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气候变化问题是由全球范围内市场失灵造成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措施离不开市场机制。围绕碳标识合法性的讨论体现了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冲突。我国应当加强对碳标识的研究，以应对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挑战，并使之成为我国实施贸易与环境政策的一项重要工具。
[论文关键词]碳标识；温室气体减排；贸易与环境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扩大了消费者的产品选择范围。2007年美国消费了11.7亿美元瓶装水，是世界上最大的瓶装水市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斐济水（Fiji Water）。将斐济水从其原产地运到位于洛杉矶出售需要跨越约2，000英里，途中消耗的能量是生产瓶装水的两倍，而消费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2006年，为生产供美国消费的瓶装水便排放了约250万吨二氧化碳，运输导致了进一步的碳排放，尽管饮用水本身完全可以从当地获得。然而，瓶装水仅是在摆上货架前跨越了千山万水的众多产品中的一例。
一、碳标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措施
将排放温室气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市场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限制和贸易”（cap and trade） ，另一种是征收碳税（ carbon tax）。两者均须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如果国家不愿参加减排温室气体的多边安排或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自愿采取减排措施的国家仍可通过单边或者与他国的协调措施，利用市场的力量迫使非自愿减排国家的企业采取减排措施，只要其拥有对非自愿减排国家足够重要的市场。相关措施还包括披露企业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和对产品进行碳标识（carbon labeling）。碳标识是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广低碳排放技术，把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产品标签上用量化的指数标示出来，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机制影响生产者的行为，促使生产者提供低排放的产品和服务。
二、碳标识的实际运用
为了改变消费者的购买观念，选择“低碳”产品，英国政府率先于2007年实施了碳标识项目，其目标是覆盖所有的产品，目前已有近百种产品加贴了碳标识。据报道，英国特易购、百事可乐等顶级食品公司已经给部分食品标上了“碳足迹”，帮助消费者做出“绿色”采购决策。作为英国未来20 年食品生产战略的一部分，政府呼吁其他品牌食品也标上“碳足迹”标签，便于消费者一目了然地查看该商品从开始加工到摆上售货架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英国，选择在其产品上加贴碳标识的企业也承诺在两年内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削减。应英国环境部门要求，食品和农村事务处以及英国标准化机构对某一产品的碳足迹进行计算并建立了统一的标准。
在美国，理论上个人行为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碳标识的推动力在于向消费者提供有关产品碳信息，使他们在知悉的基础上作出购买决定并最终选择碳足迹较低的产品，以减少碳排放。20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Massachusetts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案中，12个州政府、四个地方当局以及众多私人组织起诉美国环境署，迫使后者将温室气体作为《清洁空气法案》第202节中的污染物质加以规制。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认定了温室气体构成《清洁空气法案》中的“空气污染物”，美国环境署有义务加以规制。该案传递出的另一个信息是美国环境署应当自己实施碳标识而不是留给各州政府或个体企业来完成。同时，美国于2007年颁布了《国家温室气体登记法案》和《温室气体责任法案》，2008年又公布了《统一拨款法案》，指示国家环保署制订规则，要求各经济部门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此外，美国国家环保署与美国能源部共同推行的美国能源之星（energy star）标识业已深入人心。据测算，如果美国个人消费者、商业机构和政府组织选择有能源之星标识的产品，每年的能源消耗将会减少2，000亿美元。迄今为止，能源之星计划已经为减排作出了相当于2，700，000辆汽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贡献。
三、碳标识在WTO法律框架下的适用性分析
对环境标识最强烈的质疑来自于WTO的反贸易保护规则。国家在制定减排温室气体的政策和法律时可以使用贸易措施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并不意味着此类贸易措施的内容和实施方式的合法性均不会受到挑战。《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5款规定：为应对其后变化而实施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这表明，即使是为了减排温室气体而采取贸易措施，也必须符合国际贸易法规则，主要是WTO协议。如果WTO成员国因实施碳标识而更加青睐当地产品，则可能构成对WTO反贸易保护主义规则的违反。这凸显了贸易促进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性。
（一）碳标识与非歧视原则的潜在冲突
WTO的宗旨在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扩大就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造福人类。为此，WTO确立了非歧视、透明度、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四大原则。其中，非歧视原则与碳标识关系最为密切。非歧视原则主要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两个方面，其与碳标识的潜在冲突体现为：实施碳标识是否会为部分企业或产品其带来商业上的优势？如果进口货物被加贴碳标识，是否会导致其销路不畅？如果一国将已经加贴碳标识的产品出口至他国，是否会比未加贴碳标识的第三国产品有更好的销路？
