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与实体权利之间的关系，无论对于民事实体法还是民事诉讼法而言，都是一个最为基础的理论问题，唯较详细地考察其关系流变的汉语法学文献却尚付阙如。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展示一段发展进路，像大部分法学论者那样，选择从罗马法开始。
学界有此一语：罗马法是“整个法律学科的字母表和语法规则” 。①我们对某个法律制度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从远至27个世纪前已然存在的罗马法开始寻根，这是因为在罗马暨日耳曼法系国家中，各项制度的建筑原料大部分皆由罗马法供应，②虽然罗马法的概念几乎绝不可能全等于现代法的相关概念，其间却常常存有共同的遗传基因，而且这种基因更是在加工变造之中洗涤不去的。不断被后人诠释和重构的罗马法概念actio，即其适例。这个概念的影响力，不止局限在诉讼法学领域，甚至更作为近代民法学说相当重要的一项罗马素材，辐射到了实体法领域（且以此一领域尤甚）。更甚者，民法理论核心概念之一的请求权（Anspruch），也是从actio脱胎而来。
一、 关于“actio”一词的含义
拉丁文“actio”一词，含义繁纷，有学者指出其意思有十四种之多。③我们关心的只是其关涉诉讼方面的意义。但即便是这一意义上的“actio”，其内涵仍然不一而足（它可解作“诉讼”，有时则应理解为“诉权”）。其次，由于西方语言与汉语的差异，在理解同一个概念时，往往会因为语言结构的不同而出现所谓lost in translation的现象，从而不利于探究其背后的所以然（“主观权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许多西方法学论者只是直接将共同辞源actio直译成英语action、法语action、意大利语azione、西班牙语acción、葡萄牙语aco等等，但是actio的多义性却绝非仅以同一个汉语词汇便能够完全对应、放诸任何语境皆准的。
例如，基于葡语“aco”一词的多义性（这种性质与拉丁文actio同出一辙），当希望明确指涉其关于诉讼方面的含义（诉讼或诉权）时，会在其后加上形容词“judicial”（司法的）或“processual”（诉讼的），从而成为“aco judicial”或“aco processual”。④这时，假如将“aco judicial”逐词直译成汉语“司法诉讼”或“司法诉权”，便似乎是画蛇添足，因为但凡诉讼或诉权必属司法范畴，故徒添“司法”二字纯属多余，反而仅译作“诉讼”已经、也更加贴合其义。同理，将“aco processual”直译成“诉讼的诉讼”或“诉讼诉权”，更是荒谬。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笔者认为在进入正题之前，先探讨其关涉诉讼方面的含义的递变，对于进一步了解和划定我们的讨论标的是有必要的。
1 Actio之原义：行动
德国法哲学家Gustav Radbruch说︰“一只葡萄根瘤蚜虫，无论是对于法学家、动物学家、农业专家或是普罗大众而言，都根本毫无分别。”言下之意是，法学并非将一切外来的概念都统统进行了全新的、特别的重构。⑤除了由法学创造、为法学创造的概念之外，有大量概念都是原封不动地从日常语言（communiter loquendo）或法学以外的学术语言中引入的。这些原初概念，除了常常不加改动地进入法律语言之外，也往往成为了经过法律构筑的那些概念的“母型（matriz）”。⑥
“Actio”也不例外。根据意大利学者Pekelis的研究，⑦最初即使是在法律领域内，“actio”一词的含义也无可避免地是它在古今日常语言中所具有者，亦即指举动、行为、活动（actus）。申言之，其动词agere有动、侵、取、捕、攻之意。将“actio”用作纯粹私人举动之意的最重要例子之一，就是自助行为。⑧
2 Actio原义之嬗变：透过国家行动
④参见前引③［葡］Joo de Castro Mendes书， p 8
⑤[ZK（]也就是说，法律人有时候会以不同的方式说话，但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更严谨精确地讲话而已，而大部分时间，他们的说话方式其实跟别人毫无二致。参见［德］Gustav Radbruch，Filosofia do Direito （Rechtsphilosophie）， trad Cabral de Moncada， 2a ed， Coimbra， 1947， vol I， p 304转引自前引③［葡］Joo de Castro Mendes书， p
⑥[ZK（]正因如此，许多法律概念都是以“形容词‘法律’ ＋ 普通名称”此一方式予以命名的。可见，由法学和其他学科或日常语言共享的那些概念，乃担当着“作为其他概念的根基”这一功能。更甚者，当解释工作进行到某一个程度，我们也只能求助于它们（归根究底，也就是经验法则、共同文化等等）。参见前引③［葡］Joo de Castro Mendes书， p
⑦[ZK（]下文关于actio语义的演化，参见前引③［意］Pekekis， Azione书， p 77；［意］Pugliese，Actio e Diritto ubiettivo， Milo， 1939， p 19转引自前引③［葡］Joo de Castro Mendes书，p 8
