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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田临水宫建筑艺术与文化论文
摘要 ：文章通过对福建闽东古田县临水宫的建筑艺术形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指出临水宫既包含了中国传统道教文化特点，同时又融合了闽东乡土文化的基因，进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祠庙建筑形态，对闽东乡土建筑艺术与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闽东；古田临水宫；建筑艺术；道教文化；乡土文化
近年来建筑学界对于“乡土建筑”的关注越来越多，祠庙建筑作为最能体现“乡土建筑”特质的一种建筑形态，自然是研究的重点。《左传》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祭祀礼仪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祠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祠庙是汉民族祭祀祖先或先贤，以及供奉神灵的场所，通常采用庙堂式建筑形式。散见于广阔富饶的中国大地上的祠庙建筑，因地域的区别，在建筑艺术与文化上各具特色。本文仅以福建闽东古田县临水宫为例，对其建筑艺术形态进行深入分析，探究道教文化和乡土文化对临水宫建筑艺术形态的影响，进而为闽东乡土建筑艺术与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福建闽东区主要涵盖福州、宁德两大地区。古田县为传统“福州十邑”之一，1970年被划归宁德地区。古田临水宫就坐落在古田县大桥镇中村，是祭祀道教女神陈靖姑的庙宇，也是海内外临水文化的发祥地。它始建于唐贞元八年（792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现存建筑风貌主要为清光绪元年（1875年）修建。全宫分为前后左右4殿，总占地超过8000㎡，仅主宫就有4000㎡。临水宫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参差错落，与群山叠嶂相互辉映，极其磅礴大气，雄伟壮观。临水宫建筑为土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宫内处处雕梁画栋，精美至极。古田临水宫作为闽东祠庙建筑艺术的典范，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古田 临水宫的建筑艺术形态
从艺术形态上看，建筑是由结构、造型、立面、空间、色彩以及装饰等要素组成的集合体，它受到所处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审美观念等条件影响，通常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功能性特征。
（一）建筑形态
1.建筑结构与构架福建闽东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潮湿多雨，常年受到台风等灾害的影响，同时它又处在我国东南地震带上，因此房屋的结构与构架显得至关重要。古田临水宫主要为土木结构，整体建筑由木构架支撑，砖土砌筑外墙围合。建筑构架设计采用闽东民居常用的“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的形式，稳定性强，柱间用梁、枋相连接，再辅以雕刻精美的斗拱、撑拱、雀替等构件固定，既有装饰效果又起到加固构架的作用，能有效地预防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
2.屋顶构造和形式古田临水宫为重檐歇山顶，屋顶相互穿插，高低相叠，交织错落地结合在一起，起伏跌宕，像一座建在山腰的庞大宫殿，十分壮观。庙宇的屋顶体量巨大、造型独特，屋顶的飞檐呈现出极度夸张的弧形，两端翼角高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使原本宽大下压的屋顶产生一种向上的动势，巧妙地化解了大屋顶带来的压抑感，让人在视觉空间心理上产生轻松愉悦的感受。屋顶正脊和檐角到处都是龙、凤、狮子、虎豹、大象、仙鹤等祥禽瑞兽泥塑，形象生动，姿态万千（图1）。屋面整体采用小青瓦覆盖，平缓舒展，整齐划一，随着屋顶的高低起伏，阴阳向背，产生不同形状、明暗、色彩的变化，在统一中形成了微妙的空间构成关系。
3.立面及造型要素古田临水宫的山门采用中国传统的牌坊式门楼造型（图2），气宇轩昂，意义深刻。墙脊为五山跌落式，下方用华丽的装饰边框修饰，装饰有精美道教题材的彩画和泥塑。庙门为青石门框，方正大气。左右两侧刻有一副“庙貌壮千秋鼎新有像，母仪昭百代坤厚无疆”青石雕刻对联，表达了古田人们对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歌颂。庙门正上方为“敕赐临水宫”直匾，两侧为天官赐福雕刻，显示了庙宇的身份和地位。庙门两边的红墙上分别刻有一块双龙抢珠、虎豹临泉的精美浮雕，造型准确，形象逼真。临水宫山墙样式丰富，有平行跌落式、弓形、云形、鞍形等，形态各异的墙脊通过高低不同的穿插搭配，丰富了建筑的立面曲线，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不同的造型给人或轻盈活泼、或严肃庄重、或玲珑小巧、或气宇轩昂的视觉感。这种建筑立面特征是典型的传统闽东民居的风格样式，体现出浓郁的乡土建筑文化气息和人们审美情趣。
