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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我专门编辑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一、前言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这种制度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标志分权程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导致世界平均的分权程度从1975年的上升到了1995年的（Arzaghi and Henderson，2005）。 与此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非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强调，为探讨政府制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对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成为近期经济增长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根据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分权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激励，因为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响应地方选民的偏好，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服务（Tiebout，1956）。近期的研究认为，由于各种功能的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竞争性和替代性，有利于当地居民福利的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就会受到挤占。钱颖一和罗兰（Qian&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将影响政府支出构成，财政竞争使得基础设施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从而使基础设施的支出份额增加，地方公共产品支出减少。Heine（2006）认为，流动性强的个体会以自己所拥有的退出选择为谈判筹码，不惜损害流动性差的个体的利益，要求政府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提供。 相对于理论上众多的文献，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大多都是关注分权对于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傅勇和张晏（2007）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类支出不足。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会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会对政府的支出结构产生扭曲。 二、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财政分权之所以能引起地方支出结构的改变，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拥有了自主安排支出的权力。因此，现有的文献在探讨财政分权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无不将重点集中在支出分权的作用上。而对于这种作用方式，现有的分析思路无非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支出分权使得财政的决策者由全国选民转为地方选民，因此，可以认为财政分权下的支出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反映不同区域选民的不同偏好；二是从地方政府入手，认为中央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财政的决策者更接近于居民，从而更容易获得居民偏好的信息，与集权体制相比，会使地方的财政支出发生改变。这两种分析思路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落脚点其实是一致的，无非都是强调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发生了改变，或得到了更好反映。这种分析思路既表明了财政分权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同时，居民偏好的不同也形成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具体特征。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中涉及了各方面的因素，有体制上的也有地方官员本身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结果，即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重视基础建设投资，轻视科教文卫支出；重视生产性投资，轻视社会福利支出；重视政绩建设支出，轻视居民生活投资；重视行政管理支出，轻视民生投资。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2008年官方公布的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以科教文卫事业为例，其4项支出的总和只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而仅仅一项工业商业事务就占到了。中央的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预算时可能会参考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可以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而忽视科教文卫事业是有其根源的。而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在减少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同时，却将财政支出的压力转嫁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因此为了保证科教文卫事业的总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支出比例，这也就造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紧张。为了缓解这种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以获得高额回报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原因 （一）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过分强调GDP 在我国，地方政府最大的激励可能来源于中央所制定的晋升机制，而晋升的标准，据Li and Zhou（2005）的统计分析，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标准，使得在分权的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呈现商业性的趋向。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企业家的角色，或者是将精力投向经营盈利企业（黄佩华，2004），或者是努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张卫国，2005）。这意味着作为官僚机构的地方政府只对取得生产率和效率等市场目标负责，而不管是否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并赋予它更大的支出自主权，却缺乏合理完善的考核、激励和约束的政策，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这是导致教育事业投入比例低的根本原因。 （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 地方政府普遍患有“投资饥渴症”，即地方政府部门几乎普遍都有无边无际的投资冲动，甚至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就象一个企业，一切以投资问题为中心，而对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问题很少关注。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让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加大了居民的财政负担，这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过度的投资不仅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是对地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从出发点来讲，投资与招商引资的努力是积极的，问题是政府为何总喜欢自己亲自上阵？反过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喜欢上项目？显然是因为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能在其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这么做，同时，不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想要治疗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必须在确立市场化取向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改革，这是解决“近忧”和“远虑”的根本途径。 （三）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建设 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为了名声与晋升的需求，地方官员在任期间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政绩建设，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后，分税的比例使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导致地方财政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财政 拮 据，一些领导干部要出政绩、搞建设，不是紧着手中这点钱办事，而是要用这点钱办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事，因此政府拖欠也是必然的。这种投资体制再不改、干部考核机制再不变，这种现象将无法根除。 （四）财权与事权分配的不合理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两个比例”，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及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第一个比例的提高，在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第二个比例的提高，却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支付超过收入能力的责任，地方政府自然要选择首先完成考核的“硬指标”，比如GDP增长，至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软指标的被忽略，比如说教育质量。 可以说，地方财政过于追求投资性建设也是为了缓解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事权的下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足，如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的比重就分别为和。为了确保这一部分的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高回报性的投资必然成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事权和财权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完善财政分权、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民生建设，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比例 我国对于GDP过于执着，可以说是在刻意追求GDP的增长。虽然GDP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它有许多的缺陷，无法反映经济增长对于地区环境的影响，而且存在无效的GDP与消失的GDP，也无法反映居民的幸福程度。所以，经济增长应该采用更为综合的指标进行衡量。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居民的幸福指数，打造好民生建设与公共基础事业建设。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合理规划和指导，根据各省的经济 发展状况作出合理的安排，下达相应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比例倾斜的问题，也能更好地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的结构。 （二）制定全面的官员考核制度 在我国，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支出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科教文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与居民的福利息息相关的科教文卫支出随着分权程度的加深，则会更加降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在经济投入的支出上，也是最明显的，但它似乎并不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而且，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也不能使地方政府在支出中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科教文卫。因此，要纠正我国地方财政这种支出结构的偏向，显然，在分权体制下，必须要改变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在对地方所制定的晋升机制中，转变GDP的考核方式，以居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作为 考核地方政府工作的标准。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对官员的考察指标也要有所不同，应该按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标准，不能一刀切。
1 促进我国创业板市场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2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 3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4 积极财政政策下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与化解 5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问题研究 6 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 7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及对策建议 8 公共物品市场化提供问题探讨 9 论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改革 10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11 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的城乡差异及统筹发展研究 12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制度浅析 13 浅析政府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问题 14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转移支付结构的调整 15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效率问题探讨 16 我国公用事业财政补贴改革研究 17 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财政思考 18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地方财政风险防范研究 19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20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对策分析 21 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提高地方财政效率研究 22 后农业税时代农民的增收问题研究 23 减少农村贫困对策研究 24 农村综合改革与财政关系问题研究 25 构建我国新型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思考 26 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问题探讨 27 不发达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财政政策选择 28 关于土地财政问题的研究 29 关于民生财政的探讨 30 论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的关系 31 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途径 32 论我国财政公共选择与决策制度的完善 33 论我国财政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 34 社会保障税费改革研究 35 关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 36 我国教育支出效率探讨 37 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8 提高我国行政管理支出效率的思考 39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研究 40 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改进 41 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42 国债适度规模及风险探讨 43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建设分析 44 我国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研究 45 社会保障基金运营风险防范的思考 46 论我国复式预算改革中存在问题 47 完善部门预算编制的思考 48 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初探
财政税收毕业论文提纲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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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6-7
Abstract 7-8
1 绪论 9-16
研究背景 9
研究目的 9-10
研究意义 10
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10-13
国内税务稽查研究现状概述 10-12
国外税务稽查研究现状概述 12-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3-14
研究方法 13
研究路线 13-14
研究内容及其框架 14-16
2 我国税务稽查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分析 16-19
我国税务稽查的发展历程 16-17
税务稽查发展的萌芽阶段——征管员模式 16
税务稽查发展的起步阶段——征管、检查两分离的税务稽查模式 16
税务稽查发展的探索阶段——现代稽查模式逐步确立 16-17
我国税务稽查的发展趋势 17-19
一级稽查 17-18
“分级分类”稽查 18-19
3 丽水市地税稽查管理现状分析 19-26
丽水地税稽查的发展历程 19-21
组织机构的发展历程 19
管理制度的发展历程 19-21
丽水市地税稽查的总体情况概述 21-26
丽水市地税稽查的机构设置 21-22
丽水市地税稽查的工作流程 22-24
近年来丽水地税稽查成果 24-26
4 丽水市地税稽查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26-32
稽查人员队伍建设存在问题 26-27
年龄结构不合理 26
部分稽查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不足 26
专业化、复合型人才缺乏 26-27
机构设置不合理 27-29
地税局下属机构制约稽查职能作用 27-28
县一级稽查模式的设置使检查力量被削弱 28-29
稽查“四环节”工作各有漏洞 29-30
选案环节技术水平不高 29
检查环节不够细致深入 29
审理环节不够到位 29-30
执行环节不够全面 30
稽查的信息化管理程度不高 30-32
稽查软件开发还不够完善 30-31
信息化的应用水平低 31
信息共享度不高 31-32
5 国内外税务稽查管理先进经验比较分析 32-37
国外稽查管理模式的经验借鉴 32-33
稽查组织机构呈扁平化设置 32
税务机关内部设有专业的刑事侦查权机构 32
实施分级分类稽查 32
特别重视强化稽查人员队伍建设 32-33
稽查手段的现代化 33
国内部分省份稽查管理模式改革的主要做法 33-35
海南省地税的全省一级稽查模式 33-34
湖北省地税的全市一级稽查模式 34
安徽国税的稽查集约式管理模式 34
广西国税的集中选案与审理模式 34-35
江苏省地税的分级分类稽查模式 35
国内外稽查管理制度带来的启示 35-37
组织机构趋向扁平化设置 35
分级分类稽查管理模式的应用 35
稽查队伍人员建设保质保量 35-36
稽查手段趋向现代化 36-37
