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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论文答辩是一种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鉴定的比较正规的审查论文的重要形式。这次我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了论文答辩自述，供大家阅读参考，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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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自述1
各位评委教师，同学们：
上午好!我是__学院中文系03本2班的学生__。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再论苏轼寓惠 散文 》，我的指导教师是曹国安讲师。我当初之所以选择研究苏轼的寓惠散文，主要是因为苏轼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是我国 文化 发展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全能”式的通才，在散文创作方面，他更是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诗政策新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文坛领袖，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代表了北宋古诗文运动的最高成就。
在苏轼四十多年的文艺创作生涯中，他写了很多的散文，含括了众多的体裁品类。苏轼在寓惠期间，不仅仅创作了很多的诗词，同时也写了不少散文作品，包括书信在内共有326篇。这些寓惠散文作品便成了我研究此课题的最直接的文本基础。此外，在大学学习期间，我选修了苏轼寓惠研究方面的相关课程，对苏轼在贬谪惠州的相关事宜有必须的了解，也积累了必须的写作素材，有利于该课题的研究和写作工作的开展。
我的论文《再论苏轼寓惠散文》主要从苏轼的散文及其寓惠期间的时代背景入手，着手从苏轼的思想品格和人生哲学的角度，结合苏轼寓惠散文的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去探讨苏轼寓惠散文的资料题材和艺术特色，并尝试挖掘出苏轼寓惠散文的文化价值来。
具体说来，我的论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总体上介绍苏轼散文创作及其在寓惠期间的贬谪生活经历和散文创作。
第二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苏轼寓惠散文的资料题材。苏轼寓惠散文取材广泛，资料丰富，蕴意深邃，感情真挚，充满理趣。或写景状物，寄寓深远;或谈经论道，释说世理;或叙古述今，慨叹人生;或缅怀亲友，诉说真爱。
第三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去阐述苏轼寓惠散文的艺术特色。苏轼寓惠散文，艺术形式灵活多变，笔锋清新自然，感情真挚恳切，寓意深远理趣，语言平淡简朴，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闲适旷达，浑然天成;情如泉涌，随物赋形;辞达;命题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沉稳渐熟，平淡简朴。”五方面的资料。
第四部分则简明地阐述了苏轼寓惠散文具有三方面的文化价值，包括：苏轼寓惠散文是后人研究苏轼寓惠经历的重要历史文献;苏轼寓惠散文是他晚年文艺思想、审美情趣发生转变的佐证;苏轼寓惠散文是苏轼所有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部分主要是毕业论文结束语。
虽然目前学术界在苏轼散文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近__年来，出版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散文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但在苏轼寓惠散文研究方面的论文还很少，除了零散的一些论文外，在这个方面几乎是个未开垦的处女地。所以进行苏轼寓惠散文研究具有现实的学术价值论文答辩自述35分钟论文答辩自述35分钟。虽然我的论文是《再论苏轼寓惠散文》，但与前人所写的《试论苏轼寓惠散文》相比，具有创新之处，就是我在阐述了苏轼寓惠散文的资料题材和艺术特色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了苏轼寓惠散文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来。
在毕业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很多的苏轼寓惠散文方面的相关书籍和学术期刊论文，并参考了部分毕业论文 总结 范文 。这得得益于我们学校图书馆丰富的参考书籍和中国学术期刊网中的专业论文。本论文经过一二三稿并最终定稿，在这期间，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曹国安教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提议和意见。其中，我的论文题目就是在曹教师的提议下而最终拟定的。在那里，我对他表示我最真挚的感激和敬意!
上就是我的毕业论文答辩自述，期望各评委教师认真阅读论文并给予评价和指正。多谢!
论文答辩自述2
尊敬的各位教师：
上午好!
我是__班的___，我的论文题目是《___》。这篇论文是在我的指导教师___教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段时间里，_教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提议。在那里，我对她表示我最真挚的感激和敬意!下头我将这篇论文的写作研究意义、结构及主要资料、存在的不足向各位教师作简要的陈述，恳请各位教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及这篇 文章 的研究意义。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企业坚持持续盈利本事研究》这个题目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很多企业都因为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走向衰退。如何使企业既能坚持目前的发展，又能在未来依然取得良好的发展势头等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所以，我们无论从社会财富创造、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充裕就业机会、提升市场竞争力等哪一个方面去进行考察，都需要对其不断地进行研究，以不断提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本事，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更快的发展。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结构和主要资料。
我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企业的盈利本事的涵义，之后又从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阐述了企业一旦失去持续盈利的本事，根本就无法维持生命，突出了持续盈利本事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持续发展已成为企业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我们应在企业消亡和终结前，尽可能地延长企业的寿命，使其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实现其最大的价值。这既是对企业的盈利本事概念的补充和完善，也为下文进行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坚持持续盈利的本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恶心竞争;二、战略规划缺失;三、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管理体系;四、企业家浮躁的心态。
第三部分，主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坚持持续盈利本事的现状，并对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原因分析，指出外因只是对企业的发展存在必须程度的影响，并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真正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还是在于企业内部，并且具有普遍性。
第四部分，主要是针对前文所提到的影响企业坚持持续盈利本事的因素和现存企业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1.不断创新，回避恶性竞争;
2.加强企业的战略规划，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3.建立完善的核心制度和科学管理体系;
4.企业家要具有企业家精神和良好的心态;
5.塑造优秀 企业文化 ;
6.高瞻远瞩，树立远大发展意识。同时，也将论文的结构作了最终的收尾和完善，使论文整体结构完整，论述合理。
最终，我想谈谈这篇文章存在的不足。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多的收集资料，虽然从中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少 经验 ，但由于自我学识浅薄，认识本事不足，在理解上有诸多偏颇和浅薄的地方;也由于理论功底的薄弱，存有不少逻辑不畅和辞不达意的问题;加之时间紧迫和自我的粗心，与教师的期望相差甚远，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借此答辩机会，万分恳切的期望各位教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这篇论文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将虚心理解，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以上是我的论文答辩自述，敬请各位评委教师提出宝贵的意见。多谢!
论文答辩自述3
尊敬的评委教师：
我叫___，__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在___学校任教 六年级语文 ，兼备课组组长。我所撰写的论文题目是：论《围城》方鸿渐形象的现实意义，我的指导教师是进修学校副校长___教师。从确定选题、拟定题纲、完成初稿，到最终定稿，我得到了谌教师精心细致的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 方法 ，并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完成论文的写作。不管今日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激指导教师的辛勤劳动，感激各位评委教师的批评指正。
选择《围城》这本小说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这本小说比较的喜欢，包括由这本小说改篇而成的电视剧。的确，《围城》是一个富有人生哲理和重大社会意义的命题，它向人们说明40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黑暗和病态，使恋爱、结婚、家庭成为“鸟笼”和“城堡”，寓意仅有冲破自身的局限和昏暗社会的“围城”，把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齐，才会有新的生路。《围城》不愧为一部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好作品。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的现象也与《围城》中的描述场景有一些的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真、善、美的人性和理性的人生，也是我想经过自我的写作给社会的一次贡献。
我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资料分析和现实比较的写作手法，各阶段安排依照先典型分析(即具体事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展现警示，再综合论述，阐明现实意义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
一、方鸿渐“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造成的影响对现实社会的警示意义!
1、___的后果与不学无术
2、对感情的“玩世不恭”造成的苦果与性开放
二、方鸿渐复杂思想性格的现实指导意义
1、表此刻感情生活方面的复杂分析及现实意义
2、表此刻家庭生活方面的复杂思想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3、表此刻事业方面的复杂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第一个方面，着重从方鸿渐两件典型的事例(即___和谈恋爱)，联系到当今社会两种不良现象(即不学无术和性开放)，以警示世人，这部分用词颇多，篇幅较长。第二个方面，综合阐述方鸿渐在社会大背景下的感情、家庭、事业三个方面的思想性格，意图说明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果缺乏主动性，缺乏自主有为的精神，缺乏坚定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是很容易被环境和他人左右的，一个人仅有将自身的发展置于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熔炉里，事业才会有所成功;一个家庭，仅有在安定平和的社会大环境下，削除了社会的重压，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谅解，家庭生活才会真诚和自由。这部分语言精练，立意高远。
在提纲的完成过程中，我得到了谌教师的详细指导，观点进一步得到了提炼，对现实社会某些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也进一步深入。初稿完成后，谌教师又详细地审阅了全文，对一些用词不当的地方，观点不明朗的地方提出了指正。最终正式定稿后，谌教师又认真地提示了论文打印的格式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正是在教师的着力指导下，在本人细致的研究下，我结合当今社会现实的某些现象，发现了《围城》所蕴含的警示意义和指导意义。关于《围城》的有关论著相当地多，但以其人物形象的现实融合来确定研究方向，应当是我的一个创新之点。
本篇论文已经完成，虽然不是很尽人意，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更全面的改善，但总的来说，在撰写的过程中，我真实地学到了许多东西，更进一步丰富了自我的知识，自我的认识也有了相当的提高。
论文答辩自述4
各位教师早上好!