4.建筑空间与布局从空间布局与设计上看，古田临水宫分为前后左右4殿，前殿为主殿，内设有古戏台、钟鼓楼、拜亭和大殿等建筑，后为梳妆楼和三清殿，左右侧分别为婆奶殿和太保殿（图3）。不同空间功能分区明确，既是一个整体，又是独立的空间，动静分明。各殿建筑造型各异，营造出一个神圣庄严的建筑群。临水宫遵循道教宫观祠庙乾南坤北，坎离对称，尊者居中的原则而布局，坐北朝南，以纵面深、横面窄的态势将主体建筑和附体建筑有机的串联在一起，体现了以中轴线为基准，组合有序的建筑空间。古田临水宫采用“巧于因借，就地成形”的思路，巧妙地利用客观的自然环境进行设计建造，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特别是从建筑群整体空间角度看，其组合方式随着山势的变化，高低错落，层次分明，再加上单体平面组合自由灵活，空间形式变化巧妙多样。
5.色彩构成及表现古田临水宫的建筑和装饰色彩构成及表现以红色和青灰色为主。红色作为墙体基色，象征着高贵、吉祥、喜庆；落地构件均为青灰色的花岗岩石和青石，屋面也都是青色板瓦，代表了庄严、稳重、刚毅的寓意。红色在青灰色的衬托下艳而不燥，青灰色在红色对比中沉而不闷，两者和谐统一。宫内木构件有的部分使用红色大漆髹饰，有的部分采用素髹工艺保留木头本色，还有的采用彩绘手法，彩绘色彩上多使用暗而庄重的深绿、钴蓝、孔雀蓝等颜色，避免过于富丽堂皇，追求道教自然朴素的意境，同时突出宗教建筑的神秘和庄严的气氛。
（二）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装饰艺术
传统建筑装饰是建筑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所表达的装饰艺术内容和风格对于建筑形式和人文精神的表现有着巨大的影响。古田临水宫装饰上充分展现了闽东地域的文化艺术形态，采用闽东地区传统的雕刻、彩绘、泥塑、髹漆等多种工艺的手法，因地取材，因材施艺，灵活运用，技艺精湛，重点突出人文精神的传递。
1.装饰题材与文化内涵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装饰以歌颂陈靖姑信仰，体现道教思想文化为核心，通过庙宇的雕刻、壁画、泥塑等建筑装饰，形成了一种神秘、庄严的宗教氛围，也反映了古田人民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愿望追求。宫内的装饰题材主要以道家仙人、道经故事、各种神兽、仙境、法宝等为主，带有浓郁的道家神化色彩和强烈的宗教震撼力，从视觉心理上引导人们对仙界产生向往之情，进而强化了他们向道的信念；也有代表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历史典故，如“千里走单骑”“赵子龙单骑救主”等，皆在宣扬“忠、义、气、节”等伦理美德，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积极作用；还有部分是动物、植物、民间器物等图案、符号装饰，利用谐音，通过假借，表达了世人美好的愿望，体现了古田淳朴的民风民俗。
2.工艺技法与传承古田的装饰工艺世代相传，图案设计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例如当地的祠庙顶棚装饰通常设计有藻井，象征广阔的天宇，其建造和装饰及其复杂。古田临水宫共有5口藻井，以古戏台覆莲藻井最为典型（图4）。藻井层次结构采用重复着直升——里拽出跳斜升的循环变化，隔层上升缩进的建造工艺，所有构件全部采用榫卯连接，层层叠叠，井然有序，繁而不乱，充满了节奏感。每一层都有内容丰富、寓意吉祥的精美的雕刻和彩绘作品，从下到上依次为云水纹图案侧板、装饰小斗拱、垂花额枋、花卉、神兽主题8格雕花板，顶心象征太阳，正中央是一朵覆莲雕刻，代表着圣洁光明，古田民间还传说其有“避火”的.作用，带有强烈的民俗文化色彩，是集力学、美学、工艺为一体的艺术精品。
二、古田临水宫的建筑文化
建筑是文化的具象形式，反映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种文化因素对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古田临水宫建筑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建筑形态的成因。
（一）道教文化
古田临水宫是典型的道教庙宇建筑，它的基本形制、建筑特征、装饰艺术以及审美风貌都是由道教文化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通过建筑的形态具象化地传达着道教哲学思想、审美特征以及价值观念，从而体现出宗教庄严神秘的文化气息。临水宫地处偏远的山区，背山面水，山林清幽，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符合“山环水抱必有气”的道教哲学，承载了道教远离尘俗、得道成仙的信仰追求。宫中随处可见的道家题材建筑装饰，共同营造出一个自然清净、超凡脱俗、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同时，临水宫作为一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道教文化载体，它又不能完全脱离世俗生活。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谋求自我发展的“现实需要”，更好得吸引和教化信众，在建筑和装饰的表现形式上将道教文化、民俗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即强调传统道德观，又迎合百姓心理愿望，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显示出道教文化“入世”的一面。
