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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不能相容 忠义难以两全《水浒传》全称《忠义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以宋江为首的各路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故事，生动地演绎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现实，表达了对社会安宁、国泰民安的向往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勾勒出一幅忠君爱国、除暴安良的理想图画。因此，正如小说题目所昭示的，忠义思想就是这部小说的主旨。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应该说这个形象在第70回之前是比较真实的，而第70回之后则显得虚假不实。为什么说小说中的宋江形象存在虚假成分呢？这要从宋江性格矛盾说起。尽管《水浒传》取材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但作者毕竟又加上了许多理想成分，将这个人物理想化了。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了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其中，第一个时期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铺垫。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突出描写宋江的“义”。这不仅是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也是整部小说的基础，所以，人物一出场，作者就为他定下了义的基调。小说第18回对宋江有一个总的介绍，写他平生只好结交江湖好汉，一贯地扶危济困，救人之急，有“及时雨”之称。因此，天下不论识与不识的，提起宋江莫不交口称赞，也无不以结识宋江为荣。宋江也正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这一时期，宋江最大的一次义举是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虽然他出于“义”救了他们，但从内心里又觉得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其所行之“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统治为前提的纯粹的义，但是“义”和“忠”毕竟又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当这两种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要作出抉择。顾及了对晁盖的义，就不可能顾及对封建王朝的忠。“忠”和“义”的矛盾本来就潜在着，只不过在第一个时期没有明朗化罢了。总的来看，侠义英雄时期的宋江，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是一个心怀忠义、品格完美的英雄人物。表现在他身上的“义”，体现了封建时代人民群众向往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相扶助的一种道德追求。怒杀阎婆惜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为了逃避朝廷的惩处，他不得不亡命江湖，四处流浪。作者写他亡命江湖的目的，还是在于展示一个“义”字。比如小旋风柴进对他的礼遇，清风山劫匪王矮虎前后不同的态度等，都从侧面烘托了他的“义”。宋江的义，不仅使他侠名远扬，而且像一块护身符一样多次助他化险为夷，遇难呈祥。各路英雄对宋江的顶礼膜拜，正是对他的“义举”的回报。也正因如此，宋江才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将众多好汉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也才能够稳坐帅位，说一不二，具有那么高的威信！显然，“义”是他日后统率梁山的资本。不仅如此，亡命江湖还给了宋江展示其组织才能。领导才能的机会。亡命清风寨时，为报刘高之妻害已之仇，他与花荣合谋定计，大败官军。此后，为了粉碎官军的追剿，他又用计智赚秦明入伙，使秦明不得不走上造反之路。宋江以他的“义”和智慧，在清风山初步集结起一支造反队伍。为了躲避大队官军的追捕，他又积极献计献策，要亲率这支造反队伍上梁山入伙。宋江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极大蔑视与践踏。当此之时，他可曾想到对皇帝的忠？秦明本无反心，他却逼其造反，这是在维护封建制度吗？计赚秦明，致使秦明家少数人被杀，这是在维护封建王法吗？秦明无辜而被反名，其家人无罪而就地死，这是义还是非义？只是，宋江这种反抗思想的萌芽不久即为宋太公的一封家书所扼杀。出于忠孝，宋江一再拒绝了晁盖的等人邀其上山入伙的建议，宁可沦为朝廷的囚徒，也不愿意落草为寇与朝廷为敌！这种骨子里对封建王朝的“忠”与行动上的不忠矛盾地纠缠在一起，使他的洁身自好与造反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忠”对“义”的主导任用，又使宋江的入伙梁山充满了曲折性和戏剧性。尽管在押赴江州途中，危险四伏，迭遇不测，使宋江饱受惊吓，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多次谢绝了各路好汉殷殷挽留的好意。刺配江州以后，宋江原本希望改过自新，再作良民，以上报朝廷，下安黎庶，但封建阶级并不买他的帐，最后因为一首所谓的“反诗”而要革掉他的命。宋江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他的被逼与武松、林冲等人又是多么的判然不同啊！落草梁山以后，宋江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干，整饬山寨，训练队伍，亲率义军攻城掠地，打败官军，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生存。为了壮大自己，他又不择手段地笼络人才，将宋朝的统军将领呼延灼、关胜等“逼”上梁山。为了招纳卢俊义上山，一方面，宋江大展“义”举，使卢俊义感激非常，另一方面又派人在他北京家中题下反诗，断其归路。乃至卢俊义蒙冤陷狱，宋江为救他又率兵远行，兵临城下。呼延灼、关胜、卢俊义等皆无反心，是宋江逼人家造反。等到人家情愿归降后，宋江又以日后封妻荫子相安慰。他一方面自称朝廷罪臣，见有辄称“小吏”，称已不得已暂居水泊，另一方面，却又轰轰烈烈大造朝廷的反。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落草为寇时期的宋江，始终洋溢着一种强烈的造反精神。