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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俗界的泰斗，他在《民俗文化学发展》一文中，提出民俗文化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集体性；类型性；传承性与扩布性；相对稳定性与变异性；轨范性与服务性。另外，在其他民俗学研究大家，如乌丙安、萧放等也都把稳定性与变异性列为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说，目前稳定性与变异性作为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民俗界中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过去的就放下不去想在感情里错过的从来都不属于自己努力向前看。
南宁民俗文化旅游的SWOT分析 作者 陈瑶【摘 要】 民俗文化作为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是旅游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发地区民俗文化旅游，打造民俗文化精品，必然会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本文采用SWOT分析法(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分析法)分析了南宁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劣势、机会以及威胁，从而认识南宁的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现状，明白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对拓展南宁旅游的重要意义。【关键词】 南宁；民俗文化；旅游开发；SWOT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重新认识与重视，旅游业迎来一个新的增长点——民俗文化旅游。所谓民俗是指一个民族地区的人们，在文艺、语言、信仰、服饰、饮食、居住、娱乐、节庆、婚恋、生丧、交通以及生产等方面，民间所特有，并广泛流行的爱好、风尚、传统和禁忌。而民俗文化旅游则是指人们以观赏、了解、领略、参与风土人情为主要目的的旅行活动。民俗作为无形文化资源，在现代旅游中的价值正日益展现出来，民俗文化旅游目前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项目之一。 2003年，广西制定了迈向旅游先进省区的发展规划，横县、上林、马山、隆安、宾阳五县划归南宁，南宁市也提出了“把南宁市建设成富有壮民族特色、南国园林化、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旅游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民俗文化作为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是旅游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发地区民俗文化旅游，打造民俗文化精品，必然会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南宁民俗旅游资源的了解和分析，加快民俗旅游的产品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1 旅游开发优势（S）1 南宁的区位优势 南宁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处于中国华南、西南和东南亚经济圈的结合部，是环北部湾沿岸的重要经济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南宁具有“两近两沿”的特点。“两近”：一是近海，距钦州港、防城港、北海港等港口最远的也就204公里；二是近边，距中越边境的东兴市、凭祥市不超过230公里。“两沿”：一是沿线，湘桂、黔桂、黎湛和南昆铁路在南宁交汇，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二是沿江，邕江是西江的支流，而西江又是珠江的干流，西江二期整治工程完工后，1000吨级内河船舶可以从南宁直达港澳。据此，南宁成为广西旅游网络体系的重要核心节点，是广西南部旅游的中心，也是中国连接东盟的重要的陆路接合部，客观上具有南联北引、东西辐射的旅游集散地功能。2 资源优势 南宁具有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民俗旅游资源。例如，顶蛳山贝丘遗址，1997年发掘出一千多件史前人类使用过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和当时人类遗弃的水类动物、牛、鹿、象等动物的骨骸，并且在顶蛳山发现了标志人类文明的石锛和杆栏式建筑，以及奇特的屈姿葬葬俗，被评为全国文化内涵丰富的史前人类生活贝丘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上林大明山地区有着丰富的龙母文化资源，流传着别具特色的壮族文化习俗；宾阳的炮龙节、马山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武鸣的壮族三月三歌圩，都是南宁极富特色的民俗旅游资源；而且借壮族“三月三”歌圩为原型的南宁民歌艺术节以打造新民歌、弘扬民族文化、扩大中外文化交流的办节宗旨，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南宁市的一个城市品牌。扬美古镇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南宁市明清古建筑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地方，现有二百多处；黄氏家族民居是南宁市清朝建筑物中保护提最完好的一处古建筑群，从中清朝建筑的特点可见一斑，具有较高的人文景观价值。3 市场优势 随着南宁的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境内旅游热潮的兴起,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影响不断扩大，选择来南宁旅游，体验异质文化的游客与日俱增。南宁作为广西旅游及东南亚跨国旅游集散地的功能地位已逐步显现，以商务、会展、购物为目标的客源市场不断扩大。