（二）乡土文化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缘与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形成了地域性的民间习俗、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乡土文化，同时构筑了以乡土文化为背景的建筑空间。乡土建筑既是一个物质实体，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深深地融入了当地资源、文脉和生活，是乡风、乡俗、乡情的物化与凝固。古田县地处闽东山区，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使之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无论四时节气、逢年过节，还是姑娘出嫁、成人礼仪、孩子出生等都要进行祭祀活动，千百年来这种朴素的民间习俗代代相传。尤其是陈靖姑信仰，承载着农耕社会中的许多生产习俗活动，形成了闽东地区一种影响广泛、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信仰。临水宫植根于这样土壤中，逐步形成了建筑、装饰等有形文化与神话、祭祀、民俗等无形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百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三）礼制文化
《论语为政》中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作为弘扬礼制精神的祠庙建筑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和道德人伦秩序所建造的，具有严格的等级性。至唐起，历朝历代对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敕封多达数十次至多，陈靖姑也从民间神灵成为钦定神明、护国之神，其影响力非常大，尤其是清道光、咸丰两代皇帝敕封陈靖姑为“陈太后”“顺天圣母”之后，临水宫成为帝王的宫庙，在建筑礼制等级上达到空前的高度。为了突出高贵的地位，临水宫建筑形态参照中国唐代皇家宫殿建筑的风格、格局进行建造，高大威严、雍容华贵，并且大量采用龙的造型图案装饰，体现了皇家宫庙至高无上的气势。临水宫除供奉陈靖姑外，还供奉着林九娘、李三娘、杨太保等各路神仙，神仙等级和地位也是参照传统宗法等级制度进行划定，神祀所安排位置的非常讲究，对建筑整体布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结语
古田临水宫是闽东祠庙建筑文化的标志，是多种建筑与装饰艺术风格的综合性创造，是中国道教文化与地域性乡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一种祠庙建筑形态。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艺术与文化离不开闽东地域这块土壤，它是闽东乡土建筑历史的见证，凝聚了闽东乡土文化的精华，是当地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对临水宫进行研究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在它已然成为了一种历史遗迹，一种文化遗产，我们要时刻抱着“尊重历史、留住历史、研究历史”的态度去珍惜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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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民居实在是太古老了，因为我们甚至可以走进“山顶洞人”的家园。林林总总的中国民居，无不各具风情，它们是古人物化了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演绎人生话剧的最主要的舞台。民居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种类之多令人惊奇。北方地区建筑多用厚重的围墙做四壁，以抗风霜、雨雪的严寒气候，而南方炎热、潮湿，就必须使建筑有良好的通风、防潮等功能，以创造较舒适的环境。“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得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一、山西民居我国传统民居遍布全国各地，内容广泛、丰富。提起北方民居，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合院，殊不知，北方民居的精华在山西。正如山西省的古代寺院等官式建筑是全国保存数量最多、年代最久、质量最好的，山西省也是全国传统民居建筑现存数量最多、质量上乘、艺术成就极高的一个省份。(一)晋中广厦――乔家居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就其建筑艺术而言，山西民居和皖南徽派民居齐名，素有“北山西，南皖南”之说，因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享誉海外的乔家大院便位于山西省祁县境内。祁县民居的平面布局及体型颇具特色，属于典型的山西民居。一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符合风水术中“坎宅巽门”的说法。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院落四周房屋大都采用坡向内院的单坡顶，使外墙高大，雨水流向院内，形成“肥水不外流”。三是外墙高大厚重，防御性极强。祁县县城的巷道，两侧都是没有窗子的高墙，置身其中，不免发思古之幽。祁县民居中，最著名的要数乔家大院，当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拍摄视角清晰地反映了这座古民居的布局特色和空间组合，以及精美的细部装饰等。虽然拍摄者只是以这些作为渲染故事情节的背景，但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座大宅院的恢宏气魄。1.严谨有序的城堡乔家大院位于祁县的乔家堡村。