6 丽水市地税稽查管理的优化和对策分析 37-48
推进高素质的稽查干部队伍建设 37-38
建设学习型税务稽查队伍是基础 37
建设能级考评结合的税务稽查队伍是重点 37-38
建设廉洁型税务稽查队伍是保障 38
探索稽查扁平化管理新模式 38-41
建立扁平化稽查管理的可行性 39
稽查扁平化管理模式的主要做法 39-40
稽查扁平化管理新模式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40
稽查扁平化管理的优势分析 40-41
努力提升稽查“四环节”工作质量 41-45
提升选案工作的准确性 41-42
提升检查工作的深入性 42-44
提升案审工作的公正性 44-45
提升执行工作的威慑性 45
推进稽查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信息管税 45-48
信息技术在选案环节的应用 45-46
信息技术在检查环节的'应用 46
信息技术在案审环节的应用 46
信息技术在执行环节的应用 46-48
7 结论与讨论 48-49
结论 48
讨论 48-49
参考文献 49-52
致谢 52
摘要 3-5
Abstract 5-6
第一章 绪论 9-16
第一节 研究的缘由和意义 9-11
一、 研究缘由 9-10
二、 研究意义 10-1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11-13
一、 国外研究综述 11-12
二、 国内研究综述 12-1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3-14
第四节 研究的思路和论文结构 14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14-16
第二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分析 16-21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理论 16-17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要性及影响因素 17-18
第三节 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 18-21
第三章 国内外财税金融理论与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经验与启示 21-25
第一节 国外支持产业优化升级的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 21-22
第二节 国内支持产业优化升级的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 22-23
第三节 国内外典型性政策的启示和经验借鉴 23-25
第四章 桥头堡战略背景下云南省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财税政策现状及问题17 25-34
第一节 云南省产业结构基本情况 25-26
第二节 云南省产业优化升级的财政金融政策现状 26-29
一、 云南省产业优化升级的财政政策基本情况 26-28
二、 云南省产业优化升级的金融政策基本情况 28-29
第三节 云南省桥头堡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税金融政策问题 29-34
一、 云南省桥头堡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税政策问题 29-32
(一)财政资金不足财力保障水平不高 29-30
(二)财政支出不合理，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出不足 30-31
(三)产业优化升级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缺陷 31-32
二、 云南省桥头堡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金融政策问题 32-34
(一)金融组织机构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不发达 32-33
(二)金融创新和服务滞后 33
(三)产业转型升级的金融风险监管存在缺陷 33-34
第五章 桥头堡背景下云南省财税政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 34-44
第一节 模型构建的思路与原则 34-35
第二节 数据预处理和分析 35-42
一、 平稳化处理 38-39
二、 协整检验 39-40
三、 格兰杰因果检验 40-41
四、 回归模型 41-42
第三节 统计结论分析 42-44
第六章 桥头堡背景下云南省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财税金融政策建议 44-52
第一节 桥头堡背景下云南省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 44-45
第二节 现阶段桥头堡背景下促进云南省产业优化升级的财税政策建议 45-49
一、 保障财政资金，建立产业专项资金 46-47
二、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产业优化升级的支出力度 47-48
三、 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优化升级的优势 48-49
第三节 现阶段桥头堡背景下促进云南省产业优化升级的金融政策建议 49-52
一、 鼓励创新金融，扩宽产业融资渠道 50-51
二、 改革与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51-52
参考文献 52-54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54-55
致谢 55
我有一个很好的财政题目 绝对比这个好，而且比这个专业。你可以考虑 如果想好了 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据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5年度的“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指出 ，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福布斯的统计以来，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位居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目前，我们无法客观评价该指数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合理确定政府税收收入规模，即确定一个合理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在这一水平下，既能满足政府对税收收入的需要，又在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之内，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理性地界定宏观税收负担的合理水平并实现其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界定：影响因素与国际经验（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准确把握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全面、充分、科学地考察和分析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因素，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正确处理宏观税负与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水平、政府职能范围和政府非税收入规模。1.经济增长水平因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增长水平正相关。经济增长水平愈高，社会产品愈丰富，人均GDP的水平就愈高，这样税基就比较宽广，整个社会税收的承受能力就强。因此，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其宏观税负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讲，宏观税负水平增长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协调同步。据有关专家测定，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通常大于1，而这一弹性系数在我国保持在左右是比较合适的。2.政府职能范围因素。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政府职能范围宽、事权多，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就多，宏观税负水平就应高一些，反之则低。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规模和作用范围日益扩大。政府职能范围拓展，必将使政府支出的规模不断膨胀，要求有较大规模的税收来支持，这样必然要求宏观税负水平不断提高。在税收收入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定时期财政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反映税收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支持程度。根据灰色模型的测定量，税收规模对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稳定的支持，一般应满足：<政府职能税收支持的发展系数<+.从非税收入规模因素。税收并不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惟一方式和渠道。在衡量宏观税负水平时，需要考察政府通过非税方式取得的收入规模的大小。因为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创造的可供分配使用的GDP是一个定量，政府的各种收入都来源于当期社会所创造的GDP，在满足政府一定支出需要的情况下，通过非税形式取得的收入规模大，通过税收取得的收入规模必然减少。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以上缴利润代替税收，从而导致税制结构简单，税收数量减少，财政收入中企业利润的份额大，而税收的份额则相应少，宏观税负水平也随之较低。但是合理的税负，则要求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相结合，统筹安排。从各国财政收入构成看，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税收入。如日本、美国、法国、荷兰、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中央政府的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15%～25%.所以，税收负担并不是纳税人的全部负担，政府取得财政收入也不仅仅只有税收一种形式。要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化，首先应保证政府收入形式规范化。按照灰色模型的测定量，在政府收入形式较为规范的条件下，实际税收状态与税收基本能力的发展系数的差距应小于.（二）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国际经验早在1983年，原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选择21个国家，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均大于高税国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量关系是：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提高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明显。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国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各种类型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逐步上升的，目前的平均水平为30%以上；发展中国家税负平均水平一般在16%~20%之间。按照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平均利润水平。二、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分析（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比较一般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增加，宏观税负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国人均GDP水平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着6%以上的年增长率，是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是由表2可见，从1994年以后，税收占GDP比重的增长要高于人均GDP水平的增长速度。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在1996年以前是小于1的，即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1996年开始，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超过1，在2005年达.从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在多年下降滞后转向升高趋势，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但是，这一上升的过程恰好发生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期，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相背离。（二） 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政府执行职能需要的比较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尚不完全清晰，政府职能的界定还存在不规范之处，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但应看到，虽然我国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仍不能完全保证政府职能部门运转及公共支出的基本需要。不少基层政府仍是“吃饭财政”。我国财政在增加农业、科技、教育等重点支出方面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仍然难以满足各方面发展的需要。以教育为例，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1994年为，到2005年为，仍然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发展的需要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地增加，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不断扩大已是被许多国家发展实践证明了的一个规律。目前我国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要素流动、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各方面都对公共支出水平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我国财政除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压力以外，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的财政支出负担。多年的国债已经积累到相当规模，每年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已经占了财政收入一个不小的比例。虽然1997年以后国债规模的扩大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有关，并不完全是因为财政困难所致，但是财政每年要承担相当数量的国债还本付息任务。以2005年为例，国债还息支出达73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国债还本支出为亿元，占当年债务收入的.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和人口的老龄化过程中，为支付改革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开支和承担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负担，也形成财政潜在负债。冲销部分国有银行呆账和地方政府偿还债务也将是财政不可回避的一个负担。从这些方面看，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水平与政府职能履行所要求的财力水平是不够适应的。（三）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企业负担的比较宏观税负水平与企业税负有关，但两者又是不同的。企业税负水平主要取决于其适用税种的实际税率的高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税负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基础性因素。宏观税负水平除了受税种和税率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税基和税源范围的影响，即使税种和税率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和下降时，如果税基和税源扩大，也有可能导致宏观税负水平上升。如欧盟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采取降低税率的措施，但其宏观税负仍不断上升，欧盟经济货币联盟区域2005年税收占GDP比率高达45%，使宏观税负达到历史新高，比美国和日本高出14%.其原因就是欧盟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采取了扩大税基和加强征管的措施。因此企业的税负轻重并不能简单地看这个国家的税收／GDP比率，而且要看这个国家基本税种的税率。我国近几年宏观税率上升，但企业基本税种的名义税率并没有变化，工商税收各税种的法定税率仍然保持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的水平上。企业的实际税率则是有升有降，一方面由于财税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纠正地方政府随意减免税收等措施而使实际税率上升；另一方面，1994年以来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提高出口产品的退税率等，则起到了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作用。当然，在不同产业、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实际税率的这种升降分布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比较客观地看，近年宏观税负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增加了企业的税负。通过上述分析，作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我国政府制度内的收入（指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总和）占GDP的比重与国际上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接近，尚在正常范围内。但是还存在相当大的制度外政府收入，加大了政府实际集中资源的比例。（2）我国宏观税负上升的过程中，企业的法定税率并未提高，总体上讲是属于恢复性和发展性的上升。但是企业确实存在基本税率较高与制度外非规范负担过重的问题。（3）虽然宏观税负上升，税收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政府为执行基本职能和满足基本公共需要的财力仍然存在不足现象。（4）我国近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系数提高较多，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化并不单纯是税率水平调整的问题。三、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理性选择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目前还没有脱离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人均GDP水平比较低，这说明社会的剩余产品率还不高，难以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因此宏观税负水平不宜过高。据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F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人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参考国际经验，就政府制度内收入占GDP比重这一意义的宏观税负来说，我国应选择在20%左右。如果政府制度内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占5%左右，则税收收入占15%左右比较合适。我国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体，企业是税收的主要提供者，企业纳税人的承受能力是宏观税负合理水平选择的重要依据。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全社会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尚未完成，加上近几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的局面近期难以彻底改观，企业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宏观税负的上升应以不增加企业税负为基本前提，并且应为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创造条件。