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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你说的为主是指哪方面了？人口数量上当然还是汉人多了，统治阶层和地位上是契丹人为主，还有渤海人的地位也比汉人要高。所以为了安抚汉人，契丹和后来的清朝一样也有分2套统治班子，像很有名的南院和北院就是分别针对汉和契丹的。
萧太后再嫁给了齐王韩德让
辽代（916-1125）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权。辽的建立，开创了当时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辽的很多法律制度都对随后建立的西夏、金以及后来实现大一统的元、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南面官制度作为辽在法律和政治上确立的重要制度，被后世所借鉴，甚至在今天也有着它的启示作用。一、北南面官制度的产生、构成及实行契丹族在建立辽之前，实行的基本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制度，而在经历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期后，契丹部族制度逐渐形成和巩固，民族共同体也逐渐形成。在建立辽之后，契丹族组织内部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对内部进行整合。伴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民族构成逐渐复杂，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后，辽的疆域内已存在汉奚、室韦、渤海、女真等多个民族，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国家，成为辽代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北南面官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北南面官制度是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二重体制的双轨官制，“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后世沿名，不究其实。吏部，一太宰也，为大司徒，为尚书，为中书，为门下；兵部，一司马也，为大司马，为太尉，为枢密使。沿古官名，分今之职事以配之，于是先王统理天下之法，如治丝而棼，名实淆矣。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蕃汉分治”而又集权于皇帝的政权体制。在北面官制中，有北南枢密院、北南宰相府、北南大王院、北面御帐官、北面宫官等。在南面官制中，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位、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2]可见，南面官制是兼采唐宋官制而逐渐形成的。公元926年，契丹军队灭亡渤海国，建立东丹国，实行“国中之国”之策。辽太宗时得燕云十六州；而在此之前，有许多汉人为躲避战乱或灾害而进入契丹境内居住生活。从当时来看，汉族在很多方面要优于“逐水草而居”的契丹人，而辽统治者要想实现国家的安定长远，也必须倚重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支持和帮助。辽代正式确立北南面官制度的时间是在辽世宗时，从这一举措的确立来看，它在巩固统治、调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亲仁善邻，桴鼓不鸣几二百年”，看得出当时统治者的独到眼光和谋略。当然，北南面官制度并不是辽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唯一手段，但是我认为，这一制度是其在法律制度方面最重要也最富有特色的制度之一。相比于在渤海国设立“国中之国”东丹国以及在奚族中采用“剿、抚”并用的手段，北南面官制度无疑更具有长久性和稳定性，“辽国官职，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西制西夏、党项、吐浑、回鹘等，强国以百数。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术故尔。观于边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图见矣”。这种双轨制官制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现是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军国大政，在开疆拓土、镇压起义、治理地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圣宗朝的韩德让，在反击北宋的进攻中立下军功，又“受顾命，治政有方，拜大丞相，进王齐，总二枢府集”，可谓登峰造极。同时实施这一制度也相对削弱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使迁入契丹辽地的下层汉民“不复思归”。在北南面官制度的实行过程中，这一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北面官制逐渐向南面官制发展，二者趋同，也就是汉化的趋势。《辽史·百官志》：“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议论以象公师。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其汉化趋势。汉人契丹人等可以在北南面官制度互相任职，说明民族融合、民族交流也在逐步加深，共同治理辽朝的内政外交。二、北南面官制度与我国的民族立法和管理的历史渊源北南面官制度作为辽代政治法律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对当时和后世的民族立法和民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实，不仅仅在辽代，早在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就不断探索和实践民族管理的手段。魏晋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族，在文化上、社会经济上都在汉化，虽然程度不同，但都表明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在民族统治策略上各国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从当时的一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统治现状：“始宏因符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子）浩诛，中书侍郎高允收敕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万，万户内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金朝占领北方之初也实行北南面官制度，只是太宗即位后，“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才逐步改变了初期的北南面官制度；元朝统治的疆域更加广阔，民族成分也更加复杂，统治者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实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在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中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建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利用南北之间的对立主义和宋金对峙以来的隔阂，制造分裂，以利控制；而在清朝实行“满汉畛域”的原则，一方面吸收汉族文化，一方面对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华夷之辩”等民族情绪严加防范。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的法律统治，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实行不同的法律政治制度，例如在蒙古和西藏实行的《蒙古则例》和《理藩院则例》，在新疆和青海实行的《回疆则例》和《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堪称我国古代民族立法的最高水准，使清朝成为中国封建史上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最成功的朝代。从以上这些朝代的民族政策和立法情况看，统治者都有着不同的政策和手段。