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 题
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董事会中心主义兴起，董事会成为公司权力的最高行使者，董事在公司中的职权不断扩张。虽然董事在公司的权力不断扩张，但对于董事的勤勉义务的规制却并不多见，这样就造成了激励与约束的不平衡，损害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在我国发生的丁力业案即为典型案例，〔1〕诸多类似的案件〔2〕表明，我国《公司法》等相关法规对于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不够完备，使得董事在实际中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勤勉义务所在。由于立法缺失，导致司法实务中对勤勉义务的理解也不到位，甚至对于董事勤勉义务的法律内涵都不明确。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判断标准的模糊、散乱，使得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裁判很难作出，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法律责任难以落到实处。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虽然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作出了规定，即要求董事对公司承担勤勉义务，但却没有进一步明确勤勉义务的裁判标准，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在认定董事是否违反勤勉义务时存在困难。司法实务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担心是，对于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裁判标准存在一个二律背反：若标准过于严苛，会阻碍董事商业开拓的热情；若标准过于宽松，又会助长董事懈怠或过于冒险的心理。现代公司制度奉行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的职权越来越大，为了规范董事职权的正确行使，寻求激励与约束之间的平衡，就必须在明确董事勤勉义务法律内涵的基础上，对董事是否适当履行了勤勉义务确立一个可行的司法裁判断标准。
上市公司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公司类型，其董事的勤勉义务也有着特殊之处。第一，上市公司股票在证券市场上自由交易，其股本总额大，股东广泛且流动性大，因而上市公司影响面也相当广。第二，上市公司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的方式来整合资源，因而其对社会的责任也较大，其执行更严格的财务制度，且要定期公布财务数据，增加其透明度便于公众的监督和市场的选择。第三，上市公司受到的监管相比于普通公司也较大，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广大股东等的监管。这些特殊性使得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也有着不同之处。由于资本市场所具有的特性，使得上市公司董事的行为造成的影响更为广泛。上市公司董事的勤勉义务相比较其他公司而言，受到的关注更多。此外，由于资本市场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认定及裁判标准的复杂化，故深入研究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法律内涵与司法裁判标准更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司法实践中的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之裁判标准
我国《公司法》第148条首次在法律层面提出了董事勤勉义务的要求，除此之外在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层面对于董事勤勉义务及其裁判标准也有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构成了我国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规范体系。对于董事勤勉义务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于《公司法》第148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还有一些只是相关的规定，如第113条的董事会的出席与代理出席、会议记录与责任承担、〔3〕第150条的高级职员对公司的赔偿责任〔4〕等。其他法律中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主要见于我国《证券法》第68条、我国《破产法》第125条等。这些规定也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董事勤勉义务的界定及其标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承担民事责任及其他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区分都没有规定。证监会层面的规定主要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2年）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这些规定较之法律层面的规定更为细致，比如《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8条的规定。证券交易所层面的规定主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2009年）。
这些规定董事勤勉义务的规范总体上而言缺乏可操作性，对董事的诉讼机制不完善，尤其是法律层面的规定太过笼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董事违反勤勉义务案件的处理存在困难。以下将结合具体的案例对司法实践中董事勤勉义务裁判标准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裁判标准的司法实践运作有所裨益。
（一）勤勉义务的义务范围
