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犯罪是指由女性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是犯罪学领域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别。在当今社会中，未成年女性、青年女性及职业女性的犯罪显得较为突出。由于女性具有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心理因素的差异，女性犯罪呈现出犯罪类型、心理特征及行为特征等方面的特殊性。 一、女性犯罪概述 （一）女性犯罪的一般情况 从总体而言，女性犯罪在整个犯罪中，特别是在被国家司法机关处理的犯罪中，所占比例很低，大约是10—20％左右。在世界范围内，女性犯罪率特别高的犯罪有杀婴、堕胎、遗弃等；犯罪率较高的女性犯罪有投毒、受贿、纵火、失火、伪证等，而且，它们大多与性犯罪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在年龄分布上，中高年龄层女性居多；在犯罪经历上，女性始犯年龄较晚，多集中于30—40岁之间，且在较短时间内反复实施犯罪。从70年代以来，女性犯罪率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而且，有明显的低年龄化倾向。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社会角色的改变与时代变迁而造成的社会参与时间和程度都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这种女性犯罪人被称为“新女性犯罪人”。 （二）女性犯罪与骑士精神假设 早期的意大利犯罪人类学家龙勃罗梭（CLombroso）提出“冰山”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认为女性犯罪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少，但被处理的却很少，犹如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冰山顶。50年代，美犯罪研究者波拉克（OPollack）使用和发展了冰山理论，认为在社会上几乎发现不了女性犯罪，因为大多数女性犯罪是隐藏着的。女性在生物学上就具有掩饰性，并且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这种行为方式；同时，由于妇女在犯罪中更多充当教唆犯，而较少充当执行犯，她们总是利用性来操纵男性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刑事司法机构人员也较不愿对她们采取强硬的处罚行为，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女性犯罪受到掩饰，被司法机关处理的犯罪行为很少，如同冰山上漂出的一角。换而言之，也即男性以敬重妇女、济弱扶贫的“骑士精神假设“，促使女性的犯罪行为受到掩盖。虽然骑士精神假设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定与假设成分，但也反映出客观上可能存在着的某种倾向。 二、女性犯罪的生理因素 犯罪的性别差异首先是由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造成的，女性在生理方面的不同特征，影响着她们的犯罪行为的实施及特征。影响女性犯罪行为及其特征的生理因素主要有：①体力差。女性体力普遍较差，因此，大部分犯罪中女性都少于男性，尤其是在那些需要有较强体力才能实施的犯罪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更少；由于体力差，女性在进行攻击性的体力性犯罪时，也不得不采用绕弯路的方法。因此，女性犯罪大多具有非体力性的性质，她们中的许多人在进行诸如凶杀这种普遍认为需要体力的犯罪行为时，也往往采取减弱其体力性的手段加以实施，或者采用投毒、放火、睡眠中杀死对方的方式，或者选择小孩等体力比自己还差的人作为犯罪对象。②激素的作用。研究表明，激素对于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具有重要的作用：雄性激素中的睾丸甾酮（激素）会助长雄性和雌性动物的攻击性；当个体的内分泌失调时，雌激素中的孕激素可以减轻激惹性和紧张性。由于女性的雌激素具有减弱、抑制攻击性的作用，相应地，女性的犯罪较少攻击性，并且发生率较低。③女性生理性周期（月经）。女性的月经现象对其生理、心理状况会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女性进行的许多犯罪，如在商店偷窃、杀人、放火、妨害公务等，都与其月经的过程有密切的关系。④生理发育过剩。女性的性早熟及生理发育过剩，是引起女性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生理因素。在少女犯罪个案研究中，可以发现许多的性早熟和生理发育过剩的情况；与此相应，女性的绝大多数犯罪都与性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三、女性犯罪的心理因素 即女性是否进行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对其犯罪行为特征产生的影响的心理因素。它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攻击性弱。研究表明，女性的攻击性低于男性，这种差别在2—3岁时就已经出现，持续发展于童年期，并延续到整个人生，因此女性实施的犯罪比男性少，在暴力性犯罪方面更是如此。②主动性。犯罪是个人主动性的表现，而女性一般来说较为被动，依赖性较强：她们在青少年时期依靠双亲生活，结婚之后依靠丈夫生活；老年时依靠子女生活，同时受到社会传统习俗的观念的作用，为了遵从女性的形象，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她们更多地表现出与世无争的态度，较有可能以不积极活动、娴静安适为美德，因此，她们的犯罪率比较低，而且，与犯罪情境密切相关，许多犯罪是迫不得已才实施的。③道德观念方面。犯罪是道德观念差的极端表现。有些学者认为，女性的道德观念似乎比男性要强，因此，她们的犯罪行为可能少一些；但在女性惯犯、累犯身上，其道德观念的败坏与男性习惯性犯罪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④自尊心与虚荣心。违法犯罪行为与自尊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研究者认为，女性的自尊心比男性高，因而女性的越轨及犯罪行为较少；但是，如果自尊心过于强列，或具有某方面不恰当的虚荣心，而又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时，也会促使犯罪行为的产生，这在女性身上较为常见；由强烈的虚荣心导致的犯罪是女性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⑤忍耐性。许多犯罪是由于缺乏忍耐性而在冲动性情绪的支配下实施的。女性的忍耐性较高，她们在挫折面前更多表现为忍气吞声，因而较少直接表现为对外侵犯性行为；但是，如果过于克制自己，而又缺乏保持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则可能造成或不利于自己身心健康，或造成心理挫折感不断郁积而最终酿成大祸的情况，如女性犯罪中较为常见的激情犯罪、人际冲突型犯罪等。⑥应付挫折的方式。女性接触社会的机会相对较少，在社会生活中遭到挫折的可能性也较小，应付挫折的方式也不象男性那样采取表面化的方式或违反社会规范的手段，而更有可能采用消极和退缩的方式，如自我攻击（撕衣服、抓头发、超量进食等）、退化性反应（象小孩一样大吵大闹、哭喊等）、冷漠、否认等。同时，社会似乎允许女性的更多的发泄不良情绪的方式，而不致于累积沉积或转化为攻击性。⑦恐惧、胆小和焦虑。研究表明，女性往往比较胆小、怯懦、多虑，容易产生恐惧心理和焦虑紧张，因而，她们较少进行犯罪活动。⑧智力特征。调查发现，女性犯罪者中智力落后者约为10—15％，而女性卖淫者中智力落后的为40％，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智力偏低或落后导致女性犯罪原因中的作用。⑨情境因素。外界情境因素及相关的心理状态对女性的冲动行为有重要的激发作用，如在杀害婴儿和堕胎犯罪中，对男性暗示的感受性是非常重要的；在投毒和杀人犯罪中，性冲动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冒充顾客到商店行窃的行为中，过多的诱惑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女性过早的偷窃和卖淫行为中，父母的疏忽和遗弃是很重要的因素。 四、女性犯罪的社会心理特征 女性犯罪具有下列社会心理特征：①非体力性。女性由于体力处于劣势，体力缺乏，因而较少实施需要较高体力条件的犯罪。即使在实施这类犯罪时，由于体力弱，她们也不得不采用绕路的办法，如用毒药杀人，在睡眠中杀人等，因此，女性犯罪具有明显的非体力性特征。②自私性。女性的犯罪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女性很少因为义气、信仰等而进行犯罪，她们的犯罪大多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得失，为了家庭生活及丈夫、子女等而犯罪的，很少为了主持公道、追求信仰等进行犯罪活动，因此，女性很少进行义气性犯罪、政治性犯罪活动，她们在犯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有利可图“的特征；其二，因贪图小便宜进行违法犯罪的情况很多，例如冒充顾客在商场中偷窃小商品，为了一些很小的所得就卖淫、介绍他人卖淫等。③单独性。女性的犯罪大多是单独进行的，由于她们相互容易嫉妒、猜忌、敏感等特点，女性犯罪很少是结成帮伙的。④间接性。女性在许多情况下，都很少直接进行犯罪行为，而是教唆、煽动男性去实施犯罪，或者在犯罪活动中充当男性犯罪人的帮凶、助手，只起辅助作用，如帮助了解情况，窝藏赃物等，而很少直接进行犯罪活动。⑤色情性。女性实施的大部分犯罪活动都与性有密切的关系，她们或者出卖肉体，或者以色相引诱他人犯罪，或者为发泄变态的性欲而进行犯罪活动等。⑥诱使性。美国犯罪学研究学者奥·波拉克（OPlllak）的研究认为，女性由于心理的软弱性、被迫性、诱使性等特点，多由受害人变为犯罪人，这在性犯罪中尤为突出。同时，大部分女性犯罪人仅仅由于偶然事件和激情而犯罪的，因而女性犯罪具有鲜明的情绪情感性犯罪、激情犯罪的特征。⑦人格特质。一般而言，在人格特质上，女性犯罪人都具有高忧虑性、高紧张性、高乐群性、高敏感性、高兴奋性、高世故性，而低有恒性、低独立性、低自律性、低智慧性等特点，此为女性犯罪人消极心理结构的潜在心理成分，是其不良行为的内在动力因素。 五、女性犯罪人类别及其心理分析 在法律心理学领域中，根据女性犯罪人的社会成熟水平与心理特征，将女性犯罪人分为3 类： 1． 冲突型女性犯罪人（the conflictedfemale offender）。这类犯罪人又称为神经过敏的女性犯罪人。 其特点是：已经达到社会内化的价值体系行动，用这种价值体系评价自己和别人，模仿她们所尊敬的人，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因果关系，认识其他方面的需要与动机，接受说明自己行为的原因概念等。这类女性犯罪人的许多内在消极心理，包括焦虑、有罪感、“堕落的ME（自我）”的自我意向、“消极的生活稿本”、被歪曲的知觉、机能失调的行为等。她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代表着物质利益或对文化压力的反应，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家庭问题认同危机或长期持续的内在冲突而产生的。冲突型女性犯罪人又可分为两小类：①焦虑型。这类女性犯罪人占应治疗及矫治女性的44％。她们显示出许多情感失调的症状，例如，慢性的或强烈的抑郁症或焦虑、心身疾病。这些女性的紧张和痛苦，通常是由失败、无能、潜在的有罪感产生的冲突导致的；②行为紊乱型。这类女性犯罪人约占应治疗及矫治女性的29％。她们对意识到的焦虑几乎没有忍耐力，并且经常试图（向别人和自己）拒绝承认现状、抛弃或自我谴责的感觉。她们可能通过言语攻击别人、通过狂暴的举动、通过各种“游戏”来表达这种感觉。冲突型的女性犯罪人公开敌视她们的母亲，有时候把自己的违法行为解释为是试图给她们的母亲造成难堪和麻烦；她们往往来自神经过敏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至少父母一方犯有严重罪行，具有“堕落的”自我意向；她们常常有家庭负担或者试图解除负担。她们的违法犯罪活动通常违背了自己的信念，是内心的冲突导致的。 2．权力型女性犯罪人（the power—oriented female offender ）。这类犯罪人又称为病态人格者或社会病态者，她们占女性犯罪人总数的14％。这类女性犯罪人已经达到了社会成熟的某一阶段，但她们很难判断人们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和他人的差别，很难正确估计别人的复杂性，不按内在的价值体系行动，而是追求行为规则的外在形式，从追求权力中了解生活和自己的角色。她们经常会以攻击性的方式反抗权力，试图损害和阻挠权威人物的意图；不愿意遵守任何别人确定的规范，并且经常独自地采取一种权力角色。她们不可能与别人建立亲密的或深信不疑的关系；通常总想创造出一种感情淡漠、沉着冷静和不受伤害的形象；经常公开发怒和进行威胁活动；想成为注意的中心，在言语或体力方面经常表现出爆发性，在思维方面经常表现出多疑或自以为是。这种女性为自己能够成功地摆布或战胜别人的能力而感到自豪；所表现出的战无不胜的粗鲁外表，实际上是一种对她们很少感觉到的刻薄的父母长期存在的强烈恐怖感和自然依属的掩盖手段；她们中大多数人有一个冷漠、蛮横、排斥他人的父亲和一个软弱、无助、浅薄的母亲；她们轻视母亲而憎恨和害怕父亲。她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很可能是对家庭的反抗和对感情的补偿。 3．消极遵从型女性犯罪人（the passive conformist femaleoffender）。这类女性犯罪人占所有女性犯罪人的7％。 这类女性犯罪人已经达到了与权力型女性犯罪人同样的社会成熟水平，但是，她们对权力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类女性犯罪人渴望得到社会承认，几乎自动地屈从她们当时认为有权力的人；过高地估计别人的权力和能力，把自己看成是无助的、孩子般天真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会知识，常认为自己的讨好行为会被别人拒绝；她们尽管想获得别人的认可，但是在同辈群体中仅仅属于次要的成员。她们的犯罪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赢得其同辈朋友的承认、赞许而实施的。她们的家庭是不稳定和不协调的，她们感觉不到父母的爱和力量，因而父母的依恋是不确定的；她们缺乏控制能力，没有可以防止越轨行为的内在信念体系。 由此可见，女性犯罪是当前犯罪的一大新的趋势，而且，由于女性自身的生物性、社会性和心理特征，女性犯罪心理在社会的、文化的基础上反映出生物学的特性；加上新的时代特点，女性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罪犯改造及犯罪预防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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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犯罪的心理原因 1、认识局限心理。女性对事物的认知与男性存在很大差 异，思维特点偏重于形象性、具体性。女性的社会认识系统 薄弱，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较差，加上社会经验不丰富， 是非判断能力较差，不能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多角度地认识 事物，看问题往往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局限性。例如女性较 容易上当，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拐卖等。而女性犯罪人 则常常表现为认识范围狭窄，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依附 上道德品行不端的人，误入贼船，进而毁掉前途甚至一生。 2、激情冲动心理。女性情感丰富但情绪的稳定性较差， 在情感和意志特征上，表现为高级神经兴奋程度较强，抑制 较弱，因而情感丰富、细腻，富于内心体验和敏感性，行为 举止容易受心境的影响。倘若多种性质的情绪体验交错刺 激，则易被情绪所左右，引起内心的强烈冲突和矛盾。同时， 又表现出情感的复杂多变，波动幅度大，所以女性比男性更 容易吵架，更容易因情绪激动而冲动犯罪。 3、爱慕虚荣心理。爱慕虚荣，相互攀比一向是女性突出 的心理特征。女性犯罪人常有“追求财物”、“虚荣”、“自我炫 耀”等动机，当自己不能用合理的方式来解决对物质的欲望 时，一些女性往往就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现实生活中 个别的成功事例，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这种欲望。女性 的性别优势也为女性犯罪人在这方面的成功提供了条件。罪 犯周某，与丈夫本来经营一正规美容美发店，因见邻近的同 行借美容美发之名，行组织容留妇女卖淫之实，获取不义之 财，于是仿而效之，最后被以容留妇女卖淫罪判处刑罚。 4、仇恨报复心理。从女性犯罪的形成来看，大多数女性 都经历了一个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过程。一些女性在其受害 过程中，或受害之后，逐渐产生了怨恨不满的情绪，这种怨 恨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报复泄恨心理。 在这种强烈的报复泄恨心理支配下，一些女性实施了暴力犯 罪，一些女性则走上了流氓、卖淫的违法犯罪道路。 5、自暴自弃心理。女性犯罪人由于在家庭或社会生活中 遭受创伤或挫折，进而颓废，以至产生消极厌世情绪，并促 发犯罪。挫折情绪犯罪人多数是原来就有不良情绪倾向，敏 感脆弱和控制力差的人。行为人受的挫折感越强烈，心胸越 狭隘，其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与强度就越大。 (二)女性犯罪的社会原因 1、“留守”的出现，埋下了犯罪隐患。现代化、城市化进 程使得中国人口流动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空前规模。人口 流动所引起的“留守族”现象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 问题。这些人主要是体弱的老人、小孩和妇女。这样一来， 在农村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留守群体，进而产生一系列社会 问题，这便为留守女性犯罪埋下了隐患。一是留守子女由于 缺乏关爱容易造成偏差行为。大多数外出务工者将子女留在 老家，这些留守子女严重缺乏父母亲的关爱，孩子的感情无 以寄托，他们容易出现性格孤僻、习惯不好、学习不佳，甚 至道德有问题等不良现象。久而久之，孩子的行为易于偏激， 违法犯罪现象难以避免。二是留守妇女因为缺乏情爱容易导 致越轨行为。留守人群中，已婚妇女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这些妇女一边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赡养公婆、劳作 田间，一边还要承受着来自情爱缺乏的感情折磨。在经受不 住心灵孤寂和情爱缺失的情况下，有的妇女便开始寻求发泄 的途径来满足自己，比如去卖淫，还有的妇女为了摆脱精神 上的无聊，去实施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 2、网络的兴起，扩大了犯罪途径。网络这种交际方式的 出现，由于它与其他传统方式相比具有虚拟性、开放性、迷 人性等特点，迅速被当代人所喜欢，并广泛利用。网络是一 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人们各种生活形态提供了充分的施展 空间，另一方面它又产生了消极的负面影响。现在，越来越 多的女性青少年喜欢网上聊天交友，然而，这种虚拟网络在 满足人们交往欲望的同时，也让很多女性陷入不良交往，甚 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网络给犯罪提供了方便。由 于网络具有虚拟性、隐蔽性，人际交往不需要面对面，有些 人便利用这一点大行欺活动，有些女性以女色为诱饵，利 用网络诱异性钱财，实施活动。 3、就业的压力，增加了犯罪动机。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 范围及在社会工作中的地位仍然较低，就业过程中在性别、 容貌、婚姻状况、职业、待遇等方面受到歧视。有些企业在 减员时也多是先裁女工，下岗女工的再就业机会大大低于男 性，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在就业问题上比男性面临更大的 压力，生存立足艰难。就业的压力使很多女性就认为找到好 工作主要靠外貌，忽视自身能力的提高。因此，一些女性在 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又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 自卑感，以致不顾法律、道德和尊严，采取非法手段牟利。 4、法律意识的淡薄，提高了犯罪频率。多数女性犯罪人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法律知识贫乏，不会运用法律手段来保 护自己和家人，而是采用“以毒攻毒”、“以牙还牙”的手段走 向犯罪道路。通过调查了解，大部分女性犯罪人没有或没有 系统地接受过比较完整的正规教育，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 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她们不知法、不懂法，形成在法律知识 上的盲区和认识上的错误。有的法律意识淡薄，或置法律于 不顾，当她们的权益遭到不法侵害时，不是寻求法律的保护， 而是采取愚昧、野蛮报复的手段进行反抗，进而做出害人又 害己的事情，这是导致女性暴力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 (三)女性犯罪的家庭原因 1、家庭环境。家庭暴力是女性犯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究其根源:一是有些女性没有经济来源，在家庭中没有地位， 经常遭受丈夫的打骂。二是其丈夫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以为 丈夫是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可以随便打骂妻子。当这种侵害 积累到一定程度，忍无可忍时，便采取伤害或杀人的方式进 行“反抗”。据调研，有 6%的女性曾向娘家及亲朋好友或 有关机构求助过，但被求助者有 6%采取不管或者劝其不 要声张的态度。这种不被扼制的家庭暴力，终因施暴者有恃 无恐而变本加历，使受虐女性在积愤难消的情况下，走向疯 狂报复的极端。 2、婚姻危机。婚姻和感情危机很容易使女性铤而走险， 产生消极思想。在婚姻和感情方面，女性往往因处于弱势地 位，难以改变自身处境而采取极端手段。罪犯乔某因其丈夫 王某与他人姘居，因叫王某回家，而遭到王某拒绝和打骂， 乔某用刀将王某扎伤，造成王某失血性休克死亡。还有一种 情况是由于感情不和，一些女性长期生活在封闭状态，无处 宣泄感情形成自闭性格、人格扭曲，产生犯罪欲望。 3、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这已成为犯罪学界的共识。正确的家庭观念和道德价值取 向，可以正确引导教育青少年成长，使其朝着正确的人生方 向前行。家庭关系不当使家庭成员在心理和行为上受到压 抑，经常处于恐怖和紧张的情绪中，对家庭和社会存在着强 烈的不满，极易做出极端的举动，这一点在女性犯罪者身上 体现得最为明显。