从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要的财力来看，实践已经证明前几年占 GDP1l%左右的税收收入无法满足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调节经济的需要，还造成了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过度依赖，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和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从发展的趋势看，社会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增长，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保障压力会增大，税费改革等整治政府制度外收入的措施都需要一定的政府财力条件，因此，政府制度内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到20%左右也是必要的。综合我国生产力的水平、企业效益状况及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参考宏观税负水平界定的国际经验，在整顿政府收入渠道，取消制度外收入，理顺税费关系和加强税收征管的基础上，将我国制度内政府收入的宏观税负水平保持在20%左右，税收占 GDP比重保持在15%左右是合理的。在宏观税负的变动趋势上，应当使其能够随着GDP的增长而提高，即将税收弹性系数保持在1以上，但不能过高。四、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优化途径（一）整顿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在政府存在大量非规范的制度外收入的情况下，宏观税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实际意义，即使降低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不一定能够减轻企业和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在总体负担较高的情况下，很多人提出减税的主张，而实际上如果采取只重视减税，而忽视对制度外收入的整治，结果只会导致分配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和加重企业的负担。因此，彻底整治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减少非规范的制度外收入是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化的首要任务。由于各种乱收费是造成我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低，而政府部门实际集中财力占GDP比重高，企业负担重的主要原因，解决目前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的混乱局面，关键是理顺税费关系，建立起以税收收入为主，收费为辅，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理顺税费关系必须在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基础上，对现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根据其不同的内容实行取消、改税、规范和转制措施：（1）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2）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施“费改税”；（3）在取消不合理收费、对一部分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的基础上，对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保留的收费项目应严格限定范围，并实行公开化；（4）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使经营性的事业收费转向市场。（二）调整税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税收征管由于我国同时存在企业承受能力弱和政府财力不足的矛盾，实现宏观税负合理化，关键是要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前提下，保证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为此，需要完善和调整现行的税收格局，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税收征管，以增加税收收入。完善和调整税收格局主要应合理扩大部分税种的税基和扩大非企业税收。如适当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可以先扩大到交通运输业；扩大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的征税范围。提高目前低税或无税的产业部门和某些经济行为的税收贡献率，如适当提高第三产业的实际税负。强化个人所得税，在增强收入调节功能的同时，提高居民缴纳税收的比重，改善税收格局。可以通过逐步完善法人支付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个人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强化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制度。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结合完善地方税体系，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税种，如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过多的税收优惠以及由于税收优惠管理不严而衍生的任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是以往我国税收占GDP比重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性，不利于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继续清理过多的税收优惠规定、严格税收优惠管理，是增加税收收入、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必要措施。各级政府应改变靠减免税收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规范和完善目前对各种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实行税收优惠的政策，纠正这些地区竟相以税收优惠和减免税来吸引投资的做法。税收优惠和减免税应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税收优惠的方式，除减免税外，应主要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形式。杜绝任何税法规定之外的税收优惠和减免税。要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减少税收流失，保证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三）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实现宏观税负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从长远来看，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波动在所难免，实现宏观税负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必须改造现有的税收机制，加大所得税的份额，构造内在的“自动稳定器”，使税收水平能够与经济同方向变动。从流转税为主到所得税为主的税制过渡需要许多条件，我们应当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努力创造有利条件，逐步实现这一过渡。从近期来看，在税制条件尚不具备、财政收入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指制度内收入）还难以降低。在政府财政负担沉重、许多地方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税收的减少会影响政府执行正常职能，减弱管理和调控能力，并驱使各级政府向制度外收入寻求补充，使制度外收入的整顿治理更加困难，企业负担更加沉重。同时，在以流转税为主体的情况下，降低税收水平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反而可能带来许多负作用。我国目前与宏观调控协调的宏观税负政策应当是保持总体水平的基本稳定，重在结构调整。即在近期内既不实行全面的减税措施，也不过度追求政府收入的增长，特别是不能为了完成增收任务而向企业征收过头税，保持税收收入占GDP比重15%左右的水平，或政府制度内收入占GDP比重20%左右的水平。重在结构调整，除了前面提及的整治政府收入渠道，减少制度外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以外，在税收方面，可以通过调整税收的内部结构，实行结构性减税，如改变对投资的控制性税收政策，对民间投资实行税收鼓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与财政政策相配合，推动经济的发展。仅供参考
财政运行机制与金融风险探析 论文 十年的论文发表经验,快捷的论文发表服务,保证所发表的杂志均为正规合法的期刊,收费同行最低！ 提供60万硕士论文、10万博士论文、2700万期刊论文全文下载服务，助您一臂之力！ 经济体制根源来分析，在经济转轨时期，主要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以下特征：财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一直处于整个国民经济“总管”的地位，财政是政府配置资源的基础，它体现“强财政”的职能特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演化为目前的财政体制，即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性质不分明，两类财政收支绑在一起的混合财政体制。而且，呈现出“弱财政”的职能特征。从财政收入方面看，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预算外资金不断膨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额一直在增加，但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从1978年度的％下降到1995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严重影响以至削弱了政府职能的发挥。从财政支出方面看，财政收入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我国财政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职能决定了：一方面国有资产财政要求政府不断投入资金，保证国有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公共财政要求政府建设公共工程，为市场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然而，目前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有效财力相当部分只能用于“吃饭”，难以满足实现财政职能的需要。再从财政收支平衡方面看，1979～1998年的19年间，除1981年和1985年略有结余外，其余每年都是财政赤字，而且赤字额不断膨胀。财政收支差额一是靠增发货币、搞财政发行弥补；二是靠发行国债方式弥补。前一种弥补方式因《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约束已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而后一种弥补方式也容易形成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格局，从而诱发财政危机。金融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发行货币，接受存款，并依照中央指令性计划提供国营企业贷款，实际上是财政的会计和出纳。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改制为中央银行，但因商业银行不存在，所以也无从发挥中央银行的功能。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法》。这两个法的颁布虽然为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了理论与法律依据，但其效果并未立即得到显现。目前国有专业银行虽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仍受制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地方政府的干涉压力，因而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市场法则为导向的商业银行。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来分析，在财政方面，由于目前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使财政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财政只得将缓解转轨时期各种经济利益摩擦的任务转移给金融部门；在金融方面，由于目前还未形成产权明晰、以市场法则为导向银行体制，因而财政就能通过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间的血缘纽带将财政的资金配给功能与社会保障替补功能转嫁于金融部门，其结果导致金融功能异化。在微观方面将导致银行信贷不良资产大量沉淀，银行效益下降甚至亏损，银行与企业均陷入债务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在宏观方面将导致通货膨胀，形成货币供给倒逼机制，从而诱发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融资体制目前我国是国家垄断信用制度与银行主导型的融资制度。国家垄断信用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间接融资必须在融资制度中占主导地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居民的消费剩余存入银行，使国有银行成为主要的金融中介，间接融资制度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政府为维持其投资主体的垄断地位，只能求助于银行。在通货膨胀率、国家投资高成本的情况下，必然造成银行的软资产与硬负债的高结构性风险，必然使企业的经营风险直接或间接转嫁于银行，使银行成为经济风险的焦点。银企关系在国家垄断信用制度与银行主导型的融资制度下，我国存在着银企之间的巨额债权债务链。人民银行总行初步统计表明，到1994年底这一数额已上升为10000亿元，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约为30％，相当于国有银行总本金的4倍多，其中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所拖欠。1999年年底国有企业出现的整体净亏损直到目前仍不断上升，仅2000年上半年就亏损了674亿元，可见银企债务危机正处于恶化之中。但通过中央银行货币的超量发行和国有银行扩大负债来维持金融系统的清偿能力总有限度，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和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极不对称的趋势如不能得以有效遏止，则不能否定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这可以用经济学家费雪等人的债务—通货紧缩的金融危机理论加以解释。费雪等人认为，一些外生事件引起了经济的扩张过程，因为这些外生事件为经济的关键部门提供了新的盈利机会，引起这些部门投资增加，使产量、物价和利润水平上升。物价和利润水平上升，即鼓励更多的投资，也诱发了为获得资本利得而进行的投机。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债务融资的途径，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银行贷款，使存款和货币供给增加，促使价格水平进一步上升。这一切使人们对经济势头保持乐观，从而会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使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扩张。物价水平上升也使未清偿债务的实际价值降低，进一步鼓励了借贷活动。这一过程将持续到“过度负债”状况，即没有足够的流动资产来清偿到期债务的状态，从而引起一个连锁的债务一通货紧缩过程。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高，并且效益不佳，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很高，银行体系比较脆弱，因此存在发生债务—通货紧缩过程的可能性。金融市场体制中国目前金融市场不规范。从货币市场看，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短期游资，据刘光弟先生估计其规模约为3000亿元，这笔游资和一些金融机构非法拆除的更大规模的资金一起曾严重地冲击了股票市场。从资本市场来看，国债市场曾爆发了最终导致闭市的“327国债风波”；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更明显。股票市场中资产的剧增和高额回报游资的迅猛流动一起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可能因股市泡沫的最终破裂、拆借市场的无法出清和某一金融机构非法操作后巨大亏损无法弥补等形式而突然爆发。正是由于转轨型经济体制的种种偏差导致我国目前的财政金融形势已不是一般的金融风险问题，而是潜伏着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财政风险（他们认为金融风险属于财政风险的范畴），包括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养老金债务问题、对外债务问题、政府债务问题、国有企业亏损及其资本金补助问题、中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问题以及对科学、教育、环保增长比率的承诺问题。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金融风险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银行称作为“流动性短缺”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与体制原因。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已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财政与金融问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引发的联动性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仅从金融的角度寻求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而应该联系财政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探明导致我国潜在财政金融危机的成团，才能寻求根治的良策。三、防范中国金融风险的财政基本思路（一）体制选择：构建双元财政体制模式双元财政体制模式是指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既相对独立，又相对统一的财政体制模式（见下图）。相对独立而统一的公开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双元财政体制模式：公共财政使我国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效，确保市场有效运行；国有资产财政使我国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直接进入市场，开展盈利活动，以保证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一、 研究的目的要求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基本因素,也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有多种多样，如税收、发行货币、发行国债、收费、罚没等等，而税收则由政府征收，取自于民、用之于民。经济是税收的源泉，经济决定税收，而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税收与经济的一般原理。这几年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科学地对税收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和预测分析非常重要，对研究我国税收增长规律，制定经济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1978-2008年的3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亿元增长到314045亿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1978年为亿元，到2008年已增长到亿元，31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了研究影响中国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长规律，以及预测中国税收未来的增长趋势，我们需要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有很多，但据分析主要的因素可能有：①从宏观经济看，经济整体增长是税收增长的基本源泉，而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②公共财政的需求，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等都对公共财政提出要求，因此对预算支出所表现的公共财政的需求对当年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有一定影响。③物价水平。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以现行价格计算的GDP等指标和经营者的收入水平都与物价水平有关。④税收政策因素。我国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两次大的税制改革，一次是1984~1985年的国有企业利改税，另一次是1994年的全国范围内的新税制改革。税制改革对税收增长速度的影响不是非常大。因此，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各种因素对中国税收增长的具体影响。 为了全面反映中国税收增长的全貌，我们选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各项税收”（即税收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税收的增长；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作为经济整体增长水平的代表；选择“财政支出”作为公共财政需求的代表；选择“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水平的代表。另外，由于财税体制的改革难以量化，而且从数据上看，1985年以后财税体制改革对税收增长影响不是很大，在此暂不考虑税制改革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摘之文库，你可以去看下。