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来看，董事勤勉义务的范围集中在董事职责之中。其中2008年判决的丁力业案被认为是首例关于上市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判决，也是我国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典型案例。该案中，丁力业作为深信泰丰公司的董事，实际上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即按照1998年《证券法》作为董事有义务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但深信泰丰200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等，证监会据此对丁力业作出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丁力业不服行政处罚提起对证监会的行政诉讼，但法院认为，丁力业作为董事是1998年《证券法》第177条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其未履行董事职责，违反了董事勤勉义务，因此驳回了丁力业的诉讼请求。〔5〕因此，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作为上市公司董事的职责，其属于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范围之内。
其他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案件中，薛雯案〔6〕中薛雯作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不但不执行董事会决议，而且还将董事会决议等重要文件取出交与他人，以致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据此法院判决薛雯承担赔偿责任。董事兼总经理的职位使得薛雯在公司的地位较为特殊，但综合起来看，作为董事执行董事会决议是其本职。作为总经理，根据我国《公司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了经理的职责包括“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因此其无论作为董事还是作为总经理都未尽其职责。
在吴小虎案中，〔7〕一审判决明确指出：“吴小虎作为西山泵业公司的执行董事，应当善意且为公司最大利益、尽合理注意、勤勉尽责。而西山泵业公司的财会状况属于执行董事注意范围的公司事务，其应作出合理的调查，了解监督公司的财会状况。”二审法院的判决认为：“所谓勤勉义务，又称善管义务、注意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在管理公
司事务时应当勤勉谨慎，须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相似情形下所应表现的谨慎、勤勉和技能履行职责，要采取合理的措施，以防止公司利益遭受损失，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否则因此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西山泵业公司的章程，董事的职责包括了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这些职责要求董事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有相应的注意义务。但作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其并没有实际的进行存货盘点的职责（存货盘点属于公司的内部控制，一般由公司相关的财务会计人员完成），但有义务督促相应的人员进行存货盘点（及时的存货盘点有助于了解公司存货的状况，对于短缺可以及时找到原因，如被盗、腐烂或是被公司董事转移）。因此，董事的勤勉义务范围除了我国《公司法》中认定的董事职责外，还包括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董事职责。
另外，在陈勇案〔8〕中，陈勇虽然是公司的经理，但该案是按照其在履行“董事会授予的终止与信息技术公司的合作职责”〔9〕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而判决其赔偿责任的。北京市一中院判决认为：“高管人员的勤勉义务，基本含义是指高管人员行使职权、做出决策时，必须以公司利益为标准，不得有疏忽大意或者重大过失，应以适当的方式并尽合理的谨慎和注意义务，履行自己的职责。”
因此如果推而广之，董事勤勉义务的范围实际上可以认为就是董事的职责。而现代公司奉行的是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一般是在董事会框架下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因此董事会的职责以及对董事单独规定的职责（当然包括明确的义务性规定，职责一方面是权力，另一方面则是义务）是董事勤勉义务的范围。〔10〕然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3.1.5条董事应当履行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3项规定了董事的义务包括《证券法》、《公司法》有关规定和社会公认的其他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社会公认的其他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实际上为董事勤勉义务建立了一个通道，这一通道允许在判断董事勤勉义务的范围时，可以援引社会公认的标准，这犹如诚实信用原则一样为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是社会公认的标准又是一个随时代变化的不确定的概念，因此对此也应当有必要的限制。然而现在国内的情况是董事承担勤勉义务的情形很少，董事的义务意识并没有被唤醒，相应的权利人的权利意识也没有被唤醒，因而适当地加重董事的勤勉义务在现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却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董事作为公司中心的时代必将到来，对董事课以太重的义务会导致董事行为的过度谨慎，使得董事丧失商业开拓和冒险精神，董事行为的萎缩对于处于瞬息万变市场中的公司而言是致命的。过重的董事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不良的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会使得拥有商业才华的人不再愿意担任董事，整个商业的发展都将受到限制。
综上所述，我国司法实践中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范围是董事的职责，而董事的职责一方面包括法律规范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职位所要求的职责，另一方面包括社会公认的应当采取的防止公司利益遭受损失合理的措施。
