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种形式,为了进一步探讨和掌握毕业论文的写作规律和特点,需要对毕业论文进行分类。由于毕业论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毕业论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理论性论文、实验性论文、描述性论文和设计性论文。后三种论文主要是理工科大学生可以选择的论文形式,这里不作介绍。文科大学生一般写的是理论性论文。理论性论文具体又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以纯粹的抽象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严密的理论推导和数学的运算,有的也涉及实验与观测,用以验证论点的正确性。另一种是以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调查、考察所得观测资料以及有关文献资料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概括、抽象,通过归纳、演绎、类比,提出某种新的理论和新的见解。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按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宏观论文和微观论文。凡届国家全局性、带有普遍性并对局部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称为宏观论文。它研究的面比较宽广,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反之,研究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论文,是微观论文。它对具体工作有指导意义,影响的面窄一些。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毕业论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1.专题型论文。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如本书第十二章例文中的《浅析领导者突出工作重点的方法与艺术》一文,从正面论述了突出重点的工作方法的意义、方法和原则,它表明了作者对突出工作重点方法的肯定和理解。2.论辩型论文。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吗?》一文,是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和分析,以论辩的形式阐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另外,针对几种不同意见或社会普遍流行的错误看法,以正面理由加以辩驳的论文,也属于论辩型论文。3.综述型论文。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4.综合型论文。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如《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既介绍了研究民族关系史的现状,又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它是一篇综合型的论文。 论文格式 1、题目:题目应简洁、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不宜超过20个字(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本专科毕业论文一般无需单独的题目页,硕博士毕业论文一般需要单独的题目页,展示院校、指导教师、答辩时间等信息。英文部分一般需要使用Times NewRoman字体。2、版权声明:一般而言,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内均需在正文前附版权声明,独立成页。个别本科毕业论文也有此项。3、摘要: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语言精练、明确,中文摘要约100—200字(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4、关键词:从论文标题或正文中挑选3~5个(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最能表达主要内容的词作为关键词。关键词之间需要用分号或逗号分开。5、目录:写出目录,标明页码。正文各一级二级标题(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标注更低级标题)、参考文献、附录、致谢等。6、正文:专科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一般应在3000字以上,本科文学学士毕业论文通常要求8000字以上,硕士论文可能要求在3万字以上(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毕业论文正文:包括前言、本论、结论三个部分。前言(引言)是论文的开头部分,主要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现实意义、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并提出论文的中心论点等。前言要写得简明扼要,篇幅不要太长。本论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包括研究内容与方法、实验材料、实验结果与分析(讨论)等。在本部分要运用各方面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分析问题,论证观点,尽量反映出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结论是毕业论文的收尾部分,是围绕本论所作的结束语。其基本的要点就是总结全文,加深题意。7、致谢:简述自己通过做毕业论文的体会,并应对指导教师和协助完成论文的有关人员表示谢意。8、参考文献:在毕业论文末尾要列出在论文中参考过的所有专著、论文及其他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可以按文中参考或引证的先后顺序排列,也可以按照音序排列(正文中则采用相应的哈佛式参考文献标注而不出现序号)。9、注释: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些问题需要在正文之外加以阐述和说明。10、附录: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附录中。有时也常将个人简介附于文后。