我来自__学院__班，我叫__，我的论文题目是______，本篇论文是在___教授的指导完成的。在此，我十分感激她长期以来对我的精心指导和大力帮忙，同时也感激各位评审教师从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事一同参与对我这篇论文的审阅并出席本次答辩，以下是本篇论文的选题缘由、目的，资料收集准备工作以及文章结构。
一、选题缘由、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技术性贸易壁垒正逐步代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成为新的贸易障碍，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台，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力受到极大影响。农业是海南省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今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意见中，六大战略定位之一就是要把海南建成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这更加显现了加快海南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造成海南农产品出口不畅的原因很多，而进口国设置越来越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海南省农产品出口的最主要障碍。所以本文根据海南省农产品出口遭受技术贸易壁垒影响的具体情景，综合分析如何应对和跨越技术贸易壁垒，并提出可供借鉴的 措施 和路径。
二、资料收集准备工作
自____年__月上旬选定题目后，为了完成论文，本人进行了很多的资料收集，有来自网上的论文期刊，图书馆的书目，最主要是来自于海南的新闻网站。在____教师的指导下，经过阅读资料，拟定提纲，调研，写开题 报告 初稿、定稿，毕业论文初稿、修改等一系列程序，于____年_月正式定稿。
三、论文的结构
全文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约一万五千多字：
第一部分是引言，该部分主要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还有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海南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研究状况。其中包括海南出口的特色农产品及特点，农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特征和海南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第三部分介绍了海南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状况。分析了其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总体状况和海南主要出口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状况。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海南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包括国际方面的因素和海南农产品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五部分也就是文章的核心部分，主要介绍了海南农产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提议。包括针对农产品进口国采取的措施和针对海南农产品自身存在问题采取的措施。
经过本次论文写作，本人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本人本事不足，加之时间有限，在许多资料表述、论证上存在着不当之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行一步思考和探究，借此答辩机会，万分肯切的期望各位教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我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本人将虚心理解，从而不断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以上是我对自我的论文简单介绍，请各位教师提问，多谢。
论文答辩自述5
各位教师，上午好!
我叫__，是20__级__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色彩的地域文化特性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是在__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那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教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激，并对三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教师表示由衷的敬意。
下头我将本论文设计的背景和主要资料向各位教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教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背景和意义。
色彩在生活中给我们的感受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敏感的。人的眼睛对色彩的感觉相对于其他图像来说具有更快的反映，说具体点就是眼睛对色彩的反映更强烈。每种色彩都具有不一样的特性，每个地区、民族及国家甚至每个人都会因为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心理原因偏爱或禁忌某种颜色。大多数人应对色彩时的选择可能是纯粹的自我喜欢或是潜意识下的反应，然而这种潜意识中的选择其实是跟个人原因是有关联的。过去消费者对色彩的需求不是那么强烈，如今社会日益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品不断提高，多数人从满足生活需求上升到此刻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人们在消费的时候会根据自我的喜好选择自我要购买的产品，在使用性能差不多的时候，人们常会经过这个物品的视觉属性而产生购买产品的原因，色彩属性是视觉属性中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往往产品的颜色属性能对产品的吸引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色彩感觉的需求，产品的设计者在此方面需要不断的深化研究，根据产品的特性、用途及文化内涵来选择出契合商品的色彩，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所以色彩的选择在产品的包装形象设计中至关重要。
我认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更好的在包装设计中用更突出、显著的色彩来表达自我的情感，使自我的作品能够一目了然的让观者明白，必须明确色彩的重要性以及带给人第一印象的直观感受，在包装设计中，如果我们较好的利用了相关色彩的感情规律，将会极大的唤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以及对相关产品的兴趣，最终使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所以我们要对色彩产生的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色彩的地域性和文化性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资料。
本文首先经过理论知识分析色彩的概念、特点、属性、分类和情感联想等一系列基本要素。其次是经过举例观察研究色彩地域文化这一特性，并且对包装设计的影响做出论述。在商品包装的设计过程中，色彩的选择对于在最终的成果展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色彩的表现和运用能够最直接的传达视觉和心理的感受。现代包装设计作品中的都越来越重视色彩的选择和应用，这成为了设计师和生产厂商们一个重要的设计细节。我们在今后的设计工作中也必须将此放在一个不可忽略的位置来进行研究和设计。
最终，我想谈谈这篇论文存在的不足。
由于客观条件和自身理论知识、研究视野和实际研究水平的有限，在本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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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只是形式！一千字就可以了，论文具体格式学校会给你要求的！还有，不要急，他们会让你去培训的！呵呵，就是交钱！150 ，没关系，别着急，我当时也很担心，但结果还是良好，我们一起答辩的好多良好！放心吧！按照他要求来救可以了！这里可能看不见格式，我的论文成品可以给你看看！你把邮箱留下！ 通过《魏公子列传》浅析《史记》的人物塑造技巧 学员：李。。。 指导老师：王锷 内容摘要：作为我国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史记》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其中囊括了四千多个历史人物，作者文笔出众，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本文就通过《魏公子列传》从五个方面来论述《史记》的人物塑造技巧。关键字:司马迁 魏公子 礼贤下士 贤能《史记》之前的史著如《左传》、《国语》、《战国策》 ，它们所记载人物往往是在政治、军事上名声显赫的人物，偶尔涉及小人物，但着墨不多。而《史记》第一次运用巧妙的人物塑造方法，给人们展现了千姿百态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在《魏公子列传》所提及的历史人物有二十个，作者着重描写的有信陵君、侯赢、朱亥、平原君、魏王等十三人，他们形态各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魏公子列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魏公子列传》主要塑造了“魏国公子”信陵君和“夷门监者”侯嬴这两个社会地位极为悬殊的历史人物，从而表现了作者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仁爱谦和、知人善任的政治理想，以及忠于知己、见义勇为，视死如归，报效国家的道德观念。以下将从信陵君及侯生这两位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来做分析。（一）信陵君信陵君，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一，也是司马迁极为推崇的理想人物，他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而信陵君在《魏公子列传》中，他也表现出以下的性格特征：1.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信陵君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士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这便开篇作者是对信陵君的介绍和评价。其次在“公子与魏王博”的事件中，对“赵寇至”这一消息的不同反应。魏王是紧张担忧，而公子却是胸有成竹、遇乱不慌。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聪颖过人、料敌如神，而是由于“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最后，再通过“自迎侯生”的典型事例，形象地写出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具体情况。当信陵君听说魏有隐士侯嬴后，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又老又穷的“夷门监者”而厌恶和嫌弃，恰恰相反，他立即“往请，欲厚遗之”，并且置酒以待。如此异常尊敬和谦恭，实在难能可贵。2.见义勇为，救人急难在秦国“进兵围邯郸”的危急时刻，平原君是“数遣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 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表现了他的焦急；魏王则是“恐”和“畏”，表现了他的自私和懦弱。而信陵君，“数请魏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于是他得到虎符，“矫魏王令”，杀晋鄙，整军队，率军救赵 都表现了信陵君见义勇为，舍生相救的高贵品格。3.善纳良言在窃符救赵这一事件中，侯赢提出了策略，“公子从其计”。从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信陵君从谏如流，纳纳善言的性格特征。在留赵期间，公子志得意满不愿回赵，有门客提出意见后公子虚心采纳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至于在信陵君救赵的刀光剑影中，虽然记叙较为简练，但却突出了他见义勇为，救人急难的高尚品德，形象地写出了他是个有勇有谋的治国人才：所以才完成了窃符救赵的大任。（二）侯生1.地位低贱，品行高洁。传中首先介绍了侯嬴低下的社会地位：“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对公子的“厚遗”“不肯受”，对贵族公子的热情礼遇，他认真的考察，表现了他的沈稳老练。但当他发现信陵君不仅态度谦恭，而且心地真诚之后，他便也以诚相待，并发出了由衷的赞美。2.远见卓识，足智多谋。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成功，主要依仗于侯嬴，否则，信陵君等人必将落得“肉投馁虎“的结果。对于入晋鄙大军中的结果他也预料得十分准确。3.忠于知己，死而无怨。公子将率门客救赵时，他对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果真，当魏公子至晋鄙军时，“侯生果北乡自刭”。这都表现了侯赢为知己而死的崇高精神。二、《魏公子列传》的人物塑造方法（一）、通过外貌和神情展现人物外貌与神情的描写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作者在深入研究研究考察和翻阅史料典籍的基础上，从而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迎侯生一事中公子的神态是“执辔愈恭”，表情是“颜色愈和”，态度是“色终不变”。