这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村落，走进乔家堡村，路旁都是高耸的青灰砖墙，没有窗户，偶尔有一两个圆拱形门洞，里面是黑漆木门，显得壁垒森严。大院三面临街，独立于周围民居。大院四周是封闭的砖墙，高三丈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仿佛城墙上的敌楼，显得很有气势。乔家大院就是这样一座全封闭的方形的城堡式大院。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以后又经过两次增修而建成现存的格局。整个宅院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共计有313间，占地面积约8700平方米。建筑物多而不乱，布局严谨有序。2.新奇独特的造型山西民居的一大造型特点是单坡屋面，屋面向里倾斜，而单坡顶背后的高墙朝向院外，墙体高大封闭，具有极强的防御性。山西气候干燥，春冬两季有大风，高大的外墙可以防风。而祁县单坡顶的民居更是独具地方特色，都是船侧反曲的层面形式，这与常见的单一凹曲线，或凸曲线屋面都不相同，形式新奇独特。乔家大院最有特点之处还在于它的上人屋顶。大门上的城楼是上房顶暗室的必经之路，上下楼都要经过这下面的一条漆黑的通道楼梯。上去以后，所有的房顶都能去，房顶上的通道主要是为更夫设计的，道路曲曲弯弯，却四通八达。乔家大院的房顶上还设有更夫楼，尺度不大，却十分精致。平房顶随便走，但单坡顶都留有一条窄窄的道路，外侧还设有矮的女儿墙，防止人摔落。站在乔家大院的房顶上，看到面前高低错落的起伏变化，会令人感到建筑美学反复、交错、连续、间歇中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的韵律感和神秘感。3.精美的细部装饰这样的大院落，其砖雕、木雕等各种装饰细部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而每一个雕刻每一幅画面都有其民俗的说法，都是一个故事，令人观之回味无穷。乔家大院共有六个大院，虽经几期分建，中间时空跨度将近两个世纪，但仍保持了统一的风格，整个建筑浑然一体，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古老的街巷、高耸的灰砖墙、雕饰华丽的门楼，以及大门前的拴马桩和上马石……徜徉于其中，我们仿佛回到了晋中地区的繁荣时代，感受到了当时居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生活，也体验到了前人用建筑的手段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华北平原上的明珠――平遥民居平遥古城是北方民居中的精粹。这里村镇建筑格局规整而严谨，住宅本身的排列十分整齐，而且相对封闭，呈内向型的形态。直而窄长的街两侧探出是山式门楼，简洁、明了，标志着下边人家的入口所在。门楼之下，自墙内悬挑出装饰精细、华美的梁枋，支撑起同样精致的斗拱，共同托起上面的屋顶，其上的正脊与院墙端头相平齐，给人的感觉是“见墙而不见屋”。其侧面沿街的外墙墙头上用整齐的磨制砖砌出各种透空的花墙，使较高大、平板的竖墙面显得活泼、轻巧了一些，而不会让人产生过分压抑之感，不失为一种简明而有效的装饰手法。大门外常放置有石雕的上马石。门洞两侧夹立砖垛，并置门枕石，门洞相对较窄小些，相当封闭、严密，具有一定的防御作用。其内院较窄，可使两侧厢房受到东西两面日晒的时间较少一些。院落中轴线明确，正房相对高大、宽阔一些，有的深宅内院还有多重层院相连。院中放置花草，使单调的色彩环境变得新鲜、活泼、亲切一些。有的大家望族的住宅里，次要院落的平顶屋顶上还增建明楼，谓之“绣楼”，这是年少女眷的“闺阁”，其外形小巧玲珑，仿佛宅中的点景小品。除宅边院墙高筑(为防外侵、偷盗发生)之外，在外山墙顶上极容易被人翻越的墙顶都是虚砌并浮搁着，排列成花纹式的透空墙体，一旦有盗贼掠入，弄倒花墙，一可出动静惊人，二可将贼绊跌，起到防卫和警戒的作用。现在看来，则已成为一种惹人喜爱的、值得观赏的艺术装饰品了。平遥县的木结构民居，似乎没有祁县民居那么庄严华丽，然而走进民居院内，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正房竟然是独立式窑洞形式。
啊啊啊啊！！！客家民居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啊！！！急急急！！！明天就要用了啊！！！
土楼是以土作墙而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呈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畚箕形等，各具特色。土楼最早时是方形，有宫殿式、府第式、体态不一，不但奇特，而且富于神秘感，坚实牢固。楼中堆积粮食、饲养牲畜；有水井，若需御敌，只需将大门一关，几名青壮年守护大门，土楼则像坚强的大堡垒，妇孺老幼尽可高枕无忧。由于方形土楼具有方向性、四角较阴暗，通风采光有别，所以客家人又设计出通风采光良好的，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圆楼土楼。在现存的土楼中，以圆形的最引人注目，当地人称之为圆楼或圆寨，其次为四角楼，如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辛亥遗址】何子渊故居等。
好难打字！不过稍等一下。