2006年，南宁市全年接待入境游客超10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超18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在广西率先突破百亿。从南宁稳步增长的游客数量可以看出，发展南宁的民俗旅游是有广阔的市场和客源基础的。2 旅游开发劣势 (W)1 缺乏旅游精品 南宁的旅游资源中并没有闻名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旅游产品很多，但缺乏高品位的旅游精品，从市区到周边地区都缺乏稳定的旅游热线，只有市区的青秀山和动物园、郊区的伊岭岩、周边地区的德天瀑布拥有较稳定的客源，而大量的景点远远达不到其旅游阈值。以体验民风民俗的旅游景点来说，景区、景点级别相对偏低，规模较小，景点的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缺乏文化内涵，因此没有突出的资源优势和鲜明的个性特色。长期以来,南宁旅游建设投入不足,对景区景点建设投入偏低，配套设施建设滞后，缺乏精品景区，已严重影响到南宁旅游的增长后劲，近两年来南宁入境旅游市场增速缓慢是这一影响的表现。2 整体开发层次低 目前南宁市旅游资源缺乏深层次的开发，尤其是旅游资源的利用流于表面化和随大流，缺乏独特的文化底蕴。旅游业是以特色取胜的产业。根据旅游资源的普查，南宁市拥有众多文化独特的旅游资源，如壮民族风情、顶蛳山贝丘遗址、大明山、扬美古镇等。但这些体现南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而且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至今仍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南宁的民俗旅游景点的开发，多处于自然状态，局限于原有的物质载体范围,并且由于产品单一，旅游空间容量小，旅游活动少，游客停留时间短暂。很多旅游产品都是一日或半日游,可参与性的活动不多见。而缺乏可参与性无疑使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了。 顶蛳山贝丘遗址，南宁市惟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内涵、意义和科学价值完全可以和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博物馆相媲美。建立起以顶蛳山贝丘遗址为轴心的文化旅游点，对提升南宁市历史文化品位，建设文化南宁，促进南宁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至今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仍未出台，影响了这一旅游景点的深入开发。 又如中山路位于南宁新城区外滩附近，是一条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大、最热闹的老街，这里有许多清末、民国时期的古建筑。每一个到南宁来的人要品尝南宁美食，首选就是中山路。命名已有81年的中山路是历史沿袭下来的美食夜市街，不仅南宁人都懂，在全区甚至全国也小有名气。目前中山路夜市依然红火，但骑楼老化、电线线路复杂、食品卫生状况堪忧等问题却困扰着它。3 部分旅游资源可开发性不高 南宁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不仅要体现壮乡的民族特色，还应在开发中关注南宁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凸显城市的文化底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南宁保存下来的古代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名人故居也不少。如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原为清朝右江镇总兵马盛治的祠堂“回春阁”）、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址、雷沛鸿故居、梁烈亚故居、孔庙、邕江防洪古堤、新会书院、粤东会馆、安徽会馆等等。它们是南宁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也是南宁市城市亮点的一个潜在优势。但作为旅游资源它们分散在南宁的各大街小巷，规模也小，从民俗资源旅游开发可行性来说，其可观性、可娱性和可参与性等条件并不是很充分。它们的零星分布使得彼此之间相对比较孤立，难以开发成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品位旅游线路产品，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合提升力度不够强。3 旅游开发机遇（O）1 大旅游社会气候的形成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它已渗透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贸餐饮业、市政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方向已基本形成。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进入了大众化消费的新阶段。旅游已经从社会时尚发展成为社会生活，旅游支出在社会公众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提高，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国际民俗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不断升温，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假日不断增多，人们出游去体验异质文化、放松身心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强烈。这些都将为南宁民俗旅游的进一步开发提供机遇。2 政策的重视 近年来，南宁市委、市政府加大了对旅游业发展的力度。为保证“十一五”期间南宁市旅游业的加快发展，南宁市委、市政府已经出台了《关于加快南宁市旅游业发展的决定》、《南宁市加快旅游业发展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南宁市旅游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三个配套文件，在人、财、物和政策上配套支持，优化发展环境，发展大旅游，要把南宁建设成为旅游强市。 