（二）违反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
1.未履行或合理履行应有的职责
是否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董事有没有履行或者合理履行其职责，即其在行为上有没有尽到董事勤勉义务范围内的董事应尽的职责。
在上述的丁力业案、薛雯案、吴小虎案、陈勇案中，作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都未履行或合理履行应有的职责，并因此使公司受到了损失。以丁力业案为例，丁力业认为，自己不是《证券法》所指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不实际参与深信泰丰的经营管理，因此不负有信息披露完整、真实的直接责任。其称自己对相关年报未履行临时公告事项完全不知情，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其刻意隐瞒经营举措，导致其无法履责，故请求法院撤销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然而，丁力业作为公司的董事是不争的事实，其称自己对相关年报未履行临时公告事项完全不知情，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其刻意隐瞒经营举措，导致其无法履责，但其却书面委托肖水龙参加审议有关报告的董事会，肖水龙出席会议并在会议决议上签字。丁力业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应视为丁力业的行为，其应当承担代理董事的行为后果，那么就应当认为其是公司年报的相关责任人员之一。我国《公司法》第113条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丁力业委托其他董事参加审议有关报告的董事会，表明其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即使他对公司违法审批行为确不知情，也是其没有尽到应有的审查和监督义务。因为董事的职责之一就是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其在确认签字的公司的信息披露报告公布之前应当尽到应有的知悉义务，即通过调查、查询、咨询和接受建议、商谈和会议等方式知悉信息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可靠，其将自己的职权委托给他人并不导致该责任的免除。
因而司法实践中对于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判断首先是其有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未履行应尽的职责，则很有可能违反了董事勤勉义务。
2.履行职责是可能的
董事违反勤勉义务时，其履行职责应当是可能的。只是在故意或存在过失的情况下，未能合理的履行职责。
在薛雯案中，薛雯作为董事兼总经理是中方股东的代表，因其认为董事会决议损害了中方股东的利益（不是公司的利益），因此故意将董事会决议不交给银行而是交给他人，导致公司无法获得新贷款返还旧贷款，旧贷款成为坏账，导致了公司的损失。薛雯履行职责是可能的，但其故意不履行职责。吴小虎案中，吴小虎作为公司董事只要聘请会计师及时对存货进行盘点，就可以避免公司财务中账面与存货的不符，因而其也是有可能对公司财务尽到应有的监管职责的。
董事在履行职责时不必表现出比与其知识和经验相称的更高程度的技能，但必须谨慎行事。这实际上表明了不是按照董事的某一次行为来确定董事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而是根据董
事参加公司事务的实际情况综合判断来确定董事勤勉义务是否得到了有效的遵守。只要存在董事履行职责的可能，而董事未履行其职责，那么董事就有违反了勤勉义务。此处董事有履行职责的可能而实际未履行是针对其主观心理的一种外在客观行为的表现，是判断董事主观心理的客观化途径。
3.履行职责与否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董事是否履行职责及其主观心理的判断，一般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
在薛雯案、吴小虎案、陈勇案等案件中，未履行职责较为明显，有些甚至是故意不履行的，因此在举证上不存在多大问题（被告也无法举证自己合理履行了职责）。〔11〕但在有些案件中，尤其是像丁力业案这样的上市公司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12〕其履行职责一般是通过董事会的形式，因而是否履行职责很难从外观上进行判断，因此丁力业案的一个重要意义是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判决先例。〔13〕“举证责任倒置”在该案中具体指在证监会掌握大量证据的情况下，责任人可以提供证据为自己免责，若无法提供，则可认定其违法违规行为。实际上，证券执法中，在调查上市公司虚假披露案件时，董事对违法违规事项是否知情，勤勉尽责情况如何，调查取证的难度非常大。
实践中，证监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程序、标准。首先，上市公司的相关合同、单据以及会议纪录等是否有董事签字，被作为其是否知情的直接依据。如果有签字而相关董事否认知情，则需要该董事提供其不知情的证据。
在丁力业案中，丁力业已经通过委托其他董事的方式在相关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而其又未能提供不知情的证据，即其未能提供其勤勉尽责的证据，所以法院认定其未尽勤勉义务。另外董事是否签字同意了含有虚假内容的报告，也是确定董事责任的主要依据。在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的深信泰丰2003年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中，丁力业的签名是其承担责任的另一个依据，其未能就此提出相反的证据表明其签名是尽到了的勤勉义务，因此法院仍判定其违法了勤勉义务。
这里的“举证责任倒置”指的是董事对其没有违反勤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董事在被起诉违反勤勉义务时可以提供证据为自己免责，若无法提供，则可认定其违反了勤勉义务。
4.职责违反与公司损失存在因果关系
董事违反勤勉义务承担责任还需明确其违反职责与公司损失之间的关系。陈勇案中，陈勇未对项目进行审计和评估导致公司损失的因果关系是比较明显的，因而判断陈勇违反勤勉义务相对容易，并且法院的判决认为：“陈勇违反勤勉义务给保险代理公司造成的合同价款损失为335.52万元，对此部分应予赔偿。此外，依据保险代理公司合同价款损失335.52万元，与前一案中信息技术公司的诉讼请求440万元的比例，一、二审案件受理费6.3万元中的4.8万多元陈勇应予赔偿。剩余的诉讼费与陈勇违反勤勉义务无关联性，所以保险代理公司的这部分诉讼请求法院没有支持。”这也表明了法院认定了因果关系与最终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
