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理论上全面分析法人责任形式与法人人格之关系。从民事主体基础理论分析，责任能力与人格分别是从不同层面表现法律主体。从法人便利交易之制度价值分析，法人成员承担无限责任和有限责任均能实现此价值目标，无限责任也不影响法人成为权利义务的集散点。就法人责任的意义而言，成员对法人债务的责任承担实为债之担保方式。从法技术意义看，“法人”概念可涵盖所有的团体法律主体。所以，法人责任形式与法人人格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并不决定后者。
「关键词」：责任能力、便利交易、债之担保、团体人格
法人责任形式即法人成员对法人债务承担责任之形式，即应对法人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还是无限责任之问题。法人人格之取得是否受其责任形式的决定，法人取得人格是否必然要求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该问题一直是法人理论中讨论的一个焦点。近几年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探讨，指出法人人格与其责任形式并无相互决定的关系，法人成员之责任除有限责任外不应排斥无限责任。但多数论述限于从立法现实的层面得出结论，并没有对二者关系的深入和全面的理论分析。[1] 依此所得出的结论仍让人无法完全信服，对二者之关系仍使人捉摸不透。笔者不揣冒昧，拟对其做理论上的辨析，以就教于同仁。
一、从责任能力与人格之关系分析
法人责任形式是其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体现。在民事主体理论中，责任能力与主体人格是何种关系？责任能力是否决定主体人格的有无？
人格即成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在法哲学中，主体是相对客体而言的，主体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客体具有被动性，被主体作用和支配。在社会关系中，能动性则唯意志所有。因此。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构成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标准，主要为是否具有自己的意思能力”。[2] 也即获得法律人格需要具有意志或形成意志的条件和可能性。这离不开人或人的范畴。法人的本体为团体，其虽不是生理的人。却属于以人为必要因素的“人的范畴”，在人的支配下具有形成意志的条件。“意志”反映了人的本质属性，反映了社会主体的内在统一属性。
“法律上所谓能力，是指在法的世界中作为法律主体进行活动，所应具备的地位或资格”。[1]民事能力概念是近代法的产物。起初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中，只使用“能力”、“缔约能力”概念，至19世纪初德国普通法学才将民事能力细分为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2].“民事能力”概念意在从法的视角揭示和反映现实主体的差异性和多样的存在样态，人本身的行为又有为利和为害的两个方面，法的世界中需要反映这一现实。进一步而言，“它是法律认可或赋予法律主体胜任某项活动的主观性条件，是一种法律主体本身所蕴涵的，待于具体实现的可能范围。它并不是界定是否主体问题，而是在主体地位确定后解决该主体具有何种特性处于一种怎样的存在状态问题”。[3]
关于民事能力与人格之关系，我国学者指出：“民事能力与人格是从不同的角度界定民事法律主体的两个不同概念。人格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法律主体的内在统一性和其实质，界定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民事能力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法律主体的差异性，具体刻画法律主体存在与活动的状态与特征。人格是现实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前提；民事能力是法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可能性和范围。人格是民事能力的理论抽象，民事能力是人格的相对具体化和法律存在。人格表现民事法律主体之独立自由平等的形式价值，民事能力表现为现代民法所谓的‘具体人格’”。[4] 即民事能力是人格延伸的产物，是人格的功能。各种民事能力具体表现了人格，是法律主体的具体存在和表现样态。民事能力与人格是从不同层面上揭示和表现人，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
在古罗马法中，并没有“民事能力”的概念。当时，在法律中以完全人格、不完全人格及人格变更的概念来表明人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和差异性。作为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需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但上述三种人格概念下的人均具有主体资格，只是其从事活动的地位和范围不同。在人格变更中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因丧失自由权而沦为奴隶的人格大变更，二是因丧失市民权而成为拉丁人或外国人的人格中变更，三是仅因丧失原家族权而取得新家族权的人格小变更。无论人格如何变更，当时并没有将人格取得与是否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联系起来。
民事责任能力是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5] 法律设立责任能力制度之目的，在于对主体侵犯他人权益或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行为追究民事责任，保护他人和社会利益。我国学者指出，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相比，其是人格具体特性之消极一面。“它描画民事主体因参与违背法意志并受其否定的事实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的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资格。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分别从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直接和间接规定主体的具体法律样态。人格的这两种特性源于作为人格本体的主体的自由意志具有为利和为害两面性，法律将其为利一面界定为权利能力，划出民事主体可自由活动的范围；同时又将为害的一面界定为责任能力以限制其任意性，从而从‘导与堵’两个方面保障民事主体的意志沿着法的意志的轨道进行”。[6] 其精道的剖析充分厘清了民事责任能力与人格的关系，即民事责任能力不决定人格，而是表现人格的违背法意志的一面。
