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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是专门发表诗歌的刊物，影响力很大，一旦发表，就可出名。另外，各省报刊的副刊版都可以发表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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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结构 从外部形式上看，调查报告由标题、前言、主体、结语四个部分组成。(一)标题 1．单标题 公式化写法。 公式化写法就是按照“调查对象+调查课题+文体名称”的公式拟制标题。如《一个富裕居委会的财务调查》就是这样的标题，其中“一个富裕居委会”是调查对象，“财务”是调查课题，“调查”显示文体是调查报告。这样写的好处是要素清楚，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写的什么单位，涉及的是哪些问题，文种也很明确。这样写的不足之处是太模式化，不够新鲜活泼。 常规文章标题写法。 具体方式灵活多样。可以用问题作标题，如《儿童究竟需要什么读物？》。可以显示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莘莘打工者，维权何其难》。可以直接叙述事实，如《三个孩子去蛇岛》。可以用形象画面暗示文章内容，如《“航空母舰”逐浪经济海洋》。还有种种写法，不再一一例举。 2．双标题 双标题由正副标题组成，其中正标题一般采用常规文文章标题写法，具体手段如上所述。副标题则采用公式化写法，由调查对象、调查课题、文体名称组成。如《明晰产权起风波——对太原市一集体企业被强行接管的调查》。(二)前言 调查报告的前言一般要根据主体部分组织材料的结构顺序来安排，常用的有以下几种类型： 1．提要式 提要式就是把调查对象最主要的情况进行概括后写在开头，使读者一入篇就对它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例如《靠名牌赢得市场——关于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的开头：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亚达)是一家以生产钟表为主的大型企业，1987年成立于深圳。在经济特区这块改革开放的沃土上，该公司坚持不懈地实施名牌战略，终于在竞争激烈的钟表行业后来居上。历经十二年的艰苦创业，飞亚达由一个钟表小厂发展为总资产逾八亿元，年创利润八千万元的上市公司，成为国内同行的翘楚。 这个开头把飞亚达公司发展情况和主要成绩作了概括的介绍，提纲挈领，统率全文。 2．交代式 在开头简单地交代调查的目的、方法、时间、范围、背景等，使读者在入篇时就对调查的过程和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关于北京市家用缝纫机销售情况的调查》一文的开头就是这样的： 为了增强计划性，加强对家用缝纫机的经营，更好地掌握市场销售动态，我们采取了走访经营单位与分析历史资料的办法，对北京市家用缝纫机历年销售情况以及当前社会保有量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了调查。经过分析，认为北京市场除上海缝纫机供不应求以外，其它牌号缝纫机销售在北京市已趋于饱和。 这个开头包括目的、方法、范围和结论等几个方面，总的来说属于交代式的开头。 3．问题式 在开头提出问题来，引起读者对调查课题的关注，促使读者思考。这样的开头可以采用提问的方式引出问题，也可以直接将问题摆出来。例如《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之路——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经营的调查》的开头： 近些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正在我国农村迅速突起。它一出现，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种经营方式对我国农业向商品化、现代化转化有哪些作用？应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扶持其发展？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同10个县(市)的有关同志进行了座谈，形成了一些共识。 还有《明晰产权起风波——对太原市一集体企业被强行接管的调查》的开头： 企业要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定明晰产权，本来是件好事。可太原市一家集体企业却因为明晰产权被所在区政府部门强行接管，陷于瘫痪。该企业把区政府两个部门告上法庭，至今已一年多时间，早就超过了审结期限，可法院却迟迟不判决。 前一段入笔先提问，后一段是采用叙述的方式直接暴露问题，都属于问题式写法。(三)主体 前言之后、结语之前的文字，都属于主体。这部分的材料丰富、内容复杂，在写作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的安排。其主要结构形态有三种： 1．用观点串联材料 由几个从不同方面表现基本观点的层次组成主体，以基本观点为中心线索将它们贯穿在一起。例如1999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调查报告《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指导农民增收——山东省微山县调查》的主体就是这样的形态。它由四个部分构成：“抓住了规律就抓住了根本”，“把握市场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市场竞争，加强联合与协作”，“遵循价值规律，推进农业‘四化’”。这四个部分是由标题所显示的基本观点贯穿起来的。 2．以材料的性质归类分层 课题比较单一，材料比较分散的调查报告，可采用这种结构形式。作者经分析、归纳之后，根据材料的不同性质，将它们梳理成几种类型，每一个类型的材料集中在一起进行表达，形成一个层次。每个层次之前可以加小标题或序号，也可以不加。例如199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调查报告《不信民心唤不回——从宁乡县五个乡镇的变化看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分别从原因、措施、启示三个方面着眼，写了三个大的层次。其中原因又概括为五条，启示也概括为三条，又形成大层次下的若干小层次。 3．以调查过程的不同阶段自然形成层次 事件单一、过程性强的调查报告，可采用这种结构形式。它实际上是以时间为线索来谋篇布局的，类似于记叙文的时间顺序写法。1999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记者调查”栏目发表的《暗访北京站前发票非法交易》一文，分别写了这样几层内容：12月6日15时35分，记者在北京站东侧出站口遇到第一个卖发票的人；过马路前，又遇到四五个卖发票的小伙子；过马路后，被一个穿棕色皮衣的卖发票者拦住纠缠难以脱身；在站前丁字路口东北侧又遇到几个卖发票的男女。这种有清晰过程的写法，可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四)结尾 调查报告常在结尾部分显示作者的观点，对主体部分的内容进行概括、升华，因此，它的结尾往往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常见的写法有下述三种： 1．