辽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主要是胡汉分治政策，这一政策成效并不显著，应该说那个时期民族融合存在，但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威胁着统治政权。胡汉分治也没有完全消失，直到清朝，仍有其遗迹。辽之后的朝代在承接前朝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民族管理和民族立法上更加成熟，元朝应该是个例外。作为辽代政治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北南面官制度，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我们从辽代之后的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制度中都能看出北南面官制度的影子，实际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由此可见这一制度在民族立法、民族管理方面的影响可见一斑。那何谓民族立法呢？简单地说，民族立法是指国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在现代，作为国家的一般公民，各民族的公民享受同样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的成员，他(或她)可能享有法律就特定民族的公民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另外，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法律也可能把特定民族团体作为一个整体赋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一个国家也可能以民族因素作为重要特征从而建立一定法律地位的机构、组织、行政区域(如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进而规定这类机构、组织或行政区域的权利义务。在我国，从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到《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到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制定的规章、法规、条例等，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关于本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构成了我国的民族立法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摸索制定的，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才使我国的民族立法体系有了今天的规模。在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和合法权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增进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防，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封建统治者控制人民的手段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族平等、民族繁荣的制度保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我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民族法制都跟历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始终是历史舞台上的活跃者，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从民族融合和交流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到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格局，无疑不都说明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采用不同的策略，这些都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保证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有效借鉴，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无论是汉族人当政，还是少数民族掌权，其都要在民族政策和立法方面下一番功夫：辽代统治者确立了北南面官的政治法律制度，为其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作为实现大一统的元朝尽管也在学习汉人，但却公然推行民族歧视和分裂政策，最终短命而亡，淹没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以我国的民族立法为例，从理论上讲，在国家总的立法体制中分离出一个民族立法体制。因此，民族立法体制其实是国家立法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成国家立法体制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种安排是由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单一制政体的基本国情和基本制度所决定的。相应地，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现我国设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19个自治县(旗)。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我国民族立法体制其实又包括一个子系统，即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制。应该说是体系严密，环环相扣。北南面官制度是古代的产物，不能和当今成熟的制度相比，但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我国现今实行的民族管理和民族法制，也是在像北南面官制度这样一大批古代优秀的民族管理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来的。反观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忧患之一：巴以冲突，朝鲜半岛危机，科索沃问题，非洲难民危机等等，无不都有民族问题在作祟。如何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维护国家主权，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研究课题。中国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比如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作为中国成立最早的自治区，内蒙古的发展见证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政策的成功实践。但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并不平坦，包括我国在内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新的民族问题、民族矛盾会不断涌现出来。制度建设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法宝，随着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代表的民族制度的贯彻实施和民族立法的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民族关系会更加融洽，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会不断加强。近年来有人提出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是我国现今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历史渊源和设想来源。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有不妥之处，其超出了北南面官制度的主要建立基础：民族成分的复杂和扩大，导致统治制度和策略的相应改变。北南面官制度固然与一国两制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国家在法律中予以严格明确的，但这两种制度还不能上升到渊源的程度。