侯生是“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写出了信陵君的求贤若渴和侯生对公子的试探之心以及他本人高尚品格；在救赵行动成功后，赵王要“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的志得意满都通过对人物表情的描写将其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邺城公子将兵符交给晋鄙核对时，晋鄙“举手视公子”几个字加以刻画，这样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便把一位嚄宿将当时当地惊奇、自信、决不轻易交出兵权的神态活灵活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可谓神来之笔。此外，写张良时，用“状貌如妇人好女”来概括；说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司马迁对人物外貌的描写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的相貌。《廉颇蔺相如列传》 写蔺相如出使秦国，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这些生动的描写，使读者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二）、运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魏公子列传》塑造人物形象，固然通过典型事件来表现，但是司马迁对表现人物性格无关的具体过程，如如姬盗兵符，魏公子战败秦军，则一笔带过，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能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描写上。他用那支传神之笔，将人物描绘得须眉毕露，栩栩如生。在表现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特征时，主要运用行动的描绘，在“迎侯生”的重要情节中，信陵君没有讲一句话，全部通过动作细节来表现：“往请”、“ 置酒”、“ 自迎”、“执辔”、“ 起为寿”。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神态是“执辔愈恭”，表情是“颜色愈和”，态度是“色终不变”，举动是“为寿侯生前”。侯嬴考察公子时，侯嬴的举动是“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其的神情是“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还例如：赵王要“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的志得意满。魏王有难，请公子回国，公子诫其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毛、薛二公进谏时，“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的反应等，这些细节，一方面表现出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不但无损于传中人物的形象，相反的，却使人物形象更为丰富，进一步深化了本传的主题思想。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我们写作文时老师也总是强调这一点。细节描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 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追求。又如 《司马相如列传》 中卓文君偷听相如弹琴，“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体现了卓文君的复杂心理，寥寥数语即使人物凸现了出来；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 (三)、运用对比手法衬托人物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相扶。”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宾衬主，以次衬主，这种方法运用得好。就会使主体更突出、更美好，从而收到美的艺术效果。为了突出魏公子的形象，本传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有力地映衬了信陵君的形象，犹如烘云托月。如在“公子与魏王博”的轻松气氛中，突然传来“赵寇至”的紧迫消息。魏王的反映是：“释博”、“心不在博”；而公子的反映却是：“止王”、“复博如故”。赵王的胆怯多虑与公子的贤能从容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待毛公与薛公的态度上，公子轻装简从与他们结交，三人相游甚欢。平原君获知此事后，却在公子姐姐那里大加批评，指责公子不过是与市井小民厮混的妄人。至此，平原君之浅薄无知与公子的礼贤下士也形成了对比；在筹划杀将得兵之计中侯赢的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与魏公子的宽厚慈善、真诚仁爱，又是一种对比。作者描写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作为陪衬．众星捧月般地对魏公子起衬托作用，使魏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呼出欲出。此外，《留侯世家》 中，汉初“三杰”的命运也形成了对比，韩信被杀，萧何被囚，张良却毫发未伤。张良深知“敌国灭，谋谋臣亡”的道理。他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他是一个明哲保身，急流勇退的典型，与工谋于天下，拙谋于自身的韩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苏秦列传》 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由此二人的命运形成的对比；《平津侯主父偃列传》 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等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在典型事件发展中塑造人物司马迁善于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能代表其历史功过与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加以描写和渲染，使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鲜明、生动地突出出来。《魏公子列传》 中“窃符救赵”比较典型，在情节的发展中，信陵君侠义仁爱、急人所困，侯生的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如姬知恩图报的大无畏精神，朱亥舍身相报的义勇精神都—一表现了出来。在公子亲自驾车迎侯生这一事件中，表现了公子礼贤下士、谦虚仁爱的品格。别侯生救赵一事表现了公子从谏如流，善纳良言；奔赵战秦军表现公子舍生忘死，救人急难。对侯嬴的刻画亦是如此：公子来访，刻意“观公子”表现了侯生虽地位低贱，但品德高洁；对于救赵一事为公子谋划，表现他远见卓识，足智多谋。最后“北乡自刭”表现侯生忠于知己，死而无怨。还有屠夫朱亥，侯嬴介绍朱亥的贤能，信陵君“数请之”，而朱亥“不复谢”，写出他的骨气，他的坚贞，同后文相照应，表现他不以“小礼”回报恩义，而终能在公子有大事时出来鼎力相助的义勇精神。这样，人物性格便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明显收到形象具体，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项羽本纪》 中家喻户晓的故事“鸿门宴”也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这场力与智的冲突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奸诈狡猾，张良的善于谋划，樊哙的勇猛豪爽，以及项伯的温和憨愚，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魏其武安侯列传》 中最精彩的就是魏其设宴、灌夫骂座和东朝廷辩的情景。其中，灌夫使酒骂座，使一个热闹欢快的场面，由于贵族矛盾的爆发，而引起激烈冲突。田蚡傲慢无礼，窦婴的顾虑忍让，灌夫的鲁莽直率，以及其他官员的趋炎附势，都在冲突中暴露了出来。此外，《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环境和场面描写，也烘托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五）、《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 苏洵称赞司马迁写人叙事：“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这种写法使得人物有血有肉、形象完整。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通史，往往可能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魏公子“不耻下交”，“名冠诸侯”，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典型。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着力刻画了他如何与夷们监者侯嬴、屠者朱亥交游，如何“从博徒、卖浆者游”突出了他这一点。但是这位仁厚爱士的公子也有名不副实的行为，在《范雎蔡泽列传》 中司马迁记叙了他因惧怕秦国，而不敢收留被秦国追捕的魏齐，这是其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如《高祖本纪》 主要写刘邦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他知人善任，雄才大略，正面表现了一代开国帝王的风采。而其 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增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色，好美姬”，并且写了刘邦的无情和无赖，为了自己逃亡竟将儿女推下车去。父亲被抓，面对项羽的要挟，刘邦提出“则幸分我一杯羹”；关于秦始皇身世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秦始皇本纪》 和《吕不韦列传》 形成“互见”，共同存疑。《秦始皇本纪》叙述道：“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在《吕不韦列传》中叙述道：“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此外， 如《绛侯周勃世家》 写周勃之功，详细罗列他随高祖皇帝东征西讨所立的大小战功几十次，而对他的主要功绩诛吕安刘只是几笔带过，以“互见法”详记在其他篇中。初看似乎不合理，细想就会理解，作者是有意突出周勃的战功只多。（六）、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 作家在运用语言、行动描写人物时，依据情节和性格特征的需要而有所侧重。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在《魏公子列传》中体现不是很明显，而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很容易看出，如《淮阴侯列传》 中漂母给韩信食物，当韩信说日后将要报答她时，“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里一句看似普通的话，却将这个封建社会之下普通的漂母而赋予了一层侠义精神，表现了下层劳动妇女的朴实善良;《张仪列传》中，当张仪被楚相“掠笞数百”，他的妻子说道：“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却幽默地回答道：“视吾舌尚在乎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张仪被辱后的幽默、风趣，与其妻子戏谑的情状，对读书游说不动摇的意志，已然再现，寥寥几笔，内涵丰富，耐人咀嚼。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表现了他的贪婪狡诈；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陈涉“苟富贵勿相忘”“雁雀怎知鸿图之志”“王候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一方面体现了他阶级感情又表现陈涉瞧不起同伴，另一方面用燕雀怎知鸿图之志，作比喻，符合其身分，富于煽动性，不相信人的富贵是由家庭决定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对人物的塑造，主要是在具体的外貌与神情描写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对比中，在典型事件的发展中，在人物语言的运用及巧妙的“互见”手法中完成的。《史记》乃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司马迁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鲁迅先生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2月；[2].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3].苏洵:《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杨编《历代名家评史记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3月 ；[5]《史记评议》 李景星、陈永品点校整理，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 。[6]司马迁：《史记》，北京：京华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联系地址：江苏省 邮编： 电话：135。。。。。。。。。。。7
我刚好写的是古代文学，5月21号要答辩。我觉得无论什么答辩，必须对自己的论文结构内容熟悉。准备10分钟左右的论文观点内容陈述及选题目的之类的。基本上只要论文是你自己写的，都不会有问题，你的论文中引用的文献或句子，你自己一定要熟悉一遍。你引用的别人的期刊论文，最好也看一看，涉及的文学作品更别说，要了解清楚了。老师一般就问两三个问题。