初学这些议论文的操作方法,可以从模仿开始。以一篇文章为例。最典型的是吴晗的《谈骨气》 :1.引论部分:开篇提出论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接着,用孟子的话解释论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本论部分:用三个事例分别证明论点:文天祥的富贵不能淫;穷人不食嗟来之食的贫贱不能移,闻一多的威武不能屈。3.结论部分:解释当今无产阶级的骨气并发出号召。三个部分之间都有过渡:在引论和本论之间有“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他积极的教育意义。”引出下面三个事例的叙述。本论和结论之间有“孟子的这些话,虽然在两千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他积极的意义。”进行过渡。在第一和第二例之间,有“另一个故事”“还有个例子”进行过渡。这些过渡句,使文章浑然一体。三个部分分别回答了三个问题:引论部分解答 “是什么”的问题;本论部分解答“为什么(有骨气)”的问题;结论部分回答“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三个事例都是概括叙述的,每个事例的后面都有几句简短的议论。这些议论阐明了事件所包含的意义,把事例紧紧地扣在论点上,是论点和论据联系的纽带,否则就就事论事,论点和论据脱节了。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它通过列举事实材料和运用逻辑推理,来阐发,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表明对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各行各业的人为了接受或表达思想,都需要经常阅读和写作这种文体。一篇议论文,通常包含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论点是议论文所阐发的思想观点;论据是文中用来证明论点的根据;论证是论点与论据之间逻辑关系的揭示。这三者的紧密关系,构成了一篇议论文的主体。
海洋(SEA),地理名词,是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地球表面被各大陆地分隔为彼此相通的广大水域称为海洋,海洋的中心部分称作洋,边缘部分称作海,彼此沟通组成统一的水体。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有关纪录片海洋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蓝色经济区海洋优势产业布局优化研究2、海洋产业立法问题研究3、三维GIS在数字海洋中的应用4、海洋石油污染与生物修复5、陆源污染防治与海洋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6、北海区主要海洋产业现状比较分析7、海洋资源开发的绿色评价模型研究8、我国国家海洋公园建设的背景、目的及现状研究9、浅析丹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咯研究10、基于学案导学教学法的高中地理海洋权益教育研究11、格老秀斯与《海洋自由论》12、海洋生态补偿立法研究13、基于波士顿矩阵的广东省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14、蓝色国土的呼唤——当前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必要性和意义分析15、论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关于纪录片海洋的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宁波海洋文化及旅游开发研究2、试论海岛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以舟山群岛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为例3、论福建海洋文化的独特性4、试论海岛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以舟山群岛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为例5、海洋文化对中国海洋经济的影响6、发展海洋事业与加强海洋文化研究7、中国海洋文化景观分类及其系统构成分析8、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9、"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土着生成与汉人传承论纲10、舟山开发海洋文化旅游的思考11、海洋文化对英语词汇的影响12、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与地理格局13、中国海洋文化的区域特征与区域开发14、浅谈福州海洋文化的形成及特点15、大连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16、舟山群岛海洋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与发展模式研究17、论潮汕近代民居建筑的海洋文化内涵18、城市滨海环境景观设计表现海洋文化初探19、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20、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征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3、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汉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既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百家争鸣的局面发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在这10家之中,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讨论的问题很少涉及哲学。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所谓「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后人将相互论战,及学术上的繁荣景象,称为「百家争鸣」。在这10家之外,对《周易》的研究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可以称为易家;对军事和兵法的研究当时也已形成了一种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学说,可以称为兵家。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慎到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九、农家, 农家代表:许行 十、小说家,代表人物:楼晶阁
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国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事实材料关系、美学价值关系、学科交叉关系。
一个融会贯通多学科、多语言、多文化的学术领域。其研究对象为至少两种或以上语言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此外还常常涉及哲学(尤其是欧洲大陆哲学)、美术、电影、音乐、建筑、政治、历史、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宗教等不同人文社科领域。
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并于19世纪末期发展成熟为一门学科,以法国、德国为主导。二战后其学术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但研究对象仍然以欧洲大陆的语言、哲学、文学理论、文化理论为主流。