理由如下：首先，众所周知，国体即国家制度是立国之本，一国要想成其国，首先要立制，即实行什么国家制度。我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是在一国范围内，实行两种独立的的社会基本制度，这两种制度不仅在涉及政治方面的不同，同时也涉及经济、生活、习惯等等一系列都有着根本不同的方面；辽代实行的北南面官制度不是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一直都是封建制度，这一点在建立北南面官制度后也没有改变。北南面官制度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只是为了适应统治区域内不同民族的需要，而在职官制度上的一次改革和尝试，北面官制度和南面官制度表面上看是两种独立的制度，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期以北面官制度为主，后期则出现融合趋势，远未达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的独立性和高度性。其次，一国两制是作为国家的一个根本制度确立和运行的，国家在宪法和基本法中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安抚各民族对抗情绪而实行的一种手段色彩很浓的职制。在辽代后期北南面官制度就已经逐步发生了变化：两种官制逐步融合，汉化趋势不断加强。在辽被金取代后，北南面官制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后，一国两制最初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设想，并在香港、澳门回归后得以成功实践。而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主要是从民族问题的角度予以考虑，在实践中也是因民族而异。如果说到相似之处，我认为北南面官制度与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民族法制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一些历史关系，联系更紧密一些。比如当然，以上观点和理由并不是全盘否定“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是我国现今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历史渊源和设想来源”的观点，这种观点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极大丰富和借鉴启示价值。无论是民族自治还是一国两制，都有着古人智慧的影子。所以加强历史资料和文物古迹的研究和发掘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几年，有关辽代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从墓志、碑刻到文献资料，都给我们今天研究辽代的历史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和依据。三、北南面官制度的历史定位辽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在法律和政治上推出北南面官制度，可以说是一项创举。然而，在20世纪初期，这一制度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危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弱，倍受列强的欺辱。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使用武力的同时，为了使其侵略利益合法化，一些日本军方的“御用”学者急于从历史中寻找根据，为侵略批上合法的外衣。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时候，他们将目光盯到了辽代的北南面官制度上，将这一制度称为“二元制”或“二重制”，并大肆鼓吹。1919年“东洋史学”的权威浸田左右吉在《满汉历史地理研究报告》中最先提出了“二重说”，他在文中是这样解释的：“辽从太宗、世宗时起，获得燕云十六州，汉人数目大幅增加，加之大量汉人由宋入辽，鉴于积极统治汉人的必要，另确立在契丹人政权下的汉地与汉人，由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并顺其方针在行政组织内采用中国王朝的各项制度，进而树立北（以游牧民族为对象）、南（以农耕民族为对象）两面之所谓二元的统治制度……”[12]我认为日本学者的说法是根本没有理解封建统治的内涵。首先，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最为鲜明的特征是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即皇权的不断强化。契丹首领是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建国的，而随着统治疆域和民族成分的复杂化，没有统治经验的契丹人必然要倚仗各民族的支持和配合，实行北南面官制度也是适应这一大环境的客观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人可以自治。契丹人是靠武力打下天下，怎可允许自己的睡榻旁有他人酣睡呢？况且封建统治在当时是不断强化的，直到清朝达到了最高峰。而“二元制”是近代才开始在西方产生和发展起来，到现代才发展成熟的政治体制。比清朝早近六百年的辽代却要实行直到现代才完备的“二元制”岂不让人贻笑大方。其次，封建统治者是决不会心甘情愿把权力交给别人的，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日本推翻幕府的武装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了。浸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稻叶岩吉等日本学者之所以极力鼓吹“二元制”，无非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特别是为日本占领满蒙制造历史根据，编织合理性。如果他们的“二元制”成立，那么满蒙（曾是辽统治疆域的一部分）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被异族征服过而已，那日本人占领这一地域也不违过，而中国政府即当时的清政府就无权插手。这与我国一直将契丹境内的各民族视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满蒙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观点大相径庭，是极其错误的。但历史终究会还以真实面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这些“御用”学者的言论也销声匿迹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在战后所说的那样：“东北亚古代、中世纪历史及社会的研究，直到太平洋战争时期，仍如日本的家学一般十分盛行。原来以满洲、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主要以日本对该地域的政治、经济统治为基础的。由于战争失败，基础已被连根铲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就随之而消失。”[13]近年来，日本的右翼之风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屡屡制造事端。历史教科书事件，否认历史，美化侵略等等都是他们的“杰作”。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法律等内容时，还要警惕国外有些人的别有用心，拿历史旧案来说事，制造麻烦。直面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仅是史学界也是法史学界为之奋斗的目标，要站在法律的角度审视历史，据理力争，也愿用此与诸君共勉。四、结语自奴隶社会以来，“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14] 统治民族希望“声教讫于四海”[15]。其实在中国的民族史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汉化。无论统治者情愿与否，这一趋势都不可避免。像北南面官制度的实施，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虽然一开始“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16]，但通过长期的“达其志，言其俗”，探索更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民族管理制度，并用法律对其加以保障。这些可以说都是我国古代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的经验，与之相关者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发掘。辽代北南面官制度作为一项政治法律制度，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回忆历史，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古人的创举，带给我们对于今天的更多思考。读史使人明智，其上所承载的意义自不必多说。反观今日，由于历史等原因，国外特别是日本在辽代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这更说明我们要加强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研究，特别不能放松对中国古代民族管理和民族法制的研究，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不是，是以契丹族为主。