为突出“壮乡首府、绿城生态、会展商务”三大旅游主题，重点打造旅游吸引物及以旅游吸引物为核心依托的旅游景区点，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拳头旅游产品，南宁市政府提出要深度开发壮乡文化风情旅游产品，重点开发建设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刘三姐剧场、东南亚美食街、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突出地域的文化、饮食、旅游商品特色、展示壮乡民俗风情文化，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3 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 随着“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战略的推进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及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逐步构建，为南宁旅游业的加快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尤其是从2004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秋天在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伴随着中国大力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成果，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一座桥梁，更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的一个平台。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不仅提升了南宁的知名度，更带动了南宁与东盟区域旅游的发展。2005年南宁入境旅游前10名的客源国中，有4个是东盟国家，越南排在第一位。作为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地南宁市，将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城市的作用，有条件建设成为面向东盟国家、西南经济圈和华南经济圈的区域性国际化的旅游基地。 4 旅游开发威胁（T）1 周边省市旅游业蓬勃发展，造成南宁客源市场分流 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地位确立以后，各地纷纷出台旅游发展规划，挖掘和创造旅游产品。南宁周边省旅游的迅速发展和同类资源的激烈竞争都从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客流。 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市场广阔，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小、风险低、见效快的产业。然而，由于各地对旅游业发展普遍看好，旅游开发的热情高涨，这就导致了旅游业竞争加剧、旅游业投资风险增大和发展成本提高。尽管南宁的旅游资源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但总体来讲知名度、产品的规模、质量都有一定的欠缺，在区内外竞争力都不算很强。例如省内的桂林，这几年不仅继续大打“山水甲天下”这张王牌，还大力开发民族民俗旅游资源，拓深桂林的文化内涵，对于南宁在同类资源产品开发方面就形成一种竞争态势。还有云南的西双版纳、石林以及贵州等地的旅游资源与广西又形成省与省之间的竞争。2旅游人才匮乏 旅游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和修养都要求比较高。目前南宁市旅游业的从业人员，从旅游管理部门到旅行社，都存在着专业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不均的严重隐患，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要发展南宁的民俗文化旅游，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基础的专业知识，还要对广西的历史文化以及南宁本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有一定的了解。目前，这方面旅游人才是十分匮乏的，它极大地阻碍了南宁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另一方面，缺乏战略性旅游策划经营人才，特别是旅游营销行家，使南宁市的旅游营销、旅游线路设计、旅游服务质量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通过SWOT模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南宁民俗文化旅游在发展中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保存较好，对南宁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劣势主要表现在如何深度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方面，面临的机会有人们强烈出游的愿望和要求，政府的对旅游业高度重视和引导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召开给南宁旅游带来的机遇等；存在的威胁主要有来自省内省外同类旅游产品的竞争以及旅游人才匮乏等。通过比较分析，在大环境下，南宁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优势大于劣势，机会多于竞争。发展民俗文化旅游是南宁拓展旅游业的一种现实选择。参考文献[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邓永进,薛群慧,赵伯乐民俗风情旅游[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3]南宁统计年鉴2006[G]南宁:南宁市统计局,2006年9月 【作者简介】陈瑶（1979－），女，瑶族，广西融安人，民俗学硕士，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民俗与旅游。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很详细 而且很有深度和文化价值 可以去看看