女性青少年由于失去了家庭的护佑，被害 的可能性增加，受不良侵害的机会也大大增加，致使目前女 性青少年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 （四）预防和控制女性犯罪的对策 预防和控制女性犯罪，是实施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种手段，从女性自身、 社会、家庭三方面入手，通过“三个注重”多管齐下，形成整 体优势，发挥综合效应，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工作 机制，拓展方法路径，探索符合女性特点的社会管理之路。 对女性的思想、行为进行预测、防范、引导、规范和制约， 从而达到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目 的。 (一)注重从自身入手，是防控女性犯罪的关键 一些女性走上犯罪的道路固然有外界条件的影响和诱 惑，但根本原因，在于犯罪者法制意识淡薄，自身缺乏辨别 力和控制力，完全凭感情用事，甚至明知为法律所不容，却 仍然为了一己私利，纵容自己，结果损人又害己。因此，提 升、优化女性素质是预防犯罪的关键。 1、加强“四自”教育，奠定女性素质基础。通过对女性犯 罪调查的分析，女性犯罪大多是由于女性不自尊、自爱、自 立、自强，从而滑向犯罪的深渊。各级妇女组织要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依托现有的妇女培训基地、各级党干校、大专院 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对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 育，着力培养女性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现代文明观念， 并自觉抵制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努力学习，摆脱依 赖心理，自食其力，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女性犯罪。 2、加强文化修养，提升女性知识水平。加强女性文化知 识教育，提高女性知识水平是防治女性犯罪的最基本的对 策。针对女性犯罪人文化知识结构偏低，文盲、半文盲较多 的实际情况，开展文化知识教育，特别是对广大农村妇女， 要坚持扫盲工作，减少和根除文盲，不断改善女性的知识结 构，提高自身修养，真正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 (二)注重从社会入手，是防控女性犯罪的根本 当前女性犯罪大量增加，根源在于社会不和谐发展在女性 社会成员身上的畸形反应。因此，社会和谐是防控女性犯罪 之根本。 1、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针对当前女性犯罪的特点，制定 符合女性的心理、生理特点的法制宣传方案，有针对性地做 好法制宣传工作，采取女性法律教育进社区、进单位、进家 庭、上网络等方式，使女性得到普遍教育。进一步发挥司法 机关和城乡基层组织的作用，将女性犯罪典型案例制作成纪 录片，以纪实的形式生动有效地教育女性。同时，依托社区、 婚姻家庭学校等载体，举办法制教育报告会，教育女性知法、 守法，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并懂得依靠法律来处理各种矛 盾、纠纷，运用法律来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努力防止、遏制 和减少女性犯罪。 2、转变思想观念。从目前看，重男轻女思想在人们头脑 中仍然根深蒂固，这一点在广大农村尤其严重。所以，各级 党委、政府和妇联组织应大力做好女性维权工作，消除重男 轻女的思想，尊重妇女，防止轻视、歧视女性现象的发生。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彻底改变歧视女性的不良社会观念，使 女性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与男性享有同等的受教育 权利和社会、政治地位，使广大女性真正生活在平等自由的 社会环境中。 3、净化社会环境。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加大“扫黄打非” 工作力度，查禁“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坚决杜绝不 健康的读物、音像制品或者电子出版物流入社会，毒害女性， 尤其是女性青少年。同时，针对当前的婚外恋等不良社会现 象，整个社会应形成明确而坚决的抵制反对态度，通过媒体 宣传等方式，从道德上对此类行为进行严厉谴责，形成健康 的社会风气。 4、加强社会援助。发挥妇联组织的优势，在解决女性问 题上发挥重要作用。联合民政、公安等部门设立更多的女性 救助中心、心理咨询中心、临时庇护所、家庭暴力医疗鉴定 中心等机构，依托各级妇联家庭服务中心，切实帮助那些处 于困境中的妇女。建立救助机制，成立妇女儿童救助基金会， 对贫困妇女儿童及时救助，使她们得到社会关爱。在各级妇 联组织中，实行妇女信访代理制度，无偿为信访妇女解决各 种矛盾和纠纷。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要积极引导受害者拿起 法律武器解决问题，避免悲剧发生。 5、组织女性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各级群团组织、社会工 委等部门，应以社区为阵地，鼓励女性多参加社会活动，多 参加文体活动，多接触社会，使女性对社会活动产生兴趣， 从而丰富女性的社会文化生活，使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利 用各种传播媒体和宣传工具，多渠道组织活动，搭建交流平 台，宣传健康文化，为女性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对 女性的行为起到教育、鼓舞、指导的作用，增强其自觉抵制 社会不良风气的意识和能力。 6、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当前许多女性由于缺少专业技能， 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失去了工作，造成生存上的困 难，已经成为女性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因。不断强化培训针对 性、实用性和有效性，重点对城市下岗女性、农村外来务工 女性、女大学生进行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制作、种植业、养 殖业等各方面专业知识和实用技术培训,增强就业和生存能 力，提高广大女性参与市场经济建设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扩 大就业,从而降低女性犯罪率。 7、拓宽女性就业的渠道。在调研中了解到，女性犯罪人 中无业人员及农民占有相当的比例，就业出现问题，一些女 性就会采用违法犯罪途径获取生存条件。给女性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增加她们的劳动收入,开创女性就业新局面,减 少女性因为贫困而导致的违法犯罪。 8、坚持打防结合，预防再次犯罪。打击犯罪是对犯人最 大程度的震慑。严打违法犯罪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加强 对女性犯罪的打击，以警醒其他女性，这本身就是对大多数 女性合法权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要对侵害 妇女权益行为进行及时查处，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同 时，单纯的打击犯罪并不是减少犯罪最有效的方法，各级司 法机关在处理女性违法犯罪案件时，要贯彻教育、感化、挽 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区别对待的原则，积 极预防犯罪。 (三)注重从家庭入手， 是防控女性犯罪的重点 家庭是人们生活的避风港和栖息地，逐步完善家庭功能， 妥善处理好家庭、婚姻关系，保护女性权益，是预防女性犯 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点。 1、打击家庭暴力。女性犯罪中家庭暴力犯罪占较大比例。 家庭暴力是由于传统意识中女性家庭地位较低而引起的，大 男子主义的思想早应该被社会淘汰。因此对于家庭暴力要加 大打击力度，制定遏制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施 暴者责任，对触犯法律的要坚决绳之以法。建立健全解决处 理家庭暴力的有关机构，为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提供伤情 鉴定、生活帮助、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提起诉讼等系列服 务，提高女性自我保护的意识。 2、改变婚姻观念。改变家庭婚姻观念是治理好家庭的重 要一环。随着“周末夫妻”、“丁克家庭”、“同居试婚”、“AA 制家庭”、“协议夫妻”、“留守家庭”等等的出现，反映到女性 婚姻家庭观念上，三种观念逐渐上扬:一是把家庭看淡;二是 及时行乐;三是偏重物质因素。导致夫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减少，她们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得心灵的安慰，有的是 通过吸毒，有的则是产生婚外情，这些不正当的精神排解方 式往往导致犯罪发生。广泛宣传婚姻法律制度，引导人们形 成正确的婚姻价值观，自觉规范婚姻行为。 3、及时调解纠纷。稳定和睦的婚姻关系，是家庭和社会 关系稳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要正确分析当前婚姻家庭状 况，针对个别家庭存在的婚外恋、包二奶等不良的社会现象， 要充分发挥“妇女之家”和基层组织的调解作用，及时进行调 解和干预，给予当事人适当的道德惩处，努力防止不良社会 现象的蔓延，最大限度地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家庭 纠纷引发刑事犯罪案件。 4、加强子女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给子女学习生活创 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从而达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效果。父 母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职责 和教育义务。子女很多行为和性格的形成都源于家庭的影 响，父母教育方式对女性青少年的成长极为重要，应当为女 性青少年提供正常、稳定的生活环境,与家庭中男性青少年 享有同等的待遇，在家庭中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家庭事务的 参与权等，营造积极向上的和谐家庭氛围。 对女性犯罪者要进行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从心理和思想层面进行改造。对于刑满释放的女性犯罪者， 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给予适当关心。切实预防再次犯罪的发 生。女性犯罪不断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危 险。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还需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 （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本文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义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作了阐释，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然后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法理研究以及司法实践等角度阐明在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忠实义务的必要性，最后，本文着重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否可以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以及违背此义务的过错方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现存的理论观点和立法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 夫妻忠实义务 配偶权 不可诉条款 法定离婚事由 损害赔偿责任 一．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体和基础。夫妻和睦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而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换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家庭的和睦要求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夫妻之间必须恩爱和睦、互相忠实，这既是社会传统习惯的要求，也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 婚姻是一叶扁舟，若要达到幸福的彼岸，需要夫妻间互相忠诚、真诚配合、患难与共。幸福的婚姻使人如沐春风、甜蜜有加；不幸的婚姻让人身心憔悴、饱受创伤。 婚姻需要理解和宽容；需要体贴和信任；需要爱情和忠诚；需要面包和和谐的夫妻生活。 二． 从法律角度定位的夫妻忠实义务及相关概述 按惯例和习惯、关于夫妻忠实义务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又称贞操忠实义务，仅仅意味着配偶性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一〉，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不为婚外性行为，也包括夫妻之间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本文所要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即贞操忠实义务。在早期，忠实义务不是配偶双方的义务，而是强加给女方单方的义务，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男系血统的纯正。因此，法律对于妻子贞操的要求极为严格，对失贞的妇女处置十分严厉。反之，对丈夫的通奸行为却极为宽容，使得夫妻在忠实义务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规定是极其不科学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人们法律意识和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认识也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在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作出界定前，对夫妻忠实义务是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存在争议，有这么几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从根本说是一项道德义务，甚至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⑵二是认为夫妻忠实是夫妻之间两性关系的义务，这实际上也是排他的权利，法律明确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旨在以立法方式端正人们的婚姻态度。⑶三是认为夫妻忠实是一项法律义务，违反此义务的配偶和第三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另一方可以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申请排除障碍。⑷新婚姻法吸收了争论的成果，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了规定，使其上升为法律义务，但是，我们应当明确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忠实义务与道德无关，而是我国法律 所体现的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治理这一问题必须做到两者的互补与和谐，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夫妻忠实义务法律性质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还要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1>、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定位 。笔者认为，配偶权是基于夫妻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从法律性质上看，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即在配偶权中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原则上这种身份权权利人不得放弃，甚至可以认为权利人有行使它的义务。配偶权虽然本质上是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伦理道德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的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中包含着义务。所以，虽然夫妻忠实义务名为“义务”，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本质上它却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是男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女方的权利；同样，是女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男方的权利。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2>、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夫妻双方共有的权利和义务。即丈夫有要求妻子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妻子忠实的义务，相对应而言，妻子有要求丈夫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丈夫忠实的义务。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加以强调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权利主体，而且拘束其义务主体。一方面，它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它还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一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对配偶负有不得破坏该对配偶的贞操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配偶一方的贞操，便构成了侵害，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对忠实义务的主体的定位却不敢苟同。因为，对夫妻忠实义务而言，它的主体只可能是有夫妻关系的配偶双方，至于上述观点所表述的第二个方面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而是基于其他的规定派生出来的，所以，在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法律定位时，对主体的界定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主体只可能是夫妻双方，而不存在第三方，至于对有过错的第三方则要按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三、在我国婚姻法中夫妻互相忠实义务规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婚姻法修订以前，对要不要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无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包含夫妻忠实义务，就要求夫妻相互忠实，而法律没有必要另做规定。但是，法律的适用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法无规定不违法”，既然法律不规定，那么侵权的一方完全有理由依此进行反驳，而法律也无法对其进行制裁，只能依靠道德或者舆论进行批判。所以，“无为说”站不住脚。 （二）。“不通说”。该说认为这个规定用意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行不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部分当事人有不忠实配偶的言行，如果法律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一方违背此义务，他方就有权寻求法律帮助和救济，不论是自行捉奸还是请求公安机关帮助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均可能会出现一幕幕捉奸闹剧。不通说主张者本身并不否认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主张增设照顾无过错方这一原则。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体现对无过错方的照顾及追究过错方的民事责任，从而维护法律公平和公正的理念。但是，该说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其论点和对策在法理上有矛盾。你既然主张不把忠实义务进行规定，又如何保护无过错方，如何惩罚过错方呢？这个对策没有法律依据，夫妻没有相互忠实的义务，何来的过错与惩罚？ （三）、“倒退说”。该说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是立法及社会道德的倒退。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后果。