传统理论从“自主参与、自己责任”之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出发，认为“自己责任”应为人格的决定因素。但从法律人格发展变迁历史看，“自主参与、自己责任”是近代民法基于人格之伦理性基础，旨在强化对个体自主性的尊重和鼓励而提出的法律原则，并非伴随民事主体制度而产生的必然要求。“自己责任”能凸显和强化主体人格之存在，昭示其作为人之存在价值，做为人之尊严与理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自己责任”是社会存在参与民事法律关系资格之决定因素的结论。我们不能将“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之资格”意义上的人格与“人之为人的存在价值、理性与尊严”意义上的人格相混淆。从此点来看，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对法人而言，并非决定其资格之有无，充其量是强化了其人格的独立性
二、从法人制度价值分析
所谓价值，是指事物对人的有用性。法律制度均有其价值，其反映人们设计这一制度的根本用意。人们制定某制度，必然受其所追求的价值定位即有用性目标的支配，有什么样目标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
法人制度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是民商事价值，反映了团体在社会生活和商品经济中的作用和客观规律，是各国法人制度均具有的功能。如便利交易、分散风险及集资、长生、管理、公益价值等优势。此价值正是催生法人制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各国基于本国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策，赋予法人制度特殊的政治功能，如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赋予法人制度的实施监控团体之政治功能。这一方面的价值，是很多国家对法人责任形式做不同规定，对法人之范围做不同限定的直接原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法人制度的内容。
民法具有中立的性格，其承担的是社会功能而非政治功能，其法人制度亦是如此。法人制度的民商事价值确定地反映了承担社会功能的法人制度的有用性，是我们探求法人人格与其责任形式之应然关系的钥匙。
从历史看，法人制度是基于便利交易之需而产生的，便利交易和分散风险为其基本价值。
在古罗马，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事团体的繁荣，一些贵族阶级所创办的矿业、商业、金融、贸易等团体发展起来。许多事业，尤其是航海经商，需要大
量资金，风险也高，个人无力经营而多采取联合经营方式。“而依市民法严格形式主义，许多人联合经营一项事业，在代理制度不发达的当时极为困难。因为，第一，进行任何具体法律行为如购买奴隶等，均须全体合伙人到场，成员中有一人反对，就可能导致交易不能进行。第二，经营共同体的财产为全体成员所共有，随时有可能因某一合伙人的破产而被债权人扣押，影响事业。第三，一旦发生诉讼，合伙若为原告，因可利用家属或奴隶做为代表，问题尚较易解决，如作为被告，则须全体到场，有一人缺席，诉讼就不能进行。为便利交易之进行，罗马法学家比照公法人创造了民事权利义务主体，使私团体具有独立人格，其财产与成员财产各自独立，能以独立名义对外行为并可由少数代表负责为之，从而使私团体与其成员的权利义务不相混清”。[7] “法律人格的本质就是在法律上提供权利义务的驻足集散点”。[8] 法人理念之意义在于，使团体成为权利义务的驻足集散点，使众多成员能以团体名义对外行为，将自然人众多的复杂法律关系简化为一个法律关系，从而便利交易之进行。如学者指出的：“法人与其说是一件事物，不如说更近于一种方法”，[9]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法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想象空间中为团体法律关系的整体化处理找到一个支点。”[10]
在法人成员承担有限责任的情况下，法人确定的承担了权利义务集散点的功能。对于成员无限责任之团体，其财产责任虽然最终可能仍需由成员承担，但承认了团体的主体地位，交易相对人可直接对该团体追究责任，而不论产生违约和侵权的具体行为人是谁，只要依团体名义、代表团体而实施的行为，均由该团体直接承担责任。这正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社团印章”之效果。此情况下极大的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保障了交易安全，所以，承认该类团体的独立人格，是符合法人制度价值的明智选择。
至于分散风险，则是团体所具有的天然功能。传统理论往往将此功能归于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据此将成员有限责任做为法人资格取得的必然要求。有限责任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团体之分散风险的优势，但成员承担无限责任的团体同样具有分散风险功能，即将由一人承担的风险转由多人承担。所以，也不应将无限责任排除于法人责任形式之外。
三、从法人责任意义分析
在民事财产责任中，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是依以主体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作债的担保为标准所做的分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一主体的财产责任完全可以扩及其他主体的财产之上。法人成员之责任形式实为其对另一主体的债务担保。
就法人作为其成员实现特定利益的工具而言，法人成员应对法人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样有利于法人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但有限责任制度在有利集资和规避风险方面的独特优势，法律也应予以肯认。正如张俊浩先生所言：“就法人责任制度的价值而言，出资人原则上应负无限责任。非如此不足以保护债权人利益，进而维护交易安全。然而，分化风险以利集资的机制，导出有限责任的存在依据”。[11].