正因如何他才能团结义军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无论宋江骨子里如何忠于朝廷，他的行为却把他自己置于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或许正因如此，招安以后，四大奸臣始终对宋江心存芥蒂，他们怎么能容忍一个造过朝廷反的人和自己同殿称臣呢？他们又如何敢给这个造反英雄以高度信任呢？宋江的“义”表现出了与朝廷公然对立的性质。客观上讲，第七十回之前的宋江比较可信，但后期的不和谐导致了人物性格的矛盾。正当起义军取得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辉煌胜利之际，宋江的思想与行为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一向标榜“替天行道”、“清君侧”的人不仅没有杀掉奸臣，反而恭恭敬敬地将其送下了山。为了招安，他甚至去找妓女疏通与皇帝的关系。因为在宋江看来，自己已完全具备了投降朝廷的条件。不是吗？在官军不能消灭自己的情况下投降，不正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吗？可见，他是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当作了向朝廷投降的资本。招安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为统治者破大辽、平方腊，不是再一次证明他的忠心吗？可惜这只是宋江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宋徽宗这个无道昏君再糊涂，有一点却表现得非常清醒，那就是从未信任过宋江！正应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俗语，宋江的悲剧其实在冥冥中早就注定了，只不过他并不自觉，反而以“义”为借口，让众多梁山兄弟作了他“忠”的祭品。造过朝廷的反，是为不忠；投降朝廷，任人宰割，是为不智；让众弟兄因他而死，是为不义！而他偏偏以“忠义”相标榜！通过上述对宋江忠义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忠义思想固然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但忠与义的矛盾却始终存在着，只不过在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而忠对义的主导作用，又使得宋江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忠”和“义”是极端对立的两种思想。一方面，宋江对皇帝特别“忠”，始终没起过反抗皇帝的念头，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造反行为皆归结为忠君爱国，为国除奸；另一方面，他对梁山兄弟又特别义。然而，皇帝与“贼寇”之间毕竟又是水火不相容的。皇帝才是造成社会黑暗的罪魁祸首。对残民以逞的皇帝绝对忠，就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特别义。招安之后的残酷现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是一个明证。反之，对人民群众特别义就不可能对皇帝绝对忠。遗憾的是，作者却让宋江将这对立的双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所谓第三条道路。首先，作者让宋江把皇帝与奸臣分开，把起义宗旨限定在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上；其次，又把“义”放在“忠”的附属地位，忠义思想实质上变成了绝对的忠君思想，而“义”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束缚梁山好汉的一种精神枷锁。试看李逵的反抗精神多么强烈，可是一遇到宋江哥哥就低眉称诺，一味顺从，那怕成了宋江“忠”的牺牲品，还甘愿做一名小鬼追随他。梁山兄弟均反对招安，可是唯独不反对自始至终主张招安的宋江，并对他表现出盲目的绝对的顺从。正是在“义”的欺下，梁山兄弟才甘愿随宋江征辽寇，平方腊，一百单八将损折大半，最后连宋江自己也成了其忠义思想的牺牲品。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说明，宋江的“忠”既未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而他的“义”也没能保全梁山兄弟的性命，甚至连反贪官污吏这一目的也没能达到。宋江性格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矛盾。这从小说和题目《忠义水浒传》上也不难看出。出于对封建正统思想的考虑，作者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安排宋江的出路，以使之合乎忠君爱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大力鞭挞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使造反起义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造反英雄的歌颂。作者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不仅毫无保留地体现在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使得宋江成为小说中最失败的人物，而且体现在小说的招安结局上，使得《水浒传》的主题呈现出完全对立的思想特性。作者既不想让宋江起义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那么，草寇生涯就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招安即投降朝廷才是青史留名的美事。宋江这个形象的失败，就在于他完全成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筒，以至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可以说，正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导致了宋江性格的分裂，最终使其缺少真实感。source:透过天书看宋江在封建时代，迷信是威服民众、快速提升人气、聚集力量的有效途径。很多举事者利用迷信鼓动大众思想，树立个人威望，同时寻得举事的正义性合法性的依据。那种种神异就像一团团迷雾，纷纷扰扰，这纷纷扰扰在迷惑众人眼睛的同时，也折射出神异制造者的真相，《水浒传》也不例外。一、为自己加冕--童谣“ 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这首童谣首次出现是第三十九回 ，蔡知府后堂， 黄文炳道：“不敢动问，京师近日有何新闻？”知府道：“家尊写来书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敢有作耗之人。