梅州人的传统居住习惯，多在耕地附近或傍山辟土建屋，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族姓数十户或数百户人家自成村落。民居建筑的风俗和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变化。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民居建筑是“围龙屋”，这种屋式曾被中外建筑学界誉为中国五大民居建筑(即北京四合院、陕北窑洞、粤东客家围龙屋、广西干栏式、云南竹楼)特色之一。 围龙屋屋式结构一般为 “三堂二横一围龙”，屋中有龙厅、花胎、上堂、中堂、下堂、天阶(天井)、南北厅、花厅、门廊、后廊、伸手廊、正堂间、横屋间、围龙间、浴室、厨房等。房屋正中为大门，两侧为小门 (侧门)，沿左右侧门进去为横屋，再由两边横屋向后伸延成半月形。在后堂背面与围屋之间要堆筑一座高于前面屋基的半球形斜坡，俗称“花胎”，花胎面上砌鹅卵石或铺以草皮或花草，类似后花园，屋门前都有一个宽敞的门坪，门坪前面挖一口半月形池塘。围屋后面种植树木，俗称“风围树”。房屋建筑不论城乡皆为石灰砖墙瓦面。围龙屋绝大多数是单围龙，还有双围龙和多围龙的。 围龙屋建筑具有如下特色：一是讲究风水。一般建筑在依山傍水的丘陵山麓，宅基选择以山脉来势雄健，山麓结基平坦、宽敞，周围绿水回环，左右山峦如案，远处山峰成笔尖状者为佳。建造方位一般选择坐北向南或坐西向东，夏天南风拂窗，避免西照，冬天背风向阳，采光充足。 二是讲究对称。建筑一般以南北子午线为中轴，东西两边对称，前低后高，主次分明，坐落有序。以正堂纵轴线为基点，围龙高于上堂、上堂高于中堂、中堂高于下堂，两边横屋与正堂的平面看齐垂直，采用对称式庭院房屋结构，向前后左右重叠排列，并以屋前的池塘和正堂后的“围龙”组合成一个太极形整体。 三是讲究配套。前面有一个半月形池塘，具有蓄水、养鱼、防火、防旱等作用。外围有一扇总门，门前筑斗坊，沿着大门筑围墙。进入总门有一块宽敞的门坪，用于晒谷、乘凉、练武等。门坪后面正中大屋是正堂，分为上、中、下三堂。上堂设神台、祖龛，两边还摆列刀枪、叉戟及狮鼓锣钹。中堂是族人议事、宴会的主要场地。下堂是婚丧喜庆时，请来的铜鼓八音班设乐坛和轿夫们设席的地方。上、下堂两侧的房间叫正房，父母及长房长子居住，客家人有“长子不移居”之谓。上、下堂左右方的厅房叫南、北厅，是会客厅。中、下堂之间靠横屋的房子叫花厅间，门口置天井，筑花池、假山，是读书习文的场所。正堂左右各有一栋房屋，叫枕头屋，屋内卧室、厨房、水井、杂物间等配套完善。正堂和枕头屋之间露天部分叫天井，用于通风、采光、排水和作发生火警时的隔火巷。 四是讲究装饰。厅堂墙壁多饰以寓意深长的绘画作品，如“春郊耕种”、“挑灯夜读”、“木兰从军”等；厅堂的活动屏风是精美的雕刻艺术品；厅堂相连的过道处，设置漏花花窗；天井和花头屶 栽植花卉和常青树；柱梁斗拱有各式的雕刻和彩画；屋檐大都用硬木雕刻成猛兽头等图案；外大门有石狮、牌坊等。 梅州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围龙屋:南华又庐、宇安庐、棣华居、崇庆第、光禄第、九厅十八井、九栋居等。
我的家乡—南阳,现在是一个鲜花簇拥的美丽城市,与幼时的南阳简直是发 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南阳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古老文化的市区,在胡爷爷提倡：八荣八耻： 后,南阳的每个角落都有着这样的声音：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等这些条例又为古老的南阳添加了新的精神食粮,就如那彩色的霓虹灯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南阳不仅在文化方面有了变化,在建筑物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条条的泥泞的窄道到现在的一条条宽阔、平敞的马路,从一座座低矮的房屋到现在的一幢幢高大、雄伟的大厦、从以前的黑白电视到现在的手提电脑.还有南阳城更绿了!白河湿地公园内,萋萋芳草为市民铺上了悠闲的绿地毯,园林工人栽培的花草让人赏心悦目.南阳城更通畅了,新白河大桥飞架南北市区,城区内的交通秩序井然,闯红灯的人少了,礼让的人多了,市民出行更舒心了.南阳城更美了,五十万盆鲜花绽放街头,香透古老的宛城,滨河路杨柳依依,鲜花簇簇眏红了南阳人民的笑脸,让我们的南阳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中国民居中国各地的居住建筑，又称民居。居住建筑是最基本的建筑类型，出现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不同，各地民居也显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中国汉族地区传统民居的主流是规整式住宅，以采取中轴对称方式布局的北京四合院为典型代表。北京四合院分前后两院，居中的正房体制最为尊崇，是举行家庭礼仪、接见尊贵宾客的地方，各幢房屋朝向院内,以游廊相连接。北京四合院虽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观念和家庭制度在居住建筑上的具体表现，但庭院方阔，尺度合宜，宁静亲切，花木井然，是十分理想的室外生活空间。华北、东北地区的民居大多是这种宽敞的庭院。 堂屋和土楼 中国南方的住宅较紧凑，多楼房，其典型的住宅是以小面积长方形天井为中心的堂屋。这种住宅外观方正如印，且朴素简洁，在南方各省分布很广。在闽南、粤北和桂北的客家人常居住大型集团住宅，其平面有圆有方，由中心部位的单层建筑厅堂和周围的四、五层楼房组成，这种建筑的防御性很强，以福建永定县客家土楼为代表。在中国的传统住宅中，永定的客家土楼独具特色，有方形、圆形、八角形和椭圆形等形状的土楼共有8000余座，规模大，造型美，既科学实用，又有特色，构成了一个奇妙的民居世界。 福建土楼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厚重封闭的“抵御性”的城堡式建筑住宅——土楼。土楼具有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和强烈的宗族特性。楼内凿有水井，备有粮仓，如遇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的特点，土楼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的住宅。 