你需要确定确切的时空范围，然后才能讲“民俗”“风俗”，否则，就象外星人来研究地球人的风俗，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 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 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 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 《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 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 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 “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而自从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人教版语文教材完全不同于浙教版语文教材，人教版是按照“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或“阅读—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体系来编排的，阅读分为“精读和略读”，而写作则围绕着“综合性学习和口语交际”来展开，有些单元强调写作和口语交际，有些单元则侧重综合性学习能力培养。概括起来，这套新教材是侧重于综合实践活动和口语交际活动，在此基础上进行写作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人际交往，体验自主写作，增强综合学习能力。人教版新教材所编排的写作训练序列本质上是与三维目标相一致的，它侧重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感染熏陶，它是通过一个个单元的阅读教学主题来综合写作训练，比如九年级下册的第一单元，从阅读教学来说是诗歌单元，从主题内涵来说是“爱国”主题，故本单元的写作训练“脚踏一方土”也是以“爱国爱家乡”为话题来展开的，通过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活动来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思想情感教育。纵观七年级到九年级，从最初的“生命”主题——成长的快乐与烦恼，到九年级下册的“时间”主题——岁月如歌，通过一个又一个主题歌，唱出了学生的情感，反映出了学生的态度，也体现了学生的价值观。所以说，人教版语文新教材所编排的写作训练序列可称之为“思想情感熏陶体系”。 这两种写作训练序列比较而言，可以看出，浙教版的“文体写作序列”是应试教育的产品，它侧重应试写作能力训练，注重文体知识以及语法知识，强调用词、造句、构段、谋篇、立意、选材、结构、详略等方面的写作技能训练，而人教版的“思想情感熏陶体系”注重学生感情的升华、情感的熏陶、心灵的感应、内心的体验，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强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态度和高尚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正是老教材和新教材的最本质区别，也是老教材中写作训练序列和新教材中写作训练序列的区别所在。这从七到九年级的写作阶段目标中可见一斑。“写作时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而且要求在写作时“多角度地观察生活，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捕捉事物的特征，力求有创意的表达。”而在“口语交际”阶段目标中要求“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习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贯、不偏离话题。能就适当的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主题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而在“综合性学习”的阶段目标中强调“能自主组织文学活动，在办刊、演出、讨论等活动过程中，体验合作与成功的喜悦。”从这些阶段目标中，充分表明新教材的写作训练体系十分强调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注重学生的体验感受，而且往往是通过种种综合实践活动来让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和口语交际训练，从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的语感，发展学生的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从中可以看出，新课程新教材新的写作训练序列完全适应素质教育的发展，是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教育教学理念的产物，是真正适应新课程改革的一套全面科学的训练体系。 纵观国内外中小学作文训练序列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有两大趋势：第一种是同阅读训练系列一样，作文训练序列在语文学科中已经相对独立。多数学者认为，阅读与作文虽然有内在联系，但是作文训练有其本身的规律，不能依附于阅读训练。换言之，阅读与写作可以划分为两大块，从信息论来分析，似乎是两码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阅读与写作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认为，阅读与写作是孪生兄弟，谁也离不开谁。于是提出了“阅读是写作的的语言之源，也是写作的思想之源”、“阅读是写作的前提，写作是阅读的深化”等观点，强调阅读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这些观点一致认为，写作的源泉与素材来自于阅读，而不仅仅是来源于生活。