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中国的外交面临不少挑战。首先，中国在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性气候问题突发的状况下，应如何应对来自西方各国的压力，推行自己的环保措施;其次，南北极、海洋问题仍是中国外交中的头等问题;再次，网络空间的国际立法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最后，中国应如何推进国际刑事合作，也是应当需要被认真对待的议题。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研究探讨中国所面临的这些来自各方的外交挑战以及应对措施。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似乎再度变得紧张而微妙，“一超多强”也在努力维系着他们之间局势微妙的平衡。而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也在不断努力寻求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这也就决定了在当今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必然面临外交中的多方挑战。
一、绿色外交
2010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坎昆会议)，标志着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等全球性气候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安全与发展进步。
但同时，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到，全球性气候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更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以2008年11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从2012年1月1日起将国际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例。表面上看，欧盟征收碳关税的行为是为了促使各大航空公司采用清洁能源，淘汰老式高碳排飞机以达到减少碳排放量的目的。然而事实上，欧盟这个表面单纯的所谓“环保行为”其实有着更多、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因素考量。
有人说，高额碳关税可以减轻欧洲债务危机的压力;有人说，碳关税是欧洲意欲以此主导碳排放市场;有人说，欧盟碳税的征收也是为了从某一方面削弱发展中国家航空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欧盟的航空碳税征收问题在各国的共同抵制下变得尴尬而又无奈。
因此，如何在承担解决全球气候问题责任的同时，又要保护好本国的利益，成为中国“绿色外交”的头等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坚持《京都议定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已经高度发达，采取各种清洁能源、清洁技术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现今经济实力还不够成熟，有许多工业的确存在污染现象，这也就为发展中国家所诟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与他们同等、甚至更高的责任，这是极为荒谬的。
我们应当看到，现今世界的环境问题主要就是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达到了95%;而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仍然高达70%以上。因此，发展中国家完全没有理由为发达国家的污染行为买单，《京都议定书》的原则也必须得到遵从。
其次，中国应积极寻求“发达国家应当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的实现。
最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应当积极为节能减排、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贡献。一方面，中国应坚持自愿减排的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联合发展中国家，多方斡旋，发挥带头作用。
二、蓝色外交
中国的蓝色外交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海洋问题，二是南北极问题。
(一)海洋问题
中国的海洋问题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面积大。中国的海洋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千米，由黄海、东海、渤海、南海组成，其中，除了渤海是内海不存在争议之外，其余的三个海区都需要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其它国家进行权属划分。这也就造就了大量的海洋问题。
第二，问题多。中国的海洋外交面临着大量问题——岛礁主权、油气开发、渔业资源、台海问题以及海域主权等。
第三，干扰多。海洋问题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战略安全布局，海洋里丰富的油气、渔业资源也能给各国带来巨大收益。因此，中国的海洋问题的处理受到了来自美、日、印等多国的干扰窥伺，特别是美国自推行“重返太平洋”战略后，中国的海洋问题就变得更为严峻和紧张。如何处理好海洋外交，可能成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
(二)南、北极问题
南北极因为蕴藏大量而丰富的各种资源、能源，似乎开始成为了各国能源大战的磨刀霍霍所向之地。其中，北极的油气资源与航道开发对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借助北极航道的开发，中国可降低经济发展的外部成本。
在北极资源的开发争夺中，位于北极圈的国家似乎占有得天独厚的位置。然而根据现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陆架范围延伸至北极，北极一带仍应属于公海范围。因此，北极问题不是个别国家的问题，而应该是共同的国际事务问题。中国在北极的开发中，不应落后于人。
三、数字外交
随着网络安全问题的不断升级，网络空间的国际立法逐渐成为迫切需要。而令黑客们倍感欣慰的是，国际上关于网络安全的此类合作目前还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各国目前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认识太过片面和狭隘，大多数国家都致力于本国国内的网络安全，而忽视了国际空间范围内的网络安全问题，这也就给许多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目前全球有大约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这也就使网络犯罪的威胁变得更加严峻。而在追踪跨界犯罪中，警察首先要找出犯罪分子所在，而由于他们往往使用境外的代理服务器，这就使得追踪者罪犯变得十分困难。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MichaelChertoff在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尽快构想出一项与传统海陆空法律平级的国际策略，以应对网络攻击。”
据统计，中国的网民人数超过5亿。也许，震惊世界的“维基解密”应当给我们提个醒，网络的传播是一把双刃剑，或许好处多多，或许贻害无穷。应此，在具有如此众多网民的中国，寻求网络空间的国际立法就变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中国应通过外交努力，积极寻求网络的国际合作。
四、红色外交
当今中国的还面临红色外交的问题，即——国际刑事合作。随着国际犯罪、跨国犯罪以及犯罪分子向境外逃窜等问题的不断增多，为了维护国际形势以及国内安全，国际刑事合作显得意义重大。各国应积极寻求刑事司法合作，编制全球法网，追逃，追赃。
对中国来说，要做好红色外交，首先应当在完善中美、中加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我们可以从李东哲案、曾翰林案、赖昌星的遣返等案件中看到，中美、中加合作机制在打击罪犯、维护社会刑事司法正义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因此，中国应寻求与更多国家的刑事合作机制，让犯罪分子感觉到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真正对犯罪起到威慑作用，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
五、结语
虽然中国的外交仍然面临许多挑战，但我们相信，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能够在国际社会占有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地位，能够在波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中，保护好本国的利益。“弱国无外交”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应当更多看到的是，中国如何在外交中承担起一个大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如何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与进步。
作者：王蛟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2年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