少数民族居住建筑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居住建筑也很多样，如西北部新疆维吾尔族住宅多为平顶，土墙，一至三层，外面围有院落；藏族典型民居“碉房”则用石块砌筑外墙，内部为木结构平顶；蒙古族通常居住于可移动的蒙古包内；而西南各少数民族常依山面水建造木结构干栏式楼房，楼下空敞，楼上住人，其中云南傣族的竹楼最有特色。中国西南地区民居以苗族、土家族的吊脚楼最具特色。吊脚楼通常建造在斜坡上，没有地基，以柱子支撑建筑，楼分两层或三层，最上层很矮，只放粮食不住人，楼下堆放杂物或圈养牲畜。 北方窑洞和古城民居 中国地域宽广、民族较多，各地民居的形式、结构、装饰艺术、色调等各具特点。在此，主要介绍一下个性鲜明的北方窑洞和古城内的民居。 中国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窑洞式住宅较多，在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黄土地区，当地居民在天然土壁内开凿横洞，并常将数洞相连，在洞内加砌砖石，建造窑洞。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将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有机结合，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渗透着人们对黄土地的热爱和眷恋。 此外，中国还有保存较完好的古城，这些古城内均有大量的古代民居。其中，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均在199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碉楼与200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是现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县城，是中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古县城的典型代表。迄今为止，这座城市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其建筑格局与风貌特色大体未动。平遥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艺术等方面历史发展的活标本。始建于南宋的丽江古城是融合纳西民族传统建筑及外来建筑特色的惟一城镇。丽江古城未受中原城市建筑礼制的影响，城中道路网不规则，没有森严的城墙。黑龙潭是古城的主要水源，潭水分为条条细流入墙绕户，形成水网，古城内随处可见河渠流水淙淙，河畔垂柳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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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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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我国民族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布依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布依族人口为2971460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居第十位，是少数民族中较大的民族。布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贵州红水河、南北盘江沿岸，是贵州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改革开放的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至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布依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也在发生着显在或隐性的变迁，对这些文化变迁事项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布依族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探讨，成为当今布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对布依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试图总结出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以期能对布依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并期望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能对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 本论文共分为八章: 绪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最新动态，一及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 第一章在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变迁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介绍了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章介绍布依族的历史源流。