四、从“法人”法技术意义分析
法律概念在蕴含其制度价值的同时，在法技术上必然有其特定的指代对象和范围。那么“法人”一词是指代所有的团体主体，还是部分团体主体，仅仅是成员有限责任之团体为“法人”，还是各种责任形式之团体主体都可称为“法人”。③
古罗马法中虽然萌芽了法人理念，但并没有明确的“法人”概念。univasitas为罗马法中团体概念的总称，并被用于有法律人格的团体。“该词（uiversitas）仅被解释为与人等同，但并没有得出存在人和团体组织两种‘人’的结论”。[12] 在当时的朴素直观的法学思想和简单的法构造技术下不可能得出在自然人之外存在另一种“人”的结论。但很显然罗马法中有法律人格的“团体”就是萌芽中的“法人”，法人理念对应团体人格理念。
至12世纪至13世纪，意大利注释法学派创造了“法人”一词，不过当时仅是普通的法学词语用来说明团体的法律地位，称“法人系以团体名义之多数人的集合”，而尚未达到在团体成员之外，承认存在抽象人格的地步。将“法人”由普通的法学词语提升为正式的法学概念，而指代自然人之外的抽象人格的，是教会法学者的创造。他们在解释教会对世俗财产的合理性时，想象在团体成员之外，尚有抽象的人格存在，即团体人格。[13]
19世纪德国民法典制定的前夕，针对团体主体现象，学者们展开了法人本质的大讨论，在法学理论中才正式确定了在法律上存在自然人和团体两种“人”的结论。[14] 法律中“人”的观念由自然人的一元结构正式转向了自然人、法人的二元结构。即法律中自然人之外的主体即为“法人”。
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首次确立的法人制度中将法人限于成员承担有限责任的较大团体，这导致后世对法人范围认识的争议。从该制度确立背景看，做这种定位并非因为理论上认为仅此类团体为法人，而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政策。当时统治者害怕大的团体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对其政权的危害，想通过法人登记制度诱使这些团体进行登记，以使国家掌握这些团体之具体资料，以利于国家监控。“这种立场在商事公司组织中亦有类似表现。适合于区域性小型企业的无限公司与两合公司这两种公司形式没有政治嫌疑，因而就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特别监控，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动力要赋予他们以法人资格”。[15] 至1999年《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78条确认了另一种法人-股份两合公司，其中有承担无限责任之股东。[16]
在《德国民法典》制订后，意大利、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很多国家相继承认商事合伙等中小型团体具有法人资格。法人所涵盖的团体的范围呈扩大趋势。
所以“法人”指代对象和范围应是法律中的团体主体，而不论其责任形式如何。凡为法律主体之团体，均可称为“法人”。如江平先生指出的：“法人者，团体人格也”。[17] 即“当一个组织或实体得到法律承认，可以其自身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参与诉讼，并以此与其成员或任何第三主体相区别时，我们即有以称该主体为法人，即可认为其在法律上可独立存在且具有独立的人格”。[18]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清晰的明确法人人格与法人责任形式是不同层面的理论和制度问题，责任形式不应决定法人人格的有无。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到支撑各国法人制度的共同的理论基础，从而也为我们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法人乃至民事主体立法提供了理论工具。
注释：
[1]如虞政平博士的文章《法人独立责任质疑》[J]，《中国法学》，2001（1），该文较全面论述了法人责任形式问题，但仍没有在理论上辨明法人责任形式和法人人格之间的应然关系。
[2]徐国栋博士早已提出的观点，见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55.另外，李锡鹤先生《论法人的本质》一文也论证了同样的观点，见《法学》1997年第2期。
[3]这也是我们探讨“第三民事主体”所应明确的理论前提，即明确法律中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民事主体”在理论上是应归于法人之中还是确实应存在于法人之外。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56。
[2].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60。
[3].冯文惠、冯文生，《民事责任能力研究》[J]，《河北法学》， 2001（6），25。
[4].冯文惠、冯文生，《民事责任能力研究》[J]，《河北法学》， 2001（6），25。
[5].梁慧星，《民法总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59。
[6].冯文惠、冯文生，《民事责任能力研究》[J].《河北法学
》， 2001（6）， 28。
[7].周楠，《罗马法原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90—291。
[8] （日）星野英一著，王闯译，《近代民法中的人》，载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376。
[9] Hens Alexander， law of corporations， P345，引自王勇。《团体人格观：公司法人制度的本体论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国内访问学者专版，47。
[10].陈现杰：《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评述》[J]，《外国法译评》1996（3），69。
[11].前引张俊浩书，178。
[12] （前苏联）C.H.布拉图斯，《资产阶级民法中的法人概念及其种类》，《外国民法资料选编》[C]，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4，206。
[13]. 前引张俊浩书，174。
[14].周林彬、任先行，《比较商法导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88。
[15].参见托马斯，莱赛尔（张双根译）。《德国民法中的法人制度》[J]，《中外法学》2001（1），27。
[16].卞耀武主编，《德国股份公司法》[M]，贾红梅、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290。
[17].江平、赵旭东，《法人制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1。
[18].前引虞政平文，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