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的人文研究在欧美大学里常被归类在东亚系(East Asian Studies),这种划分从技术上阻碍了东亚文化研究进入比较文学的主流舞台,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比较文学自身所引以为傲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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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梵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
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中国学派强调跨文化研究,大约可以概括或总结出这样一些方法论:“阐发研究”;“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对话研究”;“整合与建构研究”。
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
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比较文学
关于百家争鸣的论 我
APP下载输入杂志名称或者文章关键词搜索朱光潜《诗论》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设的意义2021-10-09吴家荣美与时代·下订阅 2021年9期收藏关键词:比较文学朱光潜中西摘 要:朱光潜的《诗论》对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有着重要的贡献。《诗论》中,朱光潜不仅以平行研究的方法,积极开展中西文学的比较,更是较早地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分析中国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作品获得别开生面的意义,揭示了“阐发研究”不同凡响的理论价值。同时,他在中西诗学、美学双向阐发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有力纠正了早期阐发研究单向阐发的偏颇,向西方学者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在阐释西方文学作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走向世界。关键字:朱光潜;诗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研究成果。朱光潜先生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有着重要贡献,然而他在美学、文艺学上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遮蔽了他在这方面的建树,因而除少数学者鲜有提及外,在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及比较文学史著作中更是不见朱光潜先生这方面的独特成就。朱光潜先生自1925年至1933年留学海外期间先后完成了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写出了《文艺心理学》,出版了《变态心理学》等著作,这些书都是运用西方心理学理论,解释中西文学创作,剖析中西文学现象,令人信服地分析作品的主旨及人物形象的佳作,其对于促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不亚于鲁迅、茅盾、吴宓等人。尤其是朱光潜先生1931年在国外写成,并于1941年由国内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诗论》,更是对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这一贡献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首先,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论述中西诗在情趣上的相同与不同,给人极大的启迪,打破了此前比较文学囿于西方地域内的局限,还让西方学者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让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须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正是一个新学派得以成立的依据之一。他指出:“西方诗和中国诗的情趣都集中于几种普泛的题材,其中最重要者有(一)人伦(二)自然(三)宗教和哲学几种。”[1]85这是相似点也是不同点。诗的情趣集中于这三种题材,这是相同的,但诗的情趣在每一种题材内表现的内涵及偏向程度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拿诗表现人伦来说,朱光潜认为“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位置”[1]85-86。中国叙人伦的诗大半是君臣、朋友间赠答酬唱的作品。而恋爱诗远不如西方诗的重要。中国有的诗表面看是爱情诗实则却是表达理想的政治诗。如屈原的《离骚》,诗中倾诉着对美人的思念与爱慕,其实是作者忠君爱国思想的渲泄。即便是爱情诗,西方的爱情诗表现得是热烈奔放,而中国的爱情诗则是委婉含蓄。造成这样的原因,朱光潜从中西文化的根源上分析,十分到位。他指出:“第一,西方社会表面上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1]86“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1]87“第二,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诉合。”[1]87“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子地位较低。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理观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1]66第三,“西方人重视恋爱……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1]87虽然朱光潜没有从经济形态上分析社会风气、民族性格带给中西伦理诗的不同,但这种从诗作的差异深究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源,或者说从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揭示诗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平行研究的命脉所在。它剔除了为比较而比较这一比较文学研究的垢病,直抵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在当时确为不易。同样,诗歌情趣在对自然的描写上,中西诗歌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朱光潜分析道,中西方歌颂自然的诗都产生较迟,但相较而言,中国的自然诗起于晋宋之交,远比西方产生浪漫主义运动的自然诗要早一千三百年的光景。