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非传统的两性关系正在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传统的婚姻关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如果按照“倒退说”的想法，已婚者不必忠实于配偶，完全凭感觉，那样只会进一步加剧时风日下、道德评价混乱的局面。另外，此说完全没有考虑子女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可能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大的受害者。 通过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到看到他们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对此加以规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一规定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符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根本制度。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例如“卖淫嫖娼”、“包二奶”、“包二爷”等丑陋的社会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国家和社会对这种现象加以规定和管理，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和制裁。其次，对夫妻忠实义务规定是夫妻双方共同一致的内在要求。夫妻双方都希望能够在法律中对这一义务加以规定，从而对双方的行为加以界定，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约束。于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加以参照和遵循，当有一方违背这个义务的时候，另一方可以拒理依法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负责。这样规定就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行为的准则，在作出相应行为的时候，就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从而起到社会一般预防的重要作用。再次，法律对忠实义务加以规定是对配偶、子女身心健康法律保障的要求。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加以明确，就可以对配偶的身心健康提供法律保障，夫妻双方生活在一起，也会对后代及社会风气、道德等上层建筑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法治国家，如果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名实不符的。而且，对子女而言更加重要，它可以使子女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夫妻的行为也会对子女有耳濡目染的影响，法律的规定必然促进这种良好影响。最后，法律对其加以规定，为其他调整婚姻关系的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理论依据。“法无规定不违法”，只有对其加以规定，在保护无过错方和惩罚过错方时才能作到有理有据。另外，它还可以为处理婚姻家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如离婚损害赔偿等提供法理依据。所以，新婚姻法的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立法惯例，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有其特殊的必要性。 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虽然新修订的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第四条的规定只是一个不可诉条款，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释中指出，“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诉讼。”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不能直接以它来处理和解决纠纷。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条司法解释属于倡导性条款，只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告知社会，体现的是德治结果，而非法治目标。所以，如何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一方的权利，如何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进行处罚，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在立法、法律解释及法学理论研究中都要继续探索和深入。下面就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要作出明确的界定。夫妻忠实义务已经写入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并写入到总则之中，这足以表明了立法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是，笔者认为，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对何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把这条不可诉条款具体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如何界定它的含义呢？笔者认为，对其的定位既不能范围过大，过于笼统、概括，现实生活中无法进行操作，也不能太过狭隘、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要尽可能的能够将现实生活的现象加以总结概括。根据本文所述，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狭义的忠实义务，就是配偶夫妻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只有夫妻配偶中的一方侵害了双方夫妻生活的专属性权利，才能根据他（她）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否则，就不能根据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除了夫妻生活义务的忠实以外，配偶一方还不能因个人原因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对另一方的人身、荣誉、财产（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方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否则，也认定为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笔者坚持狭义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位，至于对上述行为（广义）的处罚，应该根据其他民事法律而不是婚姻法中的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进行追究。 更进一步分析，怎么界定夫妻有一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呢？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如何给“忠实”进行定位。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以下几种行为确定为其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对其作出谴责：一是重婚行为，包括两种即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法律重婚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履行法定结婚程序，事实婚姻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二是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包二奶”。三是通奸行为，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的、暂时的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四是卖淫嫖娼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也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对“忠实”的定义和适用要有明确的界定，不仅在学理上要求明确，在法律上更应该尽量具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 （二）是否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对于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修订之前的《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后来的立法又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规定了几种具体的法定情形，对离婚的适用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但是，法律一直没有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原来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不仅对于法官掌握判断夫妻感情已破裂标准难度极大，而且在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离婚理由上，给法官以主观臆断的极好借口，往往造成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判决。针对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就如何确定夫妻感情破裂规定了具体的使用标准，但是，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能否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仍在讨论中，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以第四条即夫妻忠实义务为依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从这一条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不仅于此冲突，而且时机还不成熟。其次，将此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可操作性有待考证。根据婚姻家庭关系自身的特点以及法律精神看，这一问题还要更多的依靠德治，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来最终解决，而不宜直接通过公共权力加以硬性的处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最后，有的学者认为应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他们认为如此规定的实质，是将违背忠实义务的法定离婚事由确定为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而违背忠实义务的过错方不得将其作为自己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即不得故意先实施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然后据此提出离婚。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所以，如果按前述学者观点附条件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就和该条司法解释形成冲突造成矛盾，更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必将会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更多的问题，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规定这一条的时机尚不成熟，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 （三）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突破，此规定尽管是道德规范上升的法律规范，是倡导性条款，但法律上的“应当”用语，不仅具有必须强制执行的强制性质，而且包含了对通奸、“姘居”、“第三者插足”、“卖淫嫖娼”等婚外性行为的禁止。所以，如何在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便显得既合理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提出这个问题所受到的阻碍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在观念上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认为对贞操这种人格上的利益实行损害赔偿，不符合国情，有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其实，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根据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实践，这样的忧虑是可以化解的，而且，如果不对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制裁，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的配偶权这种身份权，保护身份权的制度就不健全。另外，如果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还有精神赔偿，比如说，可以使用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方式。此外，对夫妻双方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法官和法律适用上都没有问题，可以判决有过错一方用自己的财产进行赔偿。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言，有个人财产的，用个人财产赔偿，没有的，可以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无过错方的赔偿，这部分财产为个人财产。另外，可以结合使用赔礼道歉等方法承担责任，而不见得仅仅使用经济赔偿一种方法。根据我国立法经验和实践，还可以规定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即可以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之一，以此来保护无过错方。由此可见，无论是离婚损害赔偿还是其他形式的损害赔偿，法律都可以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事由加以规定和实行，使得这一条款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总之，通过分析和讨论，我认为，现行《婚姻法》将夫妻忠实义务写入总则之中，体现了立法界和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立法的进步和与国际接轨，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不可诉条款，它只是一条倡导性的规定，至于它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能深入到何种程度，我个人感到有些怀疑，这也是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和目的，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点作用，从而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杨遂全著：《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王建勋：《法律道德主义批判》、《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3）《两“家”对垒，争治“不忠”》，《北京广播电视报》2001年2月27 日第二版 （4）巫昌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5月第一版 （5） 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6）马忆南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7）陈丽华著：《婚姻、家庭、继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9）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厅著：《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10）杨大文主编：《新婚姻法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11） 梁书文著：《婚姻法及相关条文新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13）马 原主编：《新婚姻法诠释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14）蒋 月著：《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 （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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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调查设计方案象牙塔中，大学生恋爱早已不是讳莫如深的话题。留心的人们会发现，不论是在林荫小径、操场边上，还是教室角落 、熙攘餐厅，恋爱着的大学生出双入对、缠绵依依，毫不理会旁人的存在，别人似乎也是见多不怪、视若平常。可是，他们的恋爱是仅仅为了随大流，还是为了将来能与彼此结婚？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到底是怎样的呢？设计关于这个话题的社会调查时，在参考了一些资料后，结合自己的考虑，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是否有结婚的打算； 心中理想的家庭模式； 最合适的结婚年龄； 与配偶间最理想的年龄差距； 在选择配偶时最优先考虑对方的什么条件； 是否认为应当婚前签订《婚前财产协议书》，自己在结婚时是否会签订《婚前财产协议书》； 婚后，是希望自己的妻子做全职的家庭主妇，还是希望其有一份工作； 最希望的婚后家庭开支分配方式； 是否打算生育小孩？婚前还是婚后生育小孩？婚后什么时间生育小孩； 婚后是否会瞒着妻子仅仅因为生理需要或刺激与异性发生“一夜情”； 如果婚后发现自己的妻子与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将会又怎样的行为； 对于配偶的精神出轨和身体出轨，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一种； 婚后最想为妻子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大学生恋爱问题的理性思考 （ 2005级人文科学院 X X X ） 摘要：在人自由的原则问题上，《婚姻法》并未规定例外情况。因此，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婚龄，又符合其他法定结婚条件，要求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预，也不能擅自提高结婚年龄标准。而国家教委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3条、第35条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且被退学的学生，均不得申请复学。近年来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该不该结婚日益成为社会上一个讨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关于能否结婚，婚姻法上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制度，禁止干涉婚姻自由，这已经告诉我们大学生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理所当然地享有结婚权利。但有权利不等于应该结婚。大学生不仅面临着极大的学业和就业压力，同时也难以具备结婚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虽然有结婚的权利，但我们仍应该理性地选择远离婚姻。不管大学生结婚是利是毙 但是大学生有结婚的权利，这是否意味着，有关结婚的许多曾经被禁止的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发生了呢？曾经在校园接吻都被视为严重错误，现在看来只是小事一桩了。当然结婚权的解禁也带来了许多让老师们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可以结婚，那么是否可以在校或者租房同居呢。结了婚如果又要生小孩怎么办？总不能让学生挺着大肚子来上课吧！如果生孩子也可以，那么生了孩子的女生是否又可以休国家规定的产假呢？总之接踵而来的麻烦事还真不少。 关键字：大学生结婚；规定；婚姻学 引 言 教育部已发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取消了“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的原规定，对于大学生结婚，今后既不禁止，也不提倡。 不再对大学生结婚作限制，这样的“法律空白”正体现了法治的应有之义。