先秦时代以祖先崇拜为主，所以神话涉及多神，且多为地上之神，如楚国神话中的九嶷神众，原初神话的炎黄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决定其后将以儒家文化的中心“天”作为神话的最高层。汉后期伴随着阴阳家和方士的融合，在附会道家学派后道教系统逐渐建立；同时佛教传入，中国民间神话出现佛道相收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进一步吸收佛教教阶，儒家思想，建立系统的神仙体系，确立以三清、四御和玉帝为首的神仙制度，并终于为中国汉民族民间神话体系奠定基础先秦时期神话传统的终结可以《穆天子传》为重点，《穆天子传》中周穆王遇西王母，其后乃归朝，中国神话体系中西王母一落千丈，从最高神落为一般神，代表着早先自然神灵崇拜的结束；先秦神话的归纳多见《山海经》《楚辞》《列子》《庄子》《淮南鸿烈》《史记》《神异经》其后的神话代表可参照《太平广记》《搜神记》此类小说，这一般代表的都是民间神话；《封神演义》后章所列诸神可说是对道教神仙的一个列举同时中国民间神话一直在壮大中，比如灶神，钟馗和天后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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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产生在生产力和人们的认识能力都十分低下的原始时代，那时人类的意识开始发展，但思维能力极为简单，原始人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以及人类自身无法进行科学的理解和解释，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狭隘的生活体验加以想象和幻想，因而认为自然界也像人一样有意志、有性格、有感情，日、月、风、雨、雷、电，都有神在主宰着。这样，就在原始人头脑中形成了自然神的观念。如人们要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就幻想出一位开辟大神女娲，女娲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是人类万物的始祖。人们要解释日月西行、江河东去的现象，就幻想出“共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故事，以此说明日月西行、江河东去的现象。从这些神话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对周围世界及其自身的幼稚的认识和虚妄的想象，当然，也可以理解这正是原始人对其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的奥秘的某些探索。不言而喻，原始人所创造的这些神以及各种神的威力，只不过是还没有被人们认识的各种自然威力在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幼稚的幻想而已，是原始人通过幻想把各种各样的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人格化的产物。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些描写英雄神的故事，这些英雄神的产生同样也是原始人幻想的产物。当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无法战胜强大的自然力给人们带来的各种灾害，于是人们就幻想创造出具有超人能力的英雄神，这些英雄神既是率领他们去战胜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领袖，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和朋友。事实上，这些在人们想象和幻想中产生的英雄神往往就是本部族中出现过的某些智慧和才能出众的曾率领本部族人创造过英雄业绩的一些人物。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摘 要:作为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对中国古代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在对技术创世、技术过程、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中,呈现出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而有关技术的误读,则流露出浓厚的“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这些技术意识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又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关键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技术意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反映了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某些特征。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技术活动,是先民技术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这里所说的古代神话,采用神话学家袁柯先生的“广义神话”概念,即不局限于上古的狭义时间范围内,并将民间流传神话、道教仙话、历史人物的神话传说都纳入神话范围。这些神话传说是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其中蕴含对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通过分析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有助于了解技术思想演变的脉络,深入理解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 技术创世的解读中国古代与技术相关的语汇包括技、伎、艺、巧、工等,这样的技术空间是一个包含着巫术、文学、艺术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些纷杂的概念通过其意义的原生、增生、转生,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本文只摘取其中与生产技术含义链接的部分,即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工具以及人的行为,作为考察的对象。早期的神话大多是创世神话,讲述开天辟地、人类与万物起源的故事。这类神话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诠释,蕴含着古人对技术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在这类神话中,“女娲造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篇: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接,乃引于泥中,举以为人。对这则神话进行解读,至少可以获得三条与技术相关的信息:其一,“抟黄土”这项技术活动打造了人类。其二,造人的技术是一项崇高的生产活动。其三,在这项伟大的技术活动中,女娲采用的质料是泥土。古希腊、希伯来、古埃及、北欧、印第安人的神话中都不约而同讲述着神以泥土为质料造人的故事。其中,古希腊神话讲述了先觉者普罗米修斯用黄土捏成和自己一样的小生灵,爱神厄洛斯给他以精神,智慧女神雅典娜赋予他灵魂,造人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气息”吹入泥人的鼻孔中,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亚当就此诞生了。可见,“两希”(古希腊、希伯来)神话中出现的造人技术完全是物质性的,技术打造的只是人类的肉身,而生命的真正源泉———灵魂、精神却来自于神的“气息”。因而,人类也就有了双重的属性:作为物质性的人的泥土属性和具有精神人格的神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却是矛盾对立的,由此导致了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永恒的冲突。于是,当亚当被罚落大地时,上帝明确对他说:“地必因你而受到诅咒。”由此可见,“两希”神话明确表达了对构筑人类肉体的技术质料———泥土的贬抑之情。与“两希”神话不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类的缔造神女娲本身就是土地神。葛洪的《子·释滞》中提到“女蜗地出”，女蜗与其所创造的生灵是同质同构的。这里对于造人的质料—泥土并没有“两希”神话中的贬抑，相反却充满了崇敬和热爱。女蜗造人显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意蕴，技术主体在富于创造性的技术活动中，生产出的不是硬邦邦的物质产品，而是将心灵、情感、精神这些构建生命本体的要素一起融人人类的肉体中，生命从女蜗的手中柔软地流淌出来。技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女蜗术仅仅是技术或工具的操作者，她本身就处在技术之中，这个技术过程就是技术生命展开的过程，其创造的技术产品直接就是人的生命。在比女蜗稍后的盘古神话中，技术的威力得到了又一次张扬，技术不仅创造了生命还创造了世界。盘古生于“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他“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盘古用斧与凿，开辟出广裹无际的天地。在盘古的斧凿痕迹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心目中技术的崇高与神圣。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现实的技术也得以讴歌赞美，成为人类能够繁衍壮大的有力武器。(韩非子·五蠢》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艾蚌蛤，腥躁臭恶，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隧人氏。”从“构木为巢”到“钻隧取火”，技术带给了人类生存的机遇，因而是神圣的，掌握技术的人便成为“圣人”、“王者”。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几乎所有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技术发明都源于神化了的圣主贤臣: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女娟作笙簧。领项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祝融作市。句芒作罗。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伶伦造律吕。沮诵仓领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尹寿作镜。贵尤以金作兵器。巫彭作医。巫咸作铜鼓。逢蒙作射。胶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始作车。宿沙作煮 盐。化益作井。……先民沉浸在技术给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扯的狂喜之余，开始对技术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敬仰之情。技术被神化了，这一神化的指向，其一是技术本身，其二是创造技术的主体。随着技术越来越深人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技术崇拜更加扩大化，不仅技术的缔造者，就连能娴熟使用技术的能工巧匠也被神化了。神话中的堰师、鲁班、巧锤、墨翟等，能用过人的才智创造各种灵巧的机械，甚至可以达到巧夺天工的程度。堰师为周穆王所造的“机器人”能够“钥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唯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以至周穆王由衷地感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人工”形式的技术在本质上却代表着“天工”的在场，“天人合一”在技术活动中得以完美呈现。中国古代对技术极为推崇。技术发明是圣人所为，普通工匠不是圣人，只能继承不能超越。中国古代技术意识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根基。在传统文化中，“天”的含义是多重的，一方面指“天空”、“天然”，即自然;另一方面也指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外在力量的总和，其中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的一些最普遍的属性和特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与外部世界相互止约关系的深层体验。 “天”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因而“天人合一”规范下的技术也是有意志、有情感的。笼罩于“天”之下的技术，必须听命于“天”，“天”是立法者，技术仅仅是执法者。上天制定出技术的范式，圣人作为“天”的神化意象因循技术范式创造了各种现实技术，而普通工匠只是技术的应用者，无法超越和创造这种天工之技。中国古代技术意识扎根在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之中。早在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就已进人农耕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方式强化着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孕育着人们的恋土情结:老百姓最崇拜的大神女蜗、黄帝、炎帝、尧、禹等都与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文化构建的世界基本模式—五行模式中，居于中央以控四方的是“土”。由此，以平和、仁厚为旨归的土地精神和恋土情结，犹如中华民族的血脉，几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的技术文化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技术严重脱离工商活动，因而也就无法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与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失之交臂。二技术过程的解读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是一个通过发明而不断创生的体系，“技术的本质的、固有的特征是它的过程性、动态性。”困对技术发明过程的理解是把握技术本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篇章都表现出对技术发明过程的解读，从中透视出古人对技术本质的诊释。对于原创技术的来源问题，不少神话传说都有所涉猎。