辽国一般指辽朝（907年—1125年 ），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共传九帝，享国二百一十八年。
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916年始建年号，建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 。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耶律德光于汴京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 [5-8] 。983年复更名“大契丹”。1007年辽圣宗迁都中京大定府。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复国号“辽”。1125年被金朝所灭 。
扩展资料
契丹族：
契丹族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早期分契丹八部， 唐初形成了统一的大贺氏联盟。唐太宗以后，唐置松漠都督府，赐姓李。大贺氏联盟瓦解后，契丹人又建立了遥辇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后突厥汗国。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为回纥所灭，此后百年间，契丹人一直为回纥所统治。 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
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 统和二年（984年）又改称大契丹，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辽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契丹族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 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象形字 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 会意字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 形声字 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 （这也是我的考试论文，有些事网上的，有些事我找的资料，有些是我自己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呵呵）
辽代用契丹文。契丹文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 契丹民族在建立了契丹王朝後﹐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曾参照汉字先後创造了两种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神册五年 (920)由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所创制的一种契丹大字﹐共三千馀字。后来又由耶律迭剌创制的已发展到拼音文字初步阶段的一种﹐称契丹小字。 两种契丹文字在辽代与汉字并行。辽灭金兴﹐契丹字又与女真字和汉字并行於金朝境内。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完颜璟明令废除契丹文字﹐契丹字在金朝境内遂渐绝用﹐但在中亚河中地区的西辽则继续行用。至明代已无人认识。
契丹文
契丹文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族使用的文字，分大字和小字两种。
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脱胎于汉字，约有一千字以上。小字是迭刺受回鹘文启示而创制的。
契丹文约使用了三百多年，1191年后逐渐废弃，历元明清几百年来无人认识。
直到上一世纪20年代方被发现。
契丹文文献主要是石刻碑铭。由于研究契丹文的参照资料十分缺乏，几十年来，
只解读出官职、年号、干支等少量的词汇，大多数内容尚未破译，
故被称为“二十世纪之谜”。
契丹大字
契丹文，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统称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27 Initials of Qieyun切韵27声母的分布——用黄伯虔师“轻重不平衡”理论处理《切韵》的作业汉语史学报<>, 黄笑山 切韵韵目小注的“同”与“别”语言研究集刊第四缉<>, 20071000黄笑山 On the Fanqie Structure of Chongniu in Jingdian Shiwen经典释文重纽反切的统计及结构特点浙江大学学报37<5>, 20070910黄笑山，李秀芹 中古介音-r-消失所引起的连锁变化语言暨语言学<>, 20070101黄笑山 切韵分韵和诗文用韵的关系问题商务印书馆<>, 20070101黄笑山 从泰汉关系词看中古汉语三四等韵的差异南开语言学刊<2>, 20070100黄笑山 Several Questions baout Translation of the Phonetic Term in the Chart of IPA对国际音标及其译名的理解浙江大学学报36<5>, 20060905黄笑山 The Adevances of Methods ofr Researching Rhyme Classifications of Poems and Riming Compositions in Middle Chinese中古诗文用韵考研究方法的进展语言研究第26卷<第3期>, 20060900金雪莱，黄笑山 《庄子·大宗师》“简”字义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4>, 20060000李秀芹，黄笑山 国际音标（修改至1993年，1996年更正）南大语言学<第二编>, 20051200黄笑山 音位构拟的原则及相关问题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20050501黄笑山 汉语史研究中的音位原则音韵论丛<>, 20040100黄笑山 《〈七音略〉校注》跋《〈七音略〉校注》<>, 20030701黄笑山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古汉语研究<3>, 2002093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新疆大学出版社(语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020809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20801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中国人民大学人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5>, 20020531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人大复印资料<>, 20020509黄笑山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古汉语研究<>, 20020309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浙江大学学报<>, 20020109黄笑山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浙江大学学报32<1>, 2002010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其他新疆大学出版社(语言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0<0>, 2002-08-09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其他人大复印资料0<0>, 2002-05-09 