如今新编人教版语文教材的写作训练序列编排，则吸收了心理科学和现代教学论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和实际运用，使国内外专家学者认识到：唤醒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及情感体验和知识结构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些新型的学习理念体现在中小学写作教学中则必须注重三个条件：社会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写作训练序列必须基于以下三点：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则必须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这个载体；为了生活的需要，则必须关注学生的心理能力发展，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则必须强调学生的人际交往，注重口语交际；为了学生自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简称藏。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青藏高原的西南部。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除一部分分布在青海、甘肃等省外，二分之一居住在西藏。门巴族、珞巴族也是居住在中国西藏的古老民族，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南部。 宗教在西藏有着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境内居民（除 汉 族 外）大部分信仰宗教，其中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信奉藏传佛教，回族信奉伊斯 兰教。藏传佛教影响最大。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显密俱备，尤重密宗。西藏在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独特风俗。
藏族 [民族简介] 藏族，约有人口4,000,000人，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临近省。 藏族是汉语的称谓。西藏在藏语中称为“博”，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自称“博巴”。“博巴”又按不同地域分为“兑巴”（阿里地区），“藏巴”（日喀 则地区），“卫巴”（拉萨地区），“康巴”（四川西部地区），“安多娃”（青海、云南、川西北等地区）。藏语依地区划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美丽神奇，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1 3 0 多万人口中，藏族占9 5 ％。 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汉以前，藏族先民就聚居在雅 鲁 藏 布江中游两岸。由于草原辽阔，水草肥美，生产多以牧业为主。主要有绵羊、山羊和牦牛、犏牛。其中牦牛体大毛长，耐寒负重，除供奶、肉外，还是交通运载的“高原之舟”。农业以种植青稞为主，也有小麦、油菜、碗豆等农作物。 藏族服饰无论男女至今保留完整。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服饰，对研究藏族的服饰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文的使用，加强了藏族与祖国中原地区经济的联系。十世纪到十六世纪，是藏族文化的兴盛时期，几百年间，藏族文化大放异彩。除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外，还有关于韵律、文学、哲理、史地、天文、历算、医药等专著问世。 藏族人民热情开朗、豪爽奔放。他们以歌舞为伴，自由地生活。藏族民歌抑扬顿挫，合辙贴韵，悦耳动听。唱时还伴以各种舞蹈。舞姿优美，节奏明快。其中踢踏舞，锅庄舞、弦子舞最为广泛流传。 藏族信仰佛教。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至今已有1 3 0 0 多年的历史。公元1 3 至1 6 世纪中叶，佛教日益盛行，佛事活动频繁，佛教寺 庙遍及西藏各地。著名的寺 庙有甘丹 寺、哲蚌 寺、色拉 寺、扎什伦布 寺和布达拉宫。
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西藏不仅有世界屋脊奇异的地质地貌和独特的自然风光,而且有别具一格的社会人文景观,仅寺庙在历史上最盛时就有2700多座,还有不少宫殿、园林、城堡、要塞、古墓、古碑等。藏族民间流传着“北斗七兄弟”的故事：古时从东方来的七兄弟，为了帮助平民百姓抵御风暴的袭击，一夜之间他们砍树搬石盖好了一座高大的楼房，让百姓居住。后来，七兄弟又被请到天间去替天神盖楼，他们也就成了北斗七垦。这则故事，说明藏族人民正是在与自然灾害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了建造技术和居住形式。到吐蕃一世首领聂墀赞普时，在雅隆河谷建起了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此殿高踞一座小山顶端，地势险要。之后历世赞普又建了青昂达 孜、布达拉等一系列宫殿。赤松德赞时以佛教教义中虚幻的世界构想，建筑了规模宏大的第一座佛、法、僧王宝齐备的桑耶寺。藏族传统的房屋类型和构造特点，至此已形成了基本的规模和形制。 在牧区，普遍用牛毛帐篷作为住房。牧民用牛毛纺线，织成叫“日迪”的条状粗毛布，再把它缝制成两大片长方形的帐篷，然后把两大片帐幕用10多个扣环连接起来，就成了一顶帐篷。牧区一般帐篷呈四方体，用8根立柱支撑，有十数根牛毛绳的一端与篷顶拴结，另一端拴在帐外约一丈外的木橛上，使得帐篷平展、稳固。帐篷面积一般为20平方米，顶高1．7米左右。帐顶留有一道宽30厘米、长3米可以开合的空隙，打开可以通风、排烟、散热，合盖则能防风雨、保温暖。帐篷前面篷布上有牵引绳，用木杆支起来就是门，天热时把门支高，帐篷内凉爽舒适。这种帐篷虽然简单，但牛绒捻纺，质地粗厚、耐磨，不怕风雨大雪，滴雨不漏，也便于随时支拆驮运，适宜于牧民逐水草而居。 牧区作为居住的帐篷一般是黑色的，帐篷前立有经幡杆，帐内对门靠边摆列小箱柜，两旁设有睡垫。近中央，支石埋锅为灶，上面经常熬着茶和奶。近门处置有小桶和各种畜牧用具，帐顶下悬挂着新鲜的或风干的牛羊肉，或是成串的奶干。帐篷周围用草饼或牛粪饼垒成墙垣增加避风力。帐外钉着许多条毛绳，用作拴系牛羊。离帐门不远，一般都拴着一条西藏牧区特有的獒犬，以护家室和家畜。 按传统习俗，客人临门，男子席右首，称“客席”；左首为女席，也可称为“灶间”。 藏南农区，最常见的是平顶宅院。据《西藏志》载：“前后藏各处，房皆平顶。”一般平民居住的是一层建筑，结构简单，上石围墙，以往梁作骨架，木柱截面圆形，上细下粗，柱头上依次加方形木斗和托木，再放木梁，梁上铺椽，再加树枝或短棍，最上覆以石子和粘土，有些房屋用一种当地风化了的“阿嘎”土打实抹平，以防漏雨。农区住宅里马蹄形的平房居多，一般坐北向南，房顶四周以80厘米的女儿墙相围，四角垒起垛子。藏历新年时，每个垛台插上树枝，各个枝梢缀系彩色风马经幡，一般每年藏历年时换一次，以示运气亨通。 农村的庄园建筑十分高大华丽，有些高达5层、6层。庄园主居于最高层，三面朝阳的大玻璃窗。冬季和煦的阳光射入室内，十分温暖；夏季可以饱览四周的绿田与树林。门楣、梁架、额枋和柱头雕有生动、细致的图案花饰。楼内分别有经堂、客厅、卧室、管家室、贮藏室等等。楼前三面回廊，形成院落、院内设有大小厨房、家奴与“郎生”们的居室、纺毛捻线织氆氇的作坊等。马厩、羊圈、牛棚均与院子隔开一般，设在后院。