而且就中西方自然诗的总体风格来说,“一个以委婉、微妙简隽胜,一个以直率、深刻铺陈胜”[1]89“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1]89这样的比较大体正确,西方主要是商业性的社会经济形态,海上贸易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天人对立思想较为严重;中国古代是农业性的社会经济形态,先民们大都恪守“天地自然,孕成万物”的理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小桥流水、月光疏影,造成中国先民对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依附感,很早就产生“天人合一”的思想。由此形成中西方自然诗在题材和手法上的不同也就不奇了,朱光潜的分析无疑正确。但朱光潜对中西诗歌情趣深浅的结论却不能令人信服。他认为中国诗总体而言较为肤浅与不深刻,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中国诗是否肤浅与不深刻,原因是否仅是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朱光潜显然受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缺少思辨性的影响,这大可商榷。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如朱光潜所说:中国人“处处都脚踏实地走,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所以就哲学说,伦理的信条最发达,而有系统的玄学则寂然无闻”[1]92“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长处在此,它的短处也在此。”[1]92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由此就判定中国诗为肤浅,我们却难以苟同。屈原、李贺、李商隐的诗就颇耐人寻味,而且中国古代哲人老子、墨子等也不缺思辨能力。不过朱光潜先生始终将中西文学的比较深入到中西文化传统的深层次中剖析原因,是值得称道的。二其次,朱光潜先生较早地运用西方科学的理论评析中国诗歌手法的意义,体现了“阐发研究”的实绩。朱光潜先生早年留学欧洲,曾一度醉心于西方心理学。他先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过《变态心理学派别》《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书,同时用英文写出《悲剧心理学》博士论文,获得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博士学位,该书也于1933年由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痴迷于美学,尤其对黑格尔、克罗齐、维科的美学情有独种,有着很高的学术建树。这就使得朱光潜先生能较早地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尤其是心理学理论分析中国诗歌的创作手法与价值。朱光潜对西方的“移情说”研究颇深,他常用西方的移情理论分析作品。他认为作者在创作中,只有将内在的情趣和外来的意象相互融合,才能创作出不朽之作。朱光潜说:“物我两忘的结果是物我同一。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比如观赏一棵古松,玩味到聚精会神的时候,我们常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心中的清风亮节的气慨移注到松,同时又把松的苍劲的姿态吸收于我,于是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总而言之,在美感经验中,我和物的界限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大自然打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2]这种物我同一的现象即是德国美学家所说的“移情作用”。“移情作用”就是主体在观照外物时,把自己的情感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但移情作用不只是一种情感的外射,外射作用由我及物,是单方面的;移情作用由我及物,也由物及我,是两方面的。在外射作用中,物我不必同一;在移情作用中,物我必须同一。所以,朱光潜说:“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3]这样产生的作品才是有意境的作品,才具有感染人的魅力。他举例说,陶潜的“悠然见南山”、李白的“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流芳百世,都是作者面对物象,产生了移情作用。朱光潜说:“每人所见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已所创造的。”[1]62陶潜,李白、辛弃疾、姜夔所见到的都是山,“在实际上却因所贯注的情趣不同,各是一种境界”[1]62,所以,“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情趣深浅成正比例,深入所见于物者亦深,浅入所见于物者亦浅。诗人与常人的分别就在于此”[1]62。这正是创作好诗的诀窍所在。好诗应是诗人的独特发现,应包蕴诗人的真挚情感。朱光潜的剖析在当时的确震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朱光潜还用移情作用分析中国古代诗歌的欣赏。他举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为例,说明“欣赏与创造并无分别”。诗人写这句诗,先就在观赏自然中见到这种境界,感到这种情趣,然后用这九个字把它传达出来,读者在读这句诗时,同样要用心灵综合作用,领略出姜夔原来所见到的境界,每个人所能领略到这诗的境界,完全取决于读者各人“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1]63“各人在对象中取得多少,就看他在自我中能够付与多少,无所付与便不能有所取得。”[1]63也就是说,欣赏作品也需有移情过程。创作时,作者与所咏对象进行情感交流,达到物我同一;读者欣赏作品时,也只有与作品心心相印,黙契无间,产生情感交流,才能进入欣赏极致。朱光潜还指出,中国不少古诗有令读者常读常新的感觉,或者能百代流传、脍炙人口,就在于作品留下给读者再创造的空间,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每次再造时,都要凭当时当境的整个的情趣和经验做基础,所以每时每境所再造的都必定是一首新鲜的诗”[1]63“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无限的,永远新鲜的。”[1]63朱光潜也就用西方心理学的理论解释了中国古代优秀诗作何以百读不厌、历久弥新的原因。这里,还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朱光潜的“欣赏也是在创造”的结论,实际上启发了后人开启接受美学的思想。此外,《诗论》中,朱光潜先生还用西方的“游戏说”解释中国古代民歌的不朽价值,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朱光潜在《诗论》中说:“艺术和游戏都像斯宾塞所说的,有几分是余力的流露,是富裕生命的表现。”[1]48-49其实,文学艺术起源于游戏,是西方较为普遍的观点之一。康徳、弗洛伊德都曾谈论过文学艺术与游戏的关系。康徳在《实用观点的人类学》一书中提到心灵游戏的观点,曹俊峰在《康德美学引论》中指出:“康德论述心灵的游戏和幻象时,透露出一种思想:艺术和审美活动就是对心灵特别是感性的欺,就是人为了欺自已的感性而人为创造出来的。”[4]75“心灵需要游戏,也需要欺,这就是艺术和一般审美活动的根源。”[4]75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进一步提出了“自由游戏”的概念,认为审美活动的本质就是自由游戏。