⑧[ZK（]参见［英］E Metzger，Actions， in E MEZGER （ed）， A Companion to Justinian's Institutes， Chap ， pp 208—228， London： Duckworth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09
⑨参见［葡］A anto Justo， Direito Privado Romano – I （Parte Geral）， 4a edio， Coimbra Editora， 2008， pp 234—23
⑩括号内容为笔者所加注。
众所周知，对于自力救济，古代罗马是从某个时期起才开始有处罚规定的。⑨随着私人公正体制逐渐过渡至公共或称集体（再晚一点则是国家）公正体制，“actio”一词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语义嬗变现象：虽然它继续是指私人的行动，但在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指私人针对侵犯或被假定侵犯其权利者使用其私人力量，而是指私人求诸国家为之。Pekelis便说：“此一语言现象，完全类同于‘andar de automóvel’（乘汽车；字面意思是‘以汽车走动’）的人却是安然坐着的（而根本没有走动［andar］）。现代技术意义上的私人的actio，
可谓是一种间接的actio。”⑩
3 Actio原义嬗变之转义：诉讼方式
由于向国家求助，必须遵循固定的庄严手续为之，因此，actio一词开始意指这些求助方式，亦即求诸公力救济所需的行为与例行仪式辞句的总合。于是，actio便有了程序类别、诉讼方案、诉讼方式的意思。例如legis actio sacramento in rem，便意谓对物誓金之诉。
不过，此一意义上的actio（诉讼），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者仅指对人之诉（actio in personam），尤其当actio与petitio和persecutio一并出现在同一罗马法文献片断时，更见明显。B11事实上，此一意义上的actio本身即仅指actio in personam，因为actio in rem和actio in personam的区分，其实是来自更早的vindicatio（后来的actio in rem）和actio（后来的actio in personam）的区分，之后actio一词才吸收了vindicatio而具有一个更广泛的含义。B12
4 Actio原义嬗变之转义的再抽象：诉权
actio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这个意义上的actio，词义已到达一个高度抽象的程度，指的是“agere的权力”。一开始时，它尚包括自力救济和透过诉讼程序寻求救济两种方式，到了后来则仅指后者，也就是诉权。
古罗马法学家Celsus在公元2世纪便替这个意义上的actio（诉权）下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定义：“诉权不外乎是通过审判追索应得的东西的权利（Nihil aliud est actio quam ius quod sibi debeatur iudicio persequendi）”。B13之所以说这个定义极其重要，是因为其看似简单，后世法学家们却有着南辕北辙的理解和演绎，甚至因此而促成了诉权和实体权利的近代分流。
二、诉权与实体权利的关系流变
（一）第一阶段──罗马法中actio和jus的不对称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正如上文所述，由于actio一词的多义性，“有诉”便意味着“有诉权”（因此很多时候将之理解为“诉权”会更切合语境），所以这里所讲的jus，其意义自然应作收紧，亦即不包括“诉权”，而仅指透过actio（诉或诉权）予以实现的实体权利。
谈到罗马法中actio与jus不对称的现象，必先要提及的是市民法和长官法的区分。简单来说，长官法是与市民法对立的概念，它以某些长官（裁判官［praetor］、行省总督［proconsul］等）的告示（edicta）作为渊源。B14所谓长官告示，是长官于任期内所作活动的纲领，并会于其任职之始公开张贴。在这种长官法中，最常见的是裁判官法。虽然严格而言，裁判官法只是长官法的一部分，但由于绝大部分的长官法都是裁判官法，因此两种名称通常会不加区分地混用。B15
B11参见前引⑧， p 212
B12参见前引⑨， p 239
B13出自《学说汇纂》44 7 51。《优士丁尼法学阶梯》4 处也有类似的表述︰“Actio autem nihil aliud est quam ius persequendi in iudicio quod sibi debetur”两者遣词稍异，但其趣实同。
B14因此，除了jus honorarium之外，它尚可被称为jus edictale和jus magistrale。之所以名为jus honorarium，是因为它乃基于长官的荣誉尊位。罗马法学家Pomponius便说：“名曰honorarium，乃因裁判官尊位之故。”（onorrium dicitur， quod ab honore praetoris venerat）参见《学说汇纂》1 2 2 10。
B15参见前引①［葡］ebastio Cruz， Direito Romano （Ius romanum） - I， 4a edio， Coimbra， 1984， p 298