概括全文，明确主旨 在结束的时候将全文归结到一个思想的立足点上，例如《关于邯郸钢铁总厂管理经验的调查报告》的结尾： 邯钢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必须在转换经营机制的基础上转换经营方式，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样才能充分挖掘企业的内部潜力，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邯钢的作法为国有企业实行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提供了借鉴的经验。 这样的结尾，提供了清醒的理性认识。 2．指出问题，启发思考 如果一些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限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作者也不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只要把问题指出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或者启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是很有价值的。例如《暗访北京站前发票非法交易》一文的结尾： 记者随后又转了几个地方，16时10分从北京站前离开。在这40分钟里，碰见了大约20名卖发票的不法人员。听口音他们大都是外地人。从言谈举止可以感觉到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在广场、路口维持秩序的公安、保安人员不少，也许是司空见惯了吧，记者没有看到他们出面制止这种不法行为。 对发票非法交易的现象，到底该由谁来管，怎么管？作者指出这一问题，相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3．针对问题，提出建议 在揭示有关问题之后，对解决问题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例如199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专题调查《人情消费，让人如何承受你！》就写了一个建议性的结尾： 在人情消费已成为一种风气的情况下，制止大操大办单靠哪一个人、哪一个单位很难从根本上奏效，如喝喜酒，往往是通知范围大了人们反感，范围小了没接到通知的人也有意见。遏制人情消费，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倡导社会新风，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首先要加强宣传和教育。提倡新事新办，勤俭持家，厉行节约，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节日期间，报纸、电台、电视台可举办专题栏目、节目进行宣传，文化部门应挑选一批优秀的影片(主要是婚丧嫁娶新事新办方面的)在各乡镇、村巡回播放。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其次要制定社会规范。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建立红白理事会，推行节俭办红白喜事。建立约束机制，对人情消费进行引导、规范、管理。三是严格稽查。对大操大办甚至借机敛财的干部要严肃处理，直至在新闻媒体上曝光。 提出了三条建议来解决人情消费的严重问题，其中不乏切实可行的措施。
如果可不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等可以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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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发表，除非有重大意义的，可以在学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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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114或者媒体的官方网站找到媒体的官方电话，咨询具体如何投稿。一般报纸上也有电话和投稿邮箱。但一般自己投的，很难被采纳，除非媒体刚好需要这方面的素材，或者文章的确写的好，具备新闻传播价值。建议花点钱，这种就几乎可以发布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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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写作的他，从1907年底到1908年，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其中包括《人间之历史》，介绍生物进化论；1908年，发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他的救国思想表现得更明朗，更强烈了。《摩罗诗力说》就是鼓吹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士，这是他弃医从文后所作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的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
朝花夕拾，不用谢啦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 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 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 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 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 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 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 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 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狗·猫·鼠》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毛泽东语） 作为中国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不仅是杰出的文坛巨匠，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本文从他的报刊活动切入，从新闻的角度来对鲁迅进行研究。