藏族民间艺术历史悠久，丰富多样。无论民间故事、民歌、舞蹈还是藏戏，都是独具一格，光彩夺目。 民间故事： 西藏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它是藏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故事分两大类：一种是口头流传的故事，一种是书面记录整理的故事。这些故事长期流传于民间，反映人们对邪恶统治的不满与反抗，对友爱互助的赞扬，对自由恋爱婚姻的同情。因为来自民间，这些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藏社会的现实，倾吐了藏族人民内心深处的爱憎，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正因为这些故事是广大群众的心声，给人们以勇气和力量，所以藏族人民爱听它，爱传它，使他们富有生命力。藏族民间故事通常在叙述中加入民歌、歌谣，又说又唱，听起来更加生动，是与其它民间故事的主要区别之一。 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藏族人民的英雄史诗。是藏族地区民间口头传说的一部文学巨著，讲的是藏族古代一个著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格萨尔是一个神通广大、和人民鱼水相依的英雄人物。在西藏，从农区到牧区，从城镇到乡村，都有人或多或少的能讲出格萨尔的一些故事来，就像汉族地区人们讲《西游记》种的齐天大圣一样普遍。《格萨尔王传》故事生动，语言朴实优美，不仅得到藏族人民的喜爱和广泛流传，在国外也早有俄、英、法、印地文、蒙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流传。 民歌： 西藏民歌是西藏民间文化中一朵瑰丽的花，有深刻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早在西藏文字出现以前，作为口头文学的形式，已经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了。史诗《格萨尔王传》大量采用了“鲁体”民歌形式。与其他民间文学样式比较，民歌更具有劳动人民的特点。从西藏民歌中，可以听到西藏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可以看出群众社会政治、经济、战争方面的思想见解和政治态度，并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基本愿望与要求。截取部分藏族民歌如下：雪白精细的糌粑，是我们的血汗磨成；高大豪华的别墅，用我们的白骨垒起。 外有兵差马差，内有人差地差；为种巴掌大的地，要支比头发多的差。西藏民歌中通常用的艺术手法有五大类：比喻、拟人、夸张、双关、联想等。西藏民歌中所具有的人民性、广泛性和高的思想性，正是使它的艺术性不断完美的重要因素。 舞蹈： 西藏素有“歌舞的海洋”之称。藏族人民能歌善舞，每逢节假日，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见青年男女、老人小孩，拉起手、踢起腿。翩翩起舞。 “果谐”与“锅庄”是流行在西藏三大地区的一种圆圈舞。在农区的拉萨、山南、日喀则等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地方，把这种圆圈舞叫“果谐”；而在昌都及接近四川、云南等藏区，称之为“锅庄”。果谐与锅庄都是一种集体舞。跳舞时，大家手拉手、臂连着臂，载歌载舞，顿地为节，分班唱和。人们围着篝火，从日落跳到夜晚，从午夜跳到天明。 西藏山南地区还流行着一种动作粗犷、刚健，个人技巧高超的舞蹈—鼓舞，藏语叫“卓”。跳鼓舞的人身穿彩色衣服，腰间挂着大鼓，挥动鼓捶，步伐敏捷、整齐而有力。在林芝地区及四川、云南藏族中，有一种铃鼓舞。男执铜铃，女持手鼓，绕圈走动，翩翩起舞，藏语称为“热巴”。 藏戏： 藏戏，藏语称“阿吉拉姆”，在藏族地区普遍流行。现代藏戏有剧本、舞蹈表演、因人定曲的唱腔，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服装及面具，还有乐队伴奏和伴唱，是一套综合艺术。15世纪，噶举教派僧人唐东杰布立志要在西藏江河上建造桥梁，为众生谋利。他煞费苦心，募集造桥经费，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还未成功。后来，发现虔诚的信徒中有生得俊俏聪明、能歌善舞的七姊妹，便召来组成戏班子，以佛教故事为内容，自编自导成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剧，到各地演出，以化导众人，募集经费。这就是藏戏的雏形。因此，人们把唐东杰布视为藏戏的祖师；又因藏戏最初由美丽出众，仙女般的七姊妹演出，又把藏戏叫做“阿吉拉姆”。“阿吉”，藏语意为大姐或女性；“拉姆”意为仙女。 藏戏的传统剧目不少，但在二三百年的创作、演出实践中，有的被淘汰，有的经过创作提炼保留下来。到现在，主要的剧目有八个：《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朗萨唯蚌》、《苏吉尼玛》、《卓娃桑姆》、《诺桑法王》、《白马文巴》、《顿月顿珠》、《赤美滚丹》，这些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大藏戏。