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2002-03-09 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其他浙江大学学报0<0>, 2002-01-09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3>, 20010930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10301黄笑山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其他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0<0>, 2001-03-01 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左韵母<<中古近代汉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0401黄笑山 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左韵母其他中古近代汉语研究0<0>, 2000-04-01 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 19990915黄笑山 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述评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9-09-15 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 19981110黄笑山 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8-11-10 <<切韵>>与母独立试析古汉语研究<>, 19970901黄笑山 <<切韵>>与母独立试析一级期刊古汉语研究0<0>, 199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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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泓萍《当代外来词及其对现代汉语构词法的影响》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何元建《回环理论与汉语构词法》郄远春《现代汉语构词法中的词缀化倾向研究》陈明娥《汉语构词法的再探讨——兼论汉语构词与造词的联系》
随着社会体制的改革，综合型应用型人才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要需求对象，而缺乏实际应用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逐渐开始没落，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缺乏市场竞争力，单纯的文化素养无法满足社会的职能要求。
【1】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问题思考分析
【提要】
对此，本文简要的探讨了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并对具体的实施对策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综合型人才;汉语言
文学专业是由中文学专业演变过来，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塑造学生高尚的精神品质与人文情怀，从而让学生拥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团队协作意识和调节能力。
其次，汉语言文学专业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鉴赏以及写作运用，让学生拥有了良好的问题分析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
这些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都为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奠定了基础。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点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
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从成立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当前，在我国各所著名高校、师范学院以及文科类学校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主要课程包括现代汉语、中国文化概论、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美学、写作等。
通过近百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课程基本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是高校所有专业中最具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专业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魅力，充分挖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潜藏价值，能够有效的推动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科研的发展和创新。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
为主要目标无论是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是以前的中文学专业，都是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为主要目标，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诗人、作家以及文学爱好者。
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社会需求导向，许多高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文秘学和传播学等相关专业，文秘学包括经贸文秘、医学文秘等，传播学也分为广播影视文艺学、汉语言文学与文化传播等，
这些课程的开设都是将汉语言与其他应用性学科互相交叉、互相融合，既加强应用性学科的文化素养，又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社会应用价值，培养能力与文化兼备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比较薄弱
汉语言文学专业更加注重文学知识的积累，以及情感体验分析和运用，其主要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口语以及书面表达能力，发掘学生的真、善、美，继承和发扬民族的精神品质和崇高追求。
所以，相对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性比较薄弱，而且更多的是运用在文学写作上，这些思维层面上的情感体验和精神追求，没有与实践相结合，就显得“假、大、空”，更是被人们贬之为“无病呻吟”，其主要原因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际应用性较差，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们综合能力的要求。
二、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教学体制
首先，在各高校中要加强汉语言文化专业应用性的理念建设，让学生和教师都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而完善自身综合能力，在培养文化素养的同时提高汉语言文化的实用性;其次，要加强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师资力量，
虽然我国汉语言文化专业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拥有丰厚的师资力量，可是社会始终在进步，教师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完善中，所以汉语言文化专业还要融入新鲜的血液，为该专业带来蓬勃发展的朝气，为该专业的实用性价值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最后，在汉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也要进行合理安排，要文化修养和实际应用并重，大力的拓展应用性语言课程，例如商务文化、国际文化、职场文化等。