财政金融学论文 金融自由化之小谈 学院： 班级： 学生： 学号： 摘要：进入 21 世纪，这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金融自由 化这一新的名词逐渐被人们所了解， 那摩何为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 化又有何利与弊？以及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发展如何？下来就让我们 来一一探讨。 关键字：金融自由化 我们的世界已经融为了一个整体，文化、经济、政治等等都或多 或少的联系着世界各国及地区。 金融自由化更是贯穿在世界的经济与 金融发展之间。金融自由化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 ()和爱德华·肖()在 70 年代,针对当时发展 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 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 金融的“干预综合症”，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首次提出的。 金融自由化也称“金融深化”，是“金融抑制”的对称。金 融自由化理论主张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 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 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 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 的提高，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金融自由化经过两次划时代的革命以来，它的发展了经济增 长；但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引 发的危机促使经济衰退这是金融自由化的二重性。从而导出了经 济自由化的利与弊。 金融自由化的有利点 金融 自由化的有利点： 自由化的有利点 第一，金融自由化无疑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提高了世界金 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了世界银行业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对所有的 金融市场参与者，无论是借款者还是贷款人，都既形成了压力也 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也有必要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 第二，人们普遍认为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 公开性，能够更为准确，更为迅速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亦即 资金的稀缺程度，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信号体系。尤为重要的是， 金融自由化减少了产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障碍，从而使资源 配置更为接近最优化。 第三，金融自由化为金融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一方 面，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为金融企业提供 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金 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提供了更灵活的经营手段。 第四，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商 业银行在盈利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选择提供了条件和手段。分 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原本着眼于商业银行的安全性，然而在传统的 分业管理制度下，由于商业银行一方面囿于经营手段的匮乏，另 一方面却面对国内外同业的竞争，安全性并未真正得到保障，银 行破产倒闭现象依旧层出不穷。在分业管理制度逐步解除之后， 商业银行的经营手段大量增加，从而有可能将高风险高收益的产 品与低风险低收益的产品合理地搭配起来，使商业银行从原有的 两难局面中解脱出来。 第五，金融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金融一体化，随着各国日 益敞开本国金融市场的大门，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如果不 考虑时区划分，世界性金融市场应当说已经初具雏形。资本流动 的自由化使资源配置能够在世界范围得到改善。 金融自由化的弊端： 金融自由化的弊端 ： 第一，金融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却在其 他方面也有其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一体 化、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构的出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银 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从而使 银行对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下降。此外，金融市场容量的扩张给银 行带一来了机会，同时也减弱了银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压力。 第二，银行致力于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下降。在实行严厉金 融管制条件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被迫不断推出新的 金融产品，以便绕开金融管制，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而在金融自 由化已成气候的今天， 当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利率、 汇率自由化． 分 业管理的藩篱已基本拆除． 金融创新的必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 近些年，金融创新的势头减缓．传统业务的比重逐渐回升，便是 根源于此。 第三，最为明显的是，也是最少争议的是．金融自由化加大 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导致市场波 动幅度剧增。解除分业管理制度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之后，商业 银行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多。资本流动 障碍的削减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对外开放，加快了资本的国 际流动。虽然从理论上讲，更为顺畅的资本流动有助于资源的最 优配置，但在“半完善”市场条件下，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 巨大危害。 第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 融机构之间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单一企业财 务危机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危险加大。 第五，由于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茫然不知所 措，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由此而生的银行员工案件频频出 现。而与此同时，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效益．银行普 遍出现了忽视风险追求利润的倾向，放松了客户审查，客户违约 率不断上升，银行遭到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第六，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尽管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多的 赢利机会，但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竞争的加剧、却又导致商业银行 利润率出现下降苗头 上述情况都表明，金融自由化绝非有利无 害。金融自由化在增强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往往在其他方面又 具有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在提供了提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 的同时又是增加风险的因素，切不可把金融自由化理想化。即使 是在金融体系相当完善的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也是权衡利害之 后的抉择，有时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 事实上，在任何时间，任何金融体系中，金融体系改革必然 是利弊交织，决策者所能指望的只能是利大于弊，而不是一个有 百利而无一弊的选择。十余年来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并行的全球 性金融自由化进程也证明了这一论点。无论是在金融市场较发达 的国家，还是在金融市场较不发达的国家，只有用积极的、审慎 的态度客观地评估每一项具体措施的利弊，权衡利害，大胆推进 金融体制改革才是根本出路。 中国金融专业化所面临的抉择 第一，金融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却在其 他方面也有其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一体 化、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大量金融机构的出现降低了金融市场 的透明度。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只能听从银行的 建议，从而使银行对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下降。此外，金融市场容 量的扩张给银行带一来了机会，同时也减弱了银行降低成本增加 效益的压力。 第二，银行致力于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下降。在实行严厉金融管 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被迫不断推出新的金 融产品，以便绕开金融管制，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而在金融自由 化已成气候的今天，当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分 业管理的藩篱已基本拆除。 金融创新的必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 近些年，金融创新的势头减缓。传统业务的比重逐渐回升，便是 根源于此。 第三，最为明显的是，也是最少争议的是。金融自由化加大 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导致市场波 动幅度剧增。解除分业管理制度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之后，商业 银行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多。资本流动 障碍的削减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对外开放，加快了资本的国 际流动。虽然从理论上讲，更为顺畅的资本流动有助于资源的最 优配置，但在 “半完善”市场条件下，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 巨大危害。 第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 融机构之间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单一企业财 务危机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危险加大。 第五，由于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茫然不知所 措，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由此而生的银行员工案件频频出 现。而与此同时，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效益。银行普 遍出现了忽视风险追求利润的倾向，放松了客户审查，客户违约 率不断上升，银行遭到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第六，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尽管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多的 赢利机会，但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竞争的加剧、却又导致商业银行 利润率出现下降苗头。 由此我们对经济自由化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作为一把 双刃剑，如何去正确的运用它，而发展壮大自己，仍然需要着我 们不断地发掘和努力。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金融自由化的困境， 也仅仅只是一时的，更要求着我们不断地去理解它，正确地制定 方针和策略，使我国的金融发展之路更加宽广，更加光明 。 参考文献：《金融自由化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 》 昌 2005-12-24 《 21 世纪金融大趋势------金融自由化》 马君潞 1999 杨会晏， 李文
财政是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表现的重要标准，金融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那两者之间有什么重要的联系呢？。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财政与金融论文 范文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摘要】地方财政与金融虽然性质不同，但都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当然，二者存在缺位与越位的问题，也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应该采取 措施 ，促进地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调整财政与金融“归位”，这样才能保证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地方财政与金融的和谐发展关系。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 地方财政 金融 发展关系 建议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的地方财政与金融发展概述
地方财政概述。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地方政府为实现政府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它体现的是地方政府与所属或所辖区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居民之间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一直以来，地方政府积极运用地方财政发展当地经济，而地方财政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作用。当然，地方财政的职能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一改计划经济时期萎靡消极的姿态，主动出击，根据地方发展情况和经济水平实行多种体制机制，积极投入地方财政发展经济，一时间，地方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但同时也严重影响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宏观调控。1994年开始，中央全面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将原本属于地方财政支柱的消费税、增值税和所得税划分为中央收入和共享收入，采取税收返还的形式保证地方利益。这一举措保证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但是分税制改革将部分地方财政大权上交至中央，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而且地方主要财源上交国库，增加了地方财政的风险和困境。
地方金融发展概述。广义来讲，金融是一种经济活动，一般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金融所包含的种类有很多，主要的有银行、证券、基金、 保险 、信托等。对地方金融来说，银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国有银行等。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业务和职能不断变迁，对地方金融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农村信用社成立之初属于国家银行的附属机构，2003年国务院颁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农村合作社逐渐摆脱了与国家银行的隶属关系，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也逐渐缩小，农村信用社开始以股权结构的方式吸收股金，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发挥金融作用。再如，城市商业银行属于地方股份制性质，地方政府是最大股东，银行的一大部分金融资本是用来为地方财政服务的，这是城市商业银行发挥金融作用的主要表现。
地方财政与金融的职能交叉。地方财政与地方金融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职能主体，二者相辅相成，职能相互交叉，在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改革过程中，这种职能交叉在维护地方金融稳定方面，在支持三农、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和民生方面，在地方财政与金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①。近年来，由于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地方财政需要对市场进行调控，但是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市场调控中很大一部分由地方金融承担下来，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发挥职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的产需矛盾。在地方金融的改革过程中，某些地方的农村信用社等比较依赖于地方行政手段进行增资扩股，这给地方财政干预地方金融提供了契机。但是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对金融的干预导致了金融改革过程中的行政色彩浓厚，市场的主导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同时，因为历史原因，地方财政一时难以转变思路，对国有企业采取帮扶的态度，而忽视了那些有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下地方财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地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分析。第一，具有高度关联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下降，只注重宏观调控，而放宽了市场经济的监管，因此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相对下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不平衡甚至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为了缓解因此带来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开始将目光投向地方金融业，希望借助金融的力量来缓解财政压力，扭转入不敷出的局面。从这一点来说，地方财政能力下降与金融能力上升呈正相关关系，也即，如果一个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迅速，那么该地区的政府财政也会收支平衡，甚至收大于支，反之亦然。也就是说，用强化的金融能力来弥补弱化的地方财政能力，因此财政与金融是资金配置中相互补充的关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第二，财政稳定是前提。高风险性可以说是金融的最大特征，金融的投资环境是否安全也是关系到地方金融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一旦发生风险，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整个地区甚至是全国、全世界范围内的相关金融机构都会受到波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仍历历在目，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大几乎无人能及。那么，如果出现金融风险，单靠金融系统本身的能力是远远不能够化解危机的，这时候就需要地方财政介入调解，运用政府调控手段有效遏制金融风险。所以说，地方财政是金融发展的前提，是地方经济稳定的保证，金融一旦出现危机，地方财政会立即采取行动，力争将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特别是在金融机构改革过程中，农村信用社或者银行都会出现很多死账坏账烂帐，给地方的金融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这时的地方财政就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帮助金融机构解决困境，稳定金融市场。