B1语出Marcianus，参见《学说汇纂》1 1 8：Nam et ipsum ius honorarium viva vox est iuris civilis
B17关于裁判官在各个时期的活动范围，参见前引B15， p 300
B18出自《学说汇纂》1 1 7 1：Ius praetorium est， quod praetores introduxerunt adiuvandi vel supplendi vel corrigendi iuris civilis gratia propter utilitatem publicam
B19关于裁判官法之诉的分类，参见［西］lvaro d’Ors， Elementos de Derecho Privado Romano， egunda edición， 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Navarra， A， Pamplona， 1975， pp 0—1
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裁判官活动的本质基本上仅仅是对法律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再者其解释工作也受大祭司团（collegium pontificum）所监察，所以这时候，裁判官可谓纯粹是“市民法的活的声音”（vox viva iuris civilis），B1难对法律有大动作的革新。后来，随着裁判官的权限越来越大，他开始可以（基于其治权［imperium］，再后期一点则基于其审判管辖权［iurisdictio］）透过公文创制裁判官法。B17这种裁判官法（或者说长官法）构成了一套跟市民法不同的系统，其功能在于补足后者，以便令僵硬呆板的市民法能够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多变。罗马的法学家Papinianus便说：“裁判官法是裁判官基于公益而引入的法，其目的在于辅助或补充或修改市民法。”B18
具体而言，裁判官对市民法的这种左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如果裁判官认为某种社会状况值得受司法保护，但市民法却不给予保护（亦即其仅为事实状况而非权利），则裁判官亦可创设诉权，在告示中宣布其司法保护允诺（“吾将予以审理……”），从而允许提起诉讼，以给予救济。这种诉讼称为裁判官法之诉（actio praetoria）。举例而言，裁判官可以运用“扩用诉讼”（actio utilis）的方式，B19将原为特定情况而设的actio延伸适用于其他情况（用以派生“扩用诉讼”的由市民法明定的诉讼，则称为“直接诉讼”［actio directa］，两者互对相称），让本身没有诉权的人取得诉权，进而获得司法保护。B20
因此，葡萄牙罗马法学者antos Justo总结道：“Actio是借以保护一项获得法律秩序（通常是市民法）所承认的既存权利，或者保护一项长官认为值得受法律保护的事实状况的一种手段。”
第二，如果某种社会状况虽然被确认为权利，但裁判官认为它不值得受司法保护，则裁判官会驳回诉讼。B21也即法庭能够确认一
个法律所不支持的请求，也能够否决一个法律所支持的请求。简言之，有jus不一定有actio，反过来说，有actio也不一定是因为本身有jus，因为是否能够获得救济，很大程度上乃取决于裁判官的态度。于是，在罗马法中，要获得救济不是问“有否jus”，而是要问“有否actio” 。B22
（二）第二阶段──actio和jus话语的中世纪对应式重构
从上文可知，罗马法中的actio和jus之间的关系是稀疏零落的。对照在19世纪正式成形的诉权与实体权利一元观，亦即视诉权依存于实体权利的理论，不难看出，后世的一元观似乎跟罗马法中actio与jus关系的上述两种特征（其一是两者之间无必然联系，其二是所谓的“只问actio”观念）是青黄不接的。那么，究竟后世学者的一元观基础何在？为何它可以把曾经如此离散的两种概念拉拢在一起，而且还结合得那么紧密？为何它又可以把那种“只问actio”的思维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逆转成“诉权依存于实体权利”？
笔者认为，以上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中世纪找到关键性线索：中世纪注释法学派在解读罗马法文本、对罗马法素材进行重构时，做了以下两项重要的工作，使actio和jus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一是把actio和jus 对应起来；二是以jus作为actio的原因。中世纪注释学者们把actio和jus作为对应的概念放到了一起，他们认为，一切actio都是以一项权利作为前提的。B23
B20参见前引⑨， p 25
B21参见［德］Max Kaser，Direito privado romano（葡萄牙语译本）， rad port de amuel Rodrigues e Ferdinand mmerle， Funda
o Calouste Gulbenkian， 1999， p 440；前引B15， p 300；前引⑨， pp 428 、 440