众所周知，《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并无限制大学生结婚的条款，新《规定》作为这两个法律的下位法，自然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 过去我们禁止高校大学生结婚，实质上是管理者把高校管理制度单纯当成一个“治”人的工具，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高校制定的各种管理制度，主要不是用来“管”人的，而是用来服务于人的，高校的秩序主要应该是通过权利的保护，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而形成的，这样的秩序才是有活力、有张力的秩序。 当前，许多人对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表示了种种担忧，例如大学生尚未自立，没有结婚的物质条件；大学生双方一旦形成夫妻关系，就会给学校管理带来麻烦；婚姻家庭的拖累，会影响大学生们的求学等。这些观点无疑还是把大学生这一成年公民群体当成了未成年人看。 事实上，当代的大学生会失去理智地早早在大学期间步入婚姻殿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据教育部称，在70多个已经取消了学生结婚限制的高校中，登记结婚的学生只占总数的万分之一。 退一步说，大学生结婚限制彻底取消后，即使有许多学生去登记结婚，给学校管理造成了很大压力，那也不必为此紧张。因为权利保护的完善必然导致公民自由度的提高，导致秩序维护的难度加大，这是法治社会所必须承担的成本。这些成本与禁止学生结婚规定造成的破坏法治的后果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可以说，禁止学生结婚无疑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因为在社会管理的每一个领域中，任何以剥夺个人自由和权利为代价建立起来的秩序，都缺乏基本的合法性。而取消结婚限制虽然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绝对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除了不再禁止结婚，新《规定》的其他一些变化也令人关注。如首次增加“学生权利与义务”章节，规定“学校调整学生专业须经学生同意”；取消“保留入学资格、休学期间不得报考其他高校”的规定；开除学籍“不发学历证明”改为“发给学习证明”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新《规定》充分体现了“以权利为本”的主线，这个主线为未来的高校管理改革划定了一个方向：作为高校，它的管理应该与时俱进，紧跟法治进程，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社会来适应它。高校管理不能总想着如何让管理者运用权力更方便，而应该多一些换位思考，多思考如何让被管理者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方便。 不过，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高校普遍实行的是单中心的、权力层层传递的管理架构，这种管理架构的运行规律是依靠外部规则来实现内部秩序，这与彻底实现“以权利为本”的管理理念还不太适应。不过，新《规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增写了“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内容。建议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能开展相关调研，早日制定一部促进高校管理民主化的制度来。 一、大学生结婚的原因探索 经多方考证其原因大致如下： 可以博老师同情从而考试顺利过关，减轻家庭负担。老师是最善良的一群人，以要带孩子为由向老师诉苦，博取老师的同情心。可使大量在及格边缘的课程得以通过，省去大额重修费，减轻家庭负担。 大学生结婚有利于增强同学间感情。同学间、师兄弟姐妹间交流结婚心得，同时互相帮忙带孩子，有利于促进同学间的交流和感情。 大学生结婚有利于积累人生经验，提高各项能力。大学生结婚可以让学生提前感受生活压力，为养孩子积极打工，可以积累大量认识经验，同时大学生婚姻稳定，经常闹离婚，可以极大的锻炼各项能力（如：吵架的口才、争几块钱共同财产而不脸红的水平、耐心等法院判决的毅力、向男孩撒泼的技巧等等日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 不会举行隆重婚礼，有利于改良社会风气。如今结婚讲排场，动辄几万几十万，使社会形成一种恶性攀比的不良风气，大学生婚礼较经济，同时参加婚礼的均为同学好友，少一份媚俗，多一点纯洁，不必在婚礼上还看老板或上级眼色，给将来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即使讲给孩子听也能让他（她）被那份纯洁所感动。同时可以打击许多影楼价格高昂的嚣张气焰。这都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孩子的成长有利，响应优生优育政策。大学是人群素质最高的地方，也是风气最好的地方之一，孩子一出世便可以在这样高雅的环境中成长，且接触的都是高素质的群体，IQ、EQ都将比同龄人高出。孩子是我们的明天，请给他们最好的成长环境！ 孩子在校园中的增长，可以刺激校园经济。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挣的，校园里孩子多了，还怕校工受穷——卖玩具、倒零食、带孩子。有钱挣还怕累？这将刺激校园经济，改善学校条件，同时还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带小孩去上课，有利于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谁都知道，大学生上课时常常有一半人逃课，去上课的人还有一半睡觉的。因此带者小孩去上课，可以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课间可以逗小孩玩！！！况且总不好当着孩子的面逃课吧？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积极意义 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和教育部对高考报名年龄限制和婚否的限制的取消，婚姻已不再是人们走进高等学府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结了婚的人可以考大学”这一政策，不仅为已婚人士提供了一次重圆大学梦的机会，也给平静的象牙塔增添了几分活力。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婚人士走入大学校门，另一个问题也被摆在了眼前：结了婚的人可以上大学，那么在校大学生是否可以结婚呢？关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赞成者认为大学生结婚破坏正常教学秩序；反对者则认为《婚姻法》已做出婚姻自由的规定，第三方不应对此进行干涉，同时国外教育界的经验已证明在校生结婚没有不妥之处。 在这一问题上国家的规定也是有一定的矛盾。现行《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五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方加以干涉。在结婚自由的原则问题上，《婚姻法》并未规定例外情况。因此，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婚龄，又符合其他法定结婚条件，要求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预，也不能擅自提高结婚年龄标准。而国家教委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3条、第35条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且被退学的学生，均不得申请复学。 近年来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该不该结婚日益成为社会上一个讨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关于能否结婚，婚姻法上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制度，禁止干涉婚姻自由，这已经告诉我们大学生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理所当然地享有结婚权利。但有权利不等于应该结婚。大学生不仅面临着极大的学业和就业压力，同时也难以具备结婚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虽然有结婚的权利，但我们仍应该理性地选择远离婚姻。不管大学生结婚是利是毙 但是大学生有结婚的权利。 在校大学生结婚有诸多弊端。首先，在校大学生结婚，会影响到学习。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就存在一个时间和精力合理分配的问题。恋爱、婚姻、家庭，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在校期间的学习，应该说是很紧张的，要想完成好学业，就应当全身心投入，如果把精力用在恋爱、婚姻、家庭中，这对学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影响。在校学习的时间很短暂，应当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光阴才对，也正应了那句老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种感觉，也许在校的时候是难以体会到的，但当走向社会以后，再想学习，不是说不可以，但工作和生活的重压，会让人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更不会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还有一点，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错过了学习的机会，等到感觉所学的知识太少时，为时已晚。所以，在校大学生结婚，会影响到学习，是不值得提倡的。 其次，在校大学生结婚，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知道，大多数大学生完成学业，学习费用是需要家庭承担的，即使有的学生在不断地学着自立，边打工边上学，用来补贴学习费用，但也难以完全自理，能够自已解决学费问题的学生，是极少数的。本来，供一个大学生上学，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高额的费用就是难以承受的，更有许多学生是凭借贷款完成学业的，如果再要承担恋爱、婚姻、家庭的费用，对于家庭来说就是更大的经济负担，可以说大多数家庭是根本无法承受的，所以，在校大学生结婚，会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因而大学生不易在校结婚。 其次，在校大学生结婚，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在校大学生结婚，要经过恋爱，然后走向婚姻，组成家庭以后，会有许多需要做的事，要承担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学生能不能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的要求来完成学习任务，就成了一个大的疑问，这给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当然，自2001年高考报名取消年龄25周岁的限制和2003年新婚姻法颁布结婚登记不需要单位证明以后，许多高校已取消了对学生结婚的限制，学校不干预和不禁止，但并不等于教育部门提倡在校学生结婚。 二、对在校大学生结婚应有的认识 高等学府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结了婚的人可以考大学”这一政策，不仅为已婚人士提供了一次重圆大学梦的机会，也给平静的象牙塔增添了几分活力。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婚人士走入大学校门，另一个问题也被摆在了眼前：结了婚的人可以上大学，那么在校大学生是否可以结婚呢？关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赞成者认为大学生结婚破坏正常教学秩序；反对者则认为《婚姻法》已做出婚姻自由的规定，第三方不应对此进行干涉，同时国外教育界的经验已证明在校生结婚没有不妥之处。 在这一问题上国家的规定也是有一定的矛盾。现行《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五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方加以干涉。在结婚自由的原则问题上，《婚姻法》并未规定例外情况。因此，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婚龄，又符合其他法定结婚条件，要求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预，也不能擅自提高结婚年龄标准。而国家教委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3条、第35条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且被退学的学生，均不得申请复学。近年来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该不该结婚日益成为社会上一个讨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关于能否结婚，婚姻法上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制度，禁止干涉婚姻自由，这已经告诉我们大学生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理所当然地享有结婚权利。但有权利不等于应该结婚。大学生不仅面临着极大的学业和就业压力，同时也难以具备结婚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虽然有结婚的权利，但我们仍应该理性地选择远离婚姻。不管大学生结婚是利是毙 但是大学生有结婚的权利，这是否意味着，有关结婚的许多曾经被禁止的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发生了呢？曾经在校园接吻都被视为严重错误，现在看来只是小事一桩了。当然结婚权的解禁也带来了许多让老师们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可以结婚，那么是否可以在校或者租房同居呢。结了婚如果又要生小孩怎么办？总不能让学生挺着大肚子来上课吧！如果生孩子也可以，那么生了孩子的女生是否又可以休国家规定的产假呢？总之接踵而来的麻烦事还真不少。 也有大学生因为情难自禁而暗怀珠胎，最后弄得悲剧收场。连打掉这错误的结晶，也要偷偷摸摸，更不用说结婚了。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陪同校女友去校保健所看病，结果发现女友已经怀孕3月有余。结果可想而之，两人差点被开除。 其实这对情侣，平常老老实实，学习成绩中等偏上。真要开除他们，如果我是校方，也会觉得心有不忍。 有人说让大学生结婚，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理由是大学生的“人生观还不成熟”。我们从初中情窦初开时就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一直到我们成年之后,还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的幼稚,是不是也太不公平了？好事者当然可以找出种种的例证。但试问成年人就没有不成熟的想法吗？如果你拿“是否会在大学时结婚”的问题去问现在的大学生，得到的答案估计大部分都是：即使允许，也不会选择结婚。可见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不那样幼稚。 情难自禁的事总是有的，这和你是不是大学生没有关系。可不可以结是权利的问题，而结不结则是现实的问题，两者完全不同。我相信新的校规的实行，并不会给校园纯净的生活带来太大影响。更不会出现大量女生挺着大肚子上课的怪现象。在宽松的环境下，成年的大学生会自己考虑，婚姻对自己生活、学业的影响。 关于大学生结婚问题一松口，一枚鹅卵石溅起大浪花。我们可以完全设想一下大学生们纷纷结婚的校园热闹得如何鸡飞狗跳。 同学师长间相互交流结婚心得，互相帮忙带孩子。下课铃一响，立马奔进快餐店打工，即使有外公奶奶支援，好歹孩子他妈他爸也要挣点奶粉钱。校园里男女吵架中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我要跟你离！”课堂上要么没人上课，要么带小孩上课。大学根据出现的情况，紧急开设新课，叫做《育儿学》和《婚姻学》，已婚老师才有授课资格。 大学的学生情侣们若是看见这幅画面，十有八九会打消结婚的念头。对于20出头的大学生，他们大概只有享受花前月下的准备，而没有承担柴米油盐的勇气。说到生孩子，他们中的一些，根本自己就是周末把积攒了一周的臭袜子背回家的孩子。 学生情侣谈一天的恋爱至少相当于上班族谈3天的恋爱。吃饭、上课、泡图书馆，逮到机会就粘在一起。俗话说，距离产生美。靠得太近容易审美疲劳，大学生真得草率结婚难保我国的离婚率不上窜一个百分点。 前段时间央视播过的连续剧《完美》里面有一对小情侣，男孩子还没毕业，两人死活要结婚，婚后的生活一波三折。虽然编剧勉强写了个完美的结局，但现实生活中恐怕不会这么完美。可见，结婚不是请客吃饭。领证之前，先摸摸肩上有没有老茧，是否担得起这个担子。 结婚，似乎离大学生活还很遥远。毕竟校园还是适合不食人间烟火的恋爱，两个人真的结婚、生子，那份柴米油烟估计要把爱情熏得面目全非。不过随着毕业脚步的走近，我突然发现，原来大学生结婚还真是好处多多，至少能够帮我加点分：在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在大四毕业前一阶段，人人都忙着找工作，每天东奔西跑去面试，定下初步意向的则要留在单位里实习，每天早出晚归，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已经成为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了。去年南京曾有一位自考大学生结婚的大喜之日正好与论文答辩是同一天，新娘披着婚纱去答辩，成功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而听说我的一个研究生师姐去年的论文写得很匆忙，拖到最后关头导师也觉得她的论文写得不够专业。大家都觉得她凶多吉少了，可她在答辩的时候正好怀孕7个半月，挺着大肚子辛苦答辩的样子居然博得了一众评审老师的同情，最后顺利通过答辩。“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是中国的文化赋予了长辈们无比的尊严和绝对的权威。而被称为“最负责任和最操心的”中国父母,无疑是对"大学生结婚"问题极为关心的一个群体。然而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绝大多数的家长听过问题后都表示明确反对，一位高中学生的家长说：“大学时代结婚实在是太早了，现在的年轻人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不懂得和平安稳的可贵，在我们那个时代能有学上就已经很不错了，过早压上婚姻的沉重负担，怎么完成学业？！如何安心读书？！试想：当你打开书包准备伏案阅读的时候，你的孩子在一旁哇哇啼哭，你的丈夫对你窃窃私语，你还能集中精力吗？学业和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兼得的。” 另一位家长甚至提出，孩子在大学结婚，增加了家长经济上的负担。“别说孩子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婆自己不知道，既成事实后，那不是要承担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如果生小孩，就成了3个。真是一场灾难！” 对学生不可不要的权利， 这样的老调的论点的确相当有代表性。相信绝大多数大学生家长都持相似的观点。不过仔细寻味一下，在家长眼里，大学生根本不算是成年人。我的父母虽然原则上觉得开禁没什么不对，但涉及到我的问题，却一再强调，绝对不可结婚。实际我并没结婚打算，说到结婚，对我和我的现在的女友而言，简值是天那边的事。但就算我们不结婚，能不能结婚的权利却仍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对我们已经成年这个事实的一种承认。 其实工作之后结婚就不影响工作了吗？我表哥已经工作3年，他的婚礼是父母出钱操办张罗的，婚后表嫂又怕生孩子还丢了饭碗，最后虽然生了，但养孩子全交给父母代理。显然，结婚的影响不仅仅针对我们大学生。什么影响学业的话，难道成年的大学生自己不会考虑？只是经济上的不独立，让已经成年的我们始终被视为未成年人。 2001年，国家教育部发布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高考报名考生不再有年龄和婚否的限制。这项新政策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是否应该限制大学在校生结婚问题"的大讨论。一些人认为，既然已经结婚的可以参加高考进入大学，那么在校大学生在达到法定婚龄后结婚又有什么不可以。还有一些法律界人士则指出，我国的《婚姻法》规定男22周岁以上、女20周岁以上可自愿结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条文与《婚姻法》不一致。 2003年 10月 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今后结婚登记不用单位开证明，婚检凭自愿，并且提出不限制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在校大学生登记。这意味着，在校大学生，只要符合条例规定的条件，带齐相关证件便可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正如一些专家所说，从法律上肯定校园婚姻的合法性，给予在校大学生婚姻更人性一点的鼓励和更多一些的人文关怀是必要的，它的象征意义也许要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当代大学生对待婚姻问题的态度也比较理性。根据国家教育部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大学在校本科生结婚者还不到万分之一。 三、结论：不提倡也不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 在今天举行的教育部2005年第四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谈到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时表示，不提倡也不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对学生婚姻的规定要完整的理解。 针对“《规定》出台后，在校学生如果符合《婚姻法》结婚了，有没有告知学校的义务？”这一提问，孙霄兵表示，应该从两方面来掌握新《规定》：首先，学生在涉及婚姻的时候，必须要达到《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所规定的年龄和条件，在《规定》里面不禁止大学生结婚。第二，从教育者的角度或者是教育部门或者学校的角度，承认大学生有结婚的权利，和提倡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不能限制，但是从大学生本身来讲，也要以学习为重，要妥善的处理好学习和婚姻、家庭的关系。在大学期间，同学们还没有一个婚姻的基础，也没有经济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提倡结婚。 