在人的认识活动和伦理活动中,想象力、知性和理性都不是自由的,都必须受到约束,而只有人的审美活动,想象力、知性和理性才能处于自由游戏之中,审美活动的每一过程、每一方面都是自由游戏的结果。弗洛伊德在揭示创作与梦的联系时,也认为作家在创作中就象儿童在游戏中一样,都是在充满激情地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并在幻想世界中得到满足的乐趣。这就说明西方的游戏说,都强调艺术创作是自由的、非功利的,仅仅是满足人的审美愉悦、发泄旺盛的生命力或为“力比多”寻找出路。朱光潜用这样的观点分析中国民间歌谣,不仅说明了歌谣中一些手法产生的必然,还正确评价了歌谣的社会价值。朱光潜说:“民间诗也有一种传统的技巧,最显而易见的是文字游戏。”[1]25民间诗的手法有三种:“第一种是用文字开玩笑,通常叫做‘谐;第二种用文字捉迷藏,通常叫做‘谜或‘隐;第三种……通常无适当名称,就干脆地叫做‘文字游戏亦无不可。”[1]25在艺术中他举三棒鼓、拉戏胡琴、相声、口技、拳术之类,诗歌中特别指出民俗歌谣。他从《北平歌谣》举两首民谣为例,说明歌谣的这种搬砖弄瓦式的文字游戏,重点不在歌谣的内容意义,而在声音的滑稽凑合,深得民众的喜爱,“他们仿佛觉得这样圆转自如的声音凑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巧妙”[1]50。这种巧妙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创造精神,显示了“限制中争得的自由”[1]49“规范中溢出的生气”[1]49的价值,这也是艺术使人留恋的所在。朱光潜先生用西方的理论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歌谣的艺术成就,有利于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也体现了比较文学的价值作用和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三最后,也是重要之点,在于朱光潜先生最早尝试中西诗学的相互阐释与印证,纠正了早期“阐发研究”单向阐发的偏颇。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的回异及相对独立发展,以及各自民族偏爱的文学样式的差异,造成中西方文论有着显著不同。中国古代文论讲神韵、性灵、意境,重感悟,有着较多的直观性,不象西方重分析、重论辩,有着很强的系统性。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不如西方文论范畴的明晰与确定。中国古代的美学观点强调美与善的结合,而西方的美学观普遍认可美与真的一致。因而,中西诗学、美学的比较,可以互相印证,取长补短。由此建立更为科学、全面的诗学、美学理论。在这方面,朱光潜先生是有着重要贡献的。朱光潜十分赞同王国维关于诗词的“境界说”,但他又折中了克罗齐的“直觉说”、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距离说”及谷鲁斯的“内模仿说”,对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了分析与发挥。朱光潜认为,“每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1]54,正如王国维所说的“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5]。朱光潜对此作了进一歩阐述,他说:“诗是人生世相的反映”[1]54“诗对于人生世相必有取舍,有剪裁……必有作者的性格和情趣的浸润渗透。”[1]54境界就是情景合一的产物。朱光潜接着用西方的移情理论来说明“内在的情趣常和外来的意象相融合而互相影响”[1]60。他举例说,比如欣赏自然风景,一方面,心情随风景千变万化;另一方面,风景也随心情而变化生长。情景相生而且契合无间,“即景生情,因情生景”,这正是情景相融的好境界,也是移情产生的美好诗境。移情作用不仅仅是将主观的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而且也由物及我,最后达到“一切景语皆情语”、物我同一的地步。好诗的境界就在于“在刹那间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以小见大,给人浮想连翩、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感受。朱光潜先生认为“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1]57,是观者直接对形象的感性认识,而非运用概念的理性认识。当然,朱光潜先生并不否定思考和联想对于诗的重要,但“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的突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1]58。朱光潜认为,这就是“想象”,也就是“直觉”。朱光潜先生就是这样,在中西理论的互参中,将王国维的“境界说”上升到理论层面,给人心悦诚服的阐释。朱光潜先生还用西方象征派理论,对王国维关于诗的“隔”与“不隔”的理论提出不同看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诗的境界分为“隔”与“不隔” 两种。“隔”与“不隔”的区别在于语言的运用,“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否则就是“隔”。他举例说“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便是“不隔”,而“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王国维是赞赏“不隔”的境界的。朱光潜不同意王国维的这一看法,他说:“王氏所说的‘语语都在目前的标准太偏重‘显”,而“象征派则以过于明显为忌,他们的诗有可能正如王氏所谓“隔雾看花”,迷离恍惚,如瓦格纳的音乐”[1]65。“不隔”的诗有可能太过于显,不见得是好诗;“隔”的诗也可能象瓦格纳的音乐,是好诗。朱光潜继续论道:“‘显易流于粗浅,‘隐易流于晦涩。……但是‘显也有不粗浅的,‘隐也有不晦涩的。”[1]65朱光潜先生还指出,由于人的生理与心理的不同,对诗的“显”与“隐”也各有偏爱。“有人接受诗偏重视觉器官,一切要能用眼睛看得见,所以要求诗须‘显,须如造型艺术。也有人接受诗偏重听觉与筋肉感觉,最易受音乐节奏的感动,所以要求诗须‘隐,须如音乐,才富于暗示性。”[1]66朱光潜先生用人的心理差异说明,不能简单地认为“不隔”的诗优于“隔”的诗,“隐”与“显”各有千秋,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朱光潜先生就是这样,立足于世界文学的高度,运用中西诗学比较的手法,一方面对王国维的“境界说”提供了西方相关理论的互参与阐释,使“境界说”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境界说”囿于一国诗歌的理论缺憾,使这一理论更为科学与全面。朱光潜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而令人称道的。四综上所述,朱光潜先生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功莫大焉。