随事体察驱除。’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因此，嘱付下官，紧守地方。”此时宋江还在大牢里，要说是宋江为抬高自己在粱山的地位而编出来的，那简直是诬蔑。莫慌，我们且慢慢理会一下。蔡、黄的对话是私下交谈，别人无从得知的，且他们的职责是断绝谣言，绝不会宣扬。蔡知府审问宋江时确未提及，从戴宗梁山泊初会众好汉一节可以看出，就是刑警队队长戴宗都一无所知，囚犯宋江怎会得知？倒是蔡知府的家信含糊提及谣言，吴用的假回书中揣度成童谣了，这为宋江的发挥作了伏笔。宋江是直到要被砍头时，看了犯由牌才知道自己还“忘造妖言”了（见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宋得救后，在华荣力挺下压过晁盖，破了无为军。杀黄时，宋江宣读的判决书里也没有提及童谣，只说“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回到梁山排坐次时宋江再次自作主张，让新旧头领，分列左右，得到众人附和。随后酒宴上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与众头领：“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自已，却在知府面前将那京师童谣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长又传了假书……”可见宋江被救后很快就知道了假书的内容，于是寻得机会好好的发挥一番。所谓黄文炳解童谣完全是宋江自说自画。宋江此番经营立刻见效，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41回）随后宋江又从玄女娘娘处得到了更为神秘的天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二宋江的政治主张与处世哲学天书、天言皆天机，与心机近也，常人不可揣测。《水浒传》中天书、天言（娘娘法旨）、词《满江红》相互照应，清晰的勾勒出宋江内心深不可测轻不示人的心机。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第四十二回 ）这实际是宋江的政治主张。宋江上山立足未稳，就打定了自己的算盘：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号，走全忠仗义辅国安民之路，去邪归正——招安，才能位列上卿，光耀祖宗。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读一读宋江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童谣，“耗国因家木……”首字“耗”已给自己定调，唯消耗而已。绝不同于方腊天书：“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所以当李逵鲁莽的叫：“……做大宋皇帝……做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践越了宋江的政治红线时，戴宗连忙喝道：“铁牛！你这厮胡说！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41回）再到第四十四回 戴宗对石秀道：“这般时节当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如今论秤分金钱，换套穿衣服，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戴宗这句话颇耐人寻味。一投奔的是宋公明，把老大晾到了一边。二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此时宋江还未对众人明言招安。第五十五回 宋江也只是含糊道：“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直到第五十八回 宋江才对呼延灼明言招安。这说明宋江的先上山后招安的路线，戴宗很早就知晓，并认同这是很拿得出手的一面招牌，事实这一路线确实很得一部分人心，所以招安书一到“替天行道”马上变成了“顺天护国”。
关于《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特征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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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水浒传》中武松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景阳岗打虎，为兄报仇，表现出他勇猛胆大争强好胜的性格。为兄报仇又显露出他兄弟情深、精细果断的一面。发生在他身上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事件表明他是一位知恩图报、讲究义气、抱打不平、重情重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铁骨铮铮的梁山好汉。在招安一事上他头脑清晰、主见独特。随着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使他的形象特征在不断变化。也使他正直豪迈、光明磊落的梁山好汉形象栩栩如生。武松的形象也有着深刻的意义，他畅行江湖、我行我素在生活中可以尽显豪爽气概，可以报朋友之恩，可以血仇人之恨，武松这个人物深受人们喜爱。
关键词 ：武松：《水浒传》形象特征武松义气主见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歌颂造反的小说，为此类小说开创先河。《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早在《水浒传》成书以前的南宋时代，有关武松的故事就在人民群众中流传。随着《水浒传》的流行，武松故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武松成了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武松虽然出身微贱，但他却受到几乎所有读者和听众的同倩、喜爱和赞美，成为人们向困难作英勇斗争时的学习榜样。武松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水浒传》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对这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评述《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文章，几乎无不举武松作为立论的依据。《水浒传》流传几百年来，武松的形象深入人心。武松是封建社会普通平民中的一个强者。他英勇无畏，敢做敢为，他做过很多事，每件事都表现为在任何邪恶势力面前也不低头，只凭自己的力量去报仇雪恨，不惜一切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申张了正义。这是一种英雄的品格。这种品格是封建社会中平民百姓特别景仰并且宝贵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论述武松这一形象。
