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公共传媒的生成植根于人的普遍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需要之中，以“市民社会—国家”区分框架为前提开创一种语言交往空间，通过媒介形成一个意见汇集、理性批判的平台，使个人意见形成公共理性，私人利益形成公共关怀，公共权力得到监督，公民素养得以养成，现代市民社会也逐步成长。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
论文关键词 公共传媒 结构性特征 公共性
20世纪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将人类历史带入到一个全球化传播的时代，大众逐渐成为传媒的重要力量，公共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空间，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深入到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构建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政治哲学视域里，它是一个介于“市民社会—国家”之间的、面向公众开放的、追求公共利益的、通过言语交流已形成社会舆论、以媒介为平台的社会性的交往和批判空间。公共性是公共传媒的基本特征，自由、民主、正义的价值理想是公共传媒的旨归，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批判和干预是其政治哲学功能的重要方面，对构建现代民主政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公共传媒的历史生成
（一）公共传媒的雏形
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之间从事信息收集、处理、传播以影响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政策的形成的公共领域形式，公共传媒的活动植根于人的普遍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需要之中。从历史角度分析，公共传媒的诞生有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是在一定的经济背景及政治环境的需要中应运而生的。
从历史形态上看，公共传媒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变动的、具有外在结构的公共空间。中世纪西欧，为了商品交换发展，商人了解远方经济贸易情况的需要，首先催生了以邮政和出版为主要形式的信息交换的发展，出现了手抄新闻信及基于集市贸易的不定期和定期的新闻印刷品。1609年，索恩在德国出版了《艾维苏事务报》，每周出版一次，这是世界上最早定期出版的报纸。不久，报纸在欧洲流行起来，最初的邮政和出版首先成了公共传媒的雏形。从17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以刊登教诲文章、乃至批评和评论文章为主要内容的杂志。例如有萨罗（Deny de Sallo）主编的《学者杂志》、门肯（Otto Mencken）主编的《知识学报》，以及托马修斯（Chr.Thomasius）主编的《每月评论》。到了资本主义重商主义阶段的17世纪中叶，日报出现，虽然“发表出来的消息基本上都是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而没有什么使用价值”， 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发表，正如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说，“信息交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商品交换的要求，信息本身成了商品，是有价的，可以增加收入。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现成的信息材料被定期翻印，匿名发表——这样，它们就获得了公共性。” 随着私人信息变成新闻，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形成了报刊、新闻之类的公共传媒。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读书会也建立起来。英国的咖啡厅、法国的沙龙和德国的桌社成为文学领域中的公共空间，在资产阶级人士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虽然公共传媒的公开批判活动遭到了政府权力的干预，新闻媒体很快被政府当局用来维护其统治，从而使报纸成了官方公报，然而，公共领域内的公众阶层（即市民阶层，主要由政府官员、医生、牧师、军官和教授、学者、教师和撰稿人组成）已经开始形成，他们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并开始反对公共权力的干预，正如哈贝马斯指出，“只要新闻媒体这样一个工具的功能有所转换，公众就完全能够接受这一挑战。” 他们开始就商品交换和社会生活领域中涉及的规则问题进行讨论，并将这一私人讨论的意见向相关公共权力部门诉求和交涉。这一市场经济发展中萌芽的政治讨论手段，即形成了公开批判。这种公开批判一方面是公共传媒的早期存在形态，另一方面，锻炼并造就了公共传媒的主体，塑造了依赖理性并关注公共事务的公众阶层。
（二）从文学领域中的公共传媒到政治领域中的公共传媒
随着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发展壮大，这些早期的公共传媒已逐渐不甘于仅在狭小的经济生活中担当传递商业信息的简陋行当角色，而是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聚焦点从艺术和文学到政治，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用以表达政见、宣传政见、夺取政权的言论武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的，公共领域中的代言人——艺术评论员出现了，哲学也变成一种批判哲学，市民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并认为公众舆论应当是普遍而抽象的法律要求的唯一合法源泉，出版界和政府之间通过报刊展开了持续的对抗。在英国，《Public Advertiser》的《朱利厄斯书简》从1768年11月21日到1772年5月12日陆续刊发文章，指责国王和政府高官的政治关系和从事政治阴谋，成为公共舆论批评的样板，被称为“现代舆论的先锋”；在《Tatler》在这本刊物中，公众关心的贫民学校和慈善活动、教育改革和市民德行、批判赌博及提倡宽容等公共事务成为讨论的内容，主编艾迪逊也把自己看作是风俗和道德的“检察官”。报刊在公共舆论的形成中发挥了空间交流的作用，成为公共传媒的重要中介。