第三，金融发展是保障。评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是必备评估因素之一，金融系统的发展水平往往能够代表该地区的财政收支水平。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分税制实施以来，地方财政屡现入不敷出的困境，金融产业担负起部分地方财政应承担的职责，将部分金融产值转移到地方财政中去，协助财政为地方经济发挥作用，平衡收支，稳固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刺激居民消费，活跃市场经济是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手段，而通常来说，提高银行储备金率或者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是刺激居民消费的常见措施，这也是金融业保证地区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所以说，金融发展是地方财政的保障，在目前产业结构调整一时无法改变的大背景下，地区财政在很长时间内还要依靠金融业的发展来平衡收支，以保证该地区的经济稳定发展。 目前地方财政与金融存在的问题。第一，地方财政缺位与越位并存产业结构调整下地方财政自身无力平衡收支，只能借助地方金融的力量调控地区经济发展。因为有了金融的扶持，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大项目、建设形象工程，因此产生了大量贷款。但是一旦投资的项目失败产生负收益，那么这些贷款就成为不良贷款，巨额贷款导致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又无能力偿还，一直靠借债还债，形成一个死循环，财政缺位导致地区更加贫穷。金融为了弥补财政缺位而过度发挥作用，形成金融越位。同时，农村信用社在改革过程中，更多的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进行增资，而且地方政府在当地金融机构中占据“大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发展，出现财政越位的现象。地方财政的缺位与越位并存，同时财政与金融无法平衡，一方面影响地区财政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地方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地方金融缺位。地区金融发展是地区财政的保障，金融机构得到地区政府扶持而得到发展，相应的也会为地区提供金融服务，补足地区财政的责任缺陷。但是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些金融机构只愿意吸取存款得到发展，却并不愿意提供金融服务，这就造成了金融缺位的现象。金融缺位导致资金由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金融供给明显过剩，贫困地区的金融供给明显不足，这种金融服务恰恰相反的现象导致贫困地区越来越贫困，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严重者影响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同时，地区的金融缺位往往会制约地区的财政发展，两者相互制约，对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地方财政与金融和谐发展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地区财政与金融和谐发展可以理解为两者互帮互助，在地区金融机构面临改革重组时，单靠自身力量无法完成，可请求地方政府介入，运用行政手段来掌控改革的方向，有效解决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阻碍。而且，金融机构也可以依靠地方政府金融进行融资、借贷等，依赖政府的力量来促进自身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大背景下，地区财政因为自负盈亏，收入大幅度减少，一时难以承担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支出。这时，就需要金融提供服务，帮助地区财政承担发展重任，缓解地区财政困境。地区财政因为有了金融的支持而不会因为巨额负债陷入绝境，比如地方政府可以运用金融力量有针对性的投资项目，利用这些开发性的项目赚取收益，促进资金实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循环，利用综合收益还贷，即将收益所得归还金融，这样资金“来于金融还于金融”，既缓解了财政压力、提高了财政能力，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同时也稳定了金融市场，可谓一举三得。
第二，有利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决定了该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而一个地区的财政和金融又决定了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同样是在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投入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有限，不能保证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成为制约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而如果地方财政扶持本地金融发展，金融反过来为地方财政服务，为地方财政提供大量资金投入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地区的面貌将焕然一新。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催生出一批新兴项目，这些项目经过上市、收益，资金又流回到金融业中，如此形成一个资金的良性循环，不仅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修复和完善，而且地方财政也发挥了该发挥的职能，地方金融也在建设过程中得到收益和发展。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的财政与金融如果能够和谐发展，那么将会受到双赢的结果。
第三，有利于建设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②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国有银行都需要进行改革和重组来寻求新的发展商机，以便应对瞬息万变的金融挑战。地区财政在这些金融机构的改革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地区财政的参与调控，金融机构本身无法完成质的转变。地区财政与金融的和谐发展是建设健康稳定金融体系的前提和保证，地区财政可以以身作则，从金融机构贷款投资，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人们存款或借贷，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有利条件，并成为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支持力量。同时，金融机构也要把握地区财政提供的良好契机，注意引导社会资金投入金融发展之中，形成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民间金融多种金融形式并存的市场格局。运用地区集中起来的资金流来发展金融，促进金融，从而保证了一个良性循环模式，对于建设健康稳定的地区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地方财政与金融和谐发展相关建议
促进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努力达到地区财政收支平衡。产业结构调整大背景下地方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因此在发挥公共服务方面所承担的压力相应增加，这样就会造成地区财政收入与支出产生不平衡现象，严重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要想平衡财政收支除了借助地方金融的力量，还可以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上下功夫。比如颁布一些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措施等。这些措施可以帮助地区的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地区的经济产值储备也会相应上升，从而充实地区财政金库，减轻地区财政的债务压力，以达到财政收支平衡的目的。
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举债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微妙，原则上来说，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相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大降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却并不十分明显，可以说政府承担了一些本不该承担的事项，这大大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对政府与地方经济发展都很不利。所以应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从一般性竞争性领域及时退出，转向投入公共服务领域，真正使地方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根本上杜绝在财政与金融中出现的缺位和越位现象，使得地方财政与金融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和谐发展。
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既要保证投入地方经济建设的力度，也要平衡财政收支，一定规模的举债是必然选择，地方政府可以对一些利于地区发展的项目进行投资，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向金融机构贷款，这也是地方财政与金融相互扶持的重要表现。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应该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政府举债机制，适当的政府举债是允许的，可以促进地区经济与金融的共同发展，如果政府举债毫无节制，没有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大量贷款投资建设大项目大工程，而且这些工程投资失败，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这样政府因为无力偿还而继续贷款，数额会越来越大陷入死循环中，于金融与经济发展不利。建立具有约束力的政府举债机制，明确举债法律规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运用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来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将举债额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应该建立政府债务公开透明机制，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让地方政府职能在阳光下运行。
保证地区财政与金融“归位”。地区财政与金融二者职能相互交叉，因此出现了缺位与越位的问题，严重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各归各位，各司其职是最好的选择。首先，地区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需要重新梳理和明确，政府可以对金融发展进行适当调控和干预，金融同样可以分担财政部分责任，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其中的“度”必须明确，不能越俎代庖，即政府不能直接办金融，金融不能全部代替政府行使职能。其次，地方政府应该摆正在金融中的位置，不能把自己当成特殊顾客而要求获得特权，金融机构也不应该把地方政府当做特殊顾客对待，要严格按照相应法律法规办事，进行正常服务和交易。再次，地方政府要逐步将重点放在公共服务上来，着力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尤其对地区的“三农”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将“服务型政府”理念切实落到实处。只有严格按照程序办事，财政和金融才能真正“归位”，在各司其职的同时相辅相成，共同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
【注释】
①董宁，郑玉坤：“我国地方财政与金融关系研究”，《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4期。
②王力：“浅谈地方财政与开发性金融的和谐发展”，《海南金融》，2006年第10期。
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现状可以得知，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合理，进而影响市场的发展。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来确保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都知道，国家进行经济的调控时首先需要控制好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新的市场经济下，只有确保财政与金融两者的和谐才能推动市场经济的稳定长远发展。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合理整合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动力，能够很好地调控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让市场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综上所述，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的整合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新的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新的市场经济下，一方面除了市场自身的作用外，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运用财政与金融的良好关系来调整控制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太快就会导致物价的飞涨以及高升的离岗率等，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通过科学调整财政和金融来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让其减慢发展速度。具体的措施如下，从财政的角度上考虑，我们需要落实相关的财政策略，缩小财政的支出，增加国家的税收;另一方面从金融角度考虑，我们就可以采取比较有效的金融策略，即提升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缩小信贷的规模等。相反，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出现发展缓慢的情况，就要把上述策略反过来做。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财政与金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新的市场经济下制约财政与金融发挥作用的原因
1.市场调控方面较为滞后
一般情况下，我国政府运用财政与金融来调控市场经济时，大都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是说，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在不停的发展变化，有一些潜在的问题不易于我们发现，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显现出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仍然采取一些调控措施，就会为自己不理智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存在一定的规律，但是规律有时候也会存在偏差，一成不变的按照规矩办事就会导致工作失误。即使是目前市场经济发展比较靠前的美国也会存在市场调控的滞后问题，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
2.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不协调
通常情况下，政府会采取科学的财政及金融手段来调控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财政 方法 及金融方法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所以，政府在制定相关策略时，经常会引起财政与金融策略不协调的情况。例如，在2008年爆发的那场金融危机中，我国的政府首先提出的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拨出4万亿元资金用来刺激财政发展，确实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一年之后问题出现了，单凭财政措施无法很好的调控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在2009年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降低信贷利息的政策，并利用银行的资金整合作用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之前也采用了一些降息方法，因为降息的幅度偏小效果不太理想。总而言之，不论是国外的政府还是国内的政府在进行市场经济的调控过程中都会普遍存在财政与金融不协调的问题。
当然，除了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政府在运用财政及金融方法调控市场经济时也存在其他问题，比如财政部门与银行之间的整合较为缓慢，政府制定调控策略时偏重与两者之一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财政与金融的合理整合。
三、推进经济发展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1.改变发展观念，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
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开始阶段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忽略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现阶段，想要推进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从财政金融政策着手，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完善整改经济结构，大力传扬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建设由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社会。想要推进经济发展还需要将社会客观需求与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合理的融合在一起，详细展示在：对国家财政和金融政策要合理运用，加强对财政的投入，构建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宏观环境，保证经济市场的竞争公平公正，从而更好的满足人们对物质 文化 的追求。
2.不断强化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将财政金融基础不断优化和增强
经济发展想要得到财政和金融的支持，首先要将之前只依赖于财政资金投入的局势彻底改变，应该在发展市场机制基础的同时，采用调整机制和指引政策等各种财政金融方式推进经济的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主要是想实现将传统经济产业转化为具备科技含量且附加价值高的高科技产业。财政与金融政策也将逐渐形成具备一定竞争力的产业，大力支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
3.财政和金融政策应大力开展对社会事业的建设
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采用有效合理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不均衡问题。因此，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可是在一定期限内政府很难投入大量的资金。财政金融在支持社会事业发展时应找准重点入手，比如优惠税费、财政补贴、货币政策等，运用这些方式更有效的推进我国非农业产业的发展。还要向着城市化不断的发展，将我国的就业市场大力的发展，保障就业能力的发展。将财政金融支出结构不断调整，提升财政金融对社会各种事业的支持力，更好的保证了社会公共事业的顺利发展。
四、提升财政与金融整合效率的措施
1.认真调查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的财政金融整合方法
我们只有不断深入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及时发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问题提出解决的策略，才能从根本上完成财政与金融的整合工作，促使财政与金融政策充分发挥出对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并进一步发现市场潜在的问题，及时准确的提出解决对策，缓解财政与金融对市场调控的滞后问题，为政府制定科学的财政与金融政策奠定扎实的基础。
