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法律移植在法治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国家法律完善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本文首先对法律移植基本概念、基本形态进行概述，对中国法律移植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归纳，从清末、民国、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主要法律移植的途径和措施进行总结，并从广泛比较，择优移植、立足中国国情，超前移植、以政治为高度，以经济为基础等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以此为基础，从法律移植的方向、移植过程及法律移植中出现的不适应阶段分析了我国法律移植中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最后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社会公共事务方面对当代法律移植方面的新思路进行探讨，以期通过法律移植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完善。
论文关键词 法律移植 中国法制 建设理论
在全球化发展的现代社会，国家法律体系必须吸取他国优秀文化、法律、知识等，不断得到完善。但是，这个法律移植过程是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如果一味照搬他国，只会阻碍本国的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国际间文化相互传播的历史，法律文化的交流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对这种交流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无疑是一件富有价值的工作。”本文把兴趣点放在了法律移植的探讨、分析和研究上，最终提出法律移植的新思路。
一、法律移植的理论概述
法律移植，是指在一种文化氛围中制定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及其构成法律制度的基础，在保持完整的情况下，向另外一种文化氛围迁移并且能发挥作用的现象。作此界定源于以下三点：一是因为是以文化为界尺对法律移植作的定义，着重强调了法律移植是在文化不同的地方发生。二是作为法律文化当中的重要概念，法律移植是理应包括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法律的价值、法律概念与思维方式和法律规范。三是强调法律移植应最大可能发挥应有作用，认为移植是一个很长的社会变化过程，这一过程直到移植来的法律完全地被新的文化沃土所接受或没有被接受而最终失败才算结束。此外，法律移植的方式主要有被迫的消极式和主动的积极式。
二、近代中国法律移植的历史演进
（一）清末法律变革
清朝在1903年建立了修订法律馆，沈家本打破了古代中国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法律表达模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方针开始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这一时期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商律》等。同时，此次修律过程中确立一些近代西方的法律原则，如罪行法定原则、刑罚人道原则等。
（二）民国法律变革
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法律移植工作仍然取得了较大发展。如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移植了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总统制共和政体。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移植了西方资产阶级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南京临时政府通过法律移植使法制建设出现了质的变化，使西方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深入民心。
2.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移植西方民主共和政体，于1923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由于有法律专家参与立法，并由专门机关负责，因此，北洋政府时期在立法技术方面，有了较大进步。特别是法律专家们能够结合本国司法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来继受西方法律，初步形成了复合型的法律体系。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制建设的突出表现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制度的移植和传统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继承的特殊结合，其结果就是六法体系的形成。内容上，保留了一些传统中国法律，但也吸收、借鉴了先进的国外法。这一时期，无论是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是法律部门齐全程度都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变与提升。
（三）社会主义法治革新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始于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时期的，在这期间，不但及时总结革命当中的宝贵经验，而且进行大量的法律移植，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是吸收苏联的法制经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盘引进苏联法制，移植了基本的法律体系。其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止了我国的法律移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制建设发展迅速，法律移植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中国法律移植的经验
（一）广泛比较，择优移植
中国自清末移植西方法律开始，就把目光放在世界范围内优秀的法律，进行广泛的比较，选择先进的法律进行移植。首先是洋务运动时期，移植对象有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法律。到民国时期，中国移植法律成果有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大陆法系的体例 ，这时大陆法系构成主流法律体系，但仍然能看到英美法系的影子。
（二）立足中国国情，超前移植
影响法律移植效果的因素是复杂的，如自然状况、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民族意志等都会对移植效果产生影响，所以法律移植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性地互动的过程。法律移植对于被移植国来说并无多大影响，而对于移植国来说，被移植的法律必定在一定程度上与移植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冲突。因此是否允许被移植的法律与本国的法律制度和国情不符，即是否可以适当超前移植法律。
（三）以政治为高度，以经济为基础
早在明清两代，民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先进群体开始推崇法律改革，开始吸纳其它西方大国的商法来应变经济的变化形势。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被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高度集权和一元化是其主要特色。中央政府的规章和政策只能执行而不能反抗。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法律移植始终站在政治的高度，并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
四、中国法律移植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移植的研究方向
在这方面，我国法律移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方面不确定，研究工作缺乏前瞻性和开阔地视角，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法律移植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翻译西方法学理论和法学文献是法律移植的前期必备工作，但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术语、新观点、新概念，现在很少有学者能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造成了法学原理的迷糊。
（二）法律移植的过程
1.理论学习相对落后。例如：我国刑法的修改次数比较频繁，在制定的20年内多次修改，结果在我国文革的十年动荡中，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这都是由于理论移植学习的滞后性所导致的。再如我国婚姻法，在清末便开始对其修改，此后国家对于婚姻法一直进行不断修改，但真正废除封建婚姻制度，是在建国后1950年5月1日。
2.思想跟不上变革。我国法律的移植仍存在思想认识问题的隐患，在法律移植时总是普遍存在一种中国式思想，也就是认为法律移植就应该“宜粗不宜细”。在此思想阻碍下，导致我国法律移植缺乏合理化，造成部分移植的法律法规很难被执行。例如：在我国婚姻法执行的进程中，政府及地方虽然积极颁布并实施，但在许多老家族、内地山村、偏远地区，仍然有包办婚姻，强迫婚姻等封建婚姻制度，是中国式的老思想。
3.观念不能及时更新。对于时代的发展变迁，世界要求我国必须国际化、全球化，与世界接轨，例如：我国婚姻法自1950年一直未进行修改，直到1980年，我国才颁布第二部婚姻法，在这其中30年，虽然我国不断再对婚姻法进行改革，但基于各种原因，更新程度浅，速度慢，造成我国新的婚姻法颁布及执行速度慢。
（三）法律移植后的不适应
我们必须明确法律的生命是实施，法律移植的价值必须着眼于移植后的法律在新环境中能否发挥应有的效用。比如《破产法》，这是一部法理较为完善的法律，适合于很多国家的情况，但是如果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实施应用，肯定会出现很多不协调的部分，严重时甚至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此外从执法角度上来说，我国并对移植过来的法律的观点、理解与实践的方法，直接削弱了法律移植后的实际效果。
五、当代法律移植的新思路
（一）市场经济方面
有关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法律法规，如市场主体、构成要素、市场活动、市场调控等规定，在经过筛选之后都可以将其发展完备的部分吸收到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当中。同时，我国应该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区，本区域有利的市场经济，发展本地区特色，尊重本地区文化、习俗民族产业，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些都是法律移植的特别案例，所以，我们在进行法律移植的同时，要按照我国的发展程度、国情、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且根具情况，随时改变政策规章。
（二）民主政治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很多都符合民主政治的必然条件，我们在实行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理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铺平道路。例如：我国近几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意义深远;再如：婚姻法在不断改革中，将男女平等越来越具体化，使其力度越来越深入化，对于产生的财产纠纷，也有了极好的解决制度。
（三）社会公共事务方面
公共事务职能是国家执行的重要职能之一，法律作为规定国家各方面行为的规范，是国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讲，公共事务职能规范包含于法律法规之中。公共事务包含交通、环保、城市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因此法律必须着重于这几个方面的规范，提供必须的法律规范条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基本稳定。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因此，法律在描述和规定公共事务方面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
法律移植是法律建设必不可少的，是当代法律国际化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求。然而，受限于传统固有的法律思想的限制，在现阶段我国的法律移植及法制建设中仍存在着很多负面的思想观念。因此，我国的法律移植工作必须从更新观念入手，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移植中的经验做法，摒弃法律移植中固有的封建观念，植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有的放的，以法律移植为技术手段，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