朱光潜先生不仅以平行研究的方法,积极开展中西文学的比较,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内涵,更是较早地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分析中国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作品获得别开生面的意义,给读者另辟蹊径的启迪,从而揭示了“阐发研究”不同凡响的理论价值,这就为“阐发研究”最终为中外学者接受,使之成为比较文学重要方法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同时,他在中西诗学、美学的双向阐发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有力纠正了早期阐发研究单向阐发的偏颇,启动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的当代价值,向西方学者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在阐释西方文学作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走向世界。正是由于朱光潜先生及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才得以创立并为学界认可。参考文献:[1]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214.[3]朱光潜.谈美[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8:23.[4]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5]王国维.人间词话[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14.作者简介:吴家荣,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师大皖江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猜你喜欢比较文学朱光潜中西挚友可贵朱光潜三立座右铭从《寡妇春怨》与《孤雁儿》对比中看中西爱情观比较文学视阈下高校英语专业美国文学课混合式教学探讨艺术家笔下的中西差别朱光潜“地下”翻译《美学》怕站而不怕慢中西结合从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谈新时期比较文学的特质与续进杂志排行《戏剧之家》2022年32期《中国管理信息化》2022年19期《佛山陶瓷》2022年10期《时代汽车》2022年21期《北京支部生活》2022年10期《幸福家庭》2022年9期《艺术品鉴》2022年29期《上海医药》2022年21期《东方企业家》2022年11期《天津教育》2022年32期美与时代·下2021年9期美与时代·下的其它文章抗灾文艺,期待美学精神的莅临黄药眠“美是评价”说的创新意义与责任意识浅谈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阿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探析从怀特海生命形态观看生命之美的生态性质空无与此在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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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狄亚、繁漪略看中西文化生态对女性复仇心理的影响毫无疑问,有史以来,在关于爱情的话题中,男性话语总是处于支配地位,女性意识则是处在一种受压抑的状态。自文明社会以来,“软弱”这个男性设定的性格特征终成为女性的自我认知,于是就有莎翁叹曰:“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但是,被压抑的软弱与畸态的报复是一张镜子相反相成的两面。女性的压抑来自于古老的年代,而女性对男性的报复也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在文学中便形成了“复仇”母题的子母题——“女性复仇”。本文即以古希腊戏剧《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美狄亚与中国现代话剧《雷雨》中的女主人公繁漪这两个中外复仇女性为例来对中西女性复仇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并且
其实是比较文学的,那肯定就得有两种文学观点进行比较了
不可能给你做作业吧,论文这东西还得自己写才行,给你一些资料,你参考一下,3000字不算多,拼拼凑凑就完了,毕业论文还要5000字呢。这些资料没有发完,有字数限制,你给个邮箱,剩下的发在你邮箱里 ,对你很有帮助的,随便润色一下就可以交了。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19 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1、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2、“比较”的意义: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注:(1) 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 转引自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第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1、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服饰: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中国近代服饰文化 2、(19世纪20年代)民国初年的服饰: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中国近代服饰文化 3、(19世纪30年代)近代民国中期的男子服饰:民国中期,在流行学生装的同时,不少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还喜欢穿“学生装”,这种服装的样式是方形立领。穿着这种服装,能给人一种精神、庄重之感。孙中山先生当时就非常喜欢,所以有“中山装”之称。不过当时的中山装与现在所称的中山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另外还有一种男子服装“西装”。4、二十年代的中晚期二十年代妇女服饰 :总的看来,这个时期的服装,以采用西式者为多,传统特色的保留则较少。经过一个时期,较普遍地采用了一种既适合于我国妇女穿着,又吸收西式优点的服式,即“旗袍”。除旗袍之外还有袄裙服装样式,特点为立领、宽袖口、露肘的短袄及长裙。左图为穿窄袖袄、素裙的妇女。左图为穿西式茶舞服的妇女。中图为穿印花连衣裙的妇女。右图为穿衫、裙式晨礼服的妇女。5、二十年代中晚期:中国近代服饰文化 劳动人民的主要服饰为中式衫袄和中式抿裆裤。这是由劳动人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1.研究法国的文化2.研究法国的作家或作品,比如伏尔泰3.写中国目前与法国的交流、理解之类的清苦4.评析一部法国电影,讲里头的文化差异……东西多……随便写啊我写的就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当然,你也可以写语言学方面的,神马英语对法语的影响啊之类的,还有法语口音方面的,……好多好多。伦敦高层人打招呼还用的先生小姐还是法语呢……可以写法语的世界化啊……
染织类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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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论乡土织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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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景宁畲族传统服饰艺术在现代的发展研究