《周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就是对传说中圣人原创技术的解释: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栖氏没，神农氏作，研木为耗，揉木为未，未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枯之，吉无不利”。断木为杆，掘地为臼，件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列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掉，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类传说的共同特点，古人将其概括为“制器尚象”。“制器尚象”的思想源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盆者尚其占。”“制器尚象”是指“制器者”要善于观察自然，向自然学习，从中提取必要的“象，’(包括物象、卦象、意象、道象等各个层次)，进而再于“象”中推演出所要创制器具的范式及其技术要义。“制器尚象”实际上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来完成人工的技术活动。中国古代神话有关“制器尚象”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贵尤战于泳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 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女娟作笙簧。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娟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人之圣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黄帝受自然界“花葩”形态的五色祥云启发制作了象征帝王之尊的“华盖”。女蜗所制的笙簧是一种以葫芦为底插竹管于上方的乐器。葫芦是瓜类植物，在古代含有子孙众多的象征意义，《诗经·绵》中就有“绵绵瓜贬”之句。女蜗正是“以为发生之象”，即取象于人类的滋生繁衍。此外，鲁班见水上蠢(螺)而制门户铺首，周穆王时人们仿制鱼样造钥匙，都以模仿自然而创制具体的技术，正如谭嗣同所说:“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只有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象”中汲取灵感，才能把大自然中所孕育的技术机理转化为造福百姓的技术发明。技术作为一种动态的发生过程，必然要经历从智能技术向现实技术的过渡。也就是说，首先要有某种技术设想，随后才能将这种设想运用于现实生产活动中。在中国古代的技术活动中，往往过于强调智能技术即经验、诀窍。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反复咏叹着技术活动中如何将人的智力潜能发挥到极致，比如众所周知的《厄丁解牛》:厄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琦，者然向然，奏刀·锗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危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邵，导大襄，因其固然，技经肯李之未尝，而况大抓乎!良厄岁更刀，割也;族厄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删。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删。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沐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厄丁之言，得养生焉。“厄丁解牛”所要言说的中心话语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梁惠王在观赏完厄丁解牛的全过程后，从中感悟到的是“养生之道”，而非仅仅对解牛技术的赞叹，更没有想到要将这种先进技术加以推广。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框架里，“道”是一个特有的范畴，也是一个中国古代技术思想的根基。“道”是天工造物的最高技术形态，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来看，“道”是变化万物的自然的程序，包括自然创化的技术态势、技术机理和技术运作。所谓“道进乎技”，“就是使人为规定的程序合于自然程序的过程。这是技术活动中智能形态的表现，它强调的是技术活动中以意会(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和直觉(官知止而神欲行)为根本的思维方式，技术过程就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潜能的过程。在轮扁研轮、运斤成风、津人操舟、纪昌学射等叙事中，同样反复强调着“道进乎技”的智能技术形态。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技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的技术意识中，通过对神圣宝器的崇拜情结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态度。所谓神圣宝器，指的是凝聚着自然精华或上天赋予神秘力量的器物，这些神圣宝器具有巨大威力。秦始皇以一条赶山神鞭，能将天下石头都驱赶到长城下面，以供筑城之用。传说中的竹王能够以剑击石，石破水出。而“送子张仙”则因仙人所送竹弓，得以“视人家有灾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陆游《答宇文使君问张仙子》)，成就了“避疫”、“送子”的功业。技术在神圣宝器的包装下成为神圣自然的代言，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主张天地化育万物，而人的技术行为只有顺应自然、应承天意，才能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有力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神话中折射出的技术意识，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过程的影像:技术与自然共同构筑成一个有机体;顺天应人成为技术的终极目的;对神圣宝器的尊崇，反映了人们借助技术的巨大威力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三 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技术的工具性价值，是指技术以及人工制品可以成为人们为完成某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或工具，不管这一目标的性质如何。从技术角度看，所有技术形态都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社会需求的实现过程相关联。这就造成了技术目的的两个层面: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前者是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和缘由，其产品直接为这一目的服务，具有直接的工具性价值;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产物，在达到间接目的的技术过程中，技术及其人工物虽然仍具有其物理性能和特定功能，但技术已经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缘由、目的和动力。技术的这种间接的工具性价值使技术能够被广为应用，但由于脱离了它初始的原动力，就使技术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甚至被用来实现恶的目的。中国古代神话文本中将技术的这两种工具性价值作了形象的诊释。直接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力的驾驭:尧之时，十日并出，燃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并，上射十日。八仙过海时，吕洞宾倡议，谓不得乘云而过，须各以物投水，乘所投之物而过。于是，铁拐李投杖水中，自立其上，乘风逐浪而渡;韩湘子以花篮投水而渡;吕洞宾以萧管投水中而渡;蓝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其余张果老、曹国舅、汉钟离、何仙姑等亦各以纸驴、玉版、鼓、竹罩投水中而渡。终俱得渡海。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切。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像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蔽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叩石垦壤，其春运于渤海之尾。无论是射日的后弈、过海的八仙还是移山的愚公，都将技术作为驾驭自然的手段。射日的箭、渡海的宝器，移山用的斧、凿、箕备等工具，具有典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但是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应用技术的行为和过程偏离了技术的初衷，去实现其他间接的工具性价值，就很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一驱不还，遂失其母。鲁般者，肃州敦煌人也，莫详年代。巧伴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聋，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话之，妻具说其故。其父伺得聋，楔击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在上述神话作品中，鲁班制作木车马、木莺的初衷是美好的，期望达到便利日常生活的目的，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必定出乎鲁班所料，这也说明技术的间接工具性价值是难以预测的。有些时候，技术刻意地偏离其初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比如，牛郎织女神话中，纺织技术就成为天帝惩罚触犯天规的织女的手段，“纤纤摧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古诗十九首》)与织女具有类似命运的还有“学仙有过”的吴刚，被滴遣到月宫去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无论如何也砍不倒。在民间广为流传着“赵巧送灯台”的传说:鲁班的弟子赵巧一次奉鲁班之命，送木制避水灯台到龙宫去镇压水波。赵巧嫌师父所作的灯台质朴陋拙，于是用自己做的精巧灯台作了替换，企图取悦于龙王。不料油漏灯灭，江涛大作，赵巧也葬身水中。技术及其制品的多重社会效应，使人们在看到技术直接工具性价值给人带来的福社的同时，也看到了技术间接工具性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庄子》中一则寓言提到，子贡见一老者一趟趟奔走于菜园与井之间，抱着瓦瓮来回灌溉，十分辛苦，于是好心告诉老者可以借助于一种名为“桔梅”的器械轻松浇灌。老者听后却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老者对于“机械”所导致的“道之所不载”的担忧，本质上是对技术负面效应怀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亚里士多德曾说:“当某种器具只是为了某一种用处而非多种功能，这种器具才是一切器具中最完美的器具”。对此，苏格拉底也说:“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是完全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中国古代神话对技术及其制品多重社会效应的理解，对于人类正确地应用与把握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四有关技术的误读由于时代与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神话叙事中也出现了对技术的误读。在一些神话中将巫术与技术混为一谈。传说中鲁班不仅具有能工巧艺，而且还精通法术。在造建赵州桥时，将绵羊化为“洁白细润之石”，才建成了坚固奇巧的大桥，以至“张果老骑驴，驴背搭链装太阳月亮;柴王推独轮车，车载四大名山”也未能将桥压倒，“桥身、桥基经此重压，不但未损丝毫，反更牢固坚实。传说中的铸剑能手—干将，在其制剑过程中也充溢着巫术色彩:匠门又名干将门。……阂间使干将于此铸剑，材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索，金银不梢，铁汁不下。其妻模娜曰:“铁汁不下曰(可)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栋耳。以口口成物，口口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模 娜闻之，口入炉中，铁汁遂出。成二剑，雄号干将，作龟文;雌号摸娜，鳗文;余铸得三千，并号口口文剑。干将进雌剑于吴王而藏其雄剑，时时悲鸣忆其雌也。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不存在没有宗教和巫术的民族，不管它们多么原始”。古人之所以信奉巫术，是因为他们认为“巫术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为人类提供主宰大自然的力量，它是人类抵御各种危险的武器和盔甲”。因此，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巫术等同于技术。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在某些文化中冶金活动的一定过程，比如冶炼操作，要求人的祭献。各地的清洁仪式，特别是包括性禁忌的贪多都与采矿相联系，因为人们认为，地球的内部对于各种精神和诸神们来说是神圣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总是带有巫术和神抵的色彩，而其创造者也常被当作巫术师。在干将铸剑的叙事中便有用人来做牺牲祭炉神的情节，而牺牲者则是干将的妻子摸娜。在另一篇有关干将铸剑的神话文本中，则写摸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女三百人，鼓真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技术性的铸剑活动成了巫术仪式的一种表现。