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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相关论文

2023-12-09 04:58:17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诗经相关论文

关于《诗经》的研究很多,想出新不太容易哦1、可以将两篇诗歌作比较,2、可以就一篇诗歌提出不同于文学史或别人的观点3、可以将《诗经》与其他诗集比较4、可以研究《诗经》对某位诗人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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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恋人之歌,多集于《国风》。风即指音乐曲调,国是地区、方城之意,“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 。《国风》取材于各地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之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诗经》第一首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例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由内心的感发所产生,而爱情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诗歌来歌颂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酸酸甜甜: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春游的欢快的《郑风·溱洧》,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写饱含思念的《王风·采葛》,有写情女想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意中人不可求空余恨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开爱的情趣。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可爱的姑娘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也许为了逗着玩,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来时见不着她,急得搔首踯躅。等到他发现姑娘已经来了而且情意深长的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幽静的城角,情侣来调情,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  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  《诗经》的爱情诗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  另外,《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  《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美好的爱情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其中几多甘甜,几多辛酸;而《诗经》用人民纯朴的语言酿造了古代先人们生活中美妙的酒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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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中的生思考作文

《诗经》不是“神话”,是古人对社会生活劳动,爱情的讴歌,对世态炎凉的批评。“神话”是古人对未来世界生活的美好憧憬。

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恋人之歌,多集于《国风》。风即指音乐曲调,国是地区、方城之意,“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 。《国风》取材于各地的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之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诗经》第一首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例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由内心的感发所产生,而爱情是人类最纯真的感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诗歌来歌颂的。《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酸酸甜甜: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春游的欢快的《郑风·溱洧》,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写饱含思念的《王风·采葛》,有写情女想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意中人不可求空余恨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然吧。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现女性在恋爱中开爱的情趣。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踯躅。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可爱的姑娘按照约定在城角楼等他,也许为了逗着玩,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来时见不着她,急得搔首踯躅。等到他发现姑娘已经来了而且情意深长的带给他一些礼物时,便大喜过望。幽静的城角,情侣来调情,一派温情脉脉的场景。  爱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白充满了甜蜜,然而现实却给人们的感情增加了许多束缚。在那个时代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的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艺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可见,那时对男女之情已经有所限制了。而具体到对女性而言,受到的束缚更多,既不愿舍弃情郎,又不敢违反父母的命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  《诗经》的爱情诗对于女性的描写是真实自然的,用“思无邪”来形容里面的感情真正是恰到好处。  另外,《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  《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美好的爱情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其中几多甘甜,几多辛酸;而《诗经》用人民纯朴的语言酿造了古代先人们生活中美妙的酒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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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中的生思考作文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 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 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 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 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 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 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 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 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木瓜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倘若据此便认为《抑》的传诵程度也比《木瓜》要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稍微作一下调查,便会知道这首《木瓜》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平心而论,由于诗的文本语义很简单,就使得对其主题的探寻反而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度,正如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小它的外延越大,因此,轻易肯定否定某一家之说是不甚可取的。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本诗,将其视为一首通过赠答表达深厚情意的诗作。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我们不妨说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显然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 子衿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全诗三章,采用倒叙手法。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近人吴闿生云:“旧评:前二章回环入妙,缠绵婉曲。末章变调。”(《诗义会通》)虽道出此诗章法之妙,却还未得个中三昧。全诗五十字不到,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的情状宛然如在目前。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仅用“挑”、“达”二字,主要笔墨都用在刻划她的心理活动上,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问、又不见影儿的埋怨,末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独白。两段埋怨之辞,以“纵我”与“子宁”对举,急盼之情中不无矜持之态,令人生出无限想像,可谓字少而意多。末尾的内心独自,则通过夸张修辞技巧,造成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反差,从而将其强烈的情绪心理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可谓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心理描写手法,在后世文坛已发展得淋漓尽致,而上溯其源,本诗已开其先。所以钱钟书指出:“《子衿》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望于人也。已开后世小说言情心理描绘矣。” 以上资料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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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要介绍就是说诗经楚辞是什么时候相传什么人著作的啊什么的接着是特色和分篇这两个可以一起介绍比如诗经分什么风啊雅啊颂个篇的特色啊什么的然后该写写作风格比如诗经多是四个字四个字的那种最后是影响和用途就是比如说诗经是古代私塾教学的主要书籍啊什么的然后体现了古代人民啊什么的怎么怎么样的中间所透露的感情体现了人民的美好希望啊什么的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怎样的地位啊什么的我只是中学生而已而且对楚辞也不是很了解只是凭我的想法提出了见解若有不妥之处望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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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百度网“诗经原意34首”可以论。现代人总是爱找篇诗经发神经,两千多年中国字是“图画”,现代字是“图画螃蟹"的几个脚爪,整天盲人摸象,国学大师遍地,一个“停止”的“止”原意搞反,搞“现代化国学”倒是一门,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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