28.染色废水处理改造方案研究与实施
29.论黎族织锦植物染技艺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30.民间手工印染艺术在现代居室软装饰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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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探析吉祥观与景德镇明清彩瓷表现的图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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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黎族传统纺线技艺研究
37.明代工艺美术色彩赏析
38.山竹壳天然染料对真丝织物的染色工艺研究
39.丰富设计素描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40.抗战前细纱交易困境及民族染织厂的应对
41.海南黎族织锦中基本纹图案探究
42.与大自然合作--染织产品设计的创意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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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中国传统工艺的保护研究--以染织工艺为例
51.云南大理扎染视觉审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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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浅谈酶催化技术在印染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61.西南少数民族染织艺术中的色彩美学
62.台湾花布的图案装饰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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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台湾花布与山东民间彩印花布的艺术特色对比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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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洗礼中重生--谈传统染织艺术的现代性转型
67.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对策研究--以黎族纺染织绣技艺为例
68.品色衣制度的发展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
69.中亚伊卡特图案初探及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70.传统手工编织设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初探
71.中日染织花卉纹样的比较研究
72.基于变函数Julia图形的黑白装饰图案丝巾设计方法
73.湘西染织艺术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教学思考
74.汇泉染织打造更时尚面料
75.关于染织设计教育的思考--从芬兰设计说开去
76.中日染织花卉纹样研究
77.民间染织遗产:就地保护就近研究
78.地域文化背景下高校旅游纪念品设计教学探索--以湘西染织艺术为例
79.湖南传统染织艺术融入室内设计主题空间的教学探讨
80.湖南传统染织艺术资源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运用与创新
81.高等院校染织纤维专业教学模式设置与设计大赛互动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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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佩兹利纹样在现代家纺设计中的装饰研究
84.中国民间图案色彩的抽象表现
85.染织专业实验教学创新探索
86.我国印染织物产品标准与服装产品标准的差异
87.后申报时期民族传统工艺保护与传承的忧与思--以海南黎族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88.丝织物印花中仿蜡染图案设计及工艺的研究
89.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植物染料及其文化内涵
90.从敦煌藻井图案谈现代染织纹样设计
91.服装面料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仿生设计
92.手绘技法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使用
93.蜡染的审美特征及其图案构成特征研究
94.医院社会化洗涤污染织物收集转运过程中医院感染质量控制
95.基于数学图形的染织图案设计研究
96.国际旅游岛背景下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海南黎族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97.理性色彩与感性色彩在染织设计中的统一
98.软雕塑艺术语言对我国纤维艺术教育的启示
99.海南纺织史若干问题的探讨
100.可溶PVA伴纺高支纯棉色织面料的生产工艺路线
101.关于纤维艺术设计教学的思考
102.论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我国古代染织纹样
103.地域文化主题的染织旅游纪念品设计探讨
104.浅议市场需求对高校染织设计教学的影响
105.基于数字化技术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106.染织排水对日本青鳉幼鱼和胚胎的毒性效应
107.染织艺术设计专业素描教学改革的思考
108.染织艺术设计专业色彩教学改革的思考
109.地域文化主题的染织设计研究
110.论苗族服饰中龙纹图案染织绣技艺之美
111.染织艺术设计新论
112.关于染织专业学生手工台板印花实践的思考
113.染织美术教学中设计要素浅论
114.从材料的运用看中国染织工艺的发展
115.齐国染织工艺及对后世的影响
11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117.浅论中国传统染织中的生命树纹样
118.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119.染织设计中的中国画元素
120.作业成本法在染织业的推广与应用
121.手工染织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