受巫术影响的技术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在自然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像冶炼这样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技术活动，对于技术过程很难把握，难免使工匠产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以巫术的形式祈求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这一技术现象也表征出“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框架构筑而成，一切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在技术领域也不例外。巫术的精神性与技术的物质性相融合，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使技术活动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意义。在上述神话文本中，干将将雄剑藏匿起来，而将略有残缺的雌剑献给吴王阖间。当阖阁在鲁使季孙面前卖弄雌剑时，季孙叹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夫剑之成也,吴霸;有缺,则亡矣。我虽好之,其可受乎?”季孙的话隐喻着剑全国兴、剑缺国亡的叙事话语,明显地将技术作了比德化的处理,即将铸剑技术的物质属性同人的社会属性相比附,从关照的对象身上看到人自身的人格力量或某种道德意识。这也意味着技术只有在人伦道德的规范下,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兴旺。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丰厚的技术意识。这些技术意识为构建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体系起到一定作用;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这些技术意识又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对理解今天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价值也有启迪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研究领域。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刘朝谦.中国古代技术与诗[D].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42.[3]列御寇.列子[M].王强模,译注.中国台北:台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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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本科、专科）专业简介专业代码： 050105（本科） 050114（专科）一、考试课程及学分 层次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必考 选考 专科段 1 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专科段必考课12门，选考课任选1门总计68学分以上。 2 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 3 0529 文学概论（一） 7 4 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6 5 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5 6 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6 7 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6 8 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6 90 0535 现代汉语 7 10 0536 古代汉语 8 11 0506 写作（一） 7 1 0024 普通逻辑 4 2 0429 教育学（一） 4 3 0031 心理学 4 4 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含实践2学分 5 0012 英语（一） 7 本科段 12 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本科段必考课9门，选考课任选2门，总计66学分以上。专科段与本科段累计134学分以上。 13 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14 0037 美学 6 15 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6 16 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 17 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7 18 0540 外国文学史 6 19 0541 语言学概论 6 20 0015 英语（二） 14 6 0321 中国文化概论 5 7 0812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4 8 0813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4 9 0815 西方文论选读 4 10 0816 文艺心理学 5 11 0817 中国语言学专书研究 4 必做 6999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二、说明考生可不考本科段的英语（二）课程，但必须加考3门选考课，其学分不少于14学分。三、学习书目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刘瑞复，李毅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2.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钱淦荣，罗正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文学概论（一）《文学概论》，童庆炳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钱谷融、吴宏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钱谷融、吴宏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6.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徐中玉，金启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7.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徐中玉，金启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8.外国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作品选》，陈惇、刘建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9.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张斌主编，语文出版社。10.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王宁主编，出版社待定（2009版）。11.写作（一）《写作》，王光祖、杨荫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2.普通逻辑《普通逻辑原理》，吴家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3.教育学（一）《教育学》，劳凯声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4.心理学《心理学》，张厚粲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5.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杨明福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版）。16.英语（一）《大学英语自学教程》（上册），高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王顺生，李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版）。1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卫兴华，赵家祥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19.美学《美学》，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吴宏聪、范伯群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1.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罗宗强、陈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2.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中国古代文学史（二）》，罗宗强、陈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3.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孟昭毅主编，出版社待定（2009版）。24.语言学概论《语言学概论》，胡明扬主编，语文出版社。25.英语（二）《大学英语自学教程》（上、下册），高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6.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概论》，王宁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7.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28.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俄罗斯小说文体论》，黎皓智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9.西方文论选读《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张首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30.中国语言学专书研究《言语交际学教程》，刘焕辉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31.文艺心理学《文艺心理教程》，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依据南昌大学相关规定，特作以下具体要求： 1、英语科目不能用其他加考代替，如英语为代替或免考的，不得办理学位证； 2、6门主干课程平均成绩为75分（严格控线，差都不允许），汉语言文学专业6门主干课程为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 3、论文答辩成绩在70分以上（含70分）； 4、通过全省英语学位考试； 5、抽考3门专业课合格 6、如符合条件，要办理学位证的考生，请勿先办理毕业证，要与学位证一起办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 语言学概论。自考学位课是平均70分，每门65以上，不是75学位英语是每年二月底网报。三月初现场确认。四月第二个周末考试。论文答辩，各校不同。问湖大吧。要办一个可以在找zhichengz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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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好写的是古代文学，5月21号要答辩。我觉得无论什么答辩，必须对自己的论文结构内容熟悉。准备10分钟左右的论文观点内容陈述及选题目的之类的。基本上只要论文是你自己写的，都不会有问题，你的论文中引用的文献或句子，你自己一定要熟悉一遍。你引用的别人的期刊论文，最好也看一看，涉及的文学作品更别说，要了解清楚了。老师一般就问两三个问题。
论文答辩一般会根据你的论文，提出相应的问题。也就是说，所提的问题是离不开你的论文的范畴的，可能是某个论点的深化，也可能是某个论点的延伸。