一、勇猛胆大争强好胜
“武松打虎”是《水浒传》中浓彩重笔书写的章节，武松喝十八碗酒，吃三五斤牛肉，醉卧山石，避开老虎一扑一掀一剪，用铁锤般的拳头斗杀吊睛白额大虫，富于传奇与浪漫。这段惊人的赤手空拳打死斑斓猛虎的情节本身就让人惊叹，体现出作者在刻画人物神勇形象的取材与表现方式上的匠心独运和奇思妙想，景阳冈打虎，集中渲染的就是武松的力和勇。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伤害了二三十条大汉性命的老虎，这显然是作者作了艺术的夸张，是理想化的。但细读整个关于打虎的描写，却又发现并未脱离生活，而且写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首先作者运用大量的篇幅写武松在酒店里喝酒，而喝酒本身就包含了现实和理想两种成分。那种一般人喝两三碗就要醉倒的“透瓶香”，武松却连喝了十八碗都没有醉，还吃了四斤熟牛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就是作者通过夸张的手法表现武松的英雄本色。使读者不禁自然的就会想到：有如此酒量和食量的好汉是有可能打死老虎的。这是在为后面写打虎做铺垫。这种描写显然是理想化的。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有它现实的依据。因为酒确实可以壮胆。一个人在喝了足量的酒以后，可以变得更加的勇猛和大胆。
当店家告诉他山上有虎，劝他在店里住下时，他反倒说人家要谋财害命。这里面既有武松长期江湖生活的经验，也包含着暴躁，不讲理，强烈的个人主义性格。说是不怕老虎，其实含有吹牛的成分。但是武松谈虎而不色变，敢于上景阳冈，毕竟还是胆气不凡。但当他看到官府榜文时，却胆怯犹豫了。此时，作者对武松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的描写非常的出色。武松争强好胜，很爱面子，虚荣心极强，他把丢面子看得比丢性命还重要，明知上山有危险，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去，这就是他一面心中胆怯，为自己壮胆，一面硬挺着走向景阳岗，这种矛盾心理充分体现出了武松的性格特征。这是武松的缺点，也是他的英雄本色。如果写武松知道山上有老虎却丝毫没有害怕和胆怯，人物就会因为缺乏生活依据而变得让人难以相信。再看老虎出场之后，作者是如何写武松的：“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化作冷汗出了。”看见了老虎真的来了，还是害怕。这样写效果如何呢?不但不损害英雄形象，反而更好的，更真实的表现了英雄。不怕，不惊，就不是人了，那是神。先写老虎攻击，武松防守。老虎是一扑，一掀，一剪，武松是一躲，一闪，再闪。虽然也是害怕和吃惊，但并未被吓得瘫软无力，而是表现得那么机敏和雄健，那干净利落的一躲两闪，就已经显现出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来。老虎“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没了一半。”这种描写也是符合生活常情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武松才有机会转入反攻。施耐庵有意写武松打折了哨棒，好让他赤手空拳打虎，以便更加突出武松的威武有力。接下来写武松干脆丢了半截哨棒，用两只手按住老虎，如果是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打虎，那就不合情理了。等到“老虎将身底下扒起两堆黄土，做了一个土坑”，武松将老虎的嘴按进坑里，这才“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只顾打。”“打五七十拳”，将老虎打得动弹不得，但尚未断气，这时武松又回到树林，找回打折了的半截哨棒，这才将老虎打死。这写得很真实，因为此时的武松已经没有了力气，只有用哨棒才能把老虎打死，又因为此时老虎已经无法动弹了，所以武松才能抽身去找哨棒。到此，作者已经将武松那超人的神威和武艺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
二、兄弟情深精细果断
武松发现武大死得不明不白之后，对潘金莲仔细的盘间;向何九叔和郸哥作了周密的调查，迅速取得了武大被人谋害的人证、物证，表现了他胆大心细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社会斗争经验。杀嫂祭兄，在武松故事中最为曲折和复杂，对武松性格的展示也最为充分，历来为人们所乐道。武松之兄武大郎是一个平庸而懦弱的卖炊饼的小商贩，只能算作宋代坊郭中的下户。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不仅对封建官府的统治逆来顺受，即使对一般奸诈的浮浪子弟的欺负，也不敢抗争，受老婆的辱骂，也只是忍气吞声。他处处躲让，但灾祸却随时紧逼，最后终于被害身死。武大是封建社会中被压在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读者对武大的深切同情斌予了武松后来报仇行为的正义性质。
武松报仇行为的复杂性来自于对手们的庞大和他们计谋的周密。西门庆是一个破落户财主，“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诌官吏。”他先用钱物买通王婆，勾引上潘金莲。毒死武大以后，又买嘱团头何九叔。武松告状以后，西门庆又送银两给县官贿赂赂。这样，西门庆就在武松面前布置了一个内外串连、上下勾结的严密的网，使武松搜寻人证物证，企图用合法手段报仇的努力归于失败。潘金莲是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她因为勾引武松遭到严辞拒绝而对武松怀恨在心。害死武大以后，她对西门庆说: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死心踏地和西门庆结成一伙对付武松。她对付武松的主要策略是可以否认武松的“直系亲属权利”。她说:“我当初嫁武大时，曾不听得说有什么阿叔，那里走得来!”武松想要通过到官府告状的形式达到报仇的目的.潘金莲的作伪和狡辩将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在武松的对手中，王婆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王婆开着茶坊，和社会上各种各类的人都有接触，养成她善于揣摩别人心理，不择手段地投机取巧的性格。她富有社会经验，老奸巨猾，很会出谋划策。不用说潘金莲中了她的计策，就是西门庆也完全落入她的圈套之中。她设计的对付武松的策略，可以说周密得无懈可击。她搞的是“斩草除根、萌芽不发”之计，相当狠毒。她要把武大毒死，焚尸扬灰，毁灭罪证?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为了应付武松可能的追究，她引证封建礼法来保护罪犯:“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使非法的行为合法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说，王婆的这套办法是有可能行得通的。在王婆的设想下，离家两个多月以后回来的武松将处在一个家破人亡、灰飞烟灭，即使明知有冤屈，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无诉无告，眼睁睁看着潘金莲一伙“谐老同欢”的可怜境地。实际上，武松回家之初遇见的正是这种情形。