B22必须指出的是，关于此一问题，学者们的见解似乎不尽相同。学者antos Justo指出，在大部分情况下，jus都不是先于actio出现的：家父对受制于其potestas之下的人与物所拥有的权利，是先于actio存在的；（前引⑨，p 237）但在债的领域，债权人的权利则是源于actio的。（权利和actio之间的关系，在债的事宜上是最为密切和明显的；前引B19，p 191）至于裁判官以裁判官之诉保护事实状况，更显然是actio在先。因此，人们甚至常常以“有否actio”来判断“有否jus”，亦即所谓“actio在先（prius）而jus在后（posterius）”，更有学者直指“在罗马法中，有actio即有jus” 。（前引B15，p 301）但另有学者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权利”只不过是actio的从出表现或反映而已。{前引B21［德］Max Kaser书， p 57；［西］Manuel Morón Palomino，Derecho Procesal Civil （Cuestiones fundamentales）， Marcial Pons， Madrid， 1993， p 153}笔者认为，无论怎么说jus和actio关系凌乱，以及说罗马人“救济只问actio”，皆不为过。（学者们对杂散和缺乏严密体系的罗马法素材的诠释稍有出入，本身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这种现象除了因文中所指的因素使然，更与罗马人重实践轻理论的观念，以及罗马法中实体法和诉讼法的一元性有关。
B23参见［葡］José de Oliveira Ascenso，Direito Civil Reais， 5ed， Coimbra Editora， 1993， p 15
B24此一自然段的内容，参见唐晓晴：《民法基础理论与澳门民法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0—1页。
B25参见唐晓晴：《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法中的长期租借制度——以dominium directum和dominium utile的区分为视角》，载《北方法学》2012年第1期，第5页。
德国学者Landsberg便明确指出，在罗马法中，jus和actio是两个分离的概念：某人有一项权利，但可能会没有actio；反过来说，获裁判官授予actio的某人，也可能不拥有相应的权利。然而，当这些罗马法原始素材到了中世纪注释法学派手中时，上述两个概念便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注释学者们推定，在罗马法中各种形式的actio背后，均有其相应的权利。由于他们发现在罗马法中一切actio要么是in rem（对物）的，要么是in personam（对人）的，因此他们认为，罗马法中的jus也理应可以归为in rem或in personam。注释法学家们遂运用原因（causa）此一概念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他们断言，在一切actio的背后都一定有一个原因：actio in personam的原因就是jus in personam，至于actio in rem的原因则为jus in rem。而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中债权与物权的整个区分的基石。B24
事实上，在actio与权利之间关系的问题上，罗马法的actio带给中世纪注释学派的启发并不止表现在权利和“对人”、“对物”的连结工作上。注释学派关于dominium directum与dominium utile的区分，也是受到罗马法中actio directa和actio utilis的区分所启迪的。B25总而言之，在中世纪的重构之后，jus与actio便如影随形，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因果关系在后世法学家的思维中挥之不去。此影响之深远并不难从他们的论述中看出端倪。
（三）第三阶段──诉权与实体权利一元观的成形
1 历史背景
在18世纪，罗马法的生命力曾经一度在危机边缘徘徊。B2这种背景催生了“《学说汇纂》现代应用（usus modernus pandectarum）”思潮，促使当时的法学家们进一步致力于从罗马法中抽取素材，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学说（其实这种思想可以再上溯至几个世纪前的后注释法学派）。这种氛围不仅存在于德国，更笼罩了整个中西欧。罗马法中的actio也自然成为构建现代法学的原材料（后来Windscheid以actio为参照系发展出来的请求权理论，便是例证）。当时在诉权的定位问题上，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选择基本上只有两个：要么把它焊接进私法理论体系，要么把它留给逐渐兴起的公法理论体系（其时诉讼法学亦尚未真正兴盛）。B27在那个以私法理论为法学领域核心的时代，私法学者们走上了前一条道路，
2一元论观点的展示
笔者尝试选取一般认为代表了当时欧陆诉权实体权利一元观B28的权威学者，尽可能详细地阐述其见解，当时德、法两国影响力巨大的法学家分别是身为延续了“《学说汇纂》现代应用&rd
quo;旺盛灯火的19世纪德国历史法学派之首的avigny，以及18至20世纪的三位法国学界重要人物：Pothier、Demolombe和Planiol。