但在其他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是责任承担的关键。在薛雯案中，薛雯认为其在续贷期限届满（2007年8月2日）前3天（2007年7月30日）获取文件并交给副董事长孙玉栋，但其于2007年7月31日被公司董事长停职，此后续贷的事项与其无关，且与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的判决中也认为其申请银行贷款展期未能实现及被银行扣款、罚息之后果不是薛雯的过错造成。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法院的生效判决虽认为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失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此认定是劳动争议纠纷，对此事实的认定，并不影响本案经过庭审质证后对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因果关系的认定，故对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而吴小虎案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推断，即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执行董事，其应当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但实际的情况是公司由于未进行有效的存货盘点而导致账实不符，那么执行董事就违反了勤勉义务。这样的推断存在合理疑点，如执行董事要求相应的财会人员就那些存货盘点，但实际上是由于相应的财会人员的故意或疏忽导致了账实不符，或者是如执行董事的举证所表明的仅仅为了填平虚假出资而虚增存货导致了账实不符（并不存在实际损失）。薛雯案和吴小虎案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都不尽人意。薛雯案从劳动纠纷与侵权纠纷的区分来排斥生效判决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而没有从侵权角度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进行推理；吴小虎案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更多是基于一种推断，有为了要吴小虎承担责任而认定因果关系之嫌。因此，在董事勤勉义务司法裁判标准中因果关系的认定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董事勤勉义务的衡平
我国立法上在董事勤勉义务标准的判定中，并未考虑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公司所处的行业，董事的专业知识等，也没有英美法系的商业判断规则作为董事勤勉义务的衡平。但司法实践中对于董事勤勉义务的衡平一般是通过勤勉义务责任的承担实现的，即虽然认定董事违反了勤勉义务，但一般存在根据具体情况减轻责任的情形。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商业判断规则的案例，这对于董事勤勉义务的衡平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勤勉义务责任的承担
在认定董事违反勤勉义务后，司法实践中一般根据具体的情况进一步确认董事违反勤勉义务责任的大小。其中丁力业案中，证监会在行政处罚中就认定了丁力业虽然是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责任人员，但基于其是公司的外部董事，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是如任董事长的肖水龙和任董事兼总经理的王迎一样的直接责任人员，在处罚上也轻于直接责任人员。从我国《证券法》的规定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有两个层面：一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责任，二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责任人员的责任。在第一个层面上，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通常是法人，其信息披露违法过错的认定是个难点，证监会通常考虑：在公司内部是否存在违法共谋，信息披露违法所涉及的具体事项是否经过董事会、办公会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观恶意程度等因素。在第二个层面上，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责任认定后，还需进一步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范围、并具体到每个人员的责任如何区分作出认定，并作出相
应处罚。认定责任人员具体责任大小时，证监会审查的重点包括：（1）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知情程度和态度；（3）职务、具体职责及履职情况；（4）专业背景。这表明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认定过程中并不考虑董事在各具体情况下的特殊性，即董事勤勉义务的裁判标准中并不包含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董事的专业知识等因素，而是在将董事纳入违反勤勉义务之列后，在责任承担的过程中才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责任承担的大小。
另外，吴小虎案中，法院的判决虽然认为其违反了董事勤勉义务，但是在具体责任的承担上，法院的判决考虑了董事在公司所获得的报酬与其所造成的公司损失之间的比例问题，结合公平原则，考虑到两者比例悬殊时，可减轻董事在承担勤勉义务时的损害赔偿数额。减轻责任不是对勤勉义务违反的否定，而是基于公平原则作出的，但这里为什么要运用公平原则呢？法院所考虑的实际上是勤勉义务承担的限度问题，即违反勤勉义务对公司造成损失时，董事到底应当在何种限度内承担责任。