作者是把武松作为一个非凡的好汉来塑造的，所以也斌予他以非凡的性格.他的勇力、刚强又精细的特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全面的展现。潘金莲对他的勾引，不仅引起他强烈的反感，立即给予潘金莲以义正词严的驳斥和斩钉截铁的警告;而且由此使他看出懦弱的哥哥“里”不壮，“篱”不牢，处境是危险的。他临别时的嘱咐，说的就是这个担心。这时，他已经是武大的保护人。他不仅能够预见危险，而且有充分信心承担起保护的责任，有能力去解决任何麻烦。所以，当他从东京回来，听说哥哥已经死去时，他没有悲痛，而是发出一连串疑问:“我哥哥几时死了?得甚么症候?吃谁的药?”听了潘金莲和王婆的回答以后，他也不争辩，回到住处去拿了“一把尖长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就开始了他的报仇行动。如果武松的报仇行动象普通人一样要通过“合法”的打官司途径去进行的话，那么，他的勇猛将打不破西门庆的关系网，他的威武将胜不了王婆的好计，他的刚强将抵不住播金莲的狡辩。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的结局。小说表现武松特出的地方是，当第一次告状失败后，他立即丢掉对封建官府的`幻想，不哀告任何人，只是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马上开始他独立自主的报仇行动一一他要自己调查案情，审判罪犯，并且执行判决。这是一个多么果敢大胆的行动，他不惧伯任何敌人，他准备排除一切障碍。正是他这种不顾一切为兄报仇的正义行为，才赢得了无数读者的衷心赞佩。
口舌争辩不是武松的特长。当堂对质要看官府是否公正一—武松已经发现官府不公正。武松所有的只是他那神奇的勇力。于是，他就充分施展他那有震摄威力的本领，快刀斩乱麻，出其不意地使王婆的好计，潘金莲的狡辫都一败涂地，西门庆的关系网也无能为为，三名罪犯全部偿命，胜利地为兄报了仇。
三、知恩图报讲究义气
武松杀了奸夫之后，虽犯了杀人罪，但受知县庇护，被从轻发落到孟州牢城，而在此间受到施恩点水之恩，便以涌泉相报。武松起初蔑视那一百杀威棒，但对于替自己说情的人却感记于心，加之施恩又以酒肉相待，武松最初虽不明就里，但知道其意后，却执意要替施恩出气。这里边不免使人产生了知恩图报的想法。(这在当时牢中其余犯人对杀威棒所描述的种种情景的对比下，武松将这一百杀威棒的免除看作是恩惠也是情有所缘的了。)既然武松全然没有将那一百杀威棒放在眼里，那么施恩的说情也只能算作点水之恩了。但武松将这滴水之恩看得很重。听到施恩有许多冤屈，施恩原有一座快活林，但被蒋门神霸占去了，还吃了蒋门神一顿拳脚，使得施恩两个月起不得床。武松本爱打抱不平，又是侠义心肠，得知消息之后，顾不得身体状况，当即要去找蒋门神，到了快活林，先是找茬，而后将蒋门神老婆扔进酒缸，再将一个酒保也往酒缸里一丢，另一个酒保，也受到了同样的“恩赐”，蒋门神来了之后，武松说时迟，那时快，武松两只大拳在蒋门神面前虚影一下，惹怒他，然后飞脚踢去，直至小腹，然后双手将其按将下去，又飞起右脚，直奔蒋门神额角，随后那厮即倒，武松逼入一步，踩住胸脯，抡起大拳，往蒋门神头上一落，可谓痛快淋漓。
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夺回了酒店，这表现了他的知恩图报，看重交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施恩对武松以礼相待，每日款待，武松把这份交情记在心中，有事相托，自会全力以赴;而所要打的正是一恶人，这如武松所说“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当施恩求武松去打蒋门神时，武松的话语、举动，如“拣紧要的话直说来，要去便去，等甚么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准备”等话，表现了他的直爽、性急。勇猛自不必分析，武松在快活林酒店的所做所为也说明他是有谋略。有谋略主要是指武松的粗中有细。如出发前“讨了一个小膏药，贴了脸上金印”，以免暴露囚犯的身份;如他的“假醉佯颠”;再如料定“这个大汉一定是蒋门神”时，先不去理睬他，而是先奔酒店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武松的谋略。
其后是血溅鸳鸯楼，在飞云浦时，武松知道是张都监设下圈套，害得他入狱，差点丢了性命，此时武松“怒火冲天，提着朴刀径自回到孟州城，为了洗尽心中的不平，他逢人便杀，杀马夫，杀张都监，杀张团练，杀蒋门神，杀张都监夫人，杀张都监儿女，杀张都监养媳……月光烛影中，刀光霍霍，杀、杀、杀。走出中堂，拴了前门，返将回来，再寻着了两三个，全部毙命，虽然他杀得有点过火，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武松嫉恶如仇、正直豪迈、铁骨铮铮的英雄形象，因此诸多读者就忽略武松杀人过火，而更多地去赞赏他的梁山英雄形象。
四、头脑清晰主见独特
宋江对武松既是义气上的大哥，又是精神上的导师。武松跟随宋江，并且跟随宋江招安。《水浒传》中的确是武松最先提出招安主张，但武松和宋江的招安想法虽同，目的却炯然有异。武松心中只有和“义兄”宋江的情义，所以首先想到的是招安遇赦后来找宋江，其义之重，其情之真，昭然可见;宋江想的却是仕途，是在尽忠报国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留名青史。
武松有招安的思想是正常的，招安的思想来自于武松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现实。但是，上梁山后，在同官军的一次次抗争中，武松逐渐认清了现实，变得坚定和成熟起来，他已经放弃了招安的初衷。武松跟随宋江南征北战，在此过程当中，武松对宋江也有了不同的认识，并且对他的那种信任也逐渐地消失二人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宋江想招安，但以前想招安的武松现在却不想招安了，最终，武松以在六和寺出家的方式与宋江分道扬镳，彻底决裂。武松与宋江两人关系的完全决裂的重要原因是武松对招安一事有了自己个人的独特见解，那他想干什么呢?“武松不解公明意，直要纵横振羽翰。”这句诗给了解答，武松不愿招安不愿受束缚，他要纵横四海，展翅高飞。在菊花会上，宋江作了《满江红》词，乐和还没唱完，“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面对一片“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论调，武松鹤立鸡群，他并未让