B2当时的理性自然法主义者认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共通于一切民族和时代的。以ugo Grotius为奠基人、Leibnitz和hibaut等为后继者的该学派，撼动了当时整个欧洲的罗马法研究。在那个年代，罗马法“成文的理性（ratio scripta）”的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也有法典化及国家立法运动的压力。（参见 ［葡］A anto Justo， A Crise da Romanística， no Boletim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72 （199）， Coimbra Editora）下文关于罗马法研究在欧陆的延续历程的概观，参见前引B15， pp 91—100；前引⑨， pp 98 —103。
B27关于诉讼法学的兴起及其原因，参见前引③［葡］Joo de Castro Mendes书， p 172 et seq
B28作为例子，参见前引③［葡］Joo de Castro Mendes书，pp 188、190；以及［乌拉圭］Eduardo J Couture，Fundamentos del Derecho Procesal Civil，ercera edición （póstuma）， Roque Depalma Editor， Buenos Aires， 1958， p 3， nota 12
B29译自［德］F C von avigny， istema del Derecho Romano Actual（西班牙语译本）， omo IV （traducción por[KG-3]n[DD（-2]～[DD）]Jacinto Mesía y Manuel Poley）， Madrid， F Góngora y Compaía， Editores， 1879， pp 7—10
B30笔者认为，这里之所以出现了“抵押”和“质押”两个用语，是因为在罗马法中，广义言之，无论债权人有否占有担保物，皆可称为“质押”（pignus；若有则谓之pignus datum，若无则为pignus obligatum）。但精确来说，若债权人没占有担保物，有关的债务担保应称为“抵押”（hypotheca）。参见前引B21［德］Max Kaser书， p 182
（1）德国学者avigny的一元论观点
第一，avigny诉权观的阐述。avigny，被认为是所谓“诉权私权说”（eoria civilista）或称“内含说”（eoria imanentista；指诉权乃内含于实体权利之中）的最大支持者。他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ystem der heutigen rmischen Recht）第五卷中题为“权利的侵害”的一章，一开始即指出权利是有可能遭受干扰而处于不正常状态的。下文将摘录该作品中与其诉权观念重点相关的原文论述，且并行穿插笔者的导引（以下片断乃笔者自行转译自该书的西班牙语译本）：“当我们考察一项被侵害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处于一个新的状态，亦即防御状态之中的。侵害，就像那些为抗衡侵害而设的制度那样，乃冲着权利的内容和本质起作用。权利基于此一原因而出现的那些变更的总体，谓之诉权。”B29
他指出这些变更可以是五花八门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对于每一种诉权而言，这些变更都各具个别特征。然而，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若无此一共同基础，则这些个别变更是不可能出现的。顺理成章地，由此可以推导出一般诉权法和特别诉权法之分。例如，抵押诉权（hypothecaria actio），便是质押权B30基于被侵害而呈现的特殊形态，它会受特别的时效所约束。不过，如果想要理解这种特别情况的话，就务必先行研究诉权及其时效所具有的一般性质。另一方面，对于我所称的特别诉权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进行总的研究，因为相关的那些制度是各自互相分离的。本章即旨在阐述共通于各种诉权的一般法。”
他反对所有权等是同一层面、同一性质的东西：“相反，诉权其实是权利在维持其同一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演进和变形，因此它是跟权利的生、灭位处于同一个层面之上的。这些演变并不是权利本身，而是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权利所经历的存在阶段。”
在题为“诉”的第CCV节的开首，他再度重申及总结：“一切权利被侵害之后，都会呈现出其特定的一面”、“基于此一侵害而产生的关系，或者说，受害当事人因而获赋予的权利，称为诉权”。
avigny之所以在这一章论述诉权，是因为他认为诉权是权利受侵害的结果（如上所述，该章的标题便名为“权利的侵害”），于是他又再一次回归主题，并明确点出诉权和权利受侵害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任何诉权都必然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存在一项权利，其二是这项权利遭受侵害。如果权利不存在的话，也就不可能被侵害；没有侵害的话，权利便不能呈现出诉权的特殊形态。”显而易见，他认为诉权是权利被侵害后所呈现的一种新的状态、是权利的变形、是权利的其中一个阶段。