堪称现代中国民族魂的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先生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和理论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报刊活动梳理 身为革命舆论战士的鲁迅，一生（1881年9月25日至1936年10月19日）和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报刊是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鲁迅曾经在103家报刊上发表过742篇文章，先后参加过18种报刊的编辑工作。[1]他担任过《莽原》、《语丝》、《国民新报副刊》、《奔流》、《北新》等刊物的主编；担任过《新青年》、《文学》（“左联”刊物）的编委；指导过《未名》、《波艇》、《鼓浪》、《译文》和不少“左联”刊物的编辑工作；热情地支持《越铎日报》、《晨报副刊》和一些革命进步报刊的编辑出版；和为数众多的中外新闻工作者，如邵飘萍、邹韬奋、斯诺、史沫特莱、山上正义等人物，有过亲密接触。 鲁迅的报刊活动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学生时代到1917年）。这一时期他的报刊活动主要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上，为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做宣传，从唤起人民觉醒，改造国民性，到“监督行政，促进共和”，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想而呐喊。浙江“越社”青年办的《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创刊，从日本归来的鲁迅为故乡的报纸用文言文写就名曰《问世辞》的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提出，要力促共和国的建设，要以“政治”的得失来衡量事物，要发扬勇敢和刚毅的精神；强调发表的新闻是反映“真知”的，不搞空话；力争做到“表扬与批评”结合，对于社会的污浊，坚决批判，“不欲守口”，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气慨。第二个时期（1918到1927年）。这一时期，鲁迅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站在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写下了大量锐不可当的杂文。1918年4月，《新青年》杂志开办“随感录”专栏，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短篇评论。鲁迅从1918年9月第五卷第三号《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1919年11月第六卷第六号《随感六十六》为止，共撰稿27篇，长的2000多字，短的300多字。在《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鲁迅的呐喊之举——打硬仗、“听将令”，《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作品成为千古名篇。[2]第三个时期（1927到1936年）。期间是鲁迅最光辉的十年，也是他报刊活动最活跃的十年。鲁迅以上海为基地，先后参加了72种报刊的编辑、撰稿活动，仅1933年就发表杂文130多篇，篇篇成为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据《伪自由书》之《再谈保留》篇）这是鲁迅在1933年5月17日写的，这正是他思想十分成熟、精力充沛之时。鲁迅得出这个结论，在那个时代殊为不易，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在实践中体察后得出的，对新闻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评价鲁迅时指出：“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二、新闻思想述评 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新闻学简明词典》等权威辞书，不见鲁迅的大名，这大概是因为先生对新闻学的理论，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他所写的杂文，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报刊宣传工作发表过深具远见卓识的议论，提出过渐成体系的构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鲁迅新闻思想。 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笔者认为，鲁迅新闻思想主要涉及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对新闻失实深恶痛绝、舆论监督要“保护原种”、新闻要揭露伪科学、韧性的战斗精神等六个方面。 （一）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 喉舌是中国共产党报刊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比喻性用语，说明报刊或其他新闻机构的性质和作用。在中国新闻学史上，最早使用“喉舌”比喻报刊作用的是梁启超。[3]鲁迅在《热风》的题记中，说到“纸笔喉舌”，那是1925年。在当年《编完就写》之后，于1935年写的《案语》中，他说：“《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亦即刊物属于哪一类人的喉舌。 后鲁迅在《论“人言可畏”》[4]一文中，对某些记者不负责的言论进行剖析，以“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电影明星阮玲玉等“颇有名，却无力”的“公众”人物们，就这样成了中国媒体祭坛上的牺牲品。他在文中写道：“这些句子又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鲁迅指出：“现在的报章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先生用事实说明，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并具体谈了“喉舌”作用，行文极生动。 （二）对新闻失实深恶痛绝 在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报纸上虚假的、失实的报道“俯拾皆是”。对这种状况，鲁迅是深恶痛绝的。他以笔为投枪，刺向制造传播假新闻的记者的恶习，刺向新闻失实的种种痼疾。鲁迅归结说，新闻失实的痼疾之一是夸大事实，之二是凭空想象，之三是捏造谣言。[5]他认为报刊上的一切宣传和报道，都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保证完全真实，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如果违背了真实，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就会产生一种“坏结果”，即“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将会影响报刊在读者中的威信，在宣传上起到相反的效果。 鲁迅自己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他所写的和编发的每一篇稿件，其中所涉及的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符合事实，不允许有一点出入。