义气蒙住双眼，不顾及“义兄”宋江的态度，第一个跳出来，明确地反对招安。这份孤傲与不屈，即便是自己敬慕的宋公明哥哥也难动摇，至为可贵。诚然，招安的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二语能说清的，但从招安后很多梁山好汉失去了昔日的丰采，特别是平方腊后，死的死，伤的伤，以至多人选择放弃随宋江回朝封官进爵，可以证明武松的见识是深刻的。武松这样的选择，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明智的。他与宋江两人最后不同的结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水浒传》中的武松，侠肝义胆、气盖云天，他和广大的市井细民一样，有爱也有恨，他的性格既为人们所熟悉，也为人们所羡慕，为人们所喜爱。武松“集中了人民的英雄的美的理想”。他是一个高大完美的“天人”形象。他是那样的快意恩仇，畅行江湖，我行我素，就可以尽显豪爽气概，可以报朋友之恩，可以雪仇人之恨，可以做“痞性”的无赖，可以大碗喝酒，也可以杀人、放火。虽然，武松身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光彩的地方，但人们都能给予谅解，人们欣赏的仍旧是他闪光的一面，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深深地爱着们我们心目中的梁山英雄。
参考文献：
①拙文《再论吴读本(水浒传>》，《文学遗产》1988年第三期
②李希凡:《文章名》《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1980年
③陈辽:《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不知道你看不看《特别关注这杂志，每期卷首都有主编憨陀评论名著的卷首，很多关于宋江的讲解很精辟！自己上网找找看看都有，下面这个网址都有几篇！
水泊梁山就是山寨版的官场 水泊梁山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壮大，实权被宋江掌握。可是，宋江这个人骨子里与实际行动都是与当时的官场一模一样，无论是平时管理梁山好汉，还是后来带领弟兄们招安到朝廷，让自己及手下的兄弟们谋一个一官半职，都是一心维护宋朝这个封建王朝，一心维持封建制度，为宋朝效犬马之劳。说穿了，水泊梁山就是山寨版的官场。 梁山好汉中，有许多是被当时腐败透顶的官场逼上梁山去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林冲，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却也难逃受上司欺辱的命运，多次受辱被逼无奈上梁山。林冲武功高强，在梁山好汉中排在前五名，可是，他也受到宋江等人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先是王伦欺负林冲，使其施展不开抱负和本事，这由于林冲那宽广的胸怀也就没发生大的冲突，可是王伦变本加厉地对晁盖也实行像对待林冲一样的待遇，这个时候，林冲不能忍了，一挥刀把王伦杀了。为何呢？因为林冲大概是一位有道德洁癖的君子，他觉得，你王伦欺负我林冲可以，但是你要欺负晁盖大哥，那就不行。在林冲的心目中，山野中的人事肯定要比朝廷干净，就一心等着晁盖大哥带领众好汉“除奸安良，替天行道”，以实现理想。但是，宋江施展各种手段，把晁盖架空，把梁山智囊型人物吴用拉拢到自己手下，同时把林冲这个不会讨好他的实在人冷落在一边，让林冲空有一身好本事而难以用上几次。其他好汉的命运，就不需要多分析了，和林冲大同小异，就是有幸陪宋江一起当了官的好汉，也只不过是过了一把从山寨官场到宋王朝官场的瘾而已。
他虽然不会武功，但是却能受到大家的敬仰，主要是因为他为人谦和，乐善好施，有情有义，对很多好汉有过救命之恩。
因为宋江在每位好汉面前都有很大的威望，他当老大的话可以更好地使梁山好汉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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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有文化，有知识，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人们都非常的尊重有文化的人，所以他当老大人们比较信服。
刘备：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价《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至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这句歇后语说明了刘玄德的虚伪，在赵云舍命救出阿斗时，刘备没有想关心自己的孩子，而是为了拉拢人心，将亲骨肉摔地来换取赵云的忠心。宋江：宋江很有手段，一代枭雄，阴险有手段，能使钱。当然也也是很虚伪的。比如他所谓对兄弟的意气都是些什么，拖秦明下水都用的什么下三滥的手段，既然他要拉秦明入伙，就应该把秦明当兄弟看，结果呢，他用人穿秦明的衣服假装秦明去烧杀一个村庄，死了一百多的老百姓，还把秦明的一家带欠得大祸被杀，这叫讲义气?这不说，还自己做住把花荣妹妹做主许配给刚死了老婆的秦明。这叫懂人性？这样事情还不止一两件，后来比如设计陷害拉卢俊义，把刚被李逵杀了一家的扈三娘嫁给王英，为了拉朱仝入伙指使李逵杀四岁的小孩儿。宋江从头到尾都把梁山当做以后可以和朝廷坐下谈判的资本，所以要发展梁山，不断拉人，而不论王伦，晁盖都没这个想法，所以梁山确实是宋江壮大的。宋江正是因为因为正当仕途无法施展抱负才会想到借梁山来做换取功名的资本。所以他不但虚伪，狡诈，阴险，有手段，当然不能否认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自己的抱负各，只不过他为了这个理想牺牲了很多他人的利益。 相比之下宋江要虚伪的多 。张飞厉害……一个是大将 一个是山匪……长板坡的张飞你认为李奎可以打的赢吗？
梁山好汉出身颇为复杂：有江湖人气颇高的孝义黑三郎宋江；有可以代表“不遇明主，屈臣小人之下”的典型官场边缘人物豹子头林冲；又有不得意的地主、富户代表卢俊义和史进；有代表农民阶层中最具反抗精神的黑旋风李逵；有代表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的鲁智深和武松；也有被梁山好汉拉上山“做把交椅”的霹雳火秦明。但是在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中占最多数的依然是农民。这些英雄集体原体——农民有如下特征：他们身处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层层盘剥；负担沉重的苛捐徭役却又无法得到一丝一毫的权力；他们的生存权时刻面临威胁，因而他们最具有反抗性；小农的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伦理的束缚又决定了这些人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反封建的纲领。