(二)改善教学方式
汉语言文化专业教学不能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同时更应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更加丰富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要融入新的教学理念，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利用多媒体设备和电子技术来提高教学质量。
(三)改变学生评价体系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评价体系一般都是由出勤率、课堂表现、课后作业以及期末检测组成，主要是由卷面成绩来评判学生的学习优劣和综合素质，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
因此，学生的评价体系，除了书面成绩，还要结合行为方式、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灵活运用能力等综合进行评判，才能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和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应用性。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全球文化一体化发展，促使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提高，要将汉语言文学充分的融入到实际生活中，将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生活中分析问题和调整状态的能力，利用得体的语言表达、高尚的人格魅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来确保应用性活动的顺利完成.
作者:施祥爱 单位: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
【2】汉语言文学角度看中国商文化传播
摘要：中国的铸造历史源远流长，以商代的青铜器铸造为代表，铸造的生活、祭祀用品为我们研究商代的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尤其是铸造礼器，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文重点介绍商代文化特征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形式，以汉语言文学为重要载体，分析铸造礼器的文化传播表达方法。
关键词：铸造礼器;汉语言文学;传播
商代(约公元前1600-约公元前1046年)，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逐渐成熟。
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水平为当时铸造技术最高，而商代铸造礼器上遗留的文字，成为我们解读商文化的入口。
因此，笔者从汉语言文学传播角度，探索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和传承。
一、铸造礼器的发展和工艺
礼器的制作在中国古代铸造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和标志。
(一)铸造礼器的起源与发展
礼器是专门为贵族打造的，是其举行祭祀、丧葬、出征、筵席等活动时的重要用品。
中国的铸造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代铸造工艺绝大部分体现了礼器铸造上。
而好的铸造技术、铸造工匠、铸造材料等，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并且主要为贵族服务。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些时候，铸造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例如：鼎、斛等，都是为了吃饭、饮酒而准备的。
随着铸造技术的成熟，工艺难度也愈来愈低，铸造的物品也越来越成为礼仪活动的器物，开始从实用物品延伸到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用品。
到了商代，铸造技术更加炉火纯青，达到全盛时期，铸造礼器包括用于祭祀的鼎、炉等，也包括筵席上用到的斛、觥、勺等，以及音乐文艺活动中的编钟等，铸造礼器成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标志，也是时代文明的象征。
(二)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
包括礼器在内，铸造物品的工艺大致一致。
其原理流程为熔炼之后将液体浇注于相应模具中，待溶液冷却固化后便可得到相应形状，再经过精细加工，成为生活用品或者礼器。
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大体需要三个环节：首先，是模具的制作。
主要是根据礼器的需要，由砂、陶等特殊材料制作成模具。
模具的好处是可以反复使用，而且制造出来的成品在形状、大小、细节上趋于一致，适用于大量、标准化的礼器的制作和铸造。
其次是溶液的浇注。
将需要铸成礼器的材料加热成液态，在具有充分流动的性能下，浇注进模具中，待冷却后就变成了想要的'器皿形状。
在商代，用于铸造的原材料主要是铜元素、铁元素和锡元素等，其优点是在自然界中来源广泛、开采容易、成本低廉，热熔的技术要求比较低。
最后，就是从模具浇注出的作品的加工和打磨处理。
将冷却凝固后的礼器从模具中取出，进行细节的打磨和处理，使其表面光滑、美观。
虽然原理和制作工艺大体一致。
但是具体到商代的铸造礼器上的生产流程的各个技术环节，以及某些技术难度在当时是怎么克服的，至今我们不清楚、不明确，还有许多的步骤和细节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挖掘。
(三)铸造礼器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礼器出土，通过对礼器的解读，成为我们了解一段历史的主要载体。
因此，铸造礼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用意义古代生产技术单一，许多的生产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
木材、陶器等相对轻巧，但是不经久耐用，易磨损和结构性破坏。
铸造器皿的出现，使人们在饮酒、吃饭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加精美的器物，同时也增加了用品的使用寿命。
因此，铸造礼器在当时来讲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2.艺术意义无论是铸造礼器的造型，还是礼器上的花纹和图案，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艺术的取向和审美。
也体现了当时铸造工匠的精湛的艺术造诣，成为古代社会艺术水平的杰出代表。
这为我们审视古人的思想、审美、工艺以及社会文化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文化意义铸造礼器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意识。
同时，礼器铸造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也是中华民族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大禹所铸的鼎，即代表了国家的权力。
商代的司母戊鼎，就是华夏文明的杰出代表作。
二、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
铸造礼器除了本身就有的使用价值和象征意义，还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媒介作用，特别是以商文化传播为典型。
(一)商文化的主要内容
商代起源于商汤，止于商纣王，前后历经大约5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
作为古代奴隶制社会的代表，商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先河作用的重要历史朝代，从目前出土的商代遗址和文物来看，虽然还不能完全解读商代文化，但是对我们了解奴隶制社会的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1.狭义的商文化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商文化主要包括商代的服装、音乐、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服装方面，“上衣下裳”的基本服饰风格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在音乐方面，由于铸造技术的成熟，有编钟等，丰富了商代的音乐器材;在艺术方面，除了有壁画、岩画等还出现了彩色图案，以及各种样式、色彩的陶制艺术品;图腾文化方面，继续呈现了敬重鬼神，敬重祖先的现象。