一、中国古代戏曲文章学价值重估的认识背景在以诗文为正统的古代文章学观念中，戏曲剧本常常是不能入于“文章”范畴的，正所谓“曲之于文，横被摈斥，至格于正轨之外，不得与诗词同科”。在戏曲学研究史中，人们也较少以文章学的观念来研究戏曲剧本。那么，在戏曲文化学和戏曲艺术学研究已经成为基本的学术趋势，并且正火随风炽的时候，提出对戏曲文章学的价值重估，似乎难免思维滞后的嫌疑，我却以为大有重估之必要。 首先，戏曲场上演出的渐趋式微，造成戏曲表演艺术价值的逐渐失落，而当表演艺术从历史的“前台”退隐为艺术史的档案数据之后，戏曲剧本将突现出更为重要的文章价值。 中国戏曲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戏曲的演出史，似乎有演出，才有戏曲；演出的兴衰，也正是戏曲的兴衰。而对于戏曲剧本的评判，亦是以能否演出为重要标准，所谓“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而当场上演出成为戏曲的终极目的与最高价值体现时，戏曲剧本的独立价值，或者说戏曲剧本可以作为文章来写作、来欣赏的价值则相对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从上世纪末以来，戏曲演出的式微已成定势。戏曲本应在剧场的特定文化空间中被启动的可能性不断失去，戏曲赖以存在的观众愈益寥落。据报道：“广州城里铁杆的粤剧迷仅有2000人，与戏曲‘活化石’昆剧在上海的固定观众数不相上下”。如果说电视文化与传统戏曲在唱“对台戏”的话，不仅大批观众倾情于电视文化，已“首不复东”，而且戏曲在挣扎中的“复兴”幻想也要依赖电视传媒去“实现”。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戏曲剧本的价值将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继续想象和认识已往戏曲史的重要的文本证据，而且是可以永久存在的具有独立价值的文章，或曰戏曲文学作品。纵然我们还会以戏曲乃综合艺术的观念来评判剧本价值，但是它本身所包含的情感意识、文艺思想、技巧方法等等内容，使其在作为独立的文化载体与文学文本被阅读、被研究的时候，将会释放出丰富的有价值信息。从目前来看，戏曲的演出还不会绝迹，还在被当作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但这种演出还能持续多久，尚难预料。所可预料的是，戏曲赖以存在的剧场与观众可能锐减以至消失，而其同样必须依赖的剧本以及未来读者不会消失，以后人们可能更多地由看戏、听戏转为对戏曲文章的阅读。 其次，在文化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文艺学研究由于过多地依赖于对西方文艺思想的解释和转借，变得既没有特色，也缺少自己的思想创造，因此全面地、不同角度地清理和研究我们传统的文艺思想，便具有重新认识传统文艺和建设我们自己的新文艺思想的双重意义。那么，戏曲剧本的文章学研究，不仅涉及到戏曲学的诸多方面，而且可以从一个特殊角度提供对传统文艺思想的深入认识。 戏曲剧本作为在表演艺术规范制约下的一种特殊文章，既是我们研究戏曲史的最重要的基本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传统的民族文艺学的重要凭借。先辈学者们整理了大量的剧本典籍，进行了大量的剧本解释与剧本评析，但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戏曲剧本作独立研究的还并不多见；把戏曲剧本当作特殊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也比较少。这原因自然是由于在传统的观念里，人们多是把剧本当作戏曲表演的一个部分来看待，因而它的独立存在价值就受到质疑；而在新的戏曲学学术思潮中，人们又偏重于对戏曲全方位的、乃至于远缘联系的文化阐释，就往往把戏曲文章学、戏曲文学当作浅显学问置于大不屑的境地。 其实，在古代戏曲创作实践中，就已经有相当多的作家突破“场上之曲”理念的制约，把剧本当作特殊的文章来创作，如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牡丹亭》等均是如此。正由于这样，他们才创作了既可演出，又宜阅读的戏曲剧本。而大量只能读不能演的案头剧作，如部分明清传奇，做为一种文学现象来看，也有特殊的意义。在古代戏曲批评中，也曾有一些批评家以文章学的眼光和智能评点、论析过戏曲作品，如李贽、金圣叹、李渔等人。这两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文章学智慧和文艺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体系，进行新的民族化文艺思想建设，无疑都是极有价值的。比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贵显浅”、“重机趣”等说法，其目的既是要把戏曲写成给“读书人、不读书人及妇人小儿同看”的场上之曲，又是要写成天体间的“绝大文章”。这些又都是我们当今的文艺学、写作学著作经常借用和讨论的。 再次，当今的电视文化在挤兑了传统戏曲曾经拥有的巨大文化空间的同时，又同样面临着戏曲曾经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电视剧的演出需求与电视剧文学质量的关系问题，电视剧的适众性与文化品位问题。当今电视剧在这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缺陷，迟早也会影响到它的艺术生命。所以，进一步研究传统的戏曲文章学、戏曲文学，既能够提供艺术兴衰的借鉴，又能够提供成功与失败的不同参照。 可以明确地认为，今天的古代戏曲改编和当代戏剧创作在艰难的追求振兴，而之所以艰难，根本原因是缺少真正优秀的文学支撑；现今的电影、电视剧在表面繁荣的帷幕下，同样缺少优秀文学的支撑。这样的欠缺，原因很多，这里不做讨论。但如果将古代戏曲文章学的研究做为一种参照，并科学地与当今的戏剧、电影、电视剧文学问题联系起来，我相信，可以提供更为清楚和深入的认识。 有鉴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对古代戏曲文章学价值的肯定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 二、戏曲剧本的文章化写作与文章学批评如前所述，戏曲的文章化写作与文章学批评是戏曲史上一个客观的存在。 虽然有不少戏曲作家将剧本写成了“案头之曲”，写成了不能演出的特殊“文章”，并因此影响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但是，戏曲史上最优秀的作品却基本上既是可以在场上演出的蓝本，又是可以在案头阅读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剧作家在创作之时，既考虑到舞台演出对剧本的艺术制约，又往往自觉地突破这样的制约，把戏曲剧本当作特殊体式的文章来写。或者说，剧作家们往往将戏曲演出的艺术规定性与中国传统文章的艺术精神、创作思想融合起来进行创作，因而才成为优秀之作，甚至成为文学经典。 古代文章的写作以及文章学批评，都非常重视文章对于作者充沛的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在很多时候都用“气”的概念来描述。如，曹丕有最为著名的论点：“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唐代李德裕也说：“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在传统文化精神影响下的杰出戏曲作家也总是借戏曲这种艺术形式抒发胸中的郁勃之气。 最典型的乃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李贽之所以惊叹《西厢记》为“古今至文”（《焚书·童心说》），“文章至此，更无文矣”（《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第十六出总批），原因就在于它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一片“童心”，一种童真般的精神，正所谓“读他文字，精神尚在文字里面；读至《西厢记》曲、《水浒传》，便只见精神，并不见文字。咦，异矣哉！”（《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第二十出及全剧总批）胡应麟也说：“《西厢记》主韵度风神，太白之诗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到金圣叹，在将《西厢记》与《庄子》、《史记》同样视为“天地妙文”（《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序》）进行评点的时候，他最大的审美激动也是由于其中的精神、性灵与气势，而不仅仅是章法、技巧与文字。如第三本第二折的评语就有如下两条： 行文如张劲弩，务尽其势，至于几几欲绝，然后方可纵而舍之。真乃恣心恣意之笔也。 《西厢记》白，其妙至此，读之便如立于丈岗，临不测溪。 这里所说的“恣心恣意”而形成的气势，以及读之“如立千丈岗，临不测溪”的感觉，其实都是对《西厢记》文章精神的透彻感悟。 有意思的是，李渔在《闲情偶寄·填词余论》中说：“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他认为金圣叹把《西厢记》当作文章来评点是对的，是极高明的，但没有关注到戏曲的演出性的一面，毕竟是一种缺陷。这给我们提供了更全面地认识戏曲文章的思想借鉴。而李渔在《闲情偶寄·戒讽刺》中也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而后鬼神效灵。……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才进一步认为“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 汤显祖更是将戏曲的创作视同文章的创作。他在《合奇序》中评丘毛伯文章时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这种所谓的“论文快语”，强调的即是文章中超拔于世俗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与吕天成讨论戏曲时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不必“一一顾九宫四声”的主张，并且要“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毫无疑问，没有汤显祖的这种文章精神，便没有《牡丹亭》的惊世之作。 不仅如此，王骥德在《曲律》中既强调词曲与文章同样须有“神情标韵”，而且以这种观念品评剧作家。他说：“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盖真曲子中缚不住者，则苏长公其流哉！”徐复祚《曲论》评《琵琶记》：“文章至此，真如九天咳唾，非食烟火人所能辨矣。”清代高奕《新传奇品》则以总结性的口吻说。 “传奇于今，亦盛矣。作者以不羁之才，写当场之景，惟欲新人耳目，不拘文理，不知格局，不按宫商，不循声韵，但能便于搬演，发人歌泣，启人艳慕，近情动俗，描写活现，逞奇争巧，即可演习，不一而足。” 高奕既强调“便于搬演”，又主张放任才情，不循定规，张扬的同样是“得之于造物，流之于文运，缭绕笔端，盘旋纸上”的文章奇气、文章精神。 戏曲虽然有着严格的表演程序和艺术规范，但是它也必须是充满活力的艺术创造。而这种创造的根本是人，是剧作家娴熟于规范又不拘于规范的创造。优秀的剧作家将人生中酿成的浩然之气、丰沛精神，化为戏剧性故事，化为精美曲词，化为活生生的宾白，才真正造成了戏曲史的辉煌。 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有如下一些品评之语： 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齐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 白仁甫之词，如鹏搏九霄。风骨磊魂，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 郑德辉之词，如九天珠玉。其词出语不凡；若咳唾落于九天，临风而生珠玉，诚杰作也。 这些类似于钟嵘《诗品》式的戏曲文章品评，不是精确分析，但却让人体味到那些名家杰作中丰沛充盈的精神。 可以说，以文章精神来创作戏曲剧本，或以文章学的眼光来批评戏曲剧本，其根本的目的是要抬升戏曲的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使戏曲演出凭借的剧本更具有文学上的审美性和演出上的艺术美，从而使被斥于正统文章之外的戏曲剧本的创作同样成为“不朽之盛事。” 近人姚华的《曲海一勺》非常突出地总结和强调了戏曲的这种文章价值。他说： 而曲为有元一代之文章，雄于诸体，不惟世运有关，抑亦民俗所寓。于今黯然，将就湮灭。北调几绝，南腔浸微，音节已渐失其传，文章亦散而无纪。 曲之作也，术本于诗赋，语根于当时，取材不拘，放言无忌，故能文物交辉，心手双畅，其言弥近，其象弥亲。试览遗篇，则人人太冲，家家子美。 姚华阐明了三点值得重视的思想：一是，戏曲剧本同样是文章，是诗赋文章随着时代演变而衍生成的新文章之体；二是，戏曲剧本作为文章，其文学价值“雄于诸体”，超越了“元明以来作者所为诗赋”；三是，近代戏曲的衰落，不仅是由于“音节已渐失其传”，更是由于“文章亦散而无纪”。在他的认识里，戏曲文章的兴衰关乎着戏曲本身的兴衰，这是一直被人们忽略了的观念。如董每戡《五大名剧论》论《长生殿》时说： 只是《长生殿》不是词曲，而是戏曲，舞台上演出用的戏剧，非仅供案头读的作品。也就是说这一出（《窥浴》）放在任何文体的作品里都是绝好的文章，但因它是务须在舞台上演出的戏曲，对观众感染的效果是不大的，而且是多余的。 从演出性、剧场性的角度看，董先生所论有理。但如果是“放在任何文体的作品里都是绝好的文章”，那本身不就是价值吗？这便意味着演出性、剧场性观念下人们对戏曲文章价值的忽略。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纯以文章之思、文章之法来写戏曲都是具有价值的。那些卖弄学问，堆垛陈腐，沿袭文章晦涩之风，套用文章制作之法而成的平庸之作，既不可演，亦不能卒读，只能视作一种文学史、戏曲史研究时的反面的材料证明。 不可读，亦不可演的剧本，绝对不是好文章； 只可读，不好演的剧本，不一定不是好文章： 既可让人读时神魂飞扬，又可使人在台下观赏时心胸开张的剧本，那绝对是最上乘的好文章。 三、戏曲文章学内容的基本理解将戏曲剧本视同文章来写作，来批评，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戏曲文章学的一些基本内容。除了上文论及的文章精神等问题之外，我们还经常看到以传统的文章学观念和方法研究、品评戏曲剧本的情形，这是戏曲文章学更为具体的方面。 明代王骥德《曲律》有《论章法》一节，讲戏剧的结构之法，直接以传统的文章章法观念用之于戏曲而有所变化。 明代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将戏曲剧本视同诗文辞赋，评其辞藻，品其情境，用的也是文章学批评。 而毛西河、金圣叹等人在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时，用到了文章品评中常见的一些概念。如：“文字有跳脱之势”，“暗度陈仓之法也”，“极尽排荡之法”，“章法秩然”，“章法特妙”，“真元人作法三昧”，“文章之能于是极也”等等。这更意味着戏曲品评与传统的文章品评的交融。因此，李渔才说金圣叹得“文字之三昧”，而未得“优人搬弄之三昧。” 其实，李渔做为一个经验丰富而意识清醒的戏曲作家与理论家，在《闲情偶寄》中也处处以文章论戏曲。不过，他将整个论述分为“词曲部”和“演习部”两部分，其“词曲部”论结构，论词采，论音律，论宾白，论科诨，论格局，既受到传统文章学批评意识的影响，又能立足于戏曲文章本身的艺术个性，从而奠定了传统戏曲文章学基本的内容范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在“演习部”的首句，亦即“词曲部”与“演习部”之间用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这就使得他的戏曲文章观念更密切地与剧场演出的艺术要求联系在一起。 到王国维先生作《宋元戏曲史》时，既有《元剧之结构》，又有《元剧之文章》、《元南戏之文章》几个章节。他在《元剧之文章》中说：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 王国维所说的“文章”又仅仅指戏曲的语言文采，文章的结构等要素不包括在内。所以他才又说：“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元剧自文章上言，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他沿袭了前人将文章单指语言文采的观念，但强化了我们对语言文采在戏曲文章学中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了我们对戏曲文章与戏曲文学价值关系的认识。 总结前人有关戏曲文章学的论述，并进一步将戏曲文章学的研究置于当今更为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来思考，我以为，所谓戏曲文章学的内容，除了那些比较浅显的层面，如结构论、语言论、作法论、风格论、鉴赏论之外，还特别应该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戏曲文章学是我们认识戏曲文学与戏曲艺术的一种切实的思路。也就是说，戏曲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戏曲文学的兴衰。而戏曲文学的兴衰，最关键的不在于作剧技巧的娴熟与否，而在于作家作剧时有没有杰出的文章观念、文学意识，能不能在戏曲文章中进行独立的艺术创造。把古代戏曲史体现的这种规律推及于当代戏曲史，我们会得到更加透彻的认识。 其二，戏曲剧本作为既受到演出艺术制约又具有艺术独立性的文章体式或文学形式，其文体特征与源流演变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学术意义。在我狭窄的视野中，似乎没有注意到有这方面更多的研究。那么，不论是从总体的演变规律上，还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如戏曲宾白的演变，剧本中舞台提示语的演变，进行深入研究，并把研究的视野推及到当代的传统戏曲改编，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近读郭伟廷先生所著的《元杂剧的插科打诨艺术》，“发掘科诨在其中的运用情况和技巧、戏剧功能和文学特质，往前则追溯其渊源，往后则讨论其对后代戏曲的影响”，亦可视作这样的学术尝试。 其三，戏曲叙事研究。如果把戏曲视为以歌舞形式表演故事的一种艺术，那么，歌舞也罢，唱、做、念、打也罢，只是表演形式，而故事才是戏曲的主干，戏曲的根本。那么，演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如何表演？又取决于剧本的叙事。有许多的戏曲理论家，如李渔、吴梅、今人谭沛生等等都曾对此做过研究，但是，把戏曲剧本当作一种能表演的叙事文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似乎还需加强。 所以，我在本文中特别提出戏曲文章的观念，并倡言戏曲的文章学研究。
四言古诗：
诗是传统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起源于《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
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以楚国民歌为基础，采用楚国方言创作出了新的一种诗歌体裁。
古乐府诗：
乐府诗汉代官方设立的音乐机关，负责采集民间歌辞入乐。魏晋时期，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五言古诗：
到汉魏时期，出现五言古诗。它没有一定的格律，不限长短，不讲平仄，用韵也相当自由，但每句五个字的句式却是固定不变的。
七言古诗：
七言诗是以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歌形式。到唐代，七言诗形式才真正繁荣起来。
律诗绝句：
律诗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种体裁，属于近体诗范畴。律诗讲究声律、对仗，常见的类型有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
词：
词是传统文学最特殊的存在形式。词原本是配以乐曲用来歌唱的歌辞，后渐渐与音乐分离，独立成一种文学形式。词有词牌名，词牌名即是曲调的名字，后来成为词体格式的名称。不同词牌名代表着不同的填词格式，包括字数、韵律、句数等。
曲：
曲是继诗、词而兴起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
散文：
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等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
赋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重要文体。注重铺叙和形容，在语言上讲究词藻的华美。
扩展资料：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真正成为文体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魏晋时期出现志人、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到唐代，出现唐传奇，相对于志人志怪小说，篇幅变长，内容更加丰富，情节也更加曲折。元稹的《莺莺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等。
小说的高峰时期是明清两朝。出现影响深远的四大奇书、四大名著。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四大奇书），以及清朝的《红楼梦》。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类型有哪些？
京剧：《长坂坡》、《汉津口》、《芦花荡》、《两将军》、《连营寨》豫剧也称河南梆子、河南高调。因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又叫“河南讴”。在豫西山区演出多依山平土为台，当地称为“靠山吼”。因为河南省简称“豫”，解放后定名为豫剧。是河南省的主要剧种之一。 豫剧的流行地区分布甚广，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新疆、西藏都有豫剧演出。 豫剧在声腔上属梆子腔系，据清李绿园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书的《岐路灯》和乾隆五十三年（1788）《杞县志》记载，当时本地梆子戏已在开封、杞县一带盛行，并曾与罗戏、卷戏合班演出，称为“梆罗卷”。 豫剧音乐分有四个流派：以开封为中心的唱法称“祥福调”；以商邱为中心的唱法称“豫东调”，又称东路调；以洛阳为中心流传的唱法称为“豫西调”，又称西府调、靠山簧；豫东南沙河流域流传的唱法称“沙河调”，又称本地梆。 艺人相传，豫剧最早的传授者为蒋门、徐门两家，蒋门在开封南面的朱仙镇，徐门在开封东面的清河集，都曾办过科班。后在开封一带的，形成祥符调；传至商丘一带的，形成 豫东调；流入洛阳的一支，发展为豫西调；流入漯河的一支，被称为沙河调。 豫剧历史上有名的演员，据邹少和先生回忆：“宣统间，小旦李剑云者，阳武人，天赋佳喉，清脆圆润，高下疾徐，婉转曲折，玑珠走盘，无不如意，又复善制新腔。自李氏出，剧风为之一变，优伶界中感叹为空前绝后之才”。比较著名的须生有张小乾、张同庆、澎海豹、许树云。名小生有黄儒秀（黄娃、黄马褂）、王金玉（筱火鞭）。红脸王唐玉成，武曹彦章等。 1927年后，豫剧界出现了女演员王润枝、马双枝、陈素真、常香玉等，她们先后在开封等城市演出中，吸收了坠子、大鼓、京剧的一些唱腔、剧目和表演；又有樊粹庭、王镇南等为陈素真、常香玉等编写了一批新戏，使豫剧的舞台艺术发生了显著变化。1938年，常香玉在豫西调的基础上，吸收豫东调的一些唱腔，突破界限，形成新的流派，陈素真、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等，也各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卓然成家。小生赵义庭、须生唐喜成、黑脸李斯忠也成为各具特色的名演员。 1949年以后，河南豫剧院三团，以演现代戏为主，创作了许多新戏新腔，并培养出一批以演现代戏见长的演员，如高洁、魏云、柳兰芳、马琳、王善朴等。 如今，豫剧除遍及本省外，又传播到邻近各省，并在各地组成了不少专业剧团。 豫剧一向以唱功见长，唱腔流畅、节奏鲜明、极具口语化，一般吐字清晰、行腔酣畅、易为听众听清，表演风格朴实、乡土气息浓厚，深受观众欢迎。 豫剧音乐丰富多采，曲调流畅，节奏鲜明，文场柔和舒畅，武场炽烈劲切，艺术风格豪迈激越。唱腔结构为板式变化体。唱词通俗易懂，多为七字句或十字句。它有独特的板式结构和比较完整的音乐程式。可分为慢板、流水板、二八板、飞板四大板类。豫剧的伴奏乐器分文武场面，文有二弦、三弦、月琴，称之为老三手或仨弦手。后因二弦音色尖噪而代之以板胡。武场常用的乐器有板鼓、堂鼓、大锣、小锣（又名堂锣或手锣）、手镲、梆子、手板等。 豫剧的脚色行当分：四生；四旦；四花脸。俗称：“四生四旦四花脸，八个场面（即一鼓二锣仨弦手，梆子手镲共八口）俩箱倌”。四生是大红脸（又叫红净、戏生）、二红脸（又叫马上红脸）、小生、边生（又叫二补红脸）；四旦是正旦（青衣）、小旦（花旦、闺门旦）、老旦、帅旦；四花脸是黑头（副净）、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正因为是男八女四的行当，把四生四花脸叫做外八角，以男角为主的戏叫做“外八角戏”。 据1956年统计，传统剧目有647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对花枪》、《三上轿》、《地塘板》、《提寇》、《铡美案》、《十二寡妇征西》等。1949年以来，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有《红娘》、《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破洪州》、《唐知县审诰命》等；创作改编的现代戏有《朝阳沟》、《刘胡兰》、《李双双》、《人欢马叫》，移植演出的《小二黑结婚》、《罗汉钱》、《祥林嫂》、《五姑娘》、《红色娘子军》等许多剧目。等。其中《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唐知县审诰命》（《七品芝麻官》）、《秦香莲》（《包青天》）、《朝阳沟》、《人欢马叫》等均摄制成影片。 北京——京剧、北京曲剧 河北——评剧、河北梆子、丝弦、老调 哈哈腔、乱弹、平调落子、唐剧 山西——晋剧、北路梆子、蒲剧、上党梆子 内蒙古——二人台、漫瀚剧 辽宁——喇叭戏、辽南戏（辽剧） 吉林——吉剧、新城戏、黄龙戏 黑龙江——龙江剧 陕西——秦腔、碗碗腔、眉户 甘肃——陇剧 宁夏——花儿剧 青海——青海平弦戏 新疆——曲子戏 山东——吕剧、山东梆子、莱芜梆子、柳子戏 茂腔、五音戏、柳琴戏 河南——豫剧、越调、河南曲剧、大平调、道情 江苏——昆曲、淮剧、扬剧、锡剧、苏剧 安徽——黄梅戏、徽剧、庐剧、泗州戏、坠子戏、凤阳花鼓戏 上海——沪剧、滑稽戏 浙江——越剧、婺剧、绍剧、瓯剧、甬剧 江西——赣剧、弋阳腔、南昌采茶戏、赣南采茶戏 萍乡采茶戏、吉安采茶戏 福建——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闽剧、芗剧 广东——粤剧、潮剧、正字戏、广东汉剧、西秦戏、梅山山歌剧 台湾——歌仔戏 海南——琼剧、海南人偶剧 广西——桂剧、彩调、壮剧 湖南——湘剧、祁剧、巴陵戏、湖南花鼓戏 湖北——汉剧、楚剧、荆州花鼓戏 四川——川剧 重庆—— 云南——滇剧、云南花灯戏、傣剧、白剧、彝剧 贵州——黔剧、贵州花灯戏 西藏——藏剧红脸含褒义，代表忠勇，如关羽；黑脸为中性，代表猛智，如包拯；蓝脸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如窦尔敦；白脸含贬义，代表凶诈，如曹操。） a．与希腊的悲喜剧、印度的梵剧合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的剧种是什么？ （中国戏曲） b．中国戏曲起源于哪些形式？（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 c．享有“中国戏曲之母”雅称的是。（昆剧） d．戏曲的角色分为哪四大行当？（生、旦、净、丑） e．我国戏曲采用哪些艺术手段表现人物？（唱、念、做、打） f．享有“东方歌剧”盛誉的是。（京剧） g．戏剧表演艺术有哪些技术方法？（手、眼、身、法、步） h．京剧“四大须生”分别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 i．戏曲表现生活的基本手法是。（虚拟——没有实物的表演） j．发展于安徽安庆一带的剧种是。（黄梅戏） k．京剧“四大名旦”是。（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 l．“旦”可分为哪几类？（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
1、先秦
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
先秦散文是我国古典散文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指的是后殷商到战国末年这一段时期的散文。以目前的文献资料看来，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学”应该起于商朝的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它们包括了韵文和散文的记载，这就是散文的起源。
接着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文化变迁，提供给散文一个很好的孕育、发展环境，使散文迈向中国古典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2、两汉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3、唐宋
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
4、明代
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5、清代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
6、近现代
指与诗歌、小说、戏剧等并称的文学样式。特点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断或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
它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着重于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具有选材、构思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抒情性，散文中的“我”通常是作者自己。
扩展资料
相关名家：
1、欧阳修
欧阳修不仅是古文家，就是在诗、词、赋及四六骈文方面，也是一代名手。加上他在政治界、学术界都有崇高的地位，乐语音指导青年，奖励后进，于是成为文坛的盟主。
还有他的朋友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的往来切磋，门下士曾巩、王安石、苏轼兄弟等人的相互推动，使古文的提倡形成了一股强而有力的风潮，而达到较韩、柳时代更成熟、更普遍的成就。
2、曾巩
曾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三十九岁登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曾巩被称为桐城派古文的宗师，为文极重义法的严谨，全篇的布局必求层次分明，使人一目了然而有规矩可循。
作品内容与欧公明道的取向相同，曾氏的代表作有《读贾谊传》、《唐论》、《书魏郑公传》、《墨池记》，其中《书魏郑公传》，前人誉此篇为曾文第一，并比之为古之立言。
3、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二十二岁中进士。神宗时为相，积极推行青苗、水利、均输、保甲等新法。然所用非人，新法失败。变法失败后，卜居金陵蒋山，以诗酒为生，自号半山老人。
著有《临川集》。介甫之文，充满法家思想的功利主义，处处表现经国济世的政治主张，所以他的文论可与司马光并称政治家的文论，不过前者稍近于道学家，后者则为纯粹的古文家，因之为文也更重实用。
4、苏洵
苏洵，字明允，四川眉山人。曾多年闭门读书学文，嘉祐年间，携其子轼、辙游京师，以文献欧阳修受到赞许，遂有文名。任过校书郎一类小官，著有《嘉祐集》。
苏洵之文，得力于《国策》、《史记》、《庄子》、《韩非》。虽为欧公所识拔，但体制殊异，其笔力则较二子为坚劲，故谢枋得说他“有法度、有气力、有精神、有光焰，严谨而华汤者也。”
5、苏试
苏试，字子瞻，号东坡。他主要活动在仁宗、神宗、哲宗三个时期，他可谓才气纵横，行文飘逸清新，挥洒自如，传世的诗有四千多首，辞赋三百多阕，散文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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