正是这种觉悟成分决定了梁山好汉的最终归属。（一） “流氓”身份 我国历代皆以农为主，以农立国。自古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可见农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性。土地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地主阶级掌握权力的基础。封建社会中，地主君侯占有大量土地资源、劳动成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豪强占有的大量土地因为世代相传细化，不少的地主也成为接近农民的下层，没有权势的没落阶层，与农民阶级一起沦成为小农阶级。四民之中唯有农民最苦。普通农民饱受赋税、徭役、苛政之苦，加之地主豪强的欺凌，使得有农民身份的人最容易成为发动起义、反抗社会的因子。与古代中国封建王朝不同，在古罗马社会中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是奴隶而不是贫民。贫民享有选举权，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权力达到获得生活资料的目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力却承担了全社会的生产任务）。他们虽然生活上贫苦，但是他们尚有势力，可以用投票来决定自己的享受的权益多少。相反的，中国农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生产任务，而且还有名目众多的徭役、赋税，与此同时他们不享有任何权利。在不能获得任何的生活资料，无法得到应有的生存权之后，他们只能选择脱离基本的社会组织，成为不用劳动就可以靠“非劳动行为”获得生活资料的流氓。而闯江湖单枪匹马肯定不行，于是流氓组成了一个个群体性的组织。这些组织类似于官场上的“东林党”，又像是江湖上如“五斗米教”一样的组织。梁山泊便是平行于这种组织的单位，这些人为了他们心中的“义”字，连在一起，主要人物一共108人。与传统意义上的流氓相区别，水浒“流氓”有以下明显特征：尊崇“义”的理念，并将此作为人生信条，并作出了有力的实践；不遵循正统社会的法律、伦常，而信奉由“义”引申出来的伦理关系；推崇“胜者为王”逻辑，强调强者有权利支配弱者。（二） “流氓”的生活方式流氓与现代的劳动阶级不同。普通民众日子虽然清苦，但是至少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维系着社会纽带，过着以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流氓脱离了这个社会体系，他们拒绝劳动，却要依靠这个社会生生存，因为他们要“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享受着比普通劳动阶层更高的消费水准。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以消费为形式的生活方式。既是这样，一个对于社会无关紧要甚至是危害社会的流氓集团为何不消亡呢？原因在于中国土地耕种水平并不能像今天这样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小农的大量存在，封建社会农业技术得不到快速的提高。加上土地管理落后，在东汉时“亩收三斛”，直至宋神宗时也不过“亩产一石”，可见生产力之低。如果再加上旱涝灾害，赋税苛捐，贫穷成为普遍现象，百姓“其田不耕成流民”。此时的社会多动乱，流氓发动起义进行抗争，他们已经从最贫苦的生活中走过来，所以并不惧怕死亡。他们个人没有影响力，可是他们一旦成群结队，便可以横行江湖，因而成为一种势力。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掠夺，目标是那些没有抵抗之力又可以任意欺辱的农民。历史上的这些组织数不胜数：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军、隋朝的窦建德、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方腊农民暴动、元朝刘福通、明朝李自成义军都使中央政府疲于奔命。梁山泊的好汉英雄多是流氓，本原是农民。晁盖七人是郓城富农， “专爱结交天下好汉”；公孙胜是四方云游的道人；阮家三兄弟以打渔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私商，古人以私商隐喻做杀人勾当)；白胜是闲汉；刘唐飘泊江湖；吴用秀才不第；“哪一个没杀人越货勾当”。所以梁山好汉多没有正当职业，出落成流氓。梁山泊集团是帮会组织而非政党。由其口号可知梁山好汉依“义气”结合，而不是像政党那样因为某种理想主义而团结在一起，这种靠简单夙愿维系的族孩子决定了其发展和结局。消费式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直接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第四个环节入手，而非生产环节。显而易见，其消费品只能靠掠夺得到，然后将消费品进行再分配，达到“仗义疏财”、“劫富济贫”的最高道德水平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恩，，，，，，好的。。。。。按照原创要求来
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个人觉得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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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10.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著作：《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再版）。《浙江区域史研究：1000-1900》（主编），杭州出版社，2003年。《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与陈晓燕合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宋朝简史》（与吴铮强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选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史学文存(1936-2000)：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宋史·食货志>补正》（与梁太济同著），中华书局，2008年。《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商务印书馆，2009年。