2.科学调控财政与金融策略之间的关系，让两者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都知道，政府调控市场经济时，首先需要认真了解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然后根据调查结果落实相应的对策。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落实不同的对策，当然这些都需要把财政与金融两者结合起来。通常情况下如果出现市场经济发展过快时，政府为了更好的调控市场经济应该分别从财政和金融两个方面入手采取对策，具体落实过程中可以按情况分先后顺序，充分发挥两者的整合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落实财政与金融的整合工作，充分发挥出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
五、结语
政府只有做好科学的财政规划及金融规划，才能真正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长远发展。另外，完成财政规划与金融规划的结合，也可以对市场经济起到不可忽视的调控作用。针对市场经济调控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还需要认真思考解决办法。认真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依此提出比较先进的财政与金融融合方法，科学调控财政规划与金融规划的关系，让两者充分发挥出融合的功效，推动市场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
农业发展政策的正确制定必须要有正确的农业战略目标，因为正确的目标是制定正确战略和正确政策的基础，同样正确的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有正确政策来支持。所以政策变量与战略目标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农业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现阶段我国农业战略目标的选择一般来说，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四个：一是农业的社会安全目标，即增加农产品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二是农业的盈利目标，即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三是农业的社会环境目标，即保证环境友好、生态改善；四是农业的创新目标，即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本文认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选择顺序应该如下，具体理由参见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第七章相关内容（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年6月）：首先是实现农业的社会目标，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环境友好和社会稳定，即农业生产上，要实现尽可能小的投入产出比，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需求。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保证农业发展要能吸引各种资源的持续投入，使农业具有自我发展与自我积累的能力。其次是实现农业的盈利目标，促进农民增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通过改善农产品流通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农产品价值，并尽快地使其转化为生产者的实际收入。最后是农业的市场目标和创新目标，这两个目标是为前两个目标服务，不管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还是市场竞争力提高都是为社会目标和盈利目标服务的。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农业保护必须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保证重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安全供给、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支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与保障体系(包括技术、生态环境、生产和流通的基础设施、农村信息网络、制度和法律等)为主要任务。二、本文研究中农业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的萃取在农业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上，本文做了农业各政策变量与我国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粮食产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及效果分析。其中农民收入数据指标采取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原因在于本文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与“来自第一产业生产性纯收入”作了相关性分析，两者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达，近似于线性，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指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由于同样原因，我国农业保护水平指标本文采取的是“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与“农业平均PSE%”相关系数达）；粮食产量指标采取的是“粮食作物总产量”。本文选取了三类政策变量，由于数据获取的原因，政策变量选取得不多，但这些指标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政策变量共选取了13项，具体指标如下：国家宏观支农政策：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市场价格保护政策：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合计、粮棉油价格补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其他政策：农业各税、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三、农业各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计算本文采取的是从1985年到2002年期间的18年数据，原始数据见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表4－12（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年6月）。数据来源参见本文表1的注释。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表1相关性系数表 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粮食产量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粮食产量国家宏观支农政策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市场价格保护政策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合计粮棉油价格补贴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其他政策农业各税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注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来自第一产业生产性纯收入、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整个轻工业产值的比重（%）、农牧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重（%）、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数据来自《2003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基本建设支出、科技三项费用、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来自《200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合计、粮棉油价格补贴数据来自《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总额数据来自《2002年中国财政年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数据来自《中国物价年鉴》；农业各税、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各年）；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年）。中国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按生产者价格与口岸价格的差额计算, 农产品平均PSE，资料来自张莉琴博士论文《我国农业政策对农产品的有效保护效果分析》P73 资料来源：来自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表4－13，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年6月四、农业各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计算的结果分析1、从总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三者都呈高度或中度正相关，其中正相关程度最高的是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相关程度达，原因在于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农产品产量的增加，由于篇幅所限具体这方面的阐述可以参见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第四章第三节。而农业保护水平与农民收入及农业保护水平与粮食产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差不多，这说明国家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粮食安全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不应该片面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或强调如何实现粮食安全或强调农业保护水平的某一方面的提高，而应该看到农业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用系统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农业发展问题，任何局部的、片面的和“临时抱佛脚”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只会导致事倍功半、资源浪费。2、从农业保护水平目标来看一是与其正相关性较高的指标有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等等，这说明国家要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则应该对农业和农村建设加大支持力度、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以及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二是就其大类指标来看，国家宏观支农政策和其他政策对农业保护水平影响较大，而市场价格保护政策效果并不好。三是从负相关指标来看，总共有三个，分别是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其中与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负相关程度最大，这说明农产品进口额的多少将严重影响我国农业保护水平，所以这要求我们在加入WTO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否则就会导致农业保护力度下降，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2001年以来的农业减产就是例证（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四是我们可以看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与农业保护水平呈低度负相关，这说明我们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对农业保护水平没有多大影响，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往往在粮食歉收时提价，以刺激供给，而在农产品供过于求需要价格支持时却降价，所以没有起到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对农业发展不利。张莉琴在其博士论文《我国农业政策对农产品的有效保护效果分析》第56页中，对1985~1997年间粮棉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价格波动进行了分析，也发现了国内市场价格的变异系数要远远大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异系数 (见表2)，即国内粮棉市场价格波动幅度比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大。表2 粮棉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价格波动，1985~1997变异系数（%）世界市场价
农业技术推广论文2000字篇2 浅谈影响生态农业推广的因素 摘要：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我国是农业大国，如何更好推广生态农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河南焦作市的一个村庄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调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生态农业基建支出和人力资本是影响该村发展生态农业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生态农业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建议 一、引言 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 经验 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马世骏院士为代表的学者就指出，要以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概念与观点来指导农业的研究与实践。1981年，马世骏先生在农业生态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生态工程建设原理。1982年，叶谦吉教授在银川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生态农业—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一文，正式提出了中国的“生态农业”这一术语。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 我国的农业具有发展分散，农业结构单一，粗放式经营的特点，这就要求按照生态农业的理念和规律，因地制宜的建设高产、优质、低耗、可持续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经过30年的发展， 我国生态农业建设从无到有， 从小范围试验到大面积实施， 全国各地区的生态户、生态村、生态乡、生态县蓬勃发展起来。目前， 已初步形成了生态农业的技术体系，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其中的很多问题，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陈学军(2010)在对“生态农业的金融支持”的讨论中得出要加大政府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创新金融产品;建立补偿风险机制以及信用担保体系加大资金;张燕(2011)在“生态农业的技术推广”中得出要建立适应生态农业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在生态农业的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加快管理制度，科技创新及推广制度，法律制度等的建设;王坚(2007)在中国产业化研究中提出建设农业生态基地;积极推广农产品认证制度;开发生态农业产业链等;王利群(2011)通过规范分析得出要对农民进行学历教育，专业技能，网络信息化， 政策法规 等方面进行培训;在区域化研究领域，有刘亚菲(2006)对江西省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和模式的分析，指出其制约因素，并提出对策和 措施 ;王金爽等对盘锦市的生态农业发展综述。 但这些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分析过于笼统，大部分在于理论叙述，很少有数据分析和计量;2、研究缺乏持续性，导致很多对策没有时效性，依旧是几大方向;3、生态农业有很强的区域性，目前对生态农业的研究大多还在全国层面，对区域的研究也不太深入，没有可实施性。 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选择河南焦作市山阳区百间房乡上马村这一区域进行调查，把影响该区域生态农业推广的因素量化，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影响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给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的结构：第一部分主要是模型的建立，包括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初始模型假定，模型检验，模型修正和模型分析;第二部分给出主要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 二、模型的建立 (一)指标选定及数据说明 本文所选的1990—2006年数据是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和《河南统计年鉴2008》，以及实际搜集到的资料统计、计算、分析而得。现对相关变量给予说明。 1、生态农业实际产值Yi 已知该地区第i年农业产值占河南农业产值的比重Wi1，调查到的该地区农业中相应年份农、林、牧、渔等生态农业比重Wi2，河南农业产值ni，以1990年的农村消费物价指数为100，算得各年相应的消费物价指数ci，由以下公式算得第i年的生态农业实际产值Yi Yi = niWi1Wi2/ci(i = 1990，1991...2006) 2、生态农业基本建设支出X1i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即政府财政直接用于发展农业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固定资产投资，是发展农业的物质载体和基本要素。该地区的X1i由下列方式给出： X1i = XWi3Wi4/ci 其中X是河南投到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的序列，Wi3是投到该地区的比重，Wi4是投到生态农业的比重，ci同上。 3、人力资本水平2i 由于人力资本存量数据的不易获得性，我们以比例的形式给出。首先使用教育年限法，以该地区历年从事农业人员数和其受教育状况计算人力资本存量，根据该地区人口资料有关受教育的分类，将教育层次分级，以各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基值并作适当调整得存量H： H1 = ∑HEimi H2 = ∑HAimi 其中，HEi为第i学历层次的从事生态农业的人数，HAi为第i层从事农业人员总数，mi为第i学历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将文盲半文盲m1定为年，小学m2为6年，初中m3为9年，高中m4为12年，大学及以上m5为16年 ， X2i = H1/H2。 4、生态农业科技投入X3i 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是指用于农业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的支出。同样的，X3是投入河南省的科技资金序列，Wi5是投入到该地区的科技资金比重，Wi6是生态农业所占比重，X3i=X3Wi5Wi6/c 5、生态农业环境投入X4i 环境投入是指用来进行环境改善，环境保护，抵制自然灾害等支出，这些数据由调查直接可得，平减过消费指数即得。 6、其他生态农业支出X5i 其他生态农业支出包括除以上其他以外的所有用于跟生态农业有关的支出，主要包括对生态产出的检测标准的完善投入，产出和市场的对接服务支出，以及相应的政府管理体系的投入。此项主要用剩余法算得，同时随物价做相应调整。 (二)初始模型假定 Y = C0 + C1X1 + C2X2 + C3X3 + C4X4 + C5X5 + e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初始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图： 该模型R2=，2=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明显显著，但 X1、X3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相反，且系数的t检验不显著，这表明很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模型检验： 算得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得下列矩阵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确实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四)模型修正 1、现采用以下 方法 进行模型优化，筛选最佳模型(表中列出了所有回归模型，其中一元回归模型只取了Y关于X2的模型，括号内为t值)： 根据以下标准： I 系数符合经济意义，不能为负 II 所有解释变量全部显著 III 可决系数要高，此模型中要大于 筛选得模型2，3，7，9符合。 