孙霄兵强调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更多地去干预、去制止学生结婚的权利。但同时作为管理者来说，作为教育者来说，有一个劝导的责任，要劝告大学生，不要滥用结婚这样一种权利，但谈恋爱被大多数人提倡。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的家庭关系，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已经日益成为我国法律工作的热点。 第一章 家庭暴力的概述 第一节 家庭暴力的概念 一 国外和国内的不同认识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已经有了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有代表性的，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侣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暴力"主要指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有害行为。 在我国，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以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构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以暴力、胁迫、摧残、折磨或其它手段侵害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等人身权利的强暴行为。 二 社会学的认识 社会学者认为：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止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社会手段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主要是妇女）提供有效的社会救助，以及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的平等，将反对家庭暴力作为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三 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界定 《婚姻法》修正案第三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范畴作了明确表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家庭暴力基本上是家庭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实施的。以前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新的趋势在发展，男性也开始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中，夫妻之间即婚姻主体之间的暴力行为。 第二节 家庭暴力的形式和产生原因 一 家庭暴力的形式 从目前的表现形式看，家庭暴力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 1身体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2精神暴力和性暴力是指通过暗示性的威胁、言语攻击、无端挑剔，或漠不关心对方、停止或敷衍性生活等隐性暴力行为，以及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这种暴力的实施其危害性较之身体暴力要严重得多。 二、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 1 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是产生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基础是男性中心本位文化，男女在家庭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极不平等，我国古代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从"思想更是其极端表现。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虽然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遗留的影响依然存在。 2 家庭成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处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于他们，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并且大都表现出逆来顺受。而这种软弱的反应使得施暴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3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负担越来越沉重，长期积聚需要得到彻底的发泄，一旦这种情绪被错误地带到家中，就很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 4 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社会对酗酒、吸毒、重婚、"婚外情"等很容易引发家庭暴力的丑恶现象尚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长期来被视为家庭私事，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相关部门主动管理。尽管家庭暴力性质比社会上一般暴力恶劣，但它成了相关部门不予介入，惩治过轻的真空地带。实际上是对施暴者姑息纵容，失去了法律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第三节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家庭暴力不但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以及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 导致婚姻破裂、家族解体 丈夫对妻子施暴，使妻子的身心健康严重受损，同时也损害了家庭的和睦、夫妻间的感情。妻子面对残暴的丈夫，心中已无爱意，只有选择离婚。 二 严重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 有统计表明，60％以上的人在对配偶实施暴力的同时，也经常对子女实施暴力。而专家指出，即使没有受到殴打，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到身体虐待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他们会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学习成绩下降，有自杀倾向等，这些影响在成年后仍会存在。另外，有暴力的家庭，其孩子长大后大多也有家庭暴力行为，违法犯罪的比例也较高。 三 导致以暴制暴 有些妇女蒙受家庭暴力后，没有通过有效的途径解决问题，来自肉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使她们产生以暴制暴的想法，这就是所谓"受虐妇女综合症"，已严重地影响着家庭和睦和社会安定。 四 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 家庭暴力在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同时，带来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也进一步推动了性别不平等和暴力等不良文化的传播。它对生命和资源的巨大伤害表明：家庭暴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的范围。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第二章 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法律干预 第一节 家庭暴力的现状 一 家庭暴力的具体情况 1 家庭暴力对妇女权益的侵害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我国家庭暴力上升了4%以青岛市妇联为例，"91该组织接待来访的家庭暴力事件358件，占该类来访的21%，到1996年已增加到7% 2 家庭暴力成为引起婚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据司法部门资料表明，家庭暴力案件约占婚姻案件的30%，个别地区达50% 3 家庭暴力日益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2000年，江苏省妇联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237个存在暴力的家庭中，有125人的犯罪直接与家庭暴力有关，占74％。125个直接因家庭暴力而犯罪的女性中有93人长期受到丈夫的殴打、虐待，占4％。她们所犯罪种涉及到杀人、介绍容留卖淫、伤害、拐卖、盗窃、、抢劫、纵火、爆炸等，有62人犯故意杀人罪，占6％；伤害、投毒、爆炸、纵火等恶性案件17起，占 6％。栖霞区某镇妇女胥某因家庭暴力引发的矛盾，在两年中频频到镇、区两级政府上访闹事，严重干扰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二 反家庭暴力的形势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为了切实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实现各个领域的男女平等，近年来，在反家庭暴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鼓励多部门合作共同反对家庭暴力，包括：成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专门性政府机构；成立多部门合作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协调议事机构；在公安机关建立家庭暴力投诉受理机构；建立法院特邀陪审员制度；建立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建立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和庇护所；充分发挥妇女组织反家庭暴力的优势。 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就反家庭暴力相继出台了有关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性文件。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和妇联组织等联合成立的维护妇女权益协调机构、 "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庇护所等社会干预机制纷纷建立，同时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予以明确规定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 第二节 "家庭暴力"作为法律问题发展衍变的三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 1995年北京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在这一阶段，中国颁行的宪法以及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都体现了国家保护家庭成员权利，禁止家庭暴力的精神。但是事实上，家庭暴力问题尚未引起社会公众和执法机关的普遍重视。家庭暴力事件通常被作视为家庭纠纷，主要通过民间调解等手段来处理。二第二阶段从1995到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通过之前。1995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北京举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都再次强调和重申了国际社会反对家庭暴力的决心和态度。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广泛地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力度显著加大，相关立法研究工作增强，法律干预和司法支持手段明显增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通过《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2000年3 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这是中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家庭暴力"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法规中。 三 第三阶段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通过之后。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法院应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并专门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施暴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级立法中对家庭暴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是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为各级法院正确适用婚姻法，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提供了依据。 第三节 法律干预 一 立法 我国现在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包括民法通则、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各种法律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 1 国际条约 中国已经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是《北京宣言》、《行动纲领》等国际文件的承诺国，已向全世界庄严承诺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 &/92(*"3(-7%+2$儿童、老人等一切弱势群体权益。 2 国家级立法 （1）《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权利、男女平等等规定是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依据。 （2）《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虽然没有使用"家庭暴力"的概念，但全法始终贯穿了反对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暴力，保护妇女权益的精神（总则、第33-35条、第40-42条）。 （3）《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体现了禁止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精神（总则、第二章、第47、52条）。 （4）《民法通则》规定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等权利（第98、101、103条），并规定了相应的侵权责任形式（第134条）。 （5）《婚姻法》是中国第一部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其中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受害人有权向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等寻求救助（第43条）；相应机构应当应受害人要求采取救助措施；对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究刑事法律责任（第43、45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为法院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第32条），并规定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受害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46条）。 （6）《继承法》规定家庭暴力行为可能引起继承权的丧失："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或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第7条）。 《刑法》通过对杀人罪、伤害罪、强奸罪、侮辱罪、非法拘禁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罪、虐待罪、遗弃罪等罪名和刑罚的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人予以惩处（第232-238条、第240、246、257、260、261条）。 （7）《行政法》通过规定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禁止家庭暴力行为。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等规定应由公安机关予以拘留、罚款或警告（第22条）。 （8）诉讼法，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家庭暴力受害人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施暴人的民事责任；对构成犯罪的，依照刑事诉讼程序提起自诉，或通过告诉，由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追究施暴人的刑事责任；对公安机关不依法履行制止或处罚家庭暴力职责的，受害人可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要求其限期履行并赔偿相应损失。 （9）地方性法规。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出台了确保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落实的实施办法。截止2003年7月为止，已有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湖北、黑龙江等7个省、自治区人大先后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等专门性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 二 有关司法措施 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不仅需要完善的立法，更需要法律的有效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案件有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之分，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是指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构成犯罪的案件。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而处理的案件。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在法律运用，处理方式、基本程序上有所不同。 1 涉及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法律执行 （1）实践中，涉及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主要有：因家庭暴力导致的轻伤案件；因家庭暴力导致的重伤案件，因家庭暴力杀人案件 以及受虐妇女由受害者变为施暴者导致的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 （2）审判程序 对于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主要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刑法学程序、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 2 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的法律执行 （1）我国目前的立法没有规定"家庭暴力"这个案由，司法实践中，法官审判的家庭暴力案件主要是：因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婚案件和侵犯妇女人身权利引起的损害赔偿条件，有些也尝试着直接立为"家庭暴力案件" （2）审判程序对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民事法律的家庭暴力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主要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 特别要提出的是，无论因家庭暴力导致何种案件，都不应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在这种方式下，施暴人和受害人之间权力结构不平衡，受害人无法在平等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权利。 第三章 反家庭暴力存在的法律问题 第一节 立法缺陷和司法不力 虽然我国已形成了一套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体系，但家庭暴力范围不明晰，家庭暴力举证难司法机关介入家庭暴力难等立法以及司法上的问题，仍然制约着反家庭暴力工作的推进。 一 立法缺陷 1 我国现行法律针对家庭暴力虽有一些具体规定，但这些条款大都是从宏观上立论的，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妇女生命健康不受侵犯"等条文，在明确提到家庭暴力的《婚姻法》中也只是笼统的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只有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并且所采用的是严格的界定标准，这也导致了法庭认定这一事实的比率低。 