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导致与非歧视原则潜在冲突的问题并非首次出现。例如，根据《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每一缔约国必须禁止从截止到1990年1月尚不是议定书缔约国的国家进口受控物质，故非缔约方国家可能无法享受《议定书》缔约方之一给予另一缔约方在进出口方面的待遇。如果涉及的各方均同为WTO成员国，则《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实施可能违反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在碳标识领域，进口国如果仅基于货物运输的距离而歧视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就可能构成对GATT规则的违反。同样，因产品未实施碳足迹，或因一国对碳排放未加限制而进行歧视也可能构成对GATT规则的违反。不过，正如生态标识在世界许多国家流行而并未受到WTO的过多干涉一样，碳标识也可能走类似的道路。通过保持标识项目的自愿性，一国仍然可以向实施碳标识的国家出口货物，即使其自身并不实施。
（二）TBT协议对碳标识的涵盖
根据WTO规则，成员国有权限制它们认为未能满足安全标准和规范的产品进口，在此过程中能否对非与产品特性相关的生产过程和方法（NPR-PPMs）加以考虑是一个潜在问题。NPR-PPMs无法通过观察产品本身得知。如果对美国境内销售的斐济瓶装水加贴碳标识以标注其食品里程，所反映的信息便属于NPR-PPMs。碳标识侧重于揭示NPR-PPMs信息，却可以使消费者清楚地了解产品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GATT缔约方在乌拉圭回合结束时达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该协议不但涉及产品本身的规范和标准，还将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方法的法规和标准纳入了协议范围，并适用于WTO所有成员。根据该协议，WTO成员国对在其境内生产和出售的所有产品的制造标准负有监督和加以规范的义务，也可以选择对在其境内运输以及使用产品的方法加以规范，但成员国能否合法地在产品上设置碳标识，以反映该产品在其他国家生产时的温室排放水平？
TBT协议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以“技术规章”（technical regulation）和“标准”（standard）为形式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不会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从协议措辞方面分析，TBT协议附件1第1项对“技术规章”作出了界定：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包括适用的管理规定在内的文件。该文件还可包括或专门关于适用于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第二项对“标准”作出的界定为：经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该文件还可包括或专门关于适用于产品、工艺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条款在第一句中都包含了短语“相关加工和生产方法”，但在第二句中却并未使用“相关的”一词，似乎意味着一种标识并非必须“与产品相关”。因此，将与NPR-PPMs有关的碳标识应用于进口货物存在可行性。笔者认为，可以将与生产过程和方法相关的碳排放视为危害环境的物质，进而将其归入WTO对进口的大规模碳足迹产品施加限制的参考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标准问题上的发言权远不及发达国家，TBT协议第12条还专门规定了对贫困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差别待遇，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采用与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不同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保护与其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本国技术、生产方法和工艺等。
（三）碳标识在GATT第20条下的抗辩
GATT第20条规定了可以偏离总协定义务的几种例外情况，其中的b项和g项与环境保护有关，是过去GATT衡量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是否符合GATT的主要依据，也是现在WTO解决争端机构解决类似争端的主要依据。在理论上，如果碳标识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且不会完全阻碍产品进入一国市场，则有可能被WTO所接受。笔者认为，基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反对以碳排放为基础推行贸易限制措施的现实，实施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同样应当寻求合作的方式，实施碳标识的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单边贸易措施也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2011年7月发布的“美国、欧盟、墨西哥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WT/DS394/395/398/R）裁决报告中，专家组以中国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在事实上为下游产业提供了变相补贴等理由裁定中国不能援引GATT第20条（g）款作为被诉出口限制措施违反《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条义务之抗辩依据。WTO上诉机构于2012年1月发布报告支持了该案专家组得出的相关结论。因此，根据目前WTO的争端解决实践，如果无法有力地证明碳标识措施与保护可耗竭自然资源之目的间存在关联，则在WTO法律框架下援用GATT第20条规定的一般例外进行抗辩的前景并不乐观。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被转移到中国，使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为了碳排放大国。目前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出口贸易的55%以上来自加工贸易，附加值较低，而且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仍占有较大比例。更加健康和繁荣的经济可以支撑现代化的生产方法以削减碳排放。“后哥本哈根时代”我国应坚定不移地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开征碳关税因可能使贸易摩擦升级，也面临如何确定合理税率等多重困难，短期内难以实施，我国应当加强对碳标识的研究，以应对来自主要贸易伙伴的挑战，并使之成为我国实施贸易与环境政策的一项重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