2、对2，3，7，9模进行自相关性检验(DW检验) DW3= < DL= DW9= < DL 以上两个模型明显存在正相关，排除。 剩下的2，7模型的自相关性均无法判断，DW介于DU和DL之间。 3、对2，7进行异方差检验(White检验) 结果如下： 模型2 R2 = ，P = 模型7 R2 = ，P = 可以看出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异方差，但考虑到P值越小越好，综合分析，认为模型2更优。 4、最优模型 Y = + + t值 () () R2 = ，2 = 5、模型分析： 模拟程度分析：由模拟结果可知，最终模型的模拟结果比较满意，拟合度较高，说明最终模型预测效果较好。 经济意义分析： 从预测结果看，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生态农业产值增加单位，人力资本水平每增加1，产值增加，显然，基建和人力资本对产值有重要的影响。 三、引申 从统计数据的过程来看，现在还很少有具体的关于生态农业直接的数据，这也增加了数据获得的困难，好在该调查地区较小，人口相对较少，作者对此地区又非常熟悉，所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从Y值来看，生态农业产值逐年增加，比率不断上升，说明生态农业正逐步推广，但从相对值上看，生态农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此地区的模拟回归方程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还不够，规模不够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还不足，所占比率不高，推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动力还有待进一步体现。同时，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严重影响了生态农业的推广，学习渠道和培训机会的稀缺更使得推广难上加难。 虽然模型方程中未体现其他三种因素，但并不代表其次要性。从以下图示可看出 生态科技投入正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只是该地区每年的投入资金相对较少，但可喜的是，每年的增长率正不断上升，可预见以后的10到20年定能成为主要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力量。由于生态农业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间性，在此地区是根本因素的，不一定是其他地区的根本因素。而且按照目前的情况，以上两点是关键，但随着生态农业的进一步推广和发展，其他因素就很可能成为关键，所以更需要那些关注生态农业发展的人能够实证分析，给予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建议。这也是本文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希望激发更多对生态农业的量化研究，创新出更优的计量模型。 在生态农业的推广中，建立一个良好的的融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从主体上看政府作为基本建设支出的主体，加大农民真正所需的基本设施的投入力度，建立一系列的监督机制，确保资本的有效率，但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是有限的，所要投入的领域又是相对无限的。我们不能依靠政府来解决所有的事;所以可以借助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让企业进入生态农业领域，这就需要政策上的倾斜，真正形成农业产业化，打造农产品的知名品牌，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生态产品的监测标准，定期通过媒体发布检测排名;另一方面作为生态农业的主体农民，可以通过生态农业贷款优惠以及自有资金的 保险 制度来扩大融资渠道;最后要建立健全有关融资的法律法规，减少融资漏洞。 对于农村的人力资本问题，一方面可以对农民再教育，但很显然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农村情况，识字率，时间精力以及兴趣，都导致农民进行传统学习的机会成本过高;因此需要创新农民的教育模式，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但培训方式还有待斟酌。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笔者的生活经历，典型的示范效应在农村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增加农村现存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大学生回到家乡发展，为农村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还可以通过大学教育的侧重，用巧妙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合理的引导。 参考文献： [1]齐英.安阳市生态农业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J].生态农业，2004 [2]王利群.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构建新农村人才支撑[J].农业与科技， [3]陈学军，周华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研究[J].广西教育， [4]张燕.对我国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思考[J].农业经济， [5]张燕.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制度路径[J].晋阳学刊， [6]王坚，陈润洋.中国生态农业产业化战略与城乡可持续发展[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7]李文华，刘某承，闵庆文.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展望[J].资源科学， [8]李金才，张士功，邱建军，任天志.我国生态农业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初探[J].农业科技管理， [9]徐岩.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0]刘亚菲.江西省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和对策分析[J].农业环境与发展， [11]王金爽，杨玉明，赵丽丽.盘锦市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J]，农业经济 [12]唐芳.河南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结构分析[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3]漆雁斌，陈卫洪.低碳农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J].农村经济，2010年第2期猜你喜欢： 1. 浅谈农业推广毕业论文范文 2. 农业技术推广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3. 农业技术农业推广研究论文 4. 农业推广论文范文 5.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毕业论文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加快，人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希望迫切，我国出台了许多农业扶持政策，加大了农业方面的财政支出，据统计显示，在财政支农资金方面21世纪初期与20世纪70年代同期比增加了倍。近年来政府加强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与西方的大国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当下农业经济结构尚不完善，政府农业资金发放不及时，扶持基金利用率较低等等，这些弊端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建设的速度和幅度。在资金较为缺乏的基层，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由于资金的来源途径较单一，资金匮乏极大的影响了农业项目的顺利运作，增加了实现建设目标的难度，降低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速度。虽然我国政府部门在农业财政支出方面投入较大，但是产生的效果和收益和预期和预期相差太大，这需要政府转变工作重心，不仅要加强农业资金的投入力度更要加强资金运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例如，近年来虽然我国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金额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是农民的年收入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投入的资金并没有转化为收益，说明资金运用过程中政府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不够。因此，要想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大国，政府应该扮演好领导者，明确管理工作的重点环节应该为投入资金的转化环节，加强管理和监督工作使投入资金转化为农业生产效益。山西省作为我国的西北地区，农业水平较高，具有农业大省的称号。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且自然资源丰富。为了合理的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我国在山西省建立起了五个特色的农业区：雁门关农业区、太行山、吕梁山、晋中盆地和晋南盆地。雁门关农业区是玉米生产地和草食牲畜的重要产地；太行山农业区是主要的玉米和毛猪的生产地；吕梁山生产区是主要的粮食和干果生产基地；晋中盆地成产区是主要的瓜果蔬菜、家畜、家禽、生产基地。山西省深入贯彻落实“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战略思想，建立起了一些较规范的城乡生产基地，“十二五”期间，建立起了一批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循环农业基地和示范园。现如今，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山西省党委和政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作为农业建设的重心。社会主业现代农业建设阶段使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搞的工作，决定了我国社会农业大国的建设进程。社会主义农业国的建设过程就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20世纪中叶由我国学者提出，长期受到理论家和农业实践家的关注）的过程。 经济绩效评价在中国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的相关框架系统和评价标准尚未完善，农业财政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漏洞较多。既缺乏相关理论的支持又缺少实践的支撑，仍处在探索研究阶段。我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经营部门的管理和经营水平较低。促进我国的农业发展，构建出一个完整的适合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当下必须和立即进行的工作。 建立健全我国的农业经济效益评估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它不仅丰富了农业建设的理论基础，更为今后的实践提供了依据。 一方面， 我国的农业经济绩效评价体系还尚未成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配置工作的进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影响财政资金利用率的因素，使人们及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为我国农业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投入力度和利用效率方面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经济效益评估体系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从根本解决了农业财政资金利用问题，加强了项目执行力度和实施后的评估工作，有利于资金转化为具体的生产效益。，大大的加快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经济效益评估体系促进了我国农业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步伐和完善了相关体系，增强了对农业绩效预算的管理工作。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预算支出资金时必须负责和预算支出资金必须具有较高的效益，必须强调预算资金在资金流动的全过程中带来的影响。财政支出资金是否在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可以通过绩效评估系统进行检测。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利用程度，提高预算执行部门的工作效率，促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推动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提高社会主义人均生活水平；实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农业现代建设的水平处于世界之先列。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期，那时国家已经将建设的重心放在灌溉系统和土地改革上，到了1972年前后，农业开发的核心开始发生了改变，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成为当时建设的重心，具体讲，政府通过鼓励建设评估体系，提高科研水平，加强环境保护和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到了1990年前后，随着《二十一世纪农业系统纲要》的颁布，美国农业开发进入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业资源的开发，具体的形式包括：试验田、示范农场和环境保护。 与美国相比，以色列地理位置较差和气候条件恶劣，自然资源比较匮乏，但是以色列的农业十分的发达主要是因为国家比较重视科技生产力，善于将科学技术运用到农业中，建立起了现代化农业。以色列的资金评估体系较为完善，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快，灌溉技术位于世界先列并且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高，机械化水平较高。这样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满足了本国的需求而且远销到世界各地，较为发达的生产技术被世界各国借鉴，推动了世界农业的发展。 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农业之所以如此发达与本国绩效评估机制的完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绩效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绩效评估系统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把估计生产能力、抗灾水平向开发技术和研发新品种、环境保护力度等方面转化；二是加强农民教育水平、建设农产品科研机构、鼓励资源开发，转变考核标准。为其他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我肯定可以农村好的
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我专门编辑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一、前言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这种制度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标志分权程度的联邦制程度指数都处于增长状态，导致世界平均的分权程度从1975年的上升到了1995年的（Arzaghi and Henderson，2005）。 与此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于非传统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强调，为探讨政府制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对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成为近期经济增长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根据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分权有助于增加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激励，因为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响应地方选民的偏好，有效地提供地方公共服务（Tiebout，1956）。近期的研究认为，由于各种功能的公共支出之间存在竞争性和替代性，有利于当地居民福利的地方公共服务支出就会受到挤占。钱颖一和罗兰（Qian&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将影响政府支出构成，财政竞争使得基础设施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从而使基础设施的支出份额增加，地方公共产品支出减少。Heine（2006）认为，流动性强的个体会以自己所拥有的退出选择为谈判筹码，不惜损害流动性差的个体的利益，要求政府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提供。 相对于理论上众多的文献，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大多都是关注分权对于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傅勇和张晏（2007）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类支出不足。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体制会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会对政府的支出结构产生扭曲。 二、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财政分权之所以能引起地方支出结构的改变，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拥有了自主安排支出的权力。因此，现有的文献在探讨财政分权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时，无不将重点集中在支出分权的作用上。而对于这种作用方式，现有的分析思路无非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支出分权使得财政的决策者由全国选民转为地方选民，因此，可以认为财政分权下的支出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反映不同区域选民的不同偏好；二是从地方政府入手，认为中央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财政的决策者更接近于居民，从而更容易获得居民偏好的信息，与集权体制相比，会使地方的财政支出发生改变。这两种分析思路虽然角度有所不同，但落脚点其实是一致的，无非都是强调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发生了改变，或得到了更好反映。这种分析思路既表明了财政分权会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同时，居民偏好的不同也形成了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具体特征。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其中涉及了各方面的因素，有体制上的也有地方官员本身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纠缠在一起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结果，即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重视基础建设投资，轻视科教文卫支出；重视生产性投资，轻视社会福利支出；重视政绩建设支出，轻视居民生活投资；重视行政管理支出，轻视民生投资。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2008年官方公布的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以科教文卫事业为例，其4项支出的总和只占到中央财政支出的，而仅仅一项工业商业事务就占到了。中央的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预算时可能会参考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可以说地方政府重视经济而忽视科教文卫事业是有其根源的。而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在减少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同时，却将财政支出的压力转嫁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因此为了保证科教文卫事业的总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在这一方面的支出比例，这也就造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紧张。为了缓解这种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以获得高额回报来缓解财政压力，这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原因 （一）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过分强调GDP 在我国，地方政府最大的激励可能来源于中央所制定的晋升机制，而晋升的标准，据Li and Zhou（2005）的统计分析，认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这种考核标准，使得在分权的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呈现商业性的趋向。