2 目前，我国《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明确的认定和制裁条款。可操作性较差，对家庭暴力惩治不力。 3 我国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很少有目击证人，而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遭到暴力后，因缺乏法律常识没有报案或去医院开具诊断证明，这样当对方否认有暴力行为时，便无据可查。单凭受害人陈述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给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带来困难，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 4 家庭暴力受害者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可依。《婚姻法》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方可以提出民事赔偿，但受害妇女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仍然困难。 5 现行法律主要适用对施暴者进行事后制 裁，缺乏对家庭暴力正在发生及持续过程中的救济措施。我国法律着重于制裁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行为，对于多发性的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暴力行为缺乏措施。另外，着重于行为发生后的制裁，缺乏预防行为发生和制止行为继续的手段。二司法不力1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认识不足，其观念仍停留在"家务纠纷"层面上。对向法院控告丈夫的妻子尤其难以理解，并因此责备受害妇女，受害妇女权利难以保障。 2 司法人员中对我国家庭暴力的定性、定量上认识不一，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家庭暴力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例如：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一些派出所以家庭纠纷不属其工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立案不及时，直接导致鉴定难。派出所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而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 3 受虐人往往希望维持家庭，她们投诉的目的只是制止施暴而不是使对方被拘禁或罚款，更不想因此使婚姻关系破裂。如何确定司法机关的角色定位，使司法更积极更妥当的介入家庭暴力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4 执法机构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最有效手段，而现在因家庭暴力的执法主体部门虽然多但不够明确，各个主体部门之间的执法还需进一步磨合，以及执法程序不规范，也造成了对家庭暴力的制裁不力，致使家庭暴力总是游离于法律之外，受虐妇女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第二节 办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四项实际困难 一 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认识不足，导致取证难 对于家庭暴力，社会公众的观念仍停留在"家务纠纷"层面上，导致律师向受害妇女亲朋邻居乃至居委会工作人员取证时，他们含糊其词，甚至拒绝作证，造成取证困难，受害妇女权利难以保障。 二 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立案不及时，导致鉴定难 多数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律师说，因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 暴者的刑事责任。 三 家庭暴力立法不完善，对家庭暴力行为认定难、刑事处罚难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通常是适用普通案件的证据规则。而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很少有目击证人，单凭受害人陈述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给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带来困难，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 四 对施暴者进行制裁难 现行法律主要适用对施暴者进行事后制裁，缺乏对家庭暴力正在发生及持续过程中的救济措施。一些受害妇女希望，在遭受家庭暴力时法律能对丈夫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而现在公安机关或居委会能做的只是让施暴丈夫写保证书，形不成任何约束力，有的丈夫可能前脚写了保证书，后脚回家继续施暴。 第三节 影响家庭暴力案件办理的一些消极社会因素 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消极的社会、道德、伦理因素，影响了家庭暴力案件办理，主要包括：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认为女性的理想角色就是局限于家庭范围内，恪尽本分地做个贤妻良母，在家中孝敬公婆、照顾子女、操持家务；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仍残留在一些人的脑海中，认为男人是家庭的主人。而女性则被认为是男人的附属品依附于男人而存在。在部分人的思想观念中，当男人运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精神上统治奴役女性时，是被容忍和允许的，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为了维护家庭的"面子"而极力掩盖，认为那是家丑，同时惧怕遭来丈夫更大的暴力，于是默默忍受，不愿声张。部分女性经济地位的相对低下，认为自己是靠丈夫而生活的，丈夫为了养家，在外面奔波劳累，回到家中发发脾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如此种种消极的社会、道德、伦理原因，导致家庭暴力案件办理困难。尽管"家庭暴力"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从统计数字来看，法庭最终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却是凤毛麟角。1980年，以家庭暴力为由离婚的占6％，2001年新婚姻法颁布后初期因该原因离婚的也比率相当。 第四章 解决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 第一节 立法 完善立法是提高法律干预效果和解决家庭暴力的根本办法。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根本难点在于，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现有法律、法规的具体运用也缺乏可操作性。一立法形式的选择我们国家目前没有专门用于制止家庭暴力的单项立法，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分散于《宪法》、《民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其它机关的法律法规之中。下一步，是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与司法需要逐一修改现行各法的某一个方面，还是应多采取专门立法的形式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认为在解决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的宏观战略上还是应当走专门立法的道路。主要是因为： 首先，用分散的各种法律适用甚至是套用反家庭暴力案件是片面的、有限的。将反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而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是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家庭成员在家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约束力、救挤力有限。而套用《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的故意伤害和虐待罪等条款，因为法律规定的笼统、具体操作措施的缺乏，使得司法实践中由于证据不足或情节不够恶劣达不到法定罪名的最低标准而使受害人得不到保护，施暴人受不到制裁的案例屡见不鲜。 其次，反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区干预，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诸多方面，不仅有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各个法律的结合适用不完全符合其本身性质对一个综合法律的要求。 ':&"*$,; 同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反家庭暴力的时间很短，而家庭暴力的情况在不断上升的趋势，逐一修改现行各相关法律，那么，这样的修改会有很多，需要的时间也会很长。这很难适应当前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不利于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也不利于对施暴者的教育矫治和惩处。 一些地方立法已经为国家专门立法做了有益的尝试。从1996年湖南长沙市出台《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至今，全国已有3省11市出台了这样地主性防止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条例或法规性文件，把过去比较零散的法律条文加以集中，并细则化、具体化，加强了可操作性，法律效果明显，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项目的法学家们也开始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草拟工作。 综上，我认为，一部对家庭暴力的定义、社会救助、行政措施、司法救济、法律责任都做了具体规定的专门性法律——《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最有效地预防暴力的再次发生。 二 立法内容 现阶段要完善法律中关于家庭暴力的内容，应着重注意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威慑力，主要是： 1、细化家庭暴力的定义。目前主要是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所采用的是严格的界定标准，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来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我国是套用刑法的相关规定，以情节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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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义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作了阐释，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然后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法理研究以及司法实践等角度阐明在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忠实义务的必要性，最后，本文着重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否可以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以及违背此义务的过错方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现存的理论观点和立法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 夫妻忠实义务 配偶权 不可诉条款 法定离婚事由 损害赔偿责任 一．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体和基础。夫妻和睦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而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换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家庭的和睦要求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夫妻之间必须恩爱和睦、互相忠实，这既是社会传统习惯的要求，也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 婚姻是一叶扁舟，若要达到幸福的彼岸，需要夫妻间互相忠诚、真诚配合、患难与共。幸福的婚姻使人如沐春风、甜蜜有加；不幸的婚姻让人身心憔悴、饱受创伤。 婚姻需要理解和宽容；需要体贴和信任；需要爱情和忠诚；需要面包和和谐的夫妻生活。 二． 从法律角度定位的夫妻忠实义务及相关概述 按惯例和习惯、关于夫妻忠实义务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又称贞操忠实义务，仅仅意味着配偶性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一〉，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不为婚外性行为，也包括夫妻之间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本文所要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即贞操忠实义务。在早期，忠实义务不是配偶双方的义务，而是强加给女方单方的义务，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男系血统的纯正。因此，法律对于妻子贞操的要求极为严格，对失贞的妇女处置十分严厉。反之，对丈夫的通奸行为却极为宽容，使得夫妻在忠实义务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规定是极其不科学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人们法律意识和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认识也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在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作出界定前，对夫妻忠实义务是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存在争议，有这么几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从根本说是一项道德义务，甚至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⑵二是认为夫妻忠实是夫妻之间两性关系的义务，这实际上也是排他的权利，法律明确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旨在以立法方式端正人们的婚姻态度。⑶三是认为夫妻忠实是一项法律义务，违反此义务的配偶和第三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另一方可以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申请排除障碍。⑷新婚姻法吸收了争论的成果，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了规定，使其上升为法律义务，但是，我们应当明确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忠实义务与道德无关，而是我国法律 所体现的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治理这一问题必须做到两者的互补与和谐，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夫妻忠实义务法律性质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还要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1>、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定位 。笔者认为，配偶权是基于夫妻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从法律性质上看，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即在配偶权中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原则上这种身份权权利人不得放弃，甚至可以认为权利人有行使它的义务。配偶权虽然本质上是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伦理道德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的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中包含着义务。所以，虽然夫妻忠实义务名为“义务”，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本质上它却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是男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女方的权利；同样，是女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男方的权利。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2>、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夫妻双方共有的权利和义务。即丈夫有要求妻子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妻子忠实的义务，相对应而言，妻子有要求丈夫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丈夫忠实的义务。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加以强调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权利主体，而且拘束其义务主体。一方面，它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它还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一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对配偶负有不得破坏该对配偶的贞操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配偶一方的贞操，便构成了侵害，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对忠实义务的主体的定位却不敢苟同。因为，对夫妻忠实义务而言，它的主体只可能是有夫妻关系的配偶双方，至于上述观点所表述的第二个方面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而是基于其他的规定派生出来的，所以，在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法律定位时，对主体的界定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主体只可能是夫妻双方，而不存在第三方，至于对有过错的第三方则要按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三、在我国婚姻法中夫妻互相忠实义务规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婚姻法修订以前，对要不要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无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包含夫妻忠实义务，就要求夫妻相互忠实，而法律没有必要另做规定。但是，法律的适用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法无规定不违法”，既然法律不规定，那么侵权的一方完全有理由依此进行反驳，而法律也无法对其进行制裁，只能依靠道德或者舆论进行批判。所以，“无为说”站不住脚。 （二）。“不通说”。该说认为这个规定用意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行不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部分当事人有不忠实配偶的言行，如果法律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一方违背此义务，他方就有权寻求法律帮助和救济，不论是自行捉奸还是请求公安机关帮助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均可能会出现一幕幕捉奸闹剧。不通说主张者本身并不否认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主张增设照顾无过错方这一原则。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体现对无过错方的照顾及追究过错方的民事责任，从而维护法律公平和公正的理念。但是，该说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其论点和对策在法理上有矛盾。