布依族是旧石器时代水城人、穿洞人、猫猫洞人以及飞虎山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后裔，是建立群柯国的主体民族，经过夜郎时代与濮人、越人融合而突出地继承濮人和越人的文化特征，开始形成单一的民族濮越(布依)人。 第三章首先对布依族社会文化植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用文化模式的有关理论上分析布依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布依族文化的民族个性。 第四章通过展示田野调查的生动材料，对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详细介绍布依族衣食住行方面变迁以及闲暇生活的变化，并进一步论述变迁的原因。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布依族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即传统社会组织、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乡规民约、婚姻及家庭的特点和变迁的表现。 第六章对布依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研究了现存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对变迁的阶段、表现形式和动因进行了总结。 第八章对布依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认为民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应积极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实现异质文化互动，从而形成新的进步的民族文化，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关键词: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发展 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动态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国内外文化变迁理论概述 第一节国外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节国内文化变迁理论 第三节本文拟采用的变迁理论 第二章布依族历史源流 第一节布依族族源与族称 第二节远古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四节秦汉至宋朝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五节元朝到明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六节清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七节近代以来的布依族 第三章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环境和文化个性 第一节布依族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三节布依族文化个性 第四章布依族物质文化变迁 第一节绚丽多彩的服饰的变迁 一、传统服饰特点 二、服饰的变迁 第二节厚重的饮食习俗的变迁 一、布依族的饮食习俗 二、饮食的变迁· 第三节体现农耕文化的建筑文化变迁 一、建筑的特点 二、居住的变迁 第四节交通与通讯方式的变迁 一、交通运输 二、邮电通讯· 第五章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及其变迁 第一节社会聚合的组织纽带 一、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 二、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 三、民族区域自治 四、习惯法与乡规民约 第二节婚姻与家庭的擅变 一、留传千古的婚恋习俗的变迁 二、婚姻的变迁 三、家庭的擅变 第六章喜忧参半的民族教育 第一节布依族教育概述 第二节双语教育 第三节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四节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 第五节发展布依族教育的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变迁的阶段 第二节变迁的动因分析 第八章现代化进程中研究和发展布依族社会文化 第一节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选择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
背景和意义要看你自己的论文核心定位了，根据定位去挖掘和研究之前人们的研究结论和内容。不做这个工作怎么去把论文写好呢，我告诉你了，你写的也不一定对路，到时候导师还是会让你重写的。你看吧，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写。