2.商业判断规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利用商业判断规则进行判决的案例，即车建华等诉宋佳城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赔偿纠纷案。〔14〕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宋佳城等4位股东与徐邵文、于万喜两位股东签订的保证承诺的内容、〔15〕参会人员的身份以及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不难看出该承诺是宋佳城等6位创始股东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为宋佳城等4位大股东个人对徐邵文、于万喜两位股东作出的承诺，虽有“本协议可视为海科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执行”的字样，但该承诺并非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既然是股东个人签订的协议，仅应约束协议当事人，不能按照公司章程或公司法对股东会、董事会职能及权限的规定予以评价。至于该保证承诺是否会在公司管理、利益分配的落实层面构成对其他小股东利益的侵害，尚无法确知。宋佳城等持有公司90%以上股权的股东为公司发展而对公司利益的选择，应属于商业价值的判断，不构成对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违反。但是二审法院认为，海科公司的大股东在未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情况下擅自签订《保证承诺书》，对海科公司权益的处分仅能代表签订协议的股东的意思表示，而不能代表海科公司的全体股东，更不能代替海科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对海科公司的实体权益作出处分。海科公司大股东的上述行为是一种无权处分行为，在未得到追认的情况下是无效的。且海科公司的大股东没有尽到对海科公司及公司小股东忠实诚信的义务，在明知无权处分海科公司资产的情况下，签订协议越权处分海科公司的资产，侵害了海科公司及其小股东利益，依照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16〕海科公司大股东签订的《保证承诺书》应当依法确认无效。
这是我国使用商业判断规则进行判决的重要案例，虽然作出决议的宋佳城等股东也是董事会的成员，签订的承诺中也规定“本承诺完全以签署人的个人信誉担保，但由于本承诺的参与方同时也是海科公司的全体董事，本协议可视为海科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执行”，但是由于该案并不涉及董事的身份，因此对于董事勤勉义务的认定没有直接的意义，但至少表明了我国法院在公司案例中对于责任的衡平，以此达到激励与约束的结合。对于商业判断规则仍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对于外来的制度我国应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四）小结
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董事勤勉义务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司法实践在认定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过程中，已经采取了严格责任加上广义责任的做法，而且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标准是分为两个层次的。在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认定过程中，第一个层次是认定董事违反了其应尽的职责，而此处的认定采取的是严格责任，即未尽到相应的职责即违反，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个层次是认定董事承担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责任大小。所考虑的因素如上所述，通过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来认定董事承担责任的大小。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对于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标准是比较单一的，即职责违反说，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而对于责任承担的大小是多因素考虑的。而在责任承担的大小问题上是否存在完全的免责事由则还是不明确的，这对于董事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公平，尤其是在国外一般采用商业判断规则作为衡平事由的时候，采取严格的责任对于董事的商业开拓以及商业冒险精神是不利的。
因此，我国在明确董事勤勉义务标准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采取严苛标准对董事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也许我国现在的董事在勤勉义务上与其所拥有的权力以及报酬存在差距，但不能因噎废食，对所有的董事及其行为都采取严苛的裁判标准，还是应当充分考虑具体的情况，总结出上市公司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各要素，通过对各要素的量化考虑慎重对待各类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认定。
三、对完善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裁判标准的建议
综合国内外关于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裁判标准的信息，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裁判标准的具体规范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笔者将对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具体裁判标准提出以下建议。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具体裁判标准是内嵌于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整体制度的，因而不能割裂地来看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裁判标准，需要综合考虑上市公司董事勤勉义务裁判标准的要素及其影响因子、诉讼程序、衡平机制等配套制度进行考量。（节选自东方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