中国传统节日内涵 文化学认为，文化的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 （1）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物质层面 ①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节日里蕴藏着丰厚的“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节日就是一路“吃”过来的。如：春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而且，绝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在古老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伴随着祭神、祭祖以及节日饮食而逐渐形成一种习俗的食物，都负载着一种深厚的民俗情感。它们不仅为后来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节日食品的献祭、馈赠与集体分享，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生活的重要传统，体现着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 ②传统节日中的服饰文化 每逢节日来临，人们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这在春节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节日是一个民族的特色盛装的展示舞台。与便装相比，盛装雍容、典雅、庄重、讲究、繁琐，它更注重节日文化内涵的表达与展示，是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工艺的重要参照，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比如唐装的演变和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 ③传统节日中的节日仪式文化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最早起源于祭祀。发展到今天的节日庆典活动大多都与古老的祭祀仪式、迎神赛会、驱邪免灾等活动有密切关系。保留到现在的民俗活动，如安塞腰鼓、端午龙舟、上元花灯等，不仅增添了中华民众的节日乐趣，也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一部分。 另外，作为与节日仪式相关的民间文艺，如祭神神词、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样式，祭神歌舞、戏剧等表演艺术以及搭建神棚、扎纸结彩等民间工艺，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精神层面 ①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美满：贵和尚美 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传统节日是人们期盼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如：通过团拜、探亲等仪式活动密切了与周围人的关系；通过节日化装的巡游、节日锣鼓的敲打、节日竞赛的开展，释放内心的情感、期望，加强村落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和精神交流，从而使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 节日也调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节日，一个民族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向其他民族展示自己的强大，弘扬本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人聚在一起庆祝节日，能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此外，元宵吃汤圆，中秋吃月饼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重阳遍插茱萸，这些驱恶辟邪的习俗也显露出尚美的意愿。 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节日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文明。几乎每个节日都是一个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而逐渐产生的。在节日的选择上体现了人顺应自然的理念，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而对节日的庆祝体现了人们祈盼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这一点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在节日中，人们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亲近。如：在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清明踏青娱乐，端午节划船竞赛，中秋节仰望天空中的明月等等。这些节日活动都可以让人们亲近大自然，感觉到“天人合一”的氛围，使人们更加注重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 ③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贵人伦 “伦理本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比如合家团聚是春节和中秋节最显著的特点。另外，贵人伦还体现在对孝道的重视。每个节日几乎都有对祖先的祭祀仪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孝思之情。重阳节注重敬老孝亲；端午节又称“女儿节”，妇女回娘家，女婿看望岳父母等。这些都体现了对长辈的关心和孝道。 还有不可不提的是，中国传统节日还具有协调人际、增强成员凝聚力的道德功能。传统节日中包含着各种礼仪、仪式，这些礼仪、仪式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这些约束又会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遵循此种伦理关系，遵守其内含的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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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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