《木偶戏缘》和《南音姻缘》的题材特色泉州电视台 陈家平地方台在纪录片创作上并非都处于劣势，题材的发现就比中央电视台要快要方便得多。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立足于本土的电视纪录片所传递的文化品格无疑是个性化的，极具民族特色的，所以地方台在对题材的文化背景的了解也要更加方便，在文化个性的把握就不是中央电视台等大台所能够驾驭的了，还有记录片的素材积累要一定过程，地方台在这方面也有优势，可以减少许多成本。作为地方台的一名编导，我们立足所在文化区域，深入挖掘富有闽南特色的题材，用世界语言讲述泉州的故事。纪录片《木偶戏缘》和《南音姻缘》双双获得国家政府奖“金桥奖”，最近又获得福建电视外宣金帆奖一等奖，之所以能够获奖，其原因之一就在题材的把握，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和对台特色。泉州地处东南沿海，濒临台湾，是著名的侨乡、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有900万台湾同胞祖籍在泉州，泉州还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有南音、木偶戏、高甲戏、梨园戏等文化瑰宝，由于和台湾一衣带水，历史上联系非常密切，给我们纪录片创作带来许多好的题材。《木偶戏缘》(主创：陈家平、张贵霖、陈建居、刘凯）、这个作品的背景是：泉州是木偶之乡，提线木偶和掌中木偶艺术，堪称“天下一绝”。1998年底我们到台湾采访，了解到台湾著名的小西园掌中木偶是100年前从泉州传到台湾的，他们很希望能到泉州寻根。回来以后，我们一直等待小西园的到来。小西园终于来到泉州了，在泉州掌中木偶艺术家李伯芬先生那里，台湾的木偶艺术居然连对白都和泉州一样。闽台两地的文化渊源关系，此刻是最具说服力的。小西园掌中木偶剧团团长许王，与泉州木偶艺术家李伯芬完成了传统木偶剧的对白后，许王十分动情地说：“与伯芬师对白，使我更加明确，在这里五湖四海皆兄弟，海峡两岸同一家，本是同根生啊。”这段同期声完全是自然而然地流露，极好地表现了本片富有人情味的主题。台湾木偶艺术家许王在泉州幼儿园表演时，是那么忘情地与小朋友进行交流。这里我们没有再用解说词去“深化”它，保留了长镜头和同期声，让原汁原味的真实的声音和画面告诉人们，海峡两岸文化水乳交融的关系。《南音姻缘》》(主创：陈家平、张贵霖、陈建居、刘凯）、讲述的，则是泉州南音艺人王阿心和台湾艺人陈守俊的爱情故事。泉州南音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保留了汉唐古乐的遗韵，历史上泉州有许多南音艺人把它传到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王阿心泉州南音乐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她是最早一批的台湾新娘，结婚时候在北京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这个题材，有文化特色和对台特色，引起我们的关心，我们积累了素材，又到台湾拍摄采访，主要记录了王阿心嫁到台湾后的家庭生活和演艺生活。为了故事的完整，我们又等了近两年时间，等到他们一家人元宵节回到泉州娘家，参加泉州的南音大会唱。从台湾到泉州，我们的记录一直没有停止，大量的动人素材为这部片子的制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我们注意选择题材，盯住所属的文化区域，深入挖掘和发现富有闽南特色的侨台题材，用世界语言讲述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故事。许多节目在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和海外媒体播出，产生较大影响。（原载《开放与传播》 期）可以通过这个引申把，希望能帮助到你，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不可能给你写现成的……但是方法是：阅读大量文献，之后做一个思想性的总结，就是背景及意义。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1、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2、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3、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面对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有识之士无不在努力寻求救世的良方。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世界需要中国古老文化理念的推广和实践；已被费黜达近百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急需拯救。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要手捧着金饭碗，在外流浪找饭吃啊。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复兴必会带来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长治久安，可持续地发展也就得以平稳实现。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她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挽救社会的作用？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当前文化缺失、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有不少人误认道德是限制人们行为的条条框框。其实，有道德的生活才是真正正常、幸福的生活。显著特点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