2.广义上的商文化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商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表现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政治上，由于商代处于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全盛时期，土地、奴隶的归属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统治阶层之间、统治阶层与奴隶之间均有严格的等级体系;
经济上，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导致富余的劳动产品逐渐出现，贸易也逐步兴起，以致后人对从事贸易的人均称之为“商人”;
军事上，商代不仅有完备的军队体制、征兵体制，而且还有成熟的人马车的战斗编队。
这些都是广义商文化的体现。
(二)商文化在礼器上的传播形式
文化在铸造礼器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但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主要有三种传播形式：形状、图形和铭文。
1.形状的传播铸造礼器的形状可以直接反映其在当时的作用。
例如：鼎的造型呈现槽型，是人们早期吃饭的器皿，后来逐渐成为祭祀以及国家政权的象征。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民以食为天”的特点，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基础。
当然，也有些鼎、觥、斛器皿是三只脚支撑，所谓的“三足鼎立”表明了商代社会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三角形的结构，并且知道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特征。
时到今日，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的内涵。
2.图形的传播形式在铸造礼器上，各式各样的图形反映出商文化的包容，尤其是图像被广泛应用。
例如：为了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敬重，祭祀的铸造礼器上添加鬼神的形象，这些形象通常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的形象，以起到神秘、严肃的效果;再比如：在铸造礼器表面铸造出动物的形象，描绘出当时农耕社会的特征，反应当时社会对牲畜的重视和驯养文化。
最著名的青铜四羊方尊，代表了古代青铜铸造礼器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羊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商文化通过铸造礼器上的、图案和花纹进行的抽象性表达。
3.铭文的传播形式铭文即铸造礼器上的文字，因为礼器大多是由铜、铁、锡等金属铸造，因此也被称为是“金文”。
在铸造礼器上的铭文主要包括铸造前期的铸字和在礼器制作完成后的刻字。
商代的铭文主要是铸字。
铭文可以直接记叙当时发生的事情，如帝王言语或者国家大事的最直观的文字记录，这也成为反映商代文化最直接、最有力的表达方式。
你要是能给点分，我会多给一些 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关系 普通话语音是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继承和发展，这与中古音对上古音的继承一样，都是汉语语音发展的必然结果。 1、中古音与普通话语音声母的关系 从中古音到普通话语音，声母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变化： 1)中古全浊声母一律清化，变成同部位的清声母，平声变为送气清声母，仄声变为不送气清声母。 2)中古禅、邪二母为擦音，禅母为舌尖后擦音，邪母为舌尖前擦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禅、邪二母各有一部分变成同部位的塞擦音。 3)影、喻、疑、微合流，除个别字外，都变成零声母。 4)见、溪、群三母分为两类，开口呼、合口呼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齐齿呼、撮口呼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同样原因，精、清、从、心、邪也分为两类，一类为［］、［］、［］，一类为［］、［］、［］。就是说，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声母［］、［］、［］来源于中古的见、溪、群和精、清、从、心、邪两组声母。 5)知、彻、澄与照、穿、神、审、禅合流，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Ƨ］、［Ƨ］、［Ƨ］。 2、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的关系 从中古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简化。许多韵尾相同、韵腹相近的韵母都合并为一个韵母了。当然，也有中古一个韵母分裂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几个韵母的情况。中古有61个四声相承的韵类，90个韵母(入声不另立，与相配的阳声合而为一) ，现代汉语普通话为39个韵母，由此可知从中古到现代，韵母总数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粗略地说，从中古汉语语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最明显的变化有以下五点： 1)中古入声韵尾［］、［］、［］全部消失，变成相应的阴声韵。 2)中古收［］韵尾的韵母，全部变成收［］韵尾的韵母。 普通话［］韵母是中古音没有的，它来自中古歌、戈、麻、齐、微等韵的一部分字。 普通话［］韵母来自中古支、脂、之韵的一部分字。 5)中古音只有开、合两呼，普通话有开、齐、合、撮四呼。大致说来，中古开口洪音字，普通话仍为开口呼；中古开口细音字，普通话为齐齿呼；中古合口洪音字，普通话为合口呼；中古合口细音字，普通话为撮口呼。 3、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声调的关系 普通话四声也是直接从中古四声演变而来。从中古到现代，声调的继承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中古去声仍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去声，这一类字声调古今没有变化。 2)中古平声字分化为阴平、阳平两类，分化原则是声母的清浊，中古清声母字为阴平，中古浊声母字为阳平。 3)中古上声字变成上声、去声两类，演变的条件是声母的清浊，中古全浊声母变成去声，其余字仍为上声。 4)入声消失，入声字分别归到相对应的阴声韵的平、上、去三声里去，人们称这种变化叫“入派三声”。入派三声是就平声不分阴阳而言，如果按普通话阴、阳、上、去四声说，也可叫“入派四声”。 中古四声演变成普通话四声的情况，可以画成下表： 中古调类 普通话调类 中古调类 阴平(诗、飞) 阴平 阴入(黑、击) 阳平(人、才) 阳平 阴入(竹、急) 阴上(古、袄) 上声 阴入(尺、乞) 阳上(你、武) 阴入(切、设) 阳上(坐、社) 阴去(变、世) 去声 阳入(食、服) 阳去(阵、用) 阳入(入、药) 上表括号内是例字，从中可以看出，只有入声变化复杂。入声分阴阳，清声母为阴入，浊声母为阳入。阳入只派入阳平、去声，多数变成去声，少数变成阳平；阴入派入阴、阳、上、去四声都有，其中二分之一派入去声，三分之一派入阳平，二者合计占阴入声字的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派入阴平和上声，其中派入上声最少。