通观他的全部著作可以发现，鲁迅对报纸的谣言非常愤恨，也谈得很多。先生把谣言比作“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强调造谣者绝没有好下场。 （三）舆论监督要“保护原种” 关于舆论监督，鲁迅对其社会责任作过明确评论。他在《并非闲话（三）》这篇杂文中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这里讲到“灌溉佳花”应当“保护原种”，就包含着“原创的作品”，即是那“原创”的就像野菊花，和后来人工培植的花朵又大又美的菊花有很大差别，那也应该加以保护“满天星”——原始的野种，这道理十分明显。因为“原始的野种”在遗传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没有“野种”，就不会有“家种”，不会有后来的“繁花似锦”。对于“灌溉佳花”，鲁迅认为，那应该有“诱掖奖劝”的意思。在分析作品时，有诱导扶持、奖励规劝之心。坚决反对对作品不分青红皂白，只是“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有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鲁迅十分痛恨这种方法，称为“鬼蜮伎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鲁迅批评那些不“灌溉佳花”的批评家，却干着“含沙射影”的勾当，竭力提倡在舆论监督方面要剪除杂草，灌溉佳花。 （四）新闻要揭露迷信、伪科学 鲁迅经常运用新闻的武器，揭露迷信、伪科学，歌颂科学真理。1918年7月，他写了《我之节烈观》，文中说：“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对“灵学派”这种迷信团体在社会上制造舆论，用“灵学”的科学名词来掩盖迷信本质的活动，鲁迅极为关注。1917年10月，俞复、陆费伯鸿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1918年1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和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此乃鲁迅写的“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的由来。 揭批迷信邪教，高扬科学真理。鲁迅正是这样做的。1919年4月16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卫生终于打医生之类……他们……不要议论。……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总而言之，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他还对朋友说，要坚决发表“科学议论”，这是很重要的。 （五）媒体中“性”泛滥，真真可怕 鲁迅对于媒体中关于“性”的报道有中肯的意见。他在一篇杂文中说，侦探片、战争片、滑稽片都看腻了，于是，就出来“性”片，“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这里讲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一是看这种“性”片的人“还爱看”；二是“性”对“市侩”很要紧。[6]何谓市侩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市侩本指买卖的中间人，后指唯利是图的奸商。也泛指贪图私利的人。从“性”之中，“市侩们”能获得极大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性”是超乎寻常的看重，加以夸人，使这种“性”到处泛滥。 “性”的泛滥，对于国家和民族，危害之大，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认为：“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 （六）利用杂文，表现韧性的战斗精神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弃医从文。为了运用文艺来促进人民意识的觉醒，他曾在留日学生主办的《河南》月刊上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革命潮流和作者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为促进革命的文化启蒙运动而写。鲁迅回国后，1918年9月开始，为当时鼓吹新文化的《新青年》杂志写稿。在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北京的《晨报》、《京报》、《国民新报》和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以及《莽原》、《语丝》、《萌芽》、《现代》等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杂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7]他在1935年12月写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这说明，鲁迅在当时的思想文化战线上越战越勇，表现了韧性的战斗精神，而对杂文这种锐利的思想武器的运用，也越来越纯熟。 鲁迅的杂文，运用的新闻林林总总，笔者总结大体有四种形式：1、作品的主干直接运用新闻，适当评论，并点明是哪家报纸的哪篇报道，一目了然；2、把若干篇报纸消息文章，作为若干篇杂文的内容，说明复杂的事件；3、没有具体说那家报纸，但却是运用了报纸新闻，有综合，亦含典型；4、没有点明是哪家报纸的，一般看不出运用了新闻，属“暗用”。鲁迅在杂文中引用新闻，并非罗列现象、支离破碎，而是有所选择，精彩独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鲁迅正是利用杂文的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试验；在这个意义上，“杂文”又确实是具有某种先锋性的。[8]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可以说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杂文，就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 鲁迅的上述新闻思想，是他革命报刊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它不仅为当时的报刊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对今天的传媒人也有很大教益。
甘肃日报跟教学搭不上吧。最好是教育类的才行哦。。
这个刊物是指的发行的学术期刊刊物杂志，而不是包含报纸刊号的。报纸的刊号跟杂志的刊号是不一样的哦，报纸有自己独立的刊号！楼主是要发表论文么？我们九品文化可以帮到你哦，可以帮你发表论文，如果你暂时没有撰写论文，却又要急需发表的话，我们九品文化可以帮你撰写论文的哦，帮撰写的论文保证通过杂志社的审核，并且发表出来，方便的话，你留下你的q，q吧（可以发私信给我），我们九品文化的编辑会及时跟你取得联系，有什么要咨询的地方，你可以向他询问。希望可以帮到你，望采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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