从18世纪中后叶开始，法国哲学家也参与进来，他们的批判也更多地从宗教、文学、艺术方面转入到经济、政治领域，法国第一批公共舆论者成长起来。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将这一没有政治职能却具有着政治批判意识的公共领域发展起来，成了市民社会通过批判追求公共利益的场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提出，“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流是最可贵的人权之一”“通过书刊或其他方式交流思想和意见的权利、和平集会的权利……是不容否认的。” 至此，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具有主体意识和公共价值观念的公众，并积极参与到政治权力的监督和批判中，形成了理性至上的公众舆论理念，传媒素质得以培养，为现代社会公共传媒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观念、价值和构成基础。
（三）现代公共传媒的迅猛发展
随着20世纪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传媒出现了商业化倾向，关注公共事件的延期报偿新闻不断被事故、娱乐、体育、人情味故事等即时报偿新闻排挤，“文化批判公众”也逐渐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报纸上的广告空间成为商品进行买卖，权力落入财团和政治霸权者手中，报刊的文字批判和政治批判功能逐渐成为“政客制造明星与财团制造商业利润的工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讯社（路透社、德新社和法新社）从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的媒介形式出现，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数字传媒将人们带入了新的信息时代，报刊、广播、电视、杂志、图书馆、各种民间和官方的信息团体、难以计数的网络平台、个人通过计算机联结起来，形成了全球性的巨大信息网络，大量的信息通过这一网络即时传播和存储。可以说，“互联网络以光速向全世界传播大量信息，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传播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媒体，互联网的信息存储、传递以及电子商务、多媒体等功能迅猛扩展，各种交往形式如博客、社区、论坛、聊天室、公告板等为公众参与自由讨论提供了一个更加平等、自由、开放的空间，从而为捍卫公共传媒的公共价值原则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介的传播方式更加立体化、传播手段更加多样化、传播时效更具即时性、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化、参与主体更加多重化，这些新特点使网络传媒对社会渗透方面也远远超出了传统媒体，从而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形成与发展对公共传媒的机制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二、公共传媒的价值意蕴
虽然公共传媒是一个现代概念，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然而公共传媒从一产生便表现出显著的价值特征，闪烁着理性思想的光辉。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秩序是自由、自愿且自然存在的，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公共权力才是被需要的。这种思想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显著影响，17、18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继承了这种思想传统，依据这一理论追寻国家的合法性根源，认为政府和人民的之间是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是独立自主的个人通过契约关系所形成的，国家的活动应在一定的限度内。卢梭的公共意志论、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论、潘恩的公民权利学说以及康德的“自由运用理性是人的基本权利”等思想也都继承了这一思想渊源，主张将这种天赋的自由通过平等人权、财产私有和契约自由加以巩固，建立起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空间。
在《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作为国家和社会间的一个不受政府侵扰的自由空间，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机能就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散乱的“众意”通过公共传媒创设的讨论机制，形成一种比较成熟、明晰的“公意”，合理化为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是对这一交往空间中的意见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的剩余物，超越了一般私人意见主体的狭隘立场和视野而具有着“公共的”理性色彩，代表着一定的权威性、引导性、前瞻性，反映公众的共同价值取向。公共传媒正是通过构建这样一种双向交流平台和文化批判空间来实现它的价值愿望：一是表达和整合民间要求与关怀，二是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在现代社会，公共传媒既有丰富的物质载体，如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又可以像公民社会那样形成一种有着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场”， 正是通过这一舆论空间，公众理性得以汇集，公众关怀精神得以彰显，公民参与意识得以培养，公众利益诉求和权力诉求的通道顺达，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也得以实现。
由此，公共传媒作为一种价值性范畴，自产生以来就不断地追求着并为这一应然价值形态而努力。这样的一种应然形态就是：以“市民社会—国家”的区分为前提创设一种公共讨论空间，从而使公众能够通过私人的交流、批判达至理性共识，培养健全市民理性，推动健康市民社会发展，也使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有了直接而有力的批判监督机制，从而建构民主政治理想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