以免在诉讼中特别是担任刑事辩护时处于不利地位。如有被指控涉嫌窜供、提供伪证等危险。这是基于提高律师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认识。笔者认为，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与其它法律工作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享有的权利是一样的。故律师调查取证也应二人共同进行。其次，严禁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非法收集证据的情形有以下几种：A伪造证据B贿买、胁迫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C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应当注意的是，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将未经相对人同意秘密录制的谈话材料列入非法证据的范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淡化了这一规定，是非常人性和理性的，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社会诚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在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时先经过对方同意再录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真实有效的证据。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对更为科学和合理，更易于操作。
但是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的形式和调取方式的合法性，与证据的形成原因是否合法是不同的概念。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对形成原因不合法的证据一律不予采信，这是不正确的。如当事人双方未到法定婚龄登记结婚，结婚证是不合法的，但如果以结婚证不合法为由不予采信，当事人未到法定婚龄登记结婚的事实同样无法认定。这种欠缺法律效力的证据，一般并不因为诉讼而产生，通常表现为原始物质或书证。这种证据恰恰是认定不法事实的根据，不能概以证据不合法为由不予采信。采信证据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与案件的定性处理是两回事。
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7、对同一事实，当事人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不足以推翻对方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盖然性优势的原则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五、关于单一证据的部分采信问题
审判实践中，常会遇到当事人提供的某些单个证据的内容部分真实，部分虚假的情况，这就引起单一证据的部分采信问题。如数个证人证言中一部分相互一致，相互印证，其他部分相互矛盾；或某个书证有被篡改的痕迹等。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往往据此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地的予以反驳，导致法官对证据不易认定，通常不予采信。对单一证据能否仅采信一部分而不采信另一部分。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三款规定：“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可见，遗嘱被篡改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法律只规定被篡改的部分无效，法官不能因此否定整个遗嘱的效力，而作为遗嘱的书证不予采信，所以，对内容部分真实，部分虚假的单一证据，对其真实的部分可以认定和采信。事实上，因为证据的部分不真实而全盘否定证据的效力往往会导致裁判不公的问题。
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必将推动国家对证据的立法事议相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台一部内容涵盖刑事、行政、民事、海事诉讼的统一的证据法，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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