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是个三位一体的概念
从国际法上说，WTO本身包含着两种三位一体的因素。
首先，和用“GATT”（关贸总协定）的缩写来表示的意思一样，人们用WTO所表示的内容，从其功能上说，有三个：一个国际组织，一套世界贸易的法典，一种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Forum）。尤其值得指出，通常说的“入世”，明确含有加入这套世界贸易法典的含义，而该法典是由《建立WTO协定》（有人称之为mini－charter，小宪章）牵头，而把货物贸易（GATT1994）、服务贸易（GATS）和知识产权贸易（TRIPS），以及解决争端机制等几大块国际条约群列为其《附件》的多边条约群（汉译本达50多万字），从而构成今天的规范世界多边贸易的法律体系。这就是说，我们通常在说到WTO时，其基本内涵，指的上述三位一体的概念，决不可片面而简单地只看作一个国际组织，甚至一会儿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就说它是“经济联合国”，一会儿又贬低说是个“作用十分有限”的国际组织，自相矛盾。这里要强调指出，尤其不可低估了一旦我国入世，WTO这一整套法律规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其次，WTO这套多边贸易体制，从其构成说，包含了外交（政治）、贸易和法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在WTO中，外交占有重要位置。我国从“复关”到“入世”的坎坷经历到中美就我国“入世”达成协议，都明显贯穿着外交这条线。WTO的具体法律规则中包含着不少外交妥协因素。例如，GATT的例外条款众多，而在实际运行中，又给了贸易超级大国以“解脱”（农产品和纺织品）遵守GATT规则的“义务”。使农产品贸易游离于GATT规则之外。凡此等等，都可察觉外交因素的存在。从总体上说，政治（外交）对WTO（经贸）的制约作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致于国际贸易这个因素，自不待言。WTO货物贸易的不少条款都是近两个世纪国际贸易是往规则凝结而成的，而WTO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则也是19世纪以来工业产权与版权签订的巴黎和伯尔尼公约等的汇集。这里着重谈谈法律因素。WTO是用国际条约规范世界贸易的，其条款都是用规定各成员方法律义务的方式来表述的。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关于国际法渊源的表述，WTO条约群正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在GATT运行阶段，欧洲人对GATT规则是否“法”，曾有过异议，但对WTO的规定法律这点，今天恐怕很少有人再持异议了。尤其应该指出：在WTO颇具特色的解决争端机制里，除传统的协商、调解、斡旋等外交方法外，其核心机制是国际法中常说的“司法解决”，并专门设立上诉机关来复审专家组判案中的“法律问题”，包括对WTO各“涵盖多边协议”（条约）的法律解释。这就大大强化了WTO条款的法律约束力。应强调指出：这套法律规则将直接规范各成员方的国内法，深刻影响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法律的优势和特征是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一旦制定，不会轻易变动，稳固可靠；且什么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均可以事先料到。
通常，为了通俗易懂，我们把WTO的法律规则形象地比喻为“游戏规则”。但这只是个表面性比喻，绝对不可再深一步与游戏规则相比，因为两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游戏规则是比输赢的，有输家和赢家；而WTO规则的目标是“大家都赢”。GATT的实践很好证明了这点，没有哪个缔约方因为遵守GATT规则而使本国经济受到损害。
二、WTO的“国际经济法”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突破了它传统地调整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框框，开拓出了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领域，出现了由喻瓦那宪章，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三根支柱构成的所谓“布列敦丛林体系”（后来哈瓦那宪章夭折，由GATT“临时”支撑了47年，直到WTO）。人们通常把WTO、IMF等称作“国际经济法”，是因为它们与只处理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传统国际法既有共性又有所不同。
首先，WTO从宗旨、整体法律结构到具体规则的合性和根据，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例如，WTO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的“贸易自由化”，就是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斯密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而被称作“国际贸易柱石”的最惠国原则，原本体现着“市场竞争，机会均等”的经济规律。有些学者，只从表面看到最惠国“平等相待”一面，便作出推论说它“源于各国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是毫无根据的误解。岂不知最惠国起源的时代，诸如“国家主权”这类概念还没有产生呢。又例如反倾销规则。当初，1910年左右，最早制定反倾销立法的加拿大和美国，工业尚落后，抵挡不住欧洲各国工业品的大批进口和销售，例如德国质量好又价廉的钢铁等，出于一种恐惧心理，用反倾销立法来抵制，以“不公平贸易”作理由，合法地保护本国企业。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我保护（“保障”）措施，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依据。这套反倾销立法一直沿用和演变至今，成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法律规则，WTO中一般叫“反倾销守则”。现代经济学证明：所谓“倾销”不过是一种货物在两个不同市场上用不同价格销售，即“差价销售”，是完全正常和正当的商业行为，不应反对。把它当作“不公平贸易行为”来反对，恰恰人为地制造出真正的不公平贸易，使本国消费者享受不到物美价廉的产品。当然，法律天然具有保守性，对于已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反倾销，要动大手术，一下子是通不过的。所以现在WTO反倾销守则我认为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条件宽松的保障条款”而继续存在。还有，GATT第12条关于国际收支失衡可引为作数量限制的理由的规则，当年是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Keynes）的理论制定的。后来，经济学界证明凯恩斯的论点是错误的。1979年东京回合专门为此发布了一个《关于国际收支目的采取贸易措施的宣言》，指出：“限制贸易措施并非保持或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手段”。实际上抑止这条规则的使用，乌拉圭回合也就此达成了一个《谅解》。
其次，对已有的或将要采取的贸易措施和法律规则，恰当与否，成效如何，常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成本效益分析法”（Cost－Benefit Analyses）为进行检验和评估，以定取舍。这种分析方法是近些年出现的一门跨法律与经济两个部门的“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新学科创造出来的，一般来说，很实用，很有说服力。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动议，正是80年代初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对GATT当时面临的不少难题进行分析评估，取得令人信有的论据后，才发起的。例如，对当时流行的“灰色区”，他们解剖了两只麻雀。一支是美国与日本商人订的《自愿节制汽车出口协议》，日本商人“自愿”承诺每年只向美出口168万辆汽车，美方答应每辆车加价400美元。据测算，这相当于美向本国消费者加征了43亿美元的消费税，再拱手交给日本商人。另一只麻雀是欧共体与日本商人私订的《磁带录音机自愿节制出口协议》，以要欧消费者三年交给日商5亿英磅为代价，换取少对欧出口。由此证明，“灰色区”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蠢事，不仅扭曲了竞争秩序，还损害了本国国民福利。这为乌拉圭回合铲除“灰色区”铺平了道路。
即使在WTO有些规则的制定上，也采用了现代经济学中的新计算方式。例如《农产品协议》把非关税措施“量化”成交税的方法，称作“fication”
第三，WTO在解决争端机制上，独具一格，设制了没有“法官”（而叫panel，专家）和法院（而叫DSB，解决争端机关）而实际要履行WTO实际运转中的司法职能，而且突破了联合国国际法院在管辖权问题上的樊篱，实行准自动强制审理案件的体制。对此，我在后面还有论述。
正因为国际经济法的这种特征，国际上研究WTO的人士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