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汉文化复兴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汉服作为汉文化的载体，是否应该回归也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汉服回归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播，也有人认为汉服回归仅仅是在作秀而已。那么，究竟什么是汉服，汉服的回归对我们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受近些年来古装剧的洗脑，认为汉服就是古装、是汉代服饰的人不在少数。其实不然，汉服是汉族传统服饰的简称，曾称汉衣冠、汉装、衣冠、中国衣冠、华服等，主要是指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讲究天人合一。同时，汉服与文化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汉服充分展现了古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无论是文化艺术，武术剑道还是茶道香道等方面，汉服都是最能与之相结合的服饰。人们赞叹韩服雍容华贵、和服美丽端庄。却只有少数人知道，韩服只是明朝汉族的一种礼服，而和服也只是几款唐朝汉服而已。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流传出去的服饰传承依旧，我们有着数千年文化传承的服饰却在时光之中渐渐沉寂。满清入关后，下令汉族剃发易服，统一换上满清服装，至此拉开了汉服文化至今三百多年断代的帷幕。近现代以来，西风东渐，汉服更成了一种尘封的历史记忆。华夏民族因为有华夏文化和华夏服饰礼仪而独具个性风采，汉服文化的缺失，对我们的文化传承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人文道德方面的缺失更是不可估量。试想，前人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现在还保留有多少？还有多少人能贯彻实施？这不仅仅是文化缺失的表现，也是一个有着千年文明的民族的可悲之处。因此，汉服文化的回归，对于汉民族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汉服是联系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条重要纽带，更是华夏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华夏民族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也必将回归我们的生活之中。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各种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一代人受时代的影响，都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所以历朝历代都有各自的特色。 随着生活的不断演变，人们的服饰和妆容，就能够彰显出当时大家的生活环境，这对后世们研究 历史 是有很大帮助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热衷于各种 时尚 的东西，国外的先进思想，也渐渐的融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之中。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墨镜和喇叭裤，再加上花衬衫，这成为了一种风向标，而现在每个人对于美，也都有不同的定义。
我们应该都听过一句话，那就是 时尚 圈是一个轮回，几十年前流行的东西，就算曾被人觉得很土，但到了现在却又开始流行。 就拿现在的西装来说，改一下版型，就成为了现在的爆款，喇叭裤更是深受女性的喜欢。
现在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宣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汉服文化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现在走在大街上有很多女性，都穿上了儒雅的衣裙。仙气飘飘的样子，再加上各种复古的头饰，让人有一种真实的穿越感。但其实大部分人，对于汉服文化的精髓知之甚少。
汉服并不是简单的一件衣裙，就能够统称的，每一个朝代对于穿着打扮，甚至是首饰衣冠，都有明确的标准。 不同等级，不同人的穿戴都有所不同，这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彰显出 社会 地位。
自秦统一了全国之后，度量衡有了明确的划分标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也开始相互融合。 一些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独特风格，随着与汉人通商和通婚，各地的生活习惯与风俗，也就渐渐的发生了改变。
在封建 社会 中人们的等级分化是比较严重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方式，让皇帝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之后便是王孙贵族，他们自出生便有了 社会 地位，出身平民的百姓，肯定是在 社会 底层打拼的人。
在汉朝是以布衣材质为主，当时人们的生产力并不是特别的高，所生产的服饰也都比较简单 。到了唐朝之后，制衣的模式才发生了改变，各种绫罗绸缎和精致的刺绣层出不穷，而且女性的穿着也越来越大胆了。
汉代正在实行文景之治，以朴素为美 。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家的服饰也都是比较统一的，通过颜色来区分不同的 社会 等级，这是当时的一种身份划分形式。对于帝王来说，气质应该沉稳，所以越是地位高的人，越喜欢暗色系的衣服。
从一些影视剧中，我们不难发现，汉朝时期皇帝的龙袍还并不是以黄色为主，大多都是黑色和暗红相间。 这种暗淡的颜色，会给人一种压迫感，让大家觉得这个人特别的稳重，从而彰显出自己的贵族之气。
总的来说就是如果在汉朝走在街上，看见这个人穿的衣服暗色系的，那就代表他位高权重，颜色越淡，说明他的 社会 地位就越低。 当然这个暗色系和衣服穿久了的脏，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古代人对于等级的划分是比较明确的，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在能力范围之内，去做该做的事，不能有一丝越权的行为。每一个不同等级的官员，所穿的朝服颜色也是不同的。 当时的服装颜色是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的，官员们所用的服饰颜色，百姓们绝对不能用。
人类在进化之初，衣物只是用来遮挡身体的东西，也用于取暖。随着文明的不断产生，人们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开始追求美观了。之后便出现了 在同一个朝代，同一个街巷中，各种各样的人，都穿着不同类型的衣服，颜色和款式也都有一些不一样。
明眼人一看就能够分辨出对方的身份，这就好像当下 社会 ，你在判定一个人是否有钱时，会看他拥有什么车，戴了什么手表是一样的。 这渐渐的也就成为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人们可以自行从中去寻找规律。
紫气东来，这是一句很有寓意的话。 紫色在汉代也都是身份比较高的人，才能够用的颜色。 紫色是冷色调，给人一种清冷威严的感觉。所以在汉代，紫色代表着高贵，只有权力极高的人，才能穿紫色的衣服。
古时候衣物的染色技术比较繁琐，每一个颜色的调配都没有现在那么精湛，颜色越复杂就越难扎染成功，成本也就越高 。对于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来说，这样的衣服是买不起的。
从一些汉代出土的文物，和墙上的壁画我们也不难发现，汉代人所穿的服饰花纹比较简洁， 没有复杂的刺绣，也没有各种精美的图案，有的都只是简单线条的勾勒。以暗色在整个衣服上去进行填充，简单中又透露着大气，这才是最高贵最庄重的。
在《史记》中就曾记载过，汉代服饰有很明确的制度， 红色为上服，只有一些皇亲国戚才能够使用；青绿则在其次，朝中的一些官员或者富商的衣物，大多为此使主；吏为黑，平民为白。 这样明确的划分，便将人们分为了几个不同的等级，这也就是汉代的色彩之美。
古时候人们的思想都是有些封建的，在汉代墓的壁画中就有所彰显，大多都是以各种天庭的景象为主。 仙人环绕，这些众人眼中的仙人们，则都穿着颜色比较暗淡的衣服，一些神兽们的翅膀和身体，也都以暗色为主。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去世之后，能够得到升仙，这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所以在当时大部分人的心中都觉得，暗色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普通百姓都不敢轻易的去触碰，这也是受各种神话故事的影响。
传统服饰讲究的不单单只是美观，更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随着朝代的更替人们的生活环境，都渐渐的发生了改变，人们的审美也就无法做到完全的统一了。 历朝历代服饰的改变，是为我们映射出了礼法制度的变迁，也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 社会 风气，这都是对 历史 进程的一种独特印记。
我们在追求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对 历史 有一些研究与了解，话不能乱说，衣服同样也不能乱穿。虽然现在讲究人人平等，但传统文化还是需要后人们，取其精华去除糟粕，然后再进行继承与传扬。 我们在追求美的同时，也要明白汉代服饰中的礼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