你既然主张不把忠实义务进行规定，又如何保护无过错方，如何惩罚过错方呢？这个对策没有法律依据，夫妻没有相互忠实的义务，何来的过错与惩罚？ （三）、“倒退说”。该说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是立法及社会道德的倒退。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后果。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非传统的两性关系正在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传统的婚姻关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如果按照“倒退说”的想法，已婚者不必忠实于配偶，完全凭感觉，那样只会进一步加剧时风日下、道德评价混乱的局面。另外，此说完全没有考虑子女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可能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大的受害者。 通过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到看到他们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对此加以规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一规定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符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根本制度。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例如“卖淫嫖娼”、“包二奶”、“包二爷”等丑陋的社会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国家和社会对这种现象加以规定和管理，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和制裁。其次，对夫妻忠实义务规定是夫妻双方共同一致的内在要求。夫妻双方都希望能够在法律中对这一义务加以规定，从而对双方的行为加以界定，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约束。于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加以参照和遵循，当有一方违背这个义务的时候，另一方可以拒理依法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负责。这样规定就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行为的准则，在作出相应行为的时候，就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从而起到社会一般预防的重要作用。再次，法律对忠实义务加以规定是对配偶、子女身心健康法律保障的要求。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加以明确，就可以对配偶的身心健康提供法律保障，夫妻双方生活在一起，也会对后代及社会风气、道德等上层建筑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法治国家，如果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名实不符的。而且，对子女而言更加重要，它可以使子女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夫妻的行为也会对子女有耳濡目染的影响，法律的规定必然促进这种良好影响。最后，法律对其加以规定，为其他调整婚姻关系的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理论依据。“法无规定不违法”，只有对其加以规定，在保护无过错方和惩罚过错方时才能作到有理有据。另外，它还可以为处理婚姻家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如离婚损害赔偿等提供法理依据。所以，新婚姻法的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立法惯例，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有其特殊的必要性。 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虽然新修订的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第四条的规定只是一个不可诉条款，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释中指出，“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诉讼。”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不能直接以它来处理和解决纠纷。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条司法解释属于倡导性条款，只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告知社会，体现的是德治结果，而非法治目标。所以，如何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一方的权利，如何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进行处罚，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在立法、法律解释及法学理论研究中都要继续探索和深入。下面就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要作出明确的界定。夫妻忠实义务已经写入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并写入到总则之中，这足以表明了立法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是，笔者认为，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对何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把这条不可诉条款具体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如何界定它的含义呢？笔者认为，对其的定位既不能范围过大，过于笼统、概括，现实生活中无法进行操作，也不能太过狭隘、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要尽可能的能够将现实生活的现象加以总结概括。根据本文所述，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狭义的忠实义务，就是配偶夫妻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只有夫妻配偶中的一方侵害了双方夫妻生活的专属性权利，才能根据他（她）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否则，就不能根据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除了夫妻生活义务的忠实以外，配偶一方还不能因个人原因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对另一方的人身、荣誉、财产（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方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否则，也认定为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笔者坚持狭义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位，至于对上述行为（广义）的处罚，应该根据其他民事法律而不是婚姻法中的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进行追究。 更进一步分析，怎么界定夫妻有一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呢？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如何给“忠实”进行定位。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以下几种行为确定为其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对其作出谴责：一是重婚行为，包括两种即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法律重婚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履行法定结婚程序，事实婚姻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二是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包二奶”。三是通奸行为，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的、暂时的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四是卖淫嫖娼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也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对“忠实”的定义和适用要有明确的界定，不仅在学理上要求明确，在法律上更应该尽量具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 （二）是否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对于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修订之前的《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后来的立法又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规定了几种具体的法定情形，对离婚的适用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但是，法律一直没有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原来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不仅对于法官掌握判断夫妻感情已破裂标准难度极大，而且在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离婚理由上，给法官以主观臆断的极好借口，往往造成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判决。针对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就如何确定夫妻感情破裂规定了具体的使用标准，但是，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能否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仍在讨论中，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以第四条即夫妻忠实义务为依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从这一条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不仅于此冲突，而且时机还不成熟。其次，将此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可操作性有待考证。根据婚姻家庭关系自身的特点以及法律精神看，这一问题还要更多的依靠德治，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来最终解决，而不宜直接通过公共权力加以硬性的处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最后，有的学者认为应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他们认为如此规定的实质，是将违背忠实义务的法定离婚事由确定为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而违背忠实义务的过错方不得将其作为自己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即不得故意先实施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然后据此提出离婚。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所以，如果按前述学者观点附条件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就和该条司法解释形成冲突造成矛盾，更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必将会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更多的问题，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规定这一条的时机尚不成熟，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 （三）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突破，此规定尽管是道德规范上升的法律规范，是倡导性条款，但法律上的“应当”用语，不仅具有必须强制执行的强制性质，而且包含了对通奸、“姘居”、“第三者插足”、“卖淫嫖娼”等婚外性行为的禁止。所以，如何在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便显得既合理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提出这个问题所受到的阻碍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在观念上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认为对贞操这种人格上的利益实行损害赔偿，不符合国情，有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其实，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根据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实践，这样的忧虑是可以化解的，而且，如果不对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制裁，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的配偶权这种身份权，保护身份权的制度就不健全。另外，如果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还有精神赔偿，比如说，可以使用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方式。此外，对夫妻双方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法官和法律适用上都没有问题，可以判决有过错一方用自己的财产进行赔偿。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言，有个人财产的，用个人财产赔偿，没有的，可以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无过错方的赔偿，这部分财产为个人财产。另外，可以结合使用赔礼道歉等方法承担责任，而不见得仅仅使用经济赔偿一种方法。根据我国立法经验和实践，还可以规定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即可以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之一，以此来保护无过错方。由此可见，无论是离婚损害赔偿还是其他形式的损害赔偿，法律都可以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事由加以规定和实行，使得这一条款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总之，通过分析和讨论，我认为，现行《婚姻法》将夫妻忠实义务写入总则之中，体现了立法界和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立法的进步和与国际接轨，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不可诉条款，它只是一条倡导性的规定，至于它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能深入到何种程度，我个人感到有些怀疑，这也是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和目的，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点作用，从而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杨遂全著：《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2）王建勋：《法律道德主义批判》、《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3）《两“家”对垒，争治“不忠”》，《北京广播电视报》2001年2月27 日第二版 （4）巫昌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5月第一版 （5） 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6）马忆南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7）陈丽华著：《婚姻、家庭、继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9）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厅著：《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10）杨大文主编：《新婚姻法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11） 梁书文著：《婚姻法及相关条文新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13）马 原主编：《新婚姻法诠释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14）蒋 月著：《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 （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 （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 （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 杨大文Yang Da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专题名称】妇女研究 【专 题 号】D423 【复印期号】2009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京)2008年6期第11～15页 【英文标题】Legislation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作者简介】杨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曾任1980年婚姻法、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成员。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任专家试拟稿起草组召集人。（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正式颁行。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当时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的。2001年这部婚姻法再次得到修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立法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而理性地把握未来。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rriage law was formally issued and executed in This marriage law was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arriage law in 1950,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new problems which appeared in the family In 2001, this marriage law was revised once It can be sai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in marriage law has made great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is law is helpful for us to face the future carefully but 【日 期】2008-10-25 【关 键 词】改革开放/婚姻法/妇女权益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marriage law/women's fights and interests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8)06-0011-05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妇女权益的保障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就法律层面而言，涉及各有其特定调整对象的相关法律。本文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做一些简略的回顾和评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在现行法的基础上，探索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法律机制的途径和方案。 