《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一辑 晚清时期》，中华书局，2012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与郑嘉励合著），中华书局，2012年。部分论文：《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两宋“城市文化”新论》，《文史哲》2012年第5期。《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龙茶与羔酒，得失不足评》，《酒史与酒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唐代市制再议》，《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2011年第3期。《略论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宋代州县城市市制新议》，载《文史》2011年第1辑，第151-169页。《再论南宋国家财政的几个问题——答刘光临君》，载《台大历史学报》第46期（2010年12月），第177-231页。《技术传播与社会进步：1930年代浙江蚕桑统制案例分析》，载Christian Lamouroux（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69-89页。《杂学谓博：江南市镇考察忆旧》，载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6-95页。《唐宋转折视野之下的赋役制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7-23页；收入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3-277页。《意象与现实：宋代城市等级刍议》，《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第34-41页。 《视角、史料与方法：关于宋代研究中的“问题”》，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18-24页。《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载《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115-120页。《努力构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史学理论体系一一从宋代“货币地租”问题的争论谈起》，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39-48页。《中国史研究：“国际化”还是“中国化”》，载《历史研究》2008第2期，46-48页。《从宋代财政史看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14-16页。《宋代城市管理制度》，载《文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2期（第79辑），187-228页Behind the form: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e encouragement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i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1, Num. 3, July, 2006, 高等教育出版社，pp. 427-448《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载（北京）《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53-672页。
康震老师：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宋词中的元宵「情」境】李中国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禅诗与禅画翟宗祝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史记，因为在史记当中记载了唐代运输业，而且记载的非常详细，写论文可以参考史记当中的唐代运输业的记载。
研究宋代的史籍及著作《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虞云国先生的《细说宋朝》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苗书梅《宋代官员的选任和管理制度》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梁庚尧《南宋的乡村经济》曾瑞龙《经略幽燕》王曾瑜《宋代军制初探》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396页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刘晓译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1979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学生书局，1989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元，1998梁庚尧《南宋的土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46种，1977年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本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公司，2001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线装书局，2003，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其凡《宋初政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等等。宋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主要有《宋史》，北宋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南北宋之交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总论性论文王曾瑜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瑞熙 二十世纪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孙景坛 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