第二，avigny诉权观与其对权利的理解之间的关系。任何理论体系（不止法学）的构筑，都需要各个部分融贯不悖。从上文可以得知，avigny认为诉权是权利的一个阶段、是权利受侵害后所呈现的一种特殊形态。但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他这种想法背后的基础是什么？葡萄牙学者Castro Mendes认为，avigny的这种诉权观是与其权利观有密切关系的。他通过发现avigny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中一段颇为有趣的论述，为这个问题下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以下片断由笔者自行翻译）：“如果想要理解在现实生活中运作的权利关系的整体的话，那么，只认识各项关系的内容以及其当前表现，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研究其生命组织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除了其不变元素之外，尚需考察其结构的可变部分。这包括了权利的生、灭、发展及可能出现的变化，并尤其包括对其侵害的抑制。很多时候，人们会把法律关系有机生命的这些不同阶段看成是新的权利，并视之为与原权利处于同一层面的东西，进而试图确定它在法律大楼中的应处位置；可是，这种思考方式是错误的，它会把一切概念都搞乱了。”B31
B31转译自前引③［葡］Joo de Castro Mendes书， p 192Castro Mendes参考的是《当代罗马法体系》的法语译本。为严谨起见，笔者在翻译时，一并参考了Castro Mendes的葡萄牙语译文、该书第
一卷的上述西班牙语译本（1878年版，pp 20 —21）以及William olloway的英语译本。（［德］F C von avigny，ystem of he Modern Roman Law， Vol I， Madras： J igginbotham， Publisher， 187， pp 320—321）
B32参见前引③［葡］Joo de Castro Mendes书， p 192
B33参见前引③［葡］Joo de Castro Mendes书， p 191
B34参见［意］Giuseppe Chiovenda， Curso de Derecho Procesal Civil（西班牙语译本）， raducción y compilación de Enrique Figueroa Alfonzo， México： arla， 1997， 11；［意］Giuseppe Chiovenda，Principios de Derecho Procesal Civil（西班牙语译本）， raducción espaola de la tercera edición italiana y prólogo del José Casais y antaló， notas de Alfredo alvador， omo I， Reus， A Madrid， 1977， p 78前述第二部作品被译为西班牙文时，连作者的名字Giuseppe也一起被“西班牙化”成José，因此该译本的作者名称为José Chiovenda，笔者选择在标示文献出处时还原其意大利原名。
可见，对于avigny而言，权利并不是一种“不变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会因为小小的变更（主观或客观变更）而完全崩坏，或者因而被另一项权利所取代。相反，他是将权利理解成一种“具可塑性”、“有机”的东西。易言之，权利会随着情况的不同而进行变化、作出适应，因此能够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Castro Mendes认为，avigny所提倡的 “权利生命可塑性”乃其诉权理论的基础。在avigny看来，权利在其本质依旧不变的情况下，是会按照情况而在不同阶段展现不同形态的。诉权只不过是权利在它的其中一个阶段中所呈现的形态而已。权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变，便是因为权利遭受侵害。B32
第三，后世学者对avigny诉权观的不同解读。学者们对于avigny就诉权所作的论述理解并不一致。根据Castro Mendes的研究，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B33
第一种解读认为avigny视诉权为一项因实体权利被侵犯而生的新权利，用Castro Mendes的术语讲，这种观点称为“纯粹源起依赖（权利）说”（dependência meramente genética），亦即认为诉权对实体权利的依赖，仅限于以后者作为产生原因。诉权一旦产生，它便会是一项新的权利，而非其所从出的那一项实体权利本身。持此观点的有Chiovenda、ozzi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