一 1980年婚姻法的起草始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冬，该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的颁行，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安定团结、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问世，使在“文革”十年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的制定是全国妇联率先倡议和推动的。在1978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地的代表共商新时期的妇女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计。关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情况、问题和对策，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代表们提出的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法的建议，反映了广大妇女的共同愿望。会后，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的名义，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①，根据中央的批示，同年11月成立了由全国妇联牵头，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随即启动了修改婚姻法、起草新婚姻法的前期工作，在修改婚姻法小组的领导下，起草了六次新婚姻法的草案，后期工作则是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完成的。 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关于总则、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等方面的修改和补充，此处不拟评述。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问题，该法是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是有关男女两性平等共享的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二是有关对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规定。三是某些规定虽然同样地适用于男女两性，但就其实际针对性而言则有利于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笔者认为，1980年婚姻法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可以通过以下数例加以评析。 1、关于男女平等原则 1980年婚姻法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中的原则性的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法将原法中所称的男女权利平等，改称为男女平等。这个看来似乎很细小的提法上的差别，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两字之差，其中实有深意存焉。男女权利平等是指两性法律地位平等或机会平等，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两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不仅要有两性在法律上的平等的规定，还要有根据实际情况促进两性在事实上平等的规定。男女权利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提法，前者不能包容后者，后者则是可以包容前者的。这个提法上的修改，是对男女平等在认识上的深化，对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乃至其他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关于传统习俗的改革 1980年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一规定有利于破除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庭观念和妇从夫居的旧俗，有利于消除有女无儿户的思想顾虑，克服此类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此类家庭的实际困难，对推动计划生育和保障妇女权益也是十分有利的。②与1995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扩大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除夫妻、父母子女外，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均被纳入调整范围。在祖孙间的抚养问题上，祖父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一律平等，并无区别的。我国的传统家庭历来是重父系亲、轻母系亲，重男系亲、轻女系亲的。代之以父母双系并重，男系女系一视同仁的规定，是实行男女平等的亲属制度的必然要求。 3、关于夫妻财产制 1980年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虽然过于概括、过于原则，却比1950年婚姻法中的相应规定更明确，尤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财产的归属，为构建约定夫妻财产制作了立法上的尝试和准备。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并以夫妻财产约定作为必要的补充，是有利于保障已婚妇女财产权益的。 4、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 对男女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纠纷。1950年婚姻法中仅有程序性的规定，而无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的规定，准予或不准离婚的原则界限，实践中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的。198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概括性的离婚法定理由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离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长期经验的总结，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就如何适用这一概括性的规定，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等作过多次司法解释，使其在适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种种原因，要求离婚的妇女遇到的困难或阻力，往往大于男方，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有助于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的。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制定相应的有效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功绩，包括它在保护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这部法律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较多的立法空白，对某些应当具备的制度未作规定。其次，该法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些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逐渐显现的。结婚法中仅有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欠缺有关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规定；原有的夫妻财产制，与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不相适应；面对离婚率的增长和离婚原因的变化，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离婚制度，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了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 从1996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历时5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上述决定的内容多达33项，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密切相关的立法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总则章中的禁止性条款和导向性规范 为了保障婚姻法各项原则的贯彻实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禁止性条款中增设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上述违法行为的受害人以女性为多，增设这些规定，加强了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在新增设的第4条中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即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项导向性的规定，集中地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反映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家庭成员建设和谐家庭的共同愿望。 2、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结婚章中增设了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其内容包括婚姻无效的原因，婚姻撤销的原因、程序、请求权人和请求权行使的期间，以及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等。在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的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违法婚姻中，妇女深受其害。有了关于婚姻无效和撤销的规定，可使她们摆脱违法婚姻的困境，并可使她们在违法婚姻终止时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 3、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和夫妻财产约定 与1980年婚姻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财产价值、权利形态以及涉外婚姻、区际婚姻中的财产关系等诸多方面，经过婚姻法的修正，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对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双方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的效力。在约定的对外效力问题上，兼顾了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上述各种规定，当然适用于婚姻双方，对增强已婚妇女在财产权利上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4、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 修正后的婚姻法在肯定和保留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规定的同时，还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法条中列举和例示的情形，包括一方有重婚，有配偶且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恶习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男性多于女性的。离婚法定理由具体化的后果之一，是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调解无效的，也应依法准予离婚。关于一方为失踪者的离婚问题，修正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应准予离婚。失踪与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无关，此类案件是不可能进行调解的。 除上述各点外，修正后的婚姻法还有若干有利于保障妇女权益的规定，包括在法定期间对男方离婚请求权的限制；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如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不适用须得军人同意的规定等。此类规定在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方面更为具体详明。例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照顾女方的权益；关于离婚时的经济补偿、生活帮助、损害赔偿等规定，在适用中实际上多以女方为受益人。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章中的许多规定，更是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必要措施。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已经向民法回归。民法的法典化，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法典化的民法，作为其中的一编(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将进一步实现婚姻家庭法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的回归。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在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增设若干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鉴于2001年对婚姻法已作修正，起草民法婚姻家庭编时似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本文仅就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提出以下数项具体的立法建议。 一是增设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其客观依据的。这些通则性规定，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某些与此原则不符的亲属称谓，也要在法律用语上予以更正。例如，目前仍将父之父母称为祖父母，母之父母称为外祖父母，子之子女称为孙子女，女之子女称为外孙子女，这显然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历史孑遗。沿用这些称谓，会给人们带来内外有别，重男轻女的消极影响。笔者建议将父之父母和母之父母统称为祖父母，将子之子女和女之子女统称为孙子女。这种亲属称谓的改革并非小事一桩，会对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二是将有关配偶权的规定纳入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这里所说的配偶权，是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中概括，也是夫妻财产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借以发生的根据。将配偶权作为夫妻关系法中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在亲子法、监护法中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规范，而不可以在夫妻关系法中有配偶权的规定呢？在修改婚姻法的过程中，配偶权问题曾屡受质疑，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对配偶权的严重误解。在法律上肯定配偶权，并通过必要的立法措施防止对配偶权的侵害，可以使那些往往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的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是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现行法中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是以财产归属问题为其主要内容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对财产关系的静态调整相比较，对财产关系的动态调整更加重要。因此，应当将财产的经营、管理等问题纳入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一方将财产委托另一方经营、管理时，应当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显然，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对保障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是增补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列举性、例示性规定。现行法中有关规定并不到位，具体地列举和例示的仅有四项。哪些情形属于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尚需进一步作出必要的解释。为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增补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规定的增补应当从实际出发，过去的某些司法解释可供参考。笔者认为，一方患精神病久治不愈；一方有生理缺陷，无性行为能力；乙方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夫妻感情；一方有杀害或严重伤害另一方的意图(有犯意表示或预备行为即可认定，不以杀害未遂或者伤害未遂、既遂为必要条件)等，均可纳入上述列举性、例示性规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增补这些规定，对女方婚姻权利的行使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五是扩大离婚时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经济补偿的规定，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夫妻均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并不普遍，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多见。因此，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亦可适用这种经济补偿制度，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将离婚时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扩及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夫妻，在具体操作上并无困难，可在离婚时的财产清算中与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处理。有人说，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可对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并无适用经济补偿的必要。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和受到照顾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损害赔偿的规定，对赔偿请求权的发生依据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满足无过错方的合理要求。建议在已有的规定外，增设关于赔偿理由的概括性、补充性的规定。因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的事由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也有权要求过错方予以赔偿。在现实生活中，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权利人以女方居多，义务人以男方居多。扩大这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保障离婚妇女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早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全国妇联已向中央报送过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 ②经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已将这一规定中的“也”字删去，进一步突显了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和已婚妇女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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