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企业家的角色，或者是将精力投向经营盈利企业（黄佩华，2004），或者是努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张卫国，2005）。这意味着作为官僚机构的地方政府只对取得生产率和效率等市场目标负责，而不管是否满足了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并赋予它更大的支出自主权，却缺乏合理完善的考核、激励和约束的政策，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这是导致教育事业投入比例低的根本原因。 （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 地方政府普遍患有“投资饥渴症”，即地方政府部门几乎普遍都有无边无际的投资冲动，甚至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就象一个企业，一切以投资问题为中心，而对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问题很少关注。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让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加大了居民的财政负担，这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过度的投资不仅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是对地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从出发点来讲，投资与招商引资的努力是积极的，问题是政府为何总喜欢自己亲自上阵？反过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喜欢上项目？显然是因为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能在其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这么做，同时，不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因此，想要治疗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必须在确立市场化取向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改革，这是解决“近忧”和“远虑”的根本途径。 （三）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建设 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理解的，为了名声与晋升的需求，地方官员在任期间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政绩建设，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后，分税的比例使财权不断向中央集中，导致地方财政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财政 拮 据，一些领导干部要出政绩、搞建设，不是紧着手中这点钱办事，而是要用这点钱办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事，因此政府拖欠也是必然的。这种投资体制再不改、干部考核机制再不变，这种现象将无法根除。 （四）财权与事权分配的不合理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两个比例”，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及提高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第一个比例的提高，在财政收入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第二个比例的提高，却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支付超过收入能力的责任，地方政府自然要选择首先完成考核的“硬指标”，比如GDP增长，至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软指标的被忽略，比如说教育质量。 可以说，地方财政过于追求投资性建设也是为了缓解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事权的下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足，如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与地方的比重就分别为和。为了确保这一部分的支出地方政府不得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高回报性的投资必然成为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事权和财权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四、完善财政分权、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民生建设，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比例 我国对于GDP过于执着，可以说是在刻意追求GDP的增长。虽然GDP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它有许多的缺陷，无法反映经济增长对于地区环境的影响，而且存在无效的GDP与消失的GDP，也无法反映居民的幸福程度。所以，经济增长应该采用更为综合的指标进行衡量。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居民的幸福指数，打造好民生建设与公共基础事业建设。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合理规划和指导，根据各省的经济 发展状况作出合理的安排，下达相应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比例倾斜的问题，也能更好地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的结构。 （二）制定全面的官员考核制度 在我国，当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支出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科教文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而与居民的福利息息相关的科教文卫支出随着分权程度的加深，则会更加降低。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在经济投入的支出上，也是最明显的，但它似乎并不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而且，倾向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也不能使地方政府在支出中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科教文卫。因此，要纠正我国地方财政这种支出结构的偏向，显然，在分权体制下，必须要改变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在对地方所制定的晋升机制中，转变GDP的考核方式，以居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作为 考核地方政府工作的标准。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对官员的考察指标也要有所不同，应该按照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标准，不能一刀切。
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和％；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亿元、亿元和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和％。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倍，年均增长速度为％，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 ％、％、％。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财政学专业属于应用经济学科，该专业的论文写作要求严格，在论文选题上不仅要体现出实用性，还要有超前性。下面我给大家带来财政学论文题目与选题有哪些，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财政学论文题目
1、现代财政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国外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的经济学路径
3、中国财政科技投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
5、关于中国财政学发展方向的思考
6、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综述
7、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研究综述
8、GPA主要成员政府采购制度和法律规制探析
9、物业税的静态一般均衡影响分析
10、财政学基础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 教育 投入研究
12、农村社会保障研究应关注哪些问题?--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回顾与展望
13、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现状研究
14、政府预算的民主性:历史与现实
15、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解析
16、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财政政策选择
17、日本中小企业金融支持模式及特点
18、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世界改革现状 报告
19、日本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吗?
20、中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分析
21、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分析
22、试论清代内蒙古蒙旗财政的类型与特点
23、转移支付制度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24、和谐社会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
25、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
26、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
27、财政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政策研究
28、中国农村养老 保险 中的政府责任
29、论教育的双重外部性效应--兼论我国基础教育投资费用财政支付主体的确定
30、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和制度面临严峻挑战
31、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困境的治理之道
32、北宋时期的钱荒与政府购买制度
33、政府生命周期模型--对公共政策理论基础的重新阐释
34、我国财政职能观评述
35、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
36、高等教育财政的课题--向保证教育质量的财政转变
37、财政科技资金管理使用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38、财政基建投资效益审计分析评价初探
39、预算会计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40、中国历史上的政府购买制度对农民经济的影响--以唐宋为中心的考察
41、构建政府宏观农业投入机制的思考
42、政府规模和财政分权、集权的适宜度
43、我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研究
44、国外环境税实践及其启示
45、我国水污染费改税：国外 经验 与制度构想
46、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分析与思考--以江苏省为例
47、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48、 财税 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49、资源税改革对新疆地区的影响分析
50、水资源税收制度构想
最新财政学论文题目
1、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2、转型时期我国金融结构优化研究
3、支持 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4、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5、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长效供给研究
6、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问题研究
7、发展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8、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研究
9、中国金融业税收政策研究
10、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研究
11、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12、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13、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科学化管理研究
14、我国税收立法权配置问题研究
15、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16、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北京市政府投融资研究
17、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研究
18、我国地方政府债券运行机制研究
19、转型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分析及宏观政策研究
20、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研究
21、我国准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22、云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
23、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
24、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25、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政策研究
26、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研究
27、中国现行土地财政模式转型研究
28、促进我国二氧化碳减排的碳税政策研究
29、中国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
30、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研究
31、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32、我国老年公寓发展问题研究
33、社会保障筹资机制改革研究
34、公共财政视角下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研究
35、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
36、城镇基本住房保障体系研究
37、财政信息公开机制研究
38、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供给研究
39、中国财政民生支出规模与结构的优化研究
40、财税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
41、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42、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
43、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44、中国地区间税收与税源非均衡性问题对策研究
45、中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机理及效应研究
46、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
47、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
48、中国增值税制度深化改革研究
49、我国不动产课税制度研究
50、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政策建议
财政学专业 毕业 论文题目参考
1、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2、中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研究
3、我国财政政法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4、财政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改革研究
5、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与透明度问题研究
6、财政分权与完善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7、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
8、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9、中国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研究
10、中央财政环境保护预算支出政策优化研究
11、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研究
12、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负担水平研究
13、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研究
14、财政政策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研究
15、旅游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16、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
17、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18、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19、中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20、中国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
21、中国土地财政问题研究
22、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研究
23、农村公共品供给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研究
24、经济强县财政农业支出效益研究
25、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26、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27、财政支持企业科技创新问题研究
28、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29、县级政府财政收支自主性研究
30、日本财政赤字的经济分析
31、财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
32、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财政政策研究
33、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研究
34、调控型公共财政论
35、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及其资金效率研究
36、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财政支农绩效评价研究
37、公共财政预算项目评审 方法 研究
38、财政预算支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39、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40、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财政的预算管理改革研究
41、中国粮食财